推荐序

前不久听说，业内最近出了《人类简史》这么一本“奇书”，作者是个名叫尤瓦尔·赫拉利的以色列年轻人。此书在2012年以希伯来文出版，很快就被翻译成近30种文字，不仅为全球学术界所瞩目，而且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一部世界史新著竟能“火”成这样，实在是前所未闻。所以，当中信出版社请我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时，我也就出于好奇而暂时应承了下来：“先看看吧。”

而这一看，我就立刻“着道”了——拿起了就放不下，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吸引力主要来自作者才思的旷达敏捷，还有译者文笔的生动晓畅。而书中屡屡提及中国的相关史实，也能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好像自己也融入其中，读来欲罢不能。后来看了策划编辑舒婷的特别说明，才知道该书中文版所参照的英文版，原来是作者特地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做”的。他给各国的版本也都下过同样的功夫——作者的功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赫拉利也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才俊。他1976年出生，2002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曾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发表过《骑士时代的特殊战役（1100~1550）》（2007）、《最后经历：战场启示和现代战争文化的创生（1450~2000）》（2008）等专著，以及若干有关战争史的论文。在经历了这些微、中观的历史学专门训练之后，赫拉利便转向了一种极宏观的世界历史研究，而且还特别热衷于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角度，对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做出全方位的考察和预测。老实说，如此大规模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计划是令人瞠目的，那似乎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凭一己之力就能够成就的事情。然而，赫拉利还真的就单枪匹马地做了这么一件不可能的事。而且，事实证明，他做得不赖——我们面前的这部《人类简史》，作为他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而赫拉利本人自然也能因此而暴得大名：毕竟，能够像他这样从容游走于这么多学科之间的历史学家，是旷世罕见的。

当然，这件事还是有些令人生疑。且不论赫拉利在书中对人类学、生态学和生物工程学等“硬科学”的运用是否无可争议（那不是很多不明就里的外行读者一下子就能明判的），这位“旷世罕见的天才历史学家”一下子结合那么多“硬科学”，用不到500页的篇幅写出的从石器时代智人演化直到21世纪政治和技术革命的一整部“人类史”，在“专业历史学家”看来，恐怕已经很难说还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了。而且，由于缺乏对构成世界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或现象的系统叙述和解说，这本书恐怕连“宏观世界史”都算不上。可是，如果不是历史，它又能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写历史写到这个份儿上，一般都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离开了“历史”而走向了“哲学”——而且这个“哲学”还不只是“历史哲学”，它同时也包含了很多人生的哲理。系统的史事在这里隐而不见，流出笔端的都是一些被用来说明某种历史法则、人生道理的史事片段或现象。如果作者能真心关切人类的命运，并且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和理论修炼，这种写作就能达到一种胜境，它的产物也就不再是那种我们所习见的历史作品，而有可能是一种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应该说，赫拉利就是怀揣这一“野心”来写他的《人类简史》的，而他的努力看来也没有白费。

读《人类简史》，我们每每会为作者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而赞叹。比如，他竟能从用生物学制造的那只背上长耳朵的老鼠联想到3.2万年前的施泰德“狮人”（读来有些瘆人），并能匪夷所思地产生“弗兰肯斯坦如今正坐在吉尔伽美什肩上企图灭绝智人”这样的奇想。这让他的书多了不少一般史学作品所缺乏的文学感染力。但更值得我们欣赏的，也许还是洋溢于全书的一种对天下众生的“无边大爱”。赫拉利无疑是痛恨“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罪恶的人类中心主义，把具有神一般的能力、本来应该成为宇宙间“正能量”的智人，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贪得无厌又极具破坏力的怪兽，结果给地球生态带来了一场“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他对人类完全无视家禽家畜的感受、用种种变态的养殖方法获取美味的行为提出的几乎声泪俱下的控诉，显然也不是故作矫情，而纯粹是出于一种大慈大悲。正由于有这样一副关爱弱者的菩萨心肠，赫拉利在说起历史上和现实中只对强者有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消费主义、男性霸权，以及总是在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的科学时，自然也没有好气，基本上都是揶揄和批判。总之，他认为迄今为止的智人历史，大行其道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一无是处的东西，因而“历史从无公正”，而所谓的“智人”呢，其实一点也不明智，相反是一个非常糟糕、令人失望的物种。

不过，如果把智人历史整个地斥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显然也有失偏颇。实际上，赫拉利也没有这样做。譬如对于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在向“全球帝国”演进这一发展趋势，他还是相当肯定的，因为他觉得非此不能消弭战争、实现环保和保障人权。当然他也没忘记特别强调了一下，说这种“全球帝国”是一种“不受任何特定国家或族群管辖的”世界政治秩序——这种强调，在“新帝国论”甚嚣尘上的当下，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读者也会看到，尽管对智人的行为有许多不满，赫拉利内心里还是“爱人”的。他对智人的所有批评，说到底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埋怨，而深藏于其中的，其实还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对智人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的殷切期待。赫拉利对当下基因工程学“改良”人类的种种做法的尖刻抨击，便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爱人”情怀。他把打着“治病救人、延长生命”的旗号改造人类基因的科学活动，恰切地比作追求长生不老的“吉尔伽美什计划”和创造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这两种传说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在他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首先，在当今贫富差距已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这种只有一小撮富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永生大法必然严重加剧社会不公；其次，如果人类真的被升级为另一个物种，实际上是升级为一种“永远年轻的生化人”，那么随之发生的就只能是人类的本质乃至“人”的定义的根本改变，就只能是智人历史的终幕。

人类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自我毁灭，想来令人毛骨悚然。赫拉利自然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他试图做点儿什么来阻止这种看来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演进，而他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弱弱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究竟想要什么？”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他已经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中，通过对“快乐”问题的某种历史哲学式的探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发现，“快乐”这种情绪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从来不感兴趣的问题，而那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为一旦人们发现历史能证明乐无常态而知足常乐，发现我们过去对快乐的历史认知可能都是错的，发现对快感的执着追求可能只会适得其反地导致痛苦，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走向对自己的真正理解，也就可能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了。

当然，对于这种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问题，赫拉利的回答离真正的答案可能还很遥远。然而，他的努力是可贵的。我相信，读了他的这本书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一旦传说中的“人生真谛”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感悟，智人的历史或许就不仅能长久地继续下去，而且还能呈现出更健康的样貌。

是为序。

高毅

2014年10月27日

北京海淀蓝旗营

1.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部分

认知革命

图1 南法的雪维洞穴（Chauvet-Pont-d’Arc Cave）大约3万年前至两万年前的人类手印。

1. 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无论从外观、思维还是感觉来看，都与我们很相像。

第一章

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Big Bang）之后，宇宙的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才成了现在的样子。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成了“物理学”。

在这之后过了大约30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的结构，称为“原子”，再进一步构成“分子”。至于这些原子和分子的故事以及它们如何互动，就成了“化学”。

大约38亿年前，在这个叫作地球的行星上，有些分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别庞大而又精细的结构，称为“有机体”。有机体的故事，就成了“生物学”。

到了大约7万年前，一些属于“智人”（Homo sapiens）这一物种的生物，开始创造出更复杂的架构，称为“文化”。而这些人类文化继续发展，就成了“历史学”。

在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让历史正式启动。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让历史加速发展。而到了大约不过是500年前，“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可以说是让历史画下句点而另创新局。这本书的内容，讲述的就是这三大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和其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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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就已存在。早在25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然而，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他们与一同共享栖地的其他生物相比，并没什么特别突出之处。

如果到200万年前的东非逛一逛，你很可能会看到一群很像人类的生物：有些妈妈一边哄着小婴儿，一边还得把玩疯的小孩抓回来，忙得团团转；有些年轻人对社会上种种规范气愤不满，也有些垂垂老矣的老人家只想图个清静；有肌肉猛男捶着自己的胸膛，只希望旁边的美女能够垂青；也有年长的充满智慧的大家长，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这些远古时期的人类已懂得爱和玩乐，能够产生亲密的友谊，也会争地位、夺权力，不过，这些人和黑猩猩、狒狒、大象也没什么不同。这些远古人类，和一般动物比起来就是没什么特别。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代某一天竟能在月球上漫步、分裂原子、了解基因码，还能写写历史书。说到史前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当时根本无足挂齿，对环境的影响也不见得比大猩猩、萤火虫或是水母来得多。

生物学家把所有生物划分成不同的“物种”。而所谓属于同一物种，就是它们会彼此交配，能够产出下一代。例如马和驴，虽然有共同的祖先，也有许多类似的身体特征，也能够交配，但它们彼此却是缺少性趣，就算刻意让它们交配，产出的下一代会是骡，而不具有生育能力。因此，驴的DNA突变就不可能会传给马这个物种，马也不会传给驴。于是，我们认定马和驴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各有各自的演化路径。相较之下，虽然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看来天差地别，却属于同一物种，有一样的DNA库。它们很愿意交配，而且它们的小狗长大后也能再和其他狗交配、子孙满堂。

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会属于同一个“属”（genus）。例如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虽然是不同物种，但都是“豹属”（Panthera）。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每个名字由两个词组成，第一个词是属名，第二个词则是种名。例如狮子就称为“Panthera leo”，指的是豹属（Panthera）的狮种（leo）。而只要没有意外，每一位在读这本书的应该都是一个“Homo sapiens”：人属（Homo，指“人”）的人种（sapiens，指“明智”）。

许多属还能再归类为同一科（family），例如猫科（狮子、猎豹、家猫）、犬科（狼、狐狸、豺）、象科（大象、长毛象、乳齿象）。同一科的所有成员，都能追溯到某个最早的雄性或雌性祖先。例如所有的猫科动物，不管是家里喵喵叫的小猫或是草原上吼声震天的狮子，都是来自大约2500万年前的某头祖先。

至于智人，也是属于某个科。虽然这件事看来再平凡不过，却曾经是整个历史上最大的秘密。智人一直希望自己和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仿佛整个科就只有自己的存在，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远近亲戚，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父母。但可惜这绝非事实。不论你是否接受，我们所属的人科不仅成员众多，而且还特别吵闹，那就是一堆巨猿。与我们最相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其中，黑猩猩与我们最为接近。不过就在6万年前，有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一头成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另一头则成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家族秘史

智人还有另一个更见不得光的秘密。我们有许多堂、表兄弟姐妹，而且没什么文明，但这还小事一桩；我们其实还曾经有很多更相近的兄弟姐妹。人类（human）已经习惯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人”，是因为在过去1万年间，“人种”确实只剩下智人一种。然而，“human”一词真正的意思是“属于人属的动物”，而在过去，这可不只“智人”而已。此外，我们在最后一章也会提到，不久之后，很可能我们又得再和一些不属“智人”的人类开始竞争。为避免混淆，以下讲到“智人”，讲的就是“Homo sapiens”这个物种的成员，而讲到“人类”，讲的则是“Homo”（人属）的所有现存成员。

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祖先是一种更早的猿属“Australopithecus”（南方古猿）。大约200万年前，这些远古人类有一部分离开了家园而踏上旅程，足迹遍及北非、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带。北欧的森林白雪皑皑，印度尼西亚的热带丛林湿气蒸腾，想活命显然需要不同的特征，因此人类也开始朝着不同方向进化。于是人类发展出几个不同的物种，而科学家也为每一种都取了华丽的拉丁名称。

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成了“Homo neanderthalensis”，意为“来自尼安德谷（Neander Valley）的人”，一般简称为“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比起我们这种“智人”，尼安德特人更为魁梧，肌肉也更发达，非常适应西方的欧亚大陆在冰河时期的寒冷气候。至于在东方的亚洲，住的则是“Homo erectus”（直立人），一共存续了将近200万年，是目前所知存续最久的人类物种，而我们智人看来也很难打破这项纪录。光是1000年后还会不会有智人存在，现在看来都令人十分怀疑，所以和200万年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则住着“Homo soloensis”（梭罗人，拉丁文意为“来自梭罗谷的人”），这种人很能适应热带的生活环境。同样在印度尼西亚，还有另一个小岛弗洛里斯（Flores），这里住的远古人类则是经历了一场侏儒化的过程。曾有一段时间，因为海水水位格外低，于是人类初次抵达了弗洛里斯，而且当时和大陆的交通往来十分便利。但后来海水再次上涨，于是有些人就被困在岛上，物资十分缺乏。那些长得高头大马的人，需要的食物也多，于是最早在岛上饿死淘汰。长得矮反而成了生存优势。经过几代之后，在弗洛里斯的人都成了小矮人。科学家把这种独特的人种称为“Homo floresiensis”（弗洛里斯人），身高最高不过1米，体重最重也不过25公斤。然而，他们仍然懂得如何制造石器，甚至偶尔还能在岛上猎象。不过倒也公平，在这岛上的象也是一种矮生种。

2010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Denisova）洞穴中发现了一块已经变成化石的手指骨，为人类的大家族又添一种成员。手指骨的基因分析证实这个人种过去并不为人知，现在则命名为“Homo denisova”（丹尼索瓦人）。全球还有太多洞穴、岛屿、气候，谁晓得还有多少我们失落的亲戚，正等着我们去发现。

这几个人种在欧洲和亚洲不断演化的同时，其他在东非的人种演化也没有停止，人类的摇篮继续养育着许多新品种，例如“Homo rudolfensis”（鲁道夫人，“来自鲁道夫湖的人”）、“Homo ergaster”（匠人，“工作的人”），最后还有我们自己的这种人种，而我们也颇为厚颜地把自己命名为“Homo sapiens”（智人，“明智的人”）。

在这些人种当中，有些高大，有些矮小，有些会凶残地猎捕，有些只是温和地采集着食物，有些只住在某个小岛上，而大多是在整个大陆上迁徙移动；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人属”，也都是人类。

有一种常见的错误，是认为这些人种是呈线性发展，从“匠人”变成“直立人”，“直立人”再变成“尼安德特人”，而尼安德特人再变成我们。这种线性模型误以为地球在某个时间点上只会有单一人种，而其他更早的人种不过就是我们的祖先。但事实是，从大约200万年前到大约1万年前为止，整个世界其实同时存在多种不同人种。这其实也十分合理。就像今天，地球上还是有许多种的狐狸、熊或是猪，而在几十万年前的地球上，至少就有6种不同的人。从整个历史来看，过去多种人种共存其实是常态，现在地球上只有“一种人”，这才是异常。而下面很快就会提到，对于我们智人来说，我们不愿想起这些过去的手足亲情，背后其来有自。

▲图2 这些都可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据推测重建样貌（从左至右）：鲁道夫人（东非，距今大约200万年）；直立人（东亚，距今约200万~5万年）；尼安德特人（欧洲和西亚，距今约40万~3万年）。他们都是“人类”。

“思考”的代价

虽然人种之间有诸多不同，但还是有几项共同的人类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的大脑明显大于其他动物。对于60公斤的哺乳类来说，平均脑容量是200立方厘米，但早在250万年前最早的男男女女，脑容量就已有600立方厘米，至于现代的智人，平均脑容量更高达1200~1400立方厘米。至于尼安德特人，其实脑容量更大。

这样看来似乎再清楚不过，物竞天择就该让脑越来越大才是。人类深深迷恋着我们自己的高智能，于是一心认为智力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如果真是如此，猫科动物也经过演化，为什么没有会微积分的猫？究竟为什么，在整个动物界，只有人属演化出了比例如此庞大的思考器官？

答案在于：庞大的大脑也是个庞大的负担。大脑结构脆弱，原本就不利于活动，更别说还得用个巨大的头骨把它装着。而且大脑消耗的能量惊人。对智人来说，大脑只占身体总重约2%~3%，但在身体休息而不活动时，大脑的能量消耗却占了25%。相比之下，其他猿类的大脑在休息时的能量消耗大约只占8%。因为大脑较大，远古人类付出的代价有两种：首先是得花更多时间寻找食物，其次是肌肉退化萎缩。这就像是政府把国防预算转拨给了教育，人类也把手臂二头肌所需的能量拨给了大脑里的神经元。对于在非洲草原上这究竟是不是个好策略，事先只能说无人能知。虽然黑猩猩要讲道理绝对讲不赢智人，但它却能直接把智人像个布娃娃一样扯个稀烂。

时到今日，人类大脑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能制造出汽车和枪炮，让我们的移动速度远高于黑猩猩，而且从远方就能将黑猩猩一枪毙命，而无须和它摔跤硬拼。只不过，汽车和枪炮是最近才有的事。在超过200万年间，虽然人类的神经网络不断增长，但除了能用燧石做出一些刀具，能把树枝削尖变成武器，人类的大脑实在没什么特殊表现。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才驱使人类的大脑在这200万年间不断这样演化？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

人类另一项独有的特点，在于我们用两条腿直立行走。能够站起来，就更容易扫视整片草原，看看哪里有猎物或敌人，而且既然手不需负责移动身体，就能发挥其他用途，像是丢石块或是做信号。手能做的事情越多，可以说人就变得越厉害；于是人的演化也就越来越着重神经发展，也不断地对手掌和手指的肌肉做修正。于是，人类的手开始能够处理非常精细的任务，特别是能够生产、使用复杂的工具。最早有证据证明人类开始制作工具，大约可追溯到250万年前，而且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也正是考古学家对远古人类的一种判断标准。

然而，直立行走也有不利的一面。原本，人类的远古祖先历经数百万年，才发展出以四肢行走、头部相对较小的骨架，而要将这种骨架调整成直立，可说是一大挑战，而且还得撑住一个超大的头盖骨，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为了能望远、能有灵活的双手，现在人类只得面对背痛、颈脖僵硬的苦恼代价。

这点对妇女来说造成的负担更大。直立的步行方式需要让臀部变窄，于是产道宽度受限，而且别忘了婴儿的头还越来越大。于是，分娩死亡成了女性的一大风险。而如果早点儿生产，婴儿的大脑和头部都还比较小，也比较柔软，这位母亲就更有机会渡过难关，未来也可能再生下更多孩子。于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又译“天择”或“自然淘汰”）就让生产开始提前。与其他动物相较，人类可说都是早产儿，许多重要器官的发育都还不够完善。看看小马，出生没多久就能开始小跑步；小猫出生不过几周，也能离开母亲自行觅食。相较之下，人类的婴儿只能说没用得很，许多年都得当个啃老族来被抚养、保护和教育。

人类之所以会有突出的社交技巧（以及同样人类独有的社会问题），有一大原因也正出自于此。独自一人的母亲，如果还得拖着孩子，就很难为自己和小孩取得足够的食物。所以，想养孩子，就需要其他家族成员和邻居持续提供协助。要养活一个小孩，得靠全部落共同的努力。于是，演化也就偏好能够形成强大社会关系的种族。此外，由于人类出生的时候尚未发育完全，比起其他动物，也就更能够用教育和社会化的方式加以改变。大多数哺乳动物脱离子宫的时候，就像是已经上釉的陶器出了窑，如果还想再做什么调整，不是刮伤，就是碎裂。然而，人类脱离子宫的时候，却像是从炉里拿出了一团刚熔化的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高到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是基督徒或佛教徒，有人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又或有人好战，有人爱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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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有比较大的大脑、会使用工具、有超凡的学习能力还有复杂的社会结构，都可说是人类巨大的优势。而且似乎不证自明，正是这些优势使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然而，其实人类早就具有这些优势，但在整整200万年期间，人类一直就只是一种弱小、边缘的生物。大约在100万年前，虽然人类已经有了容量较大的大脑和锋利的石器，却还是得一直担心害怕肉食动物的威胁，他们很少猎杀大型猎物，为生主要靠的就是采集植物、挖找昆虫、追杀小动物，还有跟在更强大的肉食动物后面吃些剩下的腐肉。

早期石器最常见的一种用途，就是把骨头敲开，人类才能吃到里面的骨髓。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正是人类最原始的专长。就像是啄木鸟的专长是从树干里啄出昆虫，最早的人类专长就是从骨头里取出骨髓。骨髓有什么特别的？假设我们现在看着一群狮子大口吃着一只长颈鹿。我们只能耐心等着，等它们吃饱再说。但还别急，就算狮子吃完了，旁边还有鬣狗和豺在等着，而且它们也不是好惹的；于是它们又把剩下的肉再吃干抹净。最后才轮到我们这群原始人，我们走近长颈鹿的尸体，左看看右瞧瞧，最后只能想办法去挖出唯一还能吃的组织。

这一点对于了解人类历史和心理学至关紧要。长久以来，智人一直只是稳定位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直到最近才有改变。在先前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会猎杀小动物、采集种种能得到的食物，但同时也会遭到较大型肉食动物猎杀。一直要到40万年前，有几种人种才开始固定追捕大型猎物，而要到10万年前智人崛起，人类才一跃而居于食物链顶端。

这场从中段到顶端的大跳跃，造成的影响翻天覆地。其他在金字塔顶端的动物（例如狮子、鲨鱼）得要花上好几百万年的时间，才终于通过演化站上顶峰。因此生态系统有时间发展出种种制衡，避免狮子和鲨鱼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狮子越来越强壮，演化也让瞪羚越跑越快，鬣狗越来越懂合作，犀牛脾气越来越差。相较之下，人类转眼就登上顶端，不仅让生态系统猝不及防，就连人类自己也不知所措。在过去，居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总是威风凛凛、霸气十足，数百万年的统治，让它们充满自信。但相比之下，智人就像是个香蕉共和国的独裁者。我们在不久之前，还是大草原上的小可怜，整天充满恐惧和焦虑，但这也让人类更加残酷和危险。人类历史上众多的灾难，不论是生灵涂炭的战乱还是生态遭逢的浩劫，其实都是源自这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跳跃。

厨师的种族

在踏上食物链顶端的路上，使用火可说是迈出了一大步。早在大约80万年前，就已经有部分人种偶尔会使用火，而到了大约30万年前，对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智人的祖先来说，用火已是家常便饭。到了这个时候，人类不仅用火当作可靠的光源和热源，还可以用这项致命的武器和不怀好意的狮子一较高低。不久之后，人类甚至还刻意引火焚烧周遭的环境。只要悉心控制火势，就能让原本难以通行、不具利益的丛林转变成大片美好的原野，而且满是猎物。此外，等到火势停歇，这些石器时代的创业者走到还在冒烟的余烬当中，就能得到烤得香酥美味的动物、坚果和块茎。

然而，火带来的最大好处在于开始能够烹饪。有些食物，处于自然形态的时候无法为人类所消化吸收，像小麦、水稻、马铃薯，但正因有了烹饪技术，就成为我们的主食。火不只会让食物起化学变化，还会起生物上的变化：经过烹调，食物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就会被杀死。此外，对人类来说，就算吃的还是以往的食物（例如水果、坚果、昆虫和动物尸体），所需要的咀嚼和消化时间也能大幅缩减。例如，黑猩猩要咀嚼生肉，每天得花上五个小时，但人类吃的是熟食，每天花上一小时就够。

烹调让人类能吃的食物种类更多，减少所需的进食时间，还能缩小牙齿、减少肠的长度。有学者认为，烹调技术的发明，与人体肠道缩短、大脑开始发育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较长的肠道或是较大的大脑，都必须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很难兼而有之。而既然有了烹调，人就能缩短肠道、降低能量消耗，可以说是在不经意之间，烹调让尼安德特人与智人走上了让大脑更大的道路。

此外，“用火”也让人与其他动物之间首次有了明显的不同。对几乎所有动物来说，它们的力量靠的都是自己的身体：像是肌肉的力量、牙齿的大小和翅膀的宽度。虽然动物能利用风和海流，却无法控制这些自然的力量，而且也无法突破先天的身体限制。举例来说，老鹰能够找出由地面上升的热气流，只要展开巨大的翅膀，热空气就会带着它们自然上升。然而，老鹰无法控制热气流的位置，而且荷重能力几乎完全得由翼宽来决定。

但人类用火的时候，可以说是控制了一项既听话而又有无穷力量的工具。不像老鹰只能被动使用气流，人类可以选择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放出一把火来，而且火的用途各式各样、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火的能量并不会受人类身体的形式、结构或力量所限。就算是个柔弱的女子，只要有一块燧石能敲出火花，或是有根火棍能够摩擦起火，就能在几个小时内毁掉整片森林。能够用火之后，有许多发展即将水到渠成。

兄弟的守护者

虽然用火已经带来许多优势，在15万年前，人类仍然不过是种边缘生物。这时的人类能够把狮子吓走，能在寒冷的夜晚生火取暖，偶尔还能把森林给烧了。但就算把所有人种全部加在一起，从印度尼西亚群岛到伊比利亚半岛，所有的人数加起来仍然不足百万，这对整体生态来说根本微不足道。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物种（智人）已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但不过就是自顾自地待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我们还无法得知智人是在何时、由何种早期人类演化而来，但科学家多半都同意，大约到了15万年前，东非就已经有了智人，外貌和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如果现代的停尸间里突然出现一具智人的尸体，验尸官根本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在有了火之后，他们的牙齿和颌骨比祖先小，而大脑的容量又较大，与我们现在相当。

科学家也同意，大约7万年前，智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大陆。

地图1 智人征服全球

智人来到阿拉伯半岛的时候，欧亚大陆多半都已经住着其他的人种。那么，这些其他人种后来怎么了？关于这点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混种繁衍理论”，讲的是不同人种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互相交融；认为智人从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与其他人种混种繁衍，而形成今天的人类。

例如，智人抵达中东和欧洲的时候，就会遇上尼安德特人。这些人的肌肉更发达，脑容量更大，也更能适应寒冷的气候。他们会用工具，会用火，打猎技巧高明，而且还有铁证证明他们会照顾病人和弱者。（考古学家从尼安德特人的遗骸发现，有些人有严重的身体残疾，但活了相当大的岁数，可见有亲属提供照料。）许多漫画都把尼安德特人描绘成愚笨又粗鲁的“穴居人”，但近来的证据证明并非如此。

▲图3 推测的尼安德特男孩样貌重建图。基因证据显示，至少某些尼安德特人可能有白皙的皮肤、柔顺的头发。

根据混种繁衍理论，智人来到尼安德特人的地盘时，两个人种开始互通繁衍，直到合而为一。但如果真是如此，今天的欧亚人就不该是纯种智人，而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儿。同样，在智人抵达东亚的时候，也会和当地的直立人混血繁衍，因此，今天的中国和韩国人也该是智人与直立人的混血儿。

至于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称为“替代理论”，讲的是双方水火不容，互有反感，甚至会发生种族灭杀。根据这一理论，智人和其他人种的生理结构还是有所不同，不仅交配习性难以相合，甚至连体味都天差地别。所以，想要天雷勾动地火，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就算是有个尼安德特人的罗密欧配上了智人的朱丽叶，但因为两个人种在基因上相去太远，也无法产下可繁衍的后代。于是，这两个人种还是泾渭分明，而等到尼安德特人不管是自然灭绝还是遭到屠杀，他们的基因也同样灰飞烟灭。就这种观点看来，智人所做的，就是取代了所有先前的人种，而不是和他们混种繁衍。而如果真是如此，现今所有的人类只要追本溯源，都该能够一路追到7万年前的东非，都是“纯种”的智人。

这两种理论何者正确，会对后面的推论造成极大影响。从演化的角度来看，7万年其实一点儿也不长。如果替代理论正确，也就是说所有现代人类的基因库大致相同，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种族差异就小到无足挂齿。然而，如果混种繁衍理论正确，那么可能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种下了现代非洲人、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这点可以说是政治上一触即发的火药，可能发展出爆炸性的种族理论。

最近数十年来，替代理论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大致共识，这项理论不只背后的考古证据更可靠，政治上也更为正确（如果说现代人类族群各有明显基因差异，几乎可说就是打开了种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而科学家可没这打算）。然而，有一项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定序的研究结果在2010年底发表，却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基因学家终于从化石里收集到足够的尼安德特人DNA，能够和现代人类的DNA全面比较，而结果令科学界一片哗然。

原来，就现代中东和欧洲的人类而言，有1%~4%的尼安德特人DNA。虽然这百分比并不高，但意义却很重大。几个月之后，从丹尼索瓦人的手指化石中取得DNA、完成定序，结果又投下了第二颗炸弹：结果证明，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及澳大利亚原住民最高有6%的丹尼索瓦人DNA。

如果这些结果属实（请注意，目前后续研究都仍在进行，可能进一步证实，但也可能修改目前的结论），就证明混种繁衍理论至少有部分正确。但这也不是说替代理论完全错误。毕竟，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仍然只占了现代人基因组的一小部分，要说智人真的和其他人种有“混种”的情形，也是言过其实。虽然这些人种之间的差异没有大到完全阻绝繁衍后代的可能，但已经足以让他们彼此兴趣寥寥、罕有往来。

这么说来，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生物学上的相关性，究竟该如何解释？显然，他们并不是像马和驴一样属于完全不同的物种，但他们也不是像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一样归于相同物种的不同族群。毕竟，现实的生物界限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有重要的灰色地带。只要是由共同的祖先演化出的物种（例如马和驴），都曾有某段时间就是同一物种的不同族群，像是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而必然有某个时点，虽然这两个族群的差异已达到一定程度，但仍然能够交配，产下有生育能力的后代。接着，经过又一次突变，才终于切断了最后的连接，于是从此真正成为两种全然不同的物种。

现在看来，大约5万年前，智人、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正是站在那个临界点上。当时的他们几乎但还不完全是各自独立的物种。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智人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不仅在基因序和身体特征方面已大为不同，甚至在认知和社会能力方面也相去甚远。然而，看来还是有那么极少数的情形，让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产下了有生育能力的后代。所以这么说来，这两种族群并没有混种的情形，而是有少数幸运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搭上了这班智人特快车的顺风车。但想想，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我们智人居然可以跟另一种不同物种的动物交配，还能生小孩，实在叫人感到有点不安或是毛骨悚然。

然而，如果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人类物种并没有与智人混种，那他们究竟去了哪儿？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智人给赶尽杀绝。想象一下，有某个智人的部落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某个山谷，这里数十万年以来都是尼安德特人的家园。新来的智人开始猎鹿，而尼安德特人传统上都是靠着采集坚果和浆果为生。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提到的，由于智人的技术进步、社交技巧高，在狩猎和采集上也都更为熟练，于是族群迅速成长茁壮。相形之下，尼安德特人就显得左支右绌，发现生活越来越困苦，连糊口都难上加难。于是，他们的人口数逐渐下滑，逐步走向灭绝；而或许极少数的例外，就是有一两个尼安德特人最后也加入了智人族群，成为他们的一员。

还有另一种可能，认为资源竞争愈演愈烈，最后爆发暴力冲突、种族灭绝。毕竟，宽容可不是智人的特色。即使到了现代，不过是因为肤色、方言、宗教等等微小的差异，就足以让智人彼此大动干戈、非要把对方赶尽杀绝。而远古的智人面对的可是个完全不同的人类物种，又岂能期待他们更加宽容？很有可能，当智人碰上尼安德特人的时候，就发生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净化运动。

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足以引发许多历史上的想象。如果除了智人之外，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也同样存活了下来，这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如果世界上同时有好几个不同的人类物种，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举例来说，宗教信仰会是什么样子？《圣经》会不会说尼安德特人也和智人一样有灵魂？耶稣牺牲自己，会不会是为了要洗净丹尼索瓦人的罪？《古兰经》会不会对所有人类物种一视同仁，都为他们在乐园里占个位子？孔子会不会说我们也要“仁者爱人”地对待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会不会在古罗马军团中服役，又会不会也服侍着中国庞大的朝廷？美国《独立宣言》所揭橥而坚信的“人生而自由平等”，指的会不会是所有“人属”的物种？马克思会不会呼吁所有人类物种的工人都该团结起来？

在过去3万年间，智人已经太习惯自己是唯一的人类物种，很难接受其他可能性。对智人来说，没有其他同属人类的物种，就很容易让人自以为是造物的极致，以为自己和其他整个动物界仿佛隔着一条护城河。于是，等到达尔文提出智人也不过是另一种动物的时候，有些人就大发雷霆。即使到现在，也还是有许多人不愿这么相信。如果尼安德特人尚未灭绝，我们真的还会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生物，与其他动物都不同？或许正因如此，我们的祖先才决定将尼安德特人赶尽杀绝。很有可能对智人来说，虽然尼安德特人和自己相似到不足一提，但也相异到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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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智人是否是罪魁祸首，但每当他们抵达一个新地点，当地的原生人类族群很快就会灭绝。现存历史离我们最近的梭罗人遗迹，大约是5万年前。丹尼索瓦人在那之后不久也已绝迹。至于尼安德特人，是在大约3万年前退出了世界舞台。而到了12000年前，像小矮人般的人类也从弗洛里斯岛上永远消失。他们只留下了一些骨头、石器、几个还存在我们DNA里的基因，以及许多悬而未解的谜团。他们的离去，也让我们智人成了人类最后的物种。

究竟智人胜出的秘诀为何？为什么我们能如此迅速抵达各个遥远而生态各异的栖地，而且落地生根？我们是怎么将其他人类物种赶出世界舞台？为什么就连强壮、脑部发达、不怕寒冷的尼安德特人，也无法挡住智人的屠杀？相关的争辩必然会继续。而目前最可能的解答，正是让人得以辩论的原因：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

1. [1] Ann Gibbons,‘Food for Thought:Did the First Cooked Meals Help Fuel the Dramatic Evolutionary Expansion of the Human Brain?’,Science 316:5831 (2007),1558-1560.

第二章

知善恶树

第一章提过，虽然智人早在1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非，但一直要到大约7万年前才开始迁移到其他地区，造成其他人类物种的灭绝。而在先前的几万年间，虽然智人的外表已经与我们十分神似、大脑容量也差堪比拟，但他们与其他人类物种相比却不占任何优势，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工具，甚至也没什么特殊表现。

事实上，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史上第一次冲突，赢家还是尼安德特人。大约10万年前，有几群智人向北迁移到地中海东部、侵入了尼安德特人的领土，但没能攻下这个领地。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当地人过于强大，可能是气候过于寒冷，也可能是他们对当地的寄生虫无法适应。不论原因为何，总之智人最后就是黯然离去，而尼安德特人仍然是中东的霸主。

正因为智人的外在表现实在乏善可陈，学者推测，这些智人的大脑内部结构很可能还是与我们不同。虽然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但认知能力（学习、记忆、沟通）却仍然十分受限。换句话说，想让远古智人说中文、接受马克思主义信条，或是明白演化论，应该都是缘木求鱼。但就算是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也同样困难无比。

然而，等到大约7万年前，智人仿佛脱胎换骨。大约在那个时候，智人第二次从非洲出击。这一次，他们不只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给赶出了中东，甚至还赶出了这个世界。没多久，智人的领地就到了欧洲和东亚。大约45000年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们越过了海洋，抵达了从未有人类居住的澳大利亚大陆。在大约7万年前到3万年前之间，智人发明了船、油灯、弓箭，还有想缝制御寒衣物所不可缺少的针。第一项确实能称为艺术或珠宝的物品，正是出现在这几万年里；同时，也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已经出现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

▲图4 从德国施泰德（Stadel）洞穴发现的象牙制“狮人”雕像（也有可能是“女狮人”，大约距今32000年）。雕像有着人身狮头，这大概是最早能无疑认定为艺术品的物品之一。同时，也最早证明人类可能出现了宗教，以及能够想象出不存在的事物。

大多数研究人员相信，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是因为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学者认为，这些造成尼安德特人灭种、移居澳大利亚，雕出施泰德狮人雕像的智人，已经和你我同样聪明、有创意、反应灵敏。如果我们遇到施泰德洞穴的艺术家，我们已经可以学习彼此的语言。我们能够向他们解释我们知道的一切事物，不管是《爱丽斯梦游仙境》的冒险情节或是量子物理的复杂理论，而他们也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看待、理解这个世界。

大约就是在距今7万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会发生认知革命的原因为何？我们无从得知。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这次突变，几乎就像是吃了《圣经》里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为什么这只发生在智人的DNA里，而没有发生在尼安德特人的DNA里？我们现在只能说这就是纯粹的偶然。这里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这种突变的原因，而是突变带来的结果。智人的新语言究竟特别在哪儿，竟让我们能够征服世界？

智人的语言并不是世界上的第一种语言。每种动物都有着某种语言。就算是蜜蜂或蚂蚁这些昆虫，也有极精密复杂的沟通方式，能够告知彼此食物所在。甚至，智人的语言也不能说是第一种有声的语言。因为许多动物（包括所有的猿类和猴类）都会使用有声语言。例如，青猴（green monkey）就有各种不同的喊叫方式，传达不同的信息。像是动物学家已经确定，青猴的某种叫声代表着：“小心！有老鹰！”而只要稍微调整，就会变成：“小心！有狮子！”研究人员把第一种叫声放给一群青猴听的时候，青猴会立刻停下当时的动作，恐惧地望向天空。而同一群青猴听到第二种叫声（警告有狮子）的时候，它们则是立刻冲到树上。虽然说智人能发出的声音比青猴多，但鲸鱼和大象也不遑多让。爱因斯坦能说的声音，鹦鹉都能说，而且鹦鹉还能模仿手机铃声、摔门声还有警笛的尖啸声。当然，爱因斯坦可能有很多地方比鹦鹉强，但不论如何，语言这点可是远远不及。那么，究竟人类的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常见的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最为灵活。虽然我们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但组合起来却能产生无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的含义。于是，我们就能吸收、储存和沟通惊人的信息量，并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青猴能够向同伴大叫：“小心！有狮子！”但现代人能够告诉朋友，今天上午，在附近的河湾，她看到有一群狮子正在跟踪一群野牛。而且，她还能确切地描述出位置，或是有哪几条路能够抵达。有了这些信息，她的部落成员就能一起讨论，该怎么逼近河边，把狮子赶走，让野牛成为自己的囊中物。

第二种理论，也同意人类语言是沟通关于世界的信息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狮子和野牛，而是关于人类自己。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对于个人来说，光是知道狮子和野牛的下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部落里谁讨厌谁，谁跟谁在交往，谁很诚实，谁又是骗子。

就算只是几十个人，想随时知道他们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状况，所需要取得并储存的相关信息量就已经十分惊人。（如果是个50人的部落，光是一对一的组合就可能有1225种，而更复杂的其他社会组合更是难以计数。）虽然所有猿类都对这种社会信息有浓厚兴趣，但它们并没有有效的八卦方式。尼安德特人与最早的智人很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在背后说彼此的坏话。然而，如果一大群人想合作共处，“说坏话”这件事可是十分重要。大约在7万年前，现代智人发展出新的语言技能，让他们能够八卦达数小时之久。这下，他们能够明确得知自己部落里谁比较可信可靠，于是部落的规模就能够扩大，而智人也能够发展出更紧密、更复杂的合作形式。

这种“八卦理论”听起来有点荒唐，但其实有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这种说法。即使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际沟通（不论是电子邮件、电话还是报纸专栏）讲的都还是八卦。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再自然不过，就好像我们的语言天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你认为一群历史学教授碰面吃午餐的时候，聊的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吗？而核物理学家在研讨会中场茶叙的时候，难道讲的会是夸克？确实有时候是如此，但更多时候其实讲的都是哪个教授逮到老公偷吃，哪些人想当上系主任或院长，或者说又有哪个同事拿研究经费买了一台雷克萨斯之类。八卦通常聊的都是坏事。这些嚼舌根的人，所掌握的正是最早的第四权力，就像是记者总在向社会爆料，从而保护大众免遭欺诈和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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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论是八卦理论或是“河边有只狮子”的理论，都有部分属于事实。然而，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其事。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相较之下，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只有智人能够谈论并不真正存在的事物，相信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跟猴子说，只要它现在把香蕉给你，它死后就能到某个猴子天堂，有吃不完的香蕉，它还是不会放手。但这有什么重要？毕竟，虚构的事物可能造成误导或分心，带来危险。某甲说要去森林里找仙女或独角兽，某乙说要去森林里采蘑菇或猎鹿，听起来似乎某甲就是活命机会渺茫。而且，我们都知道时间宝贵，拿来向根本不存在的守护神祷告岂不是一种浪费？何不把握时间吃饭、睡觉、亲亲抱抱？

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Dreamtime），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虽然一群蚂蚁和蜜蜂也会合作，但方式死板，而且其实只限近亲。至于狼或黑猩猩的合作方式，虽然已经比蚂蚁灵活许多，但仍然只能和少数其他十分熟悉的个体合作。智人的合作则是不仅灵活，而且能和无数陌生人合作。正因如此，才会是智人统治世界，蚂蚁只能吃我们的剩饭，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标致汽车的传说

黑猩猩可以说是人类的表亲，而它们通常是几十只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族群。这些黑猩猩彼此十分亲密，会一起打猎，携手抵抗外面的狒狒、猎豹或是敌对的黑猩猩。它们有一种阶层社会结构，掌权主导的几乎一定是雄性的首领（alpha male）。首领出现时，其他黑猩猩无论公母都会低下头、发出呼噜声，以展现服从；而这与人向皇帝叩首高呼万岁倒也类似。首领会努力维持手下族群的社会和谐。两只黑猩猩吵架的时候，它会介入、制止暴力。而没那么仁慈的一面在于，特别好的食物全部为它所有，而且它还会看着不让地位太低的公猩猩与母猩猩交配。

如果两头公猩猩要争夺首领地位，通常会在族群中不分公母各自寻求支持者、形成集团。集团成员的连接在于每天的亲密接触，像是拥抱、抚摸、接吻、理毛、相互帮助。就像人类在选举的时候得到处握握手、亲亲小婴儿，如果哪只黑猩猩想要争夺首领宝座，也得花上许多时间拥抱、亲吻黑猩猩宝宝，还要拍拍它们的背。很多时候，公猩猩能坐上首领宝座不是因为身体更强壮，而是因为领导的集团更庞大也更稳定。至于集团的作用除了争夺首领位置，更几乎渗透到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同一集团的黑猩猩更常彼此相处、分享食物，并且在碰上麻烦的时候互相帮忙。

以这种方式形成并维持的黑猩猩族群，大小有明确的限度。这种做法要能运作，族群里每只黑猩猩都得十分了解彼此，如果都没碰过面、没打过架、没互相理过毛，两只黑猩猩就不知道能不能互相信赖，对方值不值得帮助，也不知道谁的阶层比较高。在自然情况下，黑猩猩族群一般是由20~50只黑猩猩组成。而随着黑猩猩成员数量渐增，社会秩序就会动摇，最后造成族群分裂，有些成员就会离开另组家园。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曾有动物学家观察到超过100只的黑猩猩族群。至于不同的族群之间，不仅很少合作，而且往往还会为了领地和食物打得死去活来。研究人员就曾记录到，在不同族群之间可能有长时间的对抗，甚至还有一个“种族屠杀”的案例，一群黑猩猩有系统地几乎杀光了邻近的另一群黑猩猩。

类似的模式很有可能也主导了早期各种人类物种的社会生活，其中也包括远古的智人。人类也像黑猩猩一样有着社会本能，让我们的祖先们能够形成友谊和阶层，共同打猎或战斗。然而，人类的社会本能也和黑猩猩没有什么不同，只适用于比较亲近的小团体。等到这个团体过大，社交秩序就会崩坏，使团体分裂。就算有某个山谷特别丰饶，可以养活500个远古的智人，但他们绝对没办法和这么多不够熟悉的人和平共处。他们要怎样才能决定要由谁当首领，谁能在哪里打猎，谁又能和谁交配呢？

等到认知革命之后，智人有了八卦的能力，于是部落规模变得更大，也更稳定。然而，八卦也有限制。社会学研究指出，借由八卦来维持的最大“自然”团体大约是150人。只要超过这个数字，大多数人就无法真正深入了解、八卦所有成员的生活情形。

即使到了今天，人类的团体还是继续受到这个神奇的数字影响。只要在150人以下，不论是社群、公司、社会网络还是军事单位，只要靠着大家都认识、彼此互通消息，就能够运作顺畅，而不需要规定出正式的阶层、职称、规范。不管是30人的一个排，甚至是100人的一个连，几乎不需要有什么正式纪律，就能靠着人际关系而运作正常。正因如此，在某些小单位里，老兵的权力甚至要比士官更大。而如果是一个小的家族企业，就算没有董事会、执行长或会计部门，也能经营得有声有色。

然而，一旦突破了150人的门槛，事情就大不相同。如果是一个师的军队，兵数达到万人，就不能再用带排的方式来领导。而有许多成功的家族企业，也是因为规模越来越大，开始雇用更多人员的时候，就碰上危机，非得彻底重整，才能继续成长下去。

所以，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例如教会的根基就在于宗教故事。像是两个天主教信徒，就算从未谋面，还是能够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是一起筹措资金盖起医院，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相信神化身为肉体、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名互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都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国土、国旗确实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没见过对方的两位律师，还是能同心协力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正义、人权确实存在。（当然，他们也相信付的律师费确实存在。）

然而，以上这些东西，其实都只存在人类自己发明并互相讲述的故事里。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如果我们说：原始人因为相信鬼神，每次月圆会一起聚在营火旁跳舞，于是也巩固了他们的社会秩序；这件事人人都觉得不难理解。但我们没看出来的是，其实现代社会运作的机制还是一模一样。以现代商业领域为例，商人和律师其实就是法力强大的巫师。不同于过去部落巫师的地方是现代人的故事还更扯。例如标致汽车（Peugeot）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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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到悉尼，现在许多汽车、卡车、摩托车的车前盖上都有着一个很类似施泰德狮人的“标致”商标。标致汽车是欧洲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汽车制造商，起源于法国的瓦朗蒂盖伊村（Valentigney），距离施泰德洞穴只有300公里远。标致一开始只是个小型家族企业，现在却是个跨国企业，全球员工达20万人，而且多半完全互不相识。通过这些陌生人极有效率的合作，2008年标致制造超过150万辆汽车，营收约550亿欧元。

该以什么标准，我们才能说标致公司（Peugeot SA）确实存在？虽然路上有很多标致制造的车辆，但显然这些车辆并不代表公司。就算全世界所有的标致汽车同时被回收打成废铁，标致公司也不会消失。标致公司还是能继续制造新的汽车，继续写出新的年度报表。另外，虽然公司有工厂、机器、展示大厅，也雇了技工、会计师和秘书，但就算把这些全部加起来，也不等于就是标致公司。即使来了一场灾难，让标致公司所有员工全部罹难，毁了所有的装配线和办公室，公司还是可以借贷，重新雇用员工，重新盖起工厂，重新购买机器。另外，虽然标致也有经营团队和股东，但这些人也不等于公司。就算解散经营团队，股东也把所有股票售出，公司本身依然存在。

▲图5 标致的狮子商标。

然而，也不是说标致公司无坚不摧、不可能摧毁。只要有个法官下令强制公司解散，虽然公司的工厂仍然存在，员工、会计师、经理和股东也继续活着，但标致公司就这样消失了。简单说来，标致公司与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实体的链接。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

标致公司只是我们的一个集体想象，这种想象在法律上称为“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像是公司，我们没办法明确指着它，它不是一个实体对象，而是以一种法律实体的方式存在。这种法律实体就像你我，会受到所在国家法律的管辖，可以开立银行账户，拥有自己的财产，要纳税，也可能独立于所有拥有者或员工之外而遭到起诉。

标致属于法律拟制的“有限公司”。而在这些公司背后的概念，可以说是人类一项巧妙无比的发明。在这之前，智人虽然已存在许久，却一直没想到这件事。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必须是个有血有肉、有两条腿还有个大脑的人类，才能拥有财产。假设在13世纪有个法国人尚恩，开了一个马车制造工作室，那么他本人就是工作室。如果他卖的马车才跑了一个星期就坏了，买家心情不好，告的就是尚恩本人。而如果尚恩借了1000金币成立工作室，而店倒了，他还得要卖掉自己的财产（包括他的房子、他的牛还有他的土地等等），以偿还贷款。甚至孩子都可能会被卖去当奴隶。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偿还债务，就有可能被国家关进牢里或被债主抓去当奴隶。只要是工作室造成的任何责任，他就得要无上限完全承担。

如果活在那个时代，创业前可能都得思考再三。这种法律规定绝对没有鼓励创业的效果，只会让人不敢投入新业务、承担经济风险。毕竟，如果可能搞得自己家破人亡、家徒四壁，哪能说划算？

正因如此，人类才一起想出了“有限公司”这种概念。在法律上，这种公司是独立的个体，而不等于设立者、投资者或管理者。在过去几世纪间，这种公司已经成为经济主流，我们太习惯于这种概念，而忘了这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有限公司”的英文称为“corporation”，这点颇为讽刺，因为这个字的语源是“corpus”（拉丁文的“身体”），而这正是有限公司所没有的。虽然公司并没有真正的实体，但在法律上我们却将它称为“法人”，好像它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一般。

在1896年的时候，法国的法律就已经是这么认定。当时阿尔芒·标致（Armand Peugeot）继承了父母的铁工厂，做的是弹簧、锯子和脚踏车，但他决定要跨足汽车业。于是，他成立了一家有限公司。虽然公司的名字和他的姓一样，但公司并不等于他本人。如果公司做的某台车出了意外，买家可以告标致公司，但没办法告到阿尔芒·标致本人。如果公司借了几百万而破产了，阿尔芒·标致本人一毛也不用付给公司的债主。毕竟，那笔贷款给的对象是标致公司，而不是阿尔芒·标致这个人。也因为如此，虽然阿尔芒·标致已经在1915年去世，但标致公司至今仍然生气勃勃。

所以，究竟阿尔芒·标致这个人是怎么创造出标致公司的？其实，这和史上许多祭司和巫师创造神魔的方式殊无二致，而且就算到了现在，许多天主教的教堂每次周日礼拜也是用这一套来创造出基督的身体。说穿了，就是讲故事，再说服听众相信这些故事。以神父主持礼拜为例，这里关键的故事就是天主教会所传颂的基督降生及死亡。根据这个故事，如果天主教神父穿着圣袍，庄重地在对的时间说出对的话语，再平凡不过的面包和葡萄酒，就会变成神的身体和血。神父大声宣告：“Hoc est corpus meum!”（拉丁文的“这是我的身体”），一转眼，面包就成了基督的身体。而只要见到神父庄严神圣地遵守完成这些程序，数百万的虔诚天主教徒也会行礼如仪，好像上帝真的现身于这些变得神圣的面包和葡萄酒之中。

至于对标致公司来说，关键的故事就是由法国国会所编写的法律制度。根据法国国会的说法，只要经过认证的律师遵守所有适当的礼仪和仪式，在一张装饰得华华丽丽的纸上写下种种必需的咒语和誓言，再在文件底端龙飞凤舞签上姓名，就在这一分这一秒，新公司注册成立！在1896年，阿尔芒·标致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于是他雇了一位律师，好完成这些神圣的过程。等到律师正确执行了一切的仪式，宣告所有必要的咒语和誓言，千百万奉公守法的法国好公民也就表现得好像标致公司确实是个存在的实体一般。

然而，要说出有效的故事，其实并不容易。难点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要让人相信。于是，历史上也就不断围绕着这个问题打转：究竟某个人是如何说服数百万人去相信神、民族或是有限公司这些故事？然而，只要把故事说得成功，就会让智人拥有巨大的力量，因为这能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合力行事，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想想看，如果我们的语言只能说些像是河流、树林或狮子之类真正存在的事物，要建立国家、教会或是法律制度可不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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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人类已经编织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像标致公司这种虚构的故事不仅存在，而且力量强大。这种通过故事创造的东西，用学术术语来说就称为“小说”、“社会建构”或者“想象的现实”。然而，所谓想象的现实并不是“谎话”。如果我知道附近的河里没有狮子，我却说有，这叫作谎话。但谎话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像是青猴和黑猩猩也都会说谎。曾有科学家发现，有青猴在附近没有狮子的时候发出了“小心！有狮子”的叫声，把附近另一只猴子吓跑，好独享某根它看到的香蕉。

然而，所谓“想象的现实”指的是某件事人人都相信，而且只要这项共同的信念仍然存在，力量就足以影响世界。施泰德洞穴的艺术家可能真的相信有狮人守护灵的存在。虽然也有些巫师是骗子，但多半都是真诚相信有神与恶魔的存在。至于百万富翁，他们多数也是真诚地相信世界上有金钱和有限公司。而对于活跃的人权主义者来说，他们也多半真诚地相信人权的存在。虽然其实所谓联合国、利比亚和人权都只是我们想象出的概念，但在2011年，我们说联合国要求利比亚政府尊重其公民的人权，并没有人会认为这句话是谎言。

从认知革命以来，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现实之中。一方面，我们有像是河流、树木和狮子这种确实存在的客观现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像是神、国家和企业这种想象中的现实。随着时间过去，想象现实也日益强大；时至今日，河流、树木和狮子想要生存，有时候还得仰赖神、国家和企业这些想象现实行行好、放它们一马。

绕过基因组的快速道路

通过文字创造出想象的现实，就能让大批互不相识的人有效合作，而且效果还不只如此。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对的情境之下，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变。例如在1789年，法国人几乎是在一夕之间，相信的故事就从“天赋君权”转成“人民做主”。因此，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走上这条快速道路之后，智人合作的能力一日千里，很快就远远甩掉了其他所有人类和动物物种。

其他同样具有社会行为的动物，它们的行为有相当程度都是出于基因。但DNA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环境影响以及个体的特殊之处。然而，在特定的环境中，同一物种的动物也倾向表现出类似的行为模式。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发生基因突变，它们的社会行为就不会有显著的改变。举例来说，黑猩猩天生就会形成阶层井然的团体，由某个雄性首领领导。然而，倭黑猩猩（bonobo，与黑猩猩极为相似）的团体就较为平等，而且通常由雌性担任首领。雌黑猩猩无法向倭黑猩猩这种算是近亲的物种学习，发动一场女权主义革命。相较之下，雄性黑猩猩也不可能召开猩民大会推翻首领，再宣布从现在起所有黑猩猩生而平等。像这样的剧烈改变，对黑猩猩来说就只有DNA改变才可能发生。

出于类似的原因，远古人类也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据我们所知，过去想要改变社会结构、发明新科技或是移居到新的地点，多半是因为基因突变、环境压力，而不常是因为文化的理由。正因如此，人类才得花上几十万年走到这一步。两百万年前，就是因为基因突变，才让“直立人”这种新的人类物种出现。而直立人出现后，也发展出新的石器技术，现在公认为是这个物种的定义特征。而只要直立人没有进一步的基因改变，他们的石器也就维持不变，就这样过了两百万年！

与此相反的是，在认知革命之后，虽然智人的基因和环境都没什么改变，但智人还是能够迅速改变行为，并将新的行为方式传给下一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社会总会出现不生育的精英阶层，像是天主教的神父、佛教的高僧，还有中国的太监。这些精英阶层虽然手中握有权力，但却自愿放弃生育，于是他们的存在根本就直接抵触了自然选择的最大原则。看看黑猩猩，它们的雄性首领会无所不用其极，尽可能和所有母猩猩交配，这样才能让群体中多数的年轻猩猩都归自己所有——但天主教的首领却是选择完全禁欲、无子无女。而且，他们禁欲并不是因为环境因素，像是严重缺乏食物、严重缺少对象等等，也不是因为有了什么古怪的基因突变。天主教会至今已存在上千年，它靠的不是把什么“禁欲基因”从这个教宗传到下一个教宗，而是靠着把《圣经·新约》和教律所营造出的故事代代相传。

换句话说，过去远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可能维持几万年不变，但对现代智人来说，只要十几二十年，就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际交往关系和经济活动。像是有一位曾住在柏林的老太太，她出生于1900年，总共活了100岁。她童年的时候，是活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霍亨佐伦帝国（Hohenzollern Empire）；等她成年，还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还有民主德国；等到她过世的时候，则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公民。虽然她的基因从未改变，她却经历过了五种非常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

这正是智人成功的关键。如果是一对一单挑，尼安德特人应该能把智人揍扁。但如果是上百人的对立，尼安德特人就绝无获胜的可能。尼安德特人虽然能够分享关于狮子在哪儿的信息，却大概没办法传颂（和改写）关于部落守护灵的故事。而一旦没有这种建构虚幻故事的能力，尼安德特人就无法有效大规模合作，也就无法因应快速改变的挑战，调整社会行为。

虽然我们没办法进到尼安德特人的脑子里，搞清楚他们的思考方式，但我们还是有些间接证据，证明他们和竞争对手智人之间的认知能力差异与极限。考古学家在欧洲内陆挖掘3万年前的智人遗址，有时候会发现来自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贝壳。几乎可以确定，这些贝壳是因为不同智人部落之间的远距贸易，才传到了大陆内部。然而，尼安德特人的遗址就找不到任何此类贸易的证据，每个部落都只用自己当地的材料，制造出自己的工具。

另一个例子来自南太平洋。在新几内亚以北的新爱尔兰岛曾经住着一些智人，他们会使用一种叫作黑曜石的火山晶体，制造出特别坚硬且尖锐的工具。然而，新爱尔兰岛其实并不产黑曜石。化验结果显示，他们用的黑曜石来自超过400公里远的新不列颠岛。所以，这些岛上一定有某些居民是老练的水手，能够进行长距离的岛对岛交易。

乍看之下，可能觉得贸易这件事再实际不过，并不需要什么虚构的故事当作基础。然而，事实就是所有动物只有智人能够进行贸易，而所有我们有详细证据证明存在的贸易网络都明显以虚构故事为基础。例如，如果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有贸易，而要相信陌生人又是件很困难的事。今天之所以能有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着一些虚拟实体，像是美元、联邦储备银行，还有企业的商标。而在部落社会里，如果两个陌生人想要交易，往往也得先借助共同的神明、传说中的祖先或图腾动物建立信任。

如果相信这些事的远古智人要交易贝壳和黑曜石，顺道交易一些信息应该也十分合理；这样一来，比起尼安德特人或其他远古人类物种，智人就有了更深更广的知识。

从狩猎技术也能够看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差异。尼安德特人狩猎时通常是独自出猎，或是只有一小群人合作。但另一方面，智人就发展出了需要几十个人甚至不同部落合作的狩猎技巧。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就是将野马之类的整个动物群给围起来，赶进某个狭窄的峡谷，这样很容易一网打尽。如果一切计划顺利进行，只要合作一个下午，这几个部落就能得到上吨的鲜肉、脂肪和兽皮，除了可以饱食一顿，也可以风干、烟熏或冰冻，留待日后使用。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多处遗址，都曾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整个兽群。甚至还有遗址发现了栅栏和障碍物，作为陷阱和屠宰场之用。

我们可以想象，尼安德特人看到自己过去的猎场成了受智人控制的屠宰场，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然而，一旦这两个物种发生冲突，尼安德特人的情势可能不比野马好到哪去。尼安德特人可能会用他们传统的方式来合作，集结50人前往攻击智人，但创新而又灵活的智人却能集结起500人来同心协力，于是输赢早已预定。而且，就算智人输了第一战，他们也会快速找出新的策略，在下一战讨回来。

认知革命有什么影响

历史和生物学

智人发明出了许许多多的想象现实，也因而发展出许许多多的行为模式，而这正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主要成分。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

于是，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起点。在这之前，所有人类的行为都只称得上是生物学的范畴，也有人喜欢称为“史前史”（但我倾向避免使用这个词汇，因为这种说法暗示着即使在认知革命之前，人类也是自成一格，与其他动物不同）。认知革命之后，我们要解释智人的发展，依赖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学理论，而改用历史叙事。就像是如果要理解为何儒家或共产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光知道基因、荷尔蒙和有机体这些还不够，另外也得考虑到各种想法、图像和幻想的互动才行。

然而，这并不代表智人从此就不再遵守生物法则。我们仍然是动物，我们的身体、情感和认知能力仍然是由DNA所形塑。而我们的社会建构其实也和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相同，我们越深入研究其中的成分（像是种种知觉、情感、家庭关系），就越会发现我们和其他猿类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然而，比较时不能光从个体或家庭的层次来比较。像是如果一对一，甚至十对十的时候，人类还是比不过黑猩猩。我们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过了150人的门槛之后才开始显现，而等这个数字到了一千或两千，差异就已经是天壤之别。如果我们把几千只黑猩猩放到纽约股票交易所、职业棒球赛场、国会山或是联合国总部，绝对会乱得一塌糊涂。但相较之下，我们智人在这些地方常常有数千人的集会。智人创造了秩序井然的模式，像是贸易网络、大规模庆祝活动、政治体制；而这些如果只有个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当然，人类还是需要其他技能，像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然而，光是制造工具的影响力还不够，制造工具之后还得结合众人之力才行。究竟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洲际弹道导弹，而3万年前还只有顶头带有燧石的矛？从那时候到现在，人类生理上制作工具的能力并没有显著改变。如果要爱因斯坦模拟远古人狩猎或采集的敏捷灵巧程度，前者还必定是远远不及。然而，我们和远古人类的不同处就在于与大量陌生人合作的技术有了大幅提升。远古要做出一把燧石矛，只要有一个人靠着几位亲近的朋友提供建议和协助，就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但现代要做出导弹，需要全世界上百万个互不相识的人互相合作，有的是矿工，得开采位于地底深处的铀矿，还有的是理论物理学家，要写出长串的数学公式来描述亚原子粒子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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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认知革命之后生物学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整理成三点：

1.基本上，生物学为智人的行为和能力设下了基本限制，像是定出了一个活动范围，而所有的历史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发生。

2.然而，这个范围非常大，能让智人有各种惊人的发挥空间。因为他们有创造虚构故事的能力，就能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游戏，代代相传也就不断发展精进。

3.因此，想了解智人的行为，就必须描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演化。光是考虑人类在生物上的限制，就像是今天要去播报一场足球世界杯赛事，只不断报道关于场地的信息，而对球员究竟做了什么只字不提。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活动场域中，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祖先究竟做了什么事？据我们所知，3万年前刻出施泰德狮人的人类，无论身体、情感和智力能力都与我们类似。但他们一早起床先做什么？他们的早餐和午餐吃什么？他们的社会是怎样？他们也是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吗？他们有没有什么庆典、道德准则、体育竞赛和宗教仪式？他们有战争吗？下一章就像是要从时间的帘幕后探头偷看一眼，看看他们从认知革命后到农业革命之间这几万年的生活情况。

1. [1] 在此以及以下章节中，我们讲到智人的语言，指的是智人基本的语言能力，而不是特指某种语言或方言。可以说，不论是英文、印度文或中文，都是智人语言的一种变种。显然，就算是在认知革命刚发生的时候，不同的智人族群讲的就是不同的方言。——译者注

2. [2] Robin Dunber,Grooming,Gossip,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 [3] Michael L.Wilson and Richard W.Wrangham,‘Intergroup Relations in Chimpanze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2 (2003),363-392;M.McFarland Symington,‘Fission-Fusion Social Organization in Ateles and P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11:1 (1990),49;Colin A.Chapman and Lauren J.Chapman,‘Determinants of Groups Size in Primates:The Importance of Travel Costs’,in On the Move:How and Why Animals Travel in Groups,ed.Sue Boinsky and Paul A.Garb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26.

4. [4] Dunbar,Grooming,Gossip,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69-79;Leslie C.Aiello and R.I.M.Dunbar,‘Neocortex Size,Group Size,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Current Anthropology 34:2 (1993),189.For criticism of this approach see:Christopher McCarthy et al.,‘Comparing Two Methods for Estimating Network Size’,Human Organization 60:1 (2001),32;R.A.Hill and R.I.M.Dunbar,‘Social Network Size in Humans’,Human Nature 14:1 (2003),65.

5. [5] Yvette Taborin,‘Shells of the French Aurignacian and Perigordian’,in Before Lascaux:The Complete Record of the Early Upper Paleolithic,ed.Heidi Knecht,Anne Pike-Tay and Randall White (Boca Raton:CRC Press,1993),211-28.

6. [6] G.R.Summerhayes,‘Application of PIXE-PIGME to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Changing Patterns of Obsidian Use in West New Britain,Papua New Guinea’,in Archaeological Obsidian Studies:Method and Theory,ed.Steven M.Shackley (New York:Plenum Press,1998),129-58.

第三章

亚当和夏娃的一天

想要了解人类的天性、历史和心理，就得想办法回到那些狩猎采集的祖先头脑里面，看看他们的想法。在智人的历史上，他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靠采集为生。在过去两百年间，有越来越多智人的谋生方式是在城市里面劳动，整天坐办公桌前；而再之前的1万年，多数的智人则是务农或畜牧；但不论如何，比起先前几万年都在狩猎或采集，现代的谋生方式在历史上都只像是一瞬间的事罢了。

演化心理学近来发展蓬勃，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从农业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形塑。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样貌，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采集者的头脑，但所处的却是工业化之后的环境，像是有超级城市、飞机、电话和计算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比前人享有更多物质资源，拥有更长的寿命，但又觉得疏离、沮丧而压力重重。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想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因为那个世界其实现在还牢牢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举例来说，高热量食物对人不好，但为什么老是戒不掉？现今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都有肥胖的问题，肥胖症几乎像瘟疫一样蔓延，还很快地将魔爪伸向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不想想采集者祖先的饮食习惯，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一碰到最甜、最油的食物就难以抵抗。当时他们住在草原上或森林里，高热量的甜食非常罕见，永远供不应求。如果是个3万年前的采集者，想吃甜食只有一种可能来源：熟透的水果。所以，如果石器时代的女性碰到一棵长满甜美无花果的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为止，否则等到附近的狒狒也发现这棵树，可就一颗也吃不到了。于是，这种想大口吃下高热量食物的直觉本能就这样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就算我们今天可能住在高楼大厦，家家户户的冰箱早就塞满食物，我们的DNA还记得那些在草原上的日子。正因如此，我们才会不知不觉就吃完一整桶的哈根达斯，可能还配着一大杯可口可乐。

这种“贪吃基因”的理论已经得到广泛接受。至于其他理论，争议性就大得多。例如有些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古代的采集部落主要并不是由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组成，而是一群人共同住在一起，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甚至没有父亲这种身份的概念。在这样的部落中，女性可以同时和几个男人（和女人）有性行为，形成亲密关系，而部落里的所有成年男女则是共同养育部落的小孩。正由于男人都没办法确定小孩是不是自己的，对所有孩子的教养也就不会有偏心的问题。

这样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什么新世纪的灵性乌托邦，很多动物都有这种社会结构，特别像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些我们的近亲更是如此。即使在今日，还是有些人类社会采用这种共同教养制，像是位于委内瑞拉的巴里印第安人（Bari Indians）社会，他们相信孩子不是生自某个特定男人的精子，而是妈妈子宫里所有累积精子的结合。所以，如果想当个好妈妈，你就该和好几个不同的男人做爱，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就该找上那些最会打猎的、最会说故事的、最强壮的战士、最体贴的爱人，好让孩子拥有那些最好的特质（以及最佳的教养）。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蠢，请记得其实直到现代胚胎学研究发展之后，我们才有了确实的证据，证明孩子只可能有一个父亲。

这种“远古公社”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看到现代婚姻常有不孕的困扰，离婚率居高不下，不论大人小孩都常有各种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现代社会逼迫所有人类采用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但这其实与我们的生物本能背道而驰。

许多学者强烈反对这种理论，坚持一夫一妻制和核心家庭就是人类的核心行为。这些学者主张，虽然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比起现代社会更为平等而共有共享，但还是由独立的单位组成，每个单位就是一对会嫉妒的情侣加上他们的孩子。也是因为如此，今天多数文化仍然采用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男男女女都对彼此和孩子有强烈的占有欲，而且像是朝鲜和叙利亚这些现代的国家，政治权力还是父死子继。

想要解决这方面的争议，了解我们的性欲、社会和政治，就需要更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条件，看看从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到12000年前的农业革命之间，智人究竟是怎么过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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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于那些采集者祖先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可确定的事实。无论是“远古公社”还是“不变的一夫一妻制”，我们都提不出确切的证明。在这些采集者的年代，我们显然不会有文字记录，而考古证据主要也只有骨骼化石和石器。如果器具用的是木头、竹子或皮革等等比较容易腐烂的材料，就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保存得下来。很多人以为在农业革命前的人类都只使用石器，其实这是考古偏误造成的误解。所谓的石器时代，其实说是“木器时代”更精确，当时的狩猎采集工具多半还是木制。

如果光从目前留下来的文物推断远古的狩猎采集生活，就会差之千里。远古的采集生活与后来的农业和工业生活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极少使用人造物品，而且这些物品对他们生活的作用相对并不大。在现代的富裕社会中，任何一般人一生都会用到数百万件人造物品，从车子、房子到抛弃式尿布和牛奶盒不一而足。不管任何的活动、信念甚至情感，几乎都会有人造物品介入。像在饮食方面，相关的人造品就多到难以胜数，从简单的汤匙和玻璃杯，到复杂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和巨大的远洋渔船都参上一脚。至于玩乐也有大量的娱乐用物品，从怪兽卡到10万人的体育场都是如此。想要浪漫一下、云雨一场，又怎么能不提到戒指、床、漂亮的衣服、性感内衣、安全套、时尚餐厅、汽车旅馆、机场贵宾室、婚宴大厅、婚礼顾问公司？至于让我们灵性充溢、神圣非常的宗教，则有佛教的佛塔、道教的宫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印度教的僧院、装饰华美的经卷、色彩艳丽的法轮、祭司的祭袍、蜡烛、香、圣诞树、墓碑，还有金光闪闪的各种标示。

除了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几乎不会感觉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东西。采集者每个月、每个星期都要搬家，甚至有时候是每天都得搬，所有家当就背在身上。当时还没有搬家公司或货车，甚至连驮兽都还没有，所以他们必须把生活必需品减到最少。因此可以合理推测，他们的心理、宗教和感情生活多半不需要人造物品的协助。假设在10万年后，有个考古学家想知道现在的穆斯林的信仰和仪式，只要看看从清真寺遗迹里挖出的各种物品，就能有个大致合理准确的猜测。然而，我们想要理解远古狩猎采集者的信仰和仪式，却是难上加难。同样，如果未来有个历史学家想了解21世纪台湾年轻人的社交活动，靠的却只有纸本书信（因为所有的手机电话、电子邮件、博客、手机短信都不会以实体方式留存），可以想见他可能会遇上多大的问题。

所以，想光靠现存的文物来了解远古狩猎采集生活，就是会有这种偏差。想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之一就是去研究目前尚存的采集社会。通过人类学观察，我们就能直接研究这些社会。然而，想从这些现代采集社会推论猜测远古采集社会的样貌，还是需要多加小心考虑。

首先，所有能存活到近代的采集社会，都多少已经受到附近的农业或工业社会影响，因此很难假设现在的样子就和几万年前相同。

其次，现代采集社会主要位于气候恶劣、地形险峻、不宜农业的地区，像是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就有一些社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条件。但如果要用这些社会来推论当时像是在长江流域这种肥沃地段的部落，就会有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像卡拉哈里沙漠的人口密度远低于远古时期的长江流域，这对于部落人口规模与结构等关键问题影响重大。

再次，狩猎采集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各有特色、大不相同。而且还不是说不同地区才有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仍然会是两两相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欧洲人首次移居澳大利亚时，发现当地原住民之间有许多不同。在英国征服澳大利亚之前，整个澳大利亚大陆的狩猎采集者大约有30万到70万人，分成200~600个族群，每个族群又分成几个部落。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宗教、规范和习俗。像是在南澳阿德雷德附近，就有几个父系的家族，他们会依据所在领土为标准，结合成一个部落。相反的是，在北澳的一些部落则比较属于母系社会，而人在部落里的身份主要来自他的图腾，而不是他的领土。

不难想象，到了农业革命前夕，地球上的狩猎采集者大约有500万到800万人，有丰富多元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分成几千个不同的独立部落，也有数千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毕竟，语言和文化正是认知革命的主要成就。而正因为虚构故事已经出现，即使是在类似的生态、同样的基因组成下出现的人类，也能够创造出非常不同的想象现实，表现出来就成了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

例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万年前住在现在北京的采集者，他说的语言会和住在现在天津的采集者大不相同。可能有某个部落比较好战，某个部落比较爱好和平。有可能在北京的部落采用共有共享，而在天津的部落则以核心家庭为基础。北京部落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把自己的守护灵刻成木像，而天津部落则是用舞蹈来敬拜守护灵。前者也许相信轮回，而后者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在某个社会可能同性性关系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另一个社会就成了禁忌。

换句话说，虽然用人类学方式观察现代的采集社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远古采集社会的种种可能性，但这绝非全貌，而且可以说绝大多数仍不得而知。有人激烈争辩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该是如何，其实并未说到重点。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止一种。真正存在的只有“文化选择”，而种种选择就像是调色盘，色彩缤纷炫目，令人眼花缭乱。

原始的富裕社会

但是，讲到农业革命前的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我们能确定的普遍现象？或许可以确定地说，当时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小部落里，每个部落小则数十人，最大不过数百人，而且所有成员都是人类。最后一点似乎像是废话，但其实绝没那么简单。在农业和工业社会里，其实家禽家畜的数量会超过人类，虽然地位低于主人，但仍然就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像是今天的新西兰虽然智人人数有450万，但绵羊可是有高达5000万只。

只不过，这个一般规则还是有一个例外：狗。狗是第一种由智人驯化的动物，而且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便已发生。虽然专家对于确切的年代还有不同意见，但已有如山铁证显示，大约15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家犬，而它们实际加入人类生活的时间还可能再往前推数千年。

狗除了能狩猎、能战斗，还能作为警报系统，警告有野兽或人类入侵。时间一代一代过去，人和狗也一起演化，能和对方有良好的沟通。最能满足人类需求、最能体贴人类情感的狗，就能得到更多的照顾和食物，于是也更容易生存下来。同时，狗也学会了如何讨好人类，满足它们的需求。经过这样长达15000年的相处，人和狗之间的理解和情感远超过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有些时候，甚至死去的狗也能得到厚葬，待遇与人类差堪比拟。

同属一个部落的成员彼此相熟，人们终其一生都和亲友相处在一起，几乎没什么孤单的时刻，也没什么隐私。虽然邻近的部落偶尔也得争夺资源，甚至大打出手，但也是有些友好的往来。像是可能互相交换成员、一起打猎、交易罕见的奢侈品、结起政治同盟，还有一起庆祝宗教节日。这种合作是智人的一大重要特征，也是智人领先其他人类物种的关键优势。有时候，与邻近部落的关系实在太良好，最后就结合为一，而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神话、共同的规范和价值。

▲图6 这是不是史上的第一只宠物？在以色列北部发掘出一座12000年前的墓穴[藏于史前人类博物馆（Kibbutz Ma’ayan Baruch Museum）]，里面有一具年约50岁女性的骨骸，旁边还有一副小狗的骨骸（右上角）。小狗埋葬的位置与女人的头部接近，而且她的左手搭在狗的身上，看起来似乎有着某种情感联系。当然这也有其他的解释方式，或许也能说，这只狗是一份礼物，要送给通往未来世界的看门人。

然而，我们其实不该高估这种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就算邻近的几个部落在危急时刻可能会密切合作，甚至平常偶尔也会一起打猎或庆祝，但各个部落绝大多数时间仍然是完全各行其是、遗世独立。讲到交易，主要是限于拿来表示身份地位的物品，像是贝壳、琥珀、颜料等等。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的人会交易像是水果或肉类之类的消费品，也看不出来有某个部落必须依赖从另一部落进口货物而生存的证据。至于社会政治关系，也同样只是零星有之。就算部落有季节性的集会场所，仍然称不上是个固定的政治框架，也没有永久的城镇或机构。一般来说，一个人很可能好几个月之间都只会看到自己部落里的人，一辈子会遇见的人数也不过就是几百个。智人就像星星一样，稀疏地散布在广阔的土地上。在农业革命之前，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数量还比不上现在的杭州。

大多数智人部落不断迁移，随着季节变化、动物每年的迁移、植物的生长周期，人类也不断追逐着食物，从一地前往另一地。一般来说，他们是在同样一个区域里来来回回，面积大约是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

偶尔，可能是遇上自然灾害、暴力冲突、人口压力，又或是碰上某个特别有领袖魅力的首领，部落也可能走出自己原有的领土区域。这些流浪正是促成人类扩张到全球的动力。如果某个采集部落每40年拆伙一次，新部落往东移100公里，经过大约1万年后，就会从东非抵达中国。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某地的食物来源特别丰富，原本因为季节而前来的部落也可能就此落脚，形成永久的聚落。另外，如果有了烘干、烟熏、冷冻（在北极地区）食品的技术，人们也可能在某地停留更久。最重要的是，在某些水产水禽丰富的海边和河边，人类开始建立起长期定居的渔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定居聚落，时间要远早于农业革命。最早的渔村有可能是在45000年前，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沿海地带。也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智人开始了第一次的跨海事业：前往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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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的居住地，智人部落的饮食都是见机行事，有什么吃什么。他们会抓白蚁、采野果、挖树根、追兔子，还会猎野牛和长毛象。虽然现在流行的讲法都把他们形容成猎人，但其实智人生活主要靠的是采集，这不仅是主要的热量来源，还能得到像是燧石、木材、竹子之类的原物料。

智人采集的可不只是食物和原物料，同时还有“知识”。为了生存，智人需要对所在地了如指掌。而为了让日常采集食物的效率达到最高，他们也需要了解每种植物的生长模式，还有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性。他们需要知道哪些食物比较营养，哪些有毒，哪些又能拿来治病。他们需要知道季节的变化，怎样代表着雷雨将至或是干旱将临。他们会细查附近的每条河流、每棵核桃树、每个睡了熊的洞穴还有每个燧石的矿床。每个人都得知道怎样做出一把石刀，如何修补裂开的斗篷，如何做出抓兔子的陷阱，还有该如何面对雪崩、蛇咬或是饥肠辘辘的狮子。这里面任何一种技能，都得花上好几年的指导和练习。一般来说，远古的采集者只要几分钟，就能用燧石做出一个矛头。但等到我们试着依样画葫芦，却常常是手忙脚乱、笨手笨脚。我们绝大多数的脑袋里都不知道燧石或玄武岩会怎样裂开，手也没有灵活到足以执行这项任务。

换句话说，采集者对于他们周遭环境的了解，会比现代人更深、更广也更多样。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就算不太了解自然环境也能顺利存活。像是如果你是个计算机工程师、保险推销员、历史老师或是工厂工人，你真的需要了解自然环境吗？现代人必须专精于自身小领域的知识，但对于其他生活中的必需，绝大多数都是靠着其他各领域的专家，每个人懂的都只限于自己的那一小方天地。就整体而言，现今人类所知远超过远古人类。但在个人层面上，远古的采集者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

有证据显示，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要在那个时代活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有高超的心智能力。而等到农业和工业时代开展，人类开始能靠着别人的技能生存下来，就算是低能的人也开始有了生存空间。例如只要肯挑水或是当个生产线的工人，就能活下来，并把自己那些平庸无奇的基因传下去。

采集者不只深深了解自己周遭的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也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感官世界。他们能够听到草丛中最细微的声响，知道里面是不是躲着一条蛇。他们会仔细观察树木的枝叶，找出果实、蜂窝和鸟巢。他们总是以最省力、最安静的方式行动，也知道怎样坐、怎样走、怎么跑才能最灵活、最有效率。他们不断以各种方式活动自己的身体，让他们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精瘦。就算现代人练习再多年的瑜伽或太极，也不可能像他们的身体一样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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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依地区、季节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比起后来的农夫、牧羊人、工人或上班族，他们的生活似乎要来得更舒适，也更有意义。

在现代的富裕社会，平均每周的工时是40~45小时，发展中国家则是60甚至80小时；但如果是狩猎采集者，就算住在最贫瘠的地区（像是卡拉哈里沙漠），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三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6小时。一般时期，这样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而很有可能大多数的远古采集者住的都是比卡拉哈里沙漠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物料所需的时间还要更少。最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可没什么家事负担。他们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擦地板，不用换尿布，也没账单得付。

这样的采集经济，能让大多数人都过着比在农业或工业社会中更有趣的生活。像是现在，如果在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早上大约7点就得出门，走过饱受污染的街道，进到工厂用同一种方式不停操作同一台机器，时间长达10小时，叫人心灵整个麻木。等到晚上7点回家，还得再洗碗、洗衣服。而在3万年前，如果是个采集者，可能是在大约早上8点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偶尔还得躲一下老虎。但等到中午过后，他们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接下来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松放松。当然，有时候是会碰上老虎或蛇没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他们倒也不用担心车祸或工业污染。

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候，靠着采集就已经能得到充分的营养。这其实很合理，毕竟这正是人类在先前数十万年间的正常饮食，人体早就完全适应而且适合。骨骼化石的证据显示，远古时期的采集者比较少有饥饿或营养不良的问题，而且比起后来的农业时代，他们身高较高，也比较健康。虽然平均寿命显然只有30~40岁，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儿童早夭的情形十分普遍。只要能活过危机四伏而意外频现的生命早期，当时的人就大多能活到60岁，有的甚至还能活到超过80岁。在现代的采集社会里，只要女性能活到45岁，大概再活个20年就不是问题，而总人口的5%~8%也都活到超过60岁。

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扰，秘诀就在于多样化的饮食。相较之下，之后农民的饮食往往种类极少，而且不均衡。特别是在近代，许多农业人口都依靠单一作物为主要热量来源，可能是小麦、马铃薯、稻米之类，这样一来就会缺少人体所必需的其他为生素、矿物质或营养。例如在中国偏远乡间的传统典型农夫，早上吃饭、中午吃饭，晚上吃的还是饭。而且还得够幸运，第二天才能吃到这些一样的东西。相较之下，远古的采集者通常都会吃到数十种不同的食物。他们可能早餐吃浆果和蘑菇；中餐吃水果、蜗牛和乌龟；晚餐则是来份野兔排佐野生洋葱。至于第二天，菜单又可能完全不同。正是这样的多样性，能确保远古的采集者吸收到所有必需的营养成分。

此外，也因为采集者不依赖单一种类的食物，就算某种食物来源断绝了，影响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是农业社会，一旦来场干旱、火灾、地震，把当年的稻子或马铃薯摧毁殆尽，就会引发严重的饥荒。虽然采集社会还是难以幸免于自然灾害，而且也会碰上食物短缺或饥荒的情形，但通常他们处理起来就是比较游刃有余。如果主要食物短缺，他们可以去采集或狩猎其他食物，又或是直接迁移到受影响较小的地区。

此外，远古采集者也比较少碰到传染病的问题。农业和工业社会的传染病（像是天花、麻疹和肺结核）多半是来自家禽家畜，但这要到农业革命之后才传到人类身上。对于远古的采集者来说，狗是唯一会近距离相处的动物，所以也就没有这些问题。此外，农业和工业社会的永久居住环境通常非常紧密，但卫生条件又不佳，正是疾病的理想温床。至于采集者，他们总是一小群一小群在广阔的大地上漫游，疾病很难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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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在农业时代前的采集者有健康和多样化的饮食、相对较短的工作时间，也少有传染病的发生，许多专家将这种社会定义为“最初的富裕社会”。只不过，倒也不用把这些古人的生活想得太过理想浪漫。虽然他们的生活可能比起农业和工业社会更佳，不过当时的世界仍然同样残酷无情，常常存在物资匮乏、时节难过、儿童死亡率高的问题，现在看来没什么的小意外，当时可能就能轻易致命。这些漫游采集者的部落里人人关系亲密，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好事，但对那些少数惹人厌的成员来说，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偶尔，如果有人年老力衰或是有肢体残疾，无法跟上部落的脚步，还会遭到遗弃甚至杀害。如果婴儿和儿童被视为多余，他们就可能被杀，而且宗教献祭也偶有听闻。

在巴拉圭的丛林里，曾有一个狩猎采集部落亚契人（Ache）存活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让我们得以一窥采集生活的黑暗面。根据亚契人的习俗，如果某位有价值的部落成员死亡，就要杀一个小女孩陪葬。人类学家访问亚契人，得知某一次有个中年男子病倒了，无法跟上其他人的脚步，于是他就被抛弃在路旁的树下。当时树上还有秃鹰等着想饱餐一顿。但那位男子鼓起精神、霍然痊愈，用轻快的脚步重新回到部落行列。他的身上还盖着鸟屎，结果绰号也从此变成“秃鹰屎”。

如果某个亚契女性已经年纪太大、成了部落的负担，部落里的年轻男子就会潜伏在她身后，找机会一斧头砍进她的脑子里。曾有一个亚契人，告诉人类学家他在丛林里的黄金年代：“我常常杀老女人，我杀过我的阿姨、婶婶、姑姑她们……女人都怕我……但现在跟这些白人在一起，我也变弱了。”如果新生儿没有头发，会被认为发育不良，必须被立刻杀死。就有一位妇女回忆说，她的第一个女儿就是被活活打死，原因只是部落里的男人已经不想再多个女孩了。而另一次，有个男人杀了个小男婴，原因只是他“心情不好，小孩又哭个不停”。甚至有个小孩被活埋，原因是“那玩意儿看起来怪怪的，其他小孩也会笑它”。

然而，可别太快就对亚契人下定论。人类学家与他们同居共处多年之后，认定在亚契成年人之间的暴力其实非常罕见。无论男女，都可以自由改变伴侣。他们总是乐天且愉快，部落里不分地位高低，想颐指气使的人通常就会被排挤。虽然他们拥有的物质不多，但却非常慷慨，而且不会执着于成功和财富。在他们的生活里，最被看重的就是良好的人际互动，还有真正的友谊。虽然他们会杀害儿童、病人、老人，但他们的想法其实和今日许多人赞成堕胎和安乐死也没有两样。另外还该提的一点，是巴拉圭的农夫猎杀亚契人的时候，可是毫不手软。所以，或许正因为亚契人必须迅速逃离这些敌人的魔爪，如果有成员可能造成部落的负担，他们也就无法仁义以待。

事实是，亚契社会就像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一样复杂难解。我们要小心不能只有了肤浅的认识，就断然将其妖魔化或理想化。亚契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过就是人类。同样，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会说话的鬼

对于远古狩猎采集者的精神和心理生活，我们知道些什么？基于某些可量化的客观因素，我们或许可以重建一些采购经济的基本架构。例如，我们可以计算每人为了生活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一公斤的核桃可以提供多少卡路里，而一平方公里的森林又能提供多少核桃。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能够猜测核桃在他们饮食中的相对重要性。

只不过，他们究竟是把核桃当作珍馐佳肴还是无趣的主食？他们相不相信，核桃树有树灵？他们觉不觉得核桃树叶很漂亮？如果当时有对男女想约会，核桃树的树荫下究竟算不算浪漫？讲到思想、信仰和感情，想一探究竟的难度绝对非同小可。

多数学者都同意，远古的采集者普遍信奉泛神论的信仰（animism，源自拉丁文的“anima”，意义“灵魂”或“精神”）。泛神论相信，几乎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只动物、任何一株植物、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都有其意识和情感，并且能与人类直接沟通。因此，对泛神论者来说，山上的一颗大石头也可能会有欲望和需求。人类可能做了某些事就会触怒这块大石，但也有可能做某些事能取悦它。这块大石可能会惩罚人类，或要求奉献。至于人类也能够安抚或威胁这块石头。还不仅是石头，不管是山脚下的橡树，山边的小溪，林间的喷泉，附近的小树丛，通往喷泉的小径，啜饮着泉水的田鼠、狼和乌鸦，也都有着灵的存在。对泛神论者来说，还不只实体的物品或生物有灵，甚至连非物质也有灵，像是死者的鬼魂以及各种友善和邪恶的灵，也就像是我们所说的恶魔、精灵和天使。

泛神论者认为，人类和其他的灵之间并没有障碍，可以直接通过言语、歌曲、舞蹈和仪式来沟通。所以猎人可以向一群鹿喊话，要求其中一头牺牲自己。狩猎成功的时候，猎人可能会请不幸丧生的动物原谅他。有人生病的时候，萨满巫师可以呼告造成疾病的灵，试着劝它或恐吓它离开。有需要的时候，萨满巫师还能请求其他灵的帮助。泛神论的一个特点，在于所有的灵都位于当场当地，不是什么万能的神，而是某只特定的鹿、某棵特定的树、某条特定的小溪、某个特定的鬼魂。

此外，就像人类和其他灵之间没有障碍一样，人类和其他灵之间也没有地位高下之别。非人类的灵之所以存在，不只是要为人提供协助，它们也不是什么把全世界操之在手的万能的神。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人或是任何其他特定的灵而旋转。

泛神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宗教，而是数千种不同宗教、邪教或信仰的通称。它们之所以都称为“泛神论”，是因为这些宗教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人类的定位所见略同。而我们说远古的采集者应该属于泛神论者，就好像说在前现代的农民是有神论者一样。有神论（theism，源自希腊文的“theos”，意为“神”）认为，宇宙的秩序在于人类和一小群超凡的实体（神）之间的地位关系。虽然说“前现代农民往往是有神论者”这件事千真万确，但光是这样讲还不够清楚。一般典型的“有神论”山包海容，有18世纪波兰的犹太教拉比，17世纪马萨诸塞州要焚烧女巫的清教徒，15世纪墨西哥阿兹特克的祭司，12世纪伊朗的苏菲神秘教派，10世纪的印度教战士，2世纪琐罗亚斯德教的商人，或是种种中国民间信仰。所有这些教派，都认为别人的信仰和仪式是怪异的异端。而泛神论的种种信仰和仪式，彼此之间的差异可能也不亚于此。人们的宗教经验很可能也是动荡不安，充满争议、改革和革命。

我们小心归纳出这些通则，但大致上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想再深入描述远古时代的精神灵性，都会沦为假设猜测，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能够佐证；即使是那极少数的文物和洞穴绘画，也能有各种不同的诠释方式。有些学者声称自己能够知道采集者当时的感受，但从他们的理论中能够了解的，与其说是石器时代的宗教观，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偏见。

面对各种墓穴文物、壁画、骨头雕像，与其猜测出如山的种种理论，还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对于远古采集者的宗教就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罢了。我们假设他们是泛神论者，但这能告诉我们的并不多。我们不知道他们向什么神灵祈祷，庆祝什么节日，也不知道他们遵守什么戒律。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故事。这是我们想了解人类历史的一大空缺和遗憾。

▲图7 拉斯科洞穴（Lascaux Cave）大约15000~20000年前的一幅壁画。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这幅画的意义又是什么？有些人认为画中是一个鸟头人身的男子，阳具勃起，正遭到野牛杀害。在男人下方是另一只鸟，可能象征着灵魂，在人死亡的那一瞬间由身体得到释放。如果真是如此，这幅画叙述的就不只是个普通的狩猎意外，而是前往来世的过程。但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猜测究竟是否正确。这就像是个罗夏克墨渍测验（Rorschach test），主要能看出的是现代学者的偏见，而不是远古采集者的信仰。

***

对于采集者的社会政治世界，我们的所知同样几近于零。如上所述，学者甚至连最基本的面向都还无法达成共识，像是私有财产、核心家庭、一夫一妻制等等是否存在。很有可能各个部落各有不同结构，有些阶级井然，有些弹性较大。有的部落可能会像加利福尼亚的软件公司，致力于创新，却秩序混乱；有的部落的组织结构像纽约的法律公司，高效、有弹性。

▲图8 狩猎采集者在大约9000年前，在阿根廷的“手洞”（Hands Cave）留下了这些手印。看起来，这些主人逝去已久的手印似乎正从岩石里向我们伸来。这可能是远古采集者留下最感动人心的遗迹之一，但我们没人知道这究竟想传达什么意义。

在苏联的松希尔（Sunghir），考古学家在1955年发现了一个3万年前的墓地遗址，属于一个狩猎长毛象的文化。在其中一个墓穴，他们发现一名年约50岁的男性骨架，盖着长毛象象牙珠串，总共约有3000颗。死者戴着以狐狸牙齿装饰的帽子，手腕上还有25只象牙手镯。其他同个墓地的墓穴里，陪葬物品数量都远远不及该墓穴。学者推断，松希尔长毛象猎人社群应该阶级十分明显，而该名死者也许是部落的首领，甚至是几个部落共同的领导者。毕竟，光靠单一部落的几十位成员，不太可能制作出这么多的陪葬品。

考古学家后来还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墓穴，里面有两具头对头的骸骨。一个是大约12~13岁的男孩，另一个是大约9~10岁的女孩。男孩身上盖着5000颗象牙珠子，戴着狐狸牙齿装饰的帽子，皮带上也有250颗狐狸牙齿（这至少得用上60只狐狸的牙）。女孩身上则有5250颗象牙珠子。两个孩子身边满是各种小雕像和象牙制品。就算是熟练的工匠，大概也需要45分钟才能做出一颗象牙珠。换句话说，要为这两个孩子准备这超过1万颗的象牙珠，会需要大约7500小时的精密加工，就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匠，也得足足花上超过3年！

要说这两个松希尔的孩童年纪轻轻就已经证明自己是充满威严的领导者或长毛象猎人，无疑是天方夜谭。所以，唯有从文化信仰的角度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得到这样的厚葬。第一种理论是他们沾了父母的光。也许他们是首领的子女，而他们的文化相信家族魅力，又或是有严格的继承顺位规定。至于第二种理论，则是这两个孩子在一出生的时候，就被认定为某些祖先灵魂转世降生。还有第三种理论，认为他们的葬礼反映的是他们的死法，而不是在世时的地位。有可能这是一个牺牲的仪式（可能作为首领安葬仪式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格外隆重盛大。

不管正确答案为何，这两具松希尔的孩童骨骸无疑证明，3万年前的智人已经发明了一些社会政治规范，不仅远超出我们DNA的设定，也超越了其他人类和动物物种的行为模式。

和平还是战争？

最后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战争”在采集者的社会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些学者主张远古的狩猎采集社会应该是个和平的天堂，认为要到了农业革命之后，民众开始累积私有财产，才开始有战争和暴力。也有学者主张，早在远古的采集时代，就已经有各种残忍和暴力的事情。然而，由于我们靠的只有极少数的考古文物和对现代采集社会的人类学观察，这两派学说可以说都只是空中楼阁。

虽然现代人类学的观察十分耐人寻味，但却问题重重。现在的采集者主要住在北极或卡拉哈里沙漠这种偏远和荒凉的地区，当地人口密度非常低，需要和他人作战的概率微乎其微。此外，近几代的采集社会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国家操控干扰，也避免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欧洲学者只曾有两次机会，能够观察到采集社会形成较大、相对人口密度较高的情形：一次是19世纪在北美洲西北部，另一次则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澳大利亚。而不管是前一次的美洲印第安人或是后一次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都发生了频繁的武装冲突。然而，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这究竟代表无论古今未来都会如此，又或只是受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

目前的考古发现不仅数量少，而且模糊不明。就算在几万年前曾经发生战争，现在究竟还会留下什么线索？当时没有防御工事、没有城墙、没有炮弹，甚至也没有剑或盾牌。虽然古老的矛头可能用于战争，但也可能只是用于狩猎。即使能找到人骨化石，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发现有骨折，可能代表战争中受的伤害，但也有可能只是意外。而且就算没有骨折，也无法确定某位远古人士绝非死于非命。毕竟，光是伤到软组织也足以致命，但不会在骨头上留下任何痕迹。更重要的是，在工业时代之前，战乱中有90%以上的死者其实是饿死、冻死、病死，而不是直接被武器攻击而死。想象一下，如果在3万年前有一个部落遭到邻近部落击败，10名成员战死，而剩下的人则被赶出平常采集为生的领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被赶走的成员又有100名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这么一来，等到考古学家发现这110具遗骨，很容易就会误以为他们是死于自然灾害。但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们是死于无情的战争呢？

有了这种心理准备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检视手上有的考古证据。曾有三项研究，同样关于在农业革命前夕丧命的400具遗骨。第一项研究在葡萄牙，只发现两具明显死于暴力伤害。第二项在以色列，所有和人为暴力有关的证据更是只有某一具头骨上有一条裂痕，如此而已。但第三项研究的是多瑙河谷的多处遗址，在这400具遗骨中共有18具显示曾受到暴力伤害。18/400或许听起来并不多，但其实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假设这18人确实都死于暴力伤害，代表远古多瑙河谷约有4.5%的死亡率是由人为暴力所引起。而在现在，就算把战争和犯罪加在一起，全球因为人为暴力引起的死亡平均也只占1.5%。在20世纪，我们曾目睹最血腥的战争、规模最庞大的种族屠杀，但即使如此，这个世纪因为人为暴力而死亡的百分比也只有5%。所以，如果这个研究显示了典型的情形，远古多瑙河谷暴力肆虐的情形就和20世纪差堪比拟。

多瑙河谷的发现已经十分令人难过，但偏偏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而加以支持。在苏丹的捷贝尔撒哈巴（Jabl Sahaba）一地，曾发现一处12000年前的墓地，里面有59具遗骨。其中有24具的骨骸里或附近发现了箭镞和矛头，共占所有遗骨的40%。其中一具女性遗骨共有12处伤痕。而在德国巴伐利亚的欧夫内特洞穴（Ofnet Cave），考古学家也发现38具采集者的遗骨被丢进两个墓穴中，主要是妇女和孩童。这些遗骨有一半（包括儿童甚至婴儿）都明显有受到人类武器伤害的痕迹，包括棍棒和刀。至于少数成年男性的骨骸，则可发现受到最严重的暴力攻击。最有可能的，就是在欧夫内特洞穴曾有一整个采集部落遭到屠杀。

那么，究竟哪个更能代表远古的采集社会？是以色列和葡萄牙那些看来生活和平的遗骨，还是苏丹和德国的那些人间炼狱？答案是两者皆非。我们已经看到，采集社会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和社会结构，可以预测他们也同样有不同的暴力倾向。可能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一片平静祥和，但在其他地区却是动乱不断。

沉默的帷幕

讲到远古的采集生活，如果我们连宏观景象都难以重建，想要重塑特定事件就更是难如登天。智人部落首次进入尼安德特人居住的山谷之后，接下来的几年间很可能就发生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事件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顶多就是极少数的骨骼化石和石器，而且不论学术界如何竭力追问，它们仍然只会保持沉默。从这些对象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类的身体结构、科技、饮食，甚至是社会结构，但却看不出他们是否与相邻的智人部落结成政治联盟，是否有先人的灵魂保佑着这个部落，是否会偷偷将象牙珠送给当地的巫医、祈求神灵庇佑。

这幅沉默的帷幕就这样罩住了几万年的历史。在这些年间，可能有战争和革命，有灵性激昂的宗教运动，有深刻的哲学理论，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采集者之中可能也出过像成吉思汗这种所向披靡的人物，不过统治的帝国还没有新加坡的面积大；或许也出过天才贝多芬，虽然没有交响乐团，却能用竹笛令人潸然泪下；又或是出了像穆罕默德一样的先知，不过传达的是当地某棵栎树的话，而不是什么全宇宙的造物主。不过，这些我们全部只能靠猜测。这幅沉默的帷幕如此厚重，我们连这些事情是否曾经发生都难以断定，遑论详细描述。

学者常常只会问那些他们在合理范围中能够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发展出新的研究工具，可能就永远无法了解远古采集者究竟有什么信仰，或是他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政治。然而，我们必然需要问一些目前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否则就等于对人类7万年历史中的6万年视而不见，只以为“当时的人没做什么重要的事”。

但事实是，他们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他们还形塑了我们现在的世界，程度之大，出乎许多人意料。现在有探险家跋涉前往西伯利亚苔原、澳大利亚中部沙漠、亚马孙雨林，以为自己走进了一片从无人类踏足的原始环境，但这只是错觉。即使是最茂密的丛林、最荒凉的旷野，其实远古采集者都早已到过，而且让环境起了极大的变化。下一章就会提到，早在第一个农村形成之前，采集者是如何让地球的生态改头换面。整个动物界从古至今，最重要也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就是这群四处游荡、讲着故事的智人。

1. [1] 说到远古采集社会的“种种可能性”，讲的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根据其生态、科技和文化限制，都有种种信仰、习俗和经验像是光谱一样在他们眼前展开。无论是社会或个人，面对着世界上的种种可能，通常都能探索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2. [2] Christopher Ryan and Cacilda Jethá,Sex at Dawn:The Prehistoric Origins of Modern Sexuality (New York:Harper,2010);S.Beckerman and P.Valentine (eds.),Cultures of Multiple Father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artible Paternity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2).

3. [3] Noel G.Butlin,Economics and the Dreamtime:A Hypothetical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98-101;Richard Broome,Aboriginal Australians (Sydney:Allen & Unwin ,2002),15;William Howell Edwards,An Introduction to Aboriginal Societies (Wentworth Falls,N.S.W.:Social Science Press,1988),52.

4. [4] Fekri A.Hassan,Demographic Archaeology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196-99;Lewis Robert Binford,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Hunter Gatherer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143.

5. [5] Brian Hare,The Genius of Dogs:How Dogs Are Smarter Than You Think (Dutton:Penguin Group,2013).

6. [6] Christopher B.Ruff,Erik Trinkaus and Trenton W.Holliday,‘Body Mass and Encephalization in Pleistocene Homo’,Nature 387 (1997),173-176;M.Henneberg and M.Steyn,‘Trends in Cranial Capacity and Cranial Index in Subsaharan Africa During the Holocene’,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5:4 (1993):473-79;Drew H.Bailey and David C.Geary,‘Hominid Brain Evolution:Testing Climatic,Ecological,and Social Competition Models’,Human Nature 20 (2009):67-79;Daniel J.Wescott and Richard L.Jantz,‘Assessing Craniofacial Secular Change in American Blacks and Whites Using Geometric Morphometry’,in Modern Morphometrics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Developments in Primatology:Progress and Prospects,ed.Dennis E.Slice (New York:Plenum Publishers,2005),231-45.

7. [7] Nicholas G.Blurton Jones et al.,‘Antiquity of Postreproductive Life:Are There Modern Impact on Hunter-Gatherer Postreproductive Life Span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4 (2002),184-205.

8. [8] Kim Hill and A.Magdalena Hurtado,Aché Life History:The Ecology and Demography of a Foraging People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6),164,236.

9. [9] Hill and Hurtado,Aché Life History,78.

10. [10] Vincenzo Formicola and Alexandra P.Buzhilova,‘Double Child Burial from Sunghir (Russia):Pathology and Inferences for Upper Paleolithic Funerary Practices’,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24:3 (2004),189-98;Giacomo Giacobini,‘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Burial Rituals in the Upper Paleolithic’,Diogenes 54:2 (2007),19-39.

11. [11] I.J.N.Thorpe,‘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d the Origin of Warfare’,World Archaology 35:1 (2003),145-65;Raymond C.Kelly,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Azar Gat,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Lawrence H.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Slavomil Vencl,‘Stone Age Warfare’,in Ancient Warfare: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ed.John Carman and Anthony Harding (Stroud:Sutton Publishing,1999),57-73.

12. [12] 有人可能会说，就算远古多瑙河谷有些遗骨上有暴力痕迹，也不见得就是死因。有些人可能只是受伤而已。然而，因为也有些人可能是软组织受创或是因为战争带来的资源剥夺致死，而这些都不会出现在遗骨上，因此这两种情况或许能互相抵消。

第四章

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

在认知革命前，所有人类物种都只住在亚非大陆上。确实，他们也曾靠着游泳或是扎些简单的木筏，抵达少数的邻近岛屿。像是弗洛里斯岛，早在85万年前便已有人居住。但当时他们还没办法冒险前往远洋，没人到过美洲或澳大利亚，也没人到过像日本、中国台湾、马达加斯加、新西兰和夏威夷之类较远的岛屿。

海洋所阻绝的不只是人类，还有许多亚非大陆上的动植物都到不了这个“外面的世界”。因此，在像澳大利亚和马达加斯加这些远方的大陆和岛屿上，该地的生物群独自演化了数百万年，于是无论外形和天性都和它们的亚非远亲相当不同。起初，地球可分为几个不同的生态系统，各由独特的动植物组成，但这种情形即将因为智人而画下句点。

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得到新的技术、组织能力甚至是眼界，能够走出亚非大陆，前往外面的世界。他们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在大约45000年前殖民澳大利亚。为解释这件事，专家学者煞费苦心。想到达澳大利亚，人类得跨过许多海峡，有些宽度超过100公里，而且抵达之后，他们还得几乎立刻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

最合理的理论认为，大约45000年前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智人发展出了第一个能够航海的人类社会（印度尼西亚群岛由亚洲大陆向外延伸，每个岛屿间只有狭窄的海峡相隔）。他们学会了如何建造及操纵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开始前往远洋捕鱼、贸易、探险。这给人类的能力及生活形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他能够进到海里的哺乳类动物，都是经过长期演化发展出专门的器官和符合流体力学的身形，才能进到海里（像是海豹、海牛、海豚等等）。然而，印度尼西亚的智人祖先就是在非洲草原上的猿类，既没有长出鳍，也不用像鲸鱼一样等着鼻孔一代一代慢慢移到头顶去，而是做出船来，并学习如何操纵。正是这些技能让他们能够移居澳大利亚。

确实，考古学家到现在还没找到45000年前的筏、桨或是渔村（而且远古的印度尼西亚海岸线现在深深沉在100米的海面下，要寻找也十分困难）。但还是有些可靠的间接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在智人移居澳大利亚后的数千年间，智人还殖民到了澳大利亚北方许多独立的小岛上。其中像是布卡岛（Buka）和马努斯岛（Manus），距离最近的陆地也要两百公里远。如果没有先进的船只、高明的航海技术，很难相信有人能够前往马努斯岛殖民。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也有证据证明当时像是在新爱尔兰岛和新不列颠岛之间有定期的海洋贸易。新的航海技能并不只限于西南太平洋，大约在35000年前就有人类抵达日本，而在大约30000年前就有人抵达中国台湾。对这两者而言，殖民者都得越过广阔的海洋，而这在先前的几十万年间都还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历史上，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绝对算是大事一件，重要性不亚于哥伦布抵达美洲或是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离开亚非大陆生态系统，也是第一次有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能够从亚非大陆抵达澳大利亚。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类先驱究竟在这片新世界做了什么。狩猎采集者首次登上澳大利亚海滩的那一刻，就正式在这片大陆登上食物链顶端，也从此成为地球史上最致命的生物物种。

在这之前，虽然人类有些创新的调整和作为，但他们对环境还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虽然他们能够迁移到各种不同地点，而且成功适应当地环境，但并不会大幅改变新的栖地环境。而这些前往澳大利亚的移居者（其实是征服者）所做的不只是适应当地环境，而是让整个澳大利亚生态系统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人类首次登上澳大利亚沙滩，足迹随即被海浪冲走。但等到这些入侵者进到内陆，他们留下了另一种足迹，而且再也洗刷不去。他们推进的时候，仿佛进到奇特的新世界，满眼是从未见过的生物。有200公斤重、2米高的袋鼠，还有当时澳大利亚最大型的掠食者袋狮（marsupial lion），体型就像现代的老虎一样大。树上有当时大到不太可爱的无尾熊；平原上则有不会飞的鸟在奔驰，体型足足是鸵鸟的两倍；至于在灌木丛里，则有像恶龙般的蜥蜴和蛇，发出咝咝声地滑行。森林里则有巨大的双门齿兽（diprotodon）在游荡，外形就像袋熊，不过体重足足有两吨半。除了鸟类和爬行动物之外，澳大利亚当时所有的动物都是像袋鼠一样的有袋动物，会先生下幼小、无助、就像胚胎一样的年轻后代，再在腹部的育儿袋中哺乳照顾。有袋哺乳动物在非洲和亚洲几乎无人知晓，但它们在澳大利亚可是最高的统治阶级。

但不过几千年后，所有这些巨大的动物都已消失殆尽。在澳大利亚当时24种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动物中，有23种都惨遭灭绝，许多比较小的物种也从此消失。整个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食物链重新洗牌，这也是澳大利亚生态系统数百万年来最重大的一次转型。智人是不是罪魁祸首？

罪名成立

有些学者试着为人类脱罪，把这些物种灭绝的责任推给气候变迁（常常都是靠它来顶罪），但要说智人完全无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灭绝，有三大证据显示气候很难成为借口，而人类难辞其咎。

第一点，虽然澳大利亚气候确实在45000年前有一场改变，但规模幅度并不大。光是这样小小的气候变迁，我们实在很难相信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灭绝。我们现在常常把很多事情都推给气候，但事实是地球的气候从来不会静止，而是每分每刻不断变化，史上不管哪个事件，都多少会碰上一些气候变迁的情形。

特别是地球早就有过许多次的冷却和暖化循环。在过去百万年间，平均每10万年就有一次冰河期，上一次冰河期大约是75000年前到15000年前，而且并不是特别严重，两次高峰分别在大约70000年前和20000年前。然而，澳大利亚巨大的双门齿兽早在150多万年前便已出现，活过了至少10次的冰河期，甚至连70000年前的那次冰河期高峰也安然无恙。但为什么到了45000年前就突然灭种？当然，如果双门齿兽是当时唯一灭绝的大型动物，可能就纯粹是运气问题。然而，当时除了双门齿兽之外，全澳大利亚超过90%的巨型动物都从历史上消失。虽然我们只有间接证据，但要说这么凑巧，智人就这样在所有巨型动物都死于严寒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实在很难令人信服。

第二点，如果是气候变迁导致物种大灭绝，海洋生物受到的冲击通常不亚于陆地生物。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在45000年前海洋生物有显著的灭绝情形。但如果是因为人类的影响，就很容易解释为何这波灭种潮只席卷了澳大利亚陆地，而放过了附近的海洋。虽然人类的航海技术已经大幅提升，但人类毕竟主要还是生活在陆地上。

第三点，类似澳大利亚这种生物大灭绝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千年还不断上演，而时间点都是在人类又再次移居外面世界的时候。这些情况，都证明智人罪证确凿。以新西兰的巨型动物为例，它们经历大约45000年前的那场气候变迁，几乎丝毫未受影响，但等到人类一踏上新西兰，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约在800年前，新西兰的第一批智人殖民者毛利人踏上这片土地。不过几个世纪，当地大多数巨型动物以及六成的鸟类物种都惨遭绝种的命运。

在北冰洋的弗兰格尔岛（Wrangel Island，位于西伯利亚海岸以北200公里），当地的长毛象也遭到同样的噩运。曾有几百万年的时间，长毛象的足迹踏遍几乎整个北半球，但随着智人从亚非大陆扩张到北美，它们的栖地就不断缩小。到了大约1万年前，全世界几乎已经再也没有长毛象，最后的栖地只剩下几个偏远的北极岛屿，其中以弗兰格尔岛最为蓬勃。长毛象在弗兰格尔岛又存活了数千年之久，直到大约4000年前突然灭绝。时间正值人类第一次抵达。

如果澳大利亚的物种灭绝只是单一事件，对于人类的无辜或许我们还能姑且信之。但翻开历史记录，智人看起来就是个生态的连环杀手。

***

最初移居澳大利亚的人手头上只有石器时代的技术，他们究竟是怎么搞出这场生态浩劫的？以下有三种解释，相映成趣。

第一种解释，在于大型动物（也就是澳大利亚物种灭绝的主要受害者）繁殖十分缓慢。不仅怀孕期很长、每次怀胎数少，而且两次怀孕之间相隔也久。因此，就算人类每几个月才猎杀一只双门齿兽，也可能让双门齿兽的死亡数高过出生数。于是不到几千年，就会看到最后一只双门齿兽孤单地死去，整个物种也就此灭绝。

而且，虽然双门齿兽身形巨大，但要猎杀并非难事，原因就在于它们对于人类的袭击根本来不及防卫。各种人类物种在亚非大陆上潜伏演化了两百万年，不断磨炼狩猎技能，而且从大约40万年前便开始猎捕大型动物。在亚非大陆上的巨兽都已得到教训，懂得保持距离。所以等到最新一代的最高掠食者——智人出现在亚非大陆的时候，大型动物都已经懂得要避开长相类似的生物。相较之下，澳大利亚的巨型动物可以说完全没有时间学会该赶快逃跑。毕竟人类看起来似乎不太危险，既没有又长又锋利的牙齿，也没有特别结实或敏捷的身体。而双门齿兽可是史上体型最大的有袋动物，所以它第一次看到这只长相弱不禁风的猿类，大概只会瞟上一眼，就继续回去嚼树叶了。对这些动物来说，需要靠演化才能学会惧怕人类，但时间根本不够，它们转眼便已灭绝。

第二种解释，认为智人抵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已经掌握了火耕技术。于是，面对这样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他们会刻意烧毁难以跨越的茂密灌木丛和森林，将地貌变为开阔的草原，以吸引更容易猎捕的猎物，适合人类的需求。于是，他们在短短几千年内就彻底改变了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

这种说法有植物化石记录作为佐证。在45000年前，桉属植物在澳大利亚只是少数。但等到智人来到，就开创了桉属植物的黄金时代。因为桉属植物特别耐火，所以在其他树种烧得灰飞烟灭之后，就剩下它独霸天下。

这些植被变化之后，就会影响草食性动物，进而影响肉食性动物。例如以桉属尤加利叶为生的无尾熊，就随着桉属植物领域扩张，开心地边嚼边进到新的领地。但大多数其他动物可就大受打击。澳大利亚有许多食物链就此崩溃，其中比较脆弱的环节也因而灭绝。

第三种解释，虽然也同意狩猎和火耕有显著影响，但强调还是不能忽视气候因素。大约在45000年前袭击澳大利亚的气候变迁让整个生态系统失衡，变得特别脆弱。但毕竟这早有先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系统应该还能慢慢适应恢复。但人类就是出现在这节骨眼儿上，于是将这个已经脆弱的生态系统推进了无底深渊。而对于大型动物来说，气候变迁加上人类狩猎可以说如同四面楚歌，令它们难以抵挡。一下面对如此多重的威胁，很难找出真正良好的生存之道。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们很难说究竟这三种解释哪个更有道理。但就是有充分的好理由让我们相信，如果智人没去到澳大利亚，现在我们就还能看到袋狮、双门齿兽还有巨型袋鼠在这片大陆上悠游自在。

地懒的绝灭

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群的灭绝，可能正是智人留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明显标志。而之后在美洲又有一场更大的生态灾难。在所有人类物种里，只有智人踏上了西半球的土地，时间大概是在16000年前，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4000年。智人最早是步行抵达美洲，因为当时海平面较低，从西伯利亚东北还有陆地与阿拉斯加的西北相连。但这段路也没听起来这么简单，一路艰难重重，并不比跨海抵达澳大利亚来得容易。在这一路上，首先得学会如何抵御西伯利亚北部的酷寒，这里的冬季是永夜，温度可以降到–50℃。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类物种能够通过西伯利亚北部这种地方。即使是能够抗寒的尼安德特人，也还是待在南边比较温暖的地区。但对智人来说，虽然他们的身体习惯的是非洲的大草原，而不是冰雪世界的极地，但他们却能想出巧妙的解决办法。智人的采集部落四处迁徙，来到较冷的地区就学会了做雪鞋，也学会用针把兽皮和兽毛层层缝紧，成为保暖衣物。他们发明了新型武器和高明的狩猎技巧，让他们能够追踪、猎杀在遥远北方的长毛象和其他大型动物。由于有了保暖衣物，狩猎技巧也有改进，智人就越来越勇于冒险，深入冰冻的区域。随着他们逐渐北迁，衣物、狩猎策略和其他生存技能也不断提升。

但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自愿把自己放逐到西伯利亚？对某些部落来说，或许是因为战争、人口压力或自然灾害，迫使他们北移。但向北走也不是全无好处，能取得动物蛋白便是其一。北极的土地到处都是大型而肥美的动物，如驯鹿和长毛象。每只长毛象都能提供大量的鲜肉（而且因为当地温度低，甚至可以将鲜肉冰冻留待日后食用）、美味的脂肪、温暖的毛皮，还有宝贵的象牙。对于松希尔的调查结果发现，长毛象猎人可不是在极地苟延残喘，而是过得意气风发、舒适惬意。随着时间过去，这些部落开枝散叶、不断扩张，继续追逐着长毛象、乳齿象、犀牛和驯鹿。大约在公元前14000年，有些部落就这样从西伯利亚东北来到了阿拉斯加。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片新世界。不论对于长毛象或对人类来说，阿拉斯加不过就是西伯利亚的自然延伸罢了。

一开始，阿拉斯加和美洲其他地区被冰河隔开，可能顶多只有一两个独立的探险者曾经到过更南边的土地。但到了公元前大约12000年，全球暖化融冰，出现了一条比较容易通过的通道。借由这个新的通道，人类大举南迁，走向整片大陆。虽然他们一开始习惯的是在极地狩猎大型猎物，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气候和生态系统。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后裔定居到现在的美国东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沼泽、墨西哥沙漠，还有中美洲的热带丛林。有些人到了亚马孙河流域落地生根，也有的定居在安第斯山谷，或是阿根廷开阔的彭巴斯大草原。而且，这一切不过是短短一两千年间的事！等到公元前10000年，人类已经来到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火地岛，他们能在美洲这样如同闪电战一般横行无阻，正证明了智人已有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适应能力。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够在基因几乎毫无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快速地迁移到如此大不相同的环境当中。

来到美洲的智人，绝非什么善男信女，他们造成了血流成河的景象，受害者多不胜数。在14000年前，美洲的动物物种远比今天丰富。智人首次从阿拉斯加南下，来到加拿大的平原和美国西部时，除了会遇上长毛象和乳齿象，还会有像熊一样大小的啮齿动物，一群又一群的马和骆驼，巨型的狮子，还有其他数十种类似的巨型动物，但现在都已全部绝迹；其中像是有可怕的剑齿虎，还有重达8吨、高达6米的巨型地懒。至于南美更令人目不暇给，各种大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让人仿佛置身于奇特非常的动物园。整个美洲曾经就像是个演化的巨大实验室，各种在亚非大陆上未曾得见的动植物都在此繁衍茁壮。

可惜好景不再。智人抵达后不过两千年的时间，大多数这些独特的物种就全部惨遭毒手。根据目前的估计，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北美原本有足足47属的各类大型哺乳动物，但其中34属已经消失；南美更是在60属之中失去了50属。像是剑齿虎，原本活跃了超过3000万年，却几乎在瞬间灭绝，其他像是巨型地懒、巨型狮子、美洲的本土马和本土骆驼、巨型啮齿动物和长毛象，也都未能幸免。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甚至昆虫和寄生虫，也同样惨遭灭绝（像是在长毛象绝种之后，各个物种的长毛象蜱自然只能共赴黄泉）。

几十年来，古生物学家和动物考古学家（研究动物遗骨的学者）在全美洲平原和山区四处探访，寻找远古骆驼的骨骼化石和巨型地懒的粪便化石等等。每当有发现，这些珍贵的宝物就会经过仔细包装送至实验室，仔细研究每一根骨头、每一块粪化石（coprolite，没想到这也有专有名词吧）。一次又一次，这些分析都指向相同的结果：与目前年代最接近的粪球或骆驼骨骼，大概就是人类如洪水般席卷美洲那段期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2000年到公元前9000年。只有在唯一一个地方，科学家还能找到更晚近的粪球：在加勒比海的几个岛上，特别是古巴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有些地懒的粪便约是公元前5000年的。但这也正是人类第一次成功越过加勒比海抵达这两座大岛的时间。

同样，有些学者还是试着为智人找借口，认为这一切都是气候变迁所造成（但他们就得好好解释，是什么神秘的原因，才让整个西半球气候暖化的时候，加勒比海群岛的气候却能硬生生再稳定了7000年）。然而就美洲而言，这可说是铁证如山。我们人类就是罪魁祸首，这点绝对无法回避。就算气候变迁也助纣为虐，但人类无疑是整起案件的主谋。

诺亚方舟

如果我们把在澳大利亚和美洲发生的生物大灭绝合起来计算，再加入智人在亚非大陆上扩张时所造成的小规模物种灭绝（像是其他人类物种的绝迹），还有远古采集者来到偏远岛屿（如古巴）带来的物种灭绝，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智人的第一波殖民正是整个动物界最大也最快速的一场生态浩劫。其中受创最深的是那些大型、毛茸茸的动物。在认知革命发生的时候，地球上大约有200属体重超过50公斤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而等到农业革命的时候，只剩下大约100属。换句话说，甚至远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轮子、文字和铁器之前，智人就已经让全球大约一半的大型兽类魂归西天、就此灭绝。

而在农业革命之后，这种生态浩劫还要经过无数次小规模再次重演。在一座又一座岛屿上发掘的考古证据，都看到同一出悲剧一再上演。在这出剧的第一幕，充满着丰富多样的大型动物族群，而没有任何人类的足迹。第二幕，我们看到一具人骨、一个矛头或是一片陶片，告诉我们智人来到此地。剧情很快来到第三幕，舞台中心只剩下人类的男男女女，而多数的大型动物以及许多小型动物，都已经黯然退场。

距离东非大陆约400公里有一个大岛：马达加斯加。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岛上的物种经过数百万年的隔离，展现出独一无二的风貌，像是象鸟，高3米、重约半吨而无法飞翔，这是全球最大的鸟类，另外还有巨狐猴，这是全球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但在大约1500年前，象鸟、巨狐猴以及马达加斯加岛上多数的大型动物都突然消失，而这正是人类第一次踏上马达加斯加的时间。

在太平洋，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开始了一波物种灭绝的浪潮，当时源自中国台湾的波利尼西亚农人开始移居到所罗门群岛、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直接或间接造成数以百计的鸟类、昆虫、蜗牛和其他当地物种的灭绝。自此，这股生物灭绝的浪潮又逐渐向东、向南、向北席卷，侵入太平洋的心脏地带，种种特殊的动物群惨遭毒手，受害地区包括萨摩亚和东加（公元前1200年）、马奎萨斯群岛（公元1年）、复活节岛、库克群岛、夏威夷（公元500年），最后来到新西兰（公元1200年）。

在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和地中海星罗棋布的数千座岛屿几乎无一幸免，都惨遭类似的生态浩劫。甚至在最小的岛屿上，考古学家都发现曾有鸟类、昆虫和蜗牛在那生活无数世代，但在人类第一次出现后便就此消失。只有极少数极度偏远的岛屿，直到现代才被人类发现，于是岛上的动物群还能幸存。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加拉巴哥群岛（Galapagos Islands），在19世纪前仍无人居住，因而保持了独特的动物群，像是岛上的巨龟也像古代的双门齿兽一样，对人类毫无畏惧。

第一波的灭绝浪潮是由于采集者的扩张，接着第二波灭绝浪潮则是因为农民的扩张；这些教训，让我们得以从一个重要观点来看今日的第三波灭绝浪潮：由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有些环保人士声称我们的祖先总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可别真的这么相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动植物绝种的元凶。人类可以说坐上了生物学有史以来最致命物种的宝座。

或许，如果有更多人了解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物种灭绝浪潮，就不会对现在自身所处的第三波浪潮如此漠不关心。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害死了多少物种，就会更积极保护那些现在还幸存的物种。这一点对于海洋中的大型生物来说更是如此。与陆地上的大型动物相较，大型海洋生物受到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因为工业污染和过度滥用海洋资源，许多海洋生物都已经濒临绝种。事情再这样发展下去，很快鲸鱼、鲨鱼、鲔鱼和海豚也会走上和双门齿兽、地懒、长毛象一样灭绝的道路。对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图9 大约3500年前的埃及墓穴壁画，描绘典型的农业景象。

1. [1] James F.O’Connel and Jim Allen,‘Pre-LGM Sahul (Pleistocene Australia-New Guinea) and the Archeology of Early Modern Humans’,in Rethinking the Human Revolution:New Behaviour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Modern Humans,ed.Paul Mellars,Ofer Bar-Yosef,Katie Boyle (Cambridge: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7),395-410;James F.O’Connel and Jim Allen,‘When Did Humans First Arrived in Grater Australia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to Know?’,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6:4 (1998),132-46;James F.O’Connel and Jim Allen,‘Dating the Colonization of Sahul (Pleistocene Australia-New Guinea):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Journal of Radiological Science 31:6 (2004),835-53;Jon M.Erlandson,‘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Maritime Voyaging,and the Pleistocene Colonization of the Americas’,in The first Americans:the Pleistocene Colonization of the New World,ed.Nina G.Jablonski (San Francisc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59-60,63-64;Jon M.Erlandson and Torben C.Rick,‘Archeology Meets Marine Ecology:The Antiquity of Maritime Cultures and Human Impacts on Marine Fisheries and Ecosystems’,Annual Review of Marine Science 2 (2010),231-51;Atholl Anderson,‘Slow Boats from China:Issues in the Prehistory of Indo-China Seafaring’,Modern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16 (2000),13- 50;Robert G.Bednarik,‘Maritime Navigation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Paleolithic’,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328 (1999),559-60;Robert G.Bednarik,‘Seafaring in the Pleistocene’,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3:1 (2003),41-66.

2. [2] Timothy F.Flannery,The Future Eaters: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s (Port Melbourne,Vic.:Reed Books Australia,1994);Anthony D.Barnosky et al.,‘Assessing the Causes of Late Pleistocene Extinctions on the Continents’,Science 306:5693 (2004):70–75;Bary W.Brook and David M.J.S.Bowman,‘The Uncertain Blitzkrieg of Pleistocene Megafauna’,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1:4 (2004),517–23;Gifford H.Miller et al.,‘Ecosystem Collapse in Pleistocene Australia and a Human Role in Megafaunal Extinction,’ Science 309:5732 (2005),287–90;Richard G.Roberts et al.,‘New Ages for the Last Australian Megafauna:Continent Wide Extinction about 46,000 Years Ago’,Science 292:5523 (2001),1888–92.

3. [3] Stephen Wroe and Judith Field,‘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a Human Role in the Extinction of Australian Megafauna an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5:21–22 (2006),2692–2703;Barry W.Brooks et al.,‘Would the Australian Megafauna Have Become Extinct If Humans Had Never Colonised the Continent? Comments o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or a Human Role in the Extinction of Australian Megafauna an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by S.Wroe and J.Field’,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6:3-4 (2007),560-564;Chris S.M.Turney et al.,‘Late-Surviving Megafauna in Tasmania,Australia,Implicate Human Involvement in their Extinc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34 (2008),12150-53.

4. [4] John Alroy,‘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292:5523 (2001),1893-96;O’Connel and Allen,‘Pre-LGM Sahul’,400-1.

5. [5] L.H.Keeley,‘Proto-Agricultural Practices Among Hunter-Gatherers:A Cross- Cultural Survey’,in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ed.T.Douglas Price and Anne Birgitte Gebauer (Santa Fe,N.M.: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5),243– 72;R.Jones,‘Firestick Farming’,Australian Natural History 16 (1969),224- 28.

6. [6] David J.Meltzer,First Peoples in a New World:Colonizing Ice Age Americ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

7. [7] Paul L.Koch and Anthony D.Barnosky,‘Late Quaternary Extinctions:State of the Debate’,The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Evolution,and Systematics 37 (2006),215-50;Anthony D.Barnosky et al.,‘Assessing the Causes of Late Pleistocene Extinctions on the Continents’,70-5.

第二部分

农业革命

图9 大约3500年前的埃及墓穴壁画，描绘典型的农业景象。

第五章

史上最大骗局

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为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情形。直立人、匠人或是尼安德特人都会采集野无花果、猎捕野绵羊，但不会去管究竟无花果树该长在哪儿，羊该在哪片草地吃草，又或是哪只公羊该跟母羊交配。虽然智人从东非来到中东、欧洲、亚洲，最后到了澳大利亚和美洲，但不管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仍然就是靠野生的动植物为生。毕竟，如果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吃得饱，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政治情况也都稳定多元，何必自找麻烦改来改去？

这一切在大约1万年前全然改观，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类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

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这场改变一开始速度缓慢，地区也有限。小麦与山羊驯化成为农作物和家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于骆驼和腰果等其他动植物驯化的时间还要更晚，但不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人类有着种种先进科技，但食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来自人类祖先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驯化的植物：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在过去2000年间，人类并没有驯化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动植物。可以说，人到现代还有着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学者曾经以为农业就是起源于中东，再传布到全球各地，但现在则认为农业是同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开花结果，而不是由中东的农民传到世界各地。中美洲人驯化了玉米和豆类，但不知道中东人种了小麦和豌豆。南美人学会如何栽培马铃薯和驯养羊驼，但也不知道在墨西哥或地中海东部又发生了什么事。中国最早驯化的是稻米、小米和猪。北美最早的农夫，也是因为懒得再在树丛里四处寻找南瓜，决定干脆自己种。新几内亚驯化了甘蔗和香蕉，西非农民也驯化了小米、非洲稻、高粱和小麦。就从这些最早的出发点，农业开始往四方远播。到了公元1世纪，全球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农业。

为什么农业革命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而不是澳大利亚、阿拉斯加或南非？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动植物其实无法驯化。虽然智人能挖出美味的松露、猎杀毛茸茸的长毛象，但真菌太难捉摸，巨兽又太过凶猛，于是想自己种或自己养真是难上加难。在我们远古祖先所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数几种。这几种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农业革命的起源地。

地图2 农业革命的时间和地点。这项资料尚未定案，地图也不断依最新的考古发现更新中。

***

学者曾宣称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跃进，是由人类脑力所推动的进步故事。他们说演化让人越来越聪明，解开了大自然的秘密，于是能够驯化绵羊、种植小麦。等到这件事发生，人类就开开心心地放弃了狩猎采集的艰苦、危险、简陋，安定下来，享受农民愉快而饱足的生活。

这个故事只是幻想，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早在农业革命之前，采集者就已经对大自然的秘密了然于胸，毕竟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非常了解自己所猎杀的动物、所采集的食物。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谁该负责？这背后的主谋，既不是国王，不是牧师，也不是商人。真正的主要嫌疑人，就是那极少数的植物物种，其中包括小麦、稻米和马铃薯。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

如果我们用小麦的观点来看看农业革命这件事，在1万年前，小麦也不过就是许多野草当中的一种，只出现在中东一个很小的地区。但就在短短1000年内，小麦突然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生存和繁衍正是最基本的演化标准，而根据这个标准，小麦可以说是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以北美大平原为例，1万年前完全没有小麦的身影，但现在却有大片麦田波浪起伏，几百公里内完全没有其他植物。小麦在全球总共占据大约225万平方公里的地表面积，快有英国的10倍大小。究竟，这种野草是怎么从无足轻重变成无所不在？

小麦的秘诀就在于操纵智人、为其所用。智人这种猿类，原本靠着狩猎和采集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直到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培育小麦。而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全球许多地方的人类都开始种起小麦，从早到晚只忙这件事就已经焦头烂额。种小麦可不容易，照顾起来处处麻烦。第一，小麦不喜欢大小石头，所以智人得把田地里的石头捡干净搬出去，搞得腰酸背痛。第二，小麦不喜欢与其他植物分享空间、水和养分，所以我们看到男男女女在烈日下整天除草。第三，小麦会得病，所以智人得帮忙驱虫防病。第四，不论是蝗虫还是兔子，都不排斥饱尝一顿小麦大餐，但小麦完全无力抵抗，所以农民又不得不守卫保护。最后，小麦会渴，所以人类得从涌泉或溪流大老远把水引来，为它止渴；小麦也会饿，所以智人甚至得收集动物粪便，用来滋养小麦生长的土地。

智人的身体演化目的并不是为了从事这些活动，我们适应的活动是爬爬果树、追追瞪羚，而不是弯腰清石块、努力挑水桶。于是，人类的脊椎、膝盖、脖子和脚底就得付出代价。研究古代骨骼发现，人类进到农业时代后出现了大量疾病，例如椎间盘突出、关节炎和疝气。此外，新的农业活动得花上大把时间，人类就只能被迫永久定居在麦田旁边。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其实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我们。“驯化”（domesticate）一词来自拉丁文“domus”，意思就是“房子”。但现在关在房子里的可不是小麦，而是智人。

小麦究竟做了什么，才让智人放弃了本来很不错的生活，换成另一种悲惨的生活方式？它提供了什么报酬？就智人的饮食来说，其实并没有更好。别忘了，人类原本就是种杂食的猿类，吃的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在农业革命之前，谷物不过是人类饮食的一小部分罢了。而且，以谷物为主的食物不仅矿物质和为生素含量不足、难以消化，还对牙齿和牙龈大大有害。

而就民生经济而言，小麦也并未带来经济安全。比起狩猎采集者，农民的生活其实比较没保障。采集者有几十种不同的食物能够为生，就算没有存粮，遇到荒年也不用担心饿死。即使某物种数量减少，只要其他物种多采一点、多猎一些，就能补足所需的量。然而，一直到最近为止，农业社会绝大多数饮食靠的还是寥寥无几的少数几种农业作物，很多地区甚至只有一种主食，例如小麦、马铃薯或稻米。所以，如果缺水、来了蝗灾又或是爆发真菌感染，贫农死亡人数甚至有可能达到百万。

再就人类暴力而言，小麦也没办法提供人身安全。农业时代早期的农民，性格并不见得比过去的采集者温和，甚至还可能更暴力。毕竟现在他们的个人财产变多，而且还需要土地才能耕作。如果被附近的人抢了土地，就可能从温饱的天堂掉进饥饿的地狱，所以在土地这件事上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过去，如果采集者的部落遇到比较强的对手，只要撤退搬家就能解决。虽然说有些困难和危险，但至少是个可行的选项。但如果是农民遇到了强敌，撤退就代表着得放弃田地、房屋和存粮。很多时候这几乎就注定了饿死一途。因此，农民常常得死守田地，双方拼个你死我活。

许多人类学和考古研究显示，在只有基本的村庄和部落政治结构的农业社会中，人类暴力行为造成15%的总死亡数，而在男性之间则是25%。现在的新几内亚还有达尼（Dani）和恩加（Enga）两个农业部落社会，暴力造成男性死亡所占百分率分别是30%和35%。而在厄瓜多尔的瓦拉尼人（Waorani），成年人甚至约有50%会死在另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之下！慢慢地，人类发展出进阶的社会结构，如城市、王国、国家，于是人类的暴力也得到了控制。不过，这样庞大而有效的政治结构可是足足花了数千年，才终于建立起来。

当然，农村生活确实为第一代农民带来了一些直接的利益，像是比较不需要担心野兽袭击、风吹雨淋，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其实弊大于利。现代社会繁荣富庶，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弊处何在，毕竟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之上，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农业革命真是个美妙的进步。然而，我们不能光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几千年的历史。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观点，可能是1世纪中国汉代某个女孩因为家里的农作物歉收而饿死。她会不会说：“虽然我饿死了，但我知道在两千多年后，人类能够吃喝不尽，住在有空调的豪宅里，所以我的牺牲也都值得了？”

对于那个营养不良的中国汉代女孩或是所有农民来说，小麦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对于个人来说，小麦根本算不上给了什么。但对于智人这个物种整体来说，小麦的影响就十分深远。种植小麦，每单位土地就能提供更多食物，于是智人的数量也呈指数成长。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人类还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杰里科（Jericho）绿洲一带，大概可以养活一个有百名成员的采集部落，而且人们相对健康、营养充足。到了大约公元前8500年，野生植物的荒野成了片片麦田，这片绿洲这时养活了约有千人的农村，但人口密度也因此增大，而且成员染病及营养不良的情形要比过去严重太多。

如果要衡量某种物种演化成功与否，评断标准就在于世界上其DNA螺旋的拷贝数的多寡。这很类似于货币的概念，就像今天如果要说某家公司行不行，我们看的是它的市值有多少钱，而不是它的员工开不开心；物种的演化成功，看的就是这个物种DNA拷贝数在世界上的多寡。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某物种的DNA拷贝，就代表该物种已经绝种，也等于公司没有钱而宣告倒闭。而如果某个物种还有许多个体带着它的DNA拷贝存在于这个世上，就代表着这个物种演化成功、欣欣向荣。从这种角度看来，1000份DNA拷贝永远都强过100份。这正是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却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但是，身为个人，为什么要管这种演化问题？如果有人说，为了“增加智人基因组在世界上的拷贝数”，希望你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你会同意吗？没有人会同意这笔交易。简单说来，农业革命就是一个陷阱。

奢侈生活的陷阱

农业的兴起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历时数千数百年的缓慢过程。过去，智人部落的生活就是采集蘑菇和坚果、猎捕野鹿和野兔，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决定定居、不再搬迁，而开始耕田、种小麦、从河里挑水。这种改变分阶段进行，每次只是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在大约7万年前，智人到达了中东。而在接下来的5万年间，智人在那里不用什么农业也能顺利繁衍。光是当地的天然资源，就足以养活这些人口。资源多的时候，孩子就多生几个；资源少了，就少生几个。人类就像许多哺乳动物一样，自然有荷尔蒙和遗传机制来控制生育数。营养充足的时候，女性比较早进入青春期，成功怀孕的概率也比较高。而在土地贫瘠、营养不足的时候，女性进入青春期要来得晚，生育能力也下降。

人口管制除了以上这些自然机制之外，还有文化机制。对于四处迁移的采集者来说，婴儿和幼童行动迟缓、需要额外照顾，会造成负担。所以，当时每个子女至少会相隔三到四岁。而女性能控制这点的方式，靠的就是一天24小时都待在孩子旁边照顾着，直到孩子大一点为止（毕竟没多久就得哺乳一次，男人想来干些什么也不太方便，于是可以大幅减少怀孕的机会）。至于其他方法，还包括完全或部分禁欲（有些还用文化禁忌来支持这种做法）、人工流产，偶尔还有杀婴。

在这漫长的数千年间，人类偶尔会吃吃小麦，但绝非以它为主食。而在大约18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全球气候变暖。随着气温上升，降雨也增多。在中东，这种新气候非常适合小麦和其他谷物生长，于是这些作物也繁衍蓬勃。人类的小麦食用量开始增加，并且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小麦的生长。当时采集到野生谷类，必须先筛一筛、磨一磨，再煮过之后才能食用；正因如此，人类采集这些谷物之后，要带回他们居住的临时地点来处理。小麦种子粒小而多，在送回部落的途中必然会有一些掉到地上。慢慢地，人类最常走的路径附近或是居住营地的周围也就长起了越来越多的小麦。

甚至，人类放火烧毁森林和灌木丛的时候，等于帮了小麦一把。大火清掉了树木和灌木，于是小麦和其他草类就能独占阳光、水和养分。在小麦生长特别茂盛的地方，猎物和其他食物来源也丰富，于是人类部落逐渐能够放弃四处流浪的生活方式，在某地住上一个季节，甚至就形成永久聚落。

一开始，他们可能待上大约4个星期来收获小麦。等到过了一个世代，小麦数量和面积大增，于是他们得待上5个星期，接着就是6个星期、7个星期，最后终于形成永久的村落。在整个中东地区，都能够发现这种定居下来的证据，特别是在黎凡特地区（Levant，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及岛屿）更是常见。从公元前12500年到公元前9500年，黎凡特曾有十分兴盛的纳图芬（Natufian）文化，纳图芬人属于狩猎采集者，以数十种野生物种为生，但永久定居在村落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辛勤采集、研磨各种野生谷物。他们会盖起石造的房舍和谷仓，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还会发明新的工具，像是发明石镰刀收割野生小麦，再发明石杵和石臼来加以研磨。

而在公元前9500年之后，纳图芬人的后代除了继续采集和研磨谷物，还开始以越来越精细的手法来培养种植。采集野生谷物的时候，他们会小心留下一部分，作为下一季播种之用。他们也发现，播种的时候如果把种子深深埋到地下，而不是随便撒在地面，效果会好很多。于是，他们开始犁地整地，也一步步开始除草、防虫、浇水、施肥。随着越来越多的心力时间都用来种谷物，采集和狩猎的时间也就被挤压。于是，采集者逐渐变成了农民。

然而，从采集的野生小麦变成种植驯化的小麦之间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分界点，所以很难断定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了农业时代。但是，到了公元前8500年，中东已经四处散布着像是杰里科这种永久村落，村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种植培育着少数几种驯化后的物种。

随着人类开始住进永久村落、粮食供给增加，人口也开始增长。放弃过去流浪的生活之后，女性也可以每年都生孩子了。而这时婴儿也较早断奶，而以粥来代替。毕竟田里需要人手，妈妈得赶快回到农活。然而，人口一多，就耗去了原本的粮食剩余，于是耕种面积又得加大。这时，因为人类开始定居在易有疾病肆虐的聚落，孩子吃母乳的比率越来越少，吃谷类则越来越多，再加上得要共享这些粥的兄弟姐妹也越来越多，让儿童死亡率一路飙升。在大多数的远古农业社会里，至少1/3的儿童无法长到20岁成人。然而，人口出生的速度仍然大于死亡速度，人类养育子女的数字也居高不下。

随着时间过去，种麦子这个原本看来划算的选择，变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儿童大批死亡，而成人也得忙得满头大汗，才能换得面包。公元前8500年杰里科人过的生活，平均来说要比公元前9500年或公元前13000年更为辛苦。但没有人发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每一代人都只是继续着上一代生活的方式，在这里修一点，那里改一些。但矛盾的是，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的“进步”，最后却像是在这些农民的身上加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为什么人类会犯下如此致命的误判？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不断重蹈覆辙，道理都相同：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最后的结果。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没错，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就再也不用担心荒年的问题了。孩子也永远不用挨饿入睡。”确实这也有道理。工作努力辛苦一些，生活也就能过得好一点。不过，这只是理想的状况。

计划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人们确实工作得更努力也更辛苦。但大家没想到孩子的数量也多了，于是多出的小麦也就有更多小孩要分。这些远古的农民也没想到，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就让孩子的免疫系统下降，而且永久聚落也成了疾病传染的温床。他们也没有预见到，由于增加了对单一食物来源的依赖，实际上他们使自己更容易受到旱灾的威胁。这些农民还没想到，丰收年他们粮仓满满，却会引来盗贼和敌人，迫使他们得筑起高墙、严加警戒。

这样一来，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他们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生活？部分原因在于，所有改变都必须点点滴滴累积，经过许多代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社会；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过去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了。另一部分，是因为人口增长就像是破釜沉舟。一旦采用农耕之后，村落的人口从100人成长到110人，难道会有10个人自愿挨饿，好让其他人可以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这已经再无回头路。人类发现时，已经深陷陷阱、无法自拔。

于是，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就算今天，仍然如此。有多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大企业、从事各种劳心劳力的工作，发誓要努力赚钱，好在35岁就退休，去从事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业？但等他们到了35岁，却发现自己背着巨额贷款，要付子女的学费，要养在高级住宅区的豪宅，每家得有两部车，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级红酒和去国外的假期。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会放下一切，回去野外采果子挖树根吗？当然不可能，而是加倍努力，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让我们用现代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有许多本该会让生活轻松省时又如意的发明，像是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电话、手机、计算机、电子邮件等等。在以前，寄信是件麻烦事，得亲手动笔、写信封、贴邮票，还得再走到邮筒那里去寄。想得到回信，可能得等上几天、几星期，甚至是几个月。至于现在，我可以随手就寄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地球的另一边，而且如果收件人在线，可能只要一分钟就能收到回信了。我确实省下了所有麻烦和时间，但生活真的更轻松了吗？

可惜事与愿违。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才会写信。写起信来也不是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字斟句酌、考虑再三。而且，通常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也不会有人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响应。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然而，我们其实是把生活的步调加速成过去的10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三不五时，总有些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勒德分子（Luddite）坚持不用电子邮件，就像几千年前，也有某些人类部落拒绝农业，所以躲过了奢侈生活的陷阱。然而，农业革命要成功，并不需要某个地区的所有部落都无异议通过。一切都只从“一个部落”开始。不论是在中东还是中美洲，只要有一个部落定居下来、开始耕作，走向农业的趋势就已经无法抗拒。由于农业可促成人口迅速增长，通常农业部落光靠人数就已经大胜采集部落。这时，采集部落只剩两种选择，第一是逃跑，放任自己的猎场成为农场和牧场；第二就是拿起锄头，自己加入农业的行列。无论哪种选择，都代表旧的生活方式注定将要凋零。

这个关于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并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农业革命发生，或是意图让人依赖谷类为生。一开始只是各种小事，主要就是希望吃饱一点、生活安全一点，但最后累积引起的效应，就是让远古的采集者开始花上整天的时间，在烈日之下挑水务农。

神圣的干预

以上这种说法认为农业革命就是判断错误的结果，这确实有可能，毕竟历史上满是错得更离谱的例子。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我们远古祖先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要让生活轻松点？或许智人是有其他的目标，所以自愿过得辛苦一点，好实现这些目标？

讲到历史发展，科学家常常会归咎于某些冷冰冰的经济和人口因素，毕竟这和他们理性、数学的思考方法比较合拍。但讲到现代历史的时候，因为有大量的书面证据，所以学者不得不考虑非物质的因素，例如意识形态和文化。像我们有足够的文件、书信、回忆录，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并非粮食短缺或人口压力。然而，像纳图芬文化并未留下任何文献档案，所以讲到远古时代，唯物主义学派说话总是比较大声。对于这些文字出现前的时代，就算我们认为这些人行事的原因是出于信仰而非经济所需，实在也很难证明。

然而，我们很幸运地在极少数的案例中找到极有力的线索。1995年，考古学家开始挖掘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在这最古老的地层里，他们找到的不是聚落、房舍或日常活动的迹象，而是雄伟的石柱结构，它们雕饰华美、令人惊叹。这里每根石柱重达7吨、高5米。在附近的一个采石场，甚至还发现了一根尚未完工的石柱，重达50吨。全部加起来，总共有十多个遗迹结构，规模最大的宽度近30米。

▲图10 左：哥贝克力石阵的巨大遗迹结构。右：其中一根雕刻石柱（高约5米）。

全球各地都有这样令人惊叹的遗迹结构，最著名的是英国的巨石阵（Stonehenge），但哥贝克力石阵有一点特别惊人。巨石阵的年代约是公元前2500年，是由一个已经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所建造。但哥贝克力石阵的年代约是公元前9500年，所有证据都显示，它是由狩猎采集者建造而成。一开始，考古学界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经过一次又一次检视之后，无论是这个结构的年代，还是建造者尚未进入农耕社会，都是毋庸置疑的。看起来，过去我们对于远古采集者的能力和他们文化的复杂程度，都是严重低估。

为什么采集社会想兴建这样的结构？这种结构看来并没有什么实质用途，既不是大型屠宰场，也没办法用来避雨或躲狮子。所以，我们只能推论这是为了某种神秘的文化目的，而考古学家到现在也还在为此伤脑筋。不论用途为何，都能肯定采集者愿意为它花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想要盖起哥贝克力石阵，必然需要集合数千位来自不同部落的采集者，长时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而如果背后没有成熟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系统，就万万不可能做到。

哥贝克力石阵还有另一件耸人听闻的秘密。多年以来，基因学家一直想找出驯化小麦的起源。最近的发现显示，至少有一种驯化的小麦就起源于附近的喀拉卡达山脉（Karaçadag），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30公里远。

这几乎不可能只是巧合。很有可能，哥贝克力石阵的文化中心就与人类首次驯化小麦（或小麦驯化人类）有着某种关联。养活建造和使用这些巨型结构的人，需要非常大量的食物。所以，采集者之所以从采集野生小麦转而自行种植小麦，可能并不是为了增加日常食物供应，而是为了支持某种神庙的建筑和运作。在传统的想象中，人是先建立起村落，接着等到村落繁荣之后，再在村落中心盖起信仰中心。但哥贝克力石阵显示，很有可能其实是先建立起信仰中心，之后才围绕着它形成村子。

革命的受害者

浮士德跟魔鬼交易，人类则跟谷类交易。但人类做的交易不止这一项，另一项则是和绵羊、山羊、猪、鸡之类的动物命运有关。过去四处流浪的采集部落会跟踪猎杀野绵羊，也逐渐改变了羊群的组成。第一步可能是开始挑选猎物。人类发现，如果猎杀的时候只挑成年公羊或是年老生病的羊只，对人类来说反而有利。放过有繁殖能力的母羊和年轻的小羔羊，当地羊群就可长可久。至于第二步，可能是积极赶走狮子、狼和敌对的人类，保护羊群不受掠食者侵扰。第三步可能就是将羊群赶到某个狭窄的峡谷，方便控制和保护。最后一步，就是在羊群当中做出更谨慎的挑选，好符合人类的需要。其中，最具侵略性的公羊是人类想控制羊群最大的阻力，所以第一个就宰它们。至于瘦小或是太有好奇心的母羊也是除之而后快。（太有好奇心，就容易走得离羊群远远的，对牧羊人来说可不是好事。）于是，一代一代下去，绵羊也就越变越胖，越来越温和，也越来越不那么好奇了。就是这样，英文才会有首童谣，唱着玛莉有只小绵羊，而且玛莉去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猎人一开始是抓住一只羔羊来“收养”一下，在食物无虞的时候养上几个月，等到比较没食物的季节就宰来吃。等到了某个阶段，这种先养再杀的规模开始越来越大，有些羊甚至被养到进入青春期，开始生出小羊来。那些生下来之后最具侵略性、不听话的，就会先遭到宰杀。至于最乖、最听话的羊，则被饶下小命，继续再生小羊。结果一样就是有了一群驯化、温顺的羊。

这样经过驯化的家畜（羊、鸡、驴等等）能够为人类提供食物（肉、奶、蛋）、原料（皮、毛），以及兽力。于是，以前必须由人自己来做的工作（像是搬运、翻地、磨谷物等等），许多都开始交给了其他动物。在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里，人类的第一重点是种植农作物，第二才是饲养动物。但是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要就是靠着剥削利用其他动物为生：游牧部落。

人类扩张到世界各地，家畜也跟着他们的脚步移动。1万年前，全球只有在亚非大陆的几个特定地点有绵羊、牛、山羊、野猪和鸡，总数大约几百万只，但现在全球有大约10亿只绵羊、10亿只猪、超过10亿只牛，更有超过250亿只鸡，而且是遍布全球各地。家鸡是有史以来最普遍的鸟类。至于大型哺乳类除了以智人居首，后面的二三四名就是驯化的牛、猪和羊。从狭隘的演化观点来看，演化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DNA的拷贝数，于是农业革命对于鸡、牛、猪、羊来说可是一大福音。

不幸的是，演化观点并不是唯一判断物种成功与否的标准。它一切只考虑到生存和繁殖，而不顾个体的痛苦或幸福。虽然就演化而言，驯化的鸡和牛很可能是最成功的代表，但它们过的其实是生物有史以来最惨的生活。动物的驯化是建立在一系列的野蛮作为上，而且随着时间的前行，残忍程度只增不减。

野生鸡的自然寿命大约是7~12年，牛则是20~25年，虽然在野生环境它们多半都活不到这个岁数，但至少还有相当机会可以活上好一阵子。相较之下，出于经济考虑，驯化后的肉鸡和肉牛不过出生几周和几个月，就到了最佳屠宰年龄，于是一命归天。（如果养一只鸡只要三个月就已经达到体重最重的状态，又何必再多喂好几年？）

蛋鸡、奶牛和提供劳力的役用动物有时候能多活上几年，但代价就是过着完全不符合它们天性和渴望的生活。举例来说，不难想象牛宁愿优哉游哉地在开阔的草原上整天漫步，有其他牛做伴，而不是被一个猿类在身后挥着鞭子，要它拉车拖犁。

为了把牛、马、驴、骆驼训练成听话的役用动物，就必须打破它们的天性和社会连接，抑制它们的侵略和性能力，并且限制它们的行动自由。农民还发明各种控制技术，像是把动物关在兽栏和兽笼里、套上枷锁链条，用皮鞭和刺棒来训练，甚至刻意造成动物伤残。驯化动物的过程几乎总是会将雄性阉割，好抑制雄性的侵略性，也让人类能够控制挑选牲畜的生育。

在许多新几内亚的部落社会里，想判断一个人富不富有，就要看他/她有几头猪。而为了确保猪跑不掉，新几内亚北部的农民会把猪的鼻子切掉一大块。这样一来，每次猪想闻东西，都会感到强烈的疼痛，不但无法觅食，甚至连找路都做不到，于是不得不完全依赖人类主人。在新几内亚的另一个地区，人们甚至还习惯直接把猪的眼睛挖掉，杜绝它们逃跑的可能。

▲图11 公元前1200年的埃及坟墓壁画：有一对牛在耕田。野生的牛群可以自在漫游，也有自己复杂的社会结构。但牛遭到阉割和驯化之后，一辈子就只能耗费在人类的鞭子下、狭窄的牛棚里，独自或成对提供劳力，既不符合身体自然，也无法满足其社会及情感需求。等到牛拉不动犁了，就只有被屠宰一途。（但请注意，这位埃及农民也是驼着背做事；这跟牛没什么两样，就是一辈子做着有害身体、心灵和社会关系的劳力工作。）

乳品业自有一套来强迫动物听话。奶牛、山羊和绵羊只有生了小牛小羊之后才会产奶，而且也仅限哺乳期这一段时间。想要动物不断供奶，农民必须让它们生下小牛小羊，但又不能让小牛小羊把奶吸光。所以，整个历史上常用的方法就是干脆等到小牛小羊出生后不久就全宰了，如此一来人类就能霸占所有牛奶羊奶，等到它们停奶之后再重新怀胎即可。听来残忍，但甚至到现在这种做法仍然十分普遍。在许多现代的奶牛场里，奶牛通常只能活到5岁就会被宰杀。这5年中，它几乎一直在怀孕，为了维持最大的产奶量，在分娩后大约60~120天就要再次受精。至于它的小牛们，则是一出生没多久就被带走，母的被养大成为新一代的奶牛，而公的就进了肉类产业的手里。

另一种方式，是虽然容许小牛小羊接近妈妈，却用上各种方式不让它们喝得太多。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小牛小羊开始吸奶，但在奶要流出来之前就把它们抱走。可以想见，这种方式会同时受到母亲和孩子两方的抗拒。有些畜牧部落过去的做法，是将小牛小羊宰杀食用，但拿东西塞回空的毛皮做成标本，再送回妈妈身边刺激它们产奶。而在苏丹的努尔族（Nuer）还更进一步，在标本上涂着牛妈妈的尿液，所以这只假小牛连闻起来也很像个样子。努尔族的另一项技术则是在小牛的嘴边绑上一圈刺，小牛想吃奶就会刺伤牛妈妈，好让牛妈妈排斥让小牛吃奶。撒哈拉的图阿雷格族（Tuareg）养骆驼，他们过去会将小骆驼的鼻子和上唇的部分穿孔或切除，如此一来只要一吸奶就会疼痛，也就不会喝得太多。

***

也不是所有农业社会都对他们农场里的动物如此残酷，某些家畜的日子还是过得相当不错。像是拿来剃毛的羊、宠物狗和猫，以及战马和赛马，常常就过得相当惬意。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据说还曾经打算任命他最爱的马“英西塔土斯”（Incitatus）为执政官。综观历史，牧者和农民对他们的动物还是抱有感情、照顾有加，正如许多奴隶的主人也会对奴隶关心照顾。所以，君王和先知会把自己营造成牧者的形象也就不那么意外，他们和他们的神照顾子民的方式，确实也像是牧羊人照顾羊群一般。

然而，如果从牛羊的观点而非牧者的观点来看农业革命，就会发现对绝大多数的家畜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些演化的“成功”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是濒临绝种的野生犀牛，比起被关在小格子里变肥、等着成为鲜美牛排的肉牛，日子应该还是好过得多。虽然自己的物种即将灭绝，但这丝毫不会影响那头野生犀牛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相较之下，肉牛这个物种虽然在数量上大获成功，却完全无法安慰那些单独个体所承受的痛苦。

▲图12 一头在现代化畜牧场里的小牛。小牛出生后立即与母亲分开，关在一个不比身体大多少的笼子里。小牛得在这里度过一辈子，但它的一辈子平均也只有大约四个月。它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离开笼子，从没有机会和其他小牛玩，甚至连走路的机会也被剥夺；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它的肌肉因运动而变硬。肌肉越柔软，牛排也就越鲜嫩、多汁。于是，这只小牛第一次有机会走路、伸展筋骨、遇见其他小牛的时候，也就是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就演化而言，牛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物。但同时，它们也是地球上生活最悲惨的动物。

我们从农业革命能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很可能就是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研究像小麦和玉米这些植物的时候，或许纯粹的演化观点还有些道理。但对于像是牛、羊、智人这些有着复杂情感的动物来说，就必须想想演化上的成功会对个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在下面的章节还会一再看到，每当人类整体的能力大幅增加、看来似乎大获成功，个人的苦痛也总是随之增长。

1. [1] 本地图主要参考： Peter Bellwood,First Farmers: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Malden:Blackwell Pub.,2005).

2. [2] Azar Gat,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30-131;Robert S.Walker and Drew H.Bailey,‘Body Counts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n Violen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2013),29-34.

3. [3] Katherine A.Spielmann,‘A Review:Dietary Restriction on Hunter-Gatherer Wome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Fertility and Infant Mortality’,Human Ecology 17:3 (1989),321-45.并请参见：Bruce Winterhalder and Eric Alder Smith,‘Analyzing Adaptive Strategies:Human Behavioral Ecology at Twenty Five’,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9:2 (2000),51-72.

4. [4] Alain Bideau,Bertrand Desjardins and Hector Perez-Brignoli (eds.),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in the Past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Edward Anthony Wrigley et al.,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1580-1837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95-96,303.

5. [5] Manfred Heun et al.,‘Site of Einkorn Wheat Domestication Identified by DNA Fingerprints’,Science 278:5341 (1997),1312-14.

6. [6] Charles Patterson,Eternal Treblinka: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Lantern Books,2002),9-10;Peter J.Ucko and G.W.Dimbleby (ed.),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London:Duckworth,1969),259.

7. [7] Avi Pinkas (ed.),Farmyard Animals in Israel-Research,Humanism and Activity (Rishon Le-Ziyyon:The Association for Farmyard Animals,2009 [Hebrew]),169-199;“Milk Production-the Cow” [Hebrew],The Dairy Council,accessed March 22,2012,http://www.milk.org.il/cgiwebaxy/sal/sal.pl?lang=he&ID=645657_milk&act=show&dbid=katavot&dat aid=cow.htm

8. [8]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The Nuer: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E.C.Amoroso and P.A.Jewell,‘The Exploitation of the Milk-Ejection Reflex by Primitive People’,in Man and Cattle: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Domestication at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24-26 May 1960,ed.A.E.Mourant and F.E.Zeuner (London: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963),129-34.

9. [9] Johannes Nicolaisen,Ec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storal Tuareg (Copenhagen:National Museum,1963),63.

第六章

盖起金字塔

农业革命可能是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有些人认为这让人类迈向繁荣和进步，也有人认为这条路终将导致灭亡。对后者来说，农业革命是个转折点，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自外于这个世界。但不管这条路的尽头为何，现在都已经无法回头。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得以急遽增加，任何一个复杂的农业社会想回到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就只有崩溃一途。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进入农业时代的前夕，地球上采集者的人口大约有500万到800万。而到了公元1世纪，这个人数只剩下一两百万（主要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相较于农业人口已达2.5亿，无疑是远远瞠乎其后。

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住在永久聚落里，只有少数是游牧民族。“定居”这件事，让大多数人的活动范围大幅缩小。远古狩猎采集者的活动范围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当时这片范围都是他们的“家”，有山丘、溪流、树林，还有开阔的天空。但对农民而言，几乎整天就是在一小片田地或果园里工作，就算回到“家”，这时的房子也就是个用木头、石头或泥巴盖起的局促结构，每边再长也不过几十米。一般来说，农民就会和房屋这种构造建立起非常强烈的连接。这场革命意义深远，除了影响建筑，更影响了心理。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

新形成的农业活动范围，除了面积远小于过去远古的采集活动范围，内部人工的成分也大增。除了用火，狩猎采集者很少刻意改变他们所漫游闲晃的土地；但农民就完全不同，可以说他们是从一片荒野中，劳心劳力刻意打造出一个专属人类的人工孤岛。他们会砍伐森林、挖出沟渠、翻土整地、建造房屋、犁出犁沟，还会把果树种成整齐的一排又一排。对人类来说，这样人工打造出来的环境就是仅限人类和“我们的”动植物所有，常常还用墙壁和树篱围了起来。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一心防止各种杂草和野生动物入侵。就算真的出现闯入者，也会被再赶出去。赶不走的，下一步就是消灭它们。在家园四周，这种防卫特别强。从农业开始发展到现在，人类的家园得面对勤劳的蚂蚁、鬼鬼祟祟的蟑螂、冒险犯难的蜘蛛还有误入歧途的甲虫，于是数十亿人口也就武装起来，用树枝、苍蝇拍、鞋子和杀虫剂，迎向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

史上大多数时间，这些人造领域仍然非常小，四周围绕着广大的自然旷野。整个地球表面约有5.1亿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了1.55亿平方公里。到了公元1400年，把绝大多数的农民、农作物和家禽家畜全加起来，占地还大约只有1100万平方公里，约全球面积的2%。而其他地方可能太热、太冷、太干、太湿，不宜农耕。然而，正是地球表面这微乎其微的2%，构成了整个历史展开的舞台。

人类发现自己已经很难离开这些人工岛屿了，所有的房子、田地、谷仓，放弃哪个都可能带来重大的损失。此外，随着时间过去，他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不易搬运，也把他们绑得死死的。虽然在我们看来，远古的农民似乎又脏又穷，但当时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拥有的物品数量已经胜过了一整个儿采集部落。

未来的来临

农业时代人类的空间缩小，但时间却变长了。一般来说，采集者不会花太多心思考虑下周或下个月的事，但农民却会想象预测着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事。

采集者之所以不管未来，是因为他们就是现采现吃，不管是保存食物还是累积财物，当时都不是容易的事。当然，他们显然还是有某些事得要事先规划。不管是在雪维、拉斯科或是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这些艺术家绘画的时候想必都希望它能够流传后世。人际关系和政治对立都是长期的事，无论报恩或报仇，常常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然而，在狩猎和采集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里，要做这种长期规划就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说来也有趣，这让采集者省下了许多不必要的忧虑。毕竟，如果是那些无法影响的事，就算担心也没用。

而在农业革命之后，“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史上新高。农民不仅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未来，还几乎可以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农业经济是以生产的季节周期为基础，经过很多个月耕作，再来到相对较短的收成高峰期。丰收的时候，农民可能会在收成结束后的晚上欢庆一场，慰劳这段时间的辛劳，但顶多一星期后就又会回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虽然可能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来应付今天、下周甚至下个月，他们还是得担心明年和后年的问题。

之所以要担心未来，除了有生产季节周期的因素，还得面对农业根本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大多数村落拥有的农作物或家禽家畜物种十分有限，一旦遇上旱灾、洪水和瘟疫就容易灾情惨重。于是，农民不得不生产出多于所需的食物，好储备存粮。粮仓里堆了米，地窖里存了橄榄油，食品室里有奶酪，屋梁上还挂着香肠，否则遇到歉收年就有可能会饿死。而且，总有歉收的一年，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如果农民不早做准备，绝对也活不久。

于是，早从农业时代一开始，“未来”就一直是人类心中小剧场的主要角色。在农民得靠雨水灌溉的地方，雨季一开始担心也就开始。每天早上，农民就会凝视着远方，闻闻风的味道，盯到眼睛发酸。那片是云吗？能不能来场及时雨？雨会下得够吗？雨会不会又下得太大，把田里的种子或秧苗都冲走打坏了？而在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流域，这里的农民一样忧心忡忡，但看的是河水的高度。他们需要雨季让河面上升，一方面把上游肥沃的土壤冲下来，另一方面引水进入他们庞大的灌溉系统。然而，如果这场洪水让河面涨得太高，又或来的时机不对，田地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下场与旱灾一样凄惨。

农民担心未来，除了因为有更多东西要保护，也是因为现在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风险。他们可以再整一块地，再挖一条灌溉的渠道，再多种一点作物。在夏天，满怀忧虑的农民像工蚁一样疯狂工作，挥汗种着橄榄树，再由他的孩子和孙子把橄榄压成油，这样到了冬天甚至明年，他就能吃到今天想吃的食物。

农业带来的压力影响深远，这正是后代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但可悲的是，虽然农民勤劳不懈、希望能够保障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但这几乎从来未曾实现。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级，不仅靠着农民辛苦种出的食粮为生，还几乎全征收抢光，只留给农民勉强可过活的数量。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

靠着农民多生产出来的食物，加上新的运输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住在一起，先形成村落，再形成城镇，最后成为都市，再由王国或商业网络把它们紧紧相连。

然而，想真正抓住新时代的契机，光靠粮食剩余和交通改善还不够。就算有能力养活某个城镇的一千人或是某个国家的一百万人，还是无法确保这些人都同意如何划分领土和水资源，如何解决争端，以及在干旱或战时该如何应变。而如果对这些事项都无法达成协议，就算大家谷仓满满，还是会冲突不断。史上的场场战争和革命，多半起因都不是粮食短缺。法国大革命领头的是有钱的律师，而不是饥饿的农民。古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权力高峰，舰队从整个地中海运来种种珍宝，就算在他们祖先最疯狂的梦里也意想不到。然而，正是在他们的富庶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古罗马的政治秩序崩溃，引来一系列致命的内战。南斯拉夫在1991年的资源完全足以养活所有国民，但依旧解体并引发可怕的浴血战争。

这种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一直都只是几十人的小部落。从农业革命之后，不过短短几千年就出现了城市、王国和帝国，但时间并不足以让人类发展出能够大规模合作的本能。

虽然人类在采集时代也没有这种合作的生物本能，但因为有共同的神话故事，几百个陌生人就能够互相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毕竟比较松散而有限，各个智人部落还是各自生活，也能满足大多数智人的自身需要。如果两万年前有个社会学家，完全不知道农业革命后的事情，就很有可能认为种种虚构神话故事的用途相当有限。讲到祖灵、讲到部落图腾，或许已经足以让500人愿意用贝壳交易、举办某种庆典或是联手消灭某个尼安德特人的部落，但也就如此而已了。这位远古社会学家不可能想到，靠着虚构的故事还能让几百万互不相识的人每天合作。

但事实就是如此出乎意料。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

在大约公元前8500年，全球最大的聚落大概就是像杰里科这样的村落，大概有几百个村民。而到了公元前7000年，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加泰土丘（Çatal Höyük）城镇大约有5000到10000人，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落。再到了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一带已经有了许多人口达万人的城市，而且各自掌理着许多附近的小村庄。在公元前3100年，整个下尼罗河谷统一，成为史上第一个埃及王朝，法老王统治的领土有数千平方公里辽阔，人民达数十万。大约在公元前2250年，萨尔贡大帝（Sargon the Great）建立起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号称拥有超过100万的子民，常备军队达5400人。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在中东开始出现大型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这些帝国统治人数达数百万，军队人数也有上万人。到了公元1年，古罗马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纳税人口达1亿。有了这些钱，古罗马得以维持人数达25万到50万的常备军，架构完善的交通网络，在1500年后仍然在使用，另外还有到现在仍令人赞叹的剧院和露天剧场。

其他地区也各自有其社会发展和政治统一的过程。例如在东亚，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小村落，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统一天下。秦朝约有4000万人，税收得以支持数十万士兵，以及共有超过10万官员的复杂朝廷系统。

确实，这种种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不该有太美好的幻想，以为在法老王时代的埃及或是在秦朝的“大型合作网络”就已十分完美。“合作”听起来应该十分无私而且利他，但这件事并不总是出于自愿，而且还更少能够公平。大多数的人类合作网络最后都成了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新兴的合作网络里，农民交出他们辛苦工作得来的多余粮食，但帝国的收税官只要大笔一挥，就可能让他们一整年的辛劳都化为乌有。像是古罗马著名的圆形剧场，常常是由奴隶所建造，让有钱有闲的古罗马人观赏由奴隶上演的神鬼战士秀。就连监狱和集中营也算是合作网络，要不是有数千名互不相识的人用了某些方式来管理协调彼此的行动，这些网络根本不可能运作。

***

所有这些合作网络，不管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还是秦朝和古罗马的帝国，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支持它们的社会规范既不是人类自然的天性本能，也不是人际的交流关系，而是他们都相信着共同的虚构的神话故事。

虚构的故事是怎么支撑着整个帝国？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标致公司。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另外两个史上最有名的虚构故事：第一个是大约在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可以说是几十万古巴比伦人的合作手册；第二个是公元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可以说是现代数亿美国人的合作手册。

在公元前1776年，巴比伦是当时最大的城市，而巴比伦帝国也很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帝国，子民超过百万，统治着大半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包括现代大半的伊拉克地区和部分的叙利亚和伊朗。现在最有名的巴比伦国王就是汉谟拉比，而他有名的原因，主要就在于以他命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汇集各种律法和判例，希望将汉谟拉比塑造为一个正义国王的榜样，作为更一致的法律体系基础，并且教育后世子孙何为正义，正义的国王又该如何行事。

后世子孙确实看到了。远古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知识分子与官僚精英将这部法典奉为经典，就算等到汉谟拉比骨已成灰，巴比伦帝国也烟消云散，这部法典还是由文士不断抄写流传。因此，想认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于社会秩序的理想，《汉谟拉比法典》是个很好的参考来源。

法典开头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位大神安努（Anu）、恩利尔（Enlil）和马杜克（Marduk）任命汉谟拉比“在这片土地伸张正义，驱除不义罪恶，阻绝恃强凌弱”。接着，法典列出大约300条判例，固定写法是“如果情形如何如何，判决便应如何如何”。以下举出判例196~199和209~214：

196.若某个上等人使另一个上等人眼瞎，便应瞎了他的眼。

197.若他使另一个上等人骨折，便应打断他的骨。

198.若他使某个平民眼瞎或骨折，他应赔偿60舍客勒（shekel，约8.33克）的银子。

199.若他使某个上等人的奴隶眼瞎或骨折，他应赔偿该奴隶价值的一半（以银子支付）。

209.若某个上等人殴打一个上等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10舍客勒的银子。

210.若该女子丧命，他们应杀了他的女儿。

211.若他殴打某个平民女子、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她5舍客勒的银子。

212.若该女子丧命，他应赔偿30舍客勒的银子。

213.若他殴打某个上等人的女奴隶、造成她流产，他应赔偿2舍客勒的银子。

214.若该女奴丧命，他应赔偿20舍客勒的银子。

列举他的判决后，汉谟拉比再次宣告：

以上是干练有能的国王汉谟拉比所做出的公正裁决，指示着这片土地朝向真理的道路、人生的正途……我是汉谟拉比，高贵的国王。恩利尔神将人类子民交付给我照护，马杜克神将人类子民交付给我带领，而我悉心关怀、不曾轻忽。

《汉谟拉比法典》认为，巴比伦的社会秩序根源于由神所指示、普遍且永久的正义原则。这里的阶级结构原则至关重要，将所有人类分成男女两种性别，以及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性别和阶级不同，价值也就天差地别。像是一个平民女性值30舍客勒的银子，一个女奴隶只值20舍客勒，但光是平民男性的一只眼睛就值60舍客勒的银子。

《汉谟拉比法典》也有严格的家庭阶级制度，根据规定，小孩并不是独立的人，而是父母的财产。因此，如果一个上等人杀了另一个上等人的女儿，惩罚就是把凶手的女儿给杀了。这对我们看来可能荒谬至极，凶手本人逍遥自在，但他无辜的女儿却得赔上一命。但在汉谟拉比和当时的巴比伦人看来，这再公平正义不过。《汉谟拉比法典》背后的一项重要假设，就是只要国王的臣民全部接受各自的阶级角色、各司其职，整个帝国上百万的人民就能有效合作。这么一来，这个社会不但能为所有成员生产足够的粮食、有效分配，还能保护国家抵抗敌人，甚至是扩张领土，好取得更多财富、更多安全保障。

汉谟拉比去世3500年后，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的民众认为英国国王对待他们不公，于是各殖民地代表群聚费城，于1776年7月4日宣布，所有殖民地的民众不再是英国王室的子民。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自己是普遍和永恒的正义原则，而这则宣言也像《汉谟拉比法典》一样找了神祇来背书。然而，美国神指示的至高原则，却似乎和巴比伦神指示的有所出入？美国《独立宣言》主张：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一如《汉谟拉比法典》，美国《独立宣言》也承诺着如果人类依照其中规定的神圣原则行事，数百万的民众就能彼此合作无间、生活安全和平、社会公平且繁荣。和《汉谟拉比法典》一样，美国《独立宣言》的效力不仅限于当时当地，而是让后世子孙依然奉为圭臬。现在已经过了超过两百年，但美国学童仍然要抄写、背诵这份宣言。

这两份文本让我们左右为难，不管是《汉谟拉比法典》还是美国《独立宣言》，都声称自己说的是普遍且永恒的公平正义原则，但美国人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巴比伦人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他们都错了。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

对我们来说，听到要把人分成“上等人”或“平民”，大概都会同意这只是一种想象。但其实，即使说的是“人人平等”，也只是虚构的概念。到底所谓人人平等是什么？除了想象中之外，有没有什么客观的事实可以说我们人人平等？人类彼此在生物学上都相等吗？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再重新看一次美国《独立宣言》里最著名的段落：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一开始，英文讲到人人生而平等用的词是“create”（创造），但生物学并没有“创造”，而是演化。演化铁定没有“平等”这回事，所谓平等的概念，是与“创造”的概念紧密相关。美国人的“平等”观念来自基督教，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由上帝创造，而所有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教那一套关于上帝、创造和灵魂的神话故事，那所谓人人“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每个人身上带的基因码都有些许不同，而且从出生以后就接受着不同的环境影响，发展出不同的特质，导致不同的生存概率。“生而平等”其实该是“演化各有不同”。

而根据生物学，人并不是“创造”出来的，自然也就没有“造物者”去“赋予”人类什么。个体诞生的背后就只是盲目的演化过程，而没有任何目的。所以“造物者赋予”其实就只是“出生”。

同样，生物学上也没有“权利”这种事，只有各种器官、能力和特性。鸟类会飞就是因为它们有翅膀，可不是因为有什么“飞的权利”。此外，这些器官、能力和特性也没有什么“不可剥夺”的问题，它们常常会不断突变，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完全消失。例如鸵鸟，就是失去了飞行能力的鸟类。所以，“不可剥夺的权利”其实是“可变的特性”。

那我们要问，究竟人类演化有什么特性？“生命”倒是毋庸置疑，不过“自由”又是怎么回事？生物学可不讲自由这种东西。“自由”就像是“平等”、“权利”和“有限公司”，不过是人类发明的概念，也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要说人类在民主社会是自由的，而在独裁统治下是不自由的，这点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幸福”又是什么？到目前为止，生物学研究还是没办法为“幸福”明确下个定义，也没办法客观测量“幸福”。大部分的生物研究都只认可“快感”确实存在，也能有比较容易的定义和测量方式。所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只是“生命和追求快感”。

因此，我们来看看美国《独立宣言》改用生物学、科学的角度来写该是如何：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演化各有不同，出生就有某些可变的特性，其中包括生命和追求快感。

上面这段推论过程，如果是平等权和人权的激进分子看到可能会大发雷霆，大声驳斥：“我们知道人在生物学上不相等！但是如果大家都相信人人在本质上平等，就能创造出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这点我完全赞成，但这正是我所说“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我们相信某种秩序，并非因为它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人提升合作效率、打造更美好的社会。这种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绝非邪恶的阴谋或是无用的空谈，而是唯一能让大群人类合作的救命仙丹。但也别忘了，汉谟拉比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捍卫他的阶级原则：“我知道所谓上等人、平民和奴隶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我们这么相信，就能创造出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

真正的坚信者

很多读者读到上面这一节，可能都觉得如鲠在喉。毕竟那就是我们中的多数人今天所接受的教育。我们说《汉谟拉比法典》是虚构故事，并不会觉得难以接受，但说到人权也只是虚构的故事，听来就有些刺耳。如果大家都发现人权不过是种想象，岂不是社会就要崩溃了吗？讲到“神”的概念，伏尔泰就曾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汉谟拉比对于阶级原则、美国国父杰斐逊对于人权，应该也都会说出一样的话。智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蜘蛛、鬣狗和黑猩猩也都是如此。但可别告诉我们的仆人，免得它们半夜偷偷把我们宰了。

这种担心其实很有道理。自然界的秩序是稳定不变的，就算人类不再相信世界上有重力，重力也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但相反的是，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总是有一夕崩溃的风险，因为这些秩序背后靠的都是虚构的故事，只要人们不再相信，一切就风云变色。为了维持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必须持续投入大量心力，甚至还得掺入些暴力和胁迫的成分。像是为了让民众不违反想象建构的秩序，国家就需要有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不分昼夜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古巴比伦人让邻居眼睛瞎了，想要执行“以眼还眼”的规定，就不得不有些暴力的措施。而在1860年，大部分美国公民已经认为黑奴也是人，必须享有自由的权利，这时也是靠着血流无数的一场内战，才让南方各州只能黯然接受。

然而，光靠暴力还不足以维持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我们另外还需要一些真正坚信如此的信徒。法国政治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的政治生涯就像条变色龙，先是路易十六的臣子，再经过革命和拿破仑政权，又抓准时机再次投诚，回到君主制的政体。他曾总结自己几十年任职的经验，表示“刺刀确实可以做很多事，但想安心地依靠它可是不太容易”。很多时候，一名牧师的效果大过一百个士兵，而且更便宜、更有效。此外，不管刺刀多有效，总得有人来刺。如果士兵、狱卒、法官和警察根本不相信某个想象建构的秩序，他们又怎么会照办？在所有的人类集体活动中，最难组织推动的就是暴力活动。如果说社会秩序是由武力来维持，立刻就会碰上一个问题：那军队秩序是由什么来维持？想靠威胁来维持军队组织显然不太可行。至少必须有某些军官和某些士兵真正相信某些事情，不管是上帝、荣誉、祖国、男子气概，或是单纯相信金钱也成。

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关于那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如果他们并不相信这些想象的秩序，他们又为什么要推动这种秩序呢？常有人说这些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只是贪婪而已。但这种说法有问题。如果真的是什么都不信（像是犬儒学派），就很难是个贪婪的人，毕竟客观来说，只是单纯要满足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并不难。而满足基本需求之后，多余的钱就可以用来盖金字塔、到世界各地度假、资助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给你最爱的恐怖组织或是投入股市再赚更多的钱，但对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来说，这一切贪婪的事都毫无意义。创立犬儒学派的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就住在一个桶里。据说有一天他正在做日光浴，当时权倾天下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来找他，想知道他是否需要些什么，而且保证自己会尽力协助。第欧根尼回答：“确实，有件事可以请你帮个忙。麻烦你移动一下，别再挡住我的阳光。”

正因如此，犬儒主义者不可能建立起帝国，而且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绝不可能持续了两千多年。如果不是大多数的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都相信人权，美国的民主也不可能持续了250年。如果不是广大的投资人和银行家都相信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体系连一天也不可能继续存在。

监狱的高墙

不管是基督宗教、民主还是资本主义，都只是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而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如果要说人人不平等，不是因为汉谟拉比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恩利尔和马杜克这两位神的旨意。如果要说人人平等，也不是因为托马斯·杰斐逊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方式。如果要说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不是因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自己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是自然不变的规律。

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相信平等的概念，所以富人家的子弟穿起牛仔裤，觉得这是种时尚。一开始，牛仔裤是工人阶级的打扮，而如果是在相信阶级制度的中世纪，欧洲人绝对不可能有哪个年轻贵族去穿上农民的工作服装。在当时，“先生”（Sir）或“女士”（Madam）是贵族专属的特权称谓，甚至常常还得通过许多牺牲才能取得。但到了现在，不管信件的收件人是谁，开头的称谓一律都是“亲爱的某某先生／女士”（Dear Sir or Madam）。

不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们都已经花了大把精力来解释这些想象建构的秩序会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但这里篇幅有限，只能简单一谈。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

1.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

虽然这些想象建构的秩序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但它可以与真实的世界紧紧结合、密不可分。像是今天大多数西方人都相信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价值，而不受他人看法的影响。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道光照亮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在现代西方学校里，老师和家长会告诉小孩，受到同学嘲笑并不用太在意，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别人不见得了解。

除此之外，这种由想象建构的虚构故事还落实到了现代建筑之中。像是理想的现代建筑会将房屋分成许多小房间，让每个孩子都能有私人空间，不用曝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能有最大的自主权。这种私人房间几乎一定有门，而且许多家庭不只允许小孩关门，甚至还能上锁，就连父母想进去，都得先敲敲门得到允许才成。小孩对自己房间的装饰可以随心所欲，墙上可以贴着摇滚明星的海报，也可以满地丢着脏袜子。如果在这样的空间里成长，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个“个体”，觉得自己的真正价值是由内而外的，而不是他人所赋予的。

然而，像是中世纪的贵族就没有个人主义这一套。他们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由社会阶级、由他人的看法所决定。在这种情形下，“被别人嘲笑”就成了莫大的侮辱。而当时的贵族也会告诉孩子，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名声。同样，中世纪想象中的价值体系也反映在当时实际的城堡建筑上。一座城堡几乎不可能有儿童房（就算是成人也很少有个人的房间）。例如，如果是个中世纪男爵的儿子，城堡里的二楼不会有他自己的房间，他如果崇拜狮心王理查或阿瑟王，也没办法把他们的海报贴在自己的墙壁上，当然什么可以上锁的门就更别谈了。他睡觉的地方跟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就是在宽敞的大厅里。所以可以说他总是活在众人的目光下，总是得注意别人的观感和意见。如果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自然就会觉得：个人的真正价值是由他的社会阶级以及他人对他的看法而定。

2.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多数人很难接受自己的生活秩序只是虚构的想象，但事实是我们从出生就已经置身于这种想象之中，而且连我们的欲望也深受其影响。于是，个人欲望也就成为虚构秩序最强大的守护者。

例如现代西方人最重视的那些欲望，都是建构在已经为时数百年的虚构故事上，包括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人文主义。我们常常告诉朋友要“随心所欲”，但这里的“心”就像是个两面间谍，听从的常常是外面那些主流的虚构故事。于是“随心所欲”不过也只是结合了19世纪浪漫主义与20世纪的消费主义，再植入我们的脑海罢了。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旗下雪碧的广告词就是：“相信你的直觉，顺从你的渴望。”

甚至那些人们以为深深藏于自己内心的渴望，通常也是受了想象秩序的影响。例如，许多人都很想到国外度假。然而，这件事并没有什么自然或是明显的道理。像是黑猩猩的首领可不会想要运用权力让自己到隔壁黑猩猩的领土上度个假。而像古埃及的法老王，也是把所有财富拿来建造金字塔，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而不会有人想要去巴比伦购物或是去腓尼基滑雪。现代人之所以要花费大把银子到国外度假，正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了浪漫的消费主义神话。

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还必须学会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而其中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工作，远离熟悉的环境，前往遥远的国度，好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气味、美食和规范。我们总会不断听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告诉我们“那次的经验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

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如果觉得少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不够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是该买些什么商品（新车、新衣服、有机食品），或是买点什么服务（清洁工、心理咨询、瑜伽课）。就连每一则电视广告，也都是个小小的虚构故事，告诉你买了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让日子更好。

鼓励多元多样的浪漫主义又与消费主义一拍即合，两者携手前行，催生了贩卖各种“体验”的市场，进而推动现代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业真正卖的可不是机票和饭店房间，而是旅游中的经验。所以这样说来，巴黎的重点不是城市，印度的重点也不是国家，而是它能提供的经验；之所以要买经验，是因为据说这样就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让我们更快乐。也因此，如果有个百万富翁和太太吵架，和好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带她去巴黎旅游旅游。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他深深坚信着浪漫的消费主义。如果是古埃及有钱人和太太吵架，带着她去巴比伦度个假绝对不会是选项，反而可能是为她建个她梦寐以求的华丽陵墓，那才会让她心花朵朵开。

一如古埃及精英分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举例来说，可能是一栋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屏息的美景。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建这些金字塔？

3.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连接。

就算假设借着某些超自然的力量，我让自己的欲望跳脱出了这个由想象建构的秩序，但我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想要改变这个秩序，我还得说服数百万的陌生人都和我合作才行。原因就在于：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解释一下“客观”、“主观”和“主体间”的不同。

“客观”事物的存在，不受人类意识及信念影响。例如“放射线”，就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早在人类发现放射线之前，放射线就已经存在；而且就算有人不相信有放射线存在，还是会受到它的伤害。像是发现放射线的居里夫人，就没想过多年研究放射性物质会伤害她的身体。虽然她不相信放射线会对她有害，最后她还是死于因为过度暴露于放射性物质而造成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主观”事物的存在，靠的是某个单一个人的意识和信念。如果这个人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这项主观事物也就不复存在或是跟着改变。像是许多小孩都会想象自己有个只有自己看得到、听得着的朋友。这个想象中的朋友只存在于孩子的主观意识中，等孩子长大、不再相信，这个朋友也就烟消云散。

“主体间”事物的存在，靠的是许多个人主观意识之间的连接网络。就算有某个人改变了想法，甚至过世，对这项事物的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是这个网络里面的大多数都死亡或是改变了想法，这种“主体间”的事物就会发生改变或是消失。之所以会有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其目的并不是想存心骗人，也不是只想打哈哈敷衍。虽然它们不像放射线会直接造成实质影响，但对世界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是这种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概念想法：法律、金钱、神、国家。

让我们再次以标致汽车作为例子。这家公司并不是标致执行长自己心中想象出来的朋友，而是存在于数百万人心中的共同想象。这位执行长之所以能相信公司存在，是因为董事会也这么相信，公司请的律师也这么相信，办公室里的同仁也这么相信，银行人员也这么相信，证券交易所的业务员也这么相信，还有从法国到澳大利亚的汽车经销商，大家都是这么相信的。如果某一天，执行长自己不相信标致汽车存在了，他很快就会被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还会有人来他的位子接班。

同样，不论是美元、人权还是美国，都是存在于数十亿人的共同想象之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无力撼动这些概念。就算我自己下定决心不再相信美元、人权和美国，也无法造成任何改变。正因为这些由想象建构的秩序是存在于主体之间，想要改变这些秩序，就得同时改变数十亿人的想法，这绝非易事。想要达到这种规模的改变，必然需要有复杂的组织在背后协助，可能是政党，可能是思潮运动，也可能是某个宗教教派。然而，为了建立这种复杂的组织，人们就得说服许多陌生人共同合作，而这又得靠着他们都相信另一些共同的虚构故事才行得通。由此可见，为了改变现有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就得先用想象建构出另一套秩序才行。

举例来说，想解决掉标致汽车，我们就需要想象出更强大的东西，像是法国的法律制度。而想解决掉法国的法律制度，我们又需要想象出更强大的东西，像是法国国家的力量。而如果想解决的是法国，就还得再想象出更强大的才行。

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1. [1] 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vol.2 (Paris: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6),636;“Historical Estimates of World Population”,U.S.Census Bureau,accessed December 10,2010,http://www.census.gov/ipc/www/worldhis.html.

2. [2] Robert B.Mark,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24.

3. [3] Raymond Westbrook,‘Old Babylonian Period’,in A Histo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vol.1,ed.Raymond Westbrook (Leiden:Brill,2003),361- 430;Martha T.Roth,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2nd ed.(Atlanta:Scholars Press,1997),71-142;M.E.J.Richardson,Hammurabi’s Laws:Text,Translation and Glossary (London:T & T Clark International,2000).

4. [4] Roth,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76.

5. [5] Roth,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121.

6. [6] Roth,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122-23.

7. [7] Roth,Law Collections,133-34.

8. [8] Constance Brittaine Bouchard,Strong of Body,Brave and Noble:Chivalry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99;Mary Martin McLaughlin,‘Survivors and Surrogates:Children and Parents from the Ni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in Medieval Families:Perspectives on Marriage,Household and Children,ed.Carol Neel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81 n.81;Lise E.Hull,Britain's Medieval Castles (Westport:Praeger,2006),144.

第七章

记忆过载

演化并没有让人有踢足球赛的能力。确实，演化让人有脚能踢球，有肘能犯规，还有嘴能骂人，但这些加起来，顶多就是让人能自己玩玩球而已。想在某个下午和球场上的陌生人一起来踢场足球赛，不只得和10个可能从未见过面的人合作当队友，还得知道对方11个人也会遵守一样的规则。有些时候，其他动物也会和陌生同类合作，进行仿若仪式的侵略举动，但通常都是出于其本能。例如小狗有时候会玩得滚来滚去、咬来咬去，但那是深植于它们基因里的设计。只不过，我们人类的孩子可没什么玩足球的基因设计。我们之所以能和完全陌生的人踢球赛，是因为大家都学过同样一套的足球规则。这些规则全部都是想象出来的，不过只要大家都同意，还是能玩得十分开心。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像是王国、教会或贸易网络等较大的规模，只有一项重要区别：复杂的程度不同。相对来说，足球的规则简单明了，很像是过去采集时代各个小部落或小村庄之间要合作时的共识。所有球员都可以轻轻松松把规则全部记在脑子里，同时大脑还有余裕记得一些歌曲、影像，甚至是待会儿要买什么。只不过，如果不是像这样只有22个人要合作，而是有几千甚至几百万人要合作，需要储存及处理的信息量就会极度庞大，绝不是任何单一人脑所能记忆处理的。

某些其他物种（像是蚂蚁和蜜蜂）也能形成大型社会，而且稳定又灵活。但这是因为它们的基因组里就已经储存了合作所需的大部分信息。蜜蜂的未受精卵会发育成雄蜂，受精卵则发育成雌蜂，但雌蜂幼虫依据被喂食的食物不同，长大后可能成为蜂后，也可能成为一般的工蜂。在它们的DNA里，已经为两种不同角色都设定好必要的行为模式，前者让它能母仪天下，后者则让它尽心尽力、认真工作。蜂巢里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工蜂，有的负责觅食，有的负责照护，有的负责清洁等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没人见过有蜜蜂当律师负责打蜜蜂官司。之所以蜜蜂不需要律师，是因为不会有蜜蜂打算违反什么蜂巢宪法，认为清洁蜂不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人类可就不同了，这种事总是不断发生。因为智人的社会秩序是通过想象建构，维持秩序所需的关键信息无法单纯靠DNA复制就传给后代，需要通过各种努力，才能维持种种法律、习俗、程序、礼仪，否则社会秩序很快就会崩溃。举例来说，汉谟拉比国王将人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但这件事并不存在于人类的基因组里，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区分方式。如果巴比伦人无法让大家的心里都有这项“真理”，整个社会就会停止运作。同样，就算是汉谟拉比本人，他后代的DNA里也没记载着上等人如果杀了个平民女性就该付30舍客勒的银子。汉谟拉比必须特地教导他的儿子，告诉他帝国的法律是如何如何，以后再由儿子来教孙子，以此代代相传。

一个帝国要运作，会产生大量的信息。除了法律之外，帝国还必须记录各种交易和税收、军用物资和商品的库存量，还有各种节庆及打胜仗的日期。在先前的几百万年间，人类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记录信息：他们的大脑。但很遗憾，对于整个帝国这么大的数据量来说，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个很好的储存设备，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大脑的容量有限。确实有些人记忆力惊人，而且古代也有人专门研究记忆术，整个省的地形地势了然于胸，整部国家法典倒背如流。尽管如此，还是有连记忆大师也无法超越的限制。像是律师就算能把整个马萨诸塞州的法条都背下来，也不可能把从17世纪塞勒姆（Salem）女巫审判以来的所有诉讼细节全记得一清二楚。

第二，人类总难免一死，而大脑也随之死亡。所以，任何储存在大脑里的信息多半在一个世纪内就会消失。当然，我们可以把记忆从一个大脑传达到另一个大脑里，但传递几次之后，信息总是会开始乱成一团或是遭到遗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的大脑经过演化，只习惯储存和处理特定类型的信息。为了生存，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必须能够记住数千种动植物的形状、特性和行为模式。像是他们必须记住，一朵皱巴巴的黄色菇类，如果是在秋天长在榆树下，就很有可能有毒，但如果是在冬天长在橡树下，却是种很好的胃药。此外，狩猎采集者也得记住部落里几十个人彼此的意见和关系。例如假设露西需要部落里有人帮她挡住约翰，叫他别来骚扰她，就很需要记得像是约翰上周与玛丽吵了一架，所以现在找玛丽准没错。因此，演化压力让人类的大脑善于储存大量关于动植物、地形和社会的信息。

然而在农业革命之后，社会开始变得格外复杂，另一种全新的信息类型也变得至关重要：数字。采集者以前从来不需要处理大量的数字。例如采集者不用记得森林里每棵树上有几个果子；也因此，人类的大脑不习惯储存和处理数字。然而如果要管理一个大国家，数字可以说是一大关键。国家光是立法、讲些关于守护神的故事还不够，像是收税这种事就万万不可少。而为了向数十万国民收税，国家就必须先收集关于国民收入及财产的数据，关于付款的数据，关于欠款、债务和罚款的数据，关于折扣及豁免的数据。这些数字总共会有几百万的数据位需要储存和处理。国家要是无法应付，就永远不知道手中有什么资源，未来又能利用什么资源。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讲到要记忆、回忆、处理这些数字，不是觉得脑力超载，就是觉得昏昏欲睡。

这种人脑的限制大大局限了人类合作的规模和程度。如果某个社会的人数和物品的数量超过某个临界值，就必定需要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数字数据。但人脑又力有未逮，于是系统也就崩溃。正因如此，就算在农业革命后的数千年间，人类的社会网络还是相对规模较小，也相对简单。

最早克服这项问题的是远古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当地艳阳高照、平原肥沃，发展出发达的农业、繁荣的城镇。随着居民人数增长，要协调各项事务所需的信息也不断膨胀。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一些不知名的苏美尔天才发明了一套系统，可以在人脑之外储存和处理信息，专为处理大量数字数据所量身打造。从此，苏美尔人的社会秩序不再受限于人脑的处理能力，而开始能走向城市、王国和帝国。苏美尔人所发明的这套数字处理系统，正是“书写文字”。

由库辛签核

文字是采用实体符号来储存信息的方式。苏美尔文字系统结合了两种类型的符号，刻印在黏土泥板上。第一种符号代表的是数字，分别有符号可以表达1、10、60、600、3600，以及36000。（苏美尔人的数字系统分别以6和10作为基数。即使到现在，人类生活还是处处可见以6为基数，像是一个圆有360度，一天有24小时。）另一类型的符号则代表人、动物、商品、领土、日期等等。结合这两种符号，苏美尔人能够记下的数据量就能够远胜于任何大脑的容量或任何DNA所含的基因码。

在早期，文字只用来记录事实和数字。就算苏美尔人当时真的有过小说，也从来不曾刻印到泥板上。毕竟，当时要写下文字不仅耗时，而且能阅读的群众又太少，所以除了必要的记录之外，实在没有书写的必要。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的祖先在5000年前写下了什么智慧的话语，很可能就会非常失望。举例来说，目前找到人类祖先最早留给我们的信息是“29086单位大麦37个月库辛”。这句话最有可能的解读是：“在37个月间，总共收到29086单位的大麦。由库辛签核。”很遗憾，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文本不但不是哲学巧思，不是诗歌，不是传奇，不是法律，甚至也不是对王室歌功颂德，而是无聊至极的财经文件，记录各种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

▲图13 来自古城乌鲁克（Uruk）大约公元前3400~公元前3000年的泥板，记载着当时的行政文书。这块泥板清楚记载着在37个月内收到了29086单位的大麦（大约3800蒲式耳），并由名叫“库辛”的人签核。这里的“库辛”可能是当时的某个职称，又或是某个人的名字。如果库辛真的是个名字，他可能就是史上第一个我们知道名字的人！所有先前我们使用的名称，像是“尼安德特人”、“纳图芬人”、“雪维洞穴”、“哥贝克力石阵”，都只是现代人为它们取的名字。像是哥贝克力石阵，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当时建造它的人怎么称呼这个地方。而在文字出现之后，我们终于能够再通过当时人的耳朵，“听到”一些历史。很有可能，当时库辛的邻居就会朝着他大叫：“库辛！”这一切说明，史上第一个记下的名称或名字，是属于一个会计师，而不是什么先知、诗人，或是伟大的征服者。

除此之外，远古时代只有另一个其他类型的文本幸存，而且甚至比那块泥板更无趣：就只是一堆单词，由当时的文士一再重复抄写，作为练习。而且，就算当时的学生已经抄账单抄到深感无聊，想要自己写首诗，客观条件也并不允许。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只能部分表意（partial script），而无法完整表意（full script）。所谓完整表意，指的是这套符号能够大致完整表达出口头语言；这样一来，就能表达一切人类口传的内容，包括诗歌。但另一方面，所谓部分表意，就是指这套系统只能呈现特定种类的信息，局限于特定领域的活动。举例来说，拉丁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盲人点字都能够完整表意，不论是税条、史书、商业法律，或是情诗和历史著作，全部难不倒它。相较之下，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就像是现代的数学符号和音乐符号，只能部分表意。例如数学符号虽然能用来计算，但要写情诗就做不到了。

虽然部分表意的文字系统无法完整传达人类的口语，但也能表达一些不在口语范围内的意义。像是苏美尔文字、数学符号，虽然不能拿来写诗，但讲到记账收税可是效率一流。

对苏美尔人来说，苏美尔文字不能拿来写诗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他们发明文字的目的不在于复制口语，而是想要完成一些口语没做到的事。像是在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安第斯山脉就有一些文化，从来就只有部分表意的文字，他们并不会觉得这样不够用，也不觉得有必要发展成完整表意的文字。安第斯文化的文字和苏美尔文字大有不同，不同的程度大到有很多人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文字。这些文字不是写在泥板或纸张上，而是在各种颜色的绳子上打结来表示，称为“结绳语”（quipu）。每个结绳语的文本都有许多不同颜色的绳子，材质可能是羊毛，也可能是棉花。在每根绳子的各种位置上绑着几个结。光是一个结绳语文本，就可能有数百条绳子、几千个结。通过这些不同颜色、不同绳子、不同打法的结，安第斯文化就能记录大量的数字数据，像是税收或是财产所有的数据。

▲图14 12世纪的安第斯文化结绳语。

而数百甚至数千年来，对于当地城市、王国和帝国的商业来说，结绳语都不可或缺。结绳语在印加帝国时期达到鼎盛，当时印加帝国人口约有10万到12万，疆域包括今日的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以及部分的智利、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这样庞大的帝国需要复杂的行政系统，也就需要储存和处理大量数据，要是没有结绳语，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正因为结绳语有效又准确，就算在西班牙人占领南美之后，还是用结绳语来管理他们建立的新帝国。但问题在于，西班牙人并不知道该如何记录和阅读结绳语，一切有赖于当地专业人士协助。而这些新的统治者便意识到，这让当地的结绳语专家能够轻易欺瞒误导这些统治者，情势大大不利。所以等到西班牙的统治势力站稳扎根，就全面废弃了结绳语，所有记录改用拉丁文和数字。而在西班牙占领过后，结绳语文本绝大多数均已逸失，即使幸存，也因为能阅读的人才凋零，而成了无人能懂的文本。

官僚制度的奇迹

终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希望除了无聊的数字数据外，还能写些别的东西。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间，苏美尔文字系统逐渐加入越来越多的符号，成为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今天它们被称为楔形文字。到了公元前2500年，国王已经能用楔形文字颁布法令，祭司用它来记录神谕，至于一般平民大众则是用来写写信。差不多同一时间，埃及也发展出另一种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另外，中国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中美洲各地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也都发展出了完整表意的文字。

从以上这些最初的中心，完整表意的文字开始向四方远扬，发展出各种形式以及新的用途，让人开始用文字来写诗、编史、耍浪漫、演戏剧、提预言，甚至是记食谱。然而，文字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记录大量的数字数据，而这也是部分表意文字的特别强项。无论是希伯来的《圣经》、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印度的长叙事诗《摩诃婆罗多》，还是佛教的《大藏经》，一开始都是口述作品。这些作品世世代代靠的都是口传，就算没有发明文字，也还是会继续再传下去。但讲到税务登记和复杂的官僚制度，就要等到部分表意的文字出现后才应运而生，而且就算到了今天还是像连体婴儿一样密不可分；种种计算机数据库和电子表格，藏着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事情通过文字记载，特别是行政档案数据变得无比庞杂，也就出现了新的问题。记在人脑里的信息找起来非常方便。以我自己为例，虽然我的大脑里藏着几千兆位的数据，但我可以几乎是立刻想起意大利首都的名字，再想起我在2001年“9·11”事件那天做了什么，还能马上想出从我家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路线。至今，大脑为何能做到这样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都知道它的检索系统效率惊人。（只不过，找钥匙这件事可能是个例外。）

如果是结绳语的绳子或是写着文字的泥板，又该怎么检索数据？如果只有个10片甚至100片的泥板，都还不是个问题。只不过，若是与汉谟拉比同时代马里（Mari）城邦的国王齐默里宁（Zimrilim），已经累积了数千片泥板，该怎么办？

想象一下在公元前1776年。两个马里人在争论一片麦田的所有权。雅各布言之凿凿，说他早在30年前就向以扫买了这片田。但以扫不同意，说他是把这片地租给雅各布，租期30年，现在租期到了，他要收回土地了。双方火气上升，开始互相叫嚣推打，但他们忽然想到，可以到王室的档案库去查查，那里有全王国房地产相关的记录和数据。但等抵达了档案库，他们就被各部门的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叫他们先坐下来喝杯青草茶休息等等，或是明天请早些再来。好不容易才终于有个承办人员一边碎碎念一边带着他们去找相关的泥板。承办员打开一扇门，来到一个巨大的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堆积着成千上万片的泥板。也难怪承办人员心情糟，他该怎样才能找到记着30年前麦田合约的那块泥板？而就算找到了，又怎么能知道这块30年前的泥板就是关于这片麦田的最新合约？另外，如果找不到这块泥板，难道就能说以扫从未出售或出租这片麦田吗？会不会只是泥板搞丢了，或是某次下雨渗水把它给溶了？

显然，光是把记录压印在泥板上，并没办法让数据处理有效率、准确和方便。我们还需要有组织工具（像是编目）、快速的复制工具（像是复印机）、快速准确的检索工具（像是计算机运算），而且还得有够聪明（最好心情还能好一些）的负责人员，能够了解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事实证明，发明这些工具要比发明书写文字难上太多了。许多时地都相差甚远的文化，都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每隔几年，总有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其他某种被遗忘的文字，甚至有些还可能比苏美尔泥板更久远。但这些文字多半就只是些新鲜但不实用的发明，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没能找出方法来有效编目和检索数据。而苏美尔、古埃及、古中国和印加帝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些文化都发展出了良好的技术，能够将文字记录予以归档、编目和检索，另外还投入资本培养人才来负责抄写、数据管理和会计事务。

考古学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一份当时的书写作业，让我们得以一窥大约4000年前的学生生活：

我走进去坐下，老师来检查我的泥板。

他说：“你漏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用棍子打我。

另一个管事的人说：“未经我允许，你竟敢讲话？”

然后他就用棍子打我。

管秩序的人说：“未经我允许，你竟敢站起来？”

然后他就用棍子打我。

看门的说：“未经我允许，你竟敢出去？”

然后他就用棍子打我。

管啤酒壶的说：“未经我允许，你竟敢倒啤酒？”

然后他就用棍子打我。

苏美尔语的老师说：“你竟敢说阿卡德语？”

然后他就用棍子打我。

我的老师说：“你的字很丑！”

然后他就用棍子打我。

古代的抄写员不但得会读会写，还得知道如何查目录、辞典、日历、表格和图表。他们得要学习并内化种种编目、检索和处理信息的技巧，而且这些都和大脑原本内建的机制非常不同。在大脑里，所有数据都自由地互相联结。像是我在和另一半一起去办新家抵押贷款的时候，就想到我们一起住的第一个地方，这又让我想到去新奥尔良度的蜜月，再想到鳄鱼，再想到西方的恶龙，再想到歌剧《尼布龙根的指环》；结果我不知不觉就哼起了歌剧里面齐格飞的主旋律，把银行职员搞得一头雾水。对官僚制度来说，各种数据必须清楚分开。一个抽屉放住宅抵押贷款，一个放结婚证书，第三个放税务登记材料，第四个放诉讼案件卷宗。否则哪知道该到哪去找？而如果有某件事情同时属于很多个抽屉，（例如华格纳的音乐剧究竟该算是“音乐”还是“戏剧”？还是该干脆另列一类？）可就头痛了。所以，这些制度总是在不停新增、删除和重新分配这些抽屉。

为了要让工作顺利，操作这种抽屉系统的人必须接受训练，思考的方式不能像一般人，而得有专业文书和会计的样子。从古至今，我们都知道文书和会计的想法就是有点没人性，像个文件柜一样。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不这样想，他们的抽屉就会一片混乱，也就无法为政府、公司或组织提供所需的服务。而这也正是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

数字的语言

几个世纪过去，官僚制度式的数据处理方式与人类自然思考方式的差异越来越大，重要性也越来越高。还不到9世纪的时候，发明了另一种部分表意的文字，让储存和处理数字数据的效率一日千里，成为重要的里程碑。这种文字是由10个符号组成，代表从0到9的数字。很容易让人搞错的一点在于，虽然这些符号现在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但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而且现代阿拉伯人自己还用了一组和西方颇不相同的数字符号系统，就更叫人一头雾水。之所以现在我们会称“阿拉伯数字”，是因为阿拉伯人攻打印度时发现了这套实用的系统，再加以改良传到中东，进而传入欧洲。等到有几个其他符号加入了阿拉伯数字系统（例如加号、减号、乘号），就成了现代数学符号的基础。

虽然这整套系统仍然只是种部分表意的文字符号，但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大重要语言。几乎所有的国家、企业、组织和机构，不管讲的是阿拉伯语、印度语、英语还是挪威语，都必须使用数学符号来记录及处理数据。只要能将信息转成数学符号，储存、传播和处理的速度和效率就能快到令人叹服。

因此，如果哪个人想打动政府、组织和企业，就必须学会“用数字说话”。而专家也费尽心力，甚至像是“贫穷”、“幸福”和“诚实”这些概念，都能翻译成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成了“贫穷线”、“主观幸福感程度”、“信用等级”。而像是物理和工程方面，几乎整个知识领域都快要和人类的口语语言脱节，而由数学符号独挑大梁。

这是根据相对论所推导出来的公式，能够计算质量重力加速度。大多数一般人只要看一眼这个公式就只能瞠目结舌，像是鹿在路上被车灯照到一样。这种反应其实很自然，并不代表这个人天生愚鲁或是缺乏好奇。除了极少数例外，人类大脑就是没有思考像是相对论或量子力学这些概念的能力。物理学家之所以能这样思考，是因为他们抛下了传统的人类思维方式，从头学习如何在外部数据处理系统的协助下思考。他们的思考过程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不是在他们的脑子里，而是在计算机里或是教室的黑板上。

近来，数学符号已经带来另一种更革命性的文字系统，计算机所使用的二进制程序语言，全部只有两个符号：0与1。就像是现在我用键盘打到计算机上的所有文字，也都是由0和1的组合所呈现。

***

文字本来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仆人，但现在正在反仆为主。计算机并不能理解智人如何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用一种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数字语言来教智人如何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

而且这还没完。人工智能的领域还希望能够完全在计算机二进制的程序语言上创造一种新的智能。像是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或《终结者》，就都预测着总有一天这些二进制语言会抛下人性给它们的枷锁，而人类想要反扑的时候，它们就会试图消灭人类。

1. [1] Andrew Robinson,The Story of Writing (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95),63;Hans J.Nissen,Peter Damerow and Robert K.Englung,Archaic Bookkeeping:Writing and Techniques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36.

2. [2] Marcia and Robert Ascher,Mathematics of the Incas-Code of the Quipu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81).

3. [3] Gary Urton.Signs of the Inka Khipu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3);Galen Brokaw.A History of the Khipu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4. [4] Stephen D.Houston (ed.),The First Writing:Scr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Proces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22.

5. [5] 就算当时大家都讲阿卡德语，但苏美尔语仍然是官方语言，也是各项记录所用的语言。因此立志成为抄写员的人就得讲苏美尔语。

第八章

历史从无正义

农业革命后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如果人类的基因里并没有大规模合作的生物本能，所有的合作网络究竟如何维系？简单的讲法，是人类创造出了由想象建构的秩序、发明了文字，以这两者补足我们基因中的不足。

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合作网络究竟是好是坏实在难说。网络背后那些想象的秩序既不中立也不公平，总把人分成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分类，并且排出上下等级。上等人享有各种权力和特权，而下等人有的只有歧视和压迫。以《汉谟拉比法典》为例，这部法典就将社会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上等人养尊处优，享尽一切好处。平民只能捡捡上等人剩下的东西。而奴隶如果还敢抱怨，就等着吃苦头了。

就算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尽管把人人生而平等喊得震天响，其实还是把人分成了上下等级。《独立宣言》区分了男女，男性从中得利，但女性却被剥夺了同样的权利。《独立宣言》也区分了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让白人享有自由民主，但却认为黑人和印第安人是比较劣等的人类，不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当时许多蓄奴的人也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名，他们签署后并未释放奴隶，但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言行不一。在他们看来，黑人哪有什么“人”权？

美国这套秩序还区分了贫富之间的阶级。当时，美国人对于有钱爸妈把遗产和家族企业留给子女多半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平等”指的只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件事，而与失业救济、普及教育或健康保险无关。至于当时的“自由”，也与今天截然不同。在1776年，“自由”并不代表着权利遭侵夺的人能够取得并行使权利（至于黑人、印第安人或女性更是绝无可能），而只是代表着除非特殊状况，否则国家不能没收或处分公民的私有财产。这么说来，美国这套秩序所奉行的就是“财富的阶级”，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也有些人会认为这是自然不变的规律。这些人会说，勤劳致富，懒惰则困穷，这是自然的赏罚原则。

然而，以上所有的区别，不管是自由人／奴隶、白人／黑人、富人／穷人，都只是虚构的想象所建构出来的。（后面会另外来谈男女的阶级问题。）然而历史的铁则告诉我们，每一种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都绝不会承认自己出于想象和虚构，而会大谈自己是自然、必然的结果。举例来说，许多赞成奴隶制度的人就认为，这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人类所发明出来的一种制度。汉谟拉比认为，为人或为奴是神所决定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奴隶有“奴隶的本质”，而自由人有“自由的本质”，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只是本质的展现。

而且，如果你问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为什么赞成种族阶级制度，他几乎一定能跟你滔滔不绝地来场伪科学讲座，告诉你不同种族之间本来就有生物学上的差异，比如说，白人的血液或基因就有什么特殊之处，让他们天生更聪明、更有道德感也更勤奋。另外，如果你问一个资本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为什么赞成财富阶级的制度，他也很可能告诉你，这正是客观能力差异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些人认为，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能力更强，工作更认真。这样一来，有钱人该有更好的医疗保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营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每分每毫，都是他们应得的。

至于赞成种姓制度的印度教徒则相信，是宇宙的力量划分了种姓的阶级。根据著名的婆罗门教神话，诸神是以原人普罗沙（Purusa）的身体创造这个世界：他的眼睛化成太阳，他的大脑化成月亮，他的口化成了婆罗门（祭司），他的手化成了刹帝力（贵族、武士），他的大腿化成了吠舍（农民和商人等平民），而他的小腿则化成了首陀罗（仆人）。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婆罗门和首陀罗的社会地位差异就再自然不过，就像太阳和月亮本来就该有所不同。而中国古代的《风俗通》也记载，女娲开天辟地的时候要造人，一开始用黄土仔细捏，但后来没有时间余力，便用绳子泡在泥里再拉起来，飞起的泥点也化成一个一个的人，于是“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绳人也”。

然而就我们目前所知，这些阶级区别不过全都是人类想象的产品罢了。不管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都不是诸神从某个原人的不同身体器官所创造出来的。这两个种姓阶级的区别，不过就是大约3000年前在印度北部由人类自己发明创造的一套法律和规范。而亚里士多德的讲法也有问题，奴隶和自由人之间并没有已知的生物学差异。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法律和规范，才让某些人变成奴隶，某些人变成主人。至于黑人和白人之间，虽然有例如皮肤颜色和毛发类型之类的客观生物学差异，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差异会影响到智力或道德观。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有自己社会的阶级是自然的，而其他社会的阶级分法都实在是虚假又荒谬。现代的西方教育对种族阶级制度嗤之以鼻，如果现在有法律禁止黑人住在白人小区、进入白人学校就读或到白人医院就医，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但如果说的是贫富阶级，有钱人住在独立、豪华的住宅区，就读专为有钱人提供的私立名校，能进到专为有钱人提供的高档医疗机构，这一点对于许多美国和欧洲人来说，却似乎再天经地义不过。但事实已经证明，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的家庭，而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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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似乎就是需要这些由想象建构出来的阶级制度和歧视。当然，各种阶级制度的道德意义不一，某些社会的歧视也比其他社会更为严重或极端，但至少就目前学者研究，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型人类社会能真正免除歧视的情形。一次又一次，人类要让社会有秩序的方法，就是会将成员分成各种想象出来的阶级，像是上等人、平民和奴隶；白人和黑人；贵族和平民；婆罗门和首陀罗；又或是富人和穷人。所有这些阶级，就是要让某些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或社会上高人一等，从而规范了数百万人的关系。

阶级有其重要功能。有了阶级之后，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正了解彼此，也能知道该如何对待对方。在萧伯纳（Bernard Shaw）的作品《卖花女》（Pygmalion，曾改编为电影《窈窕淑女》）中，希金斯（Henry Higgins）教授虽然不认识卖花女伊莉莎，但对两人之间的关系拿捏却是丝毫不需犹豫。原因就在于：他一听到她讲话，就知道她是个下层阶级的人，几乎可说是任他宰割——例如将她当作棋子，打赌可以把这个卖花女假扮成名媛淑女而不被看穿。至于如果是现代版的伊莉莎，花店小姐也得知道每天面对着来店的几十个客人，该如何才能卖出一束又一束的玫瑰和剑兰。她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做个完整的顾客身家调查，知道每个人的喜好如何，口袋又有多深。所以她得抓住某些“社交线索”，像是客人的衣着打扮、年龄、肤色（虽然这实在不太政治正确），来猜猜看这个客人究竟会是个大会计师，可能大手笔为母亲生日买上一大把的长茎玫瑰，又或是个送货小弟，只买得起一小把雏菊，想送给某个笑容甜美的柜台小姐。

当然，天生自然的能力也很可能影响社会阶级差异，但是种种不同的能力和性格常常还是会受到想象阶级的影响。关于这一事实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的能力也需要培养和发展。就算某个人天生就有某种才能，如果不经过积极培养、磨炼和运用，常常也就没什么表现的机会。但这些机会绝非人人平等，常常都是要看他们在想象建构出的社会阶级中身处何处而定。哈利·波特其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小被迫与能力出色的巫师父母分离，而由对巫术一无所知的麻瓜带大，所以等他到了霍格华兹的时候，对巫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于是，他的故事整整写了7本书，他才真正掌握了这项独特才能的力量和知识。

第二，就算身处不同阶级的人发展出了完全一样的能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游戏规则不同，最后结果也可能天差地别。举例来说，假设是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有4个人都有完全相同的商业头脑，但4个人分别是秽多、婆罗门、天主教爱尔兰人和新教英国人，他们致富的概率就仍然大不相同。这场经济的游戏，其实早就被种种法律限制和潜规则束缚住了手脚，根本不知道公平在哪里。

恶性循环

虽然说所有社会的背后都是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但种种秩序却又各有不同。这些差异的原因为何？传统的印度社会是用种姓制度来分阶级，土耳其人用宗教，美国用种族，但为何如此？这些阶级制度开始时多半只是因为历史上的偶发意外，但部分群体取得既得利益之后，世世代代不断加以延续改良，才形成现在的样子。

例如许多学者推测，印度种姓制度成形的时间是在大约3000年前，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入侵印度、征服当地居民。入侵者建立了阶级森严的社会，可想而知，他们自己占的是最上等的位置（祭司和战士），而当地人就只能做仆人或奴隶。入侵者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因此很担心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和独特的身份。为了防患未然，他们就将所有人民依种姓分类，各自需要担任特定的职业或是在社会上有具体的作用，也各有不同的法律地位、特权和义务。不同种姓之间不仅不能有社交往来、不能结婚，甚至连一起吃饭也被严格禁止。而且这一切除了法律加以规定，还成了宗教神话与仪式的重要部分。

统治者主张，种姓制度反映的是永恒的宇宙现实，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印度的宗教将“洁净”和“不洁”视为两大重要概念，也以此作为社会金字塔的根基。虔诚的印度教徒相信与不同种姓的成员接触会造成污染，而且污染的不只个人，甚至还会污染整个社会，也因此这实在是万万不可。然而，这种想法绝非印度教徒所独有。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社会都会以“污染”和“洁净”的概念来做出许多社会及政治上的区隔，而且各个统治阶级利用这些概念来维系其特权也是不遗余力。只不过，人之所以害怕污染，并非完全只是因为祭司和统治者所捏造出来的神话。可能在人天生的生存本能里，看到可能带着疾病的物体（例如病人或尸体）就会自然产生反感。所以，如果想排挤某一类的人，像是女性、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黑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宣布：这些人有病，会造成污染。

印度种姓制度和相关的“洁净”概念深植于印度文化中。虽然现代印度人早已遗忘了印度–雅利安人入侵的事件，但仍然相信着种姓制度，也同样排斥种姓混合造成的“污染”。当然，种姓并不是完全牢不可破。随着时间过去，现在种姓也发展出许多副种姓（sub-caste）。原本的4个种姓，现在已经变成3000种不同的“迦缔”（jati，意为“出生”），但整个种姓系统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每个人出生就属于特定的阶级，而破坏阶级就是污染了个人，也污染了整个社会。一个人的迦缔决定了他的职业、他的饮食、他的住处，还有他的结婚对象。一般来说，结婚对象只能来自同一个种姓阶级，而他们的子女也继承同样的阶级。

而只要出现了新的职业或是出现了一群新的人，就得先判断他们属于哪种种姓阶级，才能在印度社会得到认可。而如果有一群人连被认定为种姓阶级都不配，在这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里，他们就连在底层也称不上。这种人被叫作“秽多”，他们居住的地方必须和所有其他人分开，活得充满屈辱，只能靠着像是捡拾垃圾的方式为生。就算是种姓阶级最下级的成员，也会尽可能避开他们，不和他们一起吃饭，避免碰触到他们，当然绝不可能与他们通婚。在现代印度，虽然民主政府竭尽全力想打破种姓的区别，告诉印度教徒不同种姓通婚往来不会有什么“污染”，但无论在婚姻还是职业方面，种姓制度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美洲的“洁净”观念

现代美洲也延续着这种阶级制度的恶性循环。从16到18世纪，欧洲征服者引进数百万名非洲奴隶到美洲做矿奴或农奴。之所以选择非洲而非欧洲或东亚，环境因素有三。第一，非洲与美洲地理接近，所以从塞内加尔进口奴隶比起到越南找人更为容易。

第二，当时非洲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奴隶贸易（主要将奴隶出口至中东地区），但蓄奴在欧洲仍然非常罕见。可想而知，从现有市场买个奴隶，要比自己建立整个市场容易得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美洲的殖民农庄多半位于弗吉尼亚、海地和巴西之类的地区，常有来自非洲的疟疾和黄热病侵扰。非洲人经过世世代代演化，对这些疾病已经发展出部分的免疫力，但欧洲人全无招架之力，一病便倒。因此，农庄主人如果有点聪明，就知道买奴隶或雇用工人的时候该挑非洲来的，而不是欧洲来的。讽刺的是，非洲人在基因上的优势（免疫力）竟造成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劣势：正因为他们比欧洲人更能适应热带气候，反让他们成了遭到欧洲主人蹂躏的奴隶！由于这些环境因素，美洲的新兴社会也出现了另一个种姓阶级：欧洲白人的统治阶级，以及非洲黑人的奴隶阶级。

但是，没有人会承认他们把某种种族或出身的人当作奴隶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就像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一样，欧洲白种人也希望自己在美洲人眼中不只是财大气粗，而是代表着虔诚、公正、客观的形象。于是，这时就要利用种种宗教和科学的虚构故事来找借口。神学家声称非洲人是诺亚的儿子含（Ham）的后代，而诺亚曾诅咒含的后代要做其他兄弟的奴隶。生物学家声称，黑人不如白人聪明，道德感也发展较差。医生也声称，黑人居住环境肮脏，会传播疾病，换句话说，就是种污染的来源。

这些虚构的故事牵动着美洲文化，也影响整个西方文化。即使当初蓄奴的条件早已消失，故事却依然存在。19世纪初，大英帝国认定蓄奴违法，停止了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并在接下来数十年间逐步将蓄奴赶出美洲大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蓄奴社会自愿废除了奴隶制度。然而，就算奴隶已经得到自由，过去作为蓄奴借口的虚构种族故事却挥之不去。无论是种族歧视的法律，或是社会的习俗，都还是维持着种族分离的情形。

于是，这一切形成了一个自为因果、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美国南北战争甫落幕的南方就是一例。美国于1865年通过宪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前者禁止蓄奴，后者明定不得因种族而剥夺公民权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然而，经过两个世纪的奴役，大多数黑人家庭的经济情况和受教育程度都远远不及白人。于是就算某个黑人在1865年出生于美国南方的亚拉巴马州，他要得到良好教育和高薪工作的机会绝对比不上他的白人邻居。等到19世纪80、90年代，他的孩子出生了，还是得面对一样的问题：家境贫寒、教育缺失。

而且，黑人要面对的问题还不只经济弱势一项。毕竟，亚拉巴马州并不是只有黑人穷，贫穷的白人家庭也不少，不是所有白人都是有钱的农场主人。在当时工业革命和移民潮的推动之下，美国是个流动极度快速的社会，今日穷困潦倒没关系，处处都有一夕致富的机会。这样说来，如果黑人所面对的只有钱的问题，靠着通婚等种种方式，应该很快就能消弭种族之间的鸿沟。

然而，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1865年，白人（甚至还有许多黑人）完全相信黑人就是比较笨、比较懒、比较暴力、比较放荡，而且不在乎个人卫生，所以黑人就成了暴力、窃盗、强奸和疾病的代名词，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污染源。于是，就算有个黑人在1895年的亚拉巴马州奇迹似的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想申请像是银行职员这种受尊敬的职位，他录取的机会仍然远远不及白人。“黑人”成了一种印记，人们觉得他们天生就不可靠、懒惰，而且愚笨。

你可能会认为，人们总会渐渐明白这些印记都是虚构的而非事实，随着时间过去，黑人就能够证明自己和白人一样能干、守法、干净。但情况却正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偏见只会越来越深。正由于所有最好的工作都在白人手上，人们更容易相信黑人确实低人一等。一个普通的白人很可能会说：“你看，黑人都已经自由这么久了，但几乎所有的教授、律师、医生，甚至是银行出纳员都没什么黑人。这岂不是明白告诉我们，黑人就是没那么聪明，没那么努力吗？”于是，黑人被困在这个恶性循环里，他们申请不到白领的工作，是因为别人以为他们笨，但证明他们笨的，又是因为白领中很少有黑人。

这种恶性循环并非到此为止，反对黑人的势力不断壮大，最后形成“黑人歧视法”（Jim Crow Laws）等等法规，意在维护种族阶级制度。他们规定黑人不准投票，不准读白人学校，不准到白人商店买东西，不准在白人餐厅吃饭，不准到白人旅馆过夜。这一切的理由是认为黑人就是污秽、懒惰、品行不良，所以必须隔离，好保护白人。同样，白人出于害怕疾病，会避开有黑人的旅馆或餐厅；他们害怕孩子受欺负或被带坏，所以也不希望孩子去上有黑人的学校；他们害怕黑人既无知又没道德观，所以不想让黑人在选举中投票。而这些忧虑甚至还有科学研究“证明”在后面撑腰，研究“证明”：黑人平均学历确实较低，得到各种疾病的比率确实较高，而且犯罪率更是远高于白人（但这些研究却忽略了这些“事实”是出于对黑人的歧视）。

恶性循环：某个偶然历史事件，成了僵化的社会制度常规。

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各州种族隔离的情形甚至比19世纪末期更为恶化。1958年，黑人克雷农·金（Clennon King）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竟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就医。当时法官认为，一个黑人一定是疯了，才觉得自己能进得了密西西比大学。

对于当时的美国南方人（和许多北方人）来说，想到黑人男性居然可能和白人女性有性行为甚至结婚，就会觉得这实在是万万难以接受的事。跨种族的性行为是所有禁忌之首，一旦做出这种行为甚至只是涉嫌想有这种行为，不用经过什么审判，就会立刻遭到私刑处置。当时出现的白人至上主义的秘密社团“三K党”（Ku Klux Klan），就曾犯下多起相关杀人事件。讲到维护洁净这件事，他们可是让印度教的婆罗门相形见绌。

随着时间过去，种族主义还蔓延到越来越多的文化领域。例如美国的审美观就是以白人的美丽作为标准，白人的特质就是美丽的标准，浅色的皮肤、金黄的直发、小而翘的鼻子等等。至于典型的黑人特质，例如黝黑的皮肤、蓬松的黑发、扁平的鼻子，则被视为丑陋。这些成见使得原本就由想象建构出来的阶级意识更是进到意识深层，挥之不去。

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让原本只是历史偶发事件形成的阶级制度变得根深蒂固。随着时间流逝，不公不义的歧视常常只是加剧而不是改善。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教育带来进一步的教育，而无知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无知。历史上过去的受害者，很可能会再次受害。而历史上过去的特权分子，他们的特权也很可能依然存在。

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黑人／白人或婆罗门／首陀罗的区别真有生物学事实根据（例如婆罗门的大脑确实比首陀罗的大脑效率高），光靠生物学就应该足以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然而事实证明，不同智人群体之间的生物差异其实就是小到能够忽略不计，所以单凭生物学就是无法解释印度社会和美国各种族的互动为何如此复杂。想了解这些现象，我们只能靠着研究事件本身、环境、权力关系，看看人们是怎样将虚构的想象变成了残酷（而且再真实不过）的社会结构。

他和她

不同的社会，想象出的阶级制度也就相当不同。像是现代美国人非常注意种族，但对中世纪的穆斯林来说就无关紧要。在中世纪印度，种姓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现代的欧洲根本毫不在意。只不过，有某种阶级制度却是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里都有着极高的重要性：性别的阶级。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区分男女，而且至少在农业革命以来，几乎世界各地都是男人占尽好处。

甲骨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用来记录占卜。其中曾有一块卜辞写着：“妇好娩，嘉？”（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即将临盆，是否吉利？）而答复是：“其唯丁娩，嘉；其唯庚娩，弘吉。”（若在丁日分娩，吉；若在庚日分娩，大吉。）然而，卜辞最后的验辞语气十分遗憾：“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唯女。”（31天之后，妇好在甲寅日分娩，不吉，只是个女孩。）过了三千多年，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而许多中国家庭仍然觉得生下女儿是种不幸。有些时候，父母还会刻意遗弃甚至杀害女婴，希望能有机会再试一次，看看能不能生出个儿子来。

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只是男人的财产，通常属于她的父亲、丈夫或兄弟。而在许多法律系统中，强奸罪是属于侵犯财产，换句话说，受害人不是被强奸的女性，而是拥有她的男性。因此，这些法律对于强奸罪的救济措施就是所有权移转：强奸犯付出一笔聘金给女方的父亲或兄弟，而她就成了强奸犯的财产。《圣经》还写着：“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申命记》，22：28–29）对古希伯来人来说，这是个再合理也不过的安排了。

在某些地方，如果是强奸某个不属于任何男人的女人，甚至算不上犯罪。这就像是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捡了一枚铜板不算是窃盗一样。另外，如果是丈夫强奸自己的妻子，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有地方会认为，因为丈夫本来就该对妻子的性行为有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丈夫强奸妻子”这句话根本无法成立。说丈夫“强奸”妻子，就像说某个人偷了自己的钱包一样不合逻辑。这些说法听来荒谬，但其实并不只有远古中东地区才有这种想法。就算到了2006年，还有53个国家无法控告丈夫强奸了他的妻子。即使在德国，也是到了1997年才修订法案，认定婚姻中可能出现强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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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将人类分成男女，是不是也像印度的种姓制度或是美国的种族阶级，都是想象下的产物？这一点究竟是不是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认定男女本来就应有所区分？而如果这确实是一个自然的不同，生物学上又是否能够解释为何男性的待遇优于女性？

在男女之间，某些文化、法律和政治上的差异正反映着两性明显的生物学差异。例如男性没有子宫，所以怀孕生子这件事一直只能是女性的工作。然而，就在这个核心差异上，每个社会又会不断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文化概念和规范，而这些就和生物学鲜有关联。而各种社会上对于“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的想法，多半也没有确实的生物学基础。

举例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实行民主，但有子宫的人就没有独立的法定地位，无法参加人民议会，也无法担任审判。除了少数例外，这种人也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经商，也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所有雅典的政治领袖、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商人，没有一个人有子宫。那么，难道“有子宫”这件事，真有什么生物学的根据，证明这些人不适合从事这些行业吗？虽然古雅典人确实这么认为，但现代雅典人可不会同意。在现今的雅典，妇女不仅能够投票，能够参选担任公职，能够发表演讲，能够从事从珠宝到建筑到软件等等一切设计，而且也能够进入大学就读。她们的子宫可没让她们做起这些事来输给男人。确实，女性在政界和商界仍然处于弱势（希腊议会只有12%是女性），但她们要参与政治已经没有法律的阻碍，而且多数现代希腊人也认为女性担任公职合情合理。

此外，许多现代希腊人也认为男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只对女人有“性趣”，而且也只该和异性发生性关系。但他们没发现，“异性性行为自然，同性性行为不自然”这件事也是一种文化偏见，而不是生物学上的事实。事实上，男男相吸这件事，大地之母从来也没什么意见。然而，在某些文化里，如果儿子和隔壁的男孩天雷地火，他的人类母亲可就会大发雷霆。这位母亲会生气，原因可不是出于生物的必然。其实对于许多人类文化来说，同性恋不仅合法，甚至还对社会有所帮助，像古希腊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史诗《伊利亚特》（Iliad）里，英雄阿基利斯（Achilles）与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关系亲密，但阿基利斯的母亲西蒂斯（Thetis）可没什么不高兴。另外，马其顿王国的女王奥林匹亚丝（Olympias）可说是古代最喜怒无常也最大权在握的女性，连她的丈夫腓力二世都死在她手上。但她看到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带了爱人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回家吃饭，也是没发半点儿火。

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判断，什么是真正在生物学上有所不同，而什么又只是人类说得煞有介事、自找借口？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天生自然的生物学，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然而，文化却要求必须实现某些可能性，而又封闭了其他可能性。例如女性天生能生小孩，但在某些文化里，女性却是非生不可。生物学上，男人就是能从彼此身上得到性愉悦，但某些文化却极力阻止他们实现这种可能。

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举例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禁止男性进行光合作用”，“禁止女性跑得比光速快”，或是“禁止带负电荷的电子互相吸引”，就是因为这讲了只是白讲，完全没有必要。

事实上，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神学上所谓的“自然”，指的是“符合创造自然的神的旨意”。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的身体，并且让每个肢体和器官都有特定的目的。如果我们使用肢体和器官的方式符合上帝的设想，那就是个“自然”的活动；如果不符合上帝设想的方式，就成了“不自然”。然而，演化本来就没有唯一的目的。器官的演化没有唯一的目的，而器官的使用方式也不断在变化。现在人体的所有器官早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型，而现在所有器官都不只做着原型所做的事。器官之所以演化是为了某种特定功能，但等到器官存在之后，要用作其他功能也并无不可。以嘴巴为例，嘴巴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最早的多细胞生物需要有办法将营养成分送进身体里。而虽然现在嘴巴仍然有这种功能，但我们还能用嘴来说话、亲吻，战士还能用嘴来拔手榴弹的引信。难道，只因为我们最早那些像蠕虫一样的祖先在6亿年前没有用嘴做这些事，嘴巴的这些功能就变得不自然了？

同样，翅膀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了空气动力学的奇迹，而是从原本有其他用途的器官演化而来。有学者认为，一开始昆虫都不会飞，而翅膀是几百万年前从虫子身上突起的部分演化而来。虫子原本身上会有突起，是因为这样能增加表面积，接收更多阳光，也就更能保持温暖。而在缓慢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太阳能接收器越长越大。想要吸收最多阳光，就要让突起的表面积最大、重量最轻；而这种身体结构刚好对昆虫来说也方便，蹦蹦跳跳的时候还能帮上一点忙，突起越大的，就能跳得越远。有些昆虫开始用这玩意儿来滑翔一下，接着只是再跨出一小步，昆虫就真的在空中飞了起来。所以，如果下一次又有蚊子在你耳边嗡嗡不停，记得要骂骂她真是太不自然了。如果她乖乖听话，满足于当初上帝赋予的功能，现在她的翅膀还只能做个太阳能板。

这种多用途、多功能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性器官和性行为。一开始，性行为就是为了繁殖，而求偶仪式则是为了要评估对方的健康程度。但对许多动物来说，两者其实都有众多的社交功能，可不只是为了赶快创造出自己的DNA小拷贝。举例来说，黑猩猩就会用性行为来巩固政治联盟、建立亲密关系、化解紧张局势。难道这也是不自然？

性与性别

所以，坚持女性生小孩才“自然”或者说同性恋“不自然”，其实并没什么意义。各种规定男人就该如何、女人就该怎样的法律、规范、权利和义务，反映的多半只是人类的想象，而不是生物天生的现实。

生物上，人类分为男性和女性。所谓男性（male），就是拥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所谓女性（female）则是拥有两个X染色体。但是要说某个人算不算“男人”（man）或“女人”（woman），讲的就是社会学而不是生物学的概念了。在大多数人类社会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男人就是男性，而女人就是女性，但那些社会学的名称负载了太多意义，而真正与生物学相关的部分少之又少，甚至完全无关。我们说某个智人“够男人”，讲的并不是具有某种生物特质（例如有XY染色体，有睾丸，有睾酮之类），而是能在所处的社会中，找到一个符合想象秩序的位置。每个文化背后虚构的故事，都有些男人应该要符合的角色（像是搞政治）、拥有的权利（像是投票权），以及负起的义务（像是服兵役）。同样，要说某个智人是不是“够女人”，也不是看她有没有两个X染色体、子宫或是大量的雌激素，而是她在想象建构出的人类秩序中，是个女性的成员。每个社会文化也会用虚构的故事，定出一些女人该符合的角色（像是要养育子女）、拥有的权利（保护不受暴力侵扰），以及负起的义务（服从她的丈夫）。正由于定义男女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并不是生物学，而只是虚构的故事，所以每个社会认为“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意义也就大不相同。

学者为了把概念讲清楚，通常把生物学上的区分称为“性”（sex），而文化上的区分称为“性别”（gender）。“性”区分的是男性和女性，属于客观标准，在整个历史上未曾改变。至于“性别”区分的是男人和女人（某些文化也有其他类别），所谓“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标准存在于主体之间，而且会不断改变。举例来说，同样在雅典，古代和现代对女人要求的行为、欲望、服饰甚至是身体姿势都有极大不同。

性的事情好解决，但性别就没那么容易。想成为男性再简单不过，只需要出生的时候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就行。想成为女性也是同样容易，出生时有一对X染色体，就大功告成。但相反的是，要当好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不但过程复杂，而且要求苛刻。正由于“够男人”或“够女人”的标准多半来自文化，而不是天生自然，所以没有什么社会是在人一生下来之后就觉得男性够男人而女性够女人。而且就算得到认可了，也还不能就此松懈。从出生到死亡，男性必须一辈子不断通过各种仪式和表演来证明自己真是条汉子。而女性也永无宁日，必须不断说服自己和其他人自己散发着女人味。

而且，这种成功没得保证。特别是男性，总是很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男子气概。在整个历史上，总看到男性愿意冒险犯难甚至牺牲生命，只为了让人夸赞一句：“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当男人究竟有什么好的？

至少农业革命以来，大多数人类社会都属于重男轻女的父权社会。不论这些社会对男女的定义为何，当男人总是比较优越。父权社会教育着男人就该是个阳刚的男人样，女人就该有个阴柔的女人款，要是有人斗胆跨越界线，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但反过来说，如果遵守了这些规范，得到的奖励却是男女大不同。社会通常重视阳刚的特质胜于阴柔的特质，社会中阳刚的典范得到的总是比阴柔的代表多。女人得到的健康和教育资源不如男人，不论在经济、政治，甚至光是迁徙的自由也都逊于男人。性别就像是一场竞赛，但第一第二早已命中注定，有些人甚至只能争个老三。

确实，有极少数的女人坐到了高位，像是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以及中国的慈禧太后，但她们只是例外，而更证明了这个规则。慈禧在19世纪末统治中国，但当时所有的朝廷大臣都是男人，军队统帅都是男人，判官律吏都是男人，科举考生都是男人，进士翰林都是男人，就连吟诗作对、为文著述、抚琴吹箫、问诊医病、清谈哲思、科学研究也几乎都是男人一手包办。

几乎在所有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中，父权制都是常态，历经各种政治动荡、社会革命、经济转型，历久不衰。以埃及为例，在过去几个世纪统治权不断换手，历经亚述、波斯、马其顿、古罗马、阿拉伯、马穆鲁克（Mameluk）、土耳其和英国统治，但从头到尾都是父权制。虽然埃及曾用过法老的法律、希腊的法律、古罗马的法律、穆斯林的法律、土耳其的法律和英国的法律，但一直都让所谓“真正的男人”唯我独尊。

▲图15 18世纪的男人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王室肖像。请注意路易十四戴着长假发，穿着丝袜和高跟鞋，站得像个芭蕾舞者，还带着一把巨大的剑。这一切在现代美国都会被认为真是个娘娘腔（除了那把剑），但在当时，路易十四可是欧洲男子气概和男人味的典范。

▲图16 21世纪的男人味：美国总统奥巴马官方照片。那些假发、丝袜、高跟鞋和剑都去了哪儿？就大权在握的男性而言，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呆板沉闷的形象。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男人形象多半都是多彩绚丽，像是美洲印第安人酋长就戴着羽毛摇曳的头饰，印度大君也会穿着华丽的丝绸，配着亮眼的钻石。至于在整个动物界里，雄性往往也比雌性更丰富多彩、装饰夸张，像是孔雀的尾巴和狮子的鬃毛。

正因为父权制是种太普遍的现象，不可能只是某种偶然因素进入了恶性循环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美洲和亚洲、非洲的人类数千年内并无往来，但绝大多数社会依然采用的是父权制。如果说在亚洲和非洲的父权制只是出于偶然，难道真的只是凑巧，让阿兹特克和印加也同样采用父权制？一种更有可能的推测是，尽管“男人”和“女人”的定义在各种文化之间有所不同，但有些共通的生物因素，让几乎所有文化都重视阳刚胜过阴柔。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为何，虽然有各种理论，但没有任何一个真能完全站得住脚。

肌肉理论

最常见的一种理论，是认为男人比女人强壮，于是靠着他们肌肉的力量迫使女人就范。这种理论讲得精致一点，是认为男人力气大，就能独占那些需要较多体力劳动的工作（像是犁地和收割），于是让他们掌握了粮食的生产，进而转化为政治上的影响力。

然而，肌肉理论有两大问题。第一，“男人比女人强壮”只是一般情形，而非人人皆然。而且，强壮分了许多种，像是女人一般来说比男人更能抵抗饥饿、疾病和疲劳，而且也有许多女人能跑得比男人更快，挑得比男人更多。第二，也是这种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历史上也有许多不需要什么体力的工作（像是宗教、法律、政治），但女人不但没分到这些工作，反而是在田里、在工厂里、在家庭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如果社会权力分配看的只是付出体力的多寡，女人该得到的权力绝对远超于现在。

更重要的是，就人类整体来说，体力和社会权力本来就没有直接关联。我们常看到六十几岁的人控制着二十几岁的人，但后者显然体力要好得多。19世纪中叶亚拉巴马州的蓄奴农庄主人，如果和他种棉花的奴隶大打出手，很可能几秒之内就会被撂倒在地上。另外，要遴选埃及的法老王或天主教的教皇，也不是让大家来打一场。在采集社会里，握有政治主导权的人通常是因为社交技巧最为杰出，而不是身上肌肉最为发达。而在黑道组织里，老大常常也不是最强壮的男人，反而是个老头；他根本不用自己出手，肮脏活只要交给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年轻小伙子就行了。如果有哪个小鬼，以为只要把老大干掉自己就能称王，很可能还没动手就已经被杀。就算是黑猩猩，要坐上首领地位靠的也是稳固的集团，而不是盲目的暴力。

事实上，人类历史显示，肌肉的力量和社会的权力还往往是呈反比。在大多数社会中，体力好的反而干的是下层的活。这可能反映着智人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如果真的一切只看体力，智人在食物链里就只能处在中间的位置。然而，智人靠着聪明才智和社交技巧，让自己跃升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于是，在智人内部的权力链里，聪明才智及社交技巧也会比体力更重要。正因如此，如果想解释父权制这个历史上影响最广、最稳固不变的阶级制度，要说一切只是因为男人力气大于女人，实在叫人难以相信。

流氓理论

另一种理论认为，男性占有主导地位靠的不是力气，而是好侵略的个性。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让男性的暴力倾向远比女性明显。虽然女性心中也会浮起仇恨、贪婪和欺凌的想法，但流氓理论认为男人更愿意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正因如此，历史上的各场战争一直就是男人主导。

而正因他们在战争时期掌握了军队，到了太平时期也就成了民间社会的主人。控制了民间社会，就有资源发动更多的战争；发动了越多战争，男人就越能控制社会。正是这样的循环，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无处不在，而父权制也无处不在。

近年来对于男女荷尔蒙与认知系统的研究也发现，男人的攻击和暴力倾向确实比较明显，平均来说更能胜任一般士兵的角色。然而，就算一般士兵都是男人，是不是就能合理推论也该由男人来运筹帷幄，而且最后享有战争带来的甜美果实？这仍然说不通。这就像说因为所有在棉田里工作的都是黑人，所以棉花农庄的主人也该是黑人一样。既然工人全为黑人的农庄可能有个白人主人，为什么士兵全是男人的军队就不能由女人率领，或者至少在领导阶层里有部分是女人呢？事实上，在整个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中，许多军方高阶人员都不是从大兵做起，而是直接空降。常常军队的领导人从没当过一天兵，只因为他们是贵族、富人或受过教育，高级将领的荣耀也就落在他们头上。

例如拿破仑的克星威灵顿公爵，他18岁进入英国军队，立刻接受委任成为军官。他根本不把麾下的平民看在眼里。与拿破仑对战期间，他曾写了一封信给另一个贵族，里面提到“我们指挥的那些大兵就是社会没用的渣滓流氓”。这些大兵通常是最贫困的穷人或少数民族（如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想在军中晋升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些高阶军职，全部都是公爵、亲王和国王的专利。然而，又为什么只能是公爵，而不能是女爵呢？

法兰西帝国是靠着塞内加尔人、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血汗，才建立并捍卫着在非洲的疆域。在这些军队中，出身法国名门的比率可以说是低之又低。但领导军队、统治帝国、享用成果的，这一小撮中法国名门的比率却是高了又高。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又都是法国男人，而不是法国女人？

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有以文人领军的传统，常常将领的出身都是舞文弄墨的，而不是舞刀弄剑的。中文也常有人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讲的也是聪明人该去读书而不是从军。但这样说来，为什么所有官职都被男人占走了？

我们并不能说，就因为女人体力较弱、睾酮浓度较低，就不能做好官职、当好将军、搞好政府。虽然运筹帷幄确实需要一定体力耐力，但不需要力大如牛或是凶残无匹。战争可不是什么单纯的酒吧打架，需要非常复杂的组织、合作和安抚手段。真正胜利的关键，常常是能够同时安内攘外，并看穿他人思维（尤其是敌国的思维）。如果挑个只有蛮力、只想猛攻的人来打仗，常常就是一败涂地。更好的选择，是个能够合作、能够安抚、能够有不同观点的人。真正能建立起帝国的人，做的也就是这种事。像是奥古斯都虽然在军事上的才干远不及恺撒或亚历山大大帝，成就却非前人能及：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帝国。他不但得到当时民众的推崇，也得到现代史学家的赞赏，这些人都认为，他的成就正是由于他具备了温柔宽厚的美德。

一般说来，女人被认为比男人更八面玲珑，更懂得如何安抚他人，而且更能够从不同角度观看事情。如果这些刻板印象至少有部分是事实，那么女人就该是绝佳的政治家和帝国领袖，至于战场上的肮脏活，就交给那些睾酮爆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肌肉男即可。只不过，虽然这是种很流行的讲法，但现实世界中却很少成真。至于原因，目前仍然不明。

父权基因理论

第三种想要从生物学解释父权制度的理论，并未将重点放在暴力或是蛮力上，而是认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发展出了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对男人来说，得要彼此竞争才能得到让女人受孕的机会，所以个体想有繁殖的机会就看他能不能打败对手，比别的男人强。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传到后世的男性基因也就是那些最具野心、最积极、最好胜的男人。

但另一方面，对女人来说，要找到个愿意让她受孕的男人完全不是问题。但如果说到要让孩子长大成人甚至为她生下孙子孙女，除了得怀胎十月，甚至还得再辛苦许多年，才能把孩子带大。而在这段时间，她要自己取得食物的机会就变少，另外还需要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她需要有个男人来帮忙。为了确保自己和孩子能够生存下去，女人只好同意男人提出的各种条件，好换取他一直待在身边、分担这个重担。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传到后世的女性基因也就是那些最顺从、愿意接受他人照顾的女人。至于花了太多时间争权夺利的女人，也就没有机会让那些好胜的基因万世流芳。

根据这个理论，由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男人的基因倾向是野心勃勃、争强好胜，擅长从政经商；女人的基因则倾向趋吉避凶，一生养育子女就心满意足。

只不过，这种理论似乎在实际的证据上也说不通。最有问题的一点在于，这里认为女人需要外部协助的时候需要依赖男人，而不是其他女人，而争强好胜的男人就能在社会上占据领导地位。但有许多种动物（例如大象和倭黑猩猩）虽然也有需要依赖他人的雌性以及争强好胜的雄性，但发展出来的却是母系社会。正由于雌性需要外部帮助，所以它们更需要发展社交技巧，学习如何合作，给予彼此抚慰。于是，它们建构起了全为雌性的社会网络，帮助彼此养育后代。而这个时候，雄性动物还是继续把时间花在彼此战斗争胜，所以社交技巧和社会关系依旧低落。于是，在倭黑猩猩和大象的社会中，便是由互相合作的雌性组成强大的网络，主导全局，至于以自我为中心而又不合作的雄性，只能滚到一边去。虽然雌性的倭黑猩猩一般来说力气不如雄性，但如果雄性的倭黑猩猩做得过火了，就会被成群的雌倭黑猩猩合起来教训一番。

如果倭黑猩猩和大象都做得到这一点，为什么智人做不到？相较之下，智人这种动物的力气又更弱，优势就在于能够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如果真是如此，就算女性确实需要依赖他人，而且就算女性确实需要依赖男人，她们也应该能运用较高明的社交技巧来互相合作，进而用策略来操纵打败更具侵略性、更自行其是、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们。

究竟是为什么，在一个以“合作”为成功最大要素的物种里，居然是比较没有合作精神的一方（男人）控制着应该比较善于合作的另一方（女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具说服力的答案。也许我们的预设是错的？搞不好，雄性智人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体力、侵略性或争强好胜，反而是有更佳的社交技巧，更善于合作？这点在目前仍无定论。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人类的性别角色在20世纪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社会让男女在法律、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平等的地位、权利和机会。虽然性别差距依然显著，但情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1913年，美国有一批妇女站出来为女性要求投票权，当时大众还嗤之以鼻、视为荒唐，但谁想得到，到了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竟有五位大法官（三女两男）投票赞成让同性婚姻合法化，否决了另外四位男性大法官反对的决定？

正是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让性别的历史叫人看也看不清。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父权制度其实并没有生物学上的基础，而只是基于毫无根据的虚构概念。但这么一来，又该怎么解释它为何如此普遍，而且稳固得难以撼动？

▲图17 朝圣者绕行着位于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Ka’aba）。

1. [1] Sheldon Pollock,‘Axialism and Empire’,in Axial Civi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ed.Johann P.Arnason,S.N.Eisenstadt and Bj.rn Wittrock (Leiden:Brill,2005),397-451.

2. [2] Harold M.Tanner,China:A History (Indianapolis:Hackett,Pub.Co.,2009),34.

3. [3] Ramesh Chandra,Identity and Genesis of Caste System in India (Delhi:Kalpaz Publications,2005);Michael Bamshad et al.,‘Genetic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Indian Caste Population’,Genome Research 11 (2001):904-1004;Susan Bayly,Cast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4. [4] Houston,First Writing,196.

5. [5] The Secretary-General,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deliver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U.N.Doc.A/16/122/Add.1 (July 6,2006),89.

6. [6] Sue Blundell,Women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13-29,132-33.

第三部分

人类的融合统一

图17 朝圣者绕行着位于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Ka'aba）。

第九章

历史的方向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在20世纪前半叶，学者认为每种文化都自成一格、和谐共存，而且都有独特的不变本质。每一群人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法律及政治系统，而且各自运作顺畅，就像是行星绕着太阳一样。据这种观点，文化只要独立不受影响，就不会有所改变，而会依照原本的步调，朝向原本的方向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了外界力量干预，才会造成改变。所以，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讲到“萨摩亚文化”（Samoan Culture）或“塔斯马尼亚文化”（Tasmanian Culture）的时候，语气都仿佛这些形塑萨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从头到尾不曾改变。

但现在，多数的文化学者都认定事情正好相反。虽然每种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但会不断流动改变。只要环境或邻近的文化改变，文化就会有所改变及因应。除此之外，文化内部也会自己形成一股改变的动力。就算是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绝，生态也十分稳定，还是无法避免改变。如果是物理学的法则，绝不会有不一致的例外情形，但既然这些是人类自己想象创造出的秩序，内部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文化一直想弭平这些矛盾，因此就会促成改变。

举例来说，中世纪欧洲的贵族既信奉天主教，又要遵守骑士精神。典型的贵族清晨就上教堂，听着神父滔滔不绝讲着圣人一生的故事。神父会说：“虚荣，虚荣，一切都是虚荣。财富、色欲和荣誉都是极危险的引诱，你绝不可同流合污，而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要像他一样谦和，要避免暴力和奢侈，而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去。”于是，这位贵族回家的时候满怀内敛与谦和；但接着他就换上了最好的丝质衣服，前往领主的城堡参加宴会。城堡里觥筹交错，饮酒如流水，吟游诗人歌咏着中世纪的爱情故事，宾客聊着下流的笑话和血淋淋的战场情节。公爵大声宣告着：“一旦受辱，宁死不屈！如果有人竟敢质疑你的荣誉，就只有血能洗净这种侮辱。人生至乐，岂不就是要让敌人闻风窜逃，让他们美丽的女儿在你脚下颤抖？”

这种价值观的矛盾从来没办法完全解决，但是欧洲的贵族、教士、平民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也就随之改变。其中一次试着处理，结果就是引发了十字军东征。对于这些骑士来说，东征既能展现武力上的长材，也能展现宗教上的虔敬，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同样的矛盾也带来了种种骑士修会的成立，像是圣殿骑士团（Templar）和僧侣骑士团（Hospitaller），想让基督教和骑士理想更加合为一体。中世纪艺术和文学也常谈到这种矛盾，像是亚瑟王与圣杯的传奇便是一例。亚瑟王的宫廷难道不是总想告诉我们，优秀的骑士也该是个好的基督徒，而好的基督徒也能成为最优秀的骑士？

另一个例子是现代的政治秩序。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只要读过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欧洲自由政体将个人自由奉为圭臬，即使这让付不出钱的贫困家庭只能犯罪被囚，孤儿被迫加入扒手集团，也在所不惜。就算到了现代美国，政治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矛盾。民主党人希望社会更加平等，就算为了协助老弱病残必须增税也在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岂不是违反了民众支配收入的自由？如果我想把钱拿来供小孩读大学，为什么政府可以逼我非买健康保险不可？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希望让人人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就算会加大贫富差距，许多美国人将无力负担健康保险也在所不惜。但这样一来，平等也就成为空谈。

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但这也不是什么缺点，像这样的矛盾，本来就是每个人类文化无法避免的，甚至还可以说是文化的引擎，为人类带来创意、提供动力。就像两个不谐和音可以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举例来说，如果想深入了解那些在清真寺里祈祷的虔诚穆斯林，该做的不是去研究那些所有穆斯林都同意的教条，反而该是看看在穆斯林文化里有什么难解的矛盾，有哪些规定根本是自打嘴巴。就是在那些穆斯林自己都会感到左右为难的情境下，才能真正得到了解。

用一种间谍卫星的高度……

人类文化一直流动不休，但这种流动究竟是完全随机，或者其实有个整体模式？换句话说，历史有个大方向吗？

答案是肯定的。几千年来，我们看到规模小而简单的各种文化逐渐融入较大、较复杂的文明中，于是世界上的大型文化数量逐渐减少，但规模及复杂程度远胜昨日。当然这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的粗略说法，如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每次几个文化融合成大型文化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大型文化的破碎解离。就像是蒙古帝国，虽然曾经雄霸亚洲甚至还征服了部分欧洲，但最后还是分崩离析。又像基督教，虽然信众数以亿计，但也分裂成无数教派。拉丁文也是如此，虽然一度流通中西欧，最后还是转化成各种当地方言，演化出各国的语言。然而，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想观察历史的方向，重点在于要用哪种高度。如果是普通的鸟瞰高度，看着几十年或几世纪的发展走向，可能还很难判断历史趋势究竟是分是合。要看更长期整体的趋势，鸟瞰高度便有不足，必须拉高到类似太空间谍卫星的高度，看的不是几世纪，而是几千年的跨度。这种高度能够让我们一目了然，知道历史趋势就是走向分久必合。至于前面基督教分裂或蒙古帝国崩溃的例子，就像是历史大道上的小小颠簸罢了。

***

想清楚看到历史的大方向，最佳的办法就是数数看不同时期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同时共存的文化。我们现在常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单位，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地球其实像是星系，各个人类文明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

让我们以澳大利亚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岛为例，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岛屿，原本和澳大利亚大陆相连，但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冰河期结束、海平面上升，于是它也成了岛屿。当时，数千名狩猎采集者就这样留在岛上，与其他人类断了连接。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抵达之前，有12000年没有人知道塔斯马尼亚人存在，塔斯马尼亚人也不知道外面有其他人类。岛上的人自己有自己的战争，有自己的政治冲突，也有自己的文化发展。然而，如果你是当时中国的皇帝或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对你来说，塔斯马尼亚的概念其实就像是木星：总之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美洲和亚洲也是如此，长久以来两个世界对彼此毫无知悉。像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国处于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同时在中美洲，也有各个不同的玛雅文明互相竞逐。然而这两边的争斗却是完完全全毫不相干。对这些人来说，亚洲和美洲的分别，就像火星和金星一样。

地球上到底曾经有多少不同的人类世界共存？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只剩下数百个最多也只有两三千个。至于到了公元1450年，这个数字更是急遽下降。当时即将进入欧洲探险时代，地球上仍然有许多像是塔斯马尼亚这样独立的“小世界”，但将近九成的人类都已经紧密相连，活在由亚洲和非洲组成的“亚非世界”里。当时，绝大部分的欧亚非（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大片地区）已经有了紧密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连接。

至于全球剩下的其他大约一成人口，大致上还能够分成四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复杂程度的世界：

1.中美洲世界：涵盖大部分中美和部分北美。

2.安第斯世界：涵盖大部分南美西部。

3.澳大利亚世界：涵盖澳大利亚大陆。

4.大洋洲世界：涵盖大部分太平洋西南的岛屿，从夏威夷到新西兰。

接下来300年间，巨大的亚非世界吞噬了所有其他世界。首先在1521年，西班牙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进入了中美洲世界。同时，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开始染指大洋洲世界，不久便彻底征服。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打倒印加帝国，于是安第斯世界也不复存在。1606年欧洲人首次登上澳大利亚大陆，而等到1788年英国殖民开始，这个质朴的世界也宣告终结。15年后，英国人在塔斯马尼亚岛上设了第一个殖民地，于是最后一个原本独立的人类世界也就此并入了亚非的影响圈。

地图3 公元1450年的地球。亚非世界里提到的地点，都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到访的地方。他出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Tangier），曾前往位于西非的廷巴克图（Timbuktu）、位于东非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Zanzibar）、南俄罗斯、中亚、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他所行经的各地，正是即将跨入现代、由亚洲和非洲所组成的世界。

确实，亚非世界这个巨人花了几百年才慢慢消化了它吞下的所有世界，但这个过程已经永远无法回头。今天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体系（整个地球划分为不同的国家，但受到国际公认）；使用同样的经济制度（就算是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也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塑）；采用一样的法律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人权和国际法放诸四海皆准）；也接受同样的科学体系（不管在伊朗、以色列、澳大利亚还是阿根廷，专家对于原子结构或肺结核疗法的意见都会相同）。

然而，全球文化虽然单一，却非同质。就像是单一的有机体有许多不同的器官和细胞，单一的全球文化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和生活方式，既有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也有阿富汗的牧羊人。但不论如何，他们彼此都密切相关，而且会以许多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虽然会有各种争斗，但他们争辩用的是同一套概念，战斗用的是同一套武器。严格来说，真正的“文明冲突”其实是“聋子式的对话”（dialogue of the deaf），也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但像今天，伊朗和美国虽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他们讲的都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权利以及核物理学这套语言。

我们也常说有某些文化比较“纯正”，但如果所谓“纯正”指的是从头到尾的发展都从未有外界干扰，只有当地最古老的传统，那么全球早已没有纯正的文化。在过去几世纪中，全球化浪潮翻腾汹涌，几乎让所有文化改头换面，再也难窥原貌。

全球化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各种“异国”饮食（ethnic food，原意为“有民族特色的饮食”）。在意大利餐厅，似乎就该看到西红柿意大利面；在波兰和爱尔兰餐厅里，就该有很多马铃薯；在阿根廷餐厅，就该有几十种牛排可以选；在印度餐厅里，就该什么都要加辣椒；在瑞士咖啡馆里，就该有热巧克力，上面盖着像阿尔卑斯山一样高的鲜奶油。只不过，上面所有食物没有一项的原产地在这些国家。西红柿、辣椒和可可的原产地都在墨西哥，是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之后才传到亚非。至于古罗马帝国的恺撒和意大利的但丁，也从来没用叉子卷起西红柿意大利面，（当时甚至连叉子也还没发明！）瑞士的威廉·泰尔（William Tell）从来没吃过巧克力，至于印度的佛陀也未曾在食物里加过辣椒。马铃薯一直要到400年前才传到了波兰和爱尔兰。在1492年，阿根廷完全没有牛排，只有羊驼排。

在好莱坞电影里，平原印第安人总是英勇地骑着马冲向欧洲人的篷车，大无畏地守护着祖先的传统。然而，骑着马的美国原住民可不是什么纯正古老的传统形象，是在17、18世纪，欧洲马传到了北美之后，才让整个北美平原的军事和政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92年，美洲还没有马。虽然苏族（Sioux）和阿帕契人（Apache）在19世纪有许多看来威风八面的特色，但这其实是个现代文明、全球化的产物，说不上什么“纯正”。

全球视野

从实际观点看，全球融合最关键的阶段就是过去这几个世纪。各大帝国成长，全球贸易强化，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人类形成紧密连接，于是印度菜里出现了墨西哥的辣椒，阿根廷的草原上漫步着来自西班牙的牛。但从意识形态观点，公元前的1000年间慢慢发展出“世界一家”的观念，这点的重要性也绝对不在其下。在这先前的数千年间，历史确实是朝向全球融合统一的方向迈进，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难以想象世界一家、全球为一的概念。

智人从演化学到了区分“我们”和“他们”。自己身边的这群人就是“我们”，而所有其他人就是“他们”。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性动物会在意所属物种的整体权益。没有哪只黑猩猩在意整体黑猩猩物种的权益，没有哪只蜗牛会为了全球蜗牛社群举起一只触角，没有哪只狮群首领会说要成为全球的狮子王，也没有哪个蜂窝会贴标语写着：“全球的工蜂联合起来！”

但在认知革命开始后，智人在这方面就和其他动物大不相同。和完全陌生的人合作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可能觉得这些人就像是“兄弟”或是“朋友”。只不过，这种兄弟情也有限度。可能只要过了隔壁山谷或是出了这座山，外面的人就还是“他们”。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美尼斯（Menes）统一埃及，成了第一位法老王。对埃及人而言，“埃及”有明确的边界，外面都是些奇怪、危险、不值得注意的“野蛮人”，大不了就是拥有一些土地或自然资源（前提还是埃及人想要）。然而，所有这些想象出的边界，其实都是把全人类的一大部分给排除在外。

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了“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他们”也就不复存在。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对商人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市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客户。他们想建立起的经济秩序应该要全体适用、无处不在。对征服者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帝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属民。对各教先知来说，全球就该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是潜在的信徒，所以他们也是试着要建立起某种秩序，希望无论谁都能适用。

在过去的3000年间，人类有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计划，想要实现这种世界一家的概念。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就要一一讨论货币、帝国和全球宗教是如何传播，又如何建立起全球一家的基础。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这位征服者极端宽宏大量，手段又灵活无比，让人人都成了虔诚狂热的信徒。这位征服者就是金钱。在这世界上，大家讲到不同的神就易有争执，说到不同的王也可能大打出手，但用起一样的钱却是和乐融融。例如本·拉登，他恨美国文化、恨美国宗教、恨美国政治，但用起美元倒是十分顺手。究竟金钱有什么魔力，竟然能完成连神和君王都做不到的事？

第十章

金钱的味道

1519年，墨西哥原本还是个遗世独立的人类社会，但来自西班牙的殖民者荷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一行人大举入侵。这里的人自称阿兹特克人，很快就发现这些外来的西班牙人看到某种黄色金属就眼睛为之一亮，思思念念，三句不离。阿兹特克人也不是不懂黄金。黄金色泽美丽，又容易加工，所以他们常用来制作首饰和雕像。阿兹特克人偶尔也用金粉来交易，但一般想买东西的时候，通常还是用可可豆或布料来付账。所以，看到西班牙人对黄金如此痴迷，他们实在是一头雾水。毕竟，黄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织，想当作工具或武器，质地又太软，究竟为什么西班牙人为之如此疯狂？面对当地人的疑惑，科尔特斯表示：“我们这群人有种心病，只有金子能医。”

对于这些西班牙人出身的亚非世界来说，对黄金的痴迷还确实是种流行病。就算是最针锋相对的死敌，都同样贪恋着这种黄色金属。在入侵墨西哥的3个世纪前，科尔特斯一行人的祖先曾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穆斯林王国发动一场血腥的宗教战争。基督和安拉的子民互相残杀，死亡数以千计，田野和果园满目疮痍，繁华的城市成了余烬中的废墟。而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基督或是安拉。

随着基督徒逐渐占了上风，他们宣告胜利的方式不只是摧毁清真寺而盖起教堂，还发行了新的金币银币，上面印有十字架符号，也标注着感谢主帮助他们打倒异教徒。然而，除了新货币之外，这些胜利的基督徒还铸造了另一种方形硬币，称为“米拉雷斯”（millares），上面的信息稍有不同，用阿拉伯文写着：“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但这可是基督徒征服者所铸！）甚至在南法，天主教位于莫吉奥（Melgueil）和阿格德（Agde）的主教也发行了当地流行的穆斯林硬币，虽然这些教徒敬畏上帝，但用起这些钱来可没有半点儿的心理障碍。

而对另一边的人而言，自然也是同样宽容大方。在北非的穆斯林商人也用基督教的硬币，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发行的弗罗林（florin），威尼斯发行的达克特（ducat），以及那不勒斯发行的吉里亚托（gigliato）。就算是那些高喊要发动圣战、打倒异教基督徒的穆斯林统治者，收税的时候也还是十分乐意收到印着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硬币。

这要怎么算？

狩猎采集者完全没有金钱货币的概念。每个部落自给自足，不管是从肉类到药品、从鞋子到巫术，有需要就自己去猎，自己去采，自己去做。虽然不同的部落成员可能有不同的专长，但他们用人情和义务组成经济体系，分享着种种产品和服务。像是拿一块肉虽然不用付钱，但以后还是得有像是免费治病之类的对等回馈。每个部落都是独立的经济体；只有少数当地无法取得的稀有物品（例如贝壳、颜料、黑曜石），才得从陌生人那里取得。而且通常可以用简单的以物易物处理：“我们把这些漂亮的贝壳给你们，你们就把上好的燧石给我们。”

农业革命一开始，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形态仍然是小而紧密的社群，一如狩猎采集的部落，每个村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靠的就是互相帮忙、互通人情，再加上一点点与外界的以物易物交易。可能有某位村民特别擅长做鞋，某位又特别懂得治病，所以村民都知道没鞋穿或不舒服的时候该找谁。只不过，各个村庄的经济规模都太小，所以还养不起专职的鞋匠或医生。

等到城市和王国兴起，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终于开始了专业化的新契机。人口稠密的城市开始能够养活专业工作者，除了鞋匠、医生，还能有木匠、牧师、战士、律师等等。有些村庄开始因为美酒、质量佳的橄榄油或是精致的陶器而闻名，他们也开始发现只要专精此道，再与其他村庄交换货品，就足以让他们生活无虞。这太有道理了。本来各地的气候和土壤就不同，如果自家后院酿出的酒就是粗劣平庸，而从其他地方买来的酒更香醇柔顺，何乐而不为？而自家后院的黏土如果能做出更坚硬、更美丽的陶盆，就能拿它来交易。而且，还能养出专职的酿酒师和陶艺家，医生和律师更不在话下，他们能够不断磨炼专业知识，最后就能造福全人类。但随着专业化，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各种不同专家制作的货品，究竟该怎么交易？

如果今天是一大批的陌生人聚在一起要合作，光靠人情义务的经济制度就再也行不通。给兄弟姐妹或是邻居帮帮忙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个外国人，就算这次帮了他，但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也就得不了回报。面对这种情形，一种做法是回到以物易物。只不过，这只有在货品数量有限的时候比较有效，而无法成为复杂经济制度的基础。

为了要说明以物易物的局限性，我们假设你住在某个山上，这是附近最适合种苹果的地方，种出的苹果又脆又甜、无人能比。你整天都在果园里辛苦工作，鞋子都穿破了。于是，你把驴套上驴车，前往河边的市集。邻居说市集南边有个鞋匠，上次跟他换的鞋真是坚固耐穿，足足穿了一年多才坏。于是你找到了这位鞋匠的店面，告诉他，想用苹果跟他换双鞋。

但鞋匠这时面露难色。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收多少苹果。每天他都会有几十个客人找上门，有人带的是几麻袋的苹果，有人带的是小麦、山羊或布匹，而且质量高下不一，并不稳定。甚至有些人说自己能换的是帮他向国王说情或是帮他治治背痛。上次鞋匠用鞋换苹果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是三袋苹果换一双鞋。还是四袋？他都快忘了。不过仔细一想，上次那些苹果是种在专产酸苹果的山谷，而这次的可是种在绝佳的山上啊。还有，上次那些苹果换的是一双小的女鞋，但这家伙要的可是双大男人穿的靴子呢。此外，最近几个星期附近的羊都病倒了，能用的羊皮越来越少。皮匠说，现在想要一样数量的皮革，得拿两倍的鞋子来换。这是不是也该列入考虑？

在以物易物的经济里，不管是鞋匠还是种苹果的，每天都得搞清楚几十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市场上有100种不同的商品，把汇率列出来就足足有洋洋洒洒的4950条。如果市场上有1000种不同的商品，汇率更足足有499500条！这怎么可能记得起来？

而且这还不算最糟的。就算真让人算出了几袋苹果值一双鞋，以物易物还不一定成功。毕竟，想要交易也得双方合意。如果现在鞋匠不想吃苹果，而正忙着找人帮忙打离婚官司，该怎么办？确实，种苹果的可以找个喜欢吃苹果的律师，达成一桩三方交易。但如果律师也吃够苹果了，现在是该剪个头发，又要怎么办？

某些社会的解决方式，就是建立起集中的以物易物系统，分别从各个专业的农夫和制造商那里取得产品，再统一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上。这种社会规模最大、名声最著的就是苏联。原本声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结果是“各尽所能的最小值，各抢所需的最大值”。其他地方也曾经有些比较中庸，结果也比较成功的试行制度，像是印加帝国便是一例。然而，大多数社会都是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在各个专家之间建立连接：他们发明了“钱”的概念。

贝壳和香烟

曾经在许多地方、许多时间点，人类都曾发明过钱的概念。这需要的不是什么科技上的突破，而是想法上的革新。可以说是人们又创造了另一个存在于主体间的概念，只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这里说的钱指的是概念，而不只是硬币或钞票。不论任何物品，只要是人类愿意使用、能够有系统地代表其他物品的价值，以作为物品或服务交换之用，就可以说是符合了钱的概念。钱让我们能够快速、方便地比较不同事物的价值（例如苹果、鞋子甚至离婚这件事），让我们能够轻松交换这些事物，也让我们容易累积财富。钱的类型很多。我们最熟悉的是硬币，这就是种标准化、上面印了文字或图像的金属。但早在硬币发明之前，钱的概念就已存在，许多文化都曾以其他物品作为钱来使用，包括贝壳、牛角、兽皮、盐、谷物、珠子、布料以及欠条。大约4000年前，整个非洲、南亚、东亚和大洋洲都是用贝壳来交易。就算到了20世纪初，英属乌干达还是能用贝壳来缴税！

至于在现代监狱和战俘营里，常常是用香烟来当作钱。在里面，就算你不抽烟，也会愿意接受别人用香烟来付账或是计算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一位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的幸存者就描述过集中营里如何用香烟当作货币：“营里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没有人觉得不合理：香烟。所有东西都用香烟来计价……‘正常’的时候（也就是大家进毒气室的频率稳定的时候），一条面包是12支香烟，一包300克的人造黄油是30支，一只表值80到200支，一升的酒可得花上400支！”

事实上，就算是现在，大部分的钱也不是以硬币或钞票的方式存在。全球金钱总和为60兆美元，但所有硬币和钞票的金额加起来还不到6兆美元。换句话说，所有的钱有超过九成（超过50兆美元！）都只是显示在计算机上的数字而已。正因如此，大多数的商业交易其实只是把某台计算机里的电子数据搬到另一台去，而完全没有任何实体金钱的交换。大概只有逃犯要买房子的时候，才会提着一大皮箱的钱出现。而只要大家都愿意接受电子数据交易，就会比闪亮的硬币或簇新的钞票更方便，不仅更轻、更易携带，还更容易记录留存。

出现了复杂的商业系统之后，金钱的概念更是不可或缺。有了金钱的概念，鞋匠只要记得哪种鞋开价多少，不用一一记住鞋子换成苹果或山羊之间的汇率。而且，因为金钱人人都想要，所以苹果达人也不用再去一一询问最近哪个鞋匠才想吃苹果。或许，“人人都想要”正是金钱最基本的特性。人人都想要钱，是因为其他人也都想要钱，所以有钱就几乎可以换到所有东西。鞋匠之所以永远都乐意收钱，是因为不管他当时想要什么（苹果、山羊或是离婚），只要有钱几乎都换得到。

于是，金钱就成了共通的交易媒介，几乎任何东西之间都能完成交换。于是，志愿军人退伍的时候，拿着退职金去上大学，可以说就是用体力来换脑力。而男爵出售土地城堡来养活家臣手下，就是用物业来换忠诚。医师拿病人看病的钱来聘任律师（或是贿赂法官），就是用健康来换正义。甚至像是15世纪的妓女，她们先和男人上床取得报酬，再用钱来买天主教教会的赎罪券，就是用性来换取救赎。

理想的金钱类型不只能用来交换物品，还能用来累积财富。各种贵重的事物当中，有的根本无法储存（像是时间或美貌），有的只能储存一段很短的时间（像是草莓），也有的虽然能久放，但却得占用大量空间，或是需要昂贵的设备和照顾。举例来说，谷类虽然可以保存多年，但需要有大型的谷仓，还得小心防鼠、防霉、防水、防火、防贼。而有了钱之后，不管用的是钞票、计算机数据还是贝壳，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像是贝壳，既不会腐烂，老鼠啃不太动，不怕火烧，而且也小到可以轻松锁在保险箱里。

然而，有了财富之后不只要储存累积，更要能用得愉快，所以往往需要从一地带到另一地。某些形式的财富（如房地产）完全无法带到另一个地方，而像是小麦和稻米之类的产品，运送也很困难。想象一下，如果有个富有的农民，住在一个没有金钱概念的国家，正打算搬到另一个远方省份。他的财富主要就是房子和农地，不过这要怎么带得走？就算把地全换成了好几吨的稻米，想要带走不但十分笨重，很可能还得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有了金钱概念，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农民可以把一大片土地换成一袋贝壳，这下不管到哪里都能方便携带。

正因为有了金钱概念，财富的转换、储存和运送都变得更容易也更便宜，后来才能发展出复杂的商业网络以及蓬勃的市场经济。要是没有钱，市场和商业网络的规模、活力和复杂程度都必然相当有限。

金钱的运作原理？

不管是贝壳还是美元，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光是它们的化学结构、颜色或是形状，并无法带来那些价值。换句话说，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象。所以，金钱的运作就是要把前者转变为后者。不过，究竟为什么这能成功？原本有的是一大片肥沃的稻田，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换成一小把根本没用的贝壳？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辛苦地煎汉堡排、拉保险或是帮忙照顾三个精力过剩的小孩，只为了换来几张彩色的纸？

人们之所以愿意如此，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信任”正是所有金钱形式最基本的原料。如果有个富裕的农民卖掉房舍田产换来一袋贝壳，还带着这袋贝壳前往远地的省份，那是因为他相信抵达之后，其他人会愿意用稻米、房屋和田地和他交换这些贝壳。所以，可以说金钱就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而且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某种系统：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在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为什么我会相信贝壳、金币或美元钞票？原因就在于：我的邻居都信。正因为我的邻居都信，所以我也信。而我们都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国王也信，要求我们用这些东西来缴税；还有我们的牧师也信，要求我们用这些东西来缴什一税。拿一张一美元的钞票来仔细瞧瞧，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一张色彩丰富的纸，一面有美国财政部长的签名，另一面则写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神）。我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以美元付款，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也相信美国财政部长。正因为“信任”这件事如此关键，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金融体系会与政治、社会和意识体系如此紧密相连，为什么金融危机往往是由政治发展引发，以及为什么光是股票交易商某个早上的感觉就能影响股市的涨跌。

最早发明钱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这种信任，所以要当作钱的事物本身就得有实际的价值。史上最早的金钱制度是苏美尔人的“麦元”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麦元制度的出现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与文字出现的时间地点正好相同。前面提过，文字的出现是为了因应行政活动的日益频繁，而麦元的出现则是为了因应经济活动的日渐活络。

所谓的麦元其实就是大麦，将固定量的大麦谷粒作为通用单位，用来衡量和交换其他各种货物和服务。当时最普遍的单位是“席拉”（sila），约等于一升。当时大量生产了一席拉标准容量的碗，每当人民要买卖东西的时候，就能很方便地量出所需要的大麦数量。另外，薪水也是以席拉为单位用大麦来支付。每名男工一个月可以赚60席拉，而女工则赚30席拉。至于领班则可领到1200~5000席拉。当然，就算是最能吃的领班，一个月也吃不了5000升的大麦，但多余的大麦就能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像是油、山羊、奴隶，还有除了大麦以外的食物。

虽然大麦本身也具有价值，但还是很难说服今天的民众将大麦视为货币，而不只是另一种商品。要解释这点，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扛着一麻袋的大麦到附近的卖场，说你想买件衬衫或者比萨，会发生什么事。店家很可能马上就大叫保安救人了。尽管如此，以大麦来当作第一种货币建立信任关系，还算是个简单合理的选择，毕竟再怎样大麦也还是有它生物学上的价值：人类可以吃。但另一方面，讲到储存和运送，大麦就还是有其局限性。金钱货币史上真正的突破，就是人类终于开始相信某些货币形式，虽然它们本身没什么固有价值，但却能方便储存与运送。这样的金钱制度，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银舍客勒制度。

舍客勒并不是某种货币，而是指“8.33克的银子”。《汉谟拉比法典》曾提过，如果某个上等人杀了一个女奴，就要赔偿20舍客勒的银子，这里指的就是大约166克的银，而不是20个某种银币。《圣经·旧约》的金钱交易多半用的也是银子，而不是硬币。例如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的时候，价钱就是20舍客勒或说166克的银子。（与女奴的命一样便宜，毕竟当时约瑟也只是个孩子。）

但与先前的麦元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银舍客勒本身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银子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穿，质地也太软，无法做成什么有用的工具（如果做成犁或是剑，简直就像用铝箔做的一样脆弱）。真正要用的时候，白银和黄金只会做成首饰、皇冠以及各种象征地位的物品；换言之，都是在特定文化里社会地位高的人所拥有的奢侈品。它们的价值完全只是因为文化赋予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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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为贵金属定出重量单位，最后终于发展出了硬币。大约在公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吕底亚（Lydia）王国的国王阿耶特斯（Alyattes）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这些硬币使用金或银的材质，有标准重量，并且刻有识别印记。印记有两种意义：第一，印记指出硬币里含有多少贵金属。第二，印记能证明发行者的身份，进而确保硬币成分。几乎所有现在的硬币，都可以说是吕底亚硬币的后代子孙。

过去的金锭银锭没有任何印记，有印记的硬币相较之下有两大优点。第一，锭状金属每次交易都得重新称重。第二，光是称重还不够。鞋匠要怎么才知道客人拿来买鞋的银锭货真价实，而不是一块铅上涂了一层薄薄的银？硬币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一旦印上印记，就确认了硬币的价值，所以鞋匠的收银台上就不用再另外放台秤了。更重要的是，硬币上的印记代表着某些政治权力，能够确保硬币的价值。

虽然这些硬币上的印记大小和形状曾多次调整，但重点信息从来未曾改变：“我，伟大的国王某某某保证，这个扁扁圆圆的金属含有五克黄金，不多也不少。若有人胆敢伪造此币，即为伪造本王签章，有辱本王名声，此等罪孽，必处极刑。”正因如此，铸造伪币的罪行一直比其他诈欺行为判得更重。因为造伪币不只是单纯的诈欺，更是对主权的挑战，直接冒犯了国王的权力、特权和他本人。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lèse majesté”（冒犯君主），通常会经过一阵凌虐惩罚，最后处死。只要人民相信国王的权威和人格，就会相信他所发行的硬币。像是古罗马的迪纳厄斯（denarius）银币，印有古罗马皇帝的名字和图像，而正因为民众相信皇帝的权威和人格，就算是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也不会怀疑这枚银币的价值。

与此相对的是，皇帝的权力也得靠迪纳厄斯银币来建立与维持。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古罗马帝国没有硬币，每次收税或支薪都得处理一堆的大麦小麦，会是多困难的事情。如果得在叙利亚收集一堆大麦作为税收，运到古罗马的国库里，再运到英格兰去支付给各个军团，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任务。除此之外，如果只有古罗马居民接受这些硬币，但高卢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还是用贝壳、象牙珠或布匹来计价，整个系统制度也绝对无法成功。

黄金福音

古罗马的硬币广受信任，甚至在帝国以外，大家收集迪纳厄斯银币也是毫不手软。在公元1世纪，甚至连印度市场也愿意接受古罗马硬币，但最近的古罗马军团可还有数千公里之遥。印度人十分信任迪纳厄斯银币和上面的皇帝图像，所以等到当地领主铸造硬币的时候，他们不仅模仿迪纳厄斯银币的外形，甚至连古罗马帝国皇帝的肖像也依样画葫芦！“迪纳厄斯”当时也成了硬币的通称。穆斯林的哈里发把这个名称再阿拉伯语化，发行了“第纳尔”（dinar）货币。直到现在，像是约旦、伊拉克、塞尔维亚、马其顿、突尼斯等国，还是以第纳尔作为货币的正式名称。

吕底亚王国式的硬币从地中海传到印度洋，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出了另一种略有不同的金钱制度，用的是铜币和没有印记的金银元宝。然而，两种金钱制度还是有相当的共通性（特别是都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中国与吕底亚王国也建立起密切的金融和商业关系。于是，穆斯林和欧洲商人及征服者就这样逐渐将吕底亚金钱系统和这则“黄金福音”传到了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到了现代晚期，全世界已经成了单一的金钱货币区，起初用黄金和白银，后来再转变成少数几种有公信力的货币，如英镑和美元。

出现了跨国家、跨文化的货币区之后，终于奠定整个亚非世界统一的基础，最后让全球都成了单一经济和政治领域。虽然各地的人们还是继续讲着不同的语言，服从不同的统治者，敬拜不同的神灵，但都信服着同样的黄金白银、金币银币。要不是大家有这项共同的信念，全球贸易网络几乎绝无可能成真。西班牙征服者于16世纪在美洲发现黄金和白银，让欧洲商人能够到东亚购买丝绸、瓷器和香料，同时促进了欧洲和东亚的经济发展。这些黄金和白银产自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离开欧洲人之手就进了中国丝绸商和瓷器商的口袋。如果中国人没有患上像科尔特斯一行人同样的“心病”，拒绝欧洲人用黄金和白银付账，情况会是如何？

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和西班牙人分属不同文化，在大部分事情上意见相左，但究竟为什么大家都同样相信黄金有价？为什么不是西班牙人相信黄金，穆斯林相信大麦，印度人相信贝壳，中国人相信丝绸？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现成的答案。在贸易连接两个区域的时候，只要是能够运送的货品，就会受到供需力量的影响，让价格达到平衡。让我们用一个假设来解释。假设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首次开始贸易的时候，印度人对黄金兴趣寥寥，所以黄金几乎一文不值。但在地中海，黄金却是个人人垂涎的地位象征，价值高昂。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

往来于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商人，开始注意到黄金的价差，于是在印度便宜购入黄金，再回到地中海高价出售。于是，印度市场上的黄金需求暴增，价格跟着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地中海黄金供给大量增加，价格因此下降。不用多久，黄金在印度和地中海的价格就相去无几。正因为地中海人相信黄金有价，印度人也开始跟着相信。就算黄金对印度人来说仍然没有实际用途，光是因为地中海人重视黄金，就足以让印度人跟着重视起来。

以此类推，就算有些人是我们憎恶、讨厌、嘲笑的对象，如果他们相信贝壳、美元或电子数据的价值，就足以让我们也跟着相信这些事物有价值。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称钱为万恶的根源。但就算真是如此，钱同时也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金钱的价格

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

1.万物可换：钱就像是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正义转为健康，把暴力转为知识。

2.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

就是因为这两大原则，让数百万的陌生人能够合作各种贸易和产业。然而，这些看似无害的原则还是有黑暗的一面。如果一切都能换成金钱，而大家相信的又是不具名的硬币和贝壳，就可能伤害当地传统、亲密关系和人的价值，让冷酷无情的供需法则取而代之。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和家庭的维系靠的是“无价之宝”，像是荣誉、忠诚、道德和爱。但这些都不会被放上市场，也不应用金钱衡量。就算市场开出天价，有些事情就是不该做。像是父母绝不该贩子为奴，虔诚的基督徒绝不该犯下那些滔天大罪，忠诚的骑士绝不该背叛主人，而部落先祖留下的土地也绝不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然而，金钱一直试图打破这些限制，就像是水不断渗入大坝的裂缝。有些父母最后还是把几个孩子卖给贩子，这样才能养活其他孩子。有些虔诚的基督徒杀人、偷窃、诈欺，再用这些赃钱向教堂购买救赎。想大展身手的骑士把自己的忠诚卖给了出价最高的领主，再用这笔钱来购买自己跟班的忠诚。部落的土地被卖给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外国人，好买到进入全球经济的门票。

金钱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我们不信任陌生人，但我们现在也不信任隔壁的邻居，而只是信任他们手上的钱。没钱，就没有信任。等到钱的渗透冲垮了社会、宗教和国家所筑成的大坝，世界就成了巨大而无情的市场。

于是，人类的经济史就像跳着微妙的舞步。我们用金钱来促进与陌生人的合作，但又害怕这会破坏人类的价值和亲密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也想打破那些限制金钱和商业流动的社会大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筑起新的大坝，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和环境免受市场力量的奴役。

现在常有人说市场力量终会获胜，而无论是国王、宗教或社会，它们建起的大坝终将不敌金钱的狂潮。但这是天真的说法。一直以来，总有勇猛的战士、狂热的宗教分子、关心政治的人物多次打倒了工于心计的商人，甚至是让整个经济重新洗牌。所以，说到人类终将统一，绝不只是纯粹经济的过程。想知道原本成千上万的独立文化是如何逐渐相连、形成今天的地球村，虽然黄金和白银影响深远，但也别低估了刀剑的力量。

1. [1] 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Mexico,vol.1,ed.D.Joaquin Ramirez Caba.es (Mexico City:Editorial Pedro Robredo,1943),106.

2. [2] Andrew M.Watson,‘Back to Gold-and Silver’,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 (1967),11-12;Jasim Alubudi,Repertorio Bibliográfico del Islam (Madrid:Vision Libros,2003),194.

3. [3] Watson,‘Back to Gold-and Silver’,17-18.

4. [4] David Graeber,Debt:The First 5000 Years (Brooklyn,N.Y.:Melville House,2011).

5. [5] Glyn Davies,A History of Money: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4),15.

6. [6] Szymon Laks,Music of Another World,trans.Chester A.Kisiel (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88-89.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市场”仅限于部分阶级的囚犯，而且在不同时期的差异非常大。

7. [7] Niall Ferguson,The Ascent of Money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8),4.

8. [8] 关于麦元的信息，我参考了一本未出版的博士论文：Refael Benvenisti,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Ancient Assyrian Trade in the Twentie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BC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Unpublished Ph.D.thesis,2011).并请参见：Norman Yoffee,‘The Economy of Ancient Western Asia’,i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vol.1,ed.J.M.Sasson (New York:C.Scribner’s Sons,1995),1387-99;R.K.Englund,‘Proto-Cuneiform Account-Books and Journals’,in Creating Economic Order:Record-keeping,Standardization,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ed.Michael Hudson and Cornelia Wunsch (Bethesda,MD:CDL Press,2004),21-46;Marvin A.Powell,‘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Money in Mesopotamia prior to the Invention of Coinage’,in Festschrift Lubor Matou.,ed.B.Hru.ka and G.Komoróczy (Budapest:E.tv.s Loránd Tudományegyetem,1978),211-43;Marvin A.Powell,‘Money in Mesopotamia’,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39:3 (1996),224-42;John F.Robertso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ncient Mesopotamian Temples’,i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vol.1,ed.Sasson,443-500;M.Silver,‘Modern Ancients’,in Commerce and Monetary Systems in the Ancient World:Means of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ed.R.Rollinger and U.Christoph (Stuttgart:Steiner,2004),65-87;Daniel C.Snell,‘Methods of Exchange and Coinage in Ancient Western Asia’,i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vol.1,ed.Sasson,1487-97.

第十一章

帝国的愿景

古罗马也常打败仗。但就像大多数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统治者一样，虽然他们可能输掉几场小战役，但总能赢得最后的整场战争。如果一个帝国连一场战役都输不起，又怎么称得上是帝国？然而，公元前2世纪中叶从伊比利亚半岛传来的战报，却让古罗马人觉得芒刺在背。在这里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城努曼西亚（Numantia），住着当地的凯尔特人，而他们竟敢摆脱古罗马的控制。当时，古罗马已经是整个地中海区域不容置疑的霸主，打倒了马其顿和塞琉古（Seleucid）帝国，征服了骄傲的希腊城邦，还一把火让迦太基城成了废墟。努曼西亚什么都没有，只有对自由的热爱，以及一片荒凉的家园。然而，他们却让古罗马各个军团再三遭到挫败，古罗马军只能或者投降，或者带着耻辱撤退。

终于，到了公元前134年，古罗马再也忍无可忍。参议院决定派出最勇猛的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曾攻下迦太基城），大军前往努曼西亚，军士超过三万。小西庇阿不敢小看努曼西亚人的奋战精神和作战技巧，也希望能减少手下士兵无谓的伤亡，因此他直接用强化的防御工事包围了努曼西亚，阻挡他们与外界接触，而让饥饿成为最强大的武器。一年多后，努曼西亚人粮食耗尽。他们发现大势已去，便放火焚城；根据古罗马记载，努曼西亚人多半宁可自杀殉难，也不愿意成为古罗马的奴隶。

后来，努曼西亚成了西班牙独立和勇气的象征。《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就曾写过一篇名为“努曼西亚围城”的悲剧，虽然是以努曼西亚的毁灭作结，但也预示着西班牙未来的伟大愿景。诗人用诗歌赞颂他们的情操，画家也在画布上重现他们的英勇。1882年，努曼西亚遗址列为“国家纪念遗址”，成为西班牙爱国者的朝圣地。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西班牙最流行的漫画既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侠，而是一个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虚构英雄贾巴托（El Jabato），起身抵抗古罗马压迫的冒险漫画。直到今日，努曼西亚仍然是西班牙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典范、年轻人心中的丰碑。

然而，西班牙人歌颂努曼西亚用的西班牙文，却是源自小西庇阿使用的拉丁文，属于凯尔特语系的努曼西亚语已经失传。塞万提斯也是用拉丁文写下《努曼西亚围城》，而且这出剧用的还是希腊–罗马的艺术模式。努曼西亚本身并没有剧场。至于那些缅怀着努曼西亚英雄主义的西班牙志士们，往往也是古罗马天主教会的信徒，除了教廷就位于古罗马，那位神也是拉丁文的爱用者。同样，现代的西班牙法律源于古罗马法；西班牙政治是以古罗马为基础；西班牙美食和建筑多半根源于古罗马，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凯尔特人。在现在的西班牙，努曼西亚除了遗址之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留下。就算是这则故事本身，还是靠着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才流传了下来。故事经过修饰润色，符合古罗马观众最爱看的“热爱自由的野蛮人”情节。正因为古罗马在努曼西亚大获全胜，所以这些胜利者才会保留下了战败者的那些记忆。

这种情节不太符合我们的品位，我们爱看的是反败为胜，是小人物的胜利。然而，历史就是没有正义。多数过去的文化，早晚都是遭到某些无情帝国军队的蹂躏，最后在历史上彻底遭到遗忘。就算是帝国本身最后也将崩溃，只是常常留下丰富而流传千古的遗产。在21世纪，几乎所有人的祖先都曾经属于某个帝国。

究竟帝国是什么？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但多少民族才算数？两三个民族还不够，而二三十就算很多；要迈进帝国的门槛，其统治的民族数量，大概就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说到今天的英国，如果不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很难再突破现有的疆界。但在1个世纪前，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

这里要特别强调，帝国的定义就只在于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两项，至于起源、政府形式、领土范围或人口规模则并非重点。并不是一定要有军事征服才能有帝国。像是雅典帝国的起源就只是有一群人自愿结成联盟，哈布斯堡帝国则是因为许多精心安排的联姻，交织形成如蛛网般的关系。此外，帝国也不一定要有个专制的皇帝。像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其他采用民主（或至少是共和）政体的帝国，还包括现代的荷兰、法国、比利时和美国，以及前现代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古罗马、迦太基和雅典。

此外，帝国的规模也并非重点。就算规模小之又小，也可能符合帝国的定义。像是雅典帝国，就算在国力的巅峰，面积和人口还是远远不及今日的希腊。以及阿兹特克帝国，面积也不如今天的墨西哥。但尽管如此，以上两者还是足以称为帝国，反而是现代的希腊和墨西哥不合定义。原因就在于雅典和阿兹特克都降服了几十甚至数百个不同的政体，而希腊和墨西哥并未做到。其中，雅典统治了超过100个曾经独立的城邦，而阿兹特克帝国如果其税收记录可靠，更是统治了371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

这些区域在现在也就不过是个普通大小的国家，当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民族？原因在于当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比今天多得多，但每个民族的人口数都较少，领地范围也较小。像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岸，今天光是要满足仅仅两个民族的野心，就已经搞得烽火遍地，但在《圣经》初始的年代，这里可是养活了数十个国家、部落、小型王国和城邦。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帝国就像一台压路机，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例如努曼西亚人），整合制造出他们更大的新群体。

邪恶的帝国？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上有各种难听的字眼，而“帝国主义者”大概只在“法西斯”之后，排名第二。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

1.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长远来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

2.就算能够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控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第一点完全没道理，第二点也满是问题。

就事实而言，帝国在过去2500年间一直就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形式，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活在帝国政体之下。此外，帝国政体其实非常稳定，多半时候要打倒反叛军根本不成问题。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都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精英的内斗。相对而言，说到被征服者奋起追求自由、对抗帝国统治，向来记录都很差，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就慢慢被帝国消化，最后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

举例来说，西古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遭到日耳曼人推翻，但是他们过去数百年来征服的努曼西亚人、阿尔维尼人（Arverni）、赫尔维蒂人（Helvetians）、萨莫奈人（Samnites）、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s）、翁布利亚人（Umbrians）、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以及其他数百个已经被遗忘的民族，并没有从帝国的余烬中恢复重生，而是就这样默默消失。这些民族虽然曾经属于各自的国家认同，讲着各自的语言，敬拜着各自的神，流传着各自的神话，但现在他们血缘上的后代无论在想法、语言、信仰上都已经是个完全的古罗马人。

很多时候，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属民就能独立。反而是每在帝国瓦解或遭到驱逐之后，就会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在中东。现在中东同时存在各种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模模糊糊，但这是过去几千年间几乎前所未有的情形。上一次中东情势如此暧昧不明，已经是公元前8世纪、将近3000年前的事了！自从公元前8世纪兴起新亚述帝国，一直到20世纪中叶英法帝国解体，中东地区一直是像接力棒一样由一个帝国传给下一个帝国。而在英法终于掉棒之后，之前亚述人征服的亚兰人（Aramaeans）、亚扪人（Ammonites）、腓尼基人（Phoenic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摩押人（Moabites）、以东人（Edomites）和其他民族早已消失不见。

确实，现在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乔治亚人都提出了某些证据，证明自己是远古中东民族的后裔。然而，这些都只是例外，反而证明了规则存在；而且甚至就连他们的说法也有些夸张。举例来说，我们无须多言，也知道现代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多半是来自过去两千年之间的帝国政体，而不是来自古老的犹太（Judea）王国。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也是十分傻眼。远古的犹太王国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犹太法典，甚至连重要的犹太律法（Torah）也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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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通常就有惨烈的屠杀，而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常常就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古罗马人于公元83年入侵苏格兰，遭到当地卡里多尼亚人（Caledonian）的激烈反抗，结果古罗马人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一片废墟。古罗马人曾经试图和谈，但卡里多尼亚的首领卡尔加库斯（Calgacus）在回应中大骂古罗马人是“世界的流氓”，并说“烧杀掳掠成了帝国的代名词；他们让一切成了沙漠，还说这就是和平”。

然而，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如果说帝国就是样样不行，所有相关的事物都该抛弃，那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便将不复存在。帝国四处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不只是拿来养活军队、兴建堡垒，同时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常常背后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例如，要不是古罗马帝国如此繁荣兴盛，西塞罗、塞涅卡（Seneca）和圣奥古斯丁就不可能有钱有闲地思考写作；要不是莫卧儿王朝剥削印度人、征敛财富，就不可能盖起泰姬玛哈陵；要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些讲着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和古罗马尼亚语的省份征税，又怎么付得起海顿和莫扎特的佣金？而且，就算是卡尔加库斯的这番话，也不是靠着卡里多尼亚的作家把它流传下来。我们之所以还知道这些话，靠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但事实上，这些话可能根本就是塔西佗自己讲的。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塔西佗不仅捏造了这段话，甚至连卡尔加库斯这个首领都是他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和其他古罗马上层阶级对自己国家的想法。

就算我们不要只看精英文化和高级艺术（high art），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痕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今天大多数人说话、思考和做梦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曾拿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像是多数东亚人讲话和做梦的时候，用的是汉文化的语言。而在南美和北美，不管各地的人民祖先来自何方，从阿拉斯加最北的巴洛半岛，到南美最南的麦哲伦海峡，几乎所有人都讲着以下4种语言之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也认同阿拉伯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其实是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埃及，而且多次以铁腕措施镇压了企图反抗的埃及人民。至于在南非，大约有1000万祖鲁人还缅怀着19世纪祖鲁最光荣的年代，但其实大部分祖鲁人祖先的部落都曾经奋死抵抗祖鲁帝国的侵略，最后是在血腥的军事行动下才融为一体。

这是为你们好

由萨尔贡大帝所建立的阿卡德帝国（约公元前2250年）是我们最早有确切数据的帝国。萨尔贡发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基什（Kish），是这个小城邦的邦主。经过短短几十年，他不仅征服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还夺下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带之外的大片领土。萨尔贡曾夸口说自己已经征服了全世界。而事实上，他所统治的区域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涵盖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包括一部分伊朗和土耳其的土地。

阿卡德帝国在萨尔贡逝世后不久便随之崩溃，但这个帝国的外壳却开始一手传着一手。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亚述、巴比伦和希泰（Hittite）的国王都以萨尔贡为榜样，吹嘘着自己也征服了全世界。到了大约公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更是吹牛皮吹得让人印象深刻。

亚述的历任国王始终自称为亚述国王。就算声称统治了全世界，显然也是为了发扬伟大的亚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居鲁士就不同了，他不仅声称自己统治整个世界，还说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些波斯人对外邦说：“我们之所以征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居鲁士希望他统治的属民都爱戴他，都觉得能成为波斯的属民和诸侯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他希望其他国家民族都愿意臣服在波斯帝国下，而最著名的创举就是允许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家园重建圣殿，甚至还提供经济援助。居鲁士自认为不只是个统治犹太人的波斯国王，也是犹太人的国王，因此也要照顾犹太人的福祉。

这种“统治全世界，为所有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想法让人耳目一新。一直以来，演化让智人也像其他有社交关系的哺乳动物一样，一直都是排外的生物。智人本能上就会将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所谓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我们对彼此负责，但“他们”就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与“他们”不同，而且也不欠他们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想看到他们，也半点儿不关心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我们还不太把“他们”当人看。像是在苏丹的丁卡人（Dinka），他们说的“丁卡”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是丁卡人，就不算是人。而丁卡人的死对头是努尔人（Nuer）。努尔语言中的“努尔”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原来的人”。而在距离苏丹沙漠有几千公里远的阿拉斯加冻原及西伯利亚东北部，住着尤皮克人（Yupik）。“尤皮克”在尤皮克语里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真正的人”。

然而，居鲁士的帝国思想与这些排外的民族相反，展现的是包容，而且无所不包。虽然居鲁士还是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但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同样一套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时间地点，而且所有人类应互相负责。于是，人类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父母享有特权，但同时也要负责孩子的幸福。

这种新的帝国思想从居鲁士和波斯人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再传给希腊国王、古罗马皇帝、穆斯林哈里发、印度君主，最后甚至还传给苏联总理和美国总统。这种良性的帝国思想让帝国的存在合理化，不仅让属民打消了反抗的念头，就算独立的民族也不再反抗帝国的扩张。

除了波斯帝国外，世界其他地区也各自独立发展出了类似的帝国思想，特别是在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以及中国。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人间的种种政治权威都来自“天”。老天会挑选最优秀的个人或家族，赋予“天命”，让他们统治天下，为黎民百姓谋福利。这样说来，所谓君权就该能够行遍天下。如果君主没得到“天命”，别说是天下，就连统治一个城的权力也没有。而如果统治者享有天命，就该有义务将正义与和谐传到整个世界。天命只能传给一个人，所以也不能同时有许多个独立国家的存在。

秦始皇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国统一大业，号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于是，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朝代崩溃，这种政治理论主流就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他们”成了“我们”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厥功至伟。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要比分属不同政治区域来得方便迅速。而且，常常正是帝国本身刻意加速传播各种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原因之一，是这样统治容易。如果帝国的每个小地区都各有一套法律、文字、语言和货币，治理就非常困难。标准化绝对可说是皇帝的一大福音。

第二个原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它们的合法性。至少从居鲁士和秦始皇开始，帝国不管是铺路或是屠杀，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说是传播较高等的文化，也有的说这对被征服者的好处比起征服者更多。

至于这些好处，有时候确实显而易见（例如都市规划、统一度量衡），但有时候也十分可疑（像是税收、征兵、崇拜皇帝）。只不过，多数帝国精英仍然一心相信，自己是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在中国的统治阶级眼中，各个邻国及四方诸侯都是生活水深火热的蛮夷之邦，天朝中国应该泽被四方、广传华夏文化。所谓的天命为的不是剥削掠夺整个世界，而是要教化万民。同样，古罗马人也声称自己的统治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让野蛮人开始有了和平、正义，生命也更为高雅。像是他们说日耳曼民族生性野蛮，高卢人会画各种战妆，生活肮脏，为人无知，一直要到古罗马人到来，才用法律驯化了他们，用公共浴室让他们身体洁净，也用哲学让他们思想进步。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他们也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很少只来自那一小群的统治精英。正由于帝国思想的理念常常正在于普遍和包容，所以帝国的统治精英也比较容易接纳不同的概念、规范和传统，而不会死硬坚持着萧规曹随的陈习。虽然也有些皇帝曾试着要回归自己的根源，让帝国的文化单纯一些，但多数帝国都已经从被征服的民族吸收了太多文化，而形成混合的文明。像是古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希腊文化的成分几乎不亚于古罗马文化。阿拔斯王朝帝国文化也融合了波斯、希腊和阿拉伯文化。蒙古帝国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至于对美国这个帝国来说，有着肯尼亚血统的总统奥巴马可以一边吃着意大利比萨，一边看着他最爱的英国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讲的还是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故事。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就算有了文化大熔炉之后，文化同化也不见得容易。虽然帝国文明很可能四方征服各个民族、融合他们的文化，但对帝国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混合的成果仍然令他们感到陌生。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而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等到帝国的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可能也是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以后，帝国的精英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从征服到接受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形成了失落的一群。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野蛮人。

想象一下，在努曼西亚灭亡后一世纪，出身良好的伊比利亚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首先，他虽然还是跟父母讲着当地的凯尔特语，但因为要做生意，要与政治上的高层沟通，所以他也是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只是稍微有点儿口音。他的妻子就像其他当地妇女一样，还是保留着一些凯尔特人的品位，喜欢各种装饰华美的小玩意儿，虽然他对妻子宠爱有加、样样照办，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够喜欢那些简单高雅的首饰，就像是个古罗马总督夫人一样。他自己穿着古罗马的束腰宽外衣，而且因为他对古罗马商业法律十分熟稔，他成了个贩牛的大商人，能够盖起一座古罗马风格的豪宅。然而，就算他甚至还能够背诵古罗马诗人弗吉尔（Virgil）的《农耕诗》（Georgics），古罗马人仍然觉得他就是个半野蛮人。他满腹委屈，知道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取得公职，也不可能在露天剧场拿到个真正好的位子。

在19世纪末，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只是这次另一方换成英国主人。有一则著名的逸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上了西式舞蹈的课程，甚至还养成了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他一样的“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在某些案例中，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终于打破了新成员和旧精英之间的障碍。被征服者不再认为帝国是个外来占领他们的政体，而征服者也真心认为这些属民是自己帝国的一员。终于所有的“他们”都成了“我们”。就像是古罗马的臣民，在几世纪的帝国统治之后，终于都得到了古罗马公民权。非古罗马人也能成为古罗马军团的高阶军官，或是进入元老院。在公元48年，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任命几位高卢贤达人士进入元老院，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人“从习俗、文化和婚姻关系已经和我们合而为一”。还是有些食古不化的元老，看到过去的敌人竟能进入古罗马政治核心，便大声抗议。但克劳狄乌斯又提醒他们某些无法忽视的真相。这些元老自己的家族，多半都来自一些也曾经反抗古罗马的意大利部落，后来才取得古罗马公民权。皇帝还提醒他们，就连皇帝自己的家族，也是来自意大利中部的萨宾人（Sabine）。

在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个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人，血管里很可能至少也流着几滴伊比利亚的血液。古罗马帝国在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敦尼（Antoninius P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这几任皇帝在位时，一般认为进入了古罗马的黄金时代。在这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民族的隔阂了。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是利比亚的迦太基人（Punic，意为“反叛”）后裔。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218~222）是叙利亚人。菲利普（Philip，244~249）一般还被称为“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帝国的新公民热切拥抱着古罗马帝国的文化，所以即使帝国已经崩溃了上百甚至上千年，他们还是讲着帝国的语言，信着帝国从地中海东部发扬来的基督教上帝，也继续遵守着帝国的律法。

阿拉伯帝国也有类似的过程。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中叶成立的时候阶层分明，上层是执政的阿拉伯–穆斯林精英，下层被压制的则是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和柏柏尔人（Berber），都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穆斯林。于是，许多帝国的属民慢慢地改信伊斯兰教，讲着阿拉伯语，也接受了混合的帝国文化。旧世代的阿拉伯精英对于这些后起之秀深怀敌意，害怕会因此失去独特的地位和身份。至于归化的人也还不能得意，还需要不断争取在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里的平等地位。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越来越多人将埃及人、叙利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都视为“阿拉伯人”。至于阿拉伯人，不管是“纯正”来自阿拉伯还是由埃及和叙利亚新移入的阿拉伯人，也越来越常被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所统治，特别是伊朗人、土耳其人和柏柏尔人。阿拉伯帝国计划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所创造出的帝国文化深受非阿拉伯人的全心爱戴，即使是原本的帝国早已崩溃，阿拉伯民族也早已失势，帝国文化仍然能不断维持发展、传播不休。

中国的帝国大计执行得更为成功彻底。中国地区原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全部统称为蛮族，但经过两千年之后，已经成功统合到中国文化，都成了中国的汉族（以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汉朝为名）。中国这个帝国的最高成就在于它仍然生龙活虎。有些人可能会怀疑它究竟算不算帝国，但只要看看偏远地区的西藏、新疆等地，就能知道此话不假。现在有超过九成的中国人口无论是自认或是在他人眼中，都算是汉族。

而过去几十年间去殖民化的趋势，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时间到了现代，欧洲人以“传播卓越西方文化”的幌子征服了全球，而且他们传播得如此成功，让数十亿人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几项重要元素。例如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毛利人，就学了西方的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等。他们开始相信人权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也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像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

到了20世纪，殖民地接受西方价值观之后，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之身，用同一套向殖民者要求平等的权利。许多反殖民斗争高举着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和人权的大旗，而这些概念正来自西方。过去埃及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采纳并调整了来自阿拉伯征服者的帝国文化，今天的印度人、非洲人和中国人也是接受了许多过去西方帝国占领后留下的文化，并且各依自己的需求和传统调整吸纳。

帝国循环

历史上的好人和坏人

我们很容易想把所有人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所有的帝国大概都会被归为坏人。毕竟，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并且通过压制和战争来维持权力。然而，现今的文化又有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绪。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个坏东西，那我们又成了什么？

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洗净，只留下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不要受到帝国主义原罪的玷污。这种想法顶多就是一厢情愿；至于最坏的情况，则根本就是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偏执狂，只是套上一层伪装。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历史曙光乍现的时候，有部分文化确实曾经纯净，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原罪和其他社会的玷污。但就在那道曙光之后，已经没有任何文化能够再提出这种主张；地球上现存的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纯净的文化。现存的所有人类文化，至少都有一部分是帝国和帝国文明的遗绪，任何以学术或政治为名的手术，如果想把所有帝国的部位一次切除，病人也就必然魂归九霄。

举例来说，可以想想现在独立的印度与之前英属印度之间的爱恨情仇。英国征服占领印度的时候，数百万印度人因而丧命，更有上亿印度人遭到凌辱和剥削。然而，还是有许多印度人热切接受了像是民族自决和人权的西方思想；等到英国拒绝遵守这些价值、给予印度人平等权利的时候，他们更大为不满。

然而，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英国人杀害、伤害、迫害了印度人，但也是英国人统一了印度大陆上原本错综复杂而互相交战的王国、公国和部落，建立起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形成一个或多或少以单一政治实体来运作的国家。英国人奠定了印度司法系统的基础，创立了印度的行政架构，还建立了对经济整合至关重要的铁路网。西方民主以英国为代表，而印度独立后也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作为其政府形式。直到现在，英语仍是印度大陆的通用语言，让以北印度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为母语的人都可以用这种中性的语言来沟通。印度人热衷于板球运动，也爱喝茶（chai），但这两者都是英国留下的。印度要到19世纪中叶，才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并开始出现商业茶园。正是那些势利眼的英国“阁下”（sahib），将喝茶的习惯传遍印度大陆。

今天会有多少印度人认为，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就该让大家来投票，看看是否应该抛弃民主、英语、铁路网、司法系统、板球和茶？就算真的成案了，光是“投票”这件事，不也得感谢过去殖民者的教导？

▲图18 孟买（Mumbai）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火车站。一开始，在孟买还称为“Bombay”的时候，它叫作“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由英国建造，采用19世纪晚期英国流行的新哥特式建筑。虽然车站是由外国来的殖民者建造，但后来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印度政府就算改了城市的名字、改了车站的名字，却还是保留了这座宏伟的建筑，并未将它铲平。

就算我们真的要完全去除掉某个残暴帝国的遗绪，希望能够重建并维护在那之前的“纯正”文化，很有可能最后恢复的也不过是更之前、没那么残暴的帝国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有些人对于英国阁下在印度留下的文化十分反感，一心除之而后快，但在无意中恢复的却是同属征服者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德里苏丹国（Sultanate of Delhi）的文化。而且，如果想再消除这些穆斯林帝国的影响，恢复“纯正印度文化”，恢复的又是笈多帝国（Gupta Empire）、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和孔雀王朝的文化。如果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要摧毁所有由英国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像是孟买火车站），那像是泰姬玛哈陵这种由穆斯林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又该如何？

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遗绪这个棘手的问题。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第一步就是认清这种两难的复杂程度，知道历史就是无法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除非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常常就是跟着走坏人的路。

▲图19 泰姬·玛哈尔陵。这究竟算是“纯正”的印度文化，还是外来的穆斯林帝国主义建筑？

全新的全球帝国

自公元前200年左右，大多数人已经都活在各个帝国之中。看来，未来很可能所有人类就是活在单一的帝国之下，而且这会是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统一全球这件事，很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

时间来到21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人类政治的方向也该是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现在全球有将近两百个独立国家，就反而形成阻碍。如果不管是瑞典、印度尼西亚或阿尔及利亚都该有同样的人权，那么让某个单一的全球性政府来保护它们，岂不更加简单？

而且，现在出现像是冰冠融化这种全球性问题，也正在侵蚀各个独立民族国家本身的合法性。毕竟，没有任何主权国家能够独力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中国人所称的“天命”，正是要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而现代的天命，也真的就得解决天上的问题，像是臭氧层破洞和温室气体的累积。未来的全球帝国，很有可能正是环保当道。

到了2014年，世界政治基本上仍是各行其政，但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行使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任意发动战争，甚至连国家内政也无法完全独立决定。对于全球市场的阴谋，各个国家也只能逐步开放，逐渐面对全球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干扰，还得面对全球舆论的监督和国际司法的干涉。各国也得遵守全球在财政、环保和法律上的标准。资金、劳动力和信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翻转并形塑着现在的世界，国家本身的疆域和意见已经逐渐失势。

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就像古罗马帝国晚期，它是由多民族的精英共同统治，并且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企业家、工程师、专家、学者、律师和经理人得到召唤，一起加入这个帝国。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响应这个帝国的召唤，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投入了帝国的一方。

1. [1] Nahum Megged,The Aztecs (Tel Aviv:Dvir,1999 [Hebrew]),103.

2. [2] Tacitus,Agricola,ch.30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220-21.

3. [3] A.Fienup-Riordan,The Nelson Island Eskimo:Social Structure and Ritual Distribution (Anchorage:Alaska Pacific University Press,1983),p.10.

4. [4] Yuri Pines,‘Nation States,Globalization and a United Empire-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ird to fifth centuries BC)’,Historia 15 (1995),54 [Hebrew].

5. [5] Alexander Yakobson,‘Us and Them:Empire,Memory and Identity in Claudius Speech on Bringing Gauls into the Roman Senate’,in On Mem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d.Doron Mendels (Oxford:Peter Land,2007),23-24.

第十二章

宗教的法则

历史古城撒马尔罕（Samarkand）位于中亚的一片绿洲中。中世纪时，这里的市场上有叙利亚商人，手指抚着滑顺的中国丝绸，也有来自东非草原的粗鲁部落男子，带来最新一批头发乱如稻草、来自遥远西部的奴隶，至于店主的口袋里则是满满的闪亮的金币，印有异国的文字和不知哪来的国王肖像。这里在中世纪可说是南来北往、东西交流的主要十字路口，来自各方的人融合在这里稀松平常。而在1281年，忽必烈挥军前往日本，也看得到相同的情形。蒙古骑兵穿着毛皮，身边就是中国步兵戴着斗笠，还有高丽来的援军，和来自南海而有文身的水手一言不合打了起来，另外还有欧洲冒险家讲着故事，让来自中亚的工兵听得张大了嘴；而这所有人，都是听命于同一位帝王。

与此同时，在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人类也以另一种方式融合统一。如果你在公元1300年前往麦加朝圣，绕行这个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你可能会发现身边有美索不达米亚人，他们的长袍在风中飞舞，眼神炽烈而狂喜，嘴里念着真主的99个大名。就在前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个饱经风霜、来自亚洲草原的土耳其族长，手拿拐杖、步履蹒跚，还若有所思地摸着胡子。在另一边，有黄金首饰在黝黑的皮肤上闪耀着，可能是一群来自非洲马利（Mali）王国的穆斯林。至于一闻到丁香、姜黄、豆蔻和海盐的香气，就知道这群兄弟大概是来自印度，又或是更东边神秘的香料群岛。

我们今天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正因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它们也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反而就越脆弱。而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最高权柄。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法则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这里有两大基本要素：

（1）宗教认为世界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或是协议。例如职业足球不是宗教，因为虽然足球也有许多规则、仪式和常常很古怪的惯例，但大家都知道是人类发明了足球，而且国际足协（FIFA）随时可能开会决定把球门变大或是取消越位规则。

（2）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虽然现在许多西方人相信鬼魂、精灵、重生，但这些信念并未构成什么道德和行为的标准，所以也就不算是宗教。

虽然宗教有可能让各种社会和政治秩序合法化，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能做到这点。某个宗教如果想要将幅员广阔、族群各异的人群都收归旗下，就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特质。第一，它信奉的超人类秩序必须普世皆同，不论时空而永恒为真。第二，它还必须坚定地将这种信念传播给大众。换句话说，宗教必须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推广特质”。

像是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最为人所知的宗教，就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推广特质，但也常让我们误以为所有宗教都是如此。但其实，多数古代宗教反而是具备“区域特质”与“排他特质”，信众只信奉当地的神灵，而且也没有意愿将信仰推己及人。据我们所知，要到了公元前1000年间，才开始出现具备普世和推广特质的宗教。这可以说是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对于人类的统一有重大贡献，绝不亚于帝国或金钱。

让羔羊变得沉默

在过去以泛神论为主要信仰体系的时候，人类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能只想到自己，还必须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精灵和鬼魂的想法和利益。像是在恒河流域的某个采集部落可能会禁止砍倒某棵特别高大的无花果树，以免无花果树的树神生气报复。但在印度河流域的另一个采集部落可能会禁止猎捕白尾的狐狸，因为过去曾经有一只白尾狐狸带着部落的先知发现了珍贵的黑曜石。

像这样的宗教往往单纯以地方为考虑，只着重当地的位置、气候和现象。毕竟，多数采集部落毕生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1000平方公里。为求生存，住在某个特定山谷里的居民，需要了解的就是关于这个山谷的超人类秩序，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试着说服某些遥远山谷里的居民遵循相同的规则。像是印度河部落的人，就绝不会派传教士到恒河部落去鼓吹别猎捕白尾狐狸。

农业革命开始，宗教革命便随之而来。狩猎采集者采集植物、猎捕动物，但认为动植物和人类拥有平等的地位。虽然人类猎杀绵羊，但并不代表绵羊就不如人类；就像是老虎猎杀人类，但不代表人类就不如老虎一样。所以，万物众生都是直接与彼此沟通，协商关于这个共同栖息地的种种规则。相较之下，农民拥有、控制着农场上的动植物，可不会纾尊降贵去和自己的财产沟通协商。因此，农业革命最初的宗教意义，就是让动植物从与人类平等的生物，变成了人类的所有物。

然而，这又造成了一大难题。农民希望能对自己的羊有绝对的控制权，但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控制十分有限。虽然他们可以把羊圈起来，可以把公羊阉了，可以强迫羊配种，但还是无法保证母羊能怀孕、生下健康的羔羊，也不能够阻止致命流行病的爆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确保羊群繁衍壮大？

讲到“神”这种概念的起源，一种主要理论就认为，神之所以重要，就正在于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在人类不再认为可以和动植物直接沟通之后，就开始出现掌管生育、掌管气候、掌管医药的各种神灵概念，好替人类和这些沉默的动植物沟通协商。很多古代神话其实就是一种法律契约，人类承诺要永远崇敬某些神灵，换取人类对其他动植物的控制权；例如《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宗教礼仪主要就是由人类将羔羊、酒、糕点牺牲献祭给神灵，换取神灵保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一开始，农业革命对于泛神论系统的其他成员（像是石神、水神、鬼魂和恶魔）几乎没什么影响。然而，随着人类喜新厌旧，这些神也逐渐失去地位。过去人类一辈子的生活范围大概就是几百平方公里，多数需求只要靠着当地的神灵就能解决。但随着王国和贸易网络开始扩展，光是地方的神灵已经力有未逮，人类需要的神力必须涵盖整个王国或整个贸易网络。

因应这种需求，多神教（polytheistic）信仰便应运而生。（polytheistic为希腊文，poly=多，theos=神）这些宗教认为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荡的神灵控制，有的掌管生育，有的掌管雨水，有的掌管战争。人类向这些神灵祈祷，而神灵得到奉献和牺牲之后，就可能赐予人类健康、雨水和胜利。

多神教出现之后，泛神论并非完全消失。几乎所有的多神教，都还是会有恶魔、精灵、鬼魂、圣石、圣泉、圣树之类的神灵，虽然这些神灵的重要性远不及那些重要的大神，但对于许多一般人民的世俗需求来说，它们也还算实用。某个国王可能在首都献上几十只肥美的羔羊，祈求打败野蛮人、赢得胜利；但同时某个农夫是在自己的小屋里点根蜡烛，向某位无花果树仙祷告，希望它能治好儿子的病。

然而，出现了大神之后，影响最大的不在于羔羊或恶魔，而在于智人的地位。对泛神论者来说，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生物的一种。但对多神教徒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反映了神和人类的关系。人类的祷告、献祭、罪孽和善行，就会决定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所以，光是因为几个愚蠢的智人做了些让神生气的事，就可能引发大洪水，消灭了数十亿的蚂蚁、蝗虫、乌龟、羚羊、长颈鹿和大象。所以，多神教提高的除了神的地位，更有人的地位。至于远古那些泛神论的神灵，有些比较不幸的就失去了它们的地位，在这场人神关系的大戏里成了临时演员，甚至只是沉默的装饰品。

偶像崇拜的好处

一神教为时两千多年的洗脑，让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多神教就是些无知幼稚的偶像崇拜，但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刻板印象。想了解多神教的内在逻辑，就必须先了解这种同时信仰多位神灵的中心思想。

多神教并不一定认为宇宙没有单一的权柄或法则。大多数的多神论甚至泛神论，都还是认为有一个最高的权柄，高于所有其他神灵、恶魔或是神圣的石头公。在古希腊多神教的神话中，不管是天帝宙斯、天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或是他们的同事，都还是得臣服于神威无穷、无所不在的“命运女神”（Moira或Ananke）。至于北欧诸神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掌握，最后在“诸神的黄昏”（Ragnarök）这场灾难中灭亡。在西非约鲁巴人（Yoruba）的多神信仰中，所有神灵都是至上神（Olodumare）所生，而且臣服于他。印度教属于多神教，但也是以“阿特曼”（Atman，又译“梵”）这个单一的原则主宰着无数的神灵、人类，以及生物和实质的世界。“阿特曼”指的是整个宇宙、每个人或每个现象永恒的本质或灵魂。

真正让多神论与一神论不同的观点，在于多神论认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不带有任何私心或偏见，因此对于人类各种世俗的欲望、担心和忧虑毫不在意。因此，要向这个最高权力祈求战争胜利、健康或下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从他全知全观的角度来说，某个王国的战争输赢、某个城市的兴衰胜败，又或是某个人的生老病死，根本不构成任何差别。希腊人不会浪费祭品去祭拜命运女神，而印度教徒也并未兴建寺庙来祭拜阿特曼。

要接近这个宇宙至高的权力，就代表要放下所有的欲望、接受福祸共存的事实，坦然面对失败、贫穷、疾病和死亡。因此，印度教徒有一种“苦行僧”（Sadhu或Sannyasis），奉献自己的生命，希望能与阿特曼合而为一，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苦行僧以阿特曼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认识到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有世俗的欲望和恐惧都如梦幻泡影。

只不过，大多数的印度教徒都不是苦行僧，而还是深深陷在世俗的考虑之中，但这下阿特曼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讲到这种问题，印度教徒还是得找那些专精某些领域的神才行。这些神只专精某些领域，而不是无所不包，所以有掌管福德的象神（Ganesha）、财神（Lakshmi）和智慧神（Saraswati）等等，但这些神都还是各有私心和偏见。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和这些神谈谈交易，靠神的帮助来赢得战争、打倒疾病。像这样的低位神灵数量繁多；因为只要开始把全知全能、位阶最高的权柄开始分类，可以想见必会分出不止一位神灵。于是多神的系统由此诞生。

从多神教的概念向外推导，结果就是影响深远的宗教宽容。一方面，多神教徒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完全无私的神灵；但另一方面，多神教徒也相信有许多各有领域、心有偏见的神灵，所以对于某个神的信徒来说，很容易能相信有其他神灵存在，而且也相信其他神灵同样神通广大。多神论本质上就属于开明，很少迫害异教徒。

就算多神教征服了其他大帝国，也未曾要求属民改变信仰。像是埃及人、古罗马人和阿兹特克人，都不曾派遣传教士到异地鼓吹崇拜冥王奥西里斯（Osiris）、天帝朱庇特（Jupiter）或是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他是阿兹特克文明的主神），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派军队前往武力镇压。而帝国也各有自己的守护神和宗教仪式，保护着帝国，维系其合法性，所以帝国的属民也应该要尊重这些神灵和仪式，只是无须放弃自己当地的神灵和仪式。以阿兹特克帝国为例，虽然属民必须建造敬拜维齐洛波奇特利的神庙，但这些神庙是与崇拜地方神灵的神庙同时存在，而不是取而代之。很多时候，帝国精英本身也会接受地方属民的神灵和仪式。例如古罗马人，就让来自亚洲的赛贝尔（Cybele）和来自埃及的伊西斯（Isis）都进了他们的万神殿。

古罗马人唯一长期以来不愿接受的，只有属于一神信仰并坚持要传福音的基督教。古罗马帝国并未要求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只希望他们同时尊重帝国的守护神，并承认皇帝也有神性。这点可说是在政治上忠诚的声明。然而，基督徒强烈拒绝，并且完全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这对古罗马人来说就是个在政治上搞颠覆的举动，必须加以镇压。但即使如此，这些镇压多半也只是表面形式。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这300多年间，古罗马皇帝所发起对基督徒的大型迫害不过4次。至于地方长官和总督也曾经另外发起一些反基督教的暴力行为。

然而事实证明，就算把这些迫害的所有受害者全部加起来，在这3个世纪间，多神教古罗马处决基督徒的人数不超过几千人。但相对的是，在接下来的1500年间，虽然基督教号称主张爱与怜悯，但仅仅对信仰的诠释有些许差异，就引发基督徒自相残杀，死亡人数达到数百万。

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在16、17世纪间席卷欧洲的天主教与新教徒之战。所有这些人都相信基督的神性，也相信他关于爱和怜悯的福音，只是对于“爱”的本质意见不合。新教徒认为，神如此爱着世人，所以让自己化为肉体，容许自己受到折磨、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赎了原罪，并对那些信他的人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而天主教徒认为，虽然信仰是必要的，但光这样还不够。要进入天国，信徒还必须参加教堂礼拜，而且要多行善事。这点让新教徒无法接受，认为这样形同交易，对于神的爱和伟大是种贬抑。如果进不进天堂必须取决于自己的善行，岂不是放大了自己的重要性，而且暗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的苦以及神对人类的爱都还不够？

这些神学争论愈演愈烈，最后在16、17世纪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彼此杀红了眼，造成几十万人丧命。1572年8月23日，强调个人善行的法国天主教徒，袭击了强调上帝之爱的法国新教徒。这场攻击称为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St.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短短24小时间，就有5000到10000个新教徒遭到屠杀。消息从法国传到古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耳里，叫他满心欢喜，立刻安排举行庆典，还委托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将这场大屠杀绘成壁画作为纪念（目前这个房间禁止游客参观）。不过24小时，基督徒自相残杀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整个古罗马帝国曾经杀害的基督徒人数。

神是唯一

随着时间过去，某些多神论者开始对自己信仰的某位神灵越来越虔诚，也慢慢远离了基本的多神论概念，开始相信只有那位神灵是唯一的神，相信他是宇宙的最高权柄。但同一时间，他们还是认为神有私心和偏见，让人类可以和神谈谈条件。于是，在这样形成的一神论宗教里，信徒就能够直接祈求宇宙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帮忙治病、中乐透或是打赢一场战争。

目前所知的第一个一神论宗教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宣布，当时在埃及众神里一位位阶并不高的小神阿顿（Aten）其实是宇宙的至尊。阿肯那顿将对阿顿的崇拜制度化为国教，还打算打压对所有其他神的崇拜。然而，他的宗教革命并未成功。他去世后，对阿顿的信仰就遭到废止，又回到过去的情形，众神同列仙班。

不论在何处，多神教都不断衍生出各种一神论宗教，但由于这些宗教无法放下唯我独尊的中心思想，所以一直只能处于边陲地位。以犹太教为例，仍然认为全宇宙至高的神还是有私心和偏见，而且关爱的眼神全在一小撮犹太民族和以色列这蕞尔之地。于是对其他国家来说，信奉犹太教几乎是有弊而无利，而且犹太教一直也没有推广到其他地方的打算。这种阶段可以称为“本地一神教”。

到了基督教，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基督教一开始只是犹太教的一个神秘教派，该教派信徒想说服犹太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个教派最早的领导者之一是来自大数（Tarsus）的保罗，他认为宇宙的至高神有私心偏见，对人类并非漠不关心，而且他甚至还化为肉身，为了人类的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事不该只有犹太人知道，而应该让全人类都了解。于是，就有必要将关于耶稣的好事（也就是“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保罗的这个想法开枝散叶，基督徒开始组织起了对所有人类的传教活动。而在一场史上最意想不到的转折下，这个犹太教的神秘教派接掌了强大的古罗马帝国。

基督教的成功，在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成了另一个一神论宗教的典范，伊斯兰教于焉而生。就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开始也只是地球上某个偏远角落的小宗教，但它又以更意想不到也更快速的脚步，打破了阿拉伯沙漠的隔绝，收服了幅员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的庞大帝国。自此之后，一神论的概念就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般而言，一神教徒比多神教徒更为狂热、更热衷传教。毕竟，如果某个宗教愿意承认其他信仰，情况只有两种：第一种本来就认为世上没有唯一的神，而是有许多神同时存在；第二种认为虽然有一位最高的神，但下面分成许多小神祇，信仰每位神祇，可以说是看到了部分的真相。但由于一神教通常认为自己信奉的就是唯一的神，也认为只有自己看到了完整的真相，自然就会批评其他所有宗教都不可信。在过去两千年间，一神论者多次发动以暴力消灭其他竞争对手的战争，目的就是要加强自己的掌控。

而且很有效。在公元1世纪初，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神论的宗教。到了公元500年左右，基督教已经收服了全球最大的古罗马帝国，传教士忙着将基督教传播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等到第一个千禧年结束，欧洲、西亚和北非的人们已经多半都信奉着一神教，从大西洋到喜马拉雅山都主张上帝是唯一的神。到了16世纪初，除了东亚和非洲南部，一神论已经掌控了亚非的绝大部分，而且开始向南非、美洲和大洋洲发展。到了今天，除了东亚以外的大多数人不论信仰为何，多半都属于一神论的宗教，而且全球政治秩序也正是以一神论为基础而建立。

然而，就像是泛神论会继续在多神论里延续，多神论也继续在一神论里存活。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宇宙只有一个至高的神，而他也愿意关心你，那又何必崇拜某些只掌管特定领域的神呢？如果你可以大摇大摆走进总统府要总统帮忙，又何必去求某个低阶小公务员呢？确实，一神论的神学多半认为只有一个至高的神，其他任何神祇都是虚假的，如果竟有人敢崇拜伪神，地狱的火焰和硫黄就会在他们身上燃烧。

地图4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然而，神学理论和历史现实一向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很难完全接受一神论的想法，还是继续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也觉得所谓至高的神实在太遥远陌生，管不到自己世俗的需求。最后的情况可以说就是，一神论宗教大张旗鼓把其他神祇从大门赶了出去，但又从旁边的小窗把他们迎了回来。以基督教为例，就发展出了自己的圣人系统，但这套系统可说和多神教几乎殊无二致。

正如古罗马帝国的主神是朱庇特、阿兹特克帝国的主神是维齐洛波奇特利，每个基督宗教国家也有自己的守护圣人，协助解决困难、赢得战争。英格兰的守护圣人是圣乔治，苏格兰是圣安德鲁，匈牙利是圣史蒂芬，而法国是圣马丁。而不论是大城、小镇、职业甚至疾病，也都各有负责守护的圣人。像是意大利米兰有圣安布鲁瓦兹负责守护，威尼斯则有圣马克负责照料。圣阿尔莫守护着烟囱清洁工的安全，圣马修抚慰着收税员的烦恼。如果你头痛，该找圣亚贾西亚；但如果痛的是牙，圣阿波罗尼亚就更对症下药。

这样看来，基督教的圣人和多神教的那些神祇几乎没有两样。但很多时候甚至还不只是类似而已，而根本就是这些神祇的伪装。举例来说，在信奉基督宗教之前，爱尔兰的主神是女神布里基德。等到爱尔兰被基督教化，就连布里基德也仿佛受了洗一样，成了“圣布里基德”。而且直到今天，还是天主教爱尔兰最受尊崇的圣人。

善恶之战

多神论除了促成一神教，也促成了一些二元论的宗教。二元论宗教信奉着善与恶这两种对立力量的存在。二元论与一神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信“恶”也是独立存在，既不是由代表“善”的神所创造，也不归神所掌管。二元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这两股力量的战场，世间种种就是两方斗争的体现。

二元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深具魅力的世界观，原因就在于人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苦苦无法解决。“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神真的是如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又怎么会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这让一神论者伤透了脑筋。一种很流行的解释认为，神借着这种方式让人类拥有了自由意志。因为如果没有邪恶，人类就无法在善恶之间做选择，也就没有了自由意志。然而，这种解释非但不直观，还立即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有自由意志，也就代表可以选择邪恶。而且，根据标准的一神论说法，还真有许多人选择了邪恶的道路，于是神不得不施加惩罚。然而，如果神真的能事先知道某个人会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走上邪恶的道路，而且又会因此受到惩罚，永远在地狱受苦，那么神一开始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人？神学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已经写了无数著作，有些人觉得已经找到了答案，也有些人觉得差得还远。但无法否认的是，一神论面对“恶的难题”可以说是吃尽苦头。

对于二元论者来说，之所以好人也可能发生不幸，正是因为掌理世界的不是某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的神。世界上仍然有个不受控制的恶，而所有的坏事正是源自它。

二元论观点还是有些缺漏。虽然它简洁明快地解决了恶的难题，却又碰上了“法则的难题”（Problem of Order）。如果世上就是有善恶两股力量在拉扯，它们拉扯的基础是什么法则？举例来说，如果说两国交战，基础就在于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而且受同样的物理学法则规范。像是巴基斯坦发射地对地导弹能打到位于印度的目标，是因为物理学法则对双方都同样适用。但如果我们说的是善与恶的互斗，现在又有什么法则来规范？这些法则又是谁订出来的呢？

相对而言，虽然一神论难以处理恶的难题，但要处理法则的难题却是轻而易举：这个法则就是唯一的神所订出来的。其实，有一种解释能够同时处理这两大难题，而且完全合乎逻辑：世上确实有某个全能的神创造了全宇宙，而且他就是个恶神。只是古往今来，总没有哪个宗教说自己信了这一套。

***

二元论宗教兴盛了千余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和公元前1000年之间，中亚有一位名叫琐罗亚斯德（又名查拉图斯特拉）的先知，相当活跃。他的信念代代相传，最后形成了二元论宗教的代表：祆教（Zoroastrianism，又称拜火教）。祆教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和恶神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之间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必须站在善神这方给予协助。祆教在波斯第一帝国期间（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前550~前350）已经举足轻重，到了波斯第二帝国期间（Sassanid Persian Empire，224~651）更成为国教，几乎影响了所有后来在中东及中亚的宗教，并催生了许多其他二元论的宗教，例如诺斯替教和摩尼教。

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摩尼教教义涵盖了从中国到北非，还一度形势大好，似乎将取代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的地位。然而，摩尼教在古罗马输给了基督徒，祆教波斯第二帝国败给了一神论的穆斯林，于是二元论的波澜也逐渐退去。到现在，只剩下印度和中东还有少数人信奉着二元论的宗教。

然而，就算一神论势力看涨，二元论却未真正消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一神论宗教吸收了大量的二元论信仰和习俗，许多我们以为是一神论的基本概念，都是出自二元论的本质和精神。例如有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相信有某个强大的邪恶力量（例如基督教的魔鬼或撒旦），他自行其事、与善神作对，兴风作浪不受神的控制。

如果根据纯粹的一神论，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二元的概念？（顺道一提，《圣经·旧约》里压根儿就找不到这些情节。）这在逻辑上根本不通。真要合理的话，一来是相信确实有一个全能的神，二来就是要相信有两种对立的力量，而两者都并非全能。然而，尽管如此不合理，人类还是很能接受这种矛盾的概念。因此，我们看到有几百万虔诚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能够相信既有全能的神，又有独立行事的魔鬼，倒也不用太过惊讶。更有甚者，无数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然还能想象善神需要人类的协助，好与魔鬼对抗，由此再推导引发了圣战和十字军东征。

另一个关键的二元论概念（特别在诺斯替教和摩尼教），就是认为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是有清楚区隔的。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认为，善神创造了精神和灵魂，而恶神创造了物质和身体。根据这种观点，人就成了善的灵魂和恶的身体之间的战场。从一神论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何必要把身体和灵魂或物质与精神做这种区分？又为什么要说身体和物质是恶的呢？毕竟对一神论来说，善神创造一切，而一切都是好的。然而，正因为这种二元论的论点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难题，所以一神论还是忍不住接受了这个概念。于是这种对立的概念最后也成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思想的基石。此外，如果相信有天堂（善神的国度）和地狱（恶神的国度），这也是一种二元论的概念。《圣经·旧约》里从来没有提过这种概念，也从来没提到人的灵魂会在身体死去后继续存在。

从历史上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上是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有着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而又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syncretism）。很有可能，综摄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宗教。

自然法则

我们目前为止讨论到的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相信的都是神灵或是其他超自然对象。然而，世界宗教史并不只是神的历史。在公元前1000年，亚非大陆开始出现全新的宗教及信仰类型。这些新型宗教信仰包括印度的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中国的道教和儒教，以及地中海的犬儒主义（Cynicism）和享乐主义（Epicureanism），共同的特征就是崇拜的并非神祇。

这些信仰也认为有某种超人类秩序控制着这个世界，但它们所崇拜的这个秩序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什么神圣的意志。这些自然法则的宗教信仰虽然某些也相信有神祇存在，但认为神祇就和人类、动物和植物一样会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虽然神祇可以说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其优势（就算是大象或豪猪，也各有优势），但他们也像大象一样，并无法改变自然的法则。里面典型的例子是佛教，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古代自然法则宗教，而且到今天仍然兴盛。

地图5 佛教的传播。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是个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他看到人不分男女老幼，不仅时常受到战争和瘟疫等灾难袭击，还无法免于种种焦虑、沮丧和不满的情绪，似乎这一切都是人生难以避免的事。人类追求财富和权力，获得知识和财富，生儿育女，建起宫殿和房屋。但不论取得多少成就，却仍然无法满足。穷人梦想着要变富，有一百万的想要两百万，有两百万的想要一千万。而且就算真的有钱了、有名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虑，无法从生老病死中解脱。至死，一切如梦幻泡影消失，生命就像是毫无意义的追寻。然而，这个轮回该怎样才能跳出？

在29岁时，释迦牟尼半夜离宫，抛下了财富和家人，流浪走遍印度北部，希望为这一切痛苦寻找出路。他前往各个修院修行，聆听各个大师讲道，但还是无法完全感到解脱，有什么不满依然萦绕。他并未绝望，决心反求诸己，直到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法为止。他入禅6年，思索各种人类苦痛的本质、原因和解决方式。最后他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这点在碰上不悦的时候格外明显，像是感觉疼痛的时候，只要疼痛持续，我们就一直感到不满，用尽办法想要解决。然而，就算是遇上欢乐的事，我们也从不会真正满足，而是一直担心这种欢乐终将结束或是无法再持续或增强。有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爱情，但等到真的找着了爱情，却还是不满足。有的开始整天担心对方可能会离开；有的又觉得自己太过屈就，应该再找更好的人。（而且，我们也都认识某些人，又担心别人离开，又觉得自己屈就）。

虽然上天可以赐雨，社会机制可以提供公平正义和卫生保健，有好的运气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但不论如何，我们的基本心态都不会改变。因此，就算是最伟大的国王也无法避免焦虑，得不断逃避着悲伤和痛苦，也总是想要追寻更多的快乐。

释迦牟尼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于是就能不再为此所困。虽然感受悲伤，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于是虽然仍有悲伤，也能不再为此而困。即使仍然悲伤，也是一种丰硕的经验。虽然感受快乐，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于是虽然仍有快乐，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

但要怎样才能让心里接受事物的本质，而放下种种欲求，知道苦即为苦、乐即为乐？释迦牟尼制定一套冥想的技巧，能够训练心灵感受事物的本质而排除种种欲求。通过训练，心灵专注在“我现在是什么感受”，而不是问：“为什么是我？”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但并非不可能。

释迦牟尼将冥想落实在各种道德规范上，好让信众更能专注在实际的感受，而不会落入各种欲求和幻想之中。他要求信众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因为这些作为一定会让欲望如野火燎原，而一心追求权力、感官享受或财富。等到这些火焰彻底扑灭，原本的欲求就换成了圆满和寂静，称为涅槃（梵文的原义就是“熄灭”）。达到涅槃，也就是解脱了所有苦痛，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身边的现实，没有什么幻想和幻象。虽然人们很有可能还是会遇到苦痛，但苦痛已经不再能影响他们。毕竟，无欲则无苦。

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本人就达到了涅槃，从痛苦中完全解脱。而在这之后他就被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接着，佛陀一生前往各地普传佛法，希望让所有人离苦得乐。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对佛教徒来说，这条“佛法”就是举世皆同的自然法则，“痛苦来自欲望”这件事举世皆同，就像在现代物理里E总是等于MC^2。所以，所谓的“佛教徒”，就是相信这条法则，将这条法则落实在一切日常活动中的人。另一方面，是不是信仰某个神灵，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一神论宗教的最高原则是：唯一真神确实存在，那么他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原则，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呢？

佛教并不否认有神祇存在，认为他们有强大的神通，能够带来降雨和胜利，然而神祇对于“由欲得苦”这条法则却无能为力。如果能够无欲无求，任何神祇都无法让人感到痛苦。相对而言，如果人有了欲望，任何神祇也无法拯救他脱离痛苦。

但也如同一神论的宗教，佛教这种前现代的自然法则宗教还是无法摆脱神祇崇拜。佛教告诉信众，他们应该不断追求达到涅槃境界，不要为了名利停下脚步。然而，99%的佛教徒都无法达到这个境界，而且就算他们一心希望最后能达到这个目标，日常生活里多半都还是追求着世俗的成就。于是，佛教徒还是崇拜着各种神祇，像是在印度的佛教徒拜着印度的神，西藏的佛教徒拜着本教（Bon）的神，日本的佛教徒也拜着神道教的神。

此外，佛教的几个教派也随着时间发展出满天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是人也非人，他们已经能够达到涅槃、解脱痛苦，但为了解脱和帮助还在轮回中的芸芸众生，倒驾慈航重入世间。所以，佛教徒崇拜的并不是神祇，而是这些已经开悟而尚未成佛的人，除了希望他们协助达到涅槃的境界，也希望他们帮忙处理一些世俗的问题。于是，我们就看到整个东亚有许多佛菩萨得负责降雨、医病，甚至还得保佑杀敌求胜，而信众也虔心祈祷，为他们焚香，献上各色鲜花、稻米和甜品。

当崇拜的对象变成了人

至于各种新型现代教义，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我们在此也就不可能一一检视它们的历史。它们“综摄”的情形，并不少于一神论和流行的佛教。就像是佛教也能拜着印度教的神祇，一神论者也能相信撒旦的存在，现在典型的美国人也能既是民族主义者（相信有美国民族存在，而且相信它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又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相信社会繁荣的最佳方法就是公开竞争、追求自我利益），还是个自由人文主义者（相信造物主赐给人类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民族主义将在第十八章讨论。最成功的现代宗教：资本主义，会在第十六章以专章探讨，阐述其主要信念和仪式。至于本章的其余篇幅，则继续讨论人文主义的宗教。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崇拜人性（humanity），但对于人性的定义却不见得相同。就像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于“神”会有不同定义，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根据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每个智人都有着人性的神圣本质。正是每个人的内心让全世界有了意义，而且这也是各种道德及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如果碰上道德或政治的困境，就该内省、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也就是人性的声音。因此，自由人文主义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保障这种“内心声音”的自由，不受外界的侵扰或伤害。而这些诫命统称为“人权”。

举例来说，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反对酷刑和死刑的原因。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犯下杀人罪的人会被视为违反破坏了宇宙秩序。为了让宇宙回归平衡，对罪犯施以酷刑并公开处决，好让所有人民都看到宇宙已经重返秩序。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时代，伦敦人和巴黎人最爱的消遣就是现场直击残忍的处决画面。但在今天的欧洲，死刑被看作侵害了人性的神圣。虽然一样是为了维护秩序，现今的欧洲不会对罪犯施以酷刑处决，反而是要以尽可能“人性化”的方式来加以惩罚，才能维护甚至重建人类的尊严。借着昭示凶手的人性，人人都想起了人性的神圣，于是秩序才得以恢复。像这样保护凶手，我们才能改正凶手做错的事。

虽然自由人文主义将人性神圣化，但并不否认有神的存在，而且它根本就是源自一神论的信念。像是相信每个人的本质自由而神圣，就是直接源于传统基督教相信灵魂自由而永恒的概念。要是没有永恒的灵魂和造物主的概念，自由主义者想要解释究竟个别的智人有何特别，就很难讲得清楚。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教派就是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是个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因此，他们认为神圣的不是每个个人心中的声音，而是由所有智人这种物种构成的整体。自由人文主义追求的，是尽可能为个人争取更多自由；而社会人文主义追求的，则是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平等”就代表着偏重人类的某些边际特质，认为这比人类的普遍本质更重要，这样一来可说是对人类神圣性最严重的亵渎。举例来说，如果富人比穷人有特权，就代表重视“金钱”超过了人类的普遍本质（本质上，不论贫富，人类的本质应该全部相同）。

和自由人文主义一样，社会人文主义也是以一神论为基础。像是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就是来自一神论认为在神的面前所有灵魂一律平等。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真正让纳粹与其他人文主义教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深受演化论影响，对“人性”有不同的定义。相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的宗教

纳粹打着保护优秀人种，避免退化的幌子，从事着反人类的勾当。正因如此，纳粹才会主张应该要保护、好好养育雅利安人（Aryan，他们认为这是最进步的智人类型），至于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这些被认为是退化的智人类型，则必须隔离甚至灭绝。纳粹的辩白是，智人一开始能够胜出，本来就是因为演化留下了这种“较优异”的远古人种，而淘汰了某些“较低劣”的人种，例如尼安德特人就从此消失。一开始，不同的人种不过也就是不同的种族，但后来就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很有可能，这还会再次发生。纳粹认为，智人已经分化出几个不同的种族，各有独特的特质，而雅利安人拥有各种最优秀的特质：理性、美丽、诚信、勤奋。因此，雅利安人拥有让人类进化为超人的潜力。至于像犹太人和黑人这些种族，特质不佳，可以说是现代的尼安德特人。如果让他们任意繁衍甚至还和雅利安人通婚，岂不是污染了整体的人类物种，即将造成智人灭绝吗？

生物学家已经戳破了纳粹的种族理论。特别是1945年以后的基因研究，已经证明不同人类谱系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纳粹的假设。但这些结论只是最近的事，考虑到1933年的科学知识，纳粹当时会这么相信也不难想象。许多西方精英都相信有不同人种的存在，相信白人较为优越，也相信应该要保护、培养这个高贵的种族。像是在许多最具盛名的西方大学里，学者用最新的正统科学方法，发表的研究报告号称证明了白人比起非洲人或印第安人更聪明、更有道德也更具技术。而在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的政治家也一心相信自己必须负责避免白色人种受到玷污堕落，所以得要设下重重限制，避免像中国甚至意大利的人民移居到像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这种“雅利安人”的国家。

这些立场，就算在新的科学研究发表之后也并未改变。想要造成改变，科学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及社会和政治。以这个意义来说，希特勒不只把自己送上绝路，也让种族主义跟着一同送葬。在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敌人被迫泾渭分明地区分出“我们”和“他们”。而在这之后，因为纳粹思想就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主义，让种族主义在西方再也抬不起头。然而，改变还是需要时间。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白人至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限制只有白人才能移居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一直到1973年才废除。澳大利亚原住民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大多数还是被认为不足以发挥公民的功能，所以无法在选举中投票。

▲图20 一幅纳粹的宣传海报，右边是“纯种雅利安人”，左边是“混种”。纳粹很显然十分崇敬人体，也很害怕低等种族污染人性、让人性堕落。

纳粹并不是反人性。他们之所以同自由人文主义、人权和共产主义站在对立面，反而正是因为他们推崇人性，相信人类有巨大的潜力。他们顺着达尔文演化论的逻辑，认为必须要通过自然选择淘汰不适合的个人，只留下适者，才能让人类继续生存繁殖。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要保护弱者，不仅让不适者生存了下来，还给了他们繁殖的机会，这样就破坏了自然选择的秩序。如此一来，就算是最适者的人类，也不免被一群堕落的人类淹没，变得越来越趋近不适者，一代代下去就可能导致灭绝。

一本1942年的德国生物课本，就有一章“自然和人类的法则”，认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就是让所有生物都必须在无情的斗争中求生存，讲到植物如何为了土地而奋斗，甲虫如何为了交配而奋斗，最后课本的结论是：

这场生存之战艰辛而无情，但这是让生命延续的唯一道路。这场斗争能够消除一切不适合生存者，并挑选出适合生存的。……这些自然法则不容置疑，目前还存活的生物就是明证。这些生物冷酷无情，抵抗者就会遭到消灭。生物学不只告诉我们关于动植物的事，还告诉我们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法则，要坚定我们的志向，依照这些法则生存下去、抵抗下去。生命的意义，就是斗争。对抗这些法则，则终必致祸。

课本里接着又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引了一段：“想要违抗自然铁律的人，也就是违抗了那些他应该感谢、让他得以为人的原则。与自然对抗，只会带来人类自己的毁灭。”

***

我们刚刚踏入第三个千禧年，演化人文主义的未来仍未可知。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结束后的60年间，相关的禁忌挥之不去，没人提出想将人文主义和演化论结合起来、用生物学的方式来让智人“升级”。但到了今天，这种想法已经死灰复燃。虽然已经没有人说要淘汰劣等种族或民族，但许多人正思考着如何利用更先进的人类生物学知识来创造完美的人类。

▲图21 1933年的纳粹漫画。漫画将希特勒描绘成要创造完美人类的雕塑家。至于旁边戴眼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为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暴力而怯怯懦懦无法动手。（也请注意，画中对人体有着情色的崇拜。）

但与此同时，自由人文主义和最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之间已经出现一条鸿沟，我们很快就无法再忽视而必须直接面对。我们的自由政治和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无法分割、无法改变的内在本质，这点让世界有了意义，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但这个概念的前身正是传统的基督教信念：相信每个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自由而不朽的灵魂。然而，过去两百年间，生命科学已经彻底破坏了这个信念。科学家研究人类这个有机体的内部运作，并未找到灵魂的存在。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我们的司法和政治制度碰上这些发现，多半是视而不见、不愿面对。但坦白说，现在这面堵在生物学以及法律和政治学之间的墙，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1. [1] W.H.C.Frend,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Cambridge:James Clarke & Co.,2008),536-37.

2. [2] Robert Jean Knecht,The Rise and Fall of Renaissance France,1483-1610 (London:Fontana Press,1996),424.

3. [3] Marie Harm and Hermann Wiehle,Lebenskunde fuer Mittelschulen -Fuenfter Teil.Klasse 5 fuer Jungen (Halle:Hermann Schroedel Verlag,1942),152-57.

第十三章

成功的秘密

商业、帝国和全球性的宗教，最后终于将几乎每个智人都纳入了我们今天的全球世界。这个扩张和统一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直线发展、一帆风顺。但纵观大局，可以看到从许多小文化到少数大文化再到最后的全球单一文化，应该是人类历史无法避免的结果。

然而，虽然我们说全球无法避免成为单一文化，但它并不见得会是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我们当然可以想见其他可能性。为什么现在的全球语言是英语而不是丹麦语？为什么世界上有大约20亿基督徒、12.5亿穆斯林，但祆教只有15万人，摩尼教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能一次又一次回到一万年前，让一切重新开始，是不是一定会看到一神论的兴起、二元论的衰落？

这种实验非人力可及，所以我们确实无从确定。但我们可以检视历史的两种重要特质，让我们得到一点线索。

1.马后炮的谬误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只剩单行道，但到未来却有无数岔路可走。其中某些路比较宽、比较平坦，路标比较明确，所以也是比较可能的选择。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选了一些完全出人意表的道路。

像是在公元4世纪初，古罗马帝国可以用各种方式解决宗教问题，也可以坚持传统、维持多元多神论的情形。但古罗马当时的皇帝君士坦丁回顾过去一个世纪间无止境的宗教纷扰，似乎是觉得如果能有单一宗教、明确的教义，就能协助他统一各种族。而且，当时可能成为国教的选项众多，像是摩尼教、密特拉教（Mithraism）、崇拜赛贝尔或伊西斯的教派、祆教、犹太教，甚至佛教，都有可能。为什么他最后选了耶稣？是他在哪方面被基督教神学打动？或是基督教有哪方面的教义让他觉得便于利用？是他真的受到什么宗教感召，还是有哪个大臣认为基督教正在迅速扩张，不如赶快搭上顺风车？历史学家虽然可以推测，但无法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他们可以描述基督教“如何”拿下了古罗马帝国，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何”能达成这项创举。

而“如何”和“为何”之间有何不同？描述“如何”的时候，是要重建一连串从一点导致另一点的事件顺序。至于要解释“为何”的时候，则是要找出因果关系，看看究竟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连串的事件。

确实，有些学者会针对像是“基督教兴起”这种事件，提出一些斩钉截铁的解释，把人类历史简化成各种生物、生态或经济力量的运作。他们认为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在地理、基因或经济方面有些特殊之处，必然促成了一神论宗教兴起。但大多数的史学家对于这种斩钉截铁的理论还是抱持着怀疑。这正是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但如果对某个时期只是一知半解，就很容易受到结果影响，只看到那些最后成真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就用后见之明来解释着为什么现在的结果无法避免。必须要真正更深入了解这些时期，才能真正看到那些最后并未发生的可能结果。

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像是对于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的一般古罗马人来说，未来就像是雾里看花。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还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成长、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派是会成为全球未来的风潮，又或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一哂？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以上所有结果背后都有一套很完整的论述，但我们就是无法确定何者将成真。但如果过了几十年后再回顾，我们就会觉得答案真是太明显了。

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06年即位的时候，基督教不过就是个神秘的东方教派。如果当时有人说基督教会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一定会引来哄堂大笑，就像是说印度教克里须那教派在2050年会成为美国的国教一样荒诞无稽。在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俄国激进党派。任何理性的人都想不到，不过短短4年后，他们就接掌了俄国。在公元600年，如果说一小群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会征服从大西洋到印度的辽阔土地，更是如痴人说梦。而事实上，如果当时拜占庭军队能够抵抗住第一波猛攻，伊斯兰教很有可能至今仍然只是个边缘的异教组织，只有一小群的信众。在这种时候，如果学者要解释为什么某个中年麦加商人得到的天启没能成为热门信仰，简直是再简单不过了。

但这也不是说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地理、生物和经济力量确实会造成限制。但限制下仍然有许多发展空间，目前还没有什么确实加以制约的法则。

对于许多希望看到历史必然性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大概有些令人失望。毕竟，宿命论的引人之处，就在于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信念都是历史上自然且必然的产物。于是，我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就发展出民族国家，自然而然就遵循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也是自然而然地坚信着人权的概念。如果承认历史并非必然，等于就是承认了现在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人权都只是巧合的产物。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团混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得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得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历史还是所谓的“二级”混沌系统。混沌系统分成两级，一级混沌指的是“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例如天气就属于一级混沌系统。虽然天气也是受到无数因素影响，但我们可以建立计算模型，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因素，让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至于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例如市场就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假设我们开发出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能够完全准确预测明天的油价，情况会如何？可以想见，油价会立刻因应这个预测而波动，最后也就不可能符合预测。例如，假设目前石油价格是每桶90美元，而这个绝对准确的程序预测明天会涨到100美元，商人就会立刻抢进，好在预期的涨价中获利。但结果就是油价会在今天就涨到100美元，而不是明天。那明天究竟会如何？这件事就没人知道了。

同样，政治也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很多人批评研究苏联的学者没能预测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也嘲笑中东专家没想到2011年会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但这是不公平的。从定义上，革命就是无法预测。如果真能预测有革命，革命就永远不会成真。

原因何在？假设在2010年，有某些天才政治学者与某个计算机鬼才合作，开发出某种绝对准确的算法还有个漂亮的界面，号称能够预测是否发生革命。于是，他们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兜售这项服务，换取了一大笔可观的酬劳，告诉穆巴拉克，他们预测来年在埃及必然爆发大规模革命。穆巴拉克会如何反应？最有可能的是他会立刻降税，用数十亿美元补助人民，顺便也大幅加强秘密警察部队，以防万一。于是，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发挥了效果。一年很快就过去，而且没有发生革命，真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不是吗？于是，穆巴拉克要求退款。他向科学家大吼大叫：“你这套算法是骗人的！要不是你这套东西，我才不会把钱都拱手让人，我大可多盖一座宫殿！”科学家会辩白道：“可是，正是因为我们预测到了，革命才没有发生啊。”“你是说，你们预测到了，只是没有发生？”穆巴拉克一边说，一边示意叫警卫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种神棍，开罗的市场到处都有。”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2.盲目的历史女神克丽欧

虽然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做出的选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随着历史演进，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福祉必然提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会成功扩张，而对人类无情的文化就会消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基督教是比摩尼教更好的选择，或证明阿拉伯帝国比波斯帝国对人类更有利。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历史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展；而原因就在于“利益”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同的文化对于“善”的定义不同，而且并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何者为佳。当然，胜利者永远相信自己的定义才正确。但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基督徒相信，基督教击败摩尼教对全人类有益；但如果我们不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没有理由同意他们的想法。穆斯林也认为，穆斯林攻下波斯帝国对人类有益；但也只有在我们接受穆斯林世界观的前提下，才会觉得确实如此。很有可能，如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彻底消失，人类生活反而更好。

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寄生虫或病毒就是这样住在宿主体内，繁殖、传播，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夺取养分，让宿主衰弱，有时甚至丧命。只要宿主能够活着让寄生虫继续繁衍，寄生虫就很少关心宿主的情形。至于文化，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寄生在人类的心中。它们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有时候让宿主变得衰弱，有时候甚至让宿主丧命。任何一个文化概念（像是基督教在天上的天堂），都可能让某个人毕生致力于传播这种想法，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于是，人类死亡了，但想法持续传播。根据这种说法，文化并不是某些人为了剥削他人而设计出的阴谋，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所出现的心理寄生虫，从出现之后就开始剥削所有受到感染的人。

这种说法有时称为“迷因学”（memetics）。迷因学假设，就像是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这种有机信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因”（meme）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而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迷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其人类宿主的成本或利益。

多数人文学者看不起迷因学，认为这只是非专业人士用了一个粗糙的生物学模拟，试图解释文化的进程。然而，同样这批人文学者却有许多人拥抱了迷因学的双胞胎兄弟：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文化的基石不是迷因，而是“话语”。只是他们也同意，文化传播时并不考虑人类的利益。例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民族主义形容成一种致命的瘟疫，于19世纪到20世纪在全世界流传，引起战争、压迫、仇恨和种族灭绝。只要有某个国家的人受到感染，邻国的人就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虽然民族主义病毒让自己看起来对全人类有利，但其实主要还是对自身有利。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博弈理论也常有类似的论点。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有多位参与者的时候，某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可能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害，但就是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军备竞赛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很多时候，各国的军备竞赛只会拖垮所有彼此对立的国家，并不会真正改变军事力量的平衡。巴基斯坦买了先进战机，印度就立刻跟进。印度发展核弹，巴基斯坦也有样学样。巴基斯坦扩编海军，印度就立刻仿效。在这一切过程结束的时候，双方权力平衡很可能根本和过去没什么改变，但原本可用于教育或医疗的数十亿美元经费就这样浪费在武器上了。然而，这种军备竞赛的发展势难抗拒。这就是种行为模式，像是病毒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伤害了所有人，只对行为模式本身有利，符合演化论上繁衍、复制的要求。（在此一提，军备竞赛也像基因一样，本身并没有意识，并不是自觉地在寻求生存和繁殖。其传播是在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下，出现一个意外的结果。）

于是，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或迷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其主要目标。并没有证据显示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就一定是对智人最好的文化。而就像演化一样，历史的演进并不在意生物个体是否幸福。至于对个别的人类来说，即使受到了历史演进的影响，但通常一方面太过无知，一方面又太过软弱，因此无力改变。

***

历史就这样从一个岔路走到下一个岔路，选择走某条道路而非另一条的原因总是神秘而不得而知。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最重大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将它称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始于西欧，这里可以说只是亚非大陆的一个巨大半岛，在这之前并未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但为什么科学革命是出现在此，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又为什么是第二个千禧年的中叶，而不是两百年之后或是三百年之前？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学者已经提出数十个理论，但都不特别具有说服力。

历史有太多的可能性，而许多的可能性最后都未成真。我们不难想象，历史其实很有可能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过去，而从未发生科学革命，就算没有基督教，没有古罗马帝国，没有金币，历史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

▲图22 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29分53秒。这是第一颗原子弹引爆8秒后的影像。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看到这场爆炸之后，引述了《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1. [1] Susan Blackmore,The Meme Machin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第四部分

科学革命

图22 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29分53秒。

1. 这是第一颗原子弹引爆8秒后的影像。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看到这场爆炸之后，引述了《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第十四章

发现自己的无知

假设有个西班牙农民，在公元1000年沉沉睡去，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年，虽然这时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但他看看四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十分熟悉。这时的科技、礼仪和国界都有许多不同，但这位做了个李伯大梦的中世纪农民仍然能有家的感觉。然而，如果是某位哥伦布的水手做了这场梦，醒来的时候听到的是21世纪的iPhone铃声，他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很可能会问自己：“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在过去500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公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的人口大约有5亿，但今天已经到了70亿。人类在1500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共约合现值2500亿美元，但今天每年人类生产的价值约为60万亿美元。在1500年，全人类每天总共约消耗13万亿卡路里，但今天每天要消耗1500万亿卡路里。（看看这些数字，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240倍，消耗的能量增加了115倍。）

假设有一艘现代战舰回到了哥伦布的时代，只要几秒就能摧毁整个哥伦布的船队，更能轻松击沉当时所有世界强权的海军，自己连个刮痕都不会有。只要有5条现代的货柜船，就能承载当时全世界所有船队所运的货物。只要有一台现代计算机，就能储存中世纪所有图书馆里全数抄本和卷轴的信息，而且还剩下许多空间。就算把所有前现代王国的财产数量全部相加，也比不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银行。

在公元1500年，有几个城市人口已经超过10万，多数建材使用泥土、木材和稻草；只要有三层楼的建筑，就已经算是座摩天大楼。街道是有车辙的泥土路，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不堪，街上满满的是行人、马匹、羊、鸡，以及少数的运货马车。城市里最常听到的噪音是人声和动物声，偶尔还会听到锤子和锯子的声音。日落时分，城市景观是一片黑，只有偶尔能见到的几点烛光，或是火把闪烁。如果这种城市的居民看到了现在的台北、纽约或孟买，他会怎么想？

在16世纪前，从没有人绕地球航行一周。一直要到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历经72000公里的旅程，终于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环球壮举。这趟旅程耗时三年，几乎所有探险队员都在途中丧生，麦哲伦也是其中一员。而到了1873年，在科幻小说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想象中，富有的英国探险家福格（Phileas Fogg）已经可以只花80天就环游世界一周。而到了今天，只要有中产阶级的收入，任何人都能够在48小时内轻松又安全地完成环球大业。

在公元1500年，人类还被局限在地面上。虽然可以盖起高塔、爬上高山，但天空仍然是专属于飞鸟、天使和神的领域。而到了1969年7月20日，人类登陆月球。这不只是一项历史成就，更是一项演化上甚至是宇宙间的壮举。在过去40亿年演化期间，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离开地球大气层，更不用谈要在月球上留下手印或足迹。

在地球上，微生物占了全部有机体大约99.99%，但人类要到非常晚近，才对微生物有所认识。这并不是因为微生物与我们无关，相反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数十亿个单细胞生物，而且还不只是搭搭便车的关系。微生物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致命的敌人。有些微生物可以帮助消化、健胃整肠，而有些则会导致疾病、造成感染。一直要到1674年，才有人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微生物。当时安东·冯·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自制了一台显微镜，用来观察一滴水，他看到里面有许多小生物动个不停，这让他大吃一惊。在随后的300年间，人类才开始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微生物物种。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治疗大多数由微生物造成的致命传染病，也能够将微生物用于医疗和产业用途。像是我们可以用细菌来制造药物、生物燃料，或是杀死寄生虫。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500年间挑出一个最重大、具代表性的一刻，一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就在这一秒，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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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带到阿拉莫戈多、带上月球的这段历史进程，称为“科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类因为将资源投入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新力量。之所以说这是一场革命，是因为一直到大约公元1500年前，全球人类还不相信自己能在医疗、军事和经济方面再有什么突破。政府和富有的赞助者虽然也会将资金投入教育和作为奖学金，但一般来说只是为了维持现有能力，而不是取得新的能力。典型的前现代统治者会赞助牧师、哲学家和诗人，目的是请他们让他的统治合法化，并且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要他们发明新的药物、武器，或是刺激经济成长。

科学革命的回馈循环。科学需要的不只是研究本身要有进展，更需要科学、政治和经济彼此相互强化。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组织提供资源，科学研究几乎就不可能成功。反过来说，科学研究也为赞助者带来新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取得新的资源，而部分就会再用来研发新的能力。

但在过去的500年中，人类越来越相信可以靠着投资科学研究提升人类的能力。而且这不只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经过了反复的证明。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手中握有资源的富人和政府也就越来越愿意投入科学。如果没有这些投资，人类永远不可能在月球上漫步，不可能操纵微生物，更不可能分裂原子。以美国政府为例，最近数十年投入数十亿美元从事核物理研究。靠着相关研究，美国得以兴建核发电厂，为美国产业提供廉价的电力，而产业又能纳税给美国政府，政府再拨其中部分继续研究核物理。

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靠着研究取得新的能力？又是什么促成了科学、政治和经济的结合？本章先着重在现代科学的独特性，以提供部分解答。接下来的两章会再探讨科学、欧洲帝国、资本主义经济三者之间如何形成联盟。

不知为不知

至少在认知革命之后，人类就很希望能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祖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找出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1.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拉丁文前缀“ignoramus-”，意为“我们不知道”。从这种立场，我们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2.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承认无知之后，现代科学还希望能获得新知。方式则是通过收集各种观察值，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

3.取得新能力。光是创造理论，对现代科学来说还不够。它希望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出新的科技。

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

对于像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儒教这些前现代知识体系来说，它们假设世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这些全知者可能是某些伟大的神、某个全能的神或是某些过去的智者，通过经典或口传，将这些智慧传给后人。而对于平民百姓而言，重点就是要钻研这些古籍和传统，正确加以理解，就能获得知识。在当时，如果说《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居然漏了某些宇宙的重大秘密，而这个秘密又居然能被一般血肉之躯的人给发现，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对古老的知识体系来说，只会承认两种无知的可能。第一种，“个人”可能不知道某些重要的事。要取得必要的知识，他该做的就是去问那些更聪明的人，而不是去寻找什么还没有人知道的事。例如，如果有一位13世纪的英格兰农夫，想知道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会认为基督教知识体系一定能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他该做的就是去请教当地的牧师。

第二种，“整个知识体系”可能不知道一些“不重要”的事。就当时的定义来说，伟大的神祇或智者都懒得告诉我们的事，一定是不重要的。例如，假设我们这位英格兰农民又想知道蜘蛛是怎么结网的，他去问牧师也没用，因为任何的基督教经典都不会提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这绝对不代表基督教有什么缺陷。反而是代表蜘蛛怎么结网这件事根本不重要，人类无须知道。毕竟，上帝一定知道蜘蛛怎么结网，而如果这件事这么重要、会影响到人类的繁荣和救赎，上帝怎么可能不在《圣经》里面有完整的解释？

基督教并不会禁止民众研究蜘蛛。但研究蜘蛛的学者（如果中世纪欧洲真的有人研究蜘蛛的话）就必须有心理准备，知道自己在社会就是处于边缘角色，而且不管研究结果为何，基督教永远都是对的。所以，不管学者研究的是蜘蛛、蝴蝶，还是加拉帕戈斯雀，都只会被视为是无关痛痒的事，不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真理。

事实上，事情永远没那么简单。就算是最虔诚、最保守的时代，还是会有人认为，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是“整个知识体系”所不知道的，但这种人常常就会被边缘化或遭受迫害；但也有可能，他们就会开创一个新的体系，开始宣称只有他们才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举例来说，穆罕默德宗教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谴责他的阿拉伯同胞，说他们对于真正神圣的真理一无所知。穆罕默德很快就宣称只有自己知道全部的真相，而信众也开始称呼他为“先知的封印”（The Seal of the Prophets，意为所有先知到此为终结）。于是，所有的启示当然也就是到了穆罕默德为止，再也没什么重要的了。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也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生物学家的封印”，说自己已经完全解开了生命的谜团。经过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科学研究，生物学家承认，他们还是无法完整解释为什么大脑能够产生意识。物理学家也承认，他们不知道什么引起了宇宙大爆炸，也不知道如何让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

也有些时候，因为不断有新证据出现，各种科学理论也就互相交锋、战火热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究竟哪种经济模式最好。虽然每个经济学家都可能会说自己的模式最恰当，但每次出现金融危机和股市泡沫，我们就会看到主流改变；目前一般公认，我们还是不知道最佳的经济模式究竟为何。

还有些时候，因为现有的证据强力支持某些理论形成主流，于是其他理论就被冷落。虽然我们一般认定主流理论为真，但每个人也都同意，如果新证据出现而与主流理论相违背，主流理论也就需要修正甚至是淘汰。像是板块构造理论和演化论就属于这种例子。

现代科学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就让它比所有先前的知识体系更具活力、更有弹性，也更有求知欲。这一点大幅提升了人类理解世界如何运作的能力，以及创造新科技的能力。然而，这也给人类带来祖先多半无须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就现在这个体系而言，我们假设自己并非无所不知，现有的知识也并未定案，但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让数百万人得以有效合作的虚构故事。如果证据显示许多这些故事都大有问题，社会岂不是要崩溃了？要怎样才能让社会、国家和国际体系继续维持运作？

正因如此，现代想要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只能靠着两种不科学的方法，其他别无选择。

1.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做法：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纳粹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声称他们的种族政策是来自生物事实的推论。

2.不要采取科学方法，而诉诸“非科学的绝对真理”。这一直是自由人文主义的策略。自由人文主义的基础在于坚持主张人类的特殊价值和权利，但很尴尬的是，对智人的科学研究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但我们也不该太过惊讶。毕竟，科学还是得倚靠着种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才能取得经费，并将研究正当化。

不论如何，现代文化已经比过去任何文化都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维系，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科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信任，这几乎成了类似宗教的信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科学教条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人类从历史一开始就不断进行实证观察，但其影响常常十分有限。毕竟，如果我们觉得已经有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还要浪费资源进行新的观察？然而，现代人们开始承认自己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几近无知，就开始觉得需要寻找取得全新的知识。因此，主流的现代研究方法就会预设旧知识有所不足。而且，这时候的重点不在于研究旧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强调新的观测、新的实验。如果现在观察到的现象与过去的传统知识体系相冲突，我们会认为现在的观察才正确。当然，如果是研究宇宙星系的物理学家、研究青铜时期城市的考古学家或是研究资本主义产生的政治学家，就不会忽略传统知识体系。他们会研究过去的智者究竟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但不论是想当物理学家、考古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在读大学的第一年，就会有人告诉他们，要把目标放在超越爱因斯坦、施利曼（Schliemann）和韦伯所告诉我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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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是观察并不足以成为知识。为了要了解宇宙，我们必须整理各种观察，结合成完整的理论。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

例如在《圣经》、《古兰经》、《吠陀经》或是儒教经典里，我们很少看到有图表或计算公式。传统的神话和经典里，讲到所谓的一般法则都是用文字叙述，而不是用数学公式。举例来说，摩尼教提出的基本原则就认为世界是善与恶的战场。恶的力量创造了物质，而善的力量创造了精神。人类就处于这两股力量之间，而应该从善弃恶。然而，摩尼教的先知摩尼（Mani）并没有用什么公式来告诉我们善恶两方各自拥有多少力量，人类应该据以做什么选择。他从来没有算过什么“作用在人身上的力等于精神的加速度除以身体的质量”。

但这正是科学家的目标。在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这可以说是现代历史最重要的著作。牛顿在书中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只要用三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够解释宇宙中苹果或是流星掉落的规律：

从此之后，任何人想要了解炮弹或行星是如何运动的，又会落向何方，只要测量一下物体的质量、方向、加速度和作用力，把这些数据填入牛顿的方程式，答案简直就像魔术一样跃于眼前。一直要到19世纪末，科学家才观察到有某些状况并不符合牛顿运动定律，于是带来下一波物理理论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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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某些章节可以总结成某个明确的方程式。也有些学者想仿照牛顿，将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整理成简单的公式，却发现这些领域实在太复杂，不可能依样画葫芦。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数学。在过去两百年间，为了处理现实中更复杂的层面，数学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支：统计学。

1744年，亚历山大·韦伯斯特（Alexander Webster）和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这两位苏格兰长老会教士打算成立一个寿险基金，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他们建议教会的每一位牧师都将收入拨一部分进入基金，基金用这笔钱从事投资。如果牧师过世，遗孀就能从基金的获利中取得分红，她的余生也有了保障。然而，他们必须先知道基金规模多大才足够完成这种目标。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必须预测每年大约会有多少牧师过世、留下几位孤儿寡妇，以及这些寡妇在丈夫过世后还会活几年。

我们来提一下这两位教师“没有做”什么。他们没有向上帝祈祷告诉他们答案，没有在《圣经》或古代神学家作品中遍寻解答，也没有提出抽象的哲学争论。毕竟，苏格兰人本来就是个实际的民族。于是他们联络了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科林·麦克劳林（Colin Maclaurin）。他们收集了民众过世年龄的资料，用以计算在某一年里可能有几位牧师过世。

这些计算要归功于当时不久前在统计与概率等领域的几项突破。其中之一是雅各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伯努利认为，虽然某些单一事件（例如某个人死亡）难以准确预测，但只要有了许多类似事件，用平均结果来预测就能相去不远。换句话说，虽然麦克劳林无法用数学预测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是不是明年就会过世，但只要有足够的数据，他就能告诉韦伯斯特和华莱士明年很有可能有多少位苏格兰长老教会牧师过世。幸运的是，他们手上已经有现成的数据。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在50年前就已经发表相关统计表，正好派上用场。哈雷分析了德国布雷斯劳市（Breslau）的1238份出生、1174份死亡记录，让我们看到某个20岁的人死在某一年的概率是1：100，而50岁的人则是1：39。

整理这些数字之后，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得出结论：平均而言，苏格兰通常有930位长老教会牧师，每年过世27位，而其中有18位会留下遗孀。在没有留下遗孀的几位中，有5位会留下孤儿，至于有遗孀的，也有两位可能有不到16岁的孩子。他们还计算出遗孀有可能在多久之后过世或再婚（这种时候便停止补助）。有了这些数据之后，韦伯斯特和华莱士就能判断加入基金的牧师每人该付多少钱，为自己的亲人打算。当时，如果牧师年缴2英镑12先令又2便士，他的遗孀便能一年得到10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而如果他认为这还不够，可以选择年缴6英镑11先令3便士，遗孀一年就能得到25英镑，生活更为优渥。

根据他们的计算，到了1765年，这个“苏格兰教会牧师遗孀及孩童抚恤基金”总资本会有58348英镑。事后证明，他们的计算准确到不可思议。到了这一年，基金总资本为58347英镑，只比预测少了1英镑！这可是比所有宗教先知的预言都准确太多了。时至今日，他们的基金简称为苏格兰遗孀基金（Scottish Widows），是全球最大的退休金和保险公司之一，总值高达1000亿英镑，现在任何人都能够购买其保单，而不只保障苏格兰的遗孀。

这两位苏格兰神职人员所用的概率计算，后来不仅成了精算学的基础（这是退休金和保险业务的核心），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重要概念［人口统计学则是由圣公会的牧师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所建立］。接着，人口统计学又成了达尔文（他也差点儿成了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建立演化论的基础。虽然没有公式能够预测某种条件下什么样的生物可能演化，但遗传学家还是能够利用概率计算，了解某个特定族群产生特定突变的可能性。这样的概率模型已经成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基础。就算是物理学，最后牛顿的经典公式也加入了量子力学的概率云（probability cloud）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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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教育的历史，就能知道这项进展对人类有多大的影响。一直以来，数学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算是知识分子也很少真的全心投入。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的核心是逻辑、语法、修辞，数学教育通常就只是简单的算术和几何学。没有人研究统计学这件事。神学无疑是所有学科中的王道。

但到了今天，修辞学乏人问津，逻辑只剩哲学系继续捧场，神学只剩神学院大力支持。但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兴趣或是被强迫学数学。走向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的趋势势不可挡，而所谓的“精确”，正是因为使用了数学工具。就算是像语言学或心理学这种传统上属于人文领域的学科，现在也越来越依赖数学，并试图让自己看来有着精确科学的样子。统计课程现在已经不只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必修课，连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也同样需要。

像是在我任教的大学，心理系列出的第一项必修课就是“心理学研究统计与方法概论”。而到了第二年，心理系学生还得修“心理学研究统计方法”。如果你告诉孔子、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要先学会统计，才能了解人的心灵、治愈人的疾病，他们一定会觉得一头雾水。

知识就是力量

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消化了解现代科学并不容易，因为对人脑来说，这种数学语言很难掌握，而且其结果常常与一般常识互相矛盾。在全球70亿人口中，有多少人真的了解量子力学、细胞生物学或总体经济学？尽管如此，因为科学为人类带来太多新的能力，也就享有崇高的地位。虽然总统和将军可能自己不懂核物理，但他们对于核弹能做什么事可是了如指掌。

在1620年，培根（Francis Bacon）发表了《新工具》（The New Instrument）的科学宣言，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考验，不在于究竟是否真实，而在于是否能让人类得到力量或权力。科学家一般公认，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百分之百正确。因此，用“真实”与否来为知识评分并不妥当。真正的考验就是实用性。能让我们做出新东西来的，就是知识。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为人类提供了许多新的工具。有些是思考的工具，像是能够用于预测死亡率和经济成长率；但更重要的是科技工具。科学和科技的关联实在太过密切，让许多人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常常会认为，没有科学研究就无法发展出新科技，而如果不会产生新科技，科学研究也就没有意义。

但事实上，科学和科技是在最近才开始紧密相连。在公元1500年前，科学和科技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培根在17世纪将这两者接轨的时候，其实是个革命性的想法。两者的关系在17、18世纪更趋紧密，但要到了19世纪才真正孟不离焦。即使到了1800年，当时多数的统治者都希望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多数的商业大亨也都希望能有蓬勃的企业，但他们都还完全不会想到要为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研究提供资金。

当然，史上并不是没有例外。只要是优秀的历史学家，绝对都能找出例外情形；但如果是更优秀的历史学家，就会知道这些例外只是出于某些人一时的好奇，不应该因此影响对大局的判断。一般来说，前现代的统治者和商人想取得新科技的时候，多半并不是将资金投入研究宇宙的本质，而多数的思想家也不会想把他们的发现发展成科技上的小工具。统治者资助教育机构，目的只是为了传播传统知识、强化现行秩序。

虽然在过去也常有人发展出新科技，但通常是些未受过教育的工匠不断尝试错误而产生，而不是学者经由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而得。运货马车的制造商，每年会用一样的材料制作出一样的车，而不会把每年赚钱的一定比例投入研发新型马车。虽然马车的设计偶尔也会有所改善，但通常是因为当地某个木匠天纵英才，而且他常常一步也没进过大学，很可能大字也不识一个。

不仅民间如此，公共部门也一样。在现代国家里，从能源、医疗到废弃物处理，国家几乎都会要求由科学家提出解决办法，但这在古代的王国里很少出现。古今比较，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武器设备。1961年，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于军事与产业结合、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提出警告，但他的说法并不完整。除了军事和产业，科学也是其中一分子，因为今日的战争正是科学的产物。许多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正是由军事所发起、资助及引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无止境的壕沟战时，双方都寄望科学家能够打破僵局、拯救自己的国家。这些穿着实验衣的人响应了这项号召，从实验室里大量推出各种令人咋舌的新式武器：战机、毒气、坦克、潜艇，比以往效能更高的机枪、大炮、步枪和炸弹。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学的重要性更是一日千里。1944年底，德国节节败退，战败已经近在眼前。一年前，德国人的盟友意大利也已经推翻了墨索里尼，向同盟国投降。然而，即使英美苏三国联军步步进逼，德国还是不断顽强抵抗。之所以德国军民还是能够维持一线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科学家即将能够推出如同奇迹般的新武器，像是V2火箭和喷气式飞机，力挽狂澜。

然而，虽然德国人确实在研发火箭和喷气式飞机，美国曼哈顿计划却已经将原子弹研发成功。1945年8月初，原子弹制造完成，虽然德国已经投降，但日本还在负隅顽抗。美国军队作势攻入日本本岛。日本誓死抵抗，准备决一死战，而且这绝非装腔作势。美国将军告诉杜鲁门总统，如果真要入侵日本本土，必然有超过百万美国士兵丧命，战争也必然会拖进1946年。于是，杜鲁门决定使用这款新型炸弹。在两枚原子弹投下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就此告终。

然而，科学除了研发出攻击性武器，也可能提供防御的功能。今天有许多美国人相信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的关键不在政治，而是科技。他们相信只要在纳米科技产业再投入几百万美元，美国就能研发出类似仿生间谍苍蝇的装置，前往每个阿富汗的山洞、也门的碉堡或是北非的军营。只要梦想成真，本·拉登的继任者就算只是泡杯咖啡，中情局的间谍苍蝇也能了如指掌，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传回中情局本部。他们也相信，只要在大脑研究再投入几百万美元，就能在每个机场配备超精密的脑波扫描仪，侦测种种愤怒和仇恨的思想。这会成真吗？没有谁知道。开发这些间谍苍蝇或思想扫描仪真的是明智的做法？这也是未定之数。尽管如此，就在你读着这几行字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很可能就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研发相关的纳米技术，资助相关的大脑实验，推动相关的种种研究。

从坦克、原子弹到仿生间谍苍蝇，一般人可能想不到的是，这种对于军事科技的迷恋其实到了近代才出现。在19世纪前，军事上的主要变革都在于组织而不是科技。在不同文明第一次接触时，科技差距有时候影响重大，但即使如此，却很少人认真想过要刻意制造或扩大这种差距。大多数的帝国之所以兴起并不是因为有了形同巫术般的科技，而且统治者也并未认真思考要提升科技。阿拉伯人能够打败波斯帝国，并不是因为弓或剑更为优良；土耳其人能够打败拜占庭，并不是科技上占了什么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靠的也不是什么巧妙的新武器。事实上，以上这些战败国的军事和民间科技，其实都更先进。

古罗马军队是个特别好的例子。这是当时最强的军队，但就科技上来说，古罗马并不比迦太基、马其顿或塞琉西帝国占有优势。古罗马军队的优点在于有效率的组织、铁一般的纪律，以及庞大的后备力量。古罗马军队从来没有研发部门，在几世纪间，所用的武器大致上并无不同。前面提过，小西庇阿曾在公元前2世纪率大军攻下努曼西亚，将迦太基夷为平地，而如果他的军队穿越时空来到500年后的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他战胜的概率其实仍然很高。但想象一下，就算已经到了16至18世纪的近现代，如果把康熙皇帝的军队带到现代，要和中国解放军一较高下，情况会是如何？虽然康熙文治武功均高，手下也有一批猛将，但在现代武器装置之前都将不堪一击。

无论是在古罗马或是古中国，多数的将领和哲学家都不认为研发新武器是自己的责任。然而，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就包括了火药。而就目前所知，火药的发明其实是一场意外，原本的目的是道士想炼出长生不老药来。而从火药后来的发展，就更能看出这种趋势。有人可能会认为，有了这些道教炼丹术士，中国就要称霸全球了。但火药这种全新化合物在中国的主要用途只是鞭炮而已。就算是蒙古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也没有哪个宋朝皇帝急着建立起中世纪的曼哈顿计划，发明某种末日武器来拯救宋朝。一直要到大约15世纪（火药发明大约600年后），大炮才成了亚非大陆上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从一开始，火药就有了能够攻城略地的潜力，但为什么要花这么久才付诸军事用途？原因就在于，火药刚发明的时候，不论是皇帝、文人还是商人，都没想到新的军事科技能够救国或是致富。

情况一直要到15、16世纪才有所改变，但又要再两百年后，才有证据显示统治者确实已经愿意将资金投入新武器的研发。在当时，后勤对战争的影响仍然远大于科技。拿破仑在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争大破俄奥联军，但他所用的武器其实和不久前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并无太大不同。拿破仑本人虽然是炮兵出身，但对新武器的兴趣不大。科学家和发明家曾希望说服他拨款研发飞行器、潜艇和火箭，他仍然意兴阑珊。

一直要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登场，科学、产业和军事科技才开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从此世界急速全然改观。

进步论的理想

在科学革命之前，多数人类文化都不相信人类还会再进步。他们觉得黄金时代属于过去，整个世界只会停滞甚至恶化。如果恪遵祖宗智慧，或许能够再次唤回过去美好时光；如果发挥人类智慧，或许也能勉强改善日常生活某些面向。然而，人们普遍不相信人类知识能够克服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如果连穆罕默德、耶稣、佛陀、孔子这些全知者都没办法解决饥荒、疾病、贫穷和战争，我们这些平凡人又怎么做得到呢？

许多信仰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某位救世主，解决一切战争、饥荒甚至死亡。但是如果说到人类可以靠着发现新知识、发明新工具就解决一切问题，就会被认为不只是可笑，更是狂妄自大。无论是巴别塔、希腊神话的伊卡鲁斯（Icarus）或是犹太传说的活假人（Golem），这些神话故事都在告诫人类，不要企图超越人类的极限，否则只会灾难加身。

等到现代文化承认自己对许多重要的事还一无所知，又发现科学研究可以给我们新的力量，人类开始思索，觉得确实还有可能真正进步。随着科学开始解决一个又一个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也开始相信，只要取得并应用新知，人类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贫困、疾病、战争、饥荒、年老和死亡看来都已不再是人类必然的命运，而只是无知造成的限制。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闪电。在许多文化里，闪电都被认为是愤怒的雷神之锤，用来惩罚罪人。但在18世纪中叶有了一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一场雷雨中放风筝，希望验证闪电是否只是一道电流。通过富兰克林的实证观察，再加上他对电的特性的知识，他终于发明了避雷针，于是神祇缴械认输。

贫穷又是另一个例子。在许多文化里，贫穷都被认为是这个不完美世界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根据《圣经·新约》，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不久，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珍贵的香膏来浇在耶稣的头上，香膏足足价值300迪纳厄斯银币。耶稣的门徒认为这么大一笔钱可以用来赈济穷人，不该如此浪费，因此有些生气。但耶稣则为她辩护，说道：“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马可福音》，14：7）。但到了今天，就算是基督徒，也越来越少人会同意耶稣的说法。就现在看来，贫穷越来越像是个可以处理的技术问题。一般都认为，只要以农学、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的最新发现为基础，制定相关政策，就能消灭贫穷。

而且确实，世界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有最恶劣的贫穷形式。纵观历史，社会上有两种贫穷：（1）社会性的贫穷，指的是某些人掌握了机会，却不愿意释出给他人；（2）生物性的贫穷，指的是因为缺乏食物和住所，而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许社会性的贫穷永远都会存在、无法根除，但在全球许多国家中，生物性的贫穷都已经成了过去式。

在不久之前，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十分接近生物贫穷线，只要一落到这条线以下，就代表无法得到足以维持生命的热量。于是只要稍微失算或是一时不幸，就很容易落到线下，面临饿死的危机。而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很可能让一大群人共同落入这个深渊，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但到今天，全球大多数人民都有一张安全网。可能是个人保险，可能是社会福利，也可能是当地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保护，能让他们免遭不幸。即使某一地区遭遇重大灾难，全球动员的救灾工作通常也能避免情况恶化到无可挽回。虽然民众还是会碰上一些落魄、耻辱、贫病交错的情形，但在多数国家里，都不会再发生饥饿至死的惨剧。事实上，许多社会现在的问题是营养过剩，胖死比饿死的概率更高。

吉尔伽美什计划

人类所有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里，有一项最为令人烦恼、有趣且重要：死亡。在现代晚期之前，大多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都想当然地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此外，多数的信仰也以死亡作为生命意义的主要来源。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死亡，伊斯兰教、基督教或是古埃及宗教会变得如何？这些宗教告诉信众，他们应该和死亡达成一种协议，将重点放在来世，而不是在今生试图克服死亡、寻求永生。当时最聪明的人才，想的是如何给死亡赋予意义，而不是逃避死亡。

这个主题也出现在现存最古老的神话里：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神话。这则神话的主角是乌鲁克（Uruk）的国王吉尔伽美什，他英勇善战，无人能敌。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恩基杜（Enkidu）过世，他坐在遗体旁陪着他许多天，直到看到朋友的鼻孔里掉出了一只蛆来。那一刻，吉尔伽美什感到极度惊恐，下定决心设法战胜死亡。他接着踏上旅程前往世界的尽头，途中击败狮子、与蝎人作战，还得找到方法进到阴间。到了阴间，他打碎了几个岩石巨人，遇见阴间的摆渡人乌夏纳比（Urshanabi），最后找到了经历巴比伦大洪水仍幸存的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然而，最后吉尔伽美什的努力仍告失败，空手而归。虽然一样无法避免死亡，但他多了几分智慧。吉尔伽美什体会到，从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开始，死亡就是人类必然的命运，必须学会接受。

如果是进步论的信徒，就不会接受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对信奉科学的人而言，死亡绝非必然的命运，而不过是个科技问题罢了。人之所以会死，可不是什么神的旨意，而是因为各种技术问题，像是心脏病，像是癌症，像是感染。而每个技术问题，都可以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心脏衰竭的时候，可以用起搏器加以刺激，或直接用新的心脏取代。癌症肆虐的时候，可以用药物或放射线治疗。细菌繁殖的时候，可以服用抗生素来解决。确实，现在我们还无法解决所有技术问题。然而我们正在努力。现在所有最优秀的人才可不是浪费时间为死亡赋予意义，而是忙着研究各种与疾病及老化相关的生理、荷尔蒙和基因系统。他们也在开发新的药物、革命性的新疗法以及各种人造器官，这都能让人类生命延长，甚至有一天终能击败死神。

在不久之前，不论是科学家或任何人，都还不敢把话说得如此大胆。他们会说：“打败死亡？！这话太夸张了。我们只是想医好癌症、肺结核和阿兹海默症而已。”人们避谈死亡，是因为这个目标似乎太虚无缥缈，为什么要有不合理的盼望呢？然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坦然承认。科学革命的一大计划目标，就是要给予人类永恒的生命。如果觉得永生不死似乎还是个太遥远的目标，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现在的医药成就早就是几世纪前所绝对不敢想象的。在1199年，狮心王理查不过是被箭射中了左肩。对今天的医疗来说，这不过是个轻伤。但在1199年，没有抗生素，也没有有效的杀菌方法，于是轻微的皮肉伤造成感染，形成坏疽。12世纪的欧洲阻止坏疽的唯一方式就是截肢，但感染在肩膀上，连截肢也不可行。于是，坏疽就这样在狮心王的身体里蔓延，而众人无能为力。不过两周之后，他就在极度的痛苦中驾崩。

就算到了19世纪，当时最高明的医师仍然不知道如何预防感染、避免组织腐败。在战场上，就算士兵只是肢体受了轻伤，军医常常还是立刻截肢，以免坏疽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当时不论是截肢还是其他任何医疗程序（如拔牙），都还没有麻醉剂可用。最早的麻醉药（乙醚、氯仿和吗啡）都是要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正式用于西方的医疗之中。在氯仿问世之前，每次要进行截肢，就得用上四名士兵把受伤的患者牢牢压住才成。1815年滑铁卢之役隔日清早，野战医院旁边就因为截肢而有了手脚成堆的景象。在那些时候，征召入伍的木匠和屠夫常常被调派到军医院，毕竟手术需要的不过也就是刀锯，再无其他。

但在滑铁卢之役两百年后，一切已经截然不同。我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药丸、针剂和复杂的手术任君挑选，许多在过去必然会造成死亡的疾病和伤口，现在只是小事一件。此外，对于前现代的民众来说，有许多疾病和疼痛无法可治，只能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来接受，但现在也得以药到病除。全球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从25~40岁跃升为67岁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更高达80岁。

死神军团受到最大的挫败在于儿童死亡率。在20世纪之前，农业社会里有1/4到1/3的孩童无法活到成年。他们多数都死于儿童期疾病，例如白喉、麻疹和天花。在17世纪的英国，每1000个新生儿就有150个无法活到1岁，而且有1/3的儿童也无法活到15岁。时至今日，英国每1000个新生儿只有5个无法活到1岁，只有7个无法活到15岁。

如果我们先把统计学放在一旁，来讲讲故事，或许就更能体会到这些数字背后的全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237~1307）和埃莉诺王后（1241~1290）一家。他们的孩子可说享有中世纪欧洲的最佳照料，住在宫殿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足够的御寒衣物，有供给无虞的温暖壁炉，有当时最干净的用水，许许多多仆人能使唤，还有最好的医生。而以下数据列出了埃莉诺王后从1255~1284年间所生的16个孩子：

1.一个女儿，不知姓名，出生于1255年，出生时夭折。

2.一个女儿，取名凯瑟琳，1岁或3岁时夭折。

3.一个女儿，取名乔安妮，6个月时夭折。

4.一个儿子，取名约翰，5岁时夭折。

5.一个儿子，取名亨利，6岁时夭折。

6.一个女儿，取名埃莉诺，得年29岁。

7.一个女儿，不知姓名，5个月时夭折。

8.一个女儿，取名乔安妮，享年35岁。

9.一个儿子，取名阿方索，10岁时夭折。

10.一个女儿，取名玛格丽特，享年58岁。

11.一个女儿，取名贝伦加丽亚，2岁时夭折。

12.一个女儿，不知姓名，出生后不久夭折。

13.一个女儿，取名玛丽，享年53岁。

14.一个儿子，不知姓名，出生后不久夭折。

15.一个女儿，取名伊丽莎白，享年34岁。

16.一个儿子，取名爱德华。

这位最年轻的爱德华，不仅是第一个得以活过危险童年的儿子，而且在父王驾崩之后即位，成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换句话说，埃莉诺王后尝试了16次，才终于完成了英格兰王后最重要的使命：让丈夫能有一位男继承人。她想必是一位耐心卓绝、毅力过人的女性。只不过，爱德华二世挑的王后、法国的伊莎贝拉就不是这种人了。她在他43岁的时候将他谋杀。

据我们所知，埃莉诺和爱德华一世两人都十分健康，并没有将什么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传给子女。然而，他们的16个孩子还是有10个（62%）未能活过儿童期。只有6个活过11岁，只有3个（18%）活过40岁。而且，除了这些确实出生的孩子之外，埃莉诺王后很有可能还曾经几次流产。平均而言，爱德华和埃莉诺大约是每三年就有一个孩子夭折。这种丧子丧女之痛，对今天的父母而言简直难以想象。

***

这项要打败死亡的吉尔伽美什计划会需要多久？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我们回头看看，在1900年的时候我们对人体几乎一无所知，而在这一世纪中已经得到了多么大量的知识，因此确实有乐观的理由。基因工程师最近已经成功将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平均寿命延长了6倍。这在智人身上是不是也行得通？纳米科技专家也正在研发使用数百万的纳米机器人打造仿生免疫系统，让这些机器人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就能打通阻塞的血管、抵抗病毒和细菌、消灭癌细胞，甚至逆转老化的进程。有几位学者确实认为，到了2050年，就已经能够让某些人达到长生（a-mortal）的状态，只要不是因为意外而受到致命性伤害，就能将生命无限延长［而所谓的不死（immortal），则是指完全没有死亡的可能］。

不论这项吉尔伽美什计划是否会成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许多现代晚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强调死亡和来世这两项元素。在18世纪之前，各个宗教仍然认为死亡和其影响是生命意义的核心。但从18世纪开始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像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就已经对来世完全失去兴趣。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死后会如何？资本主义者呢？女权主义者呢？如果想从马克思、亚当·斯密或西蒙娜·波伏娃的著作中找到以上问题的解答，无疑是缘木求鱼。唯一一个让死亡仍然占据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在那些绝望到极点但又同时充满诗意的时刻，民族主义就会向人承诺，就算你牺牲了生命，但你会永远活在国家整体的永恒记忆里。只不过，这项承诺实在太虚无缥缈，恐怕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也不知道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

科学研究的恩客

我们活在一个科技时代。许多人相信，有了科技就能找出所有问题的解答。只要让科学家和科技研发人员继续努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然而，科学活动并不是处于某个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层面，而是也像其他的文化活动一样，受到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影响。

科学活动所费不赀。如果生物学家想研究人类免疫系统，就需要实验室、试管、化学药品和电子显微镜，更别提还需要实验室助理、水电工人和清洁工人。如果经济学家想模拟金融市场状况，就得购买计算机、建立庞大的数据库，还需要开发复杂的数据处理程序。如果考古学家想了解古老的狩猎采集行为，就必须长途跋涉、挖掘遗址，还得为所有的骨骼化石和文物标记日期。这一切都需要经费。

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在过去500年间取得如同奇迹般的成果，有很大程度必须归功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私人捐助者愿意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经费。这数十亿美元对于绘制世界地图、宇宙星图，以及将整个动物界编目的贡献，其实远超过哥伦布、伽利略和达尔文个人。就算这几位天才大师从未出生，迟早也会有人得到与他们相同的见解。但如果没有适当资金，就算再怎么天纵英才，也是有力难施。举例来说，如果达尔文从未出生，提出演化论的荣耀就会落到阿尔弗莱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头上，他在不知道达尔文理论的情况下，不过几年之后也想出了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然而，如果欧洲列强并未资助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研究，不论是达尔文还是华莱士，都无法得到提出演化论背后所需的实证资料。很有可能他们连想都想不到。

究竟为什么会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政府和企业流进实验室和大学？在学术界，许多人还天真地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纯粹的科学学术。他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是基于利他的心态，于是提供经费给他们从事任何他们有兴趣的研究。但关于科学经费的现实绝非如此。

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得到经费，多半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有助于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例如在16世纪，国王和银行业者对于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地理探勘可以说是挥金如土，但讲到要研究儿童心理学可就一毛不拔。原因就在于，国王和银行家认为新的地理知识能够让他们征服新的土地、成立贸易帝国，但他们在儿童心理学这一块，则看不到任何利益。

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苏联也投入大量资金研究核物理，而不是水下考古。根据两国当政者推测，研究核物理有助于发展核武器，而水下考古对于赢得战争大概没什么帮助。科学家本身并不一定会察觉到各种控制金钱流动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许多科学家确实只是纯粹为了求知而研究。然而，真正控制科学发展进度表的，也很少是科学家。

就算我们希望能够赞助纯科学，不要受到政治、经济或宗教利益干扰，很有可能还是无法成功。毕竟，人类的资源有限。如果要求美国国会议员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多拨100万美元来从事基础研究，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问，如果这笔钱拿来做教师培训或是补助他选区某个陷入困境的工厂，不是更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吗？正因为资源有限，我们就必须回答像是“什么更重要”和“怎样才算花得适当”这种问题。但这些都不是科学问题。科学能够解释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物如何运作，以及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就定义来说，科学不会假装自己知道未来“一定”会有什么。只有宗教和意识形态会声称自己知道这些答案。

考虑以下的两难情境：有来自同一系所的两位生物学家，拥有同样的专业技能，都想申请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甲教授想研究一种会感染奶牛乳房、造成产奶量降低一成的疾病。乙教授想研究的则是奶牛被迫与后代分开时是否会造成忧郁。假设经费有限，不可能两者都补助，那么哪位教授该得到这笔经费？

这个问题没有出于科学的答案，只有出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答案。在现在，显然甲教授更有可能得到经费。这并不是因为研究乳房疾病比牛心理在科学上更有趣，而是因为能够从此研究得益的乳品业，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会远大于关心后者的动物保护团体。

或许，如果是在视牛为圣物的印度，或是在某个致力于保护动物的社会里，乙教授就有更大的胜出机会。然而，如果他所在的社会更重视的是牛奶的商业潜力及人民的健康安全，而不那么重视奶牛的情感需求，他最好还是改写一下研究计划，以迎合那些心态。举例来说，计划书可以写道：“奶牛忧郁将导致产奶量下降。若能了解奶牛的心理状态，便可开发精神疾病药物，改善其心情，进而提高一成的产奶量。本人估计，全球奶牛精神疾病药物的市场可达每年2.5亿美元。”

科学并无力决定自己的优先级，也无法决定如何使用其发现。举例来说，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基因遗传学，但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加以应用。是该用这些知识来治愈癌症、创造出超人种族，还是要培育有特大号乳房的奶牛？很明显，就算是完全相同的科学研究，交给民主开放的政府还是纳粹政府，或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公司，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用途，而且并没有任何“科学的”理由告诉我们谁才是对的。

总之，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能够让研究所耗的成本合理化。而代价就是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科学的进程表，并且决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因此，如果想知道人类究竟是怎样做出核弹，怎样登上月球，光是研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成就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思想、政治和经济力量，看看这些力量如何形塑了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将它们推往某些特定的方向。

其中，有两股力量特别值得关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过去500年间，科学、帝国和资本之间的回馈循环无疑正是推动历史演进的主要引擎。以下章节就会分析其运作。首先，我们先看看科学和帝国这两具引擎是如何结合，再看看它们又如何再扣上资本主义的推进器。

http://www.census.gov/ipc/www/worldhis.html.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RBS/626570033x0x278481/eb7a003a-5c9b-41ef-bad3-81fb98a6c823/RBS_GRA_2008_09_03_09.pdf

http://www.ons.gov.uk/ons/publications/re-reference-tables.html?edition=tcm%3A77-61850

1. [1] 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344-45;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vol.2 (Paris: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1),636;‘Historical Estimates of World Population’,U.S.Census Bureau,accessed December 10,2010,

2. [2]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vol.1,261.

3. [3]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09",The World Bank,Data and Statistics,accessed December 10,2010,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pdf

4. [4] Christian,Maps of Time,141.

5. [5] 当代最大的货轮能够承载大约10万吨的货物。在1470年，全球舰队船队加起来，承载量也不超过32万吨。到了1570年，总承载量已达到73万吨。(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vol.1,97).

6. [6] 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于2007年申报的存款为1.3兆美元，是1500年全球总产值的五倍。参见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8’,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35,accessed December 10,2010.

7. [7] Ferguson,Ascent of Money,185-98.

8. [8]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vol.1,31;Wrigley,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295;Christian,Maps of Time,450,452;‘World Health Statistic Report 2009’,35-4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accessed December 10,2010 http://www.who.int/whosis/whostat/EN_WHS09_Full.pdf.

9. [9] Wrigley,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296.

10. [10] ‘England,Interim Life Tables,1980-82 to 2007-09’,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accessed March 22,2012

11. [11] Michael Prestwich,Edward I (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125-26.

12. [12] Jennie B.Dorman et al.,‘The age-1 and daf-2 Genes Function in a Common Pathway to Control the Lifespa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Genetics 141:4 (1995),1399-1406;Koen Houthoofd et al.,‘Life Extension via Dietary Restriction is Independent of the Ins/IGF-1 Signaling Pathway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8:9 (2003),947-54.

13. [13] Shawn M.Douglas,Ido Bachelet,and George M.Church,‘A Logic-Gated Nanorobot for Targeted Transport of Molecular Payloads’,Science 335:6070 (2012):831-4;Dan Peer et al.,‘Nanocarriers As An Emerging Platform for Cancer Therapy’,Nature Nanotechnology 2 (2007):751-60;Dan Peer et al.,‘Systemic Leukocyte-Directed siRNA Delivery Revealing Cyclin D1 as an Anti-Inflammatory Target’,Science 319:5863 (2008):627-30.

第十五章

科学与帝国的联姻

地球距离太阳多远？许多现代早期天文学家想方设法寻求解答，特别是哥白尼主张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之后，就吵得沸沸扬扬。许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想解出这道难题，但众家得出的答案却有极大的差异，无法达成共识。终于，有人在18世纪中叶提出了可靠的测量方法。每隔几年，金星就会从太阳和地球之间直接通过，形成看似金星从太阳表面划过的“金星凌日”现象。而根据从地球各处观看金星的角度有些微不同，能够观察到金星凌日的时间长短也有所不同。只要从地球上不同的大洲观察同一场金星凌日，用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算出太阳到地球的准确距离。

当时天文学家预测，下一次金星凌日是在1761和1769年。于是，欧洲人派出船队前往地球四方，希望能尽量从各个最远的角落来观察这个现象。在1761年，科学家从西伯利亚、北美、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观察。时近1769年，欧洲科学界更是不遗余力，远途前往加拿大北部和加州（当时还是一片荒野）。而且，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一般简称英国皇家学会）认为这还不够。为了得到最准确的结果，他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特地派一位天文学家到西南太平洋。

于是，英国皇家学会出资出力毫不吝惜，派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前往塔希提岛。然而，既然这趟航程如此昂贵，如果目的只有一次天文观测，岂不是太过浪费？因此，除了格林之外，同行的还有八位其他学科的科学家，队长则是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和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在这个远征队里还有几位画家，专门负责绘制途中必然会遇到的新土地、植物、动物和人类。船队配备了班克斯和英国皇家学会所能买到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船长则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不仅是老练的水手，更是声名卓著的地理和人种学家。

远征队于1768年离开英国，1769年在塔希提观察到金星凌日，接着前往考察一些太平洋岛屿，抵达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在1771年回到英国。这趟远征带回了数量惊人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资料，成了以后许多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引发欧洲人对南太平洋的诸多想象，也启发后世的博物学家和天文学家。

医药领域就得益于库克船长的这场远征。当时，讲到要航行至遥远的彼岸，大家都有心理准备，有一半以上的船员无法抵达终点。他们的最大克星并不是愤怒的原住民、敌人的战舰，或是思乡情切，而是当时还一无所知的坏血病。得了坏血病，人就会变得慵懒昏沉、心情沮丧，而且牙龈等软组织还会出血。等到疾病恶化，就会开始掉齿、出现伤口且无法愈合，病人开始发烧、黄疸，无法控制四肢。在16到18世纪之间，坏血病估计夺走了两百万船员的生命。当时没有人知道坏血病的病因，而且不管用什么疗法，水手还是大批死亡。一直到1747年终于有了转机，英国医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用患上坏血病的水手进行了一场实验，分成控制组和各个对照组，各自给予不同的治疗。其中一组采用的是当时治坏血病的民俗疗法：吃柑橘类水果。而这组患者也迅速康复了。虽然当时林德还不知道究竟柑橘类水果有什么是水手所需要的，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正是为生素C。当时典型的船上饮食都明显缺乏为生素C，远航的水手通常只吃饼干和牛肉干，几乎没有水果或蔬菜。

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并未采信林德的实验结果，但库克船长信了。他决心证明这位医生是对的。于是，库克的船队带着大量的酸菜，并且每次只要登陆，就下令水手必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在库克手下的所有水手，没有任何一个因为坏血病而丧命。接下来的10年里，世界上所有的海军都改采用库克船长提倡的海上饮食，拯救了无数的水手和乘客的生命。

然而，库克远征队还有另外一个远非良性的影响。库克除了是个经验老到的水手和地理学家，同时还是海军军官。虽然远征的绝大部分经费来自英国皇家学会资助，但船舶本身是由皇家海军提供。同时，海军调派85位装备精良的水手和士兵同行，船上也配备船用大炮、步枪、火药和其他武器。毕竟，远征取得的大部分资料（尤其是天文、地理、气象和人类学资料）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价值。有了坏血病的疗法之后，英国便能派出海军前往地球最远的另一端，对全球各大洋的控制力也随之大增。对于许多库克“发现”的岛屿，他都声称从此归英国所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大利亚。库克这场远征奠定了英国占领西南太平洋的基础，征服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让数百万的欧洲人殖民到新的土地；但也造成许多本土文化灭绝，原住民几近灭种。

在库克远征后的一世纪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肥沃的土地都被欧洲移民掠夺强占。原住民不仅人数锐减90%，幸存者也严重受到种族歧视迫害。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新西兰毛利人来说，库克远征队带来的是几近毁天灭地的灾难，至今尚未复原。

而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原住民，遭遇甚至更加悲惨。他们原本遗世独立，生存繁衍长达上万年，但在库克抵达后短短一世纪间，就惨遭灭族，男女老幼无一幸免。欧洲殖民者起初只看上岛上最肥沃富裕的地点，接着就连荒野之地也不肯放过，有组织有计划地杀害所有原住民。最后仅存的少数人被赶到一个新教的集中营，传教士一片好意（但心胸并不特别开明），循循善诱，希望给他们灌输关于现代世界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塔斯马尼亚人学习阅读、写作和信仰基督教，以及操练各种“有用的技能”，像是缝补衣物和耕作。但他们拒绝学习，变得越来越忧郁，不再愿意生育后代，对生命完全放弃希望，最后终于踏上一条唯一能逃离这个科学、进步现代社会的退路：死亡。

令人不胜感慨的是，就算死后，科学与进步并未就此放过他们。最后几个塔斯马尼亚人的遗体被人类学家和博物馆长以科学之名取走，进行解剖、测量长度和重量，再分析发表成所谓的科学文章。接着，他们的头骨和骨架再被陈列在博物馆里，成了人类学的藏品。一直要到1976年，塔斯马尼亚博物馆才终于愿意松手，让楚格尼尼（Truganini，最后一位离世的纯种塔斯马尼亚人）的遗骨得以安葬，此时她已经去世了一百年之久。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English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也是到了2002年，才归还她的皮肤和头发标本。

所以这样说来，库克的船队究竟是有武力保护的科学远征队，还是有几个科学家随行的武力远征军？这个问题就像是问车子的油箱该说是半满还是半空一样，其实两者皆是。科学革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像是库克船长和植物学家班克斯来说，科学和帝国根本就是一家。就连倒霉的楚格尼尼也分不出这两者的概念有何不同。

为什么是欧洲？

如果我们看看，从北大西洋的一座大岛，一群人竟出发征服了远在澳大利亚南边的另一座大岛，这可以说是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了。在库克远征之前不久，不列颠群岛和西欧还不过就像是地中海世界荒废的偏远后院，人们从没听说过它们有任何重要性。就算是前现代唯一上得了台面的古罗马帝国，财富也多半是来自北非、巴尔干和中东的行省。当时古罗马帝国的各个西欧行省还只是一片荒凉的大西部，除了矿产和奴隶之外并没有什么重要性。至于北欧更是偏远荒凉又野蛮，毫无征服的价值。

一直要到15世纪末，欧洲才成为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摇篮。在1500到1750年间，西欧意气风发，成为“外部世界”（Outer World，指南北美洲和各大洋）的主人。但就算在当时，面对亚洲的超级强权，欧洲还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人之所以能成功征服美洲、在海上称王，主因是亚洲帝国对这些地方兴趣不大。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波斯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国的明、清，在现代早期也是蓬勃发展，领土显著增长，人口及经济发展幅度前所未见。在1775年，亚洲占了全球经济总额八成的比重。光是印度和中国，就占了全球生产量的2/3。相较之下，欧洲就像个经济侏儒。

一直要到1750到1850年间，欧洲在一系列战争中将传统亚洲大国打得抬不起头，征服了亚洲的大片土地，全球的权力中心才移到欧洲。在1900年左右，欧洲已经紧紧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多数的土地。在1950年，西欧加美国的生产量占了全球超过一半，而中国只剩5%。在欧洲主持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虽然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但现在全球所有人的穿着、想法和品位几乎就都是欧洲人的穿着、想法和品位。虽然有些人嘴上大力抨击欧洲，但几乎所有人都是用欧洲观点在看政治、医学、战争和经济，听着欧洲风格的音乐，写着来自欧洲的语言文字。就算是今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可能即将回归霸主地位，基础仍然是欧洲的生产和金融模式。

欧洲原本就像是处在世界的一个偏远角落，气候还冻到让人手指僵硬，他们究竟是怎么一跃而出、征服世界的？常常有人认为最大的功臣就是欧洲的科学家。确实，从1850年起，欧洲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科技。所有强盛的现代晚期帝国都积极发展科学研究，希望能够取得科技上的创新，而许多科学家也就投入大半时间，为帝国主人研发各种武器、医药和机器设备。欧洲军队面对非洲人抵抗时，常有一种说法：“不论怎样，我们有机枪，他们没有。”但民间科技的重要性也绝不在话下。像是罐头食品能够让军队不饿肚子，铁路和轮船方便军事调动人力和物资，再加上各种新药能够医治士兵、水手和工兵。欧洲之所以能够征服非洲，这些先进后勤物流的贡献甚至更胜于武器机枪。

然而，在1850年以前，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结合还刚起步，科学革命的科技成果也尚未成熟，欧亚非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微乎其微。像是在1770年，虽然库克船长的科技肯定远超于澳大利亚原住民，但面对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却也占不了上风。那究竟是为什么，最后征服澳大利亚的是库克船长，而不是康熙的水师提督万正色或是土耳其的名将帕夏（Hussein Pasha）？更重要的是，如果欧洲人在1770年面对印度人和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科技优势，为什么他们能在接下来的短短一世纪间，让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拉开这么大的差距？

为什么这种军—工—学复合组织只在欧洲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无声无息？为什么在英国突飞猛进之后，法国、德国和美国立刻起身直追，但中国却是欲振乏力？而在工业化成了明显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时候，为什么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成功缩短这段差距，而波斯、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却无力回天？毕竟，第一次工业化的科技相对而言并不复杂。难道对于中国或奥斯曼土耳其来说，要设计蒸汽机、制作机枪、铺条铁路，真有那么困难？

全球第一条商业铁路于1830年在英国启用。到了1850年，西方国家已有将近40000公里的铁路纵横交错，但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铁路总长只有4000公里。在1880年，西方铁路长度堂堂超过35万公里，但全球其他地区还只有大约3.5万公里而已（而且大多数是英国在印度所铺设）。中国甚至要到1876年，才建了第一条铁路，全长25公里，由欧洲人所建；而且来年就遭到中国政府拆除。所以，就算到了1880年，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连一条铁路也没有。波斯的第一条铁路要到1888年才完工，连接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南方约10公里远的一处穆斯林圣地，由一家比利时公司兴建及经营。在1950年，波斯的铁路网总长仍然只有2500公里，但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可是足足有英国的7倍大。

中国和波斯其实并不缺乏制作蒸汽机的科技（当时要照抄或是购买都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这些在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才形成及成熟，就算想要照抄，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内化。之所以法国和美国能够很快跟上英国的脚步，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英国共享一套最重要的故事和社会结构。而中国和波斯总是追赶不及，则是因为整个关于社会的想法和组织就是不同。

有这种想法，就能用新的观点来看1500年到1850年。虽然这段时期欧洲面对亚洲在科技、政治、军事、经济上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却是在厚植累积独特的潜力，直到1850年左右才终于爆发。虽然欧洲、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在1750年看起来还没什么差异，但这其实只是假象。这就像是有两家建筑商同时开始兴建高楼，一家使用的是木材和泥砖，另一家则是使用钢筋和混凝土。一开始，两个工地无论兴建速度或是建筑高度都相去无几，看起来这两种建法也就没什么差别。但等到一过了某个门槛，木材和泥砖盖的高楼就再也无力支撑，于是颓然倾塌，而钢筋和混凝土却还是能屹立不摇，继续向上伸展到人类目光的极限。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一开始，科学和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还没有什么明显优点，但欧洲人就已经习惯顺着这两个理路来思考。所以，等到科技发展成熟，就像是个取之不尽的大矿藏，而欧洲人开采这处矿藏的能力也远胜其他。因此不难想象，在21世纪这个“后欧洲世界”，科学和资本主义就成了欧洲帝国主义最重要的遗产。虽然欧洲和欧洲人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但科学和资本主义还是继续茁壮。关于资本主义的胜利，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讨论。这一章还是先继续谈谈欧洲帝国主义和现代科学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

征服的心态

现代科学在欧洲帝国内蓬勃发展，而且也是因为有欧洲帝国才得以发展。这项学科起初明显承继古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等等古老的科学传统体系，一直要到现代早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俄国和荷兰等帝国扩张，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性质。在现代早期，中国、印度、穆斯林、美国原住民、波利尼西亚人都还是对科学革命贡献良多。像是穆斯林经济学者的观点影响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美国原住民有些独步全球的医疗方式后来也进入了英国的医疗研究，波利尼西亚人提供的数据更是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类学。但在20世纪中叶以前，唯一收集整理这些无数科学发现、从这过程中打造出科学学科的人，就是全球欧洲帝国的统治精英及知识精英。虽然远东和伊斯兰世界也有同样聪明、同样好奇的人，但在1500年到1950年之间，这些地区完全没有提出能够与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相提并论的研究。

这并不是说欧洲人有什么独特的科学基因，又或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永远就是欧洲人的天下。正如伊斯兰教，原本是阿拉伯人的专利，但后来就交棒给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现代科学虽然原本专属于欧洲，但现在也已经成了多民族的领域。

现代科学和欧洲帝国的历史连接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虽然科技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放异彩，但在现代早期并不突出。这里真正的关键因素在于，不管是想寻找植物的植物学家还是想寻找殖民地的海军军官，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无知，都会说“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于是，他们都觉得有走出去、寻找新发现的必要。而且，他们都希望这样取得的新知识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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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帝国主义和先前的所有帝国完全不同。过去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要利用及传播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以阿拉伯人为例，他们征服埃及、西班牙和印度并不是为了想找出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古罗马人、蒙古人和阿兹特克人之所以积极四方征讨，为的是权力和财富，也不是为了新知。相较之下，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为了新领土，也是为了新知识。

库克船长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探险家。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就已经是抱着这种信念。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和达伽马一面探索非洲海岸，一面夺下各个岛屿和港口的控制权。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立刻宣称这片土地归西班牙国王所有。麦哲伦除了找出环绕世界的航道，同时也奠定了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的基础。

随着时间过去，对知识的追寻和对领土的追寻变得越来越紧密交织。在18、19世纪，几乎每一趟从欧洲出发的军事远征队都必定有科学家同行，科学家的目的不在打仗，而是科学研究。例如拿破仑1798年进攻埃及的时候，就带了165位学者。这群学者的一大成就便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埃及学，并且在宗教、语言学、植物学方面有重大贡献。

1831年，英国皇家海军派出“小猎犬号”（HMS Beagle），前往绘制南美、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加拉巴哥群岛的海岸图。有了这些知识，海军在开战时就能掌握先机。小猎犬号的船长自己也是业余科学家，他决定顺便再带上一位地质学家，研究一路上可能碰到的地质构造。然而，好几位专业地质学家都拒绝了他的邀约，最后是由一位年仅22岁的剑桥毕业生接受了邀约，他就是达尔文。达尔文曾经差点儿就成了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但他对地质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远比对《圣经》来得浓厚，于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创了后世无人不知的这段历史。在这趟航程中，船长就这么绘制着军用地图，而达尔文也就这么收集着各种实证资料，发展各种想法，最后形成他的演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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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伯兹·艾德林（Buzz Aldrin）踏上了月球表面。在登陆前的几个月，阿波罗11号的航天员都是在美国西部一个类似月球的沙漠里受训。当地也是几个美国原住民部落的居住地，而有这么一个故事（或说传说），讲的是航天员有一次碰到一个当地人的情形：

有一天，航天员受训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原住民。老人问他们在那里做什么。航天员说他们属于一个研究探险队，不久之后就要上月球了。听到他们这么说，老人沉吟了一会儿，问他们能不能帮个忙。

要帮什么忙呢？”他们问。

“是这样的，我们族人都相信我们的圣灵住在月亮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我们族人带个重要的口信？”老人问。

“要带什么话呢？”航天员问。

这位老人用族语说了一串，并要求航天员重复再三，直到确定他们背得滚瓜烂熟为止。

“这是什么意思？”航天员问。

“啊，这个是族人和月亮上的圣灵之间的秘密。”

等到航天员回了基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位会讲当地族语的人，希望能翻译这段话的意思。他们把这段话叽里咕噜背出来，让这位翻译简直笑翻了。等到翻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航天员问他，这段话究竟说的是什么。翻译说，这些航天员费尽心力背下来的这句话是：“不管这些人跟您说什么，千万别相信他们。他们只是要来偷走您的土地。”

地图上的空白

现代这种“探索、征服”的心态，从世界地图的演变可以看得一目了然。早在历史进到现代之前，许多文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地图。当然，当时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全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亚非大陆上的人对美洲一无所知，美洲文化也不知道亚非大陆上的情形。但碰到不熟悉的地区，地图上不是一笔未提，就是画上了想象出来的怪物和奇景。这些地图上并没有空白的空间，让人觉得全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15、16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开始出现大片空白。从这点可以看出科学心态的发展，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动机。地图上的空白可以说是在心理及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清楚表明欧洲人愿意承认自己对于一大部分的世界还一无所知。

▲图23 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地图上似乎巨细靡遗，就算是当时欧洲人根本一无所知的南非地区，都有密密麻麻的信息。

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希望能找到一条前往东亚的新航线。哥伦布当时相信的仍然是旧的世界地图，以为全世界在地图上一览无遗。哥伦布从旧地图推算，日本应该位于西班牙以西大约7000公里远。但事实上，从西班牙到东亚的距离要超过两万公里，而且中间还隔着个他不知道的美洲大陆。1492年10月12日大约凌晨2点，哥伦布一行人与这片未知大陆有了第一次接触。皮塔号（Pinta）的瞭望手胡安·罗德里格斯·贝尔梅霍（Juan Rodriguez Bermejo）从桅杆上看到了现在的巴哈马群岛，高呼着：“有陆地！有陆地！”

哥伦布当时相信这个小岛就位于东亚海外，属于“Indies”（印度地方，包含今日印度、中南半岛及东印度群岛等地），所以他把当地人称为“Indians”（这正是美国原住民也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一直到他过世，哥伦布都不认为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不论是对他还是许多当代的人来说，说他发现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大陆，这根本难以想象。毕竟千百年来，不管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甚至是不可能犯错的《圣经》，都只知道有欧洲、非洲和亚洲。怎么有可能他们全错了呢？难道《圣经》居然漏了大半个世界，只字未提？这种情况，就好像是说在1969年阿波罗11号要前往月球的途中，居然撞到了另一个从来没人看到的月亮。而正因为哥伦布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无知，我们可以说他仍然是个中世纪的人，深信着自己已经知道了全世界，所以就算已经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也无法说服他。

至于第一个成为“现代人”的，其实是意大利水手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他曾在1499~1504年多次航行前往美洲。而在1502~1504年间，欧洲有两篇描述这些航程的文章发表，一般人们相信就出于韦斯普奇之手。这两篇文章提出，哥伦布发现的小岛旁边应该不是东亚，而是一整个大陆，而且不管是《圣经》、过去的地理学者或是当时的欧洲人，在先前都不知道这块大陆的存在。1507年，地图绘制大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相信了这种说法，出版了新版的世界地图。于是，这片西班牙船队向西航行所碰上的土地，终于首次以一块独立大陆的姿态出现在地图上。既然要画，瓦尔德泽米勒就得给它取个名字，但他误以为发现美洲的人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因此为了向他致敬，这片大陆就被命名为“America”（美洲）。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洛阳纸贵，其他许多地图绘制师也跟着有样学样，因此“美洲”这个名词就这样广为流传。说来也算是老天有眼，到头来，全球有1/4的陆地、七大洲之中的两洲，名字就是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人，而他唯一做的事就只是有勇气说出“我们不知道”。

发现美洲，对于科学革命是一大奠基事件。这不但让欧洲人知道实际的观察比过去的传统更重要，而且想征服美洲的欲望也让欧洲人开始求知若渴。他们如果真想控制这片广大的新领地，就一定得收集所有相关地理、气候、植物、动物、语言、文化、历史的庞大数据。在这些时候，不管是基督教《圣经》、过时的地理书籍或是古老的口传知识，都无用武之地。

▲图24 1525年的萨尔瓦提世界地图（Salviati World Map）。1459年版的世界地图上画满了各个大陆、岛屿，而且还有详细的解释，但萨尔瓦提地图则有大片留白。我们可以看到美洲的海岸线一路向下之后，接着就是一片空白。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的好奇心，看到这份地图之后一定会问：“在那后面有什么呢？”地图上没有答案。这就像是一份邀请，请读者亲身起航、一探究竟。

从此之后，不只是欧洲地理学家，欧洲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学者都学会了留白这一套，诚实面对自己领域的无知，并试着加以填补。他们开始承认自己的理论还不完美，一定还有什么尚未得知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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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的空白就像一块磁铁，让欧洲人前仆后继，希望填补这些空白。在15、16世纪，欧洲探险队绕过了非洲、深入了美洲，越过太平洋和印度洋，在世界各地建起了基地和殖民地的网络。这是全球性帝国的真正首次登场，也首次出现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欧洲帝国远征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原本一些独立的民族和文化各自发展，现在则成了单一的人类社会进程。

正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欧洲这些“探索、征服”的过程，常常忘了这件事其实非常特殊。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要这样千里迢迢去征服别人，绝不是什么自然的举动。纵观历史，大多数人类社会光是处理地方冲突、邻里争吵就已经无暇他顾，从来没想过要前往远方探索、征服遥远的国度。绝大多数的大帝国向外侵略只着眼于邻近地区，之所以最后幅员广大，只是因为帝国不断向邻近地区扩张而已。像是古罗马人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征服伊特鲁里亚（Etruria，约为现代意大利中西部），目的只是为了保卫古罗马的安全。接着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征服波河流域（Po Valley，约在意大利北部），目的只是为了保卫伊特鲁里亚。接着，他们又征服了普罗旺斯以保卫波河流域（约公元前120年），征服高卢以保卫普罗旺斯（约公元前50年），最后再征服了不列颠以保卫高卢（约公元50年）。古罗马帝国从罗马延伸到伦敦，总共花了400年。在公元前350年，没有古罗马人会打算直接乘船扬帆征服不列颠。

虽然偶尔会有某个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或冒险家，展开长途的征讨或探险，但通常都是顺着早已成形的帝国道路或商业路线进行。以亚历山大大帝为例，他并未建立新的帝国，而是推翻并接手了原本就已存在的波斯帝国。最接近现代欧洲帝国的例子，在古代是雅典和迦太基这两大海上帝国，至于中世纪则是位于现今印度尼西亚泗水一带、曾在14世纪掌控大半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满者伯夷（Majapahit）海上帝国。但就算是这些帝国，它们也很少会贸然前往未知的海域，如果和现代欧洲人的全球大航海相比，古代的帝国可说只是地方事业。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但时间早于欧洲，而且规模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405~1433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抵达了印度洋的彼端。规模最大的一次，舰队有将近300艘船，成员近三万人。他们曾抵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中国船只曾停靠在沙特阿拉伯一带主要的港口吉达（Jedda），也曾停泊在肯亚沿海的马林迪（Malindi）。相较之下，哥伦布在1492年的船队只有三条小船，带了120个水手，简直就像是小蚊子碰上大飞龙。

然而，这两者有一项关键的区别。郑和下西洋四处探访，对拥护明朝的各国君主提供协助，但并未试图攻占或殖民他国。此外，郑和的远征并没有深厚的中国政治文化基础。因此，在15世纪30年代明宣宗派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便突然告终。曾叱咤一时的伟大舰队遭到解散，珍贵的技术和地理知识亡逸，从此再也没有具备此等眼界及资源的航海探险家从中国出航。接下来数百年间，中国的君王依循着先前数百年的做法，其兴趣和野心仅仅及于四方邻国而已。

郑和下西洋得以证明，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而在过去，虽然他们可能也有能力做到，但古罗马从未试图征服印度或北欧，波斯从未试图征服马达加斯加或西班牙，中国也从未试图征服印度尼西亚或非洲。中国历代以来，甚至连邻近的日本都相安无事。原本，这一切就是如此自然。真正奇怪的，是为何现代早期的欧洲人忽然有了这股狂热，起航前往遥远而完全陌生、充满异国文化的地方，不仅踏上他人的海岸，还立刻大声宣告“此疆已归吾王所有”。

如同来自外层空间的侵略者

约在1517年，原本待在加勒比海群岛的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听到传言，似乎在墨西哥内陆有个强大的帝国。不过短短四年后，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就只剩下闷烧的废墟，整个帝国成了过去式。墨西哥成了一个新的西班牙帝国，掌理一切的就是荷南·科尔特斯。

而且，西班牙人并没有停下脚步来庆贺，甚至可以说连喘口气的时间也不浪费，立刻向四方展开了同样的“探索、征服”行动。不论是阿兹特克人、托尔特克人（Toltecs）或是玛雅人，两千多年来，这些中美洲过去的统治者几乎不知道有南美洲的存在。然而，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后短短不到10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不但发现了南美的印加帝国，还在1532年就把它灭了。

地图6 西班牙入侵时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

如果当时阿兹特克和印加人对于周遭的世界多一点好奇，知道西班牙人把自己的邻居给怎么了，就有可能更积极而成功地抵御西班牙的入侵。从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1492年）到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1519年），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大多数的加勒比海群岛，建立起新的殖民岛链。对于受奴役的当地人来说，这些殖民地就像是人间地狱。殖民者既贪婪又无情，以铁腕政策逼迫他们在矿场或农场工作，只要他们敢有一丝反抗，就会立刻遭到杀害。不论是因为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还是搭上征服者便船而来的欧洲疾病，当地原住民快速大量死亡。不到20年，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几近灭绝。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得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填补空缺。

这场种族灭绝的浩劫可以说就发生在阿兹特克帝国的家门口，但等到科尔特斯终于踏上帝国东海岸的时候，阿兹特克人对这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西班牙人的到来，几乎就像是有外星人来访。阿兹特克人深信自己早就认识了全世界，而且相信绝大多数都在阿兹特克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他们来说，帝国以外竟然还有像西班牙人这种玩意儿，简直是无法想象。所以，等到科尔特斯和部下来到今天的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一带，登上了阳光明媚的海滩，这是阿兹特克人第一次碰到了完全陌生的人类。

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连这些陌生人究竟算是什么也无法确定。对他们来说，这些陌生人与所有已知的人类都长得不同，有苍白的皮肤、浓密的脸部毛发、如阳光色泽的头发，而且还臭得难以想象。（阿兹特克的卫生水平远高于西班牙。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墨西哥的时候，不论到了哪里，当地人都派人带着熏香随行。西班牙人原本以为这是代表无上的荣耀。但我们从当地文献发现，这其实是因为当地人觉得这些新来的人实在是臭不可闻。）

此外，这些外来客的物质文明更是让阿兹特克人深感迷惑。像是西班牙人乘的大船，阿兹特克人想也没想过，更别提亲眼见过。西班牙人会骑乘高大而恐怖的动物，移动迅疾如风。西班牙人还能够拿着闪闪发亮的金属棍子，发出闪电和雷声。此外，西班牙人还有光亮的长剑、坚不可摧的铠甲，当地的木剑和燧石矛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有些阿兹特克人觉得这些人一定是神；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人是恶魔、死去的灵魂或是强大的巫师。于是，阿兹特克人并未立刻举全国之力消灭这些西班牙人，而是打算先想一想、等一等、谈一谈。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着急的必要。毕竟，科尔特斯一行总共还不到550人，帝国人口高达百万，哪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虽然科尔特斯对于阿兹特克人也同样一无所知，但他和手下占了一项显著的优势。阿兹特克人面对这些长相奇怪、气味熏人的外来者，毫无过去经验得以参考；但西班牙人早就知道地球上有各种未知的人类疆域，而且讲到入侵他人国土、应付未知情况，他们也算是行家中的行家。现代欧洲的征服者心态正如同当时的科学家，对于未知充满兴奋。

所以，科尔特斯在1519年7月踏上那片洒满阳光的海滩时，没有一丝的犹豫。就像是科幻小说里外星人走出宇宙飞船一样，他向那些惊呆的当地人宣告着：“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带我们去见你们的首领。”科尔特斯说自己是西班牙伟大国王的和平使者，希望能和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II）进行外交对谈。（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科尔特斯所率领的，是由一群贪婪的冒险家组成的独立探险队。西班牙国王根本没听说过科尔特斯，也没听说过阿兹特克人。）从当地与阿兹特克人敌对的部落，科尔特斯得到了向导、食物和一些军事援助，接着他就大摇大摆地走向阿兹特克的首都：繁华热闹的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

阿兹特克人就这样让这群外来者一路来到首都，还恭恭敬敬地带着他们去见皇帝蒙提祖马二世。谒见到中途，科尔特斯一声令下，配备着铁制武器的西班牙人杀光了蒙提祖马的守卫（他们毕竟只配有木棍和石刀）。原本的嘉宾，就这样让主人成了阶下囚。

这时，科尔特斯的处境十分微妙。虽然皇帝在他手上，但他位于一个几乎一无所知的大陆，还被几万个愤怒的战士、几百万个与他敌对的平民团团包围。他能够依赖的只有几百个西班牙手下，另外最接近的西班牙援军在古巴，足足有超过1500公里之遥。

科尔特斯将蒙提祖马二世囚在宫中，安排得似乎皇帝仍然可自由活动、掌管一切，而他这位“西班牙大使”就是个客人。因为阿兹特克帝国属于权力极度集中的政体，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让整个帝国陷入瘫痪。表面上看来，蒙提祖马二世仍然统治着帝国，阿兹特克的贵族精英也继续听他号令，但其实就是科尔特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情况为期数个月之久，而在这段时间，科尔特斯一面审问蒙提祖马二世和他的侍从，一面训练各种当地语言的翻译员，还向四面八方派出许多西班牙人探险小队，熟悉阿兹特克帝国的各个部落、民族和城市。

最后，阿兹特克人的贵族精英终于起身反抗科尔特斯和蒙提祖马二世，他们推举了新皇帝，一举将西班牙人赶出了特诺奇蒂特兰。然而，原本坚不可摧的巍然帝国已经出现许多裂缝。靠着收集来的信息，科尔特斯得以利用帝国内部的嫌隙，进一步加以分裂。他说服了许多帝国的属民，和他一起对抗阿兹特克的贵族精英。这些属民可以说是大大失算。虽然他们也痛恨阿兹特克人的统治，但他们既不认识西班牙人，更不知道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族灭绝惨剧，只是天真地以为，有了西班牙人帮助，就能摆脱阿兹特克人的枷锁。他们从没想过，最后只是统治者从阿兹特克人换成了西班牙人。而且，他们也相信就算科尔特斯这几百个人心怀不轨，自己可以轻松把他们处理掉。于是，这批人为科尔特斯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军队，让科尔特斯得以围攻特诺奇蒂特兰城，最后得以成功占领。

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有越来越多西班牙士兵和殖民者陆续抵达，有些来自古巴，也有人是直接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等到当地居民终于看清真相，为时已晚。就在科尔特斯踏上韦拉克鲁斯海滩的一世纪间，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九成，主因是这些入侵者带来的疾病。就算是幸存者，也发现自己现在落在一群贪婪无比、充满种族歧视的人手中，比起阿兹特克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的10年后，皮萨罗抵达印加帝国的海岸。他的人手甚至比科尔特斯还少，总数只有168个人！然而，有了先前入侵的知识和经验，皮萨罗胜券在握。相对而言，印加帝国对阿兹特克人的命运依旧一无所知。皮萨罗完全抄袭了科尔特斯那一套。他先声称自己是西班牙国王派来的和平使者，请求谒见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接着国王便遭到绑架。接着，皮萨罗同样靠着与当地部落结盟，先瘫痪再征服了整个帝国。如果印加帝国的属民知道墨西哥那边人民的下场，想必不会如此轻信这些侵略者。然而，他们就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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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视野狭隘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并不只有美洲原住民而已。在亚洲当时的各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国）很快就听说欧洲似乎有了重大发现。然而，他们对这件事却没什么兴趣，还是继续相信这个世界是以亚洲为中心旋转，完全没打算和欧洲人争夺美洲或是大西洋、太平洋的新航道。当时，甚至像苏格兰和丹麦这种国力不振的欧洲王国都曾经几次前往美洲探索征服，但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却是无动于衷。所有的非欧洲政权中，第一个派出军事远征队前往美洲的是日本。在1942年6月，一支日本的远征军占领了阿留申群岛的吉斯卡岛（Kiska）和阿图岛（Attu），这两个岛位于阿拉斯加海岸，而这过程中还俘虏了10名美军士兵和一条狗。但日本就再也没有向大陆更进一步了。

有人说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就是因为距离太远，或是缺乏相关的科技、经济或军事工具手段。但这种说法实在很难说得通。郑和早在15世纪20年代就已经能远赴东非，理论上要到美洲也并非难事。可见中国确实就是不感兴趣而已。像是在中国发行的地图上，一直要到1602年才终于出现了美洲，而且这地图还是欧洲传教士画的！

整整300年间，无论在美洲、大洋洲、大西洋、太平洋，都是由欧洲人完全宰制。就算出现任何值得一提的冲突，也只是欧洲列强之间的内斗。于是，欧洲人积累大量财富和资源，终于让他们也有能力入侵亚洲、击败各大帝国，再进行欧洲人之间的分赃作业。等到奥斯曼、波斯、印度和中国终于惊觉情势不对，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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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要到20世纪，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才真正有了全球观点。而这正是让欧洲霸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像是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1962）期间，虽然法国军队具备了压倒性的人数、科技和经济优势，却还是被阿尔及利亚游击队击败。原因在于，阿尔及利亚人一方面得到了全球性的反殖民网络支持，一方面也学会如何引导全球媒体的倾向（包括法国本身的舆论）。另外，小小的越南居然能击败如巨人般的美国，也是基于类似的战略。我们从这些游击队可以看到，就算是超级强权，也可能在某个当地抵抗活动成为全球事件之后败下阵来。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蒙提祖马二世当时能够操纵在西班牙的舆论，取得西班牙敌对国（葡萄牙、法国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情况会如何有所不同？

罕见的蜘蛛，被遗忘的文字

现代科学和现代帝国背后的动力都是一种不满足，觉得在远方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事物，等着他们去探索、去掌握。然而，科学和帝国之间的连接还不仅如此而已。两者不只动机相同，连做法也十分类似。对现代欧洲人来说，建立帝国就像是一项科学实验，而要建立某个科学学科，也就像是一项建国大计。

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时候，并没有带上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人类学家或动物学家来好好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土壤和动物。但换成英国征服印度之后，一切都不同了。1802年4月10日，英国开始印度大调查，足足持续长达60年。期间动用数以万计的当地劳工、学者和导游，精心绘制了整个印度的地图，标示出边界、测量出距离，甚至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的其他山峰的精确高度也是此时完成测量。虽然英国确实四处探勘印度各省的军事及金矿资源，但他们同时也不辞劳苦地收集了关于罕见印度蜘蛛的信息，为各种色彩斑斓的蝴蝶编目，追查已经失传的印度语言源头，以及挖掘一处又一处遭到遗忘的废墟。

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之中，曾有一个大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印度语“死亡之谷”），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一片繁华，但到了公元前1900年却遭到摧毁。在英国之前，不管是孔雀王朝、笈多帝国、德里的苏丹，或是伟大的莫卧儿帝国，这些印度统治者从来没对这片废墟多瞧上一眼。然而，英国一项考古调查在1922年发现了这片遗迹，派出考古小组加以挖掘，就这样发现了印度最早的伟大文明。而这点在之前没有任何印度人曾有意识。

另一项可以看出英国科学好奇心的，则是楔形文字的破译过程。楔形文字曾经是中东地区长达3000年左右主要使用的文字，但可能在大约第一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能够识读这种文字的人就都已过世。从那时之后，虽然当地居民常常看到刻有楔形文字的纪念碑、石碑、古遗迹和碎锅碎盆，但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读着这长相怪异、有棱有角的文字，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也从来没有任何尝试。一直到1618年，欧洲人开始发现楔形文字。当时西班牙在波斯的大使前往古代城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遗迹参观，看到了这些文字，而且居然没有人能向他解释。欧洲学者口耳相传，知道发现了一种未知的文字，让他们好奇心大作。1657年，欧洲学者发表了第一份来自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抄本，后续的抄录越来越多，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间，许多西方学者都为了试图破译而大伤脑筋，但没有人成功。

到了19世纪30年代，一位名为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英国军官被派往波斯，要协助波斯以欧洲的方式来训练军队。在他的闲暇时间，罗林森便在波斯四处游览，某天当地向导带他来到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的一处悬崖，让他看看巨大的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这则铭文大约高15米、宽25米，是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下令刻在这处悬崖上，而且分别使用了三种楔形文字：古波斯语、埃兰语（Elamite）和巴比伦语。虽然当地民众人人都知道有这处铭文，但没人读得懂。罗林森相信，只要能破译这些文字，他和其他学者就能够了解当时在中东各地大量出土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样便可说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够前往远古被遗忘的世界。

想要破译这些文字，第一步就是要能精确地加以抄录，好传回欧洲。于是，罗林森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这处悬崖，把这些奇怪的字母全部抄了下来。他也雇用了几位当地民众协助，其中特别是一个库德族的男孩，得爬到那些最难抵达的地方，好抄下铭文的上半部。1847年，这项完整并准确的抄录终于完成，送往欧洲。

罗林森并未就此满足。虽然他身为军官有军事和政治上的任务要完成，但一有空暇时刻，他就不断研究这份神秘的文字，想方设法，最后终于让他成功破译了一部分的古波斯语碑文。这项工作之所以相对简单，是因为古波斯语和现代波斯语的差别并不太大，而罗林森对现代波斯语知之甚详。了解了古波斯语的部分之后，就让他掌握了解码埃兰语和巴比伦语部分的关键。于是，这扇大门终于敞开，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古代喧嚣繁忙的声音，有苏美尔集市的人声鼎沸、亚述国王的洪亮宣告，以及巴比伦官僚之间的种种争论。如果没有像罗林森这种现代欧洲帝国主义者，许多古代中东帝国的命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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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重要的帝国主义学者是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他在1783年9月抵达印度，担任孟加拉地区最高法院的法官，从此对印度深深着迷，不到半年就成立了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这个学术组织致力于研究亚洲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其中又特别以印度为重。在两年后，琼斯发表了他对梵文的观察，成为现代比较语言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梵文是一种古老的印度语言，后来成为印度教神圣仪式中所用的语言。但琼斯指出，梵语竟然和希腊文、拉丁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些语言也都和哥特语、凯尔特语、古波斯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若合符节。例如梵文的“母亲”是“matar”，而古凯尔特语则是“mathir”。据琼斯推测，所有这些语言一开始必定有共同的来源，那是个古老而已经被遗忘的语言祖先。就这样，他是第一个发现后来称为“印欧语系”这套体系的人。

琼斯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除了是因为他提出了一项大胆（而且正确）的假设，也是因为他发展出了一套能够系统化比较语言的过程。其他学者也采用了这套研究方法，于是就能开始系统化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发展。

语言学这项学科得到帝国的热烈支持。欧洲帝国相信，为了让统治更有效，就必须了解这些属民的语言和文化。当时，英国派驻印度的官员必须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学校上课三年，上课内容除了英国法律，也得读印度法律和穆斯林法律；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得学梵语、乌尔都语和波斯语；除了数学、经济学和地理学，也必须学习泰米尔、孟加拉和印度文化。学习语言学之后，对于了解当地语言的结构和文法大有帮助。

有了像是威廉·琼斯和亨利·罗林森等人的研究后，欧洲征服者对于帝国的情形了如指掌，不仅超过以往所有征服者，甚至连当地民众都得自叹弗如。而更多知识也带来了明显的实际利益。印度人口有数亿之多，而英国在印度的人数相较之下少得荒谬；要不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英国不可能得以掌握、压迫和剥削这么多印度人达两个世纪之久。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靠着不到5000人的英国官员、大约4万到7万个英国士兵，可能再加上大约10万个英国商人、帮佣、妻小等等，英国就征服并统治了全印度大约3亿人口。

然而，帝国之所以会资助语言学、植物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并不只是为了实用因素。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能够从思想上让帝国合理化。现代欧洲人开始相信“学习新知”一定是好的。正因为帝国不断产生新知，让他们自以为自己的管理代表着进步、正面、积极。就算到了今天，讲到地理学、考古学和植物学的历史，还是不能不提欧洲帝国直接或间接的协助。例如讲到植物学的历史，很少会提到澳大利亚原住民为此受尽折磨，而只是大肆赞扬詹姆斯·库克和约瑟夫·班克斯。

此外，帝国取得新知之后，至少理论上应该能有益于当地被征服的民族，让他们享受到“进步”的好处；例如获得医疗和教育、修筑铁路和运河，以及确保司法公正、经济繁荣。帝国主义声称，他们的管理不是某种泛滥的剥削行为，而是一种利他的举动，是要照顾这些非欧洲民族。以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白人的承担”：

挑起白人的承担——

派出最佳的子民——

让自己的子嗣形同流放

只为了满足俘虏的需要；

穿戴所有重装备，

服务那些烦躁野蛮——

新掳获、性格阴沉的人民，

他们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幼稚的小孩。

当然，事实往往会戳破这些虚构的故事。1764年英国征服孟加拉地区，当时这是印度最富有的省份。这批新的统治者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并无心治理，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简直是场灾难，短短几年后便导致孟加拉地区大饥荒爆发。饥荒始于1769年，在1770年达到顶峰，而且一直持续到1773年才结束。在这场灾难中，有1000多万人死亡，相当于全孟加拉地区的1/3。

事实就是，不管是只讲到英国的压迫和剥削，还是只讲到“白人的承担”，都不是完全的事实。毕竟，欧洲各帝国以这么大的规模做了这么多的事，不管是想站在哪一边，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事件加以佐证。你觉得这些帝国就是邪恶的怪物，在全球各地四处散播死亡、压迫和歧视吗？随便把他们的罪行列出来，就足以编成一部百科全书了。你觉得这些帝国其实为属民提供了新的医药、更佳的经济环境、更多的安全吗？随便把他们的成就列出来，也足以编成另一部百科全书。正因为帝国与科学密切合作，就让它们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能让整个世界大为改观；也是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简单断言它们究竟是善是恶。正是帝国创造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而且，其中还包含我们用以判断世界的意识形态。

然而，科学也被帝国主义者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不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力（或许也是责任？）统治他人。自从威廉·琼斯提出所有印欧语言同源同宗、来自某一个特定的远古语言，学者前仆后继，都渴望找出究竟是谁曾经说着这种语言。他们注意到，最早的梵语母语民族是在大约3000年前、从中亚入侵印度，他们自称为“雅利亚”（Arya）。而最早的波斯语母语者则自称为“艾利亚”（Airiia）。于是欧洲学者推测，这些讲着梵语和波斯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原始语言的人，一定是某种“雅利安人”（Aryan）。会不会真这么巧，伟大的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文明都是雅利安人所创？

接下来，英、法、德各国学者开始把对雅利安人的语言学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认为所谓的“雅利安人”不只是语言族群，而是某种生物族群，也就是一个种族。而且，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种族，而是一个上等种族，他们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工作勤奋而且极度理性，他们就这样从北方的迷雾中走出来，奠定了全世界文化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入侵印度和波斯的雅利安人开始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于是不再有白晳的肤色与金发，也失去了理性和勤奋。于是，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每况愈下。但在欧洲可就不同了，雅利安人还是维持着纯洁无污染的种族特性。正因如此，欧洲人必须要征服世界，而且他们最适合做世界的统治者；不过可得小心，别遭到其他劣等种族混血污染。

在几十年间，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曾经甚嚣尘上，但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不敢再提的诅咒禁忌话题。虽然我们还是英勇地抵抗着种族主义，但却没发现战线已经转移，过去种族主义在帝国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现在都由“文化主义”（culturism）所取代。目前这个词尚未明确定义，但差不多是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了。对今日许多精英分子而言，要比较判断不同人群的优劣，几乎讲的总是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而不再是种族上的生物差异。我们不再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而是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文化里”。

因此，就算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右翼政党，也会小心避开种族歧视的用语。以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为例，党魁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绝不可能在电视上大声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些下等的闪族人污染我们的雅利安人血统、破坏我们的雅利安人文明”。然而，不管是法国的民族阵线、荷兰的自由民主党（Party for Freedom）还是奥地利的奥地利未来联盟（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Austria）都认为，西方文化根植发展于欧洲，具有民主、宽容、性别平等诸多特质，而穆斯林文化根植发展于中东地区，于是具有阶级政治、宗教狂热、歧视女性的特质。正因为这两种文化如此不同，而且许多穆斯林移民不愿（或许也不能）采纳西方的价值观，所以欧洲不应允许他们移居进入西方社会，以免造成内部冲突、破坏欧洲民主和自由主义。

这些文化主义者的论点，也有一套人文社会科学在背后支持，强调的是所谓的文化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根本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接受这些理论或是支持它们在政治上的应用。然而，现在的生物学家已经可以指出现有人类族群之间的生物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从而轻松推翻种族主义，但对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要推翻文化主义却没那么简单。毕竟，如果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异真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又为什么要付钱给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请他们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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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为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实在仍是未定之数。至于征服者报答科学家的方式，则是提供各种信息和保护，资助着各种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的思考方式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偏远角落。如果没有帝国的支持，科学能否发展得如此蓬勃，也仍在未定之天。绝大多数的科学学科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帝国继续发展，而且许多发现、收集、建筑和学术也都多亏了有陆海军及帝国统治者的慷慨协助。

显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除了帝国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支持着科学的发展。而且，欧洲各个帝国能够蓬勃兴盛，原因也不仅仅是科学而已。不论是科学还是帝国，它们能够迅速崛起，背后都还潜藏着一股特别重要的力量：资本主义。要不是因为商人想赚钱，哥伦布就不会抵达美洲，库克船长就不会抵达澳大利亚，阿姆斯特朗也就没办法在月球上跨出他那重要的一小步。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railroads-i;

Charles Issawi,‘The Iranian Economy 1925-1975:Fif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 Iran under the Pahlavis,ed.George Lenczowski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8),156.

1. [1] Stephen R.Bown,Scurvy:How a Surgeon,a Mariner,and a Gentleman Solved the Greatest Medical Mystery of the Age of Sail (New York:Thomas Dunne Books,St.Matin's Press,2004);Kenneth John Carpenter,The History of Scurvy and Vitamin 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 [2] James Cook,The Explorations of Captain James Cook in the Pacific,as Told by Selections of his Own Journals 1768-1779,ed.Archibald Grenfell Pric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1971),16-17;Gananath Obeyesekere,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5;J.C.Beaglehole,ed.,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 on His Voyages of Discovery,vol.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588.

3. [3] Mark,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81.

4. [4] Christian,Maps of Time,436.

5. [5] 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Allen Lane,2007),239.

6. [6] Soli Shahvar,‘Railroads i.The First Railroad Built and Operated in Persia’,in the Online Edition of Encyclopaedia Iranica,last modified April 7,2008,

7. [7] Mark,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46.

8. [8] Kirkpatrik Sale,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London:Tauris Parke Paperbacks,2006),7-13.

9. [9] Edward M.Spiers,The Army and Society:1815-1914 (London:Longman,1980),121;Robin Moore,‘Imperial India,1858-1914’,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3,ed.Andrew Porte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442.

10. [10] Vinita Damodaran,‘Famine in Bengal:A Comparison of the 1770 Famine in Bengal and the 1897 Famine in Chotanagpur’,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0:1-2 (2007),151.

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教条

不论是建立帝国还是推广科学，没有钱都是万万不能的。然而，金钱究竟是这些作为的最终目的，又或是个避不掉的危险？

我们很难掌握金钱在现代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虽然已经有许多著作，告诉我们各个国家是如何成也金钱、败也金钱，我们也看到金钱是如何为人类展开新视野，但也让数百万人遭受奴役，如何推动着产业的巨轮，但又让数百种的物种惨遭灭绝，然而，想要了解现代经济史，其实重点就只有一个词：成长。不论结果是好是坏，究竟是生病还是健康，现代经济就像是一个荷尔蒙过盛的青少年一样不断成长，吞噬着它看到的一切，而且成长的速度叫人完全赶不上。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经济规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确实全球产值会增加，但多半是因为人口成长、移居到新的土地，而每人平均产值则维持不变。然而，到了现代，一切都已改观。在150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总产值约是2500亿美元；而今天是大约60兆美元。更重要的是，在1500年，每人年平均产值约为550美元，但今天不论男女老幼，每人年平均产值高达8800美元。这种惊人的成长该如何解释？

经济学向来就是出了名的复杂。为了方便解释，让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位精打细算的金融家A先生，在加州开了一家银行。

另外有一个建筑承包商B先生，才刚完成一件大案子，赚到了100万美元的现金。他把这笔现金存进了A先生的银行。于是，这家银行目前拥有了100万美元现金的资金。

这时，有一位经验丰富但资金不足的面包师傅C小姐，觉得她看到了一个大好的商机：这个城市还没有一个真正好的面包店。只不过，她自己的钱还不足以买到全套需要的设备，像是工业烤箱、水槽、刀、锅碗瓢盆之类。于是，她到银行向A先生提出商业计划，说服他这项计划值得投资。A先生于是就用转账的方式，将100万美元的贷款转到C小姐的银行账户，账面上她就有了100万。

接着，C小姐请承包商B先生来盖她的面包店，价格刚好又是100万美元。

等到她写了支票给B先生，B先生又拿去存在A先生的银行里了。

所以，现在B先生户头里有多少钱？没错，200万美元。

然而，银行的保险库里实际上到底有多少钱？也没错，100万美元。

而且，还不光只是这样。就像一般常见的情形，B先生这位承包商在两个月之后告诉C小姐，因为某些无法预期的问题和费用，面包店的建筑费用得涨到200万美元。虽然C小姐非常不高兴，但动工到一半，已经无法喊停了。于是她只好再次到银行，又说服了A先生再贷给她100万。

于是，A先生又另外转了100万美元到她的账户里。而她也再将钱转到了承包商B先生的账户。

这样一来，现在B先生户头里有多少钱？已经来到300万美元了。

但银行里实际上呢？其实一直就只有100万美元。而且事实上，这100万现金从来就没有出过银行。

根据目前的美国银行法，这种作业还可以再重复7次。所以，就算银行的保险库从头到尾就只有100万美元，但这位承包商的户头最后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银行每次真正持有1元的时候，就能够放款10元；换句话说，也代表我们银行户头上看到的那些金钱，有超过九成其实只是数字，而没有实体的硬币或钞票。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汇丰银行的所有储户都忽然要求结清账户、提领现金，汇丰银行就会立刻倒闭（除非政府介入拯救）。而且，就算是产业龙头的英国劳埃德银行（Lloyds）、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世上任何银行都是如此。

这听起来就像是个巨大的庞氏骗局，不是吗？但如果你觉得这就是骗局一场，那么可以说整个现代经济就只是一场骗局。这事实上并不是件诈骗案，而是另一次人类想象力的惊人发挥。真正让银行（以及整个经济）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

在这个面包店的例子里，之所以“承包商户头里的金额”与“银行里实际现金的金额”会出现落差，是因为这个落差就在于C小姐的那个面包店。A先生把银行的这笔钱投入这项资产，是因为相信终有一天有利可图。虽然现在面包店连一条面包都还没烤，但不管是C小姐或是A先生，都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例如一年后），店家生意就会一飞冲天，每天卖上几千个面包、蛋糕、饼干之类，赚得可观的利润。这么一来，C小姐就能连本带利清偿贷款，如果那个时候B先生想把现金取走，A先生也能轻松应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运作就是基于信任着一种想象的未来；银行家和创业者相信面包店能成功，承包商也相信银行未来一定能把钱再还给他。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金钱是种十分特殊的概念，可以代表许许多多不同的事物，而且也可以协助将几乎所有的东西互相交换。然而，在历史来到现代之前，这种交换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原因就在于，当时金钱只能代表一些“实际存在于当下”的物品。这与“创业”的概念无法兼容，因此也就很难促进经济成长。

让我们回到面包店的例子。如果金钱只能代表有形、实际的物品，C小姐还有办法开面包店吗？绝无可能。在目前，虽然她有许多梦想，但缺少有形的资源。她想开面包店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找到某个愿意立刻开工但几年后才收钱的承包商，而且到时候面包店究竟赚不赚钱还很难说。然而，这样的承包商几乎是世界级的珍稀品种。于是，这下子咱们的创业者陷入困境。如果没有面包店，她就不能烤面包。不能烤面包，就赚不了钱。赚不了钱，就雇不了承包商。雇不了承包商，就没有面包店。

创业者的困境

人类就这样在这种困境里困了几千年，结果就是经济冻结、无力成长。一直要到现代，基于对未来的信任，我们才发展出一套新的系统，才终于有办法跳出这个困境。在这项新系统中，人类发展出“信用”这种金钱概念，代表着目前还不存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货品。正是“信用”的概念，让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而这背后有一项基本假设，就是未来的资源肯定远远超过目前的资源；只要我们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投资当下，就会带来许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机。

现代经济的奇妙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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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用这个概念真是如此美妙，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得到？当然，他们其实早就想到了。在所有已知的人类文明中，信用的概念都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至少早在古苏美尔人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过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用的概念，又或是知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概念，而在于当时的人并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并不愿意延展信用。毕竟当时的概念，总觉得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顶多就是维持现况，而且可能更糟。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讲，也就是他们认为财富的总量有限，而且还可能萎缩。因此，当时不论是讲到个人、王国还是世界，大家普遍并不相信过了十年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商业看起来就像一场零和游戏。开了一家面包店之后，确实可能会取得利润，但一定是因为抢了隔壁面包店的利益。如果威尼斯蓬勃发展，一定是抢了热那亚的资源。如果英国国王钱财滚滚，一定是受了法国国王的荷包。整个世界就像是一块大饼，切法各有不同，但总之就只有一个饼，不可能变得更大。

正因如此，许多文化都认为赚大钱是种罪恶。耶稣就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如果整个饼就是这么大，而我又拿了一大块，一定就是对其他人不公平。于是，富人一定得把他们多赚的财富拿出一些，捐给慈善机构作为赎罪。

这么说来，如果全球经济这块蛋糕也只有固定大小，信用贷款并无利可图。毕竟，信用就是“今天的蛋糕”和“明天的蛋糕”之间的价差，如果派的大小不会改变，信用贷款也就没有意义。除非你相信向你借钱的面包师（或国王）会从对手那里抢来更大的一块饼，否则借他钱的风险岂不是太大了吗？因此，在进入现代之前，想要贷款难如登天，就算真的贷到一笔款项，通常也是小额、短期、高利率。这样一来，想创业的面包师觉得前途茫茫，而如果是国王想筹措盖宫殿或发动战争的资金，除了增税之外几乎别无他途。这对国王来说问题不大（只要属民还肯乖乖听话就行），但如果是某个厨房女佣，就算有了开面包店的伟大梦想、希望能力争上游赚大钱，就只能继续刷地打扫，做着白日梦。

这其实是种双输的局面。因为信用有限，想要筹资创业就难上加难。因为创业停滞，经济就不会成长。因为经济没有成长，大家就认为经济不可能成长，即使是手上确实有资金的人，也不愿意提供信用贷款给别人。于是，对于经济停滞的预期，就确实造成了经济停滞的结果。

会变大的饼

接着，历史上出现了科学革命和关于进步的概念。所谓的“进步”，是在承认我们的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这个想法很快地就应用到了经济上。只要是相信“进步”的人，就会相信各种地理发现、科技发明和组织发展，能够提升人类生产、贸易和财富的总量。发现了大西洋的新航道而大发利市，并不需要牺牲过去在印度洋的旧航道。推出新的产品时，也不一定就代表要减少旧产品的产量。举例来说，我们开了一家法式面包店，并不代表过去的传统面包店必然关门大吉。民众会培养出新的喜好、吃得更多。我赚钱，不代表你就赔钱；我变壮了，不代表你就得饿死。全球的这块饼，可以有变大的潜力。

在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正因为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这种改变并非一夕之间；经济比较像是云霄飞车，而不是热气球。虽然途中起起伏伏，但大方向十分明确。现在全球的信贷如此盛行，不管是政府、工商企业或个人，都能轻松取得大额、长期、低利率的信用贷款，金额远远超过他们现有的收入。

图解世界经济史

由于相信全球经济这块大饼可以不断变大，最后终于产生了一场革命。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可以说是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国富论》的第一卷第八章，亚当·斯密提出了以下的创新论述：如果地主、织工或鞋匠赚得的利润高于养家糊口基本所需，就会雇用更多助手，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利润。利润越高，能雇的助手也越多。由此可见，民间企业的获利正是社会整体财富和繁荣的基础。

目前听到这种说法可能觉得十分普通、了无新意，但这是因为我们就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亚当·斯密的理论早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从电视新闻里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类似的主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然而，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性的概念，而且还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也包括道德和政治的角度。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让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利己”就是“利他”。

于是，亚当·斯密让我们认为经济是种双赢的局面，我获利就是你获利。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同时享受这份变大的大饼，而且正因为我这块变大了，你那块也会跟着变大。而如果我变穷，因为我买不起你的产品或服务，你赚不到钱也会变穷。如果我有钱，你才能把东西卖给我，所以你也就跟着富裕。亚当·斯密推翻了传统上认为财富与道德彼此对立的概念，这下天堂的大门也会为富人而敞开，而有钱也就是有了道德。在亚当·斯密这个版本的故事里，人会变得富有不是因为剥削邻居，而是因为让整块大饼变大了。随着大饼变大，人人都能受益。这么一来，可以说正是有钱人推动了经济成长的巨轮，让人人都得益，他们可真是整个社会里最有用的典范。

然而，这一切的立论基础必须取决于富人是不是用这些利润来新建工厂、雇用新员工，而不是将利润浪费在无生产力的活动上。所以，亚当·斯密不断强调的是“利润增加时，地主或织工就会雇用更多助手”，而不是说“利润增加时，守财奴就把钱全部藏得死死的，只有算钱的时候才拿出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应该把利润拿出来，继续投资生产。这样一来，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再重新投入生产，再带来更多的利润，如此不断循环。所谓投资可以分成很多种：扩建工厂、从事科学研究、开发新产品。但不论如何，重点就是要增加产量，转为更多的利润。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

资本主义之名正是由此而来。所谓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认为“资本”（capital）与“财富”（wealth）有所不同。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的各种金钱、物品和资源。而财富指的则是那些埋在地下或是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金钱、物品和资源。例如，如果有位法老王，把所有的资源拿来盖了一座不具生产力的金字塔，他并不是资本主义者。某个海盗劫掠了一条西班牙运宝船，把一整箱闪闪发光的金币埋到加勒比海的某座小岛上，他也不是个资本主义者。但如果是某个辛勤工作的工厂工人，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去投资股票，他就算是个资本主义者。

现在说到“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大家可能觉得十分平凡无奇。但对于人类整体历史来说，大部分时候人类并没有这种概念。像是在前现代时期，当时的人们认为生产这件事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改变。所以，如果不管做什么，生产都不会带来太了不起的利润，为什么还要把利润重新投入生产呢？因此，中世纪贵族所信奉的伦理就是要为人慷慨、奢华消费，把所有收入用来举办各种比赛和宴会、发动战争、投入慈善，以及兴建宫殿和教堂。很少有贵族会将利润投资于提升庄园的产量、寻找更佳的小麦物种，或是寻找新的市场。

但到了现代，贵族已经被新精英分子取代，这批新人都是资本主义教条的信徒。过去的公爵侯爷黯然退位，取而代之的是董事、金融家、实业家。这些商业巨贾的富有程度让中世纪贵族瞠乎其后，但他们对于各种奢侈消费的兴趣远低于过去，所有利润只有非常小的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活动。

中世纪的贵族，穿着由金丝和丝绸织成的华丽长袍，大把时间都是用来参加宴会、嘉年华和种种盛大的赛事。相较之下，现代的执行长都是西装打扮，西装简直成了制服，看来就像一群乌鸦；而且他们几乎没什么享乐的时间。一般来说，典型的风险投资者就是赶着一场又一场的商务会谈，努力想找出该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的哪一块，或是严密监督手上股票、债券的上下走势。确实，他穿的可能是范思哲的西装，坐的可能是私人飞机，但与他投入提高人类生产的投资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

而且，会投资提高生产量的，可不只有这群穿范思哲的商业大亨。就算是普通民众或政府机构，想法也都十分类似。有多少次，我们聚会聊天的话题总会提到该把钱拿来买哪只股票或债券，哪块地或房子后势看好？各国政府也努力将税收转投资到某些具生产力的计划，希望能够增加未来收入。例如兴建一个新的港口，让工厂更容易出口产品，就能让他们赚到更多应纳税所得，最后也就能增加政府的未来收入。而另一个政府也可能觉得投资于教育更好，因为有了大量受良好教育的人才，就能催生获利丰厚的高科技产业，不用兴建大量的港口设施，就能取得大笔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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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资本主义只是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理论。这套理论不仅描述了整件事会如何运作，也提出相关的规范。像是它解释金钱的运作模式，也认为将利润再投资生产就能带来快速的经济成长。然而，资本主义的影响范围逐渐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领域，现在它还成了一套伦理，告诉我们该有怎样的行为，该如何教育孩子，甚至该如何思考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因为不论是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成长，所以可说经济成长就是至善（或至少十分接近）。如果你找来一个资本主义者，问他该如何为津巴布韦或阿富汗这些地方带来正义和政治自由，他很可能就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想要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就必须要有蓬勃的经济、健全的中产阶级，所以重点就是该让当地人有自由企业、勤俭节约、自立自强这些价值概念。

这种新的宗教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科学研究背后的金主常常是政府或私人企业。而资本主义的政府和企业想投资某个特定科学研究的时候，最先问的问题常常就是——“这项研究会提高产量和利润吗？会促进经济成长吗？”研究计划如果没办法应付这些问题，想取得研究经费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要谈到现代科学史，资本主义绝对是不得不谈的重要因素。

另外，如果不谈科学，就会觉得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真是莫名其妙。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可以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但这和我们日常生活观察到的宇宙现象完全背道而驰。像是对于狼群来说，如果它们觉得作为猎物的羊群会无限制扩大，岂不是荒谬至极？然而，人类的经济在整个现代时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持续指数成长。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另一项发现，提出另一项发明，像是美洲大陆、内燃机引擎，或是运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钞票的是银行和政府，但最后埋单的是科学家。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银行和政府疯狂地印钞票。每个人都担心经济危机会让经济停滞、不再成长，于是他们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印了数万亿的美元、欧元和日元，让金融体系里凭空出现一大笔便宜信贷，只盼望着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能够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设法想出得以力挽狂澜的创世发明或发现。一切指望，就在于那些实验室里的人。像是生物科技、纳米科技的新发现，就可能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带来庞大的利润，于是就能拿来打平那些银行和政府从2008年以来虚拟创造出的几万亿数字。而如果实验室的脚步不敌泡沫破灭的速度，可以想见经济前景就会令人十分担忧。

哥伦布也需要金主

资本主义不只左右了现代科学的兴起，也影响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出现。此外，一开始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信贷制度。当然，信贷的概念并不是到现代欧洲才发明，早在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就已出现。而在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与亚洲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另外一提，直到18世纪晚期，亚洲仍然是全球的经济强权；换句话说，欧洲人手上的资金还是远远不及中国人、穆斯林或印度人。

然而，在中国、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信贷只能算是次要角色。像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朗的伊斯法罕（Isfahan）、印度德里或中国北京，虽然商人和银行家也可能有资本主义的思想，但这些商人和商业思维却往往遭到国王和将领的轻视。现代早期的非欧洲帝国，建立者多半是伟大的征服者，像是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以及建立伊朗阿萨德王朝的纳迪尔沙国王（Nader Shah）；又或是某些官僚和军事精英，例如清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人主要靠着税收和掠夺（两者的差异其实很细微）取得资金，很少需要用到信贷，更不用提是否关心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但在欧洲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的国王和将领也逐渐采用商业的思维模式，后来甚至是由商人和银行家直接成为统治精英。欧洲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所需资金来源从税收逐渐转为信贷，而且也逐渐改由资本家主导，一切的目标就是要让投资取得最高的报酬。于是，由穿着西装、戴着帽子的银行家和商人所建立的帝国，就这样打败了由穿金戴银、配备闪亮盔甲的国王和贵族建立的帝国。这些商业型的帝国，取得资金进行征服的效率就是高出一截。毕竟，没人喜欢缴税，但人人都乐于投资。

1484年，哥伦布前往谒见葡萄牙国王，希望国王资助他的船队向西航行，寻找前往东亚的新航道。像这样的探索不仅危险重重，而且需要庞大的资金。从造船、购买补给、支付水手和士兵的薪水，都需要一大笔钱，而且这种投资能不能得到报酬都还大有问题。于是，哥伦布遭到葡萄牙国王拒绝。

但也就像是现在的创业家，哥伦布并没有放弃。他又带着他的想法去找意大利、法国、英国的可能投资者，甚至还再回到葡萄牙一次，但每次都遭到回绝。最后，他决定到刚刚统一的西班牙，找当时在位的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碰碰运气。他聘请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说客，终于说服了伊莎贝拉女王投资。接着就像大家知道的，伊莎贝拉女王就像买中了乐透一样。哥伦布的发现让西班牙人征服了美洲，除了开采各个金矿银矿，还种起蔗糖和烟草，让西班牙的国王、银行家和商人简直是美梦成真。

一百年后，这些王公贵族和银行家不仅荷包满满，而且碰上哥伦布的接班人时，愿意提供的信贷金额也远超过以往。这一切都是因为从美洲搜刮而来的财富。同样重要的一点在于，王公贵族和银行家对于探勘探险的潜力信心大增，也更愿意投入自己的金钱。这就是帝国资本主义的奇妙循环：信贷资助新发现，新发现带来殖民地，殖民地带来利润，利润建立起信任，信任转化为更多的信贷。不管是努尔哈赤还是纳迪尔沙国王，帝国扩张几千公里之后就后继无力。但对资本主义的创业者来说，一次一次的征服，都让经济的动力更加强大。

然而，这些探险仍然很靠运气，所以整个信贷市场还是显得小心翼翼。许多探险队最后就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欧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举例来说，英国人就曾浪费大笔资金，试图寻找从北极通往亚洲的西北航道。而且，还有很多探险队就这么一去不回，有的撞上冰山，有的遇上飓风，有的惨死于海盗之手。于是，为了增加可能投资者的人数，并减少每个人承担的风险，探险家就开始找上股份有限公司。这么一来，不再需要有某个投资人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押在某一条船上，而是由公司从许多投资人手中集资投资，每个人只需要负担自己资金的那一小块风险。这样一来，风险减少，但可能的利润无上限。只要挑对了船，就算只有一点投资，你也可能变成百万富翁。

时间就这样十年十年地过去，西欧发展出一套复杂的金融系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筹措大笔信贷资金，提供民间企业或政府发展之用。探索征服队伍如果想取得资金，这套系统的效率远超过任何王国或帝国。而从荷兰及西班牙之间的激烈争斗，也可以看出这种信贷系统的新力量。在16世纪，西班牙是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帝国幅员辽阔，统治着大部分的欧洲、北美、南美、菲律宾群岛，而且沿着非洲和亚洲海岸，还建立起了一连串的基地。每年都有大批船队，带着大批美洲和亚洲的稀世珍宝满载而归。至于荷兰，国土就是一片沼泽，地小风疾、缺乏资源，原本只是西班牙领地的一个偏远角落罢了。

1568年，主要信奉新教的荷兰决定起身抵抗他们的天主教西班牙统治者。一开始，这些反叛军就像是堂·吉诃德，只是徒劳无功地冲向不可能打败的风车。但80年之后，荷兰不仅成功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甚至还取代了西班牙和他们的盟友葡萄牙，成为全球的海上霸主，建立起全球性的荷兰帝国，并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荷兰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信贷。荷兰人对于陆战兴趣不大，因此就付钱请了雇佣兵来负责和西班牙人打仗。至于荷兰自己，则是船越建越大，开始往海上发展。虽然佣兵或大型战船都所费不赀，但当时荷兰人取得了欧洲新兴金融系统的信任（同时西班牙国王则恣意背叛这些信任），于是比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更容易取得资金提供给各个远征队。金融家提供荷兰足够的信贷，让他们得以建立军队和舰队；这些军队和舰队让荷兰控制了全球贸易路线；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极可观的利润。有了这些利润，荷兰人能够偿还贷款，也更加强了金融家对他们的信任。阿姆斯特丹不仅很快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重要港口，更是欧洲的金融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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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到底是如何赢得了金融体系的信任？首先，他们坚持准时、全额还款，让贷款人借款给他们的风险降低。其次，荷兰司法独立，而且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相较之下，独裁国家不愿保障个人和其财产，于是资本也就一点一滴离开，流向那些愿意遵守法制、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

假设你是个德国某个银行世家的子嗣，父亲看到了一个机会，想在欧洲主要城市开设分行拓展业务。他把你和弟弟分别送到阿姆斯特丹和马德里，给你们每人一万金币的投资资金。你弟弟决定借给西班牙国王，让他招募一支军队向法国国王开战。至于你则决定借给某个荷兰商人，据说那个商人看上了某个位在美洲的既遥远又荒凉的小岛，想买下岛上南边的一块土地。他相信等到旁边的哈德孙河成了一大贸易动脉之后，这个叫作曼哈顿的小岛地价必然扶摇直上。两者的贷款都规定要在一年内偿还。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荷兰商人把他那块地卖了个高价，如同约定连本带利将钱还给你，让你的父亲可真是眉开眼笑。但在马德里的弟弟就尴尬了。虽然西班牙国王和法国交战打了胜仗，但他现在又卷入与土耳其人的冲突。他需要把手上的每一分钱都投入这场新的战争，也觉得这比依约还钱重要得多了。虽然你弟弟不断寄信到皇宫，又拜托宫廷里的熟人，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你的弟弟不但没有赚到约定的利息，连本金都要不回来。这下父亲可没那么开心了。

接着还有更糟的，国王派了一位财务大臣去找你弟弟，直截了当地说，国王还需要再借一万，而且立刻就要。你弟弟手头没钱，只好写信回家，试着让父亲相信这次国王会遵守约定。毕竟老幺还是得人疼，父亲一时心软，勉强同意。结果就是另一笔一万金币再次一去不回，永远消失在西班牙的国库里。与此同时，你在阿姆斯特丹的事业却是有声有色。你可以为这些积极进取的荷兰商人提供越来越多的贷款，而且他们总是准时、全额还款，绝不拖欠。然而，毕竟运气也不可能只好不坏。有一位老客户觉得荷兰木鞋一定能在巴黎掀起风潮，所以想向你借款在巴黎开个木鞋卖场。但不幸的是，你借钱给他之后，木鞋实在不符合法国女性的品位，结果商人大赔一笔，也不愿意偿还贷款。

这下父亲可是大发雷霆，命令你们两个都马上去找律师解决。于是，你的弟弟在马德里向法院控告西班牙国王，而你在阿姆斯特丹向法院控告这位木鞋大师。在西班牙，法院可以说是国王开的，法官会推测上意，免得遭遇雷霆之怒。至于在荷兰，法院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并不需要看人民或亲王的脸色办事。结果，马德里法院驳回了你弟弟的诉讼，但阿姆斯特丹法院判你胜诉，让你取得对那位木鞋商人财产的留置权，好逼他还钱。这下，可是给你父亲好好上了一课。他知道，应该要和商人来往，而不要跟国王来往，而且最好在荷兰做生意，而不要去西班牙。

而且，你弟弟的厄运还没结束。因为西班牙国王还迫切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养军队，而且又一心认定你父亲手上还有钱，就用莫须有的叛国罪起诉了你弟弟，表示如果不立刻交出两万金币，就会把他丢到地牢里关一辈子，等着在里面腐烂。

你的父亲受够了，付了赎金换回自己心爱的儿子，但发誓永远不再和西班牙做生意。于是他收掉了马德里分行，把你弟弟调到鹿特丹。现在，把两家分行都开在荷兰也像是个大好的主意，他甚至还听说，连西班牙的资本家都正在偷偷把资金调离西班牙。因为连他们都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钱不被抢走，而且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就最好到真正能够实行法治、尊重私有财产制的地方，例如荷兰。

就是像这样的事，让西班牙国王逐渐失去了投资者的信任，而荷兰商人则赢得了他们的信心。而且，真正建立起荷兰帝国的，也是这群荷兰商人，而不是荷兰的官方。西班牙国王为了要维持出征的脚步，虽然民众不满的情绪已经日益升高，但他还是不断加征各种税收。与此相对的是，荷兰商人为远征军筹资的方式是贷款，而且也慢慢开始采用出售公司股份的方式，让债权人也能够享有部分的公司获利。这下子，荷兰这些股份公司成了荷兰帝国的中流砥柱；谨慎的投资者绝不会把钱借给西班牙国王，就算要借给荷兰政府也得思量思量，但讲到投资这些荷兰的股份公司，可是乐意之至。

如果你觉得投资某家公司能赚大钱，但当时所有股份都已经卖完了，你还可以从其他的股份持有人那里去买，只是可能付的价钱会比当初他们买的时候高。至于如果你买了股份，却发现公司前景堪虑，也可以试着用较低的价格卖出股份。这些买卖大行其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欧洲各大主要城市几乎都设立了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

最著名的荷兰股份制公司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在1602年得到特许而成立，当时荷兰才刚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甚至就在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地方，还能听到西班牙大炮的声响。东印度公司通过出售股票取得建船的资金，再派船前往亚洲，带回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特产货物。此外，东印度公司也资助旗下船舰的军事行动，打击竞争对手与海盗。最后，东印度公司更是提供资金直接攻下了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岛，岛屿数目上万，在17世纪初分别由几百个不同的王国、公国、苏丹和部落统治。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1603年首次来到印度尼西亚，当时纯粹只是为了商业目的，但为了保护商业利益、让股东取得最高利润，东印度公司开始攻击那些提高关税的当地政权，另外也与来自欧洲的竞争对手开始交战。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商船上配备大炮，从欧洲、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招募佣兵，建起堡垒，展开全面的战争和围城行动。这些做法我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有些离奇，但在现代早期，民间公司雇用的常常不只佣兵，还包括将军、大炮、军舰，甚至可以直接雇用整支编制完整的现成军队。所以，等到像这样由一个民间企业建立起一整个帝国的时候，国际社会可是觉得理所当然，见怪不怪。

东印度公司就这样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印度尼西亚群岛一大部分都成了他们的殖民地，自此统治印度尼西亚近200年。一直要到1800年，印度尼西亚才改由荷兰政府统治，在接下来的150年间成为荷兰这个国家的殖民地。在今天，有人大声疾呼，认为21世纪的民间企业已经掌握了太多权力。但从现代早期的历史来看，我们早已看过放纵追求自我利益能到什么境界。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威风八面的时候，荷兰的西印度公司（WIC）也在大西洋大展身手。为了掌控哈德孙河这个重要商业通道，西印度公司在河口的一座小岛上开拓了一个殖民地，名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这个殖民地不断遭受美国原住民威胁，英国人也多次入侵，最后在1664年落入英国手中。英国人将这个城市改名“纽约”（New York，即“新约克”，约克为英国郡名）。当时西印度公司曾在殖民地筑起一道墙，用来抵御英国人和美国原住民，这道墙的位置现在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街道：华尔街（Wall Street，直译为“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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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7世纪走向尾声，由于荷兰人过于自满、战争成本又过于高昂，他们不仅失去了纽约，也无法再维持欧洲金融和帝国引擎的地位。法国和英国成了这个地位的强力竞争对手。一开始，似乎看来法国的赢面较大，毕竟它面积大于英国，更富有，人口更多，而且军队的规模和经验也胜出。然而，最后是由英国赢得了金融系统的信任，而法国只证明自己还不配得到这个地位。欧洲在18世纪爆发了密西西比泡沫事件（Mississippi Bubble），这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金融危机，法国王室也在这次事件中臭名远播。这个故事同样也是由一个打算建立帝国的股份公司开始。

在1717年，成立于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在美洲的密西西比河下游谷地开拓殖民地，新奥尔良（New Orleans）也是在此时开始成形。为了取得这项庞大计划的资金，这家与路易十五宫廷关系良好的公司便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出售股份。公司所有人约翰·劳（John Law）当时身兼法国央行行长，还得到国王任命为主计大臣，大约等于现代的财政部长。在1717年，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其实大约只有沼泽和鳄鱼，但密西西比公司却是撒着漫天大谎，把这个地方描述得金银遍地、无限商机。许多法国贵族、商人和城市里那些冷漠的中产阶级都信了这套谎言，于是密西西比公司股价一飞冲天。公司上市的股价是每股500里弗（livre）。1719年8月1日，股价涨到每股2750里弗。8月30日，股价已经飙升到每股4100里弗；9月4日升上每股5000里弗。等到12月2日，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每股超过10000里弗大关。当时，整个巴黎街头洋溢着一种幸福感。民众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借了大笔的金钱，只为了能够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找到了快速致富的捷径。

但就在几天后，开始兴起一片恐慌。开始有些股票炒手，意识到这种股价实在太夸张，完全不可能维持。经过他们仔细算计，觉得最好尽快在股价高点脱手。由于市场上的供给量上升，股价应声下跌。其他投资者见到价格下跌，也想赶快收手离场。就这样，股票价格持续暴跌，简直就像一场雪崩。为了稳定股价，法国央行行长（也就是约翰·劳本人）决定买进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但最终还是无以为继，耗尽了央行所有资金。到了这步田地，法国主计长（仍然是约翰·劳本人）又下令印制更多钞票，才能继续购买更多股票。就这样，整个法国金融体系就成了一个大泡沫。无论约翰·劳的金融操作再怎么高明，仍然无力回天。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从每股10000里弗大跌至每股1000里弗，接着更是彻底崩溃，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到了这一刻，法国央行和国库手中只有大量如壁纸的股票，再也没有任何金钱。那些最大的股票炒手多半得以及时脱手，所以几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小型投资人则是倾家荡产，许多因而自杀。

密西西比泡沫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烈的一次金融崩溃。法国王室的金融体系一直没能真正走出这场重大的打击。密西西比公司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操纵股价、推动购买热潮，结果让法国人民对法国金融系统和国王的金融智慧都失去信心。路易十五越来越难推动各种信贷计划，而这也成为法国海外领土逐渐落入英国手中的主因之一。在当时，英国仍然可以轻松用低利率取得贷款，但法国不仅贷款困难，还得付出高额的利息。为了要处理日益高筑的债台，法国国王只能越借越多，而利率也越借越高。最后来到路易十六，他在祖父驾崩后继位，但在18世纪80年代却发现年度预算有一半都得拿来支付利息，财政已濒临破产。到了1789年，他迫于无奈，不得不召开已经长达一个半世纪未曾召开的三级会议，希望能解决这项危机。就这样，法国大革命揭开了序幕。

法国海外霸权分崩离析的同时，大英帝国却是急遽扩张。大英帝国就像先前的荷兰帝国，主要是由民间股份公司所建立及管理，而这些公司也都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例如英国在北美的第一批殖民地成立于17世纪初，建立者都是民间股份公司，例如伦敦公司（London Company）、普利茅斯公司（Plymouth Company）、多切斯特公司（Dorchester Company）和马萨诸塞公司（Massachusetts Company）。

至于打下印度次大陆的，同样也不是英国官方，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佣兵。这家公司的成就甚至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更加辉煌。公司总部位于伦敦的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而在近一世纪的时间里，这家公司就是从这里统治着一整个儿强大的印度帝国，掌握着多达35万士兵的庞大军力，就连英国王室也只能自叹弗如。一直要到1858年，英国王室才将印度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收编国有。当时拿破仑曾嘲笑英国，说他们是个“店小二的民族”（nation of shopkeepers）。只不过，就是这群店小二打败了拿破仑本人，还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以资本之名

虽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分别在1800和1858年由荷兰和英国收归国有，但资本主义和帝国的关系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是在19世纪变得更为紧密。股份公司不再需要自己建立及管理殖民地，而是由经理和大股东直接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与政治权力牵线接轨，直接由国家来帮忙维护利益。正如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批评家所开的玩笑，西方政府几乎就像是资本家的工会。

讲到国家如何为资本家服务，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就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杂物商靠着向中国出口药物（特别是鸦片）而发了大财。数百万中国人成了瘾君子，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都大受影响。3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发布禁烟令，但英国药商完全无视这项律令。于是，中国当局开始没收、销毁鸦片。这些鸦片烟商与英国国会和首相关系良好，许多议员和部长其实都持有烟商公司的股票，因此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行动。

1840年，英国正式以“自由贸易”为名，向中国宣战。此役英国轻松获胜。中国人太过自信，却完全敌不过英国如同奇迹般的新式武器：汽船、重型火炮、火箭，以及可连发的步枪。在接下来的和平条约中，中国同意不限制英国烟商的活动，并且还要赔偿中国军方造成的损失。此外，英国要求并取得了香港的使用权，于是香港就成了他们安全的贩毒基地。直到1997年，香港才回归中国。在19世纪末，中国鸦片成瘾者约有4000万，足足占了全国人口1/10。

埃及同样也遭到英国资本主义的毒手。在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投资者将大笔资金借给埃及的统治者，先是投资兴筑苏伊士运河，后来还有一些比较失败的计划。埃及的债务逐渐膨胀，欧洲这些债权人也逐渐插手埃及的国内事务。到了1881年，埃及民族主义者忍无可忍，起身反抗，单方面宣布废除一切外债。这让维多利亚女王很不高兴。一年后，她就派出大军前往尼罗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埃及都还是英国的“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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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投资人利益而发动的战争绝不只这两场而已。事实上，连战争本身都可以像鸦片一样变成商品。1821年，希腊人起身反抗奥斯曼帝国，英国自由和浪漫圈子的人大感同情，甚至像诗人拜伦就亲自前往希腊，与这些反叛分子并肩作战。但就在同时，伦敦金融家看到的是大好商机。他们向反抗军领袖提议，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债券，为希腊反抗筹资。而如果最后希腊独立成功，就要连本带利偿还。于是，民间投资者有的为了利润，有的出于同情，也或者兼而有之，纷纷买入这种债券。至于这种希腊起义债券在伦敦证交所的价格，就随着希腊当地的战情起起伏伏。土耳其慢慢地占了上风，眼看反抗军就要战败，而债券持有人就快输到脱裤了。但就在此时，正因为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英国组织起一支国际舰队，在1827年的纳瓦里诺战役一举击溃奥斯曼帝国的主要舰队。从此，受到长达几世纪的征服统治后，希腊终于自由了。只不过，自由的代价就是一大笔巨额债务，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根本无力偿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希腊经济都被欠英国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资本和政治这两者的紧密相拥，对信贷市场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市场究竟能得到多少信贷，不能只看经济因素（例如发现新的油田、发明新的机器），而也得考虑政治事件的影响，例如政权更迭或是采取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诺瓦里诺战役之后，英国资本家投资高风险海外交易的意愿就更高了。他们亲眼证实，如果外国债务人拒绝偿还贷款，女王陛下的军队就会去为他们讨债。

正因如此，今天在判断某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时，经济体系是否健全远比天然资源的多寡更为重要。信用评级代表的是国家清偿债务的可能性。除了纯粹的经济数据外，也会考虑政治、社会甚至文化因素。就算是拥有丰富石油蕴藏量的产油国，如果政府专制、司法腐败，信用评级通常也不高。这么一来，因为难以取得必要资金开发石油资源，很可能这个国家就只能这样坐在金矿上穷困度日。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某个国家虽然缺少自然资源，却有自由的政府、和平的环境，以及公正的司法系统，它就可能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这样一来，就能以低廉的代价取得相当的资金，撑起良好的教育体系、发展出蓬勃的全新高科技产业。

对自由市场的崇拜

资本和政治的关系如此紧密交结，不论是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一般民众都有许多热烈的争论。死忠的资本主义者很可能会表示，资本当然会影响政治，但政治绝不应该插手资本的事。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必然会被政治利益所左右而做出不智的投资决定。举例来说，政府很可能会向产业界课重税，再用这笔钱设置大笔的失业救济金，讨好大众选民。在商人眼中，当然政府最好都别管事，让钱都留在商人口袋里。他们宣称，有了这些钱，他们就会继续开设新的工厂，让现在失业的人都能有工作。

这种观点就会认为，最明智的经济政策就是让政治不要干预经济，将税收和政府管制都减到最低，将一切交给市场力量，让其自由发挥。这样一来，正因为民间投资人完全没有政治考虑，他们会将资金投向获利最高的区块，于是带来最高的经济成长。所以，不管对企业家或劳工来说，最好政府就是无为而治。到了今天，资本主义教条最常见也最有影响力的分身就是自由市场主义。如果是对自由市场最死忠的支持者，不仅会认为国家不该出兵影响国际事务，甚至也会批评国内的种种福利政策。他们对政府的建议，会和老庄思想不谋而合：无为而治，什么都别管。

然而，如果讲到最极端的情况，相信自由市场的概念其实就像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天真。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市场。毕竟，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信任”，而信任这种东西总是得面对种种的坑蒙拐骗。光靠着市场本身，并无法避免诈欺、窃盗和暴力的行为。这些事得由政治系统下手，立法禁止欺诈，并用警察、法庭和监狱来执行法律。如果国王或政府行事不力，无法做到适当的市场规范，就会失去信任、使信用缩水，而经济也会衰退。不论是1719年的密西西比泡沫，还是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带来的信用紧缩和经济衰退，都一再提醒着我们这些教训。

资本主义的地狱

我们之所以不该让市场有完全自由发挥的机会，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原因。亚当·斯密说，鞋匠赚到多余的利润之后，会用来雇用更多助手。这么一来，因为多余利润能促进生产、雇用更多人，似乎就代表着自私自利和贪婪也可能对全体人类有利。

只不过，如果贪婪的鞋匠靠的是缩减工资、增加工时来增加利润，情况又会如何？课本上的答案是：自由市场会保护员工。如果鞋匠付的薪水太少、要求又太多，那些最优秀的员工当然就会离职，去为他的竞争对手工作。这下子，这位黑心老板手上就只剩下最差劲的员工，甚至一个员工都不剩。于是他一定得改变管理方式，不然就只能关门大吉。他的贪婪会逼他善待自己的员工。

这个理论听来十分完美，但实际上却是漏洞百出。如果真的是完全自由的市场，没有国王或神职人员来监督，贪婪的资本家就能够通过垄断或串通来打击劳工。例如，假设某个国家只有一家制鞋厂或是所有制鞋厂都合谋同时降低工资，劳工就无法用换工作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更可怕的是，老板还可能用劳动偿债甚至奴隶制度来限制劳工的自由。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基督教欧洲几乎完全没有奴隶制度的现象。但到了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大西洋奴隶贸易也应运而生。奴隶贸易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暴君或是种族主义者，而是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

欧洲人征服美洲的时候，积极开采金矿银矿，并且建立庄园来种植甘蔗、烟草和棉花。这些矿场和庄园成为美洲生产和出口的大宗支柱。其中甘蔗种植尤为重要。在中世纪，糖在欧洲是难得的奢侈品，必须由中东进口，而且价钱令人咋舌，使用的时候百般珍惜，视为某种秘密成分，加进各种美食或是蛇油为底的药物中。等到美洲开始有了一片又一片的大型甘蔗园，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糖运抵欧洲。糖价开始下跌，而欧洲对甜食也越来越贪得无厌。商人见到机不可失，开始生产大量甜食：蛋糕、饼干、巧克力、糖果和含糖饮料（例如可可、咖啡和茶）。英国人每人每年的糖摄取量，从17世纪初接近为零，到19世纪初竟然达到大约8公斤。

然而，不论种植甘蔗还是提炼蔗糖，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不仅工时长、热带阳光猛烈，蔗园环境更是疟疾肆虐，因此愿意在蔗园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如果使用约聘劳工，成本就会变得太过昂贵，无法迎合大众消费需求。这些甘蔗园的欧洲主人一方面对市场力量十分敏感，一方面又贪求利润和经济成长，因此就把脑筋动到了奴隶上。

从16世纪到19世纪，大约有1000万非洲奴隶被运到美洲，其中有大约七成都在甘蔗园里工作。奴隶的劳动条件极度恶劣，大多数奴隶生活悲惨、英年早逝。而且欧洲人发动战争俘虏非洲人，再从非洲内陆千里迢迢运至美洲，数百万非洲人就这样在战乱或运送过程中丧命。而这一切，不过就是为了让欧洲人能够在茶里加糖、能吃到甜点，让人能够靠着贩糖而获取暴利。

奴隶贸易背后的黑手并不是国家或政府。这项产业完全出于经济，是自由市场依据供需法则所组织及提供资金。民间贩奴公司甚至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黎证交所上市，出售股份。一些中产阶级的欧洲人也就是希望有个好机会投资赚钱，就买了这些股票。靠着这些钱，公司得以买船、雇用水手和士兵，他们在非洲购买奴隶，再运到美洲卖给庄园园主。贩奴的收益就能顺便购买庄园的作物及产品，例如糖、可可、咖啡、烟草、棉花和朗姆酒。满载而归回到欧洲之后，蔗糖和棉花可以卖到一笔好价钱，接着他们就能再次前往非洲，把这个获利颇丰的勾当再次如法炮制。这种安排可让股东心花怒放、再满意不过。在整个18世纪，贩奴的获利约为6%；任何一个现代的投资顾问都还是会说这相当不错。

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中不足之处。它无法保证利润会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是以公平的方式分配。而且相反的是，因为人类有追求利润和经济成长的渴望，就会决定盲目扫除一切可能的阻挠。等到“成长”成了无上的目标、不受其他道德伦理考虑的制衡，就很容易衍生成一场灾难。有一些宗教（例如基督教和纳粹）杀害了数百万人，原因是出于仇恨。然而，资本主义也杀害了数百万人，原因则是出于冷漠和贪婪。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的原因，并不是欧洲人对非洲人有什么种族仇恨。而那些买了股票的民众、卖了股票的证券营业员、管理奴隶贸易公司的经理，压根儿就不曾把非洲人放在心上。甘蔗庄园的园主就更不用谈了。很多园主根本住得远在天边，他们唯一关心关于庄园的事，就是账目要清楚好读，让他们知道自己赚了多少。

我们必须记住，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洁白无邪，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件事绝非特例。像是前一章提过的孟加拉地区大饥荒，也是出于类似原因：英国东印度公司比较重视的是自己的利润，而不是1000万孟加拉地区人的生命。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军事行动，后面出钱的也是一群善良的荷兰人，他们爱孩子，会捐钱给慈善事业，也懂得欣赏好音乐和好艺术，但他们就是没感受到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这些地方人民的痛苦。随着现代经济成长，全球各地还有无数的大小罪恶和灾难正在上演。

***

时间到了19世纪，但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并未改善。工业革命风潮席卷欧洲，让银行家和资本家荷包满满，但却让数百万计的劳工生活落入赤贫。至于在欧洲殖民地，情况更难以想象。1876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立了一个非政府人道组织，宣称目的是探索中非，并打击刚果河沿岸的奴隶贸易。同时该组织也表示会修筑道路、兴建学校和医院，为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在1885年，欧洲列强同意将刚果盆地大约230万平方公里土地拨给该组织管理使用。这片土地足足有比利时全国75倍大，从此称为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只不过，从来没有人问过这片土地内足足有两三千万人民的意见。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所谓的人道组织就成了商业机构，真正的目的只是成长和获利。他们压根儿就已经忘了学校和医院这回事，整个刚果盆地遍布着矿场和农业庄园，多数由比利时官员掌控，而且无情地剥削着当地人民。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橡胶产业，当时橡胶迅速成为大宗商品，橡胶出口也成了刚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负责收集橡胶的非洲村民被规定上缴的产量越来越高，而且一旦少缴，就会被斥为“懒惰”，遭到严厉惩罚。有时候比利时官员会把他们的手臂砍掉，有时候甚至全村的人都遭到屠杀。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从1885年到1908年之间，在刚果追求成长和利润的代价，就足足让600万刚果人命丧黄泉（至少占当时刚果人口的两成），甚至有些人估计惨死人数高达千万。

1908年以后特别是1945年以后，部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资本主义的贪婪稍微受到控制。然而，不平等的情形仍然猖獗。时间到了2013年，虽然全球经济的大饼已经远大于1500年那块，但分配的方式却是极度不公，许多非洲农民和印度尼西亚劳工就算整日辛劳，能够赚到的食物还比不上500年前的先人。然而，就像农业革命一样，所谓的现代经济成长也可能只是个巨大的骗局。虽然人类和全球经济看来都在继续成长，但更多的人却活在饥饿和困乏之中。

面对这种指控，资本主义有两项响应。第一，资本主义已经把这个世界塑造成资本主义的样子，现在也只有资本主义能让它继续运行下去。唯一另一个足以和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就只有共产主义。在公元前8500年，就算有人对于农业革命深感后悔，但为时已晚，已经无法放弃农业。同样，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并不喜欢资本主义，但它也已经不可或缺。

第二，资本主义也认为只要再多点耐心，天堂就一定会降临人间了。确实，过去我们犯过一些错，像是大西洋奴隶贸易，像是剥削了欧洲的劳工阶级，但这一切都让我们学到教训，只要我们再等等、再等饼变大一点，就能让人人都分到够大的一块。虽然说分饼的时候永远不可能达到公平，但至少能做到“足够”，让男女老幼每个人都能满足，甚至在刚果也不例外。

事实上，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一些正面的迹象。至少就纯粹的物质标准来说（例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热量摄取量），虽然人口在过去百年间激增，但2013年的平均数值都明显高于1913年。

然而，这块经济大饼真的能无限制变大吗？每块饼都需要原材料和能源。但早有先知预言警告，迟早智人会耗尽地球上所有的原料和能源。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NIPC.pdf.

1. [1] Maddison,World Economy,vol.1,261,264;‘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2009,Atlas Method and PPP’,The World Bank,accessed December 10,2010,

2. [2] 这里举的面包店例子在计算上经过简化，并非完全精确。因为银行金库中每存有1元就能贷出10元，如果银行现在有100万美元的存款，其实只能贷出约909000美元，而必须将91000美元留在金库里。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还是决定将数字简化。此外，银行也并不总是遵守这些法规。

3. [3] Carl Trocki,Opium,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Routledge,1999),91.

4. [4] Georges Nzongola-Ntalaja,The Congo from Leopold to Kabila:A People's History (London:Zed Books,2002),22.

第十七章

工业的巨轮

现代经济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愿意信任未来，资本家也愿意将利润再投入生产。然而光是这样还不够。经济成长还需要有能源、有原料，但能源和原料有限，如果用光了，是不是整个系统就要崩溃？

然而，就过去的证据看来，所谓“有限”也只是一种理论。虽然这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直觉，但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能源和原料用量激增，可供使用的能源和原料量其实不减反增！每次即将因为能源或原料短缺而使经济成长趋缓的时候，就会有资金投入科学研究，解决这项问题。这种做法屡屡奏效，有时候让人更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有时候找出了全新的能源和材料。

让我们以运输产业为例。在过去300年间，人类制造的运输工具数量达到数十亿台，从简单的马车和手推车，到后来的火车、汽车、超音速飞机和航天飞机。过去可能会有人认为，像这样大规模使用资源，很快就会耗尽所有能源和原料，很快只能靠着回收垃圾撑下去了。然而，实际状况却正好相反。在1700年，全球运输工具使用的原料多半是木材和铁，但今天我们却有各式各样的新材料任君挑选，像是塑料、橡胶、铝和钛，这一切我们的祖先都完全一无所知。另外，1700年的马车主要是由木匠和铁匠手工人力制作，但在现在的丰田车厂和波音公司工厂里，我们靠的是燃油引擎和核电厂来推动生产。类似的革命在几乎所有产业领域无处不在。我们将它称为“工业革命”。

***

早在工业革命前的数千年，人类就已经知道如何使用各种不同的能源。像是可以燃烧木材，用火力来炼铁、取暖、烤蛋糕。用帆取得风力就能推动帆船，用水车取得水力就能用来碾谷子。然而，这些使用方式都有明显的限制和问题：火力得先取得木材，风力得靠天赏脸，至于水力一定得住在河的附近才成。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进行能量间的转换。像是风力可以推船，水力可以推石磨，但却没办法拿来煮水或炼铁。相对的是，燃烧木头的热力也无法推动石磨。在当时想要转换能量，只能靠一种东西：人类或动物自己的身体。在自然的代谢过程里，人类和其他动物燃烧有机燃料（也就是食物），把能量转换为肌肉运动。于是，男男女女或动物摄取谷物和肉类，燃烧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再用这些能量来拉车或犁田。

因为所有能量转换只能靠人类和动物的身体，当时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靠的就是肌肉的力量。人类的肌肉能用来造车盖房，牛的肌肉能用来拖犁耕田，马的肌肉能用来运输货物。而所有能用来供应这些“有机肌肉机器”的能量来源只有一种：植物。至于植物的能量，则是来自太阳。植物靠着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为有机化合物。由此看来，历史上人类成就的几乎所有事情，第一步靠的都是将植物取得的太阳能转换为肌肉的力量。

正因如此，人类历史在过去一直是由两大周期来主导：植物的生长周期，以及太阳能的变化周期（白天和黑夜，夏季和冬季）。阳光不足、谷物尚未成熟的时候，人类几乎没有能量可用。这时谷仓空空，收税员无事可做，士兵无力行军或打仗，各个国王也觉得以和为贵。但等到阳光充足、谷类成熟，农民的收获堆满了谷仓，收税员四处忙着收税，士兵频频操练、磨刀利剑，国王也召集大臣，计划下一场战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太阳能，这时已经取得并封装在小麦、稻米和马铃薯里了。

厨房里的秘密

在这之前的几千年间，人类每天都面对着能源生产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但却总是视而不见。每次有哪个家庭主妇或仆人想要烧水泡茶，或是把装满了马铃薯的锅放在炉子上煮，这项发明就这样明显地在他们眼前。在水煮沸的那一刻，水壶或锅的盖子会开始跳上跳下。这时热能转换为动能，但是我们过去都只觉得这样乱跳有点烦人，至于一时忘记而让水煮干就更麻烦了。没人注意到这件事的真正潜力。

9世纪中国发明火药可以说有了小小的突破，能让热能转换成动能。一开始，要用火药推动弹丸听来实在太有悖常理，所以长久以来火药只是拿来制作炸弹。直到后来（起因可能是某些炸弹专家在研钵里磨火药，磨杵却被大力炸飞？），才终于发明了枪。而要再从火药发展为有效的火炮，就已经又过了大约600年。

即便如此，要将热能转化为动能的想法仍然太天马行空，所以要再过3个世纪，人类才发明了下一种使用热能来移动物品的机器。这项新科技是在英国煤矿里诞生。随着英国人口膨胀，森林遭到砍伐，一方面是人类取得木柴作为燃料推动经济成长，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有居住和农业用地。于是，英国逐渐面临木柴短缺的问题，人们开始烧煤作为替代品。许多煤矿层都位于会淹水的地区，而且只要淹水，矿工就到不了较低的矿层。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大约在1700年左右，英国的矿井里开始回荡着一种奇特的噪音，可以说是吹起了工业革命进击的号角，一开始只是微微在远方响起，但十年十年过去，声音也愈趋雄壮，直到最后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之中。这就是蒸汽机。

蒸汽机种类繁多，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则：燃烧某种燃料（例如煤），再用产生的热将水煮沸，产生蒸汽。接着蒸汽推动活塞、让活塞移动，而连接到活塞的任何装置也就跟着移动。这么一来，热能便转换为动能了！在18世纪的英国煤矿里，是将活塞连接到泵，好把矿井底部的水给抽出来。最早的引擎效率低到难以想象。光是想抽出一点点的水，就得烧掉极大量的煤。然而，当时煤矿充足，而且又近在咫尺，所以倒是没人在意。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改善了蒸汽机的效率，还把它请出了矿坑，用在纺织机和轧棉机上。纺织生产仿佛脱胎换骨，开始能廉价生产越来越大量的纺织品。转眼之间，英国就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把蒸汽机请出矿坑，可以说是打破了一项重要的心理关卡。如果烧煤能够让纺织机动起来，为什么不能让其他的设备（像是车辆）也这么动起来呢？

1825年，一名英国工程师将蒸汽机装到了一辆满载煤炭的列车上，让引擎将这辆货车沿着铁轨，将煤炭从矿场送到约20公里外最近的港口。这是史上第一列蒸汽动力火车。想当然尔，既然蒸汽可用于运送煤炭，为什么不能运送其他商品呢？甚至，为什么不能运人呢？1830年9月15日，第一条商业化铁路开通，连接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用的同样是与抽水或纺织相同的蒸汽动力。不过短短20年后，英国的铁轨长度已达数万公里。

从此之后，人类就深深着迷于如何使用机器和引擎转换各种能量。只要发明出适当的机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类型的能量都能为我们所用。举例来说，物理学家发现原子内储存着巨大的能量，就立刻开始思考要如何释放这种能量，用来发电、推动潜艇，或是摧毁城市。从中国炼丹术士发现火药，到土耳其人用大炮粉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间足足过了600年。但从爱因斯坦发现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之后（也就是E=MC^2），仅仅过了40年，原子弹就已经落在了广岛和长崎，核电厂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球。

另一项重要发明是内燃机，仅仅花了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就彻底改革了人类的运输，也让石油变成一种液体的政治权力。在这之前数千年，我们早就知道了石油的存在，但只用来为屋顶防水、替轴轮润滑。就算到了大约一个世纪前，大家还是认为石油就只有这些用处。说要为了石油流血打仗，简直是则笑话。当时为了土地、黄金、胡椒或奴隶打仗或许天经地义，但为了石油，可是万万说不过去。

至于电力的发展更为惊人。在两个世纪前，电力对经济还毫无影响力，多半只是用来做些神秘的科学实验，或是廉价的魔术把戏。但有了一系列的发明之后，电力就成了我们有求必应的神灯精灵。手指一弹，就能印出书本、织出衣服，保持蔬菜新鲜、棒冰不融化，还能煮晚餐、处决死刑犯，记录我们的想法和笑容，让夜间亮起灯光，还让我们有无数的电视节目能看。我们很少有人了解电力运作的机制，但更少人能够想象生活中没有电力该怎么办。

能源的汪洋大海

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我们已经一再看到，我们能使用的能源其实无穷无尽。讲得更精确，唯一的限制只在于我们的无知。每隔几十年，我们就能找到新的能源来源，所以人类能用的能源总量其实在不断增加。

为什么这么多人担心我们会耗尽所有能源？为什么他们担心我们用完所有化石燃料之后，会有一场大灾难？显然，这世界缺的不是能源，而是能够驾驭并转换符合我们所需的知识。如果与太阳任何一天放射出的能量相比，全球所有化石燃料所储存的能源简直是微不足道。太阳的能量只有一小部分会到达地球，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就已经高达每年3766800艾焦（焦耳是能量单位，在地心引力下将一颗小苹果抬升一米，所需的能量就是一焦耳；至于艾焦则是10^18焦耳，这可是很多很多颗苹果。）全球所有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也只能保留大约3000艾焦的能量。现在人类所有活动和产业每年约消耗500艾焦，而地球只要大约短短90分钟，就能从太阳接收到这么多能量。而且，这还只是太阳能而已。我们还有其他巨大的能量来源，像是核能、像是引力。引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地球受到月球吸引而成的潮汐作用。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能源市场几乎完全只能靠植物。这就像是住在一个容量每年3000艾焦的水库旁边，想办法尽可能多抽一点水出来。然而，这里有个明确的总容量。但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发现能用的能源不是一个水库，而是一整片海洋，容量可能有几千亿艾焦。我们唯一需要的，只是个更好的抽水泵罢了。

***

学习如何有效驾驭和转换能量之后，也解决了另一个阻碍经济成长的问题：原料短缺。等到人类找出方法驾驭大量而又廉价的能源之后，就开始能够取得过去无法使用的原料（像是在西伯利亚荒原采集铁矿），或者从越来越远的地方将原料运来（像是从澳大利亚将羊毛运到英国的纺织厂）。同时，科学上的突破也让人类能够发明全新的原料（像是塑料），或是发现先前未知的天然原料（像是硅和铝）。

化学家一直要到19世纪20年代才发现铝这种金属，但当时要从矿石中分离出铝非常困难，而且昂贵。于是，有几十年间，铝的价值甚至比黄金还要高得多。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还会用铝质餐具来宴请最尊贵的客人，至于那些二等的客人，就只能用黄金的刀叉来凑合凑合。但到了19世纪末，化学家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大量、廉价提炼铝，目前全球的铝生产量达到每年3000万吨。如果拿破仑三世听说这些属民的后代居然拿铝做成抛弃式的铝箔，用来包三明治、带剩菜，用完就丢，想必是大惊失色。

两千年前，地中海盆地的人如果属于干性肤质，就会在手上抹橄榄油。而今天人们抹的是护手霜。我在附近一家店里随便买了一支简单的现代护手霜，里面的成分如下：

去离子水、硬脂酸、甘油、辛酸/癸酸三酸甘油酯、丙二醇、肉豆蔻酸异丙酯、人参根提取物、香料、鲸蜡醇、三乙醇胺、硅灵、熊果叶萃取、抗坏血酸磷酸镁、咪唑烷基脲、对羟基苯甲酸甲酯、樟脑、对羟基苯甲酸丙酯、羟基异己基3–环己基甲醛、羟基香茅醛、芳樟醇、丁苯基甲基丙醛、香茅醛、苎烯、香叶醇。

以上几乎所有的成分，都是在过去两世纪间才发明或发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遭到封锁，造成原物料严重短缺，可做成爆炸物的硝石更是奇缺无比。德国本身并不产硝石，当时最大的硝石产地在智利和印度。虽然用氨来取代硝石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但当时要生产氨的成本还非常高。可以说德国人走运，他们的同胞：一位名为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犹太化学家在1908年发现了一套技术，几乎只要用空气就能制备出氨。等到战争爆发，德国人已经将哈伯的发现投入工业生产，只要靠着空气当原料，就能制作爆炸物。有学者认为，要不是有哈伯的发现，德国绝无可能撑到1918年的11月。（哈伯在大战期间也是引导使用毒气的先驱。）而且，这项发现还让哈伯赢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奖，但可以想见他得的是化学奖，可不是和平奖。

输送带上的生命

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种种能源和原料，不仅种类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结果就是人类的生产力有了爆炸性的发展。首先引爆、影响也最深的就是农业。一般情况下，我们想到工业革命，脑中浮现的画面就是一片都市景象、冒着烟的烟囱，或者是一群煤矿工人汗流浃背，深入地底辛苦工作。然而，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在于它就是第二次的农业革命。

过去两百年间，工业化生产成了农业的支柱。过去得靠肌肉力量或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都由像是曳引机之类的机器接手。由于有了化学肥料、工业杀虫剂和各种激素及药物，无论是农地还是家禽家畜的产量都大幅跃进。而有了冰箱、船舶和飞机之后，各种农产品能够保存长达数个月，而且也能快速、廉价地运送到世界的另一头。欧洲人开始能够大啖新鲜美味的阿根廷牛肉和日本寿司。

机械化不只是机器的事，连植物和动物也同样遭到机械化。差不多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宗教将智人提升到神的地位的时候，各种农场上的动物已经不再被视为活生生、能够感受到痛苦的生物，而是被视为机器一般对待。时至今日，这些动物常常是在像工厂一样的地方被大规模制造，它们的身体被依照产业的需求来形塑。这些动物的一生就像是巨大生产线的齿轮，决定它们生命长短及质量的，就只是各种商业组织的利润和亏损。虽然业界让它们存活、吃得饱、维持基本健康，但却对它们的社会和心理需求毫不关心（除非直接影响到了生产）。

举例来说，蛋鸡其实也有各种行为和心理需求，它们天生会有强烈的冲动，想要侦察四周的环境，到处瞧瞧啄啄，确认彼此的社会阶层、筑巢还有理理毛。然而，鸡蛋业者往往是将这些蛋鸡关在极小的鸡舍里，一个笼子就塞了四只蛋鸡，每只的活动空间大概就是22厘米乘25厘米左右。虽然这些鸡有足够的食物，但却没办法宣告自己的领域、筑巢，或完成它们天生想做的活动。事实上，这些笼子实在太小，里面的鸡甚至无法拍翅膀，也无法完全站立抬头。

猪的智商和好奇心在哺乳动物里数一数二，可能只低于巨猿。然而，在工业化的养猪场里，母猪被关在小隔间里，甚至连转身都做不到，更别提要散步或四处觅食了。这些母猪就被这样没日没夜关上四星期，生下小猪，但小猪立刻被带走养肥待宰，而母猪又得带去怀孕，准备再生下一批小猪。

许多奶牛在短暂的一生里，也是都活在一个小隔间里；不管是站还是坐或卧，都与自己的尿液和粪便为伍。它们面前有一套机器会供给他们食物、激素和药物，身后另一套机器则是每几个小时会来为它们挤奶。至于位于中间的牛呢？在业者眼中，大概就只是一张会吃原料的嘴，再加上会生产商品的乳房而已。这些活生生的生物其实内心情感世界都十分复杂，如果把它们当机器一样对待，不仅会造成身体不适，也会让它们有很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挫折。

▲图25 商业化养鸡场输送带上的小鸡。如果是公鸡或是缺陷的母鸡，就会被丢到输送带上，送进毒气室让他们窒息而死，再用自动搅碎机搅碎，又或者直接丢进垃圾堆，让它们互相挤压致死。每年有上亿只雏鸡就这样在养鸡场里丧命。

大西洋奴隶贸易并非出于对非洲人的仇恨，而现代畜牧业也同样不是出于对动物的仇恨。这两者背后共同的推手，就是冷漠。大多数人，在生产或是消费各种奶、蛋、肉类的时候，都很少想到提供这些食物的鸡、牛或猪。就算有些人真的想过，也常认为这些动物真的和机器没什么两样，没有感觉、没有情绪，并不会感受到痛苦。但讽刺的是，正是那些制造了挤奶器和集蛋器的科学，最近也赤裸裸指出这些哺乳动物和鸟类同样有复杂的感觉和情绪。它们不仅能感受到生理上的痛苦，也同样能感受到心理情绪上的痛苦。

演化心理学认为，家禽家畜的情感和社交需求还是源自野外，是因应当时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而形成。例如，野生的母牛必须知道怎样和其他母牛或公牛建立紧密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生存和繁衍后代。而为了学习必要的技能，演化就会在小牛（以及所有社交性哺乳动物的幼崽）的心理植入强烈想要玩耍的欲望，这正是哺乳动物学习社交行为的管道。此外，小牛还有另一股更强大的欲望，就是不能和母亲分开，毕竟当初在野外，母牛的奶水和照顾是生存的关键。

但像现在，奶农在小母牛一生下来不久，就把它隔到另一个隔间里，与母牛分开，给它提供食物、水和抵抗各种疾病的药物，等到它发育成熟，再用公牛的精子让它怀孕产乳。这么一来会如何？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小牛确实不再需要为了生存或繁衍而和母亲相处，也不用和同伴玩乐。但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小牛仍然会有一股强大的冲动，想要和母亲在一起，想和其他小牛玩。这些冲动无法满足，就会让它十分痛苦。这是演化心理学的基本道理：过去在野外形成的种种需求，就算现在已经不是生存和繁殖所必要，仍然会持续造成主观的感受。工业化农业的悲剧在于，它一味强调动物的客观需求，却忽略了它们的主观需要。

这项理论的真实性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证实，当时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就曾用猴子的发展做过实验。他在幼猴出生后几小时，就把它们和母猴分开，各自关在独立的笼子里，由两只假母猴来负责哺育。每个笼子有两只假母猴，一只使用铁丝材质，上面有可供幼猴吸吮的奶瓶；另一只使用木材，再铺上布，模仿真实母猴的样貌，但除此之外无法提供幼猴任何实质帮助。这样一来，理论上幼猴似乎应该会依附着提供食物营养的金属猴，而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布猴。

但没想到，幼猴显然比较爱的是布猴，多半时间都紧抱不放。如果两只假猴子放得够近，幼猴甚至是紧抱着布猴，只是把头伸去金属猴那边吸奶。哈洛猜想，可能是因为铁丝太冷，幼猴不喜欢，所以他还为金属猴加装了一个电灯泡，让金属猴有了体温。然而，除了真的非常小的幼猴之外，大多数猴子选择的仍然是布猴。

▲图26 在哈洛的实验中，一只小猴子孤儿就算正在金属猴身上吸奶，却还是紧抱着布猴。

追踪研究发现，这些猴子孤儿虽然得到了所有必需的营养，长大之后却有严重的情绪失调。它们无法融入猴群的社会，与其他猴子沟通有问题，而且一直高度焦虑、具有高侵略性。结论显而易见：除了物质需求之外，猴子必然还有种种心理需求和欲望，如果未能满足这些需求，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许多研究都证实这项结论不仅适用于猴子，对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同样适用。但在目前，数百万的家禽家畜与哈洛的猴子处于同样的水深火热之中，饲养者常常将幼崽与母亲分开，单独饲养。

如果将所有数字加总，全球随时都有数十亿只家禽家畜就像活在工厂生产线上，而每年宰杀总数更达到百亿。采用工业化的禽畜饲养方式后，农业生产量和人类粮食储备量大幅增长。像这种工业化的畜牧业，再加上农作物种植的机械化，就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在农业工业化之前，农地和农场生产的食物大部分都得“浪费”在供给农民和农场上的动物食用，只剩下一小部分能供给其他工匠、教师、神职人员和官僚。因此在当时，农民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都占了总人口九成以上。随着农业工业化，只需要越来越少的农民数量，就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办公或工厂人口。例如现在的美国，只有2%的人口以农业为生，但仅仅就是这2%，不仅养活了整个美国的人口，还有剩余粮食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化，就不会有足够的人力来办公思考和从事工厂劳动，也就不可能有都市里的工业革命。

正是因为农业释放出了数十亿的人力，由工厂和办公室吸纳，才开始像雪崩一样有各种新产品倾泻而出。比起以前，人类生产出更多钢铁，制作出更多服装，兴建出更多建筑，还制造出令人瞠目结舌、超出想象的各种产品，像是灯泡、手机、数码相机和洗碗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超出了需求。也是因为如此，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谁要来买这些产品？

血拼的年代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想要存活，就得不断提高产量，很像是鲨鱼，如果不一直游动就会窒息。然而，光是生产还不够。生产出来之后，还得有人买，否则业者或投资人都得关门大吉。为了避免这种灾难，确保不管什么新产品都有人买账，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消费主义。

有史以来，人类的生活多半颇为困窘，因此“节俭”就成了过去所高喊的口号，像是清教徒或斯巴达人，都以简朴律己而闻名。所以，如果是正直的人，就该避免奢侈、从来不浪费食物，裤子破了该缝缝补补，而不是去买条新的。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公然把这种价值观抛在一旁，无所顾忌地炫耀他们的财富。

然而，消费主义的美德就是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鼓励所有人应该善待自己、宠爱自己，就算因为过度消费而慢慢走上绝路，也是在所不惜。在这里，节俭就像是一种该赶快治疗的疾病。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种鼓励消费伦理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像是我本人最爱的早餐谷片，制造商是以色列的泰尔玛（Telma），它的盒子背面就写着：

有时候，你该好好享受一下。有时候，你就是需要多一点能量。虽然有时候得注意体重，但也有时候就该尽情放纵……像是现在！泰尔玛为你提供各种美味谷片，享受美味，没有后顾之忧。

而且，同一个包装上还有另一个品牌“健康零嘴”（Health Treats）的广告：

健康零嘴有大量谷类、水果和坚果，为您提供美味、愉悦而又健康的体验。在非正餐时间解您的嘴馋，完全符合健康生活习惯。真正的美味，让您享受更多。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这种文案不但无法引起消费欲望，反而还会激起极度的反感。在过去的人眼中，这种内容真是自私、堕落、道德沦丧！消费主义除了自身非常努力，还在大众心理学（像是“做就对了！”）的推波助澜之下，不断说服大众“放纵对你有益，而节俭是自我压抑”。

而且，这套理论已经成功了。我们都成了乖巧的消费者，买了无数种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产品，而且有的根本就是昨天才知道的。制造商设计产品的时候，刻意让它在一段短时间后就被淘汰；而且就算旧型号明明就足以满足各种需求，厂商还是会不断推出新型号，我们如果不跟进，就仿佛显得落伍。购物已成为人类最喜爱的消遣，而且消费性产品也成了家人、朋友、配偶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各种宗教节日（例如圣诞节）都已经成了购物节。甚至像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原本庄严肃穆的一天，现在的重点全成了跳楼大特价。许多男男女女纪念这天的方式，就是跑去血拼，大概是想证明这些自由的捍卫者并不是白白送死。

消费主义伦理开枝散叶，在食品市场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过去的传统农业社会，饥荒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但到了今日的富裕世界，一大健康问题却成了肥胖，而且对穷人的冲击更大于富人（因为富人懂得选择有机沙拉和水果奶昔，但穷人常常是大啖汉堡、比萨）。美国每年为了节食所花的钱，已经足以养活其他地方所有正在挨饿的人。肥胖这件事，可以说是消费主义的双重胜利。一方面，如果大家吃得太少，就会导致经济萎缩，这可不妙；另一方面，大家吃多了之后，就得购买减肥产品，再次促进经济成长。

***

然而，如果根据商人的资本主义伦理，所有的利润都该再投入生产而不是白白浪费，这样一来，消费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道德该如何共存？没问题！就像过去的年代，今天也有精英分子和一般大众的劳力分工。在中世纪欧洲，贵族浪掷千金、尽享奢华，而农民则是省吃俭用、锱铢必较。但今天情况正相反。大富豪管理资产和投资非常谨慎，反而是没那么有钱的人，买起没那么需要的汽车和电视机却毫不手软。

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伦理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将这两种秩序合而为一。有钱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投资！”而我们这些其他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购买！”

这种资本/消费主义的伦理，还有另一个革命性的意义。过去的伦理体系，常常要求人类做些难如登天的事，告诉他们照做就能上天堂。但总是要求他们慈悲、宽容，克服各种欲望和愤怒，还得放下己身的私利。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过强人所难。所以翻开伦理道德的历史，虽然会看到许多美妙的理想，但遗憾的是几乎没人能做到。大多数基督徒的作为不像基督，大多数佛教徒没听佛陀的话，大多数儒家子弟可能会让孔子频频摇头。

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了，大多数人都能轻松达到资本/消费主义的理想。想要进入这种新伦理所承诺的天堂，条件就是有钱人应该继续贪婪下去，把时间投入赚更多的钱，至于一般大众则是要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热情，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信众终于真的能够做到宗教要求的条件。只不过，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承诺的天堂是什么样子？答案是：看看电视，你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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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National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ccessed December 10,2010,

第十八章

一场永远的革命

工业革命找出新方法来进行能量转换和商品生产，于是人类对于周遭生态系统的依赖大减。结果就是人类开始砍伐森林、抽干沼泽、筑坝挡河、水漫平原，再铺上总长数万公里的铁路，并兴建摩天大都会。世界越来越被塑造成适合智人需求的样子，但其他物种的栖地就遭到破坏，这让它们迅速灭绝。地球曾经是一片蓝天绿地，但现在已经成了混凝土和塑料构成的商场。

今天，地球上住着大约70亿的智人。如果把所有人放上一个大磅秤，总重量约达3亿吨。另外，如果把所有家禽家畜（牛、猪、羊、鸡等等）也放在另一个更大的磅秤上，总重更足足达到7亿吨。但相对的是，如果把所有还幸存的大型野生动物（包括豪猪、企鹅、大象和鲸鱼等等）也拿来称，总重量已经不到1亿吨。我们在童书、各种影像和电视上还是常常看到长颈鹿、狼和黑猩猩，但在现实世界里，这些物种都已所剩无几。全球大概只剩下8万只长颈鹿，但牛有15亿头；灰狼只剩20万只，但狗有4亿只；黑猩猩只剩25万只，相比之下，人有70亿。可见，人类真的已经称霸全球。

然而，生态环境恶化并不代表就是资源短缺。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人类能用的资源其实不断增加，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还会继续。正因如此，那些关于资源短缺的末日预言很可能并不会成真。但与此相反，生态环境的恶化却是太有凭有据、如假包换。在我们的未来，很可能会看到智人坐拥各种新原料和新能源，但同时摧毁了剩下的自然栖地，让大多数其他物种走向灭亡。

事实上，这场生态危机甚至也可能危及智人本身的生存。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污染猖獗，使得地球对于人类来说也越来越不宜居住，未来很可能看到人类必须与自己引发的自然灾害不断拉扯较劲。而随着人类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自然，压制整个生态系统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冲动，就可能引发越来越多无法预期的危险副作用。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更激烈的手法才能操控生态系统，但也就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很多人称呼这是“自然的毁灭”。然而，这其实并不能算是“毁灭”，而只是“改变”。自然是无法“毁灭”的。6500万年前，一颗陨石让恐龙灭绝，但却为哺乳类动物开启了一条康庄大道。今天，人类正在让许多物种灭绝，甚至可能包括自己。但即使如此，还是有某些生物过得生龙活虎。举例来说，老鼠和蟑螂可说是正在全盛时期。如果今天发生核灾而让世界末日降临，这些顽强的动物很有可能就会从闷烧的废墟里爬出来，准备好继续将自己的DNA传给千代万代。或许，现在的6500万年后，会有一群高智商的老鼠心怀感激地回顾人类造成的这场灾难，就像我们现在感谢那颗杀死恐龙的陨石一般。

但不论如何，现在讨论人类灭绝还是为时过早。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成长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在1700年，全球有将近7亿人。到了1800年，只增加到9.5亿人。但到了1900年，人口增长将近一倍达到16亿。而到了2000年，更是已经翻了两番，达到60亿。在2014年，已经达到足足70亿。

摩登的现代

虽然智人已经越来越不受自然的摆布，但却越来越受到现代产业和政府的支配。工业革命带来许多社会改造的实验性做法，而各种改变人类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事件更是多不胜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将过去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节奏替换成工业社会一致而且精确的时间概念。

传统农业看的是自然的时间周期、有机的生长情况。当时多数社会都无法准确测量时间，而且对这件事实在也没多大兴趣。毕竟，当时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重要的是太阳的运行、植物的生长周期。当时没有人人统一的工作日，而且在不同季节的生活习惯也有极大不同。农业社会的人知道太阳该在天上哪个位置，会焦急地等着雨季和收获季的征兆，但是小时的概念就不在他们心里，而年份的概念更是于他们如浮云。如果有人穿越时空来到中世纪的村庄，问当地人“今年是哪一年”，当地人除了会觉得这个人衣着古怪，可能还觉得会问这个问题应该是脑筋有点问题。

与中世纪农民和鞋匠相比，现代工业对太阳或季节可说是完全不在乎，更重视的是要追求精确和一致。举例来说，在中世纪的鞋店里，每个鞋匠都是从鞋底到鞋扣一手包办。如果某个鞋匠上班迟到，完全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工作。但如果是在现代的制鞋生产线，每个工人面对的机器都只负责鞋子的一小部分，完成后再交给下一台机器。假设其中某台机器的工人睡过头，整条生产线就得停摆。为了避免这种灾难发生，每个人都得严格遵守确切、共同的时间表。每个工人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开始上班。不管饿了没，都要在同样的时间午休吃饭。等到换班哨音一响，所有人都得下班回家，不管手上的事情做完了没。

工业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时刻表和生产线的概念，更将这些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就在工厂用时刻表规范劳工行为之后不久，学校也开始采用了这一套，接着医院、政府机关，甚至杂货店也行礼如仪。就算那些没有生产线和机器的地方，时刻表也成了王道。毕竟，假设工厂是下午5点下班放人，当地的酒吧难道不是应该5：02开门营业最为恰当？

这套时刻表系统的推广，公共运输是个关键。如果工人得在8：00准时开工，火车或公交车就一定得在7：55分抵达工厂大门。晚了几分钟，就可能使产量减少，甚至让那些不幸迟到的人遭到裁员。在1784年，英国首次出现公布时刻表的马车载运服务，只列了几点出发，而没有几点抵达。在当时，英国每个大城小镇都有不同的时间，与伦敦时间可能有半小时之差。伦敦正午12：00的时候，可能在利物浦是12：20，而在坎特伯里还只是11：50。因为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也没有快速的火车，所以没人知道这些时间不同。而且，又何必在意呢？

英国的第一条商业铁路在1830年正式启用，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10年后，终于首次公布火车时刻表。因为火车的速度比传统马车快上太多，所以各地时间的微小差异就造成了巨大的困扰。1847年，英国各家火车业者齐聚一堂，研拟同意统一协调所有火车时刻表，一概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时间为准，而不再遵循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或任何其他城市的当地时间。在火车业者开了头之后，越来越多机构跟进这股风潮。最后在1880年，英国政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立法规定全英国的时刻表都必须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国家采取了全国统一的时刻表，要求人民依据人工的时钟来过生活，而不是依据当地的日升日落周期有所调整。

从这个小小的出发点，后来发展出全球性的时刻表网络，全球同步的误差不到一秒。而在广播媒体上场之后（先是电台，后来则是电视），一方面人类进入了时刻表的世界，一方面广播媒体更成了主要的执行者和传播者。电台广播最早的内容之一就是报时用的讯号，通过哔声让偏远地区的居民或海上的船舶都能据以调整时钟。后来，电台也发展出每小时播报新闻的习惯。直到现在，新闻广播开头的第一条仍然是现在时间，就算战争爆发也得放在后面再报。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送到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地区，而每段新闻广播的开头就是大本钟报时钟声的现场直播，可以说正是自由的钟声。甚至还有些天才的德国物理学家，居然找出一套方法，只要靠着钟声在广播中的微小差异，就能判断伦敦当时的天气。对德国空军来说，这可是珍贵无比的战事情报。等到英国私密情报局也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再采用现场直播，而用一组录音来取代。

为了让时刻表这套网络能够运作顺畅，人们开始四处都能见到价格便宜但运行精准的携带式时钟。当时如果是在中东或南美，顶多可能只有几个日晷。而在欧洲中世纪的城镇里，通常是全城共享一个时钟：在城镇的中央广场建起一座高塔，上面就有个巨大的时钟。这些塔钟几乎从来没有准过，但既然城里也没有其他的钟，似乎也就没什么关系。而到了现在，任何一个有钱人家的家里，计时装置的数量很可能就远远超过某个中世纪国家全国上下的数量。现在想知道时间，可以看一下腕上的手表，瞄一眼你的手机，瞧一下床边的闹钟，盯一下厨房的挂钟，瞟一眼微波炉上的时间，瞥一下你的电视机或DVD机，甚至计算机上的任务栏都会告诉你现在几点。想要不知道现在几点，还真是得刻意花上一点功夫才行。

一般人每天会看上几十次时间，原因就在于现代似乎一切都得按时完成。闹钟早上7点把我们叫醒，我们用不多不少的50秒加热冷冻贝果，刷牙刷个3分钟，直到电动牙刷发出哔声，我们要赶7：40的火车上班，在健身房的跑步机跑到哔声告诉我们过了半小时，晚上7点坐在电视前看最喜欢的节目，中间还在特定时间被每秒好几万元的广告打断，就算精神崩溃去找心理医师，他听你发牢骚的诊疗时间也是一节标准50分钟。

***

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起了数十种重大的变化，采用工业化的时间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著名的项目还包括都市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一般大众的赋能、民主化、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权社会的解体。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社会革命：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代。据我们目前所知，人类在100多万年前生活在小型、亲密的社群之中，社群成员大多数都是亲戚。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并没有改变这一点。这两项革命让不同的家庭和社群结合，形成部落、城市、王国和帝国，但家庭和社群仍然是所有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但后来，工业革命不过花了短短两世纪左右，就将这些单位粉碎成了原子。许多过去家庭和社群的功能，现在都被国家和市场取代。

家庭和社群的崩溃

在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逃不脱三大传统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当地的密切社群。大多数人在家族企业工作（例如家族的农场，或是家族经营的工作坊），或者也可能在邻居的家族企业工作。这时的家庭除了家庭功能，还要兼顾福利制度、卫生体系、教育系统、建筑产业、劳工工会、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广播、电视、报纸、银行，甚至警察功能。

有人病了，由家庭来照顾。有人老了，由家庭来赡养，而子女就是最好的退休基金。有人过世，孤儿就由大家庭其他成员照顾。有人想盖小屋，大家庭提供人力。有人想开公司，大家庭提供资金。有人想结婚，家庭里也会选择或至少审核一下这未来的对象。如果和邻居发生冲突，要吵架也有家人助阵。然而，如果病情太严重，光是家庭或家族还无法处理，或是新公司需要的资金太庞大，或是邻里争吵已经到了要变成暴力斗争的地步，当地社群就会介入。

当地社群介入时，依据的是当地的传统以及有来有往的互助原则，常常会和自由市场的供需法则有相当大的差异。像是在传统的中世纪社会，如果邻居需要我帮忙盖屋子或是放羊，我并不会认为他应该付钱，而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再还我这份人情就好。同时，当地的领主可能会叫我们全村的人去帮他盖城堡，但他也是一分不付，而是在出现盗贼或野蛮人的时候提供保护。虽然在这些村庄里有许许多多的交易，但多半都不是金钱往来。当时市场机制已经存在，但十分有限。人们也可以购买罕见的香料、布匹和工具，或是聘请律师和医生提供服务，但一般而言，常用产品和服务会出现在市场上的不到一成，多数还是由家庭和社群提供。

另外，王国和帝国会负责某些重要功能，像是发动战争、修建道路、建筑城堡。而为了这些目的，国王会征税，偶尔也会招募士兵和工人。但除了少数例外，王国或帝国通常并不会干涉家庭和社群内的事务。而且，就算真想干涉，成效也十分有限。因为从传统来说，传统的农业经济很少有多余的食物能养活政府官员、警察、社会工作者、教师和医生等等。因此，大多数政权并不会发展出大规模的福利、医疗或教育系统。这些事情都还是留给家庭和社群处理。就算在极少数情况下，统治者试图干预农民的日常生活（像是秦帝国的连坐法），靠的也是以家中的户主或社群里的长者作为政权代理人。

甚至有些时候，因为地处偏远的社群交通不便、通讯困难，许多王国干脆直接将税收和暴力惩戒这些王室基本特权都下放给当地。举例来说，奥斯曼帝国就并未维持大批帝国警力，而是允许地方家族彼此私刑伺候。如果我的表哥杀了人，受害人的哥哥可能就会杀了我作为报复。而只要暴力行径不要过度扩大，不论是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甚至各省的帕夏（pasha，相当于省长）都会睁一眼闭一眼。

至于在中国的明朝（1368~1644），这个帝国实行“里甲”制度。10户为“甲”，110户为“里”。里甲制设有里长、甲首，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分配徭役、按丁纳税，而无须由帝国直接管理。从帝国的角度来看，这种里甲制度十分有利，帝国不需要自己养着成千上万的官员税吏，而是交给地方长者来监督各个家庭的情形。里长甲首不但了解地方情形，常常也能让税务运作顺畅，而无须国家军队介入。

很多时候，王国和帝国就像是收着保护费的黑道集团。国王就是黑道大哥，收了保护费就得罩着自己的人民，不受附近其他黑道集团或当地小混混骚扰。除此之外，其实也没什么功用。

然而，生活在家庭和社群的怀抱里并不如想象中的理想，甚至差得远了。家庭和社群对成员的压迫绝不下于现代国家和市场，这些家庭和社群内部常常充满紧张和暴力，而且成员别无选择。在1750年左右，如果一个人失去家庭和社群的保护，几乎必死无疑，不仅没有工作、没有教育，生病痛苦时也得不到任何支持。没有人会借他钱，出了问题也没人保护。毕竟，当时没有警察、没有社工，也没有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为了求生，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形，当时的人就得尽快寻找替代家庭或社群。离开原生家庭的男孩女孩，最好的情况大概就是找到新的家庭做帮佣；而最糟的情况，就是被迫从军或沦入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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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去两世纪间可说是风云变色。工业革命让市场取得强大的新力量，让国家有了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更让政府有了一大批办事人员、教师、警察和社工可供差遣。从这时开始，市场和国家发现传统的家庭和社群就像路上的绊脚石，强烈抗拒外来的干预。父母和社群里的长者并不愿意放手让年轻一辈接受国民教育的洗脑，也不希望他们受征召从军，更不想让年轻人变成一个没有根的都市无产阶级。

随着时间过去，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不断扩大，也不断削弱家庭和社群过去对成员的紧密连接。国家开始派出警察，制止家族里的私刑，改用法院判决取代。市场也派出小贩和商人，让各地悠久的传统逐渐消失，只剩下不断汰换的流行商业文化。但光是这样还不够。为了真正打破家庭和社群的力量，他们还需要找到内应、从内部击破。

于是，国家与市场找上家庭和社群的各个成员，开出了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他们说：“做自己吧！想娶想嫁都随你的意，别管父母准不准。想挑什么工作都可以，别担心什么大家长说的话。想住哪就住哪，就算没办法每周和家人吃上一次饭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不用再依赖家庭或社群了。我们，也就是国家和市场，让我们来照顾你吧。我们会给你食物、住房、教育、保健、福利和就业机会。我们也会给你退休金、保险和保障。”

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里，常常讲得似乎人都在辛苦对抗着国家和市场。但事实却刚好完完全全相反。国家和市场简直可说是个人的衣食父母，个人能够生存都得感谢它们才是。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保险和退休金。如果想学专业，可以去上公立学校。如果想做生意，可以向银行贷款。如果想盖房子，可以找建设公司来盖，找银行办房贷，而且有些时候还能得到政府补贴或保险。如果碰上暴力事件，可以找警察保护。如果生病得休养几天，可以有医疗保险照顾。如果病得严重，得休息几个月，就换成社会福利制度来帮忙。如果需要全天有人协助，我们可以到市场上请专职看护；虽然这些人与我们素不相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在连子女都很难提供的全心照料。只要先存点钱，我们就能到养老院安度最后这段黄金岁月。国税局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作个人，不会要求我们付邻居的税。法院也把我们每个人看作个人，不会要我们为亲戚犯的错负责。

而且，现在能得到认定为“个人”的不只有成年男子，就连女性和儿童也同样纳入。历史上，女性多半被视为家庭或社群的财产。但现代国家却将女性视为个人，不论其家庭或社群出身，都能享有独立的经济和法律权利。女性开始能够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自己决定想嫁的对象，甚至要离婚或自立门户都行。

然而，要解放个人是有代价的。现在许多人都悲叹着家庭和社群功能不再、觉得疏离，而且感觉冷漠的国家和市场对我们造成许多威胁。如果组成国家和市场的是一个又一个孤单的个人，而不是关系紧密的家庭或社群，要干预个人生活也就容易得多。现代高楼公寓，所有人各自锁在自己家里，连每户该付多少清洁费都无法达成共识，又怎么可能一起站出来抵抗国家机器？

家庭/社群vs.国家/市场

国家、市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并不容易。国家和市场对于权利义务的划分意见不同，个人又抱怨这两者要得太多，又给得太少。很多时候，个人遭到市场的剥削，而国家不但不保护个人，反而还用军队、警察和官僚施加迫害。没人想得到，这种互动本身就有不少问题，更公然抵触过去世世代代的社会运作方式，竟然还是能够成功。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预设自己属于社群。但仅仅过了两个世纪，我们就成了互相疏远的个人。这可以说是文化力量的最佳证明。

***

到了现代，核心家庭并未完全消失，虽然被政府和市场取代了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情感功能。一般来说，人们还是认为现代家庭可以满足人类最亲密的需求，这是国家和市场（到目前为止）无法提供的。然而，就算在这一块，家庭也开始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干预。市场在人类恋爱和婚姻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过去靠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则交给市场帮忙，先定下我们对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再把这些生活提供给我们——而且当然要收费。在过去，男女约会是在家庭的客厅，有金钱往来的话，是由一方的父亲交到另一方父亲手中。但到了现在，约会是在酒吧或咖啡馆，金钱则是从这对恋人手上交给服务生。而且，为了这场约会，甚至还有更多钱是直接转账，转给服装设计师、健身房老板、营养师、美容师和整形外科医生，早在我们抵达咖啡馆之前，这些人就会想尽办法让我们无限逼近市场对美的理想。

国家同样也越来越介入家庭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现在，父母有义务送孩子接受国家教育。如果父母特别爱辱骂孩子或对他们暴力相向，这样的父母就可能被国家限制权利。如有必要，国家甚至可以把父母关起来，将孩子送到寄养家庭。一直到不久前，如果有人说家长不得殴打或侮辱小孩，否则国家应该介入，都还会被当成笑话，认为这万不可行。在过去大多数社会中，父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尊亲敬长可说是最高法则，父母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就算是要冷血弑婴、贩子/女为奴，或是把女儿嫁给年纪大她们两倍的男人，人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但到了现在，父母的权威可说大不如前。年轻人越来越不需要听从长辈的意见，而一旦孩子的人生出了任何问题，似乎看来总是可以怪在父母头上。

想象的社群

正如同核心家庭，只要社群的情感功能还没有完全被取代，就不会从现代世界消失。过去社群的物质功能，现在已经大部分由市场和国家接手，但在部落情谊、同舟共济这些情感上还有待努力。

市场和国家要增强这些情感面，靠的就是塑造“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另译“想象的共同体”），纳入的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万之巨，而且是专为国家或商业需求量身打造。所谓想象的社群，指的是虽然成员并不真正认识彼此，却想象大家都是同一伙的。这样的社群概念历史悠久，并不是到了现代才乍然出现。数千年来，王国、帝国和教会早就担任了这种想象社群的角色。例如在古代中国，数千万人都认为全国就是一家人，而皇帝就是父亲。在中世纪，数百万虔诚的穆斯林也想象着整个伊斯兰社会就是一个家庭，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然而，纵观历史，这种想象的社群力量有限，比不上每个人身边几十个熟人所结合成的密切社群。密切社群能够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而且对每个人的生存和福祉都至关重要。然而，密切社群在过去两世纪间迅速衰微，开始由想象社群填补这种情感上的空缺。

现代所兴起的两大想象社群，就是“民族”和“消费大众”。所谓民族，是国家的想象社群。而所谓消费大众，则是市场的想象社群。我们说这些社群属于“想象”，是因为过去的村落社群都是成员彼此熟识，但现代不论民族或市场，成员都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彼此熟悉。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所谓德意志民族的8000万人；欧洲共同市场的5亿人口，也不可能都互相认识（欧洲共同市场后来发展成欧洲共同体，最后形成今日的欧盟）。

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说是夙夜匪懈，努力说服我们自己和其他数百万人是一伙的，认为我们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未来。这并不是谎言，而是一场想象。不论是民族还是消费大众，其实都和钱、有限公司和人权相同，是一种“主体间”的现实，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想象之中，但力量却无比巨大。只要这几百万德国人相信有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同样认同德国国徽，同样相信关于德意志民族的虚构故事，同样愿意为了德意志民族牺牲自己的金钱、时间甚至生命，德国世界强权的地位就难以动摇。

民族竭尽全力，希望能掩盖自己属于想象的这件事。大多数民族都会声称自己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天长地久，说自己是在最初的原生时代，由这片祖国土地和人民的鲜血紧密结合而成。但这通常就是个夸大其词的说法。虽然民族确实有悠久的源头，但因为早期“国家”的角色并不那么重要，所以民族的概念也无关痛痒。例如，中世纪纽伦堡的居民可能多少对德意志民族有些忠诚度，但相较之下，因为照顾自己多数需求的还是家人和当地社群，所以对家人和当地社群的忠诚度自然远远高出许多。另外，就算古代许多民族都曾有辉煌的过去，能够存活到今天的却很少。现有的民族多半是到了工业革命后才出现。

中东地区就有许多这种例子。我们现在之所以有叙利亚人、黎巴嫩人、约旦人、伊拉克人的区别，只是因为当初英法两国的外交官在完全不顾当地历史、地理和经济的情况下，在一片沙漠之中确定出了所谓的边界。例如他们在1918年就规定，从此住在库德斯坦（Kurdistan）、巴格达和巴士拉（Basra）的人，就成了“伊拉克人”。至于谁是“叙利亚人”、谁又是“黎巴嫩人”，则主要是法国做的决定。不论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还是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Hafez el-Asad），他们都全心全意不断想强化这些出自英法之手的民族意识，但他们夸口伊拉克人或叙利亚人千秋万世、直到永远，却只是种想象的空话。

确实，民族概念并非空中楼阁、毫无根据。伊拉克或叙利亚建国的时候，确实有真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而且有些可以追溯到千年之久。像是萨达姆就大打阿拔斯王朝和巴比伦帝国这两张牌，说自己一脉相传，甚至还把自己的一支师级精锐装甲部队命名为“汉谟拉比师”（Hammurabi Division）。但就算如此，这也不会让伊拉克民族变成一个自古存在的实体。举例来说，就算我用的原料是放了两年的面粉、放了两年的油、放了两年的糖，做出来的也不会是放了两年的蛋糕。

近几十年来，所谓民族的社群概念不断被一群又一群的消费者削弱。这些消费者彼此并不认识，但都有同样的消费习惯和兴趣，因此不但相信还定义大家就是同一伙的。这可能听来不可思议，但我们身边早就有太多实例。举例来说，麦当娜的粉丝就能够构成一个消费者社群。他们要满足这项定义的方式，主要靠的就是购物。靠着购买麦当娜演唱会的门票、CD、海报、衬衫和手机铃声，就能定义谁是粉丝。至于曼联球迷、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等也是如此。他们最主要的定义方式也是靠着消费。这可以说是他们身份认同的基石。如果是个德国素食主义者，要嫁给法国素食主义者的概率大概会高于嫁给德国的肉食主义者。

变动不休

过去这两个世纪变动如此迅速剧烈，让社会秩序起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社会秩序坚若磐石、难以撼动。毕竟“秩序”就隐含着稳定和连续的意义。历史上，社会的改变很少是大刀阔斧的革命，多半是无数个小步骤逐渐累积而成。于是，我们一般感觉社会结构并不灵活，似乎永恒不变。或许，我们会努力改变自己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地位，但讲到要彻底颠覆这整个儿秩序，这个概念可能就很陌生。我们常常会把自己限于现状，声称“过去都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

过去两个世纪中，变化速度奇快无比，让社会秩序显得充满活力和可塑性，呈现变动不休的状态。谈到现代革命，一般人想到的会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自由革命，或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但事实上，讲到现代，其实每年都有革命性的改变。即使只是三十岁的人，也可以告诉那些打死也不信的青少年：“我年轻的时候，整个世界完全不是这样。”举例来说，互联网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广泛使用，至今也才是20年左右的事。但我们已经完全无法想象没有网络的生活会如何。

因此，想要定义现代社会的特色为何，就像要问变色龙究竟是什么颜色一样。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特色，就是它会不断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变动特性，而且多数人也都会同意社会秩序应该有弹性，是我们能够操纵、能够改进的。前现代统治者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传统秩序，甚至希望能够尽量回归过去失落的黄金年代。但到了过去两个世纪，政治主流却是要摧毁旧世界，再建起更好的世界来取代。现在就算是最保守的政党，也不敢说自己的目标就是维护一切保持不变。人人都在谈，要进行社会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这些承诺常常都是说到做到。

***

地质学家知道地壳运动可能引发地震和火山爆发，我们也知道激烈的社会运动可能引发血腥暴力。讲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历史，常常讲到的就是一连串生灵涂炭的战争、革命和大屠杀。就像是雨天的时候，小孩喜欢穿着雨鞋从一个水洼跳到下一个水洼，这种历史观点也像是在跳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跳到冷战，从亚美尼亚大屠杀跳到犹太人大屠杀，再跳到卢安达大屠杀，从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再跳到希特勒。

虽然这部分也是事实，但光是这样列出一长串我们太熟悉的惨案名单，却会造成误导，让我们只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水洼，却忘了水洼之间还有干地。在现代晚期，虽然暴力和恐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和平与安宁也同时来到历史新高。狄更斯写到法国大革命，就说“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这句话不只适用于法国大革命，很可能也适用着由法国大革命揭开的整个时期。

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间，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段时间，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得面对彻底的自我摧毁，而且也确实爆发了相当数量的战争和屠杀。但这几十年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而且程度是大幅领先。这点之所以让人意想不到，是因为如果就经济、社会和政治层次来说，这个时期的变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可以说虽然历史的板块构造以疯狂的速度移动碰撞，但这座火山却是纹风不动。这个灵活变动的新社会秩序，似乎既能够启动剧烈的结构变化，又能够避免崩溃造成暴力冲突。

我们这个年代的和平

大多数人看不到这个年代究竟有多么和平。我们毕竟都没真正看过1000年前的模样，所以很容易忘记过去的世界其实更加残暴。而且，因为战争变成少见的事，也让战争吸引了更多关注。许多人紧盯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肆虐，但没什么人特别想到巴西和印度一片安详。

更重要的是，我们比较容易体会个人的辛酸，而不是人类整体的苦难。但为了从宏观角度来看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看整体统计数据，而不只是看个人的故事而已。在公元2000年，全球战争造成31万人丧生，而暴力犯罪造成52万人死亡。当然，对每一个受害者来说这都是世界的毁灭，家破人亡，朋友和亲戚悲痛欲绝。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2000年总共83万的死亡者只占了全球5600万总死亡人数的1.5%。在同样一年，车祸死亡的人数达到126万（占总死亡人数2.25%），自杀人数达81.5万（占总死亡人数1.45%）。

2002年的数字更夸张，在5700万死亡人口中，只有17.2万人死于战争，56.9万人死于暴力犯罪（也就是共74.1万人死于人类暴力）。相较之下，该年自杀的人数就有87.3万。所以我们看到，在“9·11”恐怖袭击后的一年，虽然恐怖主义和战争喊得震天价响，但说到某个人被恐怖分子、士兵或毒贩刺杀的可能，其实还比不上他自杀的可能。

在全球大多数地方，我们晚上入眠时都不用担心附近的部落会不会包围自己的村庄，来场全村大屠杀。现在的英国有钱人就算每天走过罗宾汉的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也不用担心会有人埋伏抢钱，再把他们的钱分给穷人（或者更可能直接收进口袋）。学生不再需要担心师长棍棒齐飞，孩子不再需要烦恼可能被贩为奴，女性也知道丈夫不得违法殴打她们或强迫她们留在家里。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些期待都已经成为事实。

暴力发生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家制度的制定。纵观历史，大多数的暴力事件是出于家庭之间或社群之间的仇恨。（就算在今天，上述数据也能看出地方犯罪远比国际战争更为致命。）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早期农业社会里，农民唯一知道的政治组织就是自己的社群，但他们受到的暴力对待层出不穷。要等到王国和帝国的力量增强之后，人类社会才开始对社群有了约束力，而使暴力程度下降。在中世纪欧洲这种各自独立的王国里，每10万人遭到凶杀的人数约在每年20~40人之间。而近几十年来，国家和市场大权在握，地方社群可以说消失，但暴力发生率也是进一步下降。全球现在每年每10万人遭到凶杀的人数只有大约9人，而且多半是发生在国家权力不彰的地方，像是索马里和哥伦比亚。至于像是欧洲这种权力集中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只会有1人死于凶杀命案。

当然，我们还是会看到有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残害自己的公民，而且常常就是这些恐怖的印象深植人心、挥之不去。在20世纪，有数千万甚至上亿人遭到自己国家的安全部队杀害。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国家控制的法院和警力仍然是提升了全球的安全水平。就算是在暴虐的独裁统治之下，现代人死于他人之手的可能性仍然低于前现代社会的水平。1964年，巴西出现了军事独裁政权，而且一直统治巴西到1985年。在这20年间，共有数千巴西民众遭到该政权杀害，另有数千人遭到囚禁和折磨。然而，就算在情况最糟糕的年度，里约热内卢居民死于他人之手的可能性，仍然远低于瓦拉尼人、雅韦提人（Arawete）或雅诺马莫人（Yanomamo）。瓦拉尼人、雅韦提人和雅诺马莫人都是住在亚马孙森林深处的原住民，他们没有军队、没有警察，也没有监狱。人类学研究指出，这些种族的男性约有25%~50%会因为财产、女人或名声的纠纷而死于暴力冲突。

帝国的退位

国家内的暴力行为在1945年后究竟是减少还是增加，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但谁都无法否认，现在的国际暴力事件正是史上最少的时期。其中最明显的或许就是欧洲帝国崩溃时的情形。历史上，我们看到各个帝国总是铁腕镇压叛乱，而且就算再也压制不住，最后也会孤注一掷，常常就是进行一场浴血混战。而等到帝国灭亡，接着就有一段无政府状态，战乱频传。但自从1945年以来，多数帝国都选择了和平的退位方式，帝国解体崩溃的过程变得相对迅速、平和且有序。

在1945年，英国还统治着1/4的地球。但不过30年后，它统治的土地就只剩下几个小岛。在这段时间，英国从一个又一个殖民地撤退，几乎没开过几枪，为国捐躯的士兵不超过几千人，杀害的人数也并不多。大家提到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常常赞誉有加，但大英帝国其实也该得到部分的赞赏。帝国退位后，由各个独立的国家接管，大部分就享受着既成的稳定边界，也与四周的邻国愉快地和平共处。确实，大英帝国在遭到威胁时杀害了数万民众，而且几个敏感地区在英国撤出后便爆发了大规模种族冲突，造成数十万人丧生（特别是在印度）。然而，如果从长期的历史平均来看，英国撤退已经称得上是和平和秩序的典范。相较之下，法国殖民帝国就比较顽固了，崩溃撤退时仍然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掀起血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但就算是法国，从其他殖民地撤退时也算是和平迅速，而且离开后留下的是秩序井然的国家政府，而不是一团混乱。

1989年苏联解体，过程可以说是更为和平，只是在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仍然爆发了种族冲突。一个如此强大的帝国，竟然消失得如此安静且迅速，可以说是史上罕见。在1989年，苏联并未遭受军事挫败（除了阿富汗），未受到外部入侵，未有人民叛乱反抗，甚至也没有像是马丁·路德·金式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发生。苏联当时仍然握有数百万的兵力，有上万辆坦克、上万架飞机，核武力量可以把全球炸到底儿朝天。无论是红军或其他华沙公约组织的军队也依然忠心耿耿。要是苏联最后一位统治者戈尔巴乔夫下令，红军还是会对所有人民开火。

然而，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共产政权的大多数精英统治者（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除外），都选择了完全不去动用这庞大的武力。这些人就是放下武力、承认失败、收拾行李、告老还乡。戈尔巴乔夫等人所放下的，不只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攻下的领地，更包括了更早之前由沙皇所征服的波罗的海、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如果戈尔巴乔夫做的选择是像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或是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后果只能说让人不寒而栗。

核子和平

帝国退出后而独立的国家，显然对战事都兴趣不大。除了极少数例外，自1945年以来已经不再有入侵并吞其他国家的事情发生。这种征服在过去一向是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许多伟大的帝国因此建立，大多数过去的统治者和民众也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今天世上任何地方都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像是古罗马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那些逐鹿天下的事。自1945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经联合国承认的独立国家遭到征服而灭国。虽然小型国际战争时而发生，仍有达百万的民众在战事中丧命，但战争已经不再是常态。

许多人以为和平是西欧的特色，那里富裕而民主，战事完全绝迹，但事实上，和平是先在其他地区发展，最后才传到了欧洲。所以，像是在南美，最后几场严重的国际战争是1941年的秘鲁与厄瓜多尔战争，以及1932~1935年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战争。而且在这之前，南美在1879~1884年之后就不再有其他严重战事，当时一方是智利，另一方则是玻利维亚和秘鲁。

我们可能并不认为阿拉伯世界是个特别和平的地方，但自从阿拉伯国家赢得独立之后，只有一次曾经爆发两国全面交战事件（伊拉克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确实，边界冲突层出不穷（像是1970年叙利亚与约旦），多次有国家入侵他国干涉内政（像是叙利亚入侵黎巴嫩），有许许多多的内战（像是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而且政变和叛乱时有所闻。但事实就是，除了海湾战争外，阿拉伯国家之间就再也没有其他全面的国际战争。就算把范围扩大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也只是再增加了两伊战争这个例子。无论是土耳其–伊朗战争、巴基斯坦–阿富汗战争，或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战争，都从来没有发生。

在非洲，事情远远不那么乐观。但就算在非洲，大多数冲突也只是内战和政变。自从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赢得独立之后，就极少有国家试图征服彼此、取而代之。

在过去，如果有些相对平静的年代（像是1871~1914年的欧洲），总是接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战事。但这次不同。原因就在于，真正的和平不该只是“现在没有战争”，而是“不可能发生战争”。在过去，全世界从来未曾有过真正的世界和平。像是在1871~1914年间，欧洲各地的战争仍然是一触即发，不管是军队、政治家或一般公民也都有这种心理准备。过去所有所谓的和平时期都是如此。国际政治过去的铁律就说，“任何两个相邻的政体，都会有某种可能，让他们在一年之内向对方宣战”。像这样的丛林法则，无论是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古代的中国或是古希腊，都同样大行其道、屡屡成真。如果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450年达成和平，很可能在公元前449年就又再度打了起来。

然而，我们今天已经打破了这个丛林法则。现在有的是真正的和平，而不只是没有战争。对于大多数的政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合理可信的情况会在一年之内导致全面开战。有什么可能，会让德国和法国忽然开战？中国和日本？巴西和阿根廷？虽然可能会有某些小规模边界冲突，但现在除非发生了某个世界末日等级的事件，否则几乎不可能再次爆发传统的全面战争。如果说明年这个时候，阿根廷装甲师要一路横扫到巴西里约的大门口，而巴西又要地毯式轰炸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可能性只能说微乎其微。当然，有几对国家之间仍然可能出现战争，像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或是美国和伊朗，但这些只是例外情况，反而是证实了规则的存在。

当然，未来情况也可能有所改变，到时候回头来看，就会觉得现在这个想法天真得难以想象。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天真仍然是件好事。在过去，从来没有这种四方和平、难以想象战争爆发的年代。

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发表许多著作和文章，解释为何现在会有这个令人愉悦的发展，其中大致提出几项重要因素。首先，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如果说有个最高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把奖颁给罗伯特·奥本海默以及和他一起研发出原子弹的同事。有了核武器之后，超级大国之间如果再开战，无异等于集体自杀。因此，想要武力征服全球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其次，正因为战争的成本飙升，也就代表其利润下降。在史上大多数时候，只要掠夺或兼并敌人的领土，就能为自己的国力注入一剂强心针。过去的财富多半就是田地、牛、奴隶和黄金，无论要抢劫或占领都十分方便。但到了今天，财富的形式变成了人力资本、科技知识，以及像是银行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想要抢夺或是占领都相当困难。

让我们以加州为例。加州最初是以金矿起家，但现在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硅谷和好莱坞。如果今天俄罗斯忽然打算武力进犯加州，派出百万大军登陆旧金山海滩，挥军直入，一切会如何？他们几乎会是一无所得。毕竟，像是硅谷虽然叫硅谷，却没有硅矿。这里的财富重点是点子和想法，也就是那些谷歌工程师，还有好莱坞的编剧、导演和特效人员。俄罗斯的坦克还没开到日落大道，他们早就已经搭机逃到海角天边去了。虽然现在世界上仍然偶尔会发生大规模国际战争（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财富多半属于传统的实质财富。虽然科威特首长也能逃往国外，但油田却是万万跑不了。

同时，虽然战争已经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和平却成了一笔越来越划算的生意。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中，长途贸易和外国投资并非重点，因此和平顶多只是省下战争费用，其他并无太大好处。例如在1500年，如果日韩两国处于和平状态，韩国大众就不用负担沉重的战争税，也不用担心日本毁灭性的侵略攻击；但除此之外，荷包并不会变满。但到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外贸和投资变得至关重要，和平可以说也开始有了特殊的红利。只要日本和韩国相安无事，韩国人可以把产品卖给日本，可以在日本交易股票，也可以接受日本来的投资，而这些都能振兴韩国的经济。

最后一项重点，在于全球政治文化也有了结构性的大变动。史上有许多领导精英（像是匈奴的单于、维京人的首领、阿兹特克的祭司）其实认为战争是件好事；也有些领袖虽然认为战争很邪恶，但认为这避无可避，只能做好准备，随时要抢占上风。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史上第一次由爱好和平的精英分子来领导，这些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确实相信战争是一种邪恶，而且也相信战争能够避免。（虽然过去也有像是早期基督徒之类的和平主义者，但就算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获得了权力，却常常就忘了那些要“把左脸也转过去”的教条。）

所以，现在有四大因素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核子末日的威胁促进了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大行其道，于是战争退散、贸易兴旺；贸易成长，也就让和平的利润更高，而战争的成本也更高。随着时间过去，这个良性循环也就对战争造成另一个阻碍，而且可能最后看来会是最重要的阻碍：因为国际网络日渐紧密，使得多数国家无法再维持全然独立，所以其中任何一国片面宣战的机会也就大幅降低。大多数国家之所以不再发动全面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独立行事。虽然不管是在以色列、意大利、墨西哥或泰国，人民可能还是以为自己是个独立的国家，但其实任何经济或外交政策都不可能自外于他国，全面性的战争也不可能独自发动。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所提，现在正面临着全球帝国的形成。而这个帝国与之前的帝国也十分类似，会努力维持其疆域内的和平。正因为全球帝国的疆域就是全世界，所以世界和平也就能得到有效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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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所谓的现代就是充满了盲目的屠杀、战争和压迫，而代表意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广岛的蘑菇状爆炸云，以及希特勒几近疯狂的意志。但也有人说，现代是个和平的时代，像是南美从来没有战壕，莫斯科和纽约从来没见过那些蘑菇云，而甘地和路德·金都让我们看到了宁静致远的缩影。

究竟孰是孰非？其实需要时间来证明。我们只要回顾过往就会发现，自己对于过去历史的看法总是受到近几年事件的左右。如果这一章是写在1945年或是1962年，可能看法就会偏向悲观。但正因为已经来到2014年，整个看待现代历史的观点也就相对比较愉快。

为了让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能满意，或许可以说我们正在天堂和地狱的岔路口，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会朝向哪一个方向。历史还没告诉我们该挑哪边，而只要发生某些巧合，往哪边走都不算意外。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471-2458/12/439

之前时代的死亡率请参见：Lawrence H.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http://www.who.int/whr/2004/en/report04_en.pdf.

http://www.who.int/whr/2001/en/whr01_annex_en.pdf;‘World Health Report,200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24,accessed 10 December,2010,

http://www.who.int/whr/2004/en/report04_en.pdf.

1. [1] 所谓“密切社群”（intimate community）指的是社群中成员都认识、熟悉彼此，并且互相依赖共存。

2. [2] Vaclav Smil,The Earth's Biosphere:Evolution,Dynamics,and Change (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2);Sarah Catherine Walpole et al.,‘The Weight of Nations:An Estimation of Adult Human Biomass’,BMC Public Health 12:439 (2012),

3. [3] William T.Jackman,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Modern England (London:Frank Cass & co.,1966),324-27;H.J.Dyos and D.H.Aldcroft,British Transport-An economic surve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ieth (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9),124-31;Wolfgang Schivelbusch,The Railway Journey: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19th Century (Berkeley:Univeris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4. [4] 关于过去这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和平状态，特别可参见：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Viking,2011);Joshua S.Goldstein,Winning the War on War: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 (New York,N.Y.:Dutton,2011);Gat,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5. [5]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Summary,Geneva 200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accessed December 10,2010,http://www.who.int/whr/2001/en/whr01_annex_en.pdf.

6. [6] ‘World Health Report,200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24,accessed 10 December,2010,

7. [7] Raymond C.Kelly,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21.See also Gat,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129-31;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

8. [8] Manuel Eisner,‘Modernization,Self-Control and Lethal Violence’,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1:4 (2001),618-638;Manuel Eisner,‘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Crime and Justice:A Review of Research 30 (2003),83-142;‘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Summary,Geneva 200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accessed December 10,2010,

9. [9] Walker and Bailey,‘Body Counts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n Violence,’ 30.

第十九章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在过去的500年间，我们见证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革命。地球在生态和历史上都已经整合成一个单一的领域。经济呈现指数增长，今日人类所享有的财富在过去只有可能出现在童话里。而科学和工业革命也带给我们超人类的力量，以及几乎可以说无限的能源。不仅社会秩序完全改变，政治、日常生活和人类心理也彻底改观。

只不过，我们真的更快乐了吗？人类在过去5世纪间积蓄的财富，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满足感？有了取之不尽的能源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到了用之不竭的快乐？如果我们往更久之前回顾，认知革命以来这动荡不安的7万年间，世界是不是真的变得更好？到现在，阿姆斯特朗的脚印还留在无风的月球上，而3万年前也有个不知名的人，把手印留在雪维洞穴里；他们究竟谁比较快乐？如果后来的人并没有比较快乐，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农业、城市、文字、钱币、帝国、科学和工业呢？

历史学家很少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不去讨论秦朝人是不是比先前采集为生的人更快乐，伊斯兰兴起后，埃及人是不是对生活更满意，也不讨论欧洲帝国在非洲崩溃之后，数百万非洲人的幸福受到什么影响。然而，这些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历史问题。目前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虽然都说要追求人类幸福，但对于幸福快乐的真正来源为何却还是不明就里。民族主义者会说政治自决能够带来快乐。共产主义者会说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带来快乐。资本主义者会说自由市场能够创造经济成长，能够教导人类自立自强、积极进取，所以能够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

如果经过仔细研究，结果全盘推翻了这些人的假设，情况会如何？如果经济成长和自立自强并不会让人更快乐，又何必将资本主义奉如圭臬？如果研究显示大型帝国的属民通常比独立国家的公民更幸福，例如假设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统治时比较快乐，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一来，要怎样评价去殖民化，民族自决的价值又该怎么说？

这些都还只是假设，但原因就是历史学家至今还在回避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什么时候才会找出答案了。学者研究历史，但只是点出了一切的情形，像是政治、社会、经济、性别、疾病、性、食物、服装，而很少有人提到这些究竟如何影响人类的幸福。这是我们对于历史理解的最大空白之处。

虽然很少有人提出对于快乐的长期纵观研究，但几乎所有学者和大众心中都多少有些模糊的定见。常有人认为，历史不断进展，人类的能力也不断增加。而一般来说，我们会运用能力来减轻痛苦、满足愿望，所以我们想必过得比中世纪的祖宗们来得快乐，而他们又一定比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得开心。

然而，这种进步论却可能有些问题。正如我们所见，新的倾向、行为和技能不一定会让生活过得更好。像是人类在农业革命学会了农耕畜牧，提升了人类整体形塑环境的力量，但对许多个人而言，生活反而变得更为艰苦。农民的工作比起狩猎采集者更为繁重，而且取得的食物种类变少、营养较不均衡，染上疾病与受到剥削的可能性都大增。同样，欧洲帝国开枝散叶，同时将各种概念、科技和农作物向四方传播，而且还打开了商业的新道路，大大提升了人类整体的力量；但对于数百万的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这几乎完全算不上是好事。历史一再证实，人类有了权力或能力就可能滥用，所以要说能力越高就越幸福，看来实在有些天真。

有些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就会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人的能力和幸福之间正好是负相关。他们认为权力使人腐化，人类有了越来越多的能力之后，创造出来的是个冷漠的机器世界，并不符合人类实际的需求。人类的演化，是让我们的思想和身体符合狩猎采集生活。因此，无论是转型成农业还是后来再转型到工业，都是让我们堕入不自然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无法完全实现基因中固有的倾向和本能，也就不可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就算是都市中产阶级，过着舒适的生活，生活中却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狩猎采集者猎到长毛象那种兴奋和纯粹的快乐。每次出现新发明，只是让我们与伊甸园又离得更远。

然而，如果认为每个发明都必然带来阴影，似乎也流于武断，就像是深信历史进步无法避免一样。或许，虽然我们与内心那个狩猎采集者越来越远，但并不全然是件坏事。举例来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现代医学让儿童死亡率从33%降到了5%以下。对于那些本来无法存活的孩童或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来说，难道这不是让他们的幸福感大增了吗？

还有一种更微妙的立场，就是把历史分成前后两段讨论。在科学革命之前，能力还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中世纪的农民确实可能过得比狩猎采集者更为悲惨。然而在过去几世纪间，人类已经学会更聪明地使用能力。现代医学的胜利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同样震古烁今的成就还包括让暴力事件大幅降低，国际战争几乎已经烟消云散，而且大规模饥荒也几乎不再发生。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也流于过度简化。首先，这里只根据了非常小的时间抽样，就做出了乐观的评估。大多数人类是要到1850年才开始享受到现代医学的果实，而且儿童死亡率急遽下降也是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至于大规模饥荒，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还是大问题。国际战争一直要到1945年后才变得罕见，而且一大原因还在于核子末日这项新的威胁。因此，虽然说过去几十年似乎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但想知道这究竟代表历史潮流已经有了根本转变，又或只是昙花一现的美好，目前还言之过早。而且，要对现代性加以评价的时候，实在很难避开21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的观点。但我们不该忘记，对于19世纪韦尔斯的煤矿矿工、中国鸦片烟的瘾君子，又或是塔斯马尼亚岛的原住民，观点必然相当不同。楚格尼尼的重要性，绝对不下于《辛普森一家》里的老爸霍默。

其次，就算是过去半个世纪这短暂的黄金年代，也可能已经播下未来灾难的种子。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用了无数新方法干扰地球的生态平衡，而且看来可能后患无穷。有大量证据显示，我们纵情消费而不知节制，正在摧毁人类赖以繁荣的根基。

最后一点，虽然智人确实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或许值得沾沾自喜，但代价就是赔上几乎所有其他动物的命运。人类现在取得许多物资和资源，让我们得以免受疾病和饥荒之苦，但我们是牺牲了实验室里的猴子、农场里的奶牛、输送带上的鸡，才换来这些让我们扬扬得意的成就。在过去两个世纪间，有数百亿动物遭到现代工业制度的剥削，而且其冷酷程度是整个地球史上前所未有的。就算那些动物保护团体指出的现象只有1/10是事实，现代农业产业也已经是史上最大规模、最残暴的罪行。要评估全球幸福程度的时候，只看上层阶级、只看欧洲人、只看男性，都是巨大的错误。而且，或许只看人类也同样有失公允。

快乐该如何计算？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快乐的时候，似乎都认为这是由各种实质因素（例如健康、饮食和财富）建构出的产品。如果某个人更有钱、更健康，就一定也更快乐。但这一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吗？几千年来，早就有哲学家、神职人员和诗人反复思索快乐的本质，而且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伦理和心灵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绝对不下于其他物质条件。有没有可能，虽然富裕社会里的人类荷包满满，却因为人际疏离和生活没有意义而深感痛苦？有没有可能，虽然我们的老祖宗生活条件较差，但因为与家人朋友、宗教和自然关系紧密，所以反而生活得比较满足？

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快乐的根源。究竟让人感到幸福快乐的是金钱、家庭、基因，还是美德？首先，得先定义要测量的对象。一般对于快乐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主观感到幸福”。依照这个观点，快乐是种个人内在的感受，可能是因为当下直接的快感，或是对于长期生活方式的满足。而如果这是内部的感受，又要怎样才能由外部测量呢？一种做法是直接询问受试者，问问他们的感受如何。所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就请受试者填写关于幸福感的问卷，再计算相关统计结果。

一般来说，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问卷会列出各种叙述，再请受试者以0到10加以评分，这些叙述例如“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感到满意”，“我觉得活到现在非常值得”，“我对未来感到乐观”，“生活是美好的”。接着研究人员就会计算所有分数，算出受试者整体的主观幸福感程度。

这样的问卷能够用来了解快乐有哪些客观因素。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研究比较1000位年收入10万美元的人，以及1000位年收入5万美元的人。假设前者的平均主观幸福感有8.7分，而后者平均只有7.3分，研究就能合理推论财富与主观幸福感是正相关的。说得白话一点，也就是金钱会带来快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研究在民主国家的人是不是真的比独裁统治下的人更幸福，或是结婚的人是否比单身、离婚或丧偶的人来得快乐。

有了这些数据，就能为历史学家提供比较基础，让他们再用过去关于财富、政治自由度和离婚率的资料来推论。举例来说，假设民主国家的人比独裁国家的人快乐、已婚的人比离婚的人快乐，历史学家就能主张：过去几十年间，民主化进程让人类的幸福感提高，但离婚率上升则有反效果。

当然，这种方式也还有改进的空间，但在更好的方式出现之前，这些发现也值得参考。

目前有一项耐人寻味的结论：金钱确实会带来快乐，但是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之后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所以，对于在经济阶层底层的人来说，确实是钱越多就越快乐。如果你就是一个年收入只有一万多元的清洁工，忽然中了一张两百万元的彩票，主观幸福感可能就会维持好一段时间的高档状态。这下，你可以让孩子吃饱穿暖，而且不用担心欠债越滚越多。然而，如果你本来就是个年薪几百万元的外商高阶主管，就算中的是两三千万元的乐透，主观幸福感也可能只会提高几个星期。根据实证研究，这几乎肯定不会对你的长期感受有太大的影响。你或许会买台炫一点的车，搬到大一些的豪宅，喝些更顶级的红酒，但很快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普普通通，没什么新鲜感。

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疾病会短期降低人的幸福感，但除非病情不断恶化，或是症状带有持续、让人无力的疼痛，否则疾病并不会造成长期的不快。像是如果有人被诊断患有像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疾病，确实是会让人郁闷一阵子，但只要病情没有恶化，他们就能调适过来，觉得自己和一般人的快乐程度也没什么差别。让我们假设一下，有一对中产阶级的双胞胎露西和路克，一起参与了一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早上做完研究之后，露西开车回家，却被一辆大巴士撞上，让她多处骨折，有一只脚永远行动不便。但就在救援人员把她拉出车子的时候，路克打电话来，兴奋大叫他中了千万美元的乐透大奖。于是，在两年后，她会是个瘸子，而他会比现在更为有钱。但是如果心理学家再去做后续追踪研究，他们两个人的幸福感与事件发生当天早上的结果并不会有多大不同。

目前看来，对快乐与否的影响，家庭和社群要比金钱和健康来得重要。那些家庭关系紧密良好、社群互相扶持帮助的人，明显比较快乐。而那些家庭机能失调、一直无法融入某个社群的人则明显比较不快乐。而其中，婚姻又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因素。多项重复研究发现，婚姻美好与感觉快乐，以及婚姻不协调与感觉痛苦，分别都呈现高度相关。而且，不论经济状况或是身体健康如何，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就算是贫穷而有病在身的人，如果身边有爱他的另一半、爱他的家人、愿意支持他的社群，他就可能比一个孤单无伴的亿万富翁感觉更幸福快乐。（当然，前提是这个人不能真的穷到无法生活，而他的疾病也不会不断恶化或让他持续感受疼痛。）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考虑一种可能性。虽然过去两个世纪间人类在物质条件上有了大幅改善，但因为家庭崩溃、社会失调，所以两者的作用很可能互相抵消。如果真是如此，现在的人并不见得比1800年更快乐。甚至是我们现在如此看重的“自由”，也可能是让我们不那么快乐的原因。虽然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另一半、选择朋友、选择邻居，但他们也可以选择离开我们。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能够决定自己要走哪条路，但也让我们越来越难真正信守承诺、不离不弃。于是，社群和家庭的凝聚力下降而解体，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到越来越孤独。

然而，关于快乐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在于：快乐并不在于任何像是财富、健康甚至社群之类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如果你想要一辆牛车，而你也得到了一辆牛车，你就会感到满足。如果你想要一台全新的法拉利，而得到的只是一台二手的菲亚特，你就感觉不开心。正是因为如此，不管是中乐透还是出车祸，对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会有长期影响。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的期望跟着膨胀，于是就算客观条件其实改善了，我们还是可能不满意。而在一切不顺的时候，我们的期望也变得保守，于是就算又碰上其他的麻烦，很可能心情也不会更低落。

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不就是老生常谈吗？就算没有这群心理学家、什么问卷都没做，我们也早就知道了。就像千年之前，先知、诗人和哲学家也早就说过，重要的是要知足，而不是一直想要得到更多。只不过，看到现代研究用了这么多数字和图表，最后得出和古人相同的结论，其实感觉还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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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人类的期望如此重要，想要了解快乐这件事的历史，就不能不检视各种期望的影响。如果快乐只受客观条件影响（例如财富、健康和社会关系），要谈快乐的历史也就相对容易。但我们知道快乐有赖于主观的期望之后，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艰巨。对现代人来说，虽然有各种镇静剂和止痛药任我们使用，但我们越来越期望能得到舒适和快感，也越来越不能忍受不便和不适。结果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可能还高于我们的先人。

这种想法可能很难理解。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心里深深埋藏着一个推理的谬误。在我们试着猜测或想象其他人有多快乐的时候（可能是现在或过去的人），我们总是想要设身处地去想想自己在那个情况下会如何感受。但这么一来，我们是把自己的期望放到了别人的物质条件上，结果当然就会失准。现代社会丰饶富裕，我们很习惯每天都要洗澡更衣。但在中世纪，农民好几个月都不用洗澡，而且也很少会换衣服。对现代人来说，光是想到要这样生活，就觉得真是臭到要命、脏到骨头里，完全无法接受。只不过，中世纪的农民似乎一点都不介意。这种衣服长时间没洗没换的触感和气味，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他们并不是因为太穷而无法负担换洗衣服，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期望。于是，至少就衣服这一件事来说，他们其实很满足了。

如果真的想想，这其实也不足为奇。毕竟，像是人类的表亲黑猩猩也很少洗澡，更从来没换过衣服。而我们的宠物猫狗也不是天天洗澡更衣，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讨厌它们，而是照样拍拍它们、抱抱它们，甚至还抱起来亲。就算是在富裕的社会里，小孩通常也不喜欢洗澡，得花上好几年的教育和管教，才能够养成这种理论上应该很舒服的习惯。一切都只是期望的问题而已。

如果说快乐要由期望来决定，那么我们社会的两大支柱（大众媒体和广告业）很有可能正在不知不觉地让全球越来越不开心。假设现在是5000年前，而你是一个住在小村子里的18岁年轻人。这时全村大概只有50个人左右，老的老、小的小，身上不是伤痕皱纹遍布，就是稚气未脱，很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自己真是好看，因而满是自信。但如果你是活在今日的青少年，觉得自己长相不怎么样的可能性就要高多了。就算同一个学校的人都输你一截，你也不会因此就感觉开心。因为你在心里比较的对象是那些明星、运动员和超级名模，你整天都会在电视、脸书和巨型广告牌上看到他们。

有没有可能，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不只是因为贫穷、疾病、腐败和政治压迫，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标准？平均来说，埃及人在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统治下，死于饥饿、瘟疫或暴力的可能性远低于在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或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统治的时期。对大多数埃及人而言，这根本是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好的时刻。在2011年，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在大街上跳舞庆祝，感谢安拉赐给他们这一切的财富才对。然而，他们反而是满怀愤怒，起身推翻了穆巴拉克。原因就在于，他们比较的对象不是古代的法老王，而是同时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这么一来，就算是长生不老也可能会导致不满。假设科学找出了能够医治所有疾病的万灵丹，加上有效抗老疗程和再生治疗，能够让人永葆青春，那么，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整个世界感到空前的愤怒和焦虑。

那些无力负担这些医学奇迹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愤怒到无以复加。纵观历史，穷人和受压迫者之所以还能自我安慰，就是因为死亡是唯一完全公平的事。不论再富有、权力再大，人也难逃一死。光是想到自己得死，但有钱人居然能长生不老，就会让穷人怒火中烧、不可遏抑。

而且，就算是那极少数负担得起的，也不是从此无忧无虑。他们有太多需要担心的了。虽然新疗法可以延长寿命、常葆青春，但一旦真的死亡，仍然是无可救药。这么一来，原本自己和所爱的人应该能够永远在一起的，但就得更需要避免意外，不能被卡车撞到，也不能被恐怖分子炸成碎片！像这些理论上可以达到长生的人，很有可能一丁点儿的风险也不愿意承担，而且一旦真的失去配偶、子女或密友，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更会高到难以想象。

快乐的化学成分

研究快乐的时候，社会科学家做的是发问卷调查主观幸福感，再将结果与财富和政治自由等社会经济因素结合。至于生物学家的做法，虽然也用一样的问卷，但结合的是生化和遗传因素。他们得出的研究结果令人大感震惊。

生物学家认为，我们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其实是由经过数百万年演化的生化机制所形塑。所有的心理状态（包括主观幸福感）并不是由外在因素（例如工资、社会关系或政治权利）来决定，而是由神经、神经元、突触和各种生化物质（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定。

所以，不管是中了乐透、买了房子、升官发财，或是找到了真正的爱情，都不是真正让我们快乐的原因。我们能够快乐的唯一原因，就是身体内发出快感的感官感受。所以，那些刚中了乐透、刚找到真爱的人，之所以会快乐地跳了起来，并不是因为真的对金钱或情人有所反应，而是因为血液中开始流过各种激素，脑中也开始闪现着小小的电流。

但很遗憾，虽然我们总是想在人间创造出快乐的天堂，但人体的内部生化系统似乎就是对快乐多有限制，只会维持在恒定的水平。快乐这件事不适用于自然选择的原则，如果是个快乐的孤独隐士，对上两位整天焦虑的爸妈，前者会绝种，而后者却能把基因再传下去。快乐或痛苦在演化过程里的作用，就只在于鼓励或阻挡生存和繁衍。所以也不难想象，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快乐，也不会太痛苦。我们会短暂感受到快感，但不会永远持续。迟早快感会消退，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痛苦。

举例来说，演化就把快感当成奖赏，鼓励男性和女性发生性行为、将自己的基因传下去。如果性交没有高潮，大概很多男性就不会那么热衷。但同时，演化也确保高潮得迅速退去。如果性高潮永续不退，可以想象男性会非常开心，但连觅食的动力都没了，最后死于饥饿，而且也不会有兴趣再去找下一位能够繁衍后代的女性。

有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化机制就像是个恒温空调系统，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都要想办法保持恒定。虽然遇到某些事件会让温度暂时有波动，但最后总是会控制调整回到原来设定的温度。

有些空调系统会设定在25℃，也有的会设在20℃。至于人类的快乐空调系统，也是人人设定有所不同。如果说快乐的程度是由1到10分，有些人的生化机制天生开朗，就会允许自己的情绪在6到10分之间来回，大约稳定在8分附近。像这样的人，就算住在一个冷漠的大城市，碰上金融市场崩溃而丧失了所有积蓄，还被诊断患有糖尿病，还是会相当愉快乐观。也有些人，就是倒霉有着天生阴郁的生化机制，情绪在3到7分之间来回，大约稳定在5分附近。像这样的人，就算得到了密切社群的支持，中了几千万的乐透，健康得可以当奥运选手，还是会相当忧郁悲观。事实上，如果是这位天生忧郁的朋友，就算她早上中了几十亿的乐透，中午又同时找到了治愈艾滋病和癌症的方法，下午帮忙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晚上又终于和失散多年的孩子团聚，她感受到的快乐程度仍然顶多就是7分而已。不论如何，她的大脑就是没办法让她乐不可支。

想想你的家人、朋友。是不是有些人，不论发生多糟的事，还是能保持愉快？是不是也有些人，不管得到了多大的恩赐，还是一直郁郁寡欢？我们常认为，只要换个工作、找到老公、买了新车、写完小说，或是付完房贷，做完诸如此类的事，就能让自己快乐得不得了。然而，等我们真正达到这些期望的时候，却没有感觉真的比较快乐。毕竟，买车和写小说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化机制。虽然可以有短暂的刺激，但很快就会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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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先前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平均而言，已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更快乐），生物学对此要怎么解释？首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只证明了相关性，但是真正的因果方向有可能和研究人员的假设正好相反。确实，已婚的人比单身和离婚的人更快乐，但这不一定代表是婚姻带来了快乐，也有可能是快乐带来了婚姻。或者更准确来说，是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带来并维系了婚姻。那些生化机制天生开朗的人，一般来说都会是快乐和满足的。而这样的人会是比较理想的另一半，所以他们结婚的概率也比较高。而且，和快乐满足的另一半相处，绝对比和郁闷不满的另一半相处来得容易，所以他们也比较不容易离婚。所以，确实已婚的人平均来说比单身的人更快乐，但如果是个生化机制天生忧郁的女生，就算真的找到好老公，也不一定就会比较快乐。

此外，大多数生物学家也不是完全只看生物这一套。虽然他们主张快乐“主要”是取决于生化机制，但也同意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同样有其影响力。毕竟，我们这套快乐空调系统虽然有上下限，但在这个范围里还是可以活动活动。虽然要超出边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结婚和离婚却能影响心情在这个范围内的移动方向。那些平均就是只有5分的人，永远不会忽然在大街上开心地跳起舞来。但如果嫁了好老公，就能让她三不五时感受到7分的愉悦，而更能避开3分的沮丧。

如果我们接受了生物学对于快乐的理论，历史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就大减；毕竟，大多数的历史事件并不会对我们的生化机制有什么影响。虽然历史可以改变那些影响血清素分泌的外界刺激，但却无法改变最后的浓度，所以也就是无法让人变得更快乐。

让我们用古代中国农夫和现代香港企业家为例。假设我们这位古代农夫住在没有暖气的小土屋里，旁边就是猪圈；企业家住在拥有各种最新科技的豪宅，窗口就能俯瞰南海的浩瀚海景。直觉上，我们会觉得企业家想必比农民更快乐。然而，快乐是在脑子里决定的，而大脑根本不管土屋或豪宅、猪圈或南海，只管血清素的浓度。所以，农夫盖完了他的土屋之后，大脑神经元分泌血清素，让浓度到达X。而在现代，企业家还完最后一笔豪宅房贷之后，大脑神经元也分泌出差不多数量的血清素，并且也让浓度差不多到达X。对大脑来说，它完全不知道豪宅要比土屋舒适太多，它只知道现在的血清素浓度是X。所以，这位企业家快乐的程度，并不会比那位足以当他高高高高高祖父的农夫来得高。

不仅对个人生活是如此，就算是众人的事件也不例外。我们以秦朝统一天下为例。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但这一切都并未改变中国人的生化机制。因此，虽然统一让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中国人的快乐并没有多大影响。那些生化机制天生开朗的人，不管是活在战国时代，还是秦汉时代，都会一样快乐。但那些生化机制天生忧郁的人，过去总是在抱怨战国诸侯，现在也只是转而抱怨秦朝天子，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这么说来，究竟把中国统一有什么好处？如果没办法让人更快乐，又何必要有这么多的混乱、恐惧、流血和战争？像是生物学家就绝对不会攻向巴士底狱。就算有人认为这些政治革命或社会改革会让他们开心，但到头来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被生化机制玩弄于股掌。

历史上，只有一项发展真正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快乐的关键就在于生化系统，因此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处理政治和社会改革、叛乱和意识形态，而是开始全力研究唯一能真正让我们快乐的方法：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如果我们投入几十亿美元来了解我们的脑部化学，并推出适当的疗法，我们就能在无须发动任何革命的情况下，让人过得远比以前的人快乐。举例来说，百忧解（Prozac）之所以让人不再沮丧，靠的就不是对任何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提高血清素的浓度。

讲到这套生物学理论，最能抓到精髓的就是著名的新世纪（New Age）口号：“快乐来自内心。”金钱、社会地位、整形手术、豪宅、握有大权的职位，这些都不会给你带来快乐。想要有长期的快乐，只能靠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

1932年，正值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赫胥黎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书中将“快乐”当成最重要的价值，而且政治的基础不是警方、不是选举，而是精神病的药物。每天，所有人都要服用苏麻（soma，一种合成药物），这能让他们感到快乐，而且不影响生产力和工作。书中的政府是世界一体、统治全球，而且所有人不论生活环境如何，都对这感到无比满足。也因此，政府完全不用担心会爆发战争、革命、罢工或示威游行等威胁。这下，赫胥黎想象中的未来可能还比奥威尔的《1984》更为棘手。赫胥黎的世界似乎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非常可怕，但又很难解释原因。所有人永远都是快乐的，这到底能有什么问题？

生命的意义

赫胥黎笔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背后有一项基本生物学假设：“快乐等于快感”。在他看来，快乐就是身体感觉到快感。因为我们的生化机制限制了这些快感的程度和时间，唯一能够让人长时间、高强度感受到快乐的方法，就是操纵这个生化机制。

然而，这种对于快乐的定义还是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请受试者描述自己一般上班日的全天行程，再分段一一评估他们究竟有多喜欢或讨厌这些时刻。他发现，大多数人对生活的看法其实会有所矛盾。让我们以养小孩为例。卡尼曼发现，如果真要计算哪些时刻令人开心，哪些时候叫人无聊，就单纯的数字来说，养小孩可说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很多时候，养小孩就是要换尿布、洗碗、处理他们的哭闹和脾气，这些都算是没人想做的苦差事。然而，大多数家长都说孩子是他们快乐的主要来源。难道这些人都是脑子有问题吗？

当然，这是一种可能。但还有另一种可能：调查结果让我们知道，快乐不只是“愉快的时刻多于痛苦的时刻”这么简单。相反，快乐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体；生命整体有意义、有价值，就能得到快乐。快乐还有重要的认知和道德成分。价值观不同，想法也就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有人觉得养小孩就像是个悲惨的奴隶，得侍候一个独裁的小霸王，但也有人觉得自己真是满怀着爱，正在培育一个新的生命。正如尼采所言，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什么都能够忍受。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

不管任何文化、任何时代的人，身体感受快感和痛苦的机制都一样，然而他们对生活经验所赋予的意义却可能大不相同。如果真是如此，快乐的历史很可能远比生物学家想象的要来得动荡不安。这个结论并不一定是站在现代这边。如果我们将生活切成以一分钟为单位来评估当时是否幸福快乐，中世纪的人肯定看来相当悲惨。然而，如果他们相信死后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很有可能就会认为生活真是充满了价值和意义；相对而言，现代世俗子民如果不信这一套，就觉得人到最后就只有死亡，迟早会被遗忘，没了任何意义。如果用主观幸福感问卷问道“你对生活整体是否满意”，中世纪的人很可能得分会相当高。

所以，我们的中世纪祖先会感到快乐，就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对来世的集体错觉，因而感觉生命充满意义吗？没错！只要没人去戳破他们的幻想，又为什么要不开心呢？从我们所知的纯粹科学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本来就完全没有意义。人类只是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演化过程中，盲目产生的结果。人类的行动没有什么神圣的整体计划，而且如果整个地球明天早上就爆炸消失，整个宇宙很可能还是一样这么继续运行下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掉人类主观的因素。但这也就是说，我们对生活所赋予的任何意义，其实都只是错觉。不管是中世纪那种超脱凡世的生活意义，或是现代人文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上都完全相同，没有高下之别。像是可能有科学家觉得自己增加了人类的知识，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有士兵觉得他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他的生命有意义。不论是创业者想要开新公司，或是中世纪的人想要读经、参与圣战、兴建新庙，他们从中感受到的意义，都只是错觉与幻想。

这么说来，所谓的快乐，很可能只是让个人对意义的错觉和现行的集体错觉达成同步而已。只要我自己的想法能和身边的人的想法达成一致，我就能说服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且也能从这个信念中得到快乐。

这个结论听起来似乎很叫人难过。难道快乐真的就只是种自我的欺骗吗？

认识你自己

如果快乐是在于感受快感，想要更快乐，就得操纵我们的生化系统。如果快乐是在于觉得生命有意义，想要更快乐，就得要骗自己骗得更彻底。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以上两种论点都有一个共同假设：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不管是感官的快感还是生命有意义），而想要判断快不快乐，靠的就是直接问他们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很合逻辑，但这正是现代自由主义当道而成的结果。自由主义将“个人主观感受”奉若圭臬，认为这些感受正是权威最根本的源头。无论是好坏、美丑、应不应为，都是由每个人的感觉来确定。

自由主义政治的基本想法，是认为选民个人最知道好坏，我们没有必要由政府老大哥来告诉人民何者为善、何者为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想法，是客户永远是对的。自由主义艺术的基本想法，是各花入各眼，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自由主义的学校和大学，叫学生要为自己多想想。广告叫我们：“做就对了！”就连动作片、舞台剧、八点档、小说和流行歌，都不断在洗脑着：“忠于自我”、“倾听你自己”、“顺从你的渴望”。对于这种观点，卢梭的说法称得上是经典：“我觉得好的，就是好的。我觉得坏的，就是坏的。”

如果我们从小到大不断被灌输这些口号，就很可能相信快乐是种主观的感受，而是否快乐当然就是每个人自己最清楚。然而，这不过是自由主义独有的一个观点而已。历史上大多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认为，关于善、关于美、关于何事应为，都有客观的标准。在这些宗教和意识形态看来，一般人自己的感觉和偏好可能并不可信。从老子到苏格拉底，哲学家不断告诫人们：“认识你自己！”但言下之意也就是一般人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自我，也因此很可能忽略了真正的快乐。弗洛伊德很可能也会这么想。

基督教神学家应该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不管是圣保罗或是圣奥古斯丁都心知肚明，如果让人自己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宁愿把时间用来做爱，而不是向上帝祈祷。这种选择绝对是顺从你的渴望，但这意思是想要快乐就该去做爱吗？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可绝对不会这么说。对他们而言，这只证明了人类本来就有罪，而且容易受到撒旦的诱惑。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都多多少少沉溺在类似海洛因成瘾的情境里。假设有个心理学家，想调查吸毒者的快乐指数。经过调查之后，他发现这些吸毒者全部志同道合，所有人都说在吸毒的时候最快乐了。请问这位心理学家是不是该发表一份文件，告诉大家想快乐就该去吸毒？

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人也认为主观感受不该是最大重点。至少在讲到主观感受的价值时，甚至达尔文和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Dawkins）都有部分观点会与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相同。根据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理论，正如同其他动物，人类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就算对个人不利，他们也会选择要让基因继续流传下去。大多数男性一生劳苦、终日烦忧、竞争激烈、需要不断战斗，就是没办法享受一下平静的幸福；但这是因为DNA操纵着他们，要他们为它自私的目的做牛做马。DNA就像撒旦，用一些稍纵即逝的快乐作为引诱，令人为之臣服。

正因如此，大多数宗教和哲学看待快乐的方式，都与自由主义非常不同。最看重快乐这个问题的，就是佛教。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有系统地研究了快乐的本质和成因；正因如此，最近有越来越多科学团体开始研究佛教哲学和冥想。佛教认为，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到愉悦，也不是主观觉得生命有意义，反而是在于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

根据佛教的观点，大多数人太看重自己的感受，以为快感就是快乐，不愉悦的感受就是受苦。于是，人类就渴望能有快感，并希望避免不愉悦的感受。然而，这是大大的误解。事实是，人类的主观感受没有任何实质或意义。主观感受就只是一种电光石火的波动，每个瞬间都在改变，就像海浪一样。不论你感受到的是快感或不快，觉得生命是否有着意义，这都只是一瞬间的波动而已。

如果我们太看重这些内部的波动，就会变得太过执迷，心灵也就焦躁不安、感到不满。每次碰上不快，就感觉受苦。而且就算已经得到快感，因为我们还希望快感能够增强或是害怕快感将会减弱，所以心里还是不能感到满足。追求这些主观感受十分耗费心神，而且终是徒劳，只是让我们受制于追求本身。因此，苦的根源既不在于感到悲伤或疼痛，也不在于感觉一切没有意义。苦真正的根源就在于“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不管追求的是什么，都会让人陷入持续的紧张、困惑和不满之中。

人想要离苦得乐，就必须了解自己所有的主观感受都只是一瞬间的波动，而且别再追求某种感受。如此一来，虽然感受疼痛，但不再感到悲惨；虽然愉悦，但不再干扰心灵的平静。于是，心灵变得一片澄明、自在。这样产生的心灵平静力量强大，那些穷极一生疯狂追求愉悦心情的人完全难以想象。这就像是有人已经在海滩上站了数十年，总是想抓住“好的海浪”，让这些海浪永远留下来，同时又想躲开某些“坏的海浪”，希望这些海浪永远别靠近。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这个人站在海滩上徒劳无功，被自己累得几近发疯。最后终于气力用尽，瘫坐在海滩上，让海浪就这样自由来去。忽然发现，这样多么平静啊！

这种想法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完全格格不入，所以等到西方的新世纪运动碰上佛教教义，就想用自由主义的方式加以解释，结果意思却是完全相反。新时代教派常常主张：“快乐不在于外在条件，而只在于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应该别再追求像是财富、地位之类的外在成就，而是要多接触自己内心的情感。”或者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快乐来自内心”。这与生物学家的说法不谋而合，但与佛教的说法几乎正是背道而驰。

佛教与现代生物学和新世纪运动的相同点，在于都认定快乐不在于外在条件。但佛教更重要也更深刻的见解在于，真正的快乐也不在于我们的主观感受。我们如果越强调主观感受，反而就越感到苦。佛教给我们的建议是，除了别再追求外在成就之外，同时也别再追求那些感觉良好的心里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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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我们现在会使用主观幸福感问卷，希望找出来我们主观认定什么时候有幸福感，而且认为找到特定的情绪状态就是找到了快乐。但相反的是，许多传统哲学和宗教（如佛教）则认为，快乐的关键在于追求真我、真正了解自己。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的感觉、想法、好恶就组成了自己，但这是一大错误。他们感觉愤怒的时候，心里想“我很生气，这是我的愤怒”。于是这一辈子做的，都是想要避开某些感受并追求另外某些感受。但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苦真正的来源不在于感受本身，而是对感受的不断追求。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过去对于快乐这件事的历史认知，就有可能都是错的。或许，究竟期望是否得到满足、感受是否快活都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是否了解自己。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今天的人比起远古的采集者或中世纪的农民更了解自己呢？

学者一直到几年前才开始研究快乐这件事的历史，而且现在还停留在最初的阶段，正在做出初步的假设、寻找适当的研究方法。这场讨论才刚刚起步，要得出确切的结论还为时过早。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提出正确的问题。

大多数的历史书籍强调的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英勇的战士、慈爱的圣人，以及创造力丰沛的艺术家。这些书籍对于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瓦解、帝国的兴衰、科技的发明和传播，可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对于这一切究竟怎么为个人带来快乐或造成痛苦，却是只字未提。这是我们对于历史理解的最大空白之处。而且，现在该是补上的时候了。

1. [1] 心理学要研究主观幸福感，靠的是受试者要能够正确判断自己的快乐程度；但矛盾的是，之所以会出现心理学，正是因为人类并不正真了解自己，有时候需要靠着专业人士的帮助，以避免自我毁灭的行为。

2. [2] 若想从心理和生化两种层面来讨论快乐，以下著作是很好的出发点：Jonathan Haidt,The Happiness Hypothesis: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 (New York:Basic Books,2006);R.Wright,The Moral Animal: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M.Csikszentmihalyi,‘If We Are So Rich,Why Aren’t We Happy?’,American Psychologist 54:10 (1999):82127;F.A.Huppert,N.Baylis and B.Keverne,ed.,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Michael Argyle,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2n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1);Ed Diener (ed.),Assessing Well-Being: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 Diener (New York:Springer,2009);Michael Eid and Randy J.Larsen (eds.),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New York:Guilford Press,2008);Richard A.Easterlin (ed.),Happiness in Economics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2002);Richard Layard,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Penguin,2005).

3. [3] Daniel Kahneman,Thinking,Fast and Slow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Inglehart et al.,"Development,Freedom,and Rising Happiness," 278-281.

4. [4] D.M.McMahon,The Pursuit of Happiness:A Histor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Present (London:Allen Lane,2006).

第二十章

智人末日

本书一开始，提到我们是从物理学走向化学、走向生物学，然后走向历史学。而无论是物理作用、化学反应，或是生物的自然选择，都对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视同仁、殊无二致。虽然说在自然选择这一块，智人的发挥空间似乎远大于其他生物，但毕竟仍然有限。换句话说，不论智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有了多少成就，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

然而，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法则取而代之。

在将近40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演化都是依循着自然选择的法则。没有任何一种是由某个具有智慧的创造者所设计的。以长颈鹿为例，它的长颈是因为远古时代长颈鹿原型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因为有某个具有超级智慧的生物所操控。在长颈鹿原型之间，脖子较长的就能够得到更多食物，相较于脖子短的，也就产下较多后代。没有人（肯定也没有长颈鹿）曾经说过：“如果有比较长的脖子，就能让长颈鹿吃到树顶上更多叶子。所以我们就让脖子变长吧！”达尔文理论美妙的地方，就是并不需要有某位智慧过人的设计者来解释为什么长颈鹿会有长脖子。

数十亿年来，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以设计生物的智能水平，所以智能设计甚至从来都不是选项之一。一直到相对不久之前，微生物都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而且能够完成某些神奇的任务。属于某个物种的微生物，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物种中取得基因码、加入自己的细胞中，从而取得新的能力，例如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然而，至少就我们所知，微生物并没有意识，它们没有生活目标，也不会未雨绸缪、为将来做准备。

演化到某个阶段之后，像是长颈鹿、海豚、黑猩猩和尼安德特人都已经有了意识，也有了为将来做准备的能力。然而，就算尼安德特人曾经有过这个梦想，希望鸡可以长得肥一些，动得慢一点，好让他饿的时候抓起来方便，他也无法把梦想化为现实。他还是只能乖乖去打猎，猎捕那些经过物竞天择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鸟类。

大约1万年前，因为出现了农业革命，让古老的系统首次有了突破。那些还是希望鸡能够又肥又慢的智人，发现如果找出长得最肥的母鸡，再把它与动得最慢的公鸡交配，生出来的后代就会又肥又慢。这些生下来的后代再继续互相交配，后代的鸡就都具有又肥又慢的特点。这是一种原本不存在于自然界的鸡，之所以经过这样的智慧设计而出现，是因为人而不是神。

不过，与所谓全能的神相比，智人的设计技术还差得远了。虽然智人可以通过选择育种（selective breeding）来走快捷方式，加速自然选择的进程，但如果想要加入的特性并不存在于野生鸡的基因库里，就仍然无能为力。在某种程度上，智人与鸡之间的关系，就和一般常见而自然的共生关系十分相似。智人等于是对鸡施予了特定的选择压力，让又肥又慢的鸡特别能够繁衍下来；就像是蜜蜂采蜜授粉的时候也是对植物施予了选择压力，让花朵色彩鲜艳的品种更能生生不息。

时至今日，这个40亿岁的自然选择系统却面临了一项完全不同的挑战。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里，科学家正在改造各种生物。他们打破自然选择的法则而丝毫未受惩罚，就连生物最基本的原始特征也完全不看在眼里。巴西生物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就在2000年推出了一项新艺术作品：一只发着荧光绿的兔子。卡茨找上法国的一间实验室，付费请求依他的要求改造出一只会发光的兔子。法国科学家于是拿了一个普通的兔子胚胎，再植入由绿色荧光水母取得的DNA。当当当当！绿色荧光兔隆重登场。卡茨将这只兔子命名为阿巴（Alba）。

如果只有自然选择，阿巴根本不可能存在。她就是智能设计下的产物。同时，她也可说是一个预兆。阿巴的出现其实代表着一股潜力，如果这股潜力完全发挥（而且人类没有因此灭亡），科学革命很可能就远远不只是历史学上的一场革命而已。这很可能会成为地球出现以来最重要的生物学革命。经过40亿年的自然选择之后，阿巴可说是站在新时代曙光乍现的时间点，生命即将改由智能设计来操控。如果这种可能性终于成真，事后看来，到这之前为止的人类历史就能够有新的诠释：这就是一个实验和实习的过程，最后是要彻底改变生命的游戏规则。像这样的过程，我们不能只看人类的几千年，而要看整体的几十亿年。

全世界的生物学家现在都正在与智能设计这场风潮相对抗。智慧设计反对所有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达尔文演化论，而且认为既然生物如此复杂各异，想必是有某个创造者，从一开始就想好了所有的生物细节。生物学家说对了过去，但讽刺的是，讲到未来，有可能智能设计才是对的。

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可能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仿生工程（cyborg engineering）与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老鼠和人

所谓生物工程，指的是人类刻意在生物层次进行的干预行为（例如植入基因），目的在于改变生物体的外形、能力、需求或欲望，以实现某些预设的文化概念（例如爱德华多·卡茨心中的那种艺术）。

到目前为止，生物工程本身并不算是什么新的概念。人们数千年来一直使用生物工程来重新塑造自己和其他生物。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阉割。在英文里，未阉割的公牛称为“bull”，阉割后的称为“ox”，这种将牛阉割的做法已经有大约一万年之久，阉割后的牛比较不具侵略性，也就比较容易训练拉犁。此外，也有一些年轻男性被阉割，好培养出可唱出女高音优美声调的假声男高音，或是能够协助宫廷事务的太监。

然而，人类最近对生物体运作的研究有长足进展，已经达到细胞、细胞核的水平，也出现了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我们现在不只能够将男性阉割，甚至还能通过外科手术和注射荷尔蒙，完全改变他们的性别。这还只是开始。

在1996年，下面这张照片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各方反应不一，有人惊喜，有人恶心，有人完全吓傻了。

这并不是改图修图的假照片，而是千真万确的一只真的老鼠，背上被科学家植入牛软骨细胞。因为科学家能够控制新组织生长，就能让它长出人类耳朵的形状。也许在不久之后，科学家就能用这种方式制造出能植入人体的人工耳。

▲图27 在这只老鼠背上，科学家用牛软骨细胞让它长出一只“耳朵”。这可以说是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响应着施泰德洞穴里的狮人雕像。在3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想要结合不同物种的幻想，而今天我们真的有能力制造出这种嵌合体了（chimera，指由两个以上不同遗传结构的组织组成的个体或器官）。

此外，基因工程更是能做到一些几近奇迹的事，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而且，并不是只有虔诚的一神教信徒指责人类不该抢了上帝的角色。对于科学家这种干预自然事务的做法，有许多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同样大感震惊。动物权利保护团体谴责这种基因工程实验，认为这不但造成实验动物的痛苦，而且改造时也完全无视家禽家畜的需求和欲望。人权保护团体也担心，基因工程可能被用来创造某种超人类，结果就是其他人都成了他的奴隶。另外也早有人预期将会出现生物独裁统治的末日场景，用复制的方式制造出不懂得恐惧为何物的士兵，不知道反抗是什么概念的工人。许多人都认为，现在人类太快看到太多的机会，手中已经握有基因修改能力，却还无法做出明智、有远见的决定。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只发挥了基因工程一小部分的能力。现在改造的大多数生物，都是那些最没有政治利害关系的物种，像是植物、真菌、细菌、昆虫等等。举例来说，大肠杆菌是一种共生在人体肠道里的细菌，只有在它跑出了肠道、造成致命感染的时候，大家才会在报纸上看到它们造成的消息。而现在大肠杆菌就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用来生产生质燃料。大肠杆菌和其他几种真菌也经过改造来生产胰岛素，期望能降低糖尿病的治疗费用。现在我们也取出某种北极鱼类的基因，植入马铃薯的基因，好让马铃薯更耐寒。

少数哺乳动物也正在接受基因工程改造。奶农业一直得要面对乳腺炎这项大敌，每年奶牛因此无法产奶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科学家目前正在尝试将奶牛基因改造，让牛奶里含有溶葡萄球菌酶（lysostaphin），能够攻击造成乳腺炎的细菌。另外，最近健康意识抬头，消费者不希望从火腿和培根吃到太多不健康脂肪，养猪业最近正在期待一种植入了蠕虫基因的猪，这种基因能够让猪的脂肪酸从不健康的omega-6脂肪酸转为健康的omega-3脂肪酸。

真正走到下一代基因工程之后，这种让猪有健康脂肪的改造就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罢了。现在，遗传基因学家已经成功将蠕虫的平均寿命延长6倍，也已经创造出某种天才老鼠，在记忆和学习能力上大有长进。田鼠是一种小型、粗壮的啮齿类动物，很像老鼠，而且大多数品种的习性都是杂交。然而，却有一种品种有忠贞的一夫一妻关系。遗传基因学家声称已经找出了这种形成田鼠一夫一妻制的基因。只要加上这个基因，就能让田鼠从爱偷吃变成爱顾家，我们的基因改造能力就不仅能改变啮齿动物的个体能力，甚至有可能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而且，是不是人类也能如法炮制？）

让尼安德特人再现

然而，遗传基因学家想改造的还不只是现有的生物，甚至也想让已绝种的动物再现身影。而且对象还不只是像电影《侏罗纪公园》演的恐龙。从西伯利亚冰层里挖掘出长毛象遗体之后，由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组成的科学家团队最近已经完成长毛象的基因定序。他们正在计划要拿一个现代大象的受精卵细胞，将大象的DNA换成长毛象DNA，再重新植回大象的子宫。只要再经过大约22个月，长毛象就能在绝迹近5000年后再次重现于地球。

然而，又为什么要画地自限，只做长毛象呢？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教授最近指出，完成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Neanderthal Genome Project）之后，我们就将能在智人的卵子里重建尼安德特人的DNA，在3万年后再次诞生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小孩。丘奇表示，只要给他少少的3亿美元预算，这就可能成真。而且已经有几位女性自愿担任代理孕母。

我们为什么需要让尼安德特人再现？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研究活生生的尼安德特人，就能解决某些关于智人起源和独特性最难解的问题。只要能比较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大脑，找出两者不同之处，或许我们就能知道有什么生物上的变化让我们产生了现在的意识。而且，有人认为这也有伦理道德上的理由：如果是智人造成了尼安德特人灭绝，岂不该负责把他们救回来？此外，有尼安德特人这种人种也可能很好用。许多产业可能很高兴，因为两个智人才能做的粗活，尼安德特人一个就能搞定。

然而，又为什么要画地自限，只做尼安德特人呢？为什么不回到最初上帝的那块画板，直接设计出更完美的智人？智人的种种能力、需求和欲望都根源于智人的基因，而且智人的基因组其实并不比田鼠或老鼠复杂太多。（老鼠的基因组有大约25亿个核碱基，智人约有29亿个，也就是说智人只比老鼠复杂了14%。）在基因工程的中程发展（或许就是几十年内），基因工程和其他各种生物工程可能有办法带来影响深远的改变，不仅能够改变人类的生理、免疫系统和寿命长短，甚至能改变人类的智力和情感能力。如果基因工程可以创造出天才老鼠，为什么不创造天才的人呢？如果基因工程可以让两只田鼠长相厮守，何不让人类也是天生彼此忠贞不贰？

认知革命后，智人从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变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智人的生理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连大脑的容量和外形也和过去几乎相同。可见这只是大脑内部几个小小的调整罢了。也或许，只要再有某个小小的调整，就会引发第二次的认知革命，建立一种全新的意识，让智人再次改头换面、彻底不同。

虽然我们目前确实还无法创造出超人类，但看来前方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绝对无法克服的科技障碍。现在真正让人类研究放慢脚步的原因，在于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议。然而，不管现在的伦理论点如何有说服力，未来的发展似乎势不可当；特别是这有可能让我们无限延长人类生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以及强化人类认知和情感上的能力。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本来只是想治疗阿兹海默症，但发现药物的副作用是大幅增进一般健康民众的记忆力，又该如何？这种研究挡得住吗？而等到药物开发生产之后，会有哪个执法机关能够规定仅得用于治疗阿兹海默症，一般人不得用以取得超级记忆力？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生物工程是不是真能让尼安德特人再现，但这很可能将为智人拉下终幕。操纵基因并不一定会让智人大批死亡而绝种，但很可能会让智人这个物种大幅改变，到最后就成了另一个物种，而不宜再使用智人这个名称。

仿生的生命

现在再来谈第二种可能改变生命法则的新科技：仿生工程。仿生工程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创造出“生化人”（cyborg），例如为人类装上生化手就是一例。从某种意义上，现代所有人几乎多多少少都是生化人，用各种其他设备来辅助我们的感官和能力，像是眼镜、心脏起搏器、辅具，甚至还包括计算机和手机（这样一来就能减轻一些大脑要储存及处理数据的负担）。但我们正要迈入一个要成为真正生化人的门槛，真正让一些无机组织与身体结合而不再分开，而会改变我们的能力、欲望、个性以及身份认同。

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是美国官方的军事研究机构，正在研究仿生昆虫。这里的概念是在苍蝇或蟑螂身上植入电子芯片，让人或机器从远程遥控昆虫的动作，并取得昆虫接收到的外界信息。这样的间谍苍蝇就能潜入敌人总部，停在墙上窃听最机密的谈话，只要别被蜘蛛抓走，就能让我们完全掌握敌人的计划。在2006年，美国海军水下作战中心（Naval Undersea Warfare Center）也曾提出计划研发仿生鲨鱼，表示“本中心正研发一种鱼用标签，希望通过神经植入物控制宿主动物的行为”。鲨鱼天生就能够侦测到磁场，效果比目前所有人类发明的侦测器都灵敏，因此研发人员希望利用它们的这种能力，侦测到潜艇和水雷形成的电磁场。

智人也正在变成生化人。最新一代的助听器有时也会称为“生化耳”，外侧有一个麦克风，可以吸收外界声音，经过过滤、识别出人声，转化成电波信号，直接传递到中央听觉神经，再传送到大脑中。

德国的“Retina Implant”（视网膜植入）公司取得政府资金，正在开发一种人工视网膜，可能让盲人重获部分视力。它的做法是将一个微芯片植入患者眼中，光感应器吸收进入眼中的光线，将光能转为电能，刺激视网膜上未受损的神经细胞。细胞发出神经冲动刺激大脑，就会转译为视觉影像。目前，这项科技已经让患者能够进行空间定位、读识字母，甚至也能够辨识人脸。

在2001年，美国一位水电工杰西·沙利文因为事故而让双臂从肩膀以下截肢。但今天在芝加哥复健研究中心（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Chicago）协助下，他能有一双生化手臂。这双新手臂的特殊之处，在于只要用想的就能操纵。杰西的大脑发出神经信号，再由微电脑转译成电子信号命令，就能让手臂移动。所以，杰西想要举起右手的时候，是有意识地进行我们一般人下意识做的动作。虽然这双电子手臂能做的事远远少于正常的人类手臂，但已经让杰西能够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的简单工作。克劳迪亚·米切尔是一位美国大兵，她最近在一次机车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现在也装上了一只类似的生化手。科学家相信，生化手很快不只能够随心所欲运动，还能再发送信号传回大脑，也就是甚至能让截肢病患者恢复触觉！

目前的生化手臂还远远不及真正的有机手臂，但它们的发展潜力无穷。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让生化手臂有着远大于人类手臂的力量，就算拳王在生化手臂前也会像是弱鸡。此外，生化手臂可以每隔几年就更新换代，也能够脱离身体、远距离操作。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科学家最近刚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几只恒河猴的大脑里面植入电极，再让电极收集脑中的信号，传送到外部设备。接着，猴子被训练单纯用意识控制外部的生化手脚。有一只叫极光（Aurora）的母猴，不仅学会了如何用意识控制外部的生化手臂，还能同时移动自己的两只手臂。现在它就像是印度教的女神一样，有三条手臂，而且生化手臂还能位于另一个房间甚至另一个城市里。所以，它现在可以坐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实验室里，一手抓抓背，一手抓抓头，还能有一手在纽约偷根香蕉（只可惜现在还没办法远距离吃香蕉）。另一只叫伊多雅（Idoya）的母猴，则是曾在2008年坐在北卡罗来纳州实验室的椅子上，再用意识控制一双在日本京都的生化腿，让它从此世界知名。那双腿足足有伊多雅体重的20倍重。

▲图28 杰西·沙利文和克劳迪亚·米切尔握手。他们的生化手臂只要用意识就能操纵，十分令人惊奇。

闭锁症候群（locked-in syndrome）是一种神经疾病，病患会丧失几乎所有控制身体移动的能力，但认知能力却完全不受影响。罹患这种疾病的病人，最后只能用眼球微小的运动与外界沟通。然而，现在已经有几位病人的脑中植入了收集大脑信号的电极。目前科学家正在努力解译这些信号，希望不只能将信号转为动作，更能转为语言。如果实验成功，闭锁症候群的患者就终于能够直接与外界说话，而且我们甚至可以用这项科技来阅读他人心中的想法。

然而，在所有目前进行的研究当中，最革命性的就是要建构一个直接的大脑–计算机双向接口，让计算机能够读取人脑的电子信号，并且同时输回人脑能够了解的电子信号。如果这种设备成功，再直接将大脑连上网络，或是让几个大脑彼此相连、形成“脑际网络”，情况会如何？如果大脑能够直接存取集体共同的记忆库，对于人类的记忆、意识和身份认同又会有什么影响？举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生化人就能够取得他人的记忆。就算从来没听说过另一个人，没看过他的自传，也不是靠着想象，但却能够直接记得他的记忆，就像是自己的记忆一样。而且，这里的他人可能是男，也可能是女。像这样的集体记忆概念，对于自我和性别认同又会有什么影响？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认识你自己”？又要怎么知道，哪些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梦想，而不是集体记忆中的愿望？

这样的生化人就不再属于人类，甚至也不再属于有机生物，而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物种。这一切是根本上的改变，其中的哲学、心理或政治影响可能都还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另一种生命

第三种改变生命法则的方式，则是创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够自行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病毒。

现在资讯工程世界正当红的一个领域，就是基因程序设计（genetic programming）。这种程序设计模仿基因遗传演化。许多程序设计师都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创造出一个能够独立于创造者、完全自行学习演化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程序设计师只是一个原动力（primum mobile），程序一经发动之后，就会开始自由演化，无论创造者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再能掌握它的发展方向。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程序的原型，也就是一般说的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病毒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会不断自我复制数百万到数亿次，一面要躲避追杀的防毒软件，一面又要与其他病毒争夺网络里的空间。而总有某一次，在病毒自我复制的时候出现了错误，这就成了一种计算机化的突变。这种突变有可能是因为病毒设计师，原本就让病毒偶尔会发生随机复制错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某种随机发生的误差。假设在偶然下，突变后的病毒比较能躲过防毒软件的侦测，而且仍然保留着入侵其他计算机的能力，就会在网络里迅速传播。于是，这种突变种就能生存下来，而且开始繁衍。随着时间过去，网络空间就会充满这些并非由人所设计出来、经过无机演化而成的新型病毒。

这些病毒算是生命吗？这可能要取决于每个人对“生命”的定义，但它们确实是由新的演化程序而生，完全独立于有机演化的法则和局限之外。

我们再想象一下另一种可能性。假设你可以将自己的大脑整个儿备份到硬盘上，再用笔记本电脑来读取运作。这样一来，笔记本电脑是不是就能够像智人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呢？如果是的话，那算是你吗？还是算别人呢？如果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可以建构起一个全新的数字个体心灵，完全由计算机程序码组成，但拥有自我的知觉、意识和记忆，这又算是什么？如果你让这个程序在计算机上运作，这算是一个人吗？如果你删了这个程序，算是谋杀吗？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2005年成立了一项“蓝脑计划”（Blue Brain Project），希望能用计算机完整重建一个人脑，用电子回路来仿真大脑中的神经网络。计划主持人表示，如果能有足够的经费，大约只要10到20年，就能在计算机里建构出人工大脑，而且语言及举止就像是正常人一样。到现在，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人脑的运作方式类似于计算机（因此也就很难用现今的计算机来仿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排除这种可能性。在2013年，蓝脑计划已经从欧盟取得了10亿欧元资金的挹注。

奇异点

目前，所有这些新契机只有一小部分已经成真。然而，在2014年这个世界上，文化已经挣脱了生物学的束缚。我们现在不只能改造周遭的世界，更能改造自己体内和内心的世界，而且发展的速度奇快无比。有越来越多领域的行事方式都已经被迫大幅改变，不再能照旧便宜行事。律师需要重新思考关于隐私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各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医疗保健和平等的问题；体育协会和教育机构需要对公平竞争和成就重新定义；退休基金和劳动力市场也得调整，未来的60岁可能只像是现在的30岁。此外，它们全部都得面对生物工程、生化人及无机生命所带来的难题。

想当初，第一次进行人类基因组定序的时候花费了15年、30亿美元，但现在只要花上几周、几百美元，就能完成一个人的基因定序。根据DNA为人度身定做的个人化医学时代已然展开。你的家庭医生很快就能告诉你，你得到肝癌的风险比较高，但倒是不用太烦恼心脏病的概率。医生还能告诉你，某种对92%的人有效的药物就是对你没用，而且另外一种通常会致命的药物反而正是你的救命仙丹。一个几近完美的医疗世界，已经近在眼前。

然而，医疗知识的改进也会带来新的伦理难题。光是现在，伦理学家和法律专家就已经因为DNA所涉及的隐私问题而感到焦头烂额。保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我们提供DNA定序数据？如果要投保人的基因显示遗传性的鲁莽倾向，保险公司又是否有权要求提高保费？以后公司要聘雇新员工的时候，会不会要求的不是履历而是DNA数据？雇主有权歧视DNA看来较差的求职者吗？而像这样的“基因歧视”，我们可以控告吗？生化公司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生物或是新的器官，再申请其DNA序列的专利？我们都认同某个人可以拥有某只鸡，但我们可以完全拥有某个物种吗？

然而，以上种种都还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是吉尔伽美什计划以及未来创造出超人类的可能，将会为人类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秩序带来巨幅改变。不论是《世界人权宣言》、全球各地的政府医疗方案、全民健康保险方案甚至是宪法，都认为人道社会应该让所有成员拥有公平的医疗待遇，并且维持相对良好的健康状态。如果医疗只是要预防疾病、治疗疾病，这一切看来再好不过。但如果医药的目的变成要提高人的能力，情况会有何不同？是让所有人类都能提升能力吗？还是只有少数精英能够享有超人的能力？

我们这个现代晚期的世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认为所有人类应享有基本上的平等，然而我们可能正准备要打造出一个最不平等的社会。纵观历史，上层阶级总是说自己比下层阶级更聪明、更强壮，整体而言更为优秀。他们过去通常只是在自欺欺人，贫苦农家的孩子智力很可能和王子也相去不远。然而，在新一代医药推波助澜下，上层阶级的自命不凡可能即将成为一种客观事实。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在大多数的科幻小说里，讲的是像我们一样的智人，拥有光速宇宙飞船和激光枪之类的先进科技。这些小说里的伦理和政治难题多半和我们的世界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我们的情感和社会问题搬到未来的场景重新上演。然而，未来科技的真正潜力并不在于改变什么车辆或武器，而在于改变智人本身，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宇宙飞船其实只是小事，真正会惊天动地的，可能是能够永远年轻的生化人，既不繁衍后代，也没有性欲，能够直接和其他生物共享记忆，而且专注力和记性是现代人类的一千倍以上，不会愤怒、不会悲伤，而他们的情感和欲望完全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科幻小说很少会把未来描述成这个样子，因为基本上这种场景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就算描述出来也难以理解。想把某种超级生化人的生活拍成电影给现代人看，就像是要为尼安德特人演一场莎士比亚剧目。事实上，未来世界主人翁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远大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异。我们与尼安德特人至少都还是人，但未来的主人翁很可能会更接近神的概念。

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就是一个奇异点（singularity）。在奇异点之前，所有我们认知的自然法则都还不存在，就连时间也不存在。所以要说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如何，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无法理解的。而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下一个奇异点，所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不论是你我、男女、爱恨）都即将变得再也无关紧要。而在那个点之后的任何事，都还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科学怪人预言

在1818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写出了《科学怪人》（Frankenstein），讲的是一个科学家创造出了人造生物，但失去控制、造成一片混乱。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间，有无数个版本不断讲述着同样的故事。这已经成为新科学神话的一大主流概念。乍看之下，科学怪人的故事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如果竟敢试图僭越神的角色、试图操纵生命，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个故事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

科学怪人的故事直接向智人提出挑战，告诉我们智人终结的一天已经不远。根据这个故事，除非发生全球核灾或生态浩劫，否则根据现在科技发展的步伐，很快智人就会被取代。新一代的主宰不仅体形、体态不同，连认知和情感世界也有极大差异。对大多数智人来说，这个故事都实在太令人不安。我们比较想听到的故事，是未来仍然都是由像我们一样的人来主宰，只是多了高速宇宙飞船，让我们能往来于各个星球之间罢了。但是，如果说和我们拥有相同情感和认同的生物未来将会灭绝，由能力远高于我们的陌生物种取而代之，这个版本就比较毛骨悚然，令人难以接受。

对我们来说，把科学怪人描述成一个怪物，而我们不得不为了拯救人类而将之摧毁，算是个比较能叫人放心的结局。我们喜欢这种版本，是因为这个版本暗示着人类仍然是万物之灵，再也不会有比人类更优秀的物种。此外，想要“改进”人类的尝试也必然失败，因为就算能够增强身体的能力，重点还是在那崇高而不得碰触的人类心灵。

但人类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科学家不仅能够改造身体，也能改造心灵，未来创造出来的科学怪人可能就是硬生生比人类优秀不知凡几，他们看着我们，就像是我们看尼安德特人一样带着一种轻蔑和不屑。

***

我们还不能确定今天的科学怪人是不是会正如这个预言一般。没有人能够确实知道未来。本书最后这几页所做的预测，也不太可能样样都说得准。历史一再让我们看到，许多以为必然会发生的事，常常因为不可预见的阻碍而无法成真，而某些难以想象的情节，最后却成为事实。20世纪40年代进入核子时代的时候，很多人预测公元2000年会成为核子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和阿波罗11号发射，也让全球想象力大作，大家都开始认为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类就可以移民到火星和冥王星。但这些预测全都没有成真。而另一方面，当时谁都没想过互联网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关于未来的数字物种，可以说现在谁都还说不准。上面提的所有理想或说是梦魇，其实只是为了刺激大家的想象。我们真正应该认真以对的，是在于下一段历史改变不仅是关于科技和组织的改变，更是人类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我们还有多久时间？没有人真正知道。如同前面所提，有人认为到了2050年，就有少数人能够达到长生的状态。一些比较不那么激进的预测，则说时间点是在下个世纪或是下一个千禧年。然而，如果从智人长达7万年的历史来看，几千年又算什么呢？

如果智人的历史确实即将谢幕，我们这些最后一代的智人，或许该花点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有人把它称之为“人类强化”（Human Enhancement）的问题，所有目前政治家、哲学家、学者和一般大众所争论的其他问题，在人类强化问题前都算不上什么。毕竟，等到智人消失之后，今天所有的宗教、意识形态、民族和阶级很可能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而如果我们的接班人与我们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层次（或者是有某种已经超乎我们想象的意识运作方式），再谈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甚至性别的男女，对他们来说可能都已不具意义。

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谈谈这些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因为就算是这些新时代的神，第一代还是由我们人类所设计，受到我们的文化概念影响。创造他们时所依循的理念，究竟会是资本主义、伊斯兰教，还是女权主义？根据不同的答案，就可能让他们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大多数人宁愿躲避而不去想了。就连生命伦理学这个领域，也宁可去回答另一个问题：“有什么是必须禁止的？”我们可以用活人做基因实验吗？用流产的胚胎？用干细胞？克隆羊符合伦理道德吗？克隆黑猩猩？克隆人类呢？虽然这些问题确实都很重要，但如果还认为我们能够踩刹车、阻止让人类升级成另一种不同的物种，可能就太天真了。原因就在于，虽然这些计划各有不同，但追根究底还是回到了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吉尔伽美什计划。不管是问科学家为什么要研究基因组，还是为什么要把大脑连接到计算机，或是为什么要在计算机里创建一个心灵，十有八九，都会得到相同的标准答案：这么做是为了治疗疾病、挽救人的性命。想一想，为了治疗精神疾病，就说要在计算机里创建一个心灵，难道不会觉得太小题大做？但就是因为这种标准解答太具正当性，所以没有人能够反驳。正因如此，吉尔伽美什计划正是现在科学的旗舰，能够让科学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创造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现在就坐在吉尔伽美什的肩膀上。阻挡不了吉尔伽美什，我们也就阻挡不了弗兰肯斯坦博士。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影响他们走的方向。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还对这个问题视若等闲，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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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变成神的这种动物

在7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地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态系统的梦魇。时至今日，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

但遗憾的是，智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实在没有太多令人自豪。虽然我们主宰了环境、增加了粮食产量、盖起城市、建立帝国，还创造了无远弗届的贸易网络，但全球的痛苦减少了吗？一次又一次，虽然整体人类的能力大幅提升，但却不一定能改善个别人类的福祉，而且常常还让其他动物深受其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至少就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言有了确实的进步，饥荒、瘟疫和战争都已减少。然而，其他动物的生存条件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遽恶化，而且就算是人类相关的改进，也还需要再长时间观察才能判断是否利大于弊，是否能够延续。

此外，虽然现在人类已经拥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能力，但我们仍然对目标感到茫然，而且似乎也仍然总是感到不满。我们的交通工具已经从独木舟变成帆船、变成汽船、变成飞机，再变成航天飞机，但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前往的目的地。我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几乎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些力量。更糟糕的是，人类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负责。我们让自己变成了神，而唯一剩下的只有物理法则，我们也不用对任何人负责。正因如此，我们对周遭的动物和生态系统掀起一场灾难，只为了寻求自己的舒适和娱乐，但从来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

致谢

本书得以成书，要感谢下列人士的建议及协助：撒莱·马哈拉尼、多利特·阿哈罗诺夫、阿莫斯·阿维萨、查傅里叶·巴西莱、诺亚·本宁伽、蒂萨·艾森伯格、阿米尔·芬克、本杰明·Z·凯达尔、尤西·玛丽、艾亚尔·米勒、萨穆埃尔·罗斯纳、拉米·罗索兹、奥弗·斯坦尼茨、迈克尔·商卡尔、盖伊·扎斯拉维斯基，以及所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世界史课程的师生。

特别感谢贾里德·戴蒙德，他让我学会了整体的观点；感谢蒂亚戈·侯斯坦，他启发了我写下这个故事；并感谢德博拉·哈里斯，她帮助我将这个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历史年表

135亿年　物质和能量出现。物理学的开始。

原子和分子出现。化学的开始。

45亿年　地球形成。

38亿年　有机生物形成。生物学的开始。

600万年　人类和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

250万年　非洲的人属开始演化。出现最早的石器。

200万年　人类由非洲传播到欧亚大陆。演化为不同人种。

50万年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中东演化。

30万年　开始日常用火。

20万年　智人在东非演化。

7万年　认知革命。出现能够描述虚拟故事的语言。

历史学的开始。智人传播至非洲之外。

4.5万年　智人抵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绝种。

3万年　尼安德特人绝种。

1.6万年　智人抵达美洲。美洲巨型动物绝种。

1.3万年　弗洛里斯人绝种。智人成为唯一存活的人类物种。

1.2万年　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

出现永久聚落。

5000年　出现最早的王国、文字和金钱。多神教信仰。

4250年　出现最早的帝国：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德帝国。

2500年　出现最早的硬币：通用的金钱。

波斯帝国：普世的政治秩序（“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

印度佛教：普世的真理（“让所有人类解脱痛苦”）。

2000年　中国汉帝国。地中海罗马帝国。基督教。

1400年　伊斯兰教。

500年　科学革命。人类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取得前所未有的能力。

欧洲人开始征服美洲和各大洋。整个地球形成单一历史场域。资本主义兴起。

200年　工业革命。家庭和社群被国家和市场取代。动植物大规模绝种。

现在　人类脱离了地球的疆域。

核武器威胁人类的生存。

生物开始越来越由智慧设计形塑，而非自然选择。

未来　智慧设计成为生命的基本原则？

智人被超人类取代？

参考数据

1.智人征服全球。

2.农业革命的时间和地点。

3.公元1450年的地球。

4.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5.佛教的传播。

6.西班牙入侵时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

1.雪维洞穴的人类手印。©Imagebank/Gettyimages Israel

2.鲁道夫人、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现代样貌重建图。©Visual/Corbis

3.尼安德特男孩样貌重建图。©Anthro-pologisches Institut und Museum,Universität Zürich

4.德国施泰德洞穴的象牙制“狮人”（或女狮子）雕像。Photo Thomas Stephan,©Ulmer Museum

5.标致的狮子商标。Photo:Itzik Yahav

6.以色列北部一座12000年前的墓穴，有一具年约50岁女性的骨骸，旁边还有一副小狗的骨骸。Photo:The Prehistoric Man Museum,Kibbutz Ma’ayan Baruch

7.拉斯科洞穴大约15000~20000年前的一幅壁画。©Visual/Corbis

8.阿根廷“手洞”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手印。©Visual/Corbis

9.埃及墓穴壁画，描绘典型的农业景象。©Visual/Corbis

10.哥贝克力石阵的巨大结构遗迹。Photographs by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11.公元前1200年的埃及坟墓壁画：有一对牛在耕田。©Visual/Corbis

12.一头现代的牛。Photo:Anonymous for Animal Rights©

13.来自古城乌鲁克（Uruk）大约公元前3400~3000年的泥板，记载着当时的行政文书。©The Schøyen Collection,Oslo and London,MS 1717.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

14.12世纪的安第斯文化结绳语。©The Schøyen Collection,Oslo and London,MS 718.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

15.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王室肖像。©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Gérard Blot.

16.美国总统奥巴马官方照片。©Visual/Corbis

17.朝圣者绕行着位于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Visual/Corbis

18.孟买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火车站。Photograph by fish-bo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Victoria_Terminus,_Mumbai.jpg

19.泰姬玛哈陵。Photo:Guy Gelbgisser Asia Tours.

20.一幅纳粹的宣传海报。Library of Congress,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courtesy of Roland Klemig©

21.一幅纳粹的漫画。Photograph by Boaz Neumann.From Kladderadatsch 49(1933),p.7.

22.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29分53秒。©Visual/Corbis

23.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British Library Board,Shelfmark Add.11267.

24.1525年的萨尔瓦提世界地图。©Firenze,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Ms.Laur.Med.Palat.249(mappa Salviati)

25.商业化养鸡场输送带上的小鸡。Photo:Anonymous for Animal Rights©

26.哈洛实验。©Photo Researchers/Visualphotos.com

27.在这只老鼠背上，科学家用牛软骨细胞让它长出一只“耳朵”。Photograph by Charles Vacanti©

28.杰西·沙利文和克劳迪亚·米切尔握手。©Imagebank/Gettyimages Israel

献给萨蒂亚·纳拉扬·戈恩卡（1924——2013）老师，

他春风化雨般教导我许多重要的事。

图1 体外受精：掌握创造的力量

第1章

人类的新议题

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醒来，伸展手脚，揉了揉眼睛，脑子里依稀记得某些可怕的噩梦。“好像有什么铁丝网、巨大的蘑菇云之类的。但管它的呢，只是个噩梦吧。”人类走进浴室，洗洗脸，看看镜子里脸上的皱纹，然后冲了一杯咖啡，打开了记事本。“来瞧瞧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几千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什么改变。不管是20世纪的中国人、中世纪的印度人，还是古代的埃及人，都面临着同样的三大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它们永远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一代又一代，人类向所有神明、天使和圣人祈祷膜拜，也发明了无数的工具、制度和社会系统，但仍然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流行病和暴力。许多思想家和先知于是认为，饥荒、瘟疫和战争一定是上帝整个宇宙计划的一部分，抑或是出自人类天生的不完美，除非走到时间尽头，否则永远不可能摆脱。

但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开始意识到一件惊人的事。虽然多数人很少想到这件事，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当然这些问题还算不上被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我们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或圣人来解救人类，而是已经相当了解怎样预防饥荒、瘟疫和战争，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当然，有些时候还是会事与愿违，但面对这些失败，人类不再只是耸耸肩，说“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不完美”或是“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如果再有饥荒、瘟疫和战争爆发而不受人类控制，我们会觉得一定是哪个人出了问题，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研究研究，而且对自己许下承诺，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而且，这套办法还真行得通。此类灾难发生的次数及频率确实都在下降。因营养过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因年老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传染病死亡者，自杀身亡的人数甚至超过被士兵、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杀害的人数的总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到了21世纪早期，平均来说，人类死于干旱、埃博拉病毒或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不及死于暴饮暴食麦当劳食品的比率。

因此，虽然各国总统、首席执行官和军事将领的每日议题仍然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来说，人类已经可以看向别处，开始寻找其他议题。如果我们确实已经让饥荒、瘟疫和战争得到控制，什么将取而代之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议题？就像消防员忽然听说再不会有火灾了，到了21世纪，人类得自问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整个世界已经如此健康繁荣又和谐，我们该把注意力和创造力投到什么事情上？因为生物科技及信息技术为人类带来强大的新力量，这个问题也变得倍加迫切。手上有了这些力量，究竟该如何运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对于饥荒、瘟疫和战争还得多谈几句。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这些问题已经得到控制，是个非常离谱、天真甚至麻木不仁的说法。不是还有几十亿人每天只有不到2美元过日子吗？非洲不是还在和艾滋病抗争吗？叙利亚和伊拉克不也正有战争肆虐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更仔细地看看21世纪早期的世界；至于探索未来几十年的议题，且待后续再谈。

生物贫穷线

首先谈谈饥荒，几千年来这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甚至在不久前，大多数人类仍然生活在生物贫穷线的边缘，再低一点就会落入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状态。只要发生小失误，或是单纯有些运气不好，就很有可能把整个家庭或村庄判了死刑。如果一场大雨毁了你的麦田，或是强盗抢走了你养的羊群，你和亲人可能就会饿死。如果是整体的不幸或愚蠢行径，则会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在古埃及或中世纪印度，如果碰到严重干旱（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常常一下子就会有5%或10%的人死去。遇上干旱，就会出现粮食短缺；运输又太过缓慢，成本也太高，无法进口足够的食物；而且政府也，无力挽救局面。

随便翻开哪本历史书，几乎都会读到饥荒的惨状，读到人在饥饿之下做出的疯狂行径。1694年4月，法国博韦（Beauvais）某地的官员描述了当地饥荒、粮价飙涨的影响，他说自己的辖地处处都是“无数可怜的灵魂饥饿身亡；没有工作，也就没有钱买面包果腹。为求苟延残喘、稍解饥饿，这些可怜的人以不洁之物为食，如死猫或已剥皮而投入粪堆的死马。（还有人吃）宰杀牛流出的血，以及厨子扔到街上的动物内脏。其他可怜人则吃水煮的荨麻、杂草、树根、药草。”

法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景象。由于前两年年景不佳，整个王国严重歉收，到了1694年春天，粮仓已经完全见底。有钱人设法囤积粮食，以天价出售，而穷人则是大批饿死。1692——1694年，法国约有280万人饿死，约占总人口的15%；而与此同时，太阳王路易十四仍在凡尔赛宫荒淫无度。第二年（1695年），饥荒袭击爱沙尼亚，导致该国人口损失达五分之一。1696年则是在芬兰肆虐，饿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1695——1698年，苏格兰也遭受严重饥荒，部分地区饿死了高达20%的居民。

多数读者可能都知道少吃一顿午餐是什么感觉，这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而在几个节日禁食，也可能是连续几天只喝蔬果汁，号称有某种神奇的功效。然而，如果是连续多日粒米未进，而且连下一口食物在哪儿都不知道，又是什么感觉？今天，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这种痛苦煎熬，但很遗憾，我们的祖先对此再清楚不过。在他们向神高呼“拯救我们脱离饥荒！”的时候，心里正是那种感觉。

过去几百年间，科技、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打开了一张日益强大的安全网，使人类脱离生物贫穷线。虽然时不时仍有大规模饥荒，但只能算是特例，而且几乎都是由人类的政治因素而非自然灾害所致。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只有政治造成的饥荒。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叙利亚、苏丹和索马里饿死，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些政客。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现在就算一个人没了工作、一无所有，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私人保险、政府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可能无法让他脱离贫困，但至少能提供足够热量，让他生存下去。就整体而言，全球贸易网络能将干旱和洪灾转为商机，也能又快又便宜地克服粮食短缺的危机。就算整个国家遭到战争、地震或海啸摧残，国际上通常还是能成功避免饥荒肆虐。虽然每天仍有几亿人陷于饥饿，但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很少有人真正被饿死。

贫困确实会带来许多其他健康问题，营养不良也会缩短预期寿命，即使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也不免有这个问题。例如就算在法国，仍有6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陷于营养不安全（nutritional insecurity）的状态，一早醒来不知道中午能否有东西吃，常常得带着饥饿入眠；就算吃到东西，营养也非常不均衡、不健康：有大量的淀粉、糖和盐，却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然而，营养不安全仍然算不上饥荒，21世纪的法国也已不再是1694年的法国。就算在博韦或是巴黎最糟糕的贫民区，现在也不会出现几周没的吃而饿死人的情形。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从“人文初祖”黄帝时期到20世纪的中国，几千年来各个轮替的中国政权都曾遭到饥荒肆虐。几十年前，中国还曾经是粮食短缺的代名词。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各国代表听到了恍若世界末日的前景预测。专家告诉他们，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走向灾难。但事实上，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奇迹。自1974年以来，虽然仍有几亿人苦于粮食匮乏和营养不良，但也已有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不再受到饥荒之苦。

事实上，在现在的大多数国家，真正严重的并不是饥荒，而是饮食过量。在18世纪，据称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尼特（Marie-Antoinette）曾向挨饿的民众说，如果没有面包可吃，何不吃蛋糕呢？但今天的穷人真是如此。现今，住在比弗利山庄的有钱人吃生菜沙拉、清蒸豆腐佐红藜，而住在贫民窟或贫民区的小女生则大口嚼着美国的国民零食Twinkie蛋糕、奇多、汉堡包和比萨。2014年，全球身体超重的人数超过21亿，相较之下，营养不良的人口是8.5亿。预计到2030年，人类会有半数身体超重。 2010年，饥荒和营养不良合计夺走了约100万人的性命，但肥胖却让300万人丧命。

看不见的舰队

继饥荒之后，人类的第二大敌人是瘟疫和传染病。由川流不息的商人、官员和朝圣者所联结起来的繁华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也是病菌滋生的温床。于是，住在古雅典或中世纪佛罗伦萨的民众都心里有数——他们可能忽然生病，短短一周就过世；也可能有某种流行病突然暴发，一下带走他们的整个家庭。

最有名的一次流行病就是黑死病，始于14世纪30年代的东亚或中亚某处，栖息在跳蚤身上的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通过跳蚤叮咬而感染人类。这批瘟疫大军借着老鼠和跳蚤，迅速蔓延全亚洲、欧洲和北非，不到20年便抵达大西洋沿岸。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7500万~2亿，超过欧亚大陆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英国，每10人就有4人死亡，人口从瘟疫前的370万降到瘟疫后的220万。佛罗伦萨的10万居民，也有5万不幸殒命。

面对这场灾难，各国政府完全束手无策，只安排了大型的群众祈祷和游行，却全然不知如何阻止疫情蔓延，更别说要治愈疾病。在近代之前，人类认为会生病是因为空气不佳、恶魔心怀不轨，或是神明发怒，却从未想过有细菌和病毒存在。人们很容易相信有天使或仙女，却无法相信仅是一只小小的跳蚤或一滴水，就可能带着如同整支舰队般的致命猎食者。

图2 中世纪将黑死病拟人化，描写成人类无法控制或理解的可怕恶魔

图3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肉眼无法看见的鼠疫杆菌

黑死病既非单一事件，甚至也不是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曾有更大的灾难随着第一批欧洲人的脚步而来，袭击了美国、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这些欧洲探险家和移民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带着当地居民缺乏免疫力的传染病，造成高达90%的当地居民因此丧命。

1520年3月5日，一支小型西班牙舰队离开古巴，前往墨西哥。这些船上载着900名西班牙士兵、马、枪支，以及几个非洲奴隶，其中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艾奎亚（Francisco de Eguía）的奴隶身上带着另一个更为致命的“货物”。弗朗西斯科自己毫不知情，在他的几万亿个细胞里有个正在滴答作响的生物定时炸弹：天花病毒。弗朗西斯科登陆墨西哥后，病毒开始在他身体内以指数级繁殖，最后终于在他的全身皮肤上暴发出可怕的疱疹。他高烧不退，被带到辛波阿兰（Cempoallan）镇一个美洲原住民的家里，在床上休息。他感染了这家人，这家人又感染了邻居。短短10天，辛波阿兰就成了一片墓地。难民仓皇出逃，又将天花从辛波阿兰传到了邻近的城镇。小镇一一陷落，无一幸免，被吓坏了的难民一波又一波逃亡，将天花传遍墨西哥甚至超越了国界。

居住在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认为，是三位恶神艾克普兹（Ekpetz）、乌赞卡克（Uzannkak）和索亚卡克（Sojakak），晚上从一个村飞到另一个村，让人染上了这种恶疾。阿兹特克人则怪罪特兹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和西沛托提克（Xipetotec）这两个神，或者说是白人施展了某种黑魔法。患者找到僧侣和医师，他们建议患者祈祷、洗冷水澡、用柏油擦身体，以及把黑甲虫碾碎涂在伤口上，可惜全然徒劳。成千上万的尸体在街头腐烂，无人敢接近，无人敢埋葬。许多家庭短短几天全部丧命，当局下令直接将房屋推倒以掩埋尸体。在某些聚居点，死亡人口达到一半。

1520年9月，疫情传至墨西哥谷地；10月就进了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Tenochtitlan）。当时该城是一个人口达25万的宏伟都市，却在两个月内损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阿兹特克的皇帝库伊特拉华克（Cuitláhuac）。1520年3月西班牙舰队抵达时，墨西哥人口多达2200万，但到了12月，仅余1400万。天花只不过是第一波攻击而已。正当从西班牙来的新主人忙着自肥、向当地人横征暴敛之时，流感、麻疹等致命传染病也一波一波袭向墨西哥；到了1580年，该国人口已经不足200万。

两个世纪后，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于1778年1月18日来到夏威夷。夏威夷群岛当时人口稠密，足足有50万人，这些人从未与欧洲或美国有过接触，因此也从未暴露在欧洲及美国的疾病之下。库克船长等人就这样把第一批流感、肺结核及梅毒病原体带进了夏威夷，后续来到的欧洲人又带来了伤寒和天花病毒。到了1853年，夏威夷的人口只剩下7万。

时间进入20世纪之后，各种流行病仍然在继续夺走几千万人的生命。1918年1月，身处法国北部战壕的士兵开始染上一种特别强大的流感，俗称“西班牙流感”，数千人因此丧生。当时的战场前线，背后是全球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供应网络：士兵和弹药从英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大批涌至，汽油来自中东，谷物和牛肉来自阿根廷，橡胶来自马来西亚，铜则来自刚果。而相应的，这些地方都得到了西班牙流感。短短几个月内，大约5亿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染上了病毒。在印度，1500万总人口中有5%因此丧命；大溪地，14%；萨摩亚，20%。而在刚果的铜矿场，五分之一的工人因此死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次流感就夺走了大约5000万到1亿人的生命。相较之下，从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4000万。

每隔几十年，就会有这样的大型流行病“海啸”向人类袭来，另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但频率较高的流行病，每年带走几百万人的生命。儿童的免疫力较低，特别容易染病，因此也有人将流行病称为“儿童疾病”。直到20世纪初，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会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而夭折。

在20世纪，由于人口增加以及交通运输进步，反而让人类变得更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危害。对于流行病的病原体来说，像东京或金沙萨这种现代化大都市，会是一个比中世纪佛罗伦萨或1520年的特诺奇提特兰更富饶的猎场，而全球交通运输网络效率也远比1918年时要高。现在，一株西班牙病毒用不了24小时就能抵达刚果或大溪地。这么说来，世界岂不早该是个致命瘟疫轮番肆虐的地狱？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流行病无论在流行程度还是影响方面都大幅降低。特别是全球儿童的死亡率更达历史低点：只有5%的儿童夭折。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甚至不到1%。 之所以有这项奇迹，是因为20世纪的医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人类提供了疫苗、抗生素、更佳的卫生条件以及更好的医疗基础设施。

举例来说，全球接种天花疫苗的运动就极为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宣布人类获胜，天花已彻底绝迹。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让某种流行病完全在地球上消失。天花在1967年仍然感染了1500万人，夺走了200万人的生命，但到2014年，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感染天花或因此丧命。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胜利，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已经不再为人类接种天花疫苗。

每隔几年，总有人警告可能又将爆发重大疫情，比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9——2010年的猪流感，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然而凭借有效的应对措施，受疫情影响的人数相对较少。以“非典型肺炎”为例，原本人心惶惶，担心它成为新一波的黑死病，但最后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疫情很快得以平息。 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原本似乎逐渐失控，世界卫生组织也在2014年9月26日将此疫情称为“近代所见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尽管如此，疫情还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到了201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然平息。埃博拉病毒共感染30000人（其中11000人丧命），整个西非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焦虑如同地震波传遍世界各地；然而埃博拉疫情一直被控制在西非，死亡人数远远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

在过去几十年间，对艾滋病的处置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场医疗失灵，但就算是这场悲剧，现在看来仍可以说是进步的象征。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疫情首次大爆发，已有超过3000万人因此丧生，另外还有几千万人深受身心煎熬。艾滋病这种新型传染病特别狡猾，让人很难摸清头绪、对症下药。如果感染天花，病人几天之内就会丧命，但HIV阳性的病人却可能有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潜伏期，表面看来健健康康，却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感染他人。此外，HIV病毒本身并不会置人于死地，而是会破坏免疫系统，进而使病人遭受许多其他疾病的威胁。真正杀死艾滋病患者的，其实是这些继发疾病。因此，在艾滋病开始蔓延的时候，大家很难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1981年，纽约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患者，一名显然死于肺炎，另一名则死于癌症，当时完全看不出来这两个人其实都是HIV病毒的感染者，感染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月，也可能长达数年。

尽管面对种种困难，但在医学界意识到这种神秘的新型传染病之后，只花了短短两年时间就找到了这种病毒，了解其传播方式并提出了有效抑制疫情的方法。又过了10年，新推出的药物就已经让感染艾滋病病毒从必死无疑转变成为一种慢性疾病（至少对那些足够有钱、能够承担治疗费用的人来说）。 想想看，如果艾滋病的暴发不是在1981年，而是在1581年，情况将会如何？当时很有可能完全找不出疫情的源头，不知道它是如何传染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抑制它（更不用说治愈了）。在这种情况下，艾滋病致死的人口比例很有可能远高于现在，而与黑死病相当，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艾滋病对人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就连疟疾这种由来已久的流行病也每年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现在看来，流行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已经远远小于之前几千年。现在绝大多数人是死于非传染性疾病，比如癌症、心脏疾病，或根本就是寿终而亡。 （癌症和心脏疾病当然不是什么新的疾病，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只是古人平均寿命较短，还来不及死于这两种疾病罢了。）

很多人担心这只是暂时的胜利，害怕黑死病一定有哪个近亲正躲在黑暗的角落蠢蠢欲动。没人能保证绝不会再有一场瘟疫席卷全球，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医生与细菌的竞赛中，医生是跑在前面的一方。新的传染病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病原体基因组发生突变，使病原体能够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上，能够打败人体免疫系统，或是对抗生素之类的药物产生抗药性。现今由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种突变的发生和传播可能比以往更快。 然而，在与医学较量的时候，病原体唯一的靠山只有盲目的运气。

医生则不然，他们靠的绝不只是运气。虽然科学也有许多运气成分，但医生可不是随随便便把不同的化学物质扔进试管，希望哪天凑巧制造出新药来。他们每年都在累积更多、更好的知识，并用来研制更有效的药物，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因此，虽然我们可以预见到2050年必然会有更多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出现，但那时候的医学也很有可能比今天更能解决这些问题。

2015年，医生宣布发现一种全新的抗生素“Teixobactin”，目前细菌对它尚无抗药性。一些学者相信，在与强抗药性细菌的这场战役中，Teixobactin很有可能扮演着扭转乾坤的角色。 科学家们也正在研究革命性的、与过去的药物完全不同的新疗法，有些实验室已经开始研发纳米机器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它们在人体的血液中巡航、找出疾病、杀死病原体和癌细胞。 像细菌这种微生物在对抗有机体方面可能已经积累了40亿年的经验，但说到要应对生化敌人可就完全是新手上路，因此要形成有效的防御机制会倍加困难。

因此，虽然我们不敢保证绝不会爆发新一波埃博拉或未知流感病毒疫情，横扫全球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但至少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相反，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人为疏忽，要求有人为此负起责任。例如2014年夏末，有几个星期情况看起来相当不妙，似乎埃博拉病毒已经在与全球卫生机构的抗衡中占了上风，当时仓促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初步报告于2014年10月18日公布，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暴发的反应不及时，并认为这次疫情的主要责任在于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贪污腐败、效率低下。报告同时进一步批评整个国际社会反应太慢、对抗疫情的力度不够。这种批评背后的假设，正是认为人类的知识和工具已经足以防治传染病，所以如果疫情仍然失控，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无能，而不是什么神的愤怒。艾滋病也是类似的例子，虽然医生早在多年前便已了解艾滋病的致病机制，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艾滋病仍持续感染并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我们也会把它看成是人为的疏失，而不是什么命运太过残酷。

所以，在这场与自然灾难（例如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的斗争中，看来人类是占了上风。但如果是人性自己带来的危险呢？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打败细菌和病毒，但同时也让人类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威胁。同样的工具，在医生手上能够快速找出及治疗新疾病，但在军队和恐怖分子的手上，就可能变成更可怕的疾病、足以毁灭世界的病原体。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流行病在未来要危及人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类自己为了某些残忍的意识形态，刻意制造出流行病。人类面对流行病束手无策的时代很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可能反而会有点儿怀念它。

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第三个好消息是战争也正在消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都以为有战争是必然的，而和平只是一个暂时的、不确定的状态。国际关系也遵循“丛林法则”，就算两个政体看似和平共处，战争也始终会是一个选项。举例来说，虽然德国和法国在1913年处于和平状态，但大家都知道它们可能在1914年掀起战火。每当政客、将领、商人和普通百姓计划未来的时候，总会想到战争这个因素。从石器时代到蒸汽时代、从北极到撒哈拉沙漠，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邻国随时可能来侵犯领土、击垮军队、屠杀人民、占领土地。

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个“丛林法则”终被打破，或被取消。在大多数地区，战争已经比以往更为罕见。在远古农业社会，人类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的15%；而在20世纪，这一比例降至5%；到了21世纪初，更是只占全球死亡总数的约1%。 2012年，全球约有5600万人死亡，其中62万人死于人类暴力（战争致死12万，犯罪致死50万）。相较之下，自杀的人数有80万，死于糖尿病的更是有150万。 现在，糖可比火药更致命。

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可能发生战争。当政府、企业和个人规划不远的将来时，多半不会考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史无前例的。核武器发明之后，超级大国之间如果还想挑起战事，无异于集体自杀的疯狂举动，于是逼着全球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冲突。同时，全球经济导向也已经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比如金矿、麦田、油井，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因此，随着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战争能带来的获利已下降；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越来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区域（比如中东和中非），这些地方仍然维持着老式的物质经济。

卢旺达在1998年入侵邻国刚果（金），抢占该国丰富的钶钽铁矿（Coltan），这种矿产是生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刚果（金）钶钽铁矿的蕴藏量足足占了全球的80%。卢旺达靠着掠夺来的钶钽铁矿，每年能赚2.4亿美元，对于贫困的卢旺达来说这可是一大笔收入。 相较之下，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加州夺下硅谷，却是毫无道理，因为就算中国获胜，硅谷也没有硅矿可动。中国能够赚到几十亿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苹果及微软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购买软件、制造产品。卢旺达辛辛苦苦从刚果（金）抢夺钶钽铁矿的全年所得，还不如中国平平安安靠贸易在一天之内赚得多。

于是，目前“和平”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意义。过去想到和平，只是“暂时没有战争”；而现在想到和平，是指“难以想象会有战争”。1913年的人说法德两国和平，意思是法德两国此刻并无战事，但明年谁知道会怎样；但我们现在说法德两国和平，意思是在任何可预见的情况下这两国都不可能爆发战争。这种意义上的和平，现在不仅存在于法德两国之间，而且存在于全球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国家之间。不管是德国和波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是巴西和乌拉圭之间，都没有可能在明年爆发全面战争。

这种“新和平”并不只是一个嬉皮士的一厢情愿。就算是渴求权力的政体、贪婪无度的企业，也希望新和平能持续下去。奔驰汽车公司制定东欧的销售策略时，绝不会考虑德国攻占波兰的可能性。企业想从菲律宾引进廉价劳动力时，也不会担心印度尼西亚明年可能挥师菲律宾。巴西政府讨论明年的预算时，巴西国防部长不会忽然站起来，拍桌大喊：“等等！如果我们要打乌拉圭呢？大家怎么都没想到这件事？我们应该留50亿美元的战争预算。”当然，还是有几个尚未实现新和平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国防部长还是会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事情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为我就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以色列）。但这些只是例外罢了。

当然，我们并无法保证新和平无限延续。正如最初是核武器促成新和平，未来的科技发展也可能掀起新的战争。特别是网络战的出现，让小国或非政府主体也可能有能力痛击超级大国，这就有可能让世界陷入动荡。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巴格达和摩苏尔惨遭战火蹂躏，却没有任何一枚炸弹落到洛杉矶或芝加哥。但在未来，朝鲜或伊朗等国家就有可能用逻辑炸弹（logic bomb）让加州大断电、得州炼油厂爆炸、密歇根州火车相撞。（“逻辑炸弹”就是恶意代码，能够在和平时期就植入，远程操控。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控制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很有可能都已经遭到许多此类程序代码的入侵。）

然而，我们不该把动机与能力混为一谈。网络战确实带来了新的毁灭手段，但并不代表增加了使用它的新动机。过去70年间，人类打破的不只是“丛林法则”，还有“契诃夫法则”（Chekhov Law）。契诃夫有一句名言：在第一幕中出现的枪，在第三幕中必然会发射。纵观历史，如果国王和皇帝手上有了新武器，迟早会禁不住诱惑。但自1945年以来，人类已经学会抵抗这种诱惑。比如冷战的第一幕中出现了枪（暗指核武器），却从来没有发射。现在，我们已经习惯这个世界有许多炸弹被束之高阁，许多导弹无用武之地，都成了打破“丛林法则”和“契诃夫法则”的专家。就算哪天这些法则重现，也会是人类自己的错，而不是什么无法逃避的天命。

图4 莫斯科阅兵时的核导弹：永远拿来展示但实际从未发射过的武器

那么，恐怖主义又该怎么说？就算各个中央政府和强权都学会了克制，恐怖分子对于使用新的毁灭性武器可不见得会思考再三。这当然是个令人担忧的可能。然而，恐怖主义只是得不到真正权力的人采取的软弱策略。至少在过去，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散播恐惧，而不是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恐怖分子通常无力击败军队、占领国家或破坏整座城市。肥胖及相关疾病在2010年造成约300万人死亡，而相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697人，多数在发展中国家。 对于一般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说，可口可乐对生命造成的威胁，可能远比基地组织要大。

这样说来，恐怖分子究竟是怎么占据新闻头条、改变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呢？答案就是让敌人反应过度。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场令人惊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再次陷入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混乱当中。于是，各国常常觉得需要对这场恐怖演出做出回应，便刻意上演一场安全的大戏，比如迫害某地区全体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国家，以显示其国力强大。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反而比恐怖主义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胁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只想要大闹瓷器店的苍蝇。苍蝇如此弱小，凭一己之力连一只茶杯也挪动不了，于是便找来一头牛，钻到它的耳朵里嗡嗡叫，让牛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发狂，从而破坏整个瓷器店。这正是过去10年间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兰激进组织绝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是他们发动“9·11”恐怖袭击激怒了美国，让美国破坏了中东这家“瓷器店”。现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在一片废墟中蓬勃发展。恐怖分子如果仅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我们拖回中世纪、重现“丛林法则”。他们只能试着激怒我们，而最后的结果就要看我们如何回应。如果“丛林法则”真的再现，我们其实必须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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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可能饥荒、瘟疫和战争仍然会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这已经不再是无可避免的悲剧，人类对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无法理解、无法控制。这一切已经成为有可能克服的挑战。我并不是要无视全球仍有的苦难：目前仍有数亿人民陷于贫困；每年疟疾、艾滋病和肺结核仍会带走数百万人的生命；叙利亚、刚果（金）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也仍在恶性循环。在此我并不是要声称世界上已经没有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再也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其实我的态度正好相反。纵观历史，人类总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于是根本不去试着解决，只是向神祈求奇迹，自己却从未认真努力消灭饥荒、瘟疫和战争。有人说2016年的世界跟1916年时的一样，仍然有饥饿、疾病和暴力，这等于是延续着一个古老的失败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在20世纪投入的巨大心力一无所获，种种医学研究、经济改革与和平倡议也全然徒劳。但若真是如此，又何必再投入时间和资源来进行更多的医学研究、新的经济改革并提出新的和平倡议呢？

认可人类过去的努力，其实传达出了希望和责任的信息，鼓励我们在未来更加努力。鉴于人类在20世纪的成就，如果以后人类仍然遭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就不能再怪在自然或上帝的头上了。我们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并减少未来受苦的概率。

然而，人类的成就还带来另一条信息：历史不会允许真空。如果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发生概率不断减小，必然要有些其他事情成为新的人类议题。我们对此必须慎重考虑，否则很可能在旧战场上全面获胜，却在新战线上措手不及。那么，21世纪会有哪些议题取代饥荒、瘟疫和战争呢？

其中一项中心议题是要保护人类和地球不被人类自己的力量所害。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住饥荒、瘟疫和战争，很大的原因在于惊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药品、能源和原材料。然而，同样也是因为经济增长，已经让地球的生态在许多方面失去平衡，而我们现在才刚刚意识到。人类对于这个危机承认得很晚，而且至今努力不足。虽然总有人谈着污染、全球变暖、气候变化，但多数国家至今仍未做出任何认真的经济或政治牺牲来改善这些状况。每当要在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中二选一时，政客、企业领导者和选民几乎总是选择增长。如果我们真想远离灾祸，就得在21世纪做出更好的选择。

人类还想追求什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只要能避免饥荒、瘟疫和战争，又能维持生态平衡，就心满意足了？这可能确实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人类不太可能就这么照办。毕竟，人类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实现某个成就，人类大脑最常见的反应并非满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类总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类拥有巨大的新能力，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也终于解除，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到时候，科学家、投资人、银行家和国家首脑整天要干什么？难道是写写诗？

成功孕育着野心，而我们最新的成就也推动人类设下更大胆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与和谐，而由人类过去的记录与现有价值观来看，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克服年老甚至战胜死亡。在拯救人民脱离各种不幸之后，我们现在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挣扎求生的动物性之后，我们现在希望把人类升级为神，让智人化身为神人。

死亡的末日

在21世纪，人类很有可能真要转向长生不死的目标。在对抗了饥荒和疾病之后，对抗衰老与死亡不过是这场战役的延续，更体现了当代文化最看重的价值：人类的生命。不断有人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不论是学校里的老师、国会里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师，还是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如此异口同声。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这或许是我们最接近全球宪法的一部文件，里面就明确指出“有权享有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死亡明显违反了这项权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类的罪行，而我们应对它全面开战。

纵观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所神化的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某些超脱于世俗的对象，因此对死亡的态度十分开放。事实上，甚至还有些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欢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看来，因为存在的意义要由死后的命运而定，由此认为死亡是世界上重要而积极的一部分。人类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个神圣、形而上的体验，充满各种意义。人要吐出最后一口气时，就该赶快找来牧师、拉比或萨满教僧，把生命的账户结清，拥抱一个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象一下，如果没了死亡，世界就会变得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轮回，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该如何自处？

对于生命和死亡，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观点与宗教的完全不同，并不认为死亡是某种形而上的神秘谜团，也不认为死亡是生命意义的来源。相反，对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我们能够也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

究竟人是怎么死的？在中世纪的童话故事里，死神披着黑色连帽斗篷，手上还握着一把大镰刀。一个人活得好好的，脑子里还在担心这担心那、四处奔波，这时死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他的肩膀，告诉他：“来吧。”这个人恳求：“不！拜托！再给我一年、一个月，不然一天也好！”但披着连帽斗篷的死神声音嘶哑地说道：“没这回事儿！就是现在！”这似乎就是我们死亡的方式。

但在现实中，人类之所以死亡，可不是因为有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在敲他们的肩膀，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为这是什么宇宙计划的重要部分。人类会死亡只有一个原因：人体运行出了点儿技术问题，比如心脏不跳、大动脉被脂肪堵住、癌细胞在肝脏里扩散、病菌在肺里繁殖。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些技术问题？答案是其他的技术问题。心脏不跳，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到达心肌。癌细胞扩散，是因为突变的基因改写了指令。病菌侵入我的肺里，是因为有人在地铁里打了个喷嚏。这里没有什么形而上的事，一切都只是技术问题。

图5 中世纪艺术将死亡拟人化为死神

只要是技术问题，就会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要克服死亡，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实验室里的几个科技专家就够了。如果说传统上死亡属于牧师和神学家的饭碗，那么现在工程师正在接手这笔生意。借助化疗或纳米机器人，我们就能杀死癌细胞；用抗生素，就能消灭肺部病菌；心脏不跳了，可以用药物和电击让它重新开始跳动，如果还是不行，还能直接换个心脏。当然，现在并不是所有技术问题都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投入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研究癌症、细菌、基因和纳米科技。

就连不属于科学界的普通百姓，也已经习惯把死亡当成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有位妇女问医生：“医生，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医生有可能说“你得了流感”“你得了肺结核”“你得了癌症”，但没有医生会说“你得了死亡”。对我们来说，人会死，是因为得了流感、肺结核、癌症，而这些都算是技术问题，总有一天能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

现在就算有人死于台风、车祸或战争，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技术问题，可以预防，而且应该预防。如果政府有更好的应对天灾的机制、市政机构运行良好、将领做出更好的军事决策，就能避免死亡。现在只要一出现死亡，诉讼和调查几乎就会自动随之而来。“他们怎么会死？一定是哪里有人做错了！”

绝大多数科学家、医生和学者并不会说自己正在努力实现让人长生不死的梦想，只会说自己正在努力解决这个或那个特定问题。但因为衰老和死亡不过是许多特定问题的总和，医生和科学家可不会哪天忽然停手并宣布：“到此为止，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攻克了肺结核和癌症，但不打算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就继续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而去世吧。”《世界人权宣言》可没有说人类“有权享有生命，直到90岁为止”，而是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没有附带条件，没有任何到期日的限制。

虽然是少数，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公开表示，现代科学的代表任务就是要战胜死亡、赋予人类永恒的青春。著名的人物包括老年病学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以及博学家、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曾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奖章）。2012年，库兹韦尔被谷歌任命为工程总监，一年后谷歌成立子公司Calico，明确指定其使命就是要“挑战死亡”。 2009年，谷歌任命相信人能长生不死的比尔·马里斯（Bill Maris）担任创投公司谷歌风投（Google Ventures）的首席执行官。2015年1月接受采访时，马里斯说：“如果你今天问我，人是否有可能活到500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马里斯这番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巨额资金的支持。谷歌风投的总投资金额高达20亿美元，其中36%将投入生命科技新创公司，包括几项颇具雄心的寿命延长计划。马里斯用橄榄球打比方，解释这场与死亡的对决：“我们不只是要前进几码，而是要赢下这场比赛。”为什么？马里斯说：“因为活着比死好啊。”

许多硅谷巨擘都抱有这样的梦想。贝宝公司（PayPal）共同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最近就承认，他希望永远活下去。他解释道：“我认为，处理（死亡）的方式大概有三种：接受死亡、拒绝死亡、对抗死亡。我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是拒绝就是接受，而我宁愿和它对抗。”很多人可能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幻想。但蒂尔可不是什么可以小看的人物，他是硅谷顶尖的成功创业者，其影响力惊人，仅私人财富估计就有22亿美元。 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人类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某些领域的进展飞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也让预言越来越趋向乐观。有专家认为，人类到了2200年就能打败死亡，也有人认为是2100年。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甚至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到了2050年，只要身体健康，钞票也够多，人类都可以大约每10年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死。他们想的方式是我们大约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除了医治疾病，也让衰老的组织再生，并让手、眼、脑都得到升级。而在下次治疗之前，医生已经又发明出各种新药、升级方式和小装置了。如果库兹韦尔和德格雷说得没错，很可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不死人就走在你身边的路上——至少是你刚好走在华尔街或第五大道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只是达到长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这些未来的超人并不是像神那样绝对不死，他们仍然可能死于战争或意外，而且无法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些凡人终有一死，他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一个到期日。只要没有炸弹把他们炸个粉碎，没有卡车把他们碾成肉酱，他们就能永生。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焦虑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愿意冒险体验人生，比如登上喜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还会做其他算得上危险的事，比如走过街道、去餐厅吃吃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像这样不断冒险可能就太疯狂了。

这么说来，或许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得温和点儿，别追求长生，先把寿命加倍如何？在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远远差了一大截，但仍然会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家庭结构、婚姻和亲子关系将大为改观。现在人们对结婚的期许仍然是“白头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养育后代。想象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岁是什么概念。就算40岁才结婚，后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110年，这个想法实际吗？所以，像现在多次结婚的情形可能会日益普遍。如果一个人在40多岁前生了两个孩子，等到她120岁时，养育孩子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究竟会发展出怎样的亲子关系。

再来看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假设人会在一二十岁时学会某种专业，然后一生都奉献在这个专业上。当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岁还是会学到新知识，这里我们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学习阶段”以及之后的“工作阶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岁，这套系统就不管用了，特别是这个世界还不断出现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类的职业生涯将会比现在长得多，甚至到了90岁仍然必须每天学习新知识。

与此同时，人类也不会在65岁就退休，给新一代实现他们创新的想法和期望让路。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学在一次一次的葬礼中进步。他所说的是，必须等到一个世代离去，新的理论才有机会铲除旧的理论。此种现象绝非科学独有。回想一下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不管你是学者、记者、厨师还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你的上司已经120岁了，他头脑中的概念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还要再当你的上司几十年，这给人什么感觉？

政治领域的情况可能更为险恶。如果普京继续在位90年，你觉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来就会活到150岁，那么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还会是斯大林，138岁，老当益壮；毛主席，123岁，年富力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等着从121岁的乔治六世手中继承王位，至于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可能得等到2076年才能继位。

让我们回到现实，现在还远远无法肯定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的预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来，在21世纪想永葆青春还为时过早，现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会迎来很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终将一死并不好过，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却梦想破灭，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

虽然过去100年人类平均寿命已经增加一倍，但如果要依此推论在未来100年人类寿命再翻倍达到150岁，还言之过早。1900年全球的平均寿命之所以不到40岁，是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和暴力让许多人还很年轻便离开人世。但只要避开饥荒、瘟疫和战争，就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是智人自然的寿命长度。人们可能想不到，其实在几百年前，活到七十几岁不是什么罕见的怪事。伽利略享年77岁，牛顿享年84岁，米开朗基罗更是高寿88岁，而且当时还没有抗生素、疫苗或器官移植的协助。而且，就连丛林中的黑猩猩，有时候都能活到六十几岁。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连自然寿命的一年都还没能延长。现代医学的成功之处，是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完整过完应有的人生。就算我们打败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杀手，也只代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0岁，但和150岁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500岁了。想达成这个目标，医学必须重新打造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并设法再生各种器官和组织。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现在绝对仍是未知数。

然而，每次失败的尝试，都让我们向战胜死亡又迈进一步，也带来更多希望，鼓励人类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来不及让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长生不死，但很有可能会在细胞生物学、基因药物和人体健康方面有重大发现。这样一来，新一代的谷歌员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点，向死亡发起进攻。高呼着人类不死的科学家，其实就像高喊“狼来了”的那个男孩：狼要来，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就算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无法达到永生，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仍有可能是接下来这个世纪的旗舰计划。考虑到我们对于“生命神圣”的信念、整个科学界的动向，再加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一场对死亡的无情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我们的意识形态看重人类的生命，绝不允许我们轻易接受人类死亡。只要人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死，我们就会努力战胜这种原因。

对于这项挑战，科学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乐于应对。只要让他们获得新发现、赢得巨大利润，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银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有谁能想到比战胜死亡更令人兴奋的科学议题，又有什么是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的市场？如果你已年过40岁，请闭上眼睛一分钟，回想自己25岁时的身体状况，不只是想起外表，更会想起当时那种感觉。如果能让你回到当时的状态，你愿意付出多少金钱？当然，有些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但愿意不惜一切的顾客也必然不在少数，足以构成一个无限大的市场。

如果这些还不够，单就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点，就已经深植在多数人的心中，足以推动向死亡宣战。只要人们认为死亡不可避免，就会从小训练自己压抑想要永生不死的欲望，或是驾驭这种欲望，将其运用到其他的目标上。正是因为人们渴求永生不死，才能谱出“不朽”的交响曲，在战争中奋力争取“永恒的荣耀”，甚至愿意牺牲生命，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不论是艺术的创造、政治的投入，还是宗教的虔诚，很大部分其实正是由对死亡的恐惧所推动的。

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就从对死亡的恐惧发展出灿烂的职业生涯。曾有人问他，是否想在大银幕上永远活下去。他回答：“我宁可活在我的公寓里。”接着他又说：“我并不想靠作品来达成永生，我希望靠的是我不要死。”不论是永恒的荣耀、全国性的悼念会，还是对天堂的梦想，都很难替代像伍迪·艾伦这种人真正想要的：不要死。一旦人们觉得（不论理由充分与否）有很好的机会能躲避死亡，求生的渴望就不会让他们再去承担艺术、意识形态或宗教这样的重担，于是引起如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如果你觉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胡须迎风扬起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足够吓人，就请拭目以待，如果行将就木的零售业巨擘和年华逝去的好莱坞过气明星以为发现了生命的灵药，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在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中，如果科学上出现显著进展，真正的战场就会从实验室转移到国会、法院和街头。而如果科学的努力宣告获胜，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过往历史上所有战争和冲突的规模，很可能都将远远不及接下来的这场争斗：争夺永恒的青春。

幸福快乐的权利

人类未来的第二大议题，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乐的关键。历史上已有无数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众认为，所谓的“至善”与其说是拥有生命本身，还不如说是能够幸福快乐。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说过崇拜神是浪费时间，死后一切不复存在，而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古代大多数人并不接受享乐主义，但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的预设思想。由于对来世概念有所怀疑，让人不只想追求长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间的快乐。毕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恒的苦难里？

对伊壁鸠鲁来说，追求快乐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则相反，认为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如果没有政府规划、经济资源和科学研究，个人追求快乐并不会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国家战火纷飞、经济陷入危机、医疗护理求而不得，快乐就成为天方夜谭。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主张，所谓至善就是“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并认为国家、市场和科学界唯一值得追寻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乐。政治家应该追求和平，商人应该促进繁荣，学者应该研究自然，但不是为了荣耀什么国王、国家或神，而是为了让你我都享有更快乐的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许多政府、企业和实验室也曾号称追寻着边沁的理想，但实际上仍然专注于更直接和明确的目标。要评断国家是否强大，看的是领土大小、人口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不是国民是否幸福快乐。德、法、日这些工业化国家虽然打造了巨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统，但仍然是为了国家强大，而不是确保个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学校，是为了培养温顺而有技能的国民，忠实地为国家服务。年轻人到了18岁去当兵，除了爱国也得识字，这样才能读懂将领的命令，制订明天的作战计划。他们还要懂数学，才能计算炮弹的轨迹或破解敌人的密码。另外还得了解一定的电子学、机械原理和医药知识，才能操作无线电设备、驾驶坦克，以及照顾受伤的战友。这些人离开军队后，会成为职员、教师或工程师，撑起一个现代经济体，缴纳大量税金。

卫生系统也是如此。19世纪末，法、德、日等国开始为大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为婴儿提供疫苗，为儿童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为青少年提供体育课程。另外还将腐臭的沼泽排干，消灭蚊害，并建立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人民快乐，而是让国家更强大。国家需要强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妇女，这样才能生养出更多的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员能够在上午8点准时打卡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连福利制度，最初也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利益而设计，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求。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率先开办国家养老金及社会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民忠诚，而不是增加国民福利。你在18岁为国家打仗，在40岁愿意纳税，是因为希望到70岁的时候能够得到国家的照顾。

1776年，除了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把“追求幸福的权利”列为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必须强调，美国《独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权利。关键的一点是，托马斯·杰斐逊并未要求国家对国民的幸福负起责任，而只是要限制国家的权力。当时是希望让人能够享有选择的权利，不用受国家监督。如果我觉得自己和约翰结婚比和玛丽结婚快乐、住在旧金山比住在盐湖城幸福、当酒保比当奶农开心，那我就有权利去追求这些幸福，就算我做了错的决定，国家也不该干涉。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情况已有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边沁的愿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些建立超过一个世纪、为了国家强大而设的巨大系统，其实应该为国民的幸福与福利而服务。不是我们要服务国家，而是国家要服务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原本只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幸福快乐的权利”，就像人类天生有权要求幸福快乐，如果有什么让我们不能满足，就相当于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人权，而国家此时就该介入。

在20世纪，想评估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公认的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一标准，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平均总价值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产平均总值14000美元的哥斯达黎加，实在是成功太多。但现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都呼吁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来补充甚至取代GDP。毕竟，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不想总是忙着生产，而是想要幸福快乐。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够为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哥斯达黎加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都远高于新加坡人。你愿意当一个生产力高但不开心的新加坡人，还是当一个生产力较低但心满意足的哥斯达黎加人？

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推动着人类把“幸福快乐”当作21世纪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乍看之下，这个目标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实现。饥荒、瘟疫和战争正逐渐绝迹，人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因此，人类想必都很幸福快乐吧？

事实并非如此。伊壁鸠鲁把幸福快乐定义成至善的时候，就曾告诫弟子，快乐是件辛苦的差使。仅有物质成就，并不能让我们长久感到满足。事实上，盲目追求金钱、名誉和欢愉，只会让我们痛苦不堪。举例来说，伊壁鸠鲁就建议吃喝要适量，性欲也要控制。从长远来看，深厚的友谊会比一夜狂欢让人更快乐。通往幸福快乐的道路其实暗藏艰险，伊壁鸠鲁则规划出整套伦理上的行为准则以作为引导。

伊壁鸠鲁显然意识到一件事：快乐得来不易。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很难看到有哪个现象能够证明当代的人显然比过去的人更为满足。事实上，甚至还有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虽然发达国家更为繁荣、舒适及安全，但自杀率也远高于传统社会。

在秘鲁、危地马拉、菲律宾和阿尔巴尼亚这些贫困而政局不稳定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1人自杀。但在瑞士、法国、日本、新西兰这种富裕且和平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25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85年，大多数韩国民众生活贫穷、未受教育、深受传统束缚，并且活在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而到了今天，韩国已经是一个领先的经济强国，国民教育水平在全球数一数二，并且享有稳定而相对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韩国在1985年大约每10万人中有9人自杀，如今的自杀率则超过3倍，达到每10万人有30人自杀。

当然，也有些趋势是日渐向好、令人乐观的。比如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这无疑让人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也部分缓解了现代生活的压力。然而，就算我们确实比先人快乐了那么一些，但整体福利的增加幅度还是远远小于预期。在石器时代，人类平均每天能获取4000卡路里的热量，其中除了食品之外，还包括准备工具、衣服、艺术和营火所需的能量。而今天，美国人平均每天使用22.8万卡路里的热量，除了填饱自己的胃，还要供给自己的汽车、计算机、冰箱、电视所需。 这么看来，美国人平均使用的能量足足是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近60倍。但美国人真的比以前快乐60倍吗？这种美好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而且，就算我们已经克服许多昨日的苦难，但想要获得快乐，可能远比解除痛苦更加困难。对于一个濒临饿死的中世纪农民，只要给他一块面包，就能让他非常快乐。但如果是一个百无聊赖、薪水超高、身体超重的现代工程师，你要怎么让他快乐起来？对美国而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黄金时代。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随后在冷战时期也取得更关键的胜利，让美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GDP从2万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新发明的避孕药让性爱变得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妇女、同性恋、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终于从美国这块大饼中分到了比过去大许多的一块。便宜的汽车、冰箱、空调、吸尘器、洗碗机、洗衣机、电话、电视和计算机如潮水般涌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彻底变了样。但研究显示，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观幸福感，与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结果仍然大致相同。

1958——1987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倍，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史上最快。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财富，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形成了各种正面及负面的影响，但对日本人的主观幸福感却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对生活还是如同20世纪50年代时一样满意或不满意。

看来幸福感有一个神秘的玻璃天花板，虽然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感却未能实现同步。就算我们能为所有人提供免费食物、治愈所有疾病、确保世界和平，也不一定能打破这个玻璃天花板。要实现真正的幸福快乐，难度并不比战胜老死小多少。

幸福快乐的玻璃天花板有两大支柱，分别属于心理与生物层面。在心理层面，快乐与否要看你的期望如何，而非客观条件。仅有和平繁荣的生活，并不能让我们满意；现实必须符合期望，才能让我们满足。但坏消息是，随着客观条件改善，期望也会不断膨胀。于是，虽然人类近几十年来的客观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但带来的并不是更大的满足，而是更大的期望。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未来不论达到什么成就，可能我们还是会像当初一样，永远不会真正满足。

从生物层面来说，不管是期望还是幸福感，其实都是由生化机制控制的，而不是由什么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决定的。根据伊壁鸠鲁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愉悦的感觉，而且并未接触到不快的感觉。边沁也有类似说法，他认为大自然让人类由两个主人控制：快乐和痛苦；我们的所为、所言、所思，都由这两个主人决定。继承边沁思想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则解释，幸福快乐也就是只有愉悦、没有痛苦，而在愉悦与痛苦之外，并没有善恶之别。如果有人想根据愉悦和痛苦之外的理由（比如上帝的话语或国家利益）推导出善恶，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想骗你，而且也可能骗了他自己。

在伊壁鸠鲁的时代，这种言论是亵渎神灵。在边沁和穆勒的时代，这种言论是反动颠覆。但在21世纪初，这就成了科学正统。根据生命科学的说法，快乐和痛苦只不过是身体各种感觉的总和。愉悦或痛苦从来就不是对外在世界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自己体内感觉的反应。失业、离婚或国家之间开战，这些事件本身并不会让人受苦。唯一能让人痛苦的，是自己身体里不愉快的感觉。失业会引发沮丧，而沮丧才是一种令人不悦的身体感觉。世界上可能有一千种事情会让我们愤怒，但愤怒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身体里面温度升高、肌肉紧绷的感觉，这才是愤怒的真相。我们说“怒火中烧”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根据的。

相对地，科学也认为没有人是因为升职、彩票中奖甚至找到真爱而快乐。真正能让人幸福快乐的，只有一件事，别无其他，那就是身体里的愉悦感觉。想象自己是马里奥·格策（Mario Götze），担纲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的攻击型中场，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这时已经开赛113分钟，两队都未能得分。再过短短7分钟，就要迎来恐怖的点球大战。里约的马拉卡纳（Maracanã）体育场塞满了75000名无比兴奋的球迷，全球还有几百万观众焦急地紧盯着屏幕。你离阿根廷队的球门只有几米，这时安德烈·许尔勒（André Schürrle）忽然朝你一记妙传！你胸部停球，看着球向你的腿落下，你在空中起脚劲射，看着球飞过阿根廷队门将，钻进球网。进了！体育场如火山爆发，几万人疯了一般大吼，你的队友冲上来拥抱亲吻你，柏林和慕尼黑的数百万观众也在电视屏幕前激动落泪。这时你欣喜若狂，但并不是因为射进阿根廷队球门里的那颗球，也不是因为挤爆巴伐利亚州露天酒吧的球迷的欢天喜地，而是因为在你的身体里各种感受正如风暴一般袭来，而欣喜若狂就是对这些感受的回应。你觉得有冷战在你的脊椎那里上上下下，电波一波一波冲过身体，好像自己体内融入了几百万颗爆炸的能量球一般。

你不用在世界杯决赛踢进制胜一球，也能得到这样的感觉。比如工作中意外升职，让你开心地跳了起来，其实就是这种感觉。你的心灵深处，其实根本不懂足球，也不懂工作，只懂实际生物的感觉。如果你升职，但出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得到这种愉悦的感觉，你就不会觉得满意。反之也是如此。如果你刚被开除（或是输了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但感受到了非常愉快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嗑药），一样会觉得自己站在世界的顶峰。

但坏消息是，愉悦的感觉很快就会消退，迟早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觉。就算踢进了世界杯决赛的制胜一球，也无法保证一生都幸福。事实上，这甚至有可能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同样，如果去年我意外升职，很有可能虽然现在我还在这个位子上，但当初听到消息时的愉悦感早已经在几个小时后就烟消云散。如果想再次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觉，就得再升职一次。然后再一次。这时如果没能升职，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可能远比当初干脆一直当个小职员更大。

这些都是进化的错。历经无数代人之后，我们的生化系统不断适应变化，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而不是快乐幸福的机会。只要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生化系统就会用愉悦的感觉来回应。但这不过是一时的营销伎俩罢了。我们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侣，就是想避免饥饿带来的不愉悦感觉，并且享受进食的愉悦、性爱的高潮。但无论进食还是性爱，这种愉悦都无法长时间维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侣。

如果哪天出现一种罕见的突变，让某只松鼠只要吃了一颗坚果，就能一辈子感受无比的快乐，情况会怎样？从技术角度来说，只要从松鼠的大脑下手，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谁知道呢？或许几百万年前就出现过这样幸运的松鼠。但是，如果是这样，这只松鼠的一生将极其快乐但也极其短暂，让这种罕见的基因突变迅速画下句点。个中原因在于，觉得快乐的松鼠再也不会努力去找更多坚果，更不用说求偶交配了。至于和它竞争的其他松鼠，吃过坚果才5分钟就又觉得饿，反而能有更好的机会生存下来，并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同理，人类收集的坚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带来长期的满足。

可能有人会说，情况也没那么糟糕，因为让我们快乐的不是那些结果，而是追求目标的过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会比站在山顶更令人满足，挑逗和前戏要比最后的性高潮更为精彩，进行开创性的实验也比最后获得赞美和奖项更有趣。然而，这并未改变事情的全貌，只是说明进化会用各种不同种类的愉悦来控制我们罢了。有些时候，进化是用愉悦或安宁的感觉来引诱我们行动；还有些时候，是用得意或兴奋的感觉刺激我们向前。

动物在寻找某种增加生存和繁衍机会的物品或对象（例如食物、伙伴或社会地位）时，大脑会产生警觉和兴奋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此美妙，促使动物更加努力。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科学家把电极连接到几只大鼠的脑部，大鼠只要踩下踏板，就能制造出兴奋的感觉。接着，当他们让大鼠在美味的食物和踩踏板中二选一时，大鼠宁愿选择踩踏板（很像小孩宁愿玩电子游戏也不想下楼吃饭）。这几只大鼠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直到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地不起。 人类可能也是这样，喜欢比赛过程的兴奋大于最后成功的桂冠。然而，真正让比赛如此吸引人的，就是那些令人开心的感觉。比如爬山、玩电子游戏或相亲，这些活动中绝不可能只有压力、绝望或无聊这些令人不快的感觉，否则不可能有人参加。

可惜的是，参加比赛的那种兴奋感，就像胜利时的幸福感一样转瞬即逝。风流男人享受一夜情的刺激，商人享受咬着指甲看道琼斯平均指数上上下下，电子游戏玩家享受在计算机屏幕上打怪物，但对他们来说，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险并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就像大鼠必须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风流男子、商界巨擘还是电子游戏玩家，一样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雪上加霜的是，这里的期望一样会因现有条件而适应，昨天令人感到刺激的挑战，很快就变成今天的沉闷。或许幸福快乐的关键既不是比赛，也不是金牌，而是能调和出兴奋与安宁这两种元素的正确剂量；但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不断在紧张与无趣这两端来回跳动，到了一端就开始对另外一端感到不满。

如果科学说得没错，幸福快乐是由生化系统所掌握的，那么唯一能确保长久心满意足的方法，就是去掌控这个系统。别再管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了：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乐的程度，我们需要掌控人类的生物化学。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开始这么做了。50年前，精神类药物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如今这种污名已然被打破。不论这是好是坏，现在有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有一些确实是为了治愈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一些只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偶尔袭来的忧郁。

举例来说，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服用哌甲酯（Ritalin）之类的兴奋剂。2011年，美国因为患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而服用药物的儿童就有350万。英国的这一数字则从1997年的92000上升到2012年的786000。 这些药物原本用于治疗注意力不集中，但今天就连某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开始服药，希望借此提高成绩，以迎合老师和家长越来越高的期望。 很多人相当反对这种发展，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教育系统。如果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压力过大、成绩不佳，或许我们该怪的是学校教育方法过时、教室过度拥挤、生活节奏已经快到不正常。或许该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学校？各种相关论点的历史演变十分耐人寻味。几千年来，对于教育方法的争论从未停息，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人都有一套理论，而且都对其他理论嗤之以鼻。但在先前，至少大家还有一点共识：想改善教育，应该从学校下手。而现在大概是历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经认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从学生的生化状态下手。

军队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美国有12%的伊拉克驻军、17%的阿富汗驻军曾服用安眠药或抗抑郁药物，以缓解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痛苦。人会感觉到恐惧、抑郁和精神创伤，原因不在于炮弹、诡雷或汽车炸弹本身，而在于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网络。同时遇上同一场伏击的两名士兵，可能一个吓到呆滞、方寸大乱，之后几年间噩梦连连；另一个却能勇敢向前杀敌，最后荣获勋章。这里的不同点就在于两名士兵身体里的生物化学反应，如果能设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鸟，让士兵更快乐，军队也更有效率。

用生物化学来追求快乐，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犯罪原因。2009年，美国联邦监狱有半数囚犯是因为毒品入狱；意大利有38%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毒品相关罪行被定罪；英国也有55%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吸食或交易毒品而入狱。200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有62%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吸食了毒品。 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抽大麻是为了感到平静，用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冰毒）是为了感到敏锐而自信；摇头丸能让人感受狂喜，而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强致幻剂）则会让你落入一场脱离现实的迷幻梦境。有些人凭借用功学习、努力工作或养家才得到的快乐，另一些人则只需操纵分子调出正确剂量，就能极为轻松地得到。这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都是实际存在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各国才会坚持对生化犯罪发动一场血腥而无望的战争。

国家希望管控用生物化学追求快乐幸福的手段，定出“好”与“坏”的标准。这里的原则很清楚：如果有利于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这样的生化操作不但被允许，甚至还应得到鼓励（例如能让多动的学龄儿童平静下来，或是能让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战役）。如果威胁到稳定和增长，这样的生化操作就要被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许多新药从各大学、药厂及犯罪组织的实验室中诞生，国家与市场的需求也不断变化。随着用生化来追求快乐的脚步逐渐加速，其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也将有所影响，并越来越难以控制。

使用药物还只是个开始。实验室里的专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以更复杂的方式操纵人类的生物化学，例如将电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脑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类身体的蓝图。不论确切方法是什么，要通过生物操纵方式得到幸福快乐并不容易，因为这其实改变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但话说回来，战胜饥荒、瘟疫和战争，在过去又岂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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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人类该不该花这么大的心力来追求生化的快乐，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会说，快乐这件事根本没那么重要，要说个人满意度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根本是误导。有些人可能认为快乐确实是至善，但对于生化认为快乐只是身体愉悦的感觉则很有意见。

在大约2300年前，伊壁鸠鲁就曾警告门徒，无节制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公元前几个世纪，佛家甚至还有一个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这种感觉只是一种短暂且毫无意义的感受。得到快感时，我们的反应不是满足，反而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论我们感受到多少幸福、兴奋的感觉，也永远无法满足。

如果我认定快乐就是这些稍纵即逝的快感，并且渴望得到更多，我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断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后，快感又很快消失，而且因为仅有过去快乐的回忆并不足以令我满足，所以我又得从头再来。像这样的追求，就算持续几十年，也永远无法带来任何长久的成果；相反，我越渴望这些快感，就会变得更加压力重重、无法满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人类该做的并非加速，而是放慢追求快感的脚步。

佛教对快乐的看法，与生物化学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认为，快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如果人类只是渴求快感，却不去真正好好体验快感，就仍然无法满足。但是接下来，两者却有了非常不同的解决方案。生化的办法是开发出各种产品和疗法，为人类提供无止境的快感，让人能够永远享有。佛教的建议则是减少对快感的渴望，不让渴望控制我们的生活。佛教认为，我们可以训练心灵，仔细观察各种感觉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消逝的。只要心灵学会看透这些感觉的本质（也就是短暂且毫无意义的感受），我们就不再有兴趣追求快感。毕竟，去追求一个来去不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目前，人类对于生化解决方案的兴趣远远大得多。不论那些在喜马拉雅山洞穴里的僧侣和象牙塔里的哲学家怎么说，对资本家来说，愉悦的快感就是快乐。就是这样。每过一年，我们忍耐不悦的能力就会降低一些，而对快感的渴望则越来越强烈。现在的科学研究和经济活动都以此为目标，每年研发出更有效的止痛药、新的冰激凌口味、更舒适的床垫、更令人上瘾的手机游戏，好让我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连一秒的无聊都无须忍耐。

当然，这一切还远远不够。智人的进化并未让人能够感受长久的快感，因此仅靠冰激凌或手机游戏还不够。如果真想长久感受到快感，必须改变人类的生物化学，重新打造人体和心灵。我们也正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可以争论这究竟是好是坏，但似乎21世纪的第二大议题——确保全球的幸福快乐——就是会牵涉到重新打造智人，让人可以享受永恒的愉悦。

地球的神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是试着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特质如神一般，也是因为为了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必须能够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的生物根本。如果我们有能力将死亡和痛苦移出人体系统，或许也能够随心所欲地重新打造整个系统，以各种方式操纵人类的器官、情感及智力。这样一来，你就能为自己购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爱神阿弗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如果你想要的话，还可以购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疯狂。到目前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还是依靠改进外部工具。但在未来，则可能会着重于改进人的身心，或直接将人与工具结合起来。

人要升级为神，有三条路径可走：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于我们认识到人类还远远没有发挥身体的全部潜力。40亿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调整和修补人类的身体，让我们从阿米巴变成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现在成了智人。但没有理由认为智人就是最后一站。只不过是基因、激素和神经元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并不大的变化，就已经足以让直立人（最厉害的成就只是制作出石刀）变成了智人（制造出了宇宙飞船和计算机）。没有人知道如果人类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内分泌系统和大脑结构再多一些变化，结果会是如何。生物工程并不会耐心等待自然选择发挥魔力，而是要将智人身体刻意改写遗传密码、重接大脑回路、改变生化平衡，甚至要长出全新的肢体。这样一来，生物工程将会创造出一些小神（godling），这些小神与我们智人的差异，可能就如同我们和直立人的差异一样巨大。

半机械人工程则更进一步，是让人体结合各种非有机的机器设备，例如仿生手、义眼，又或是将数百万个纳米机器人注入我们的血管，让它们在血液中巡航、诊断病情并修补损伤。这种半机械人的某些能力将会远远超出任何有机的人体。例如，一个有机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必须紧紧相连，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有一头大象的大脑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国，脚在澳大利亚，那么这头大象根本就是死了，就算出于某种神秘的因素它还活着，也是眼不能视、耳不能听、足不能行。然而相对地，半机械人却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比如半机械人医生根本不用离开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诊室，就能在东京、芝加哥甚至火星上的太空站进行紧急手术。唯一需要的，就是够快的网络连接，以及一双仿生眼、一双仿生手罢了。但再想想，为什么只能是一双呢？为什么不能是四只眼睛？事实上，连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如果能有仪器直接连接半机械人医生的大脑，又何必再用手去拿手术刀？

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其实已经成为现实。最近已有猴子学会如何通过植入猴脑的电极控制远程的仿生手脚，瘫痪的病人也能够仅依靠意念就移动仿生肢体或操作计算机。如果你想的话，也能够戴上电子“读心”头盔，在家里遥控电子设备。这种头盔并不需要把电极植入大脑，而是读取头皮所发出的电子信号。如果想开厨房的灯，只要戴上头盔，想象一些事先编程的心理符号（例如想象你的右手做某个动作），就能把开关打开。这种头盔现在在网络上就能买到，只要400美元。

2015年年初，斯德哥尔摩一家高科技公司Epicenter有数百名员工在手中植入了芯片。这个芯片大约米粒大小，存有个人安全信息，只要他们挥挥手，就能打开门或操作复印机。他们希望很快也能用这种方式来付款。汉纳斯·肖布拉德（Hannes Sjoblad）是这一芯片的幕后技术人员之一，他解释道：“我们已经随时在与科技互动，但现在搞得手忙脚乱，得输入各种个人身份识别码和密码。如果能用手一摸就好，岂不是轻松自在？”

然而就算是半机械人工程，现在也相对保守，因为它假定由有机的人类大脑作为生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还有另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抛弃有机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神经网络将由智能软件取代，这样就能同时畅游虚拟与真实世界，不受有机化学的限制。经过40亿年徘徊在有机化合物的世界，生命将打破藩篱，进入一片无垠的无机领域，形成我们在最疯狂的梦中都未曾设想的形状。毕竟，不管我们的梦想多么疯狂，也还是逃不脱有机化学的限制。

离开有机领域后，生命或许终于能够离开地球。40亿年来，生命之所以还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是因为自然选择让所有生物都要完全依靠地球这个巨大星球的独特环境。就连现在最强大的细菌，也无法在火星上生存。相反，如果是非有机的人工智能，就比较容易入侵外行星。因此，用无机生命替代有机生命之后，可能就播下了未来银河帝国的种子，但其领导者不见得是《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反而有可能是数据先生（M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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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眼前的道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那些像神一般的后代会是什么样子。要预测未来从不容易，而各种革命性的生物科技又让这难上加难。原因就在于，预测新科技对交通、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影响已经十分困难，而要用科技将人类升级则可以说是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挑战。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心灵和欲望，而我们还抱持着现今的心灵和欲望，当然无法理解其对未来的影响。

几千年来，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一直在发生着巨变，但有一件事始终未变：人类本身。现在人类拥有的工具和体制已经和《圣经》时代大有差异，但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同。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圣经》《论语》或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仍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自我。这些经典的创作者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类，于是我们觉得这说的就是我们。在现代剧场的作品里，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可能穿着牛仔裤和T恤，甚至还有脸谱网账号，但他们的情感冲突却和原剧并无不同。

然而，一旦科技让我们能够重新打造人类的心灵，智人就会消失，人类的历史就会告一段落，另一个全新的过程将要开始，而这将会是你我这种人无法理解的过程。许多学者试图预测世界到了2100年或2200年将会是什么样子，但这显然是浪费时间。任何预测要有价值，就必须考虑人类心灵被重新打造的影响，但这件事本身就无法考虑。有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答案。但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心灵不像我们的人，又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无好的回答。我们能说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用生物科技来重新打造人类的心灵，而以我们现在的心灵，并不能预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确切了解相关细节，但仍然能够肯定历史的大方向。在21世纪，人类的第三大议题就是为人类取得神一般的创造力及毁灭力，将“智人”进化为“神人”。这第三项议题显然会将前两项议题纳入其中，而且也正是由前两项议题推动形成的。我们希望拥有重新打造身体和心灵的能力，首要目的当然是逃避老死和痛苦，但等到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谁知道我们还会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新议题其实只有一个（但有许多分支）：取得神性。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不科学，或者觉得根本就是胡言乱语，那是因为大众往往误解神性的意义。神性并不是某个模糊的形而上的特质，也不是所谓的全能。这里所说的让人类进化为神，指的是像希腊神话或印度教中的诸神那样的神，而不是《圣经》里那天上全能的父。就像宙斯和因陀罗并非完美一样，我们的后代也会各有弱点、怪癖和限制，只不过，他们的爱、恨、创造和毁灭，都可能在规模上远大于现今。

纵观历史，人们通常相信大多数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只是拥有特定的超能力，比如能够设计和创造生命，能够改造自己的身体，能够控制环境和天气，能够读心及远距离沟通，能够高速移动，当然也包括能够长生不死。人类正努力取得以上所有能力，甚至更多。

某些数千年前认为如同神迹般的能力，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我们都很少去考虑它们。现代的普通人要移动或是远距离通信，可能要比希腊、印度或非洲的某些昔日诸神容易许多。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gbo）相信，造物主丘格乌（Chukwu）原本是打算让人永远不死的。他派了一条狗来告诉人类，如果有人死了，只要在尸体旁边洒上一些灰，就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这条狗觉得很累，一路上拖拖拉拉。心急的丘格乌于是又派了一头羊，叫它赶快把这个重要消息传过去。很遗憾，羊气喘吁吁地赶到，却把指示讲错了，要人把死者埋葬，于是死亡成为定案。这正是为何我们至今还难免一死的原因。如果丘格乌能有个推特账号，而不是靠懒狗或笨羊来传递消息，不就太好了！

在古代农业社会，许多宗教对于形而上或来世的问题缺乏兴趣，只着重于一项非常世俗的议题：如何增加农业的产量。因此，《旧约》里的上帝从未承诺死后会有任何奖励或惩罚，反而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申命记》，11：13——17）现在科学家能做的，会比《旧约》中的上帝好得多。依靠人工肥料、工业用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现在的农业产量已经超越了古代农民对神的最高期望。而且，气候炎热的以色列也无须再担心哪位愤怒的神会使天不下雨，因为最近以色列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建好一座巨大的海水淡化厂，现在他们的所有饮用水都来自海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靠创造越来越好的工具来与各类昔日诸神竞争。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超人类（superhuman），不只在工具上胜过远古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神后。然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神性也将变得像现在的网络世界一样平凡无奇——我们早已习惯网络世界，但其实它正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人类会向神性迈进，因为人类有太多理由渴望这样的进化，而且也有太多方式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算某条原本看来很有希望的路其实是条死胡同，仍然能有其他替代路线。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发现人类基因组实在太复杂，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开发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纳米机器人或人工智能。

然而，没有必要惊慌，至少不是现在。智人进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天启。并不会忽然出现一群反抗的机器人，使智人遭到灭绝。反而可能是智人将自己一步一步升级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与机器人和计算机融合，直到某天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历史，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写下《圣经》、建起长城或会因为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而发笑的动物了。这一切并不是在一天或一年后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看似平凡的行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或者尝试某种更有效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特质，于是特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直到人类不再是人类。

可以请哪位踩个刹车吗？

我们说得平静，但很多人听到这些可能性却会十分恐慌。他们甘心听从智能手机让他们做的事，也很愿意吃医生开处方的任何药物，但只要一听到升级进化成超人类，就会说：“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死了。”有个朋友就曾告诉我，她对于变老最担心的一点，是怕自己与时代脱节，变成一个总在怀旧的老女人，再也看不懂身边的世界，也做不出什么贡献。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听到“超人类”这种事所担心的。我们觉得，到了那样的世界，我们的身份、梦想甚至恐惧都会与时代脱节，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可能是虔诚的印度教板球运动员，也可能是努力向上的女同性恋记者，一旦到了升级进化后的世界，你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身处华尔街的尼安德特猎人，你完全不能融入那个世界。

尼安德特人不用懂纳斯达克指数，毕竟这两者之间相隔几万年之久。但由我们现在的意义所建构的世界，却可能会在几十年内崩溃。仅仅希望自己到时候已经死了，免得与时代脱节，可能还不够可靠，就算到了2100年还不会有“神人”走在路上，各种让智人升级进化的尝试也很有可能在21世纪内就让世界大为改观。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期。

很多专家说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孕育出基因改良婴儿，或制造出能与人比拟的人工智能。然而，大多数专家所谓的很长时间，用的是学术经费和大学职位的时间标准。所以，所谓“很久”可能只是20年，而“绝不”可能是超过50年。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用到互联网的那一天。那是在1993年，当时我读中学，和几个哥们儿去找朋友伊多（他现在是个计算机科学家）打乒乓球。伊多当时已经很痴迷计算机，在打开乒乓球台之前，他坚持让我们看一项最新的奇迹。他把电话线接到计算机上，按下几个键。大约一分钟，我们只听到一连串吱吱声、尖叫声、嗡嗡声，然后就是一片沉默。失败。我们不停地咕哝着发着牢骚，伊多又试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最后他终于发出欢呼，宣布自己已经把计算机链接到附近一所大学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了。我们问：“哦，那中央计算机里有什么啊？”他承认：“这个……现在还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可以放进去。”我们问：“放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什么都可以放啊。”当时听起来这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们打了乒乓球，而且接下来几周有了新的乐子，就是嘲笑伊多，笑他的想法有多荒谬。在我提笔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它不过是不到25年前的事。再过25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企业和政府都非常认真地追求着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如神一般的能力。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已经让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卫生系统和财政部门心惊胆战。现代人活得要比预期更久，而我们并没有足够资金应付他们的退休金和医疗开支。由于未来的70岁有可能就像现在的40岁，已有专家呼吁提高退休年龄，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的结构。

一旦人们意识到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而且还没法指望自己死得够早，常有的反应就是希望有人来踩刹车，减缓我们的速度。但我们不能踩刹车，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在哪儿。专家各有所长，各自精通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但没有人能成为一切的专家。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把所有点都串联起来，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领域彼此的影响错综复杂，就算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对纳米技术有何影响；反之亦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学发现，没有人能预测全球经济在10年后将会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一片匆忙之中将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没有人了解整个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其次，如果我们不知怎么成功踩了刹车，就会让经济崩溃并拖着社会一起下水。后面章节将会解释，若要维持现代经济，就需要不断且无止境的增长。如果增长停止，经济并不会温和地平静下来，而是会轰然崩塌。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会鼓励我们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毕竟，我们能穿几双鞋、能开几辆车、能度几个滑雪假期，这些数字都是有限的。经济需要永远持续的增长，也就需要能永远持续的议题——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无止境的议题，难道快乐和不死还不够，一定得去追寻叫人害怕的超能力吗？原因就在于，这件事无法与另外两项分割开。当研发出假肢，让截肢的患者能够重新走路的时候，同样的科技就能用来为健康的人进化升级。如果能够发现防止老年人记忆力衰退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能用来为年轻人增强记忆力。

治愈与进化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医学一开始几乎总是要拯救那些落在常态下限以下的人，但同样的工具和知识也能用来超越常态的上限。伟哥一开始用于治疗血压问题，但辉瑞公司惊喜地发现，它竟然也能医治阳痿。于是，伟哥让数百万人重新获得正常的性功能；但很快，就连没有阳痿问题的男人也开始服用伟哥，好让自己超越常态、得到过去未曾拥有的性能力。

发生在特定药物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整个医药领域。现代整形外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陆军医院医治脸部创伤。 但他在战后发现，同样的技术也能用来让无病无痛但很丑陋的鼻子变得更为美观。整形手术一方面继续帮助伤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健康人士加分。如今，整形外科医生在私人诊所里赚得盆满钵满，其明确而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健康的人进一步提升、让富有的人更漂亮。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有位亿万富翁公开宣布，他希望能为自己打造一个超级聪明的后代，可以想象舆论必定一片哗然。但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可能是某些父母的遗传特征（genetic profile）让孩子有极高风险染上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于是决定采用体外受精，并对受精卵的DNA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一切正常，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现大家所担心的突变，就得销毁这枚胚胎。

那么，为什么一次只让一枚卵子受精呢？何不一次让多枚卵子受精，这样就算三四个都有缺陷，只要有一枚良好的胚胎就行。当这种体外选择变得可接受，费用也合理时，其使用就会更为普及。毕竟基因突变的风险无处不在，所有人的DNA里都带有某些有害的突变、不理想的等位基因（allele）。有性生殖就像买彩票，只能靠运气。（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邓肯说：“想象一下，孩子有我的美丽、你的智力，该有多好！”而法朗士则回答：“你说得没错，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你的智力，又该怎么办？”）所以，何不取巧一下？同时让几个卵子受精，再挑出最好的组合。只要等到干细胞研究能让我们廉价取得无限量的人类胚胎，你就能从几百个选项中选出你最理想的宝宝，这些宝宝都带着你的DNA，保证没有遗传疾病，而且也不需要未来再做基因工程。将这个过程重复几代，最后很容易就会制造出超人类（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

但是，如果就算让几百甚至无数个卵子受精，仍有致命的突变怎么办？难道要摧毁所有的胚胎？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有问题的基因换掉呢？有一项突破性案例，与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有关。线粒体是人类细胞内微小的细胞器，产生细胞使用的能量。线粒体有自己的一套基因，与细胞核中的DNA无关。如果线粒体DNA有缺陷，就会导致各种造成人体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使用体外受精技术，目前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制造“三亲宝宝”，以避免线粒体遗传疾病。这种婴儿的细胞核DNA来自父母，而线粒体DNA则来自第三人。2000年，密歇根州西布鲁姆菲尔德（West Bloomfield）的莎伦·萨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阿兰娜（Alana）。阿兰娜的细胞核DNA来自母亲莎伦和父亲保罗，但她的线粒体DNA来自另一位女性。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阿兰娜有三位亲生父母。一年后，2001年，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和伦理问题而禁止了这项技术。

但在2015年2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了所谓的“三亲胚胎”法，允许使用此项技术和进行相关研究。 截至目前，要替换细胞核DNA在技术上及法律上都还不可行，但等到解决技术困难，过去允许更换缺陷线粒体DNA的相同逻辑，似乎也能套用在细胞核DNA上。

而在选择及更换之后，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改写。如果能够改写致命基因，又何必多此一举插入外来DNA？何不直接重写基因代码，把某个危险的突变基因改成良性的？这样，同样的机制修改的可能就不只是致命的基因，还包括不那么致命的疾病，比如自闭症、智力缺陷或肥胖。毕竟，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呢？假设基因测试指出，你的女儿很有可能聪明、美丽又善良，但有轻度抑郁症。难道你不想在试管里做些快速又无痛的处理，好让她不要多年受苦吗？

而且，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顺便帮孩子再加点儿分？就算对完全健康的人来说，生活都够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让这个小女孩的免疫系统比一般人更强、记忆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别开朗，一定会对她有帮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如果邻居都这么做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又如果本国政府禁止对婴儿做基因工程，但某个国家对此毫无限制，于是制造出许多了不起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又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走着，等到哪天，就会有孩子基因类型目录任君选择。

每次的进化升级，最初的理由都是为了治疗。你可以去问问那些正在做基因工程或脑机接口实验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要从事此类研究，他们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要治愈疾病。他们可能会说：“有了基因工程协助，我们就能战胜癌症。而如果能直接连接大脑和计算机，就能治愈精神分裂。”或许确实如此，但这绝不会是终点。等到我们成功地将大脑和计算机连接，难道只会把这种科技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真的相信这一点的人，可能很懂大脑和计算机，但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可就没那么了解了。人类只要一有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只用于治疗而不用于进化升级。

当然，人类对于新科技的使用也有所限制。比如优生运动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宠，虽然有人交易人体器官，也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但至今仍然是非常边缘的活动。就如同谋杀他人而取得器官，可能哪天设计婴儿（designer baby）也会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但仍旧是一种边缘活动。

正如我们已经在战争领域逃出了“契诃夫法则”的魔掌，其他领域也能够如法炮制。可以有些枪出现在舞台上，但永远不要开火。因此，我们必须在现今思考人类未来的议题。正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着如何使用新科技的不同选项，也就更应该清楚掌握现在的状况，主动决定，而不要等着被动地被决定。

知识的矛盾

预测人类在21世纪的目标很有可能是长生不死、快乐和神性，可能会让某些人深感愤怒或惊恐，因此必须再次加以澄清。

第一，并不是说21世纪的大多数人都会做这些事。这指的是“人类整体”将会做的事，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直接参与，就算参与也很可能只是次要角色。虽然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不那么盛行，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的街区里，仍有几十亿人必须继续面对贫穷、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时，精英分子可能正要获得永恒的青春、如神一般的能力。这显然并不公平。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个人死于毒枭的战争，人类就应该把所有心力投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等到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才能把目光转向下一件大事。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件事也不太可能改变。

第二，这是一项历史预测，而不是政治目标。就算能够不管贫民窟居民的命运，仍然很难判断追求不死、快乐和神性究竟是对还是错。决定追寻这些议题，可能会是很大的错误。然而历史就是充满了重大错误。有鉴于我们过去的记录和现在的价值观，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会追寻快乐、神性和不死——即使可能因此身亡。

第三，追寻并不代表就能够得到。历史常常是由过度放大的期望所塑造的。塑造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主义试图战胜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此举并未成功。我的预测重点是人类将会尝试在21世纪完成这些议题，而不是能够成功。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由“试图战胜死亡”所塑造，但并不代表人类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不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项预测的重点并不是要提出预言，而是为了让我们讨论现有的选择。如果经过讨论，能让我们选择其他道路，而让预测不能成真，那反而更好。如果做了预测，但什么都不能改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因此很矛盾的是，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得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举例来说，假设某天专家解开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这时银行、政府、投资人和客户会立刻应用这项新知、展现新的行为，希望能够战胜竞争对手。毕竟如果新知识无法带来新的行为，岂不是说明它毫无用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立刻过时了。我们或许能够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以上并不是某个假设的案例。在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卓越的经济见解，并据以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将日益激烈，无产阶级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当时十分肯定，革命将率先发端于工业革命的领头国，例如英、法、美，接着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但马克思忘了资本家也会读书。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位弟子认真看待他的理论、仔细阅读。随着社会主义的火炬逐渐得到追随者而壮大，资本家开始有所警觉，也跟着细读了《资本论》，并采用了许多马克思分析时的工具和见解。在20世纪，从街头的年轻人到各国总统都接受了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思考方式。即使是极为抗拒马克思主义预测的资本家，也在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20世纪60年代越南和智利的情况时，就将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在尼克松或撒切尔夫人考虑全球局势时，也会自问是谁控制了生产的重要工具。从1989年到1991年，老布什眼看着苏联帝国走向败亡，但在1992年总统大选时被比尔·克林顿击败。克林顿的胜选策略可以浓缩成他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在于经济！”就算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当人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时，也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位于英法等国的资本家开始改善工人待遇，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并让工人参与政治。因此，当工人开始能在选举中投票、工党在一国又一国陆续取得权力时，资本家也就能够继续高枕无忧。于是，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英美法等工业强国并未发生大规模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也未在这些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这正是历史知识的矛盾。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

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知识增长缓慢，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仿佛也迈着一种悠闲的脚步。如今，知识增加的速度飞快，理论上我们应该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但情况恰恰相反。各种新知识让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加速；为了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加速积累知识，却导致动荡更为加速、加剧。于是，我们越来越无法真正理解现在或预测未来。在1016年，想预测欧洲在1050年的样子可以说相对容易。当然，王朝可能倾覆、不明的外族可能入侵、自然灾害可能袭来；但很明显，欧洲就算到了1050年，还是会由国王和教士统治，仍然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居民仍是农民，而且会继续深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相较之下，在今天，我们却全然不知欧洲在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敢说那时会有怎样的政治制度、怎样的就业市场结构，甚至连那时候人民的身体状况如何都难以预知。

一段关于草坪的历史

如果说历史不会遵循稳定的法则，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我们常常以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预测未来：气象学者要预测明天是晴还是雨，经济学家要判断货币贬值是否会避免或造成经济危机，好医生能判断化疗或放疗能否治愈肺癌。同样，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去审视前人的行为，好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现在和过去的情况实在太不相同了。如果现在去研究汉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的战术，希望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派上用场，这只是浪费时间。过去在骑兵战中奏效的策略，用在网络战上并不见得能占便宜。

而且，科学并不只是预测未来。各个领域的学者经常希望拓展人类的视野，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各种全新而未知的未来。历史领域尤其如此。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也会提出预言（但成绩相当一般），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通常不会考虑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放。

我们每个人都出生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也由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管理。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纯属自然、不可避免、无法改变。但我们忘了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所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过去”从祖先的坟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向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观察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类的每个念头和梦想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编织出不同的梦想。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举动，常常发端于改写历史，从而使得人们能够重新想象未来。不管你是希望工人发动全体罢工、女性夺回自己身体的自主权，还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站起来要求政治权利，第一步都是要重述他们的历史。新的历史会告诉他们，“现在的状况既非自然而然，也不会永恒不变。过去曾经是另一个样子，只是有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才创造出现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只要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就能改变并创造出更好的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要讲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女权主义者才要研究父权社会的形成，非洲裔美国人才要永远记住奴隶贸易的恐怖。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延续过去，而是要从过去中解放出来。

发生在大规模社会革命中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一对年轻夫妇正在为自己盖一个新家，他们要求设计师在前院要有一块漂亮的草坪。为什么想要一块草坪？他们或许会说：“因为草坪很漂亮啊。”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这件事背后也有历史原因。

在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种草。而如果参观雅典卫城、罗马卡托皮林神殿山、耶路撒冷犹太圣殿或北京紫禁城，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访客。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设置一片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到了现代早期，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成了贵族的标志。

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要有地，还得付出许多心力，特别是以前可没有自动洒水装置和割草机。而到头来，草坪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甚至不能放牛羊进去吃草，否则就可能被啃秃踩坏。贫穷的农民负担不起，绝不可能把宝贵的土地或时间浪费在草坪上。于是，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无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征，威风地向经过的人宣告：“本人财粮满仓，威权显赫，领土农奴无数，区区绿地岂在话下。”草坪越广阔、修整越完美，就代表这个家族越强盛。如果你拜访一位公爵，却看到草坪维护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烦了。

往往要到重要庆典和社交活动时，才能用到这些珍贵的草坪，其他时间则严禁染指。就算到今天，无数的宫殿、政府建筑和公共场所前，还是会出现一则严厉的告示，警示众人“不得践踏草坪”。我以前在牛津大学，整个四方院子中间就是一大片美丽诱人的草坪，每年只有一天允许我们走上去或是坐一坐。至于在其他日子里，如果哪个学生斗胆用脚亵渎了那片神圣的草坪，我们就只能为他一声悲叹了。

王室宫殿和公爵的城堡让草坪变成一种权力象征。就算到了现代晚期，王朝倾覆、公爵人头落地，新掌权的总统和总理还是保留了草坪的传统。从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筑，就这么用一片又一片平整的绿地宣告着自己的权力。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几乎用过所有可能想象到的地表。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足球或网球非常重要的比赛，用的都是草地。当然，这是在你有钱的前提下。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巴西足球的下一代还在沙土地上踢着临时权充替代的球；但到了富裕的市郊，富人的儿子们则是在精心维护的草坪上开心玩耍。

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也就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对草坪也是热烈欢迎。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能够负担得起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等到工业革命使中产阶级扩大，并发明了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负担得起，能够在自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于是在美国市郊，平整漂亮的草坪也从富人阶级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在这之后，市郊的礼拜仪式也就增加了一项。星期天早上做完教堂礼拜，很多人就会悉心修剪家门口的草坪。只要沿着街道走一遭，就能从草坪的大小和维护质量，快速判断出每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想知道隔壁那户有钱的邻居是不是家里出了问题，再也没有比草坪居然没人管更明显的证据了。除了玉米和小麦之外，草是美国时下最普遍的作物，草坪业（包括植物、肥料、割草机、洒水设备、园丁）每年产值有数十亿美元。

对草坪的狂热不只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就算是从未到过卢瓦尔河河谷的人，也会看过美国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发表讲话，看过重要的足球赛在一片绿茵的足球场举行，就连《辛普森一家》里的荷马和巴特也会吵着该轮到谁去推着割草机割草。全球民众看到草坪，都会联想到权力、金钱和威望。于是，草坪传播得既远且广，现在甚至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卡塔尔最近新建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侧面有着大片草坪，很容易让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而不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oun al-Rashid）统治下的巴格达。博物馆由一家美国公司设计并建造，草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而且可是在阿拉伯沙漠之中，每天需要惊人的淡水量，才能维持翠绿。同时，在多哈和迪拜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也以自己的草坪自豪。要不是因为那些白色长袍和黑色头巾，还真有可能误以为身处美国中西部，而不是中东地区。

图6 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的草坪。香波堡位于卢瓦尔河河谷，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于16世纪初兴建。这就是草坪开始的地方

图7 欢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仪式，位于白宫草坪

图8 马里奥·格策决定性的进球，让德国队获得2014年世界杯冠军；比赛地是马拉卡纳体育场的草坪

图9 中产阶级的天堂

了解了草坪的简短历史，如果现在要设计梦想中的房子，你可能就会再想想究竟要不要有草坪。当然，你还是可以想要有片草坪。然而，你也可以选择甩掉这些欧洲公爵、大资本家甚至辛普森一家给你造成的文化负担，换成日式的枯山水，甚至是自己来点儿全新创造。这正是研究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要将自己从过去中释放出来，想象是否有另一种命运。当然，我们仍不免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然而，部分自由总比全无自由要好得多。

第一幕中出现的一把枪

本书各处所见的预言，都不过是为了用以讨论当下种种困难的抉择，并邀请读者共同改变未来。预言人类会努力做到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其实和预言民众盖房子的时候前面要有块草坪非常类似。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你大声把这件事说出来，就会让你开始考虑其他替代方案。

人们之所以会对人类的梦想就是追求不死和神性感到吃惊，并不是因为这些梦想听起来太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很少有人把话讲得这么直接。但只要真正开始思考这件事，大多数人就会意识到这其实很说得通。虽然这些梦想在科技上显得十分傲慢，但在思想上早已不是新闻。过去300年来是由人文主义主导世界，将智人的生命、快乐和能力加以神圣化。而经过如此长久的人文主义熏陶，人类想要得到不死、幸福和神性，也是相当合乎逻辑的。这只不过是把早就藏在桌下的事情公开摆上台面罢了。

但我还想把另一件东西也摆上台面：一把枪。一把在第一幕中出现、将在第三幕中发射的枪。下面的章节将讨论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类的崇拜）如何征服世界。但人文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播下其灭亡的种子。虽然对人文主义来说，让人类进化为神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但这同时也暴露了人文主义固有的缺陷。如果最早提出的是一个有缺陷的理想，常常是到理想即将实现的那一刻，才会赫然发现。

我们已经可以在老年病房看到这种过程。正因为人类对于人类生命的神圣坚信不疑，我们总会尽全力让人活下去。直到整个生命状态无比凄惨，我们才不得不问：“这究竟有何神圣？”也因为类似的人文主义信念，我们在21世纪可能会让人类整体提升到超越其自身限度。同样的科技，可以让人进化为神，但也可能让人类这种生物失去意义。举例来说，如果某一天计算机强大到足以了解并克服衰老和死亡的机制，也很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在任何任务上取代人类。

在这个长篇的开头章节一开始，我们曾说过21世纪的人类议题可能是什么，但实际情况绝对会复杂许多。在目前，我们的前三大议题似乎是不死、快乐和神性。但只要一接近达成这些目标，所造成的动荡就有可能使我们偏离，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本章描述的未来，只是“过去的”未来；换句话说，也就是基于过去300年的思想和希望而指向的未来。然而，基于21世纪将诞生的新想法、新希望，还会打造出真正的未来，可能与过去的未来有完全不同的样子。

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再回头，了解智人究竟是怎样的生物、人文主义如何成为主导世界的宗教，以及为什么实现人文主义的梦想反而可能导致人文主义的崩塌。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安排。

本书第一部分，着眼于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希望理解我们这个物种究竟特别在哪里。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奇怪，在一本要讨论未来的书里，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动物？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我们周围的动物开始谈起，就不可能真正论及人类的本质及未来。智人竭尽全力想忘掉这件事，但人类仍然就是一种动物。而且，在我们想要把自己变成神的这个时刻，回头看看自己的起源就更加重要。在讨论人类化身为神的未来之前，不能不谈人类身为动物的过去，以及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原因在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是未来超人类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想知道超级聪明的半机械人可能怎么对待只是一般血肉身躯的人类吗？先去看看人类如何对待比较不聪明的动物表兄弟吧。当然，这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推，但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观察而不只是想象的最佳原型。

根据第一部分的结论，本书第二部分将会审视智人在过去数千年间创造出了怎样光怪陆离的世界，又是怎样把我们带到了现在这个十字路口。智人是怎么会深信人文主义的信条，认为宇宙是以人类为中心运转、人类是所有意义与力量的来源的？而这样的信条又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有怎样的影响？它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艺术，以及我们最隐秘的欲望的？

本书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则是回到21世纪早期。在更了解人类、更了解人文主义信条之后，第三部分描述的是我们目前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未来。为什么想实现人文主义反而会导致它的崩塌？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又会怎样动摇我们对人文主义的信念基础？有什么迹象正预示这个灾难，又是怎么反映到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上的？如果人文主义确实已经难以为继，什么可能取而代之？这一部分并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或空谈未来，而是仔细审视智能手机、约会的做法和就业市场，从蛛丝马迹中判断未来将会如何。

对于一心相信人文主义的人来说，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十分悲观、令人郁闷。但别太急着下结论。历史早已见证许多宗教、帝国和文化的起起落落，这样的动荡并不一定是坏事。人文主义主导世界300年，但其实这个时间并不长。法老王统治埃及长达3000年，教皇统治欧洲也有千年之久。如果回到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的时代，告诉某个埃及人有一天这世上会再也没有法老王，他可能会被吓傻惊呆。“没有法老王，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又有谁能来维持秩序、和平和正义？”如果回到中世纪，告诉当时的人再过几个世纪会有人说“上帝已死”，他们肯定会吓坏了。“没有上帝，日子要怎么过下去？谁又能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不会陷入混乱？”

回首过去，很多人都会认为法老时代的结束以及上帝已死的概念都属于正面的发展。或许，人文主义的崩塌也同样是件好事。人们之所以不愿改变，是因为害怕未知。但历史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

1. [1] . Tim Blanning,The Pursuit of Glory (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8), 52.

2. [2] .同上，53.并请参见：J. Neumann and S. Lindgrén,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Weather:4, The Great Famines in Finland and Estonia, 1695–97’,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60 (1979), 775–87; Andrew B. Appleby, ‘Epidemics and Famine in the Little Ice Age’,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0:4 (1980):643–63; Cormac Ó Gráda an d Jean-Mi che l C heve t, ‘Fa mine an d Ma r ke t inA n cien Régi meF ran ce’,Jou r na l o f Economic History62:3 (2002), 7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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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3’,Lancet, 18 December 2014,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thelancet.com/themed/global-burden-of-disease; Stephen Adams, ‘Obesity Killing Three Times As Many As Malnutrition’,Telegraph, 13 December 2012,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health/healthnews/9742960/Obesity-killing-three-timesas-many-as-malnutri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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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从2005年到2010年的平均值，分别是全球4.6%、非洲7.9%、欧洲和北美0.7%。参见：‘Infant Mortality Rate (Both Sexes Combined) by Major Area, Region and Country, 1950–2010 (Infant Deaths for 1000 Live Births), estimate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April 2011, accessed 26 May 2012, 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mortality.htm.同时参见Alain Bideau, Bertrand Desjardins, and Hector Perez-Brignoli, ed.,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in the Past(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7); Edward Anthony Wrigley et al.,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 1580–18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95–6, 303.

13. [13] . David A. Koplow, Smallpox:The Fight to Eradicate a Global Scour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Abdel R. Omran, ‘The 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A Theory of Population Change’,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83:4 (2005), 731–57; Thomas McKeown,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s(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6); Simon Szreter,Health and Wealth:Studies in History and Policy(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5); Roderick Floud, Robert W. Fogel, Bernard Harris and Sok Chul Hong,The Changing Body:Health, Nutri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World since 17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ames C. Riley,Rising Life Expectancy:A Global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14] . ‘Choler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ebruary 2014,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107/en/index.html.

15. [15] . ‘Experimental Therapies:Growing Interest in the Use of Whole Blood or Plasma from Recovered Ebola Patient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eptember 26, 2014, accessed 23 April 2015,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ebola/26–september-2014/en/.

16. [16] . Hung Y. Fan, Ross F. Conner and Luis P. Villarreal,AIDS:Science and Society, 6th edn (Sudbury: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2011).

17. [17] . Peter Piot and Thomas C. Quinn, ‘Response to the AIDS Pandemic – A Global Health Model’,The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68:23 (2013):2210–18.

18. [18] .在官方数据中，从未将“老死”列入死因。如果某位妇人年老体衰，最终因为某种感染而再也撑不下去，账面上就会将感染列为正式死因。因此从官方数据来看，因传染病而死的人仍然占总死亡人数的20%以上。然而现在的情形绝对已经和过去大为不同：当时传染病带走的是大批儿童及健壮成年人的生命。

19. [19] . David M. Livermore, ‘Bacterial Resistance:Origins, Epidemiology, and Impact’,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36:s1 (2005), s11–23; Richards G. Wax et al., ed.,Bacterial Resistance to Antimicrobials, 2nd edn (Boca Raton:CRC Press, 2008); Maja Babic and Robert A. Bonomo, ‘Mutations as a Basis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Antimicrobial Drug Resistance:Mechanisms of Drug Resistance, ed. Douglas Mayers, vol. 1 (New York:Humana Press, 2009), 65–74; Julian Davies and Dorothy Davie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Mic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eviews74:3 (2010), 417–33; Richard J. Fair and Yitzhak Tor, ‘Antibiotics and Bacterial Resistance in the 21st Century’,Perspectives in Medicinal Chemistry6 (2014), 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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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 Roey Tzezana,The Guide to the Future[in Hebrew] (Haifa:Roey Tzezana, 2013), 209–33.

23. [23] . Azar Gat,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0–1; 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New York:Viking, 2011); Joshua S. Goldstein,Winning the War on War: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New York:Dutton, 2011); Robert S. Walker and Drew H. Bailey, ‘Body Counts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n Violence’,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34:1 (2013), 29–34; I. J. N. Thorpe,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 of Warfare’,World Archaology35:1 (2003), 145–65; Raymond C. Kelly,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Lawrence H. 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lavomil Vencl, ‘Stone Age Warfare’, inAncient Warfare: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John Carman and Anthony Harding (Stroud:Sutton Publishing, 1999), 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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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5] . Van Reybrouck,Congo, 456–7.

26. [26] .关于肥胖造成的死亡：‘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3’,Lancet, 18 December 2014,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thelancet.com/themed/global-burden-of-disease; Stephen Adams, ‘Obesity Killing Three Times As Many As Malnutrition’,Telegraph, 13 December 2012,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health/healthnews/9742960/Obesity-killing-three-times-as-many-as-malnutrition.html.关于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http://www.start.umd.edu/gtd/, accessed 16 January 2016.

27. [27] . Arion McNicoll, ‘How Google’s Calico Aims to Fight Aging and“Solve Death”’, CNN, 3 October 2013, accessed 19 December 2014, http://edition.cnn.com/2013/10/03/tech/innovation/google-calico-aging-death/.

28. [28] . Katrina Brooker, ‘Google Ventures and the Search for Immortality’,Bloomberg, 9 March 2015, accessed 15 April 2015,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3–09/google-ventures-bill-maris-investing-in-idea-of-livingto-500.

29. [29] . Mick Brown, ‘Peter Thiel:The Billionaire Tech Entrepreneur on a Mission to Cheat Death’,Telegraph, 19 September 2014, accessed 19 December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11098971/Peter-Thiel-the-billionaire-techentrepreneur-on-a-mission-to-cheat-death.html.

30. [30] . Kim Hill et al., ‘Mortality Rates among Wild Chimpanzees’,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40:5 (2001):437–50; James G. Herndon, ‘Brain Weight Throughout the Life Span of the Chimpanzee’,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09 (1999):5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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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 Ian Morris,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2010),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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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5] . Ke nji Suzuki, ‘Ar e They Frigid to the Ec o n o mic Development?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Japan’,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92:1 (2009), 81–9; Richard A. Easterlin,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heavior and Organization27:1 (1995), 35–47; Richard A. Easterlin,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Caveat Emptor’,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70:3 (2005), 2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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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杀狮：掌控动物界

PART

1

智人征服世界

◎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何不同

◎人类如何征服世界？

◎智人究竟是比较高等的生命形式，还是欺凌其他物种的地痞流氓？

第2章

人类世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早已经化身为神。我们在这一点上并不喜欢着墨太多，因为我们实在不是特别公正或仁慈的神。如果看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迪士尼电影或童话书，可能还以为地球上主要生活的是狮子、狼和老虎，而且它们与人类势均力敌。毕竟，狮子王辛巴能号令森林里的动物，小红帽得躲大灰狼，森林王子毛克利则要勇敢对抗老虎谢利·可汗。但在现实中，动物早已不在那儿了。我们的电视、书籍、幻想、噩梦里仍然有各种野生动物，但地球上的辛巴、大灰狼和谢利·可汗正在绝迹。现在世界上生活的主要是人类和他们的家畜。

写出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格林兄弟是德国人，但现在德国野外究竟还剩几只狼？不到100只（而且多半是波兰野狼，只是近年跨越边界而来）。与之相对照的是，德国现在家犬的数目达到500万。全球总共只有约20万只野狼在野外游荡，但家犬数目足足超过4亿。 世界上现在有4万头狮子，但有6亿只家猫；有90万头非洲水牛，但有15亿头驯化的牛；有5000万只企鹅，但有200亿只鸡。 自1970年以来，虽然人类的生态意识不断提升，但野生动物族群仍然减少了一半（并不是说它们在1970年很繁盛）。 1980年，欧洲还有20亿只野鸟，到了2009年只剩16亿只，但同年欧洲肉鸡和蛋鸡的数量合计达到了19亿。 目前，全球大型动物（也就是体重不只是几公斤而已）有超过90%不是人类就是家畜。

科学家将地球的历史分为不同的“世”，例如更新世、上新世和中新世。按正式说法，我们现在处于全新世。但更好的说法可能是把过去这7万年称为“人类世”，也就是人类的时代。原因就在于，在这几万年来，人类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变化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现象。自从生命在大约40亿年前出现后，从来没有任何单一物种能够独自改变全球生态。虽然生态革命和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时有所闻，但都不是因为某种特定蜥蜴、蝙蝠或真菌的活动，而是由一些强大的自然力量造成的，例如气候变化、板块运动、火山喷发或小行星撞击。

图11 全球大型动物数量饼图

有些人担心，我们今天仍然可能因为大规模火山爆发或小行星撞击而有灭绝的危险，好莱坞电影靠着这样的忧虑就赚了数十亿美元，但实际上这样的风险小之又小。生物大灭绝大约好几百万年才会有一次。确实，在未来1亿年间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但大概不是下周二这种时间。与其害怕小行星，还不如害怕人类自己。

原因就在于，智人改写了游戏规则。单单这个猿类物种，就在过去7万年间让全球生态系统起了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足以与冰河时期和板块运动相提并论。不过短短一世纪，人类造成的影响可能已经超越6500万年前那颗灭绝恐龙的小行星。

当时那颗小行星改变了陆地生物进化的轨迹，但并未改变其基本规则，仍然维持着40亿年前第一个生命有机体出现时的样貌。这几十亿年来，不管是小小的病毒还是巨大的恐龙，都依循着不变的自然选择原则而进化。此外，不论生物进化出怎样奇特而怪异的外形，都不会超出有机领域；不管是仙人掌还是鲸，一定都是由有机化合物组成的。然而，现在人类正准备用智能设计取代自然选择，将生命形式从有机领域延伸到无机领域。

暂且不管对未来的预期，只谈过去的7万年，仍然清楚可见人类世让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小行星、板块运动和气候变化虽然可能影响全球生物，但对每个地区的影响有所不同。地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生态系统，而是由许多彼此松散连接的小生态系统组成的。板块运动让北美洲与南美洲相连，造成南美洲大多数有袋动物从此灭绝，但并未影响到澳大利亚的袋鼠。两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期达到高峰，当时波斯湾和东京湾的水母都要适应新的气候，但因为两种族群没有联结，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之后，就往不同的方向进化。

相较之下，智人突破了地球上各个生态区之间的阻碍。在人类世，地球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单一的生态系统。虽然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仍有不同的气候和地形，但人类已经让全球的各种生物打破距离和地理界限，不断交流融合。过去的木制船只变成了现在的飞机、油轮和巨大货轮，在海洋上纵横交错，让每个岛屿和大陆紧密相连，全球各地的交流已经从涓涓细流演变成一股洪流。因此，如果现在要讨论澳大利亚的生态，已经不能不考虑在海岸边、沙漠里随处可见的欧洲哺乳动物和美洲微生物。过去300年间，人类将绵羊、小麦、老鼠和流感病毒带到澳大利亚，而这些物种对今日澳大利亚生态的影响已远远超过原生的袋鼠和考拉。

然而，人类世并不是最近这几个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早在几万年前，智人的石器时代祖先就从东非走向地球的四面八方，每到一个大陆和岛屿，就让当地的动植物发生了改变。他们灭掉了所有其他人类物种、澳大利亚90%的大型动物、美国75%的大型哺乳动物、全球大约50%的大型陆上哺乳动物；而且此时他们甚至还没开始种小麦，还没开始制作金属工具，还没写下任何文字，也还没铸出任何钱币。

大型动物之所以首当其冲，是因为它们数量相对较少，繁衍也较慢。我们可以用猛犸象（灭绝）和兔子（幸存）来举例。一群猛犸象的成员一般只有几十头，而且繁衍速度大概就是每年只有两头小猛犸象。因此，只要当地的人类部落每年猎杀三头猛犸象，就足以让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几代之间就会让猛犸象消失。相较之下，兔子则是生个不停。就算人类每年猎杀几百只兔子，仍然不足以让它们就此灭绝。

人类祖先并非处心积虑地要消灭猛犸象，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猛犸象等大型动物的灭绝，就进化的时间尺度来看十分迅速，但就人类观感而言却是个缓慢的进程。当时人类的寿命不过七八十年，但整个灭绝的过程却花了几个世纪。远古的智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每年猎一次猛犸象、每次只猎两三头，竟然会让这些毛茸茸的巨兽就此灭绝。大不了可能某位怀旧的老人家告诉族里的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猛犸象可比现在多得多啊，乳齿象和大角鹿也一样。还有，当然那时候的部落酋长也比较诚实，小孩也比较敬老尊贤。”

蛇的孩子

从人类学和考古证据来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很有可能是泛灵论者，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整个世界（对当时的人来说，大概就是自己住的山谷和附近的山区）同属于这里的万物，而且万物遵循着同样一套规则：对于任何事情，相关各方都要不断协商。于是，人们说话的对象不只有动物、树木、石头，还包括精灵、魔鬼和鬼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沟通关系中，就会出现各种价值观和规范，把人类、大象、橡树和亡灵都联系在一起。

某些狩猎采集社群直到现代依然存在，也仍然遵循着泛灵论的世界观。例子之一，就是印度南部热带森林中的纳雅卡人（Nayaka）。人类学家丹尼·纳韦（Danny Naveh）多年研究纳雅卡人，他曾提到如果在丛林里遇到老虎、蛇或大象等危险的动物，纳雅卡人可能会向动物开口说：“你住在这片森林，我也住在这片森林。你来这里吃东西，我也要来采块根和块茎。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曾有一头公象，纳雅卡人给它的名字是“独行的大象”，它杀了一位纳雅卡人。印度林业部想要抓住这头大象，但纳雅卡人拒绝协助。他们告诉纳韦，这头公象曾经和另一头公象感情很好，总是一起四处闲逛。但某天，林业部把另一头公象抓走了，从此之后，“独行的大象”就变得既易怒又暴力。纳雅卡人说：“如果你的另一半被抓走了，你会感觉如何？这头大象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两头大象有时候晚上会分开各走各的……但到了早上又会在一起。直到那天，大象看到他的伙伴倒了下去，躺在地上。如果有两个人总是在一起，但你射杀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人会怎么想？”

许多处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会觉得这种泛灵论简直不可思议。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觉得动物从本质上就和人类有所不同，而且认为动物是较为低等的。这是因为，就算我们现存最古老的传统，也要到狩猎采集时代结束几千年之后才创造出来。比如《圣经·旧约》，写成时间约在公元前1000年，其中记载的最古老的故事，反映的是大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间的事。然而，中东地区的狩猎采集时代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结束。这也就不难想见，《圣经》非但不接受泛灵信念，而且唯一一个泛灵论的故事就出现在全书一开头，作为警告之用。《圣经》篇幅并不短，而且全书讲了各种神迹奇事，但唯一一次说到动物与人交谈，就是蛇引诱夏娃吃下智慧的禁果。（《民数记》里，巴兰的驴也对他讲了几句话，但只是为了传达上帝的神谕。）

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就是以采集为生，而逐出伊甸园的情节与农业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愤怒的耶和华不再允许亚当采集野果，而要他“从地里得吃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此，只有在伊甸园这个农业时代前的阶段，《圣经》里的动物才会和人说话，这事可能并非巧合。从这个事件里，《圣经》究竟要教我们什么呢？除了不该听蛇的话，大概最好也别和任何动物和植物说话，因为这一切只会导致灾难。

图12 米开朗基罗的《原罪和逐出伊甸园》。该画位于西斯廷教堂。这里的蛇有着人的上半身，正是由它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创世记》的前两章主要是神的独白（“神说……神说……神说……”），到第三章才终于有了对话，而且对话的双方就是夏娃和蛇（“蛇对女人说……女人对蛇说……”）。正是人与动物之间仅此一次的对话，导致了人类的堕落，被逐出伊甸园

然而，这则《圣经》故事其实还有更深入、更古老的含义。在大多数闪族语言里，“Eve”（夏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蛇”，甚至是“母蛇”。因此，在《圣经》里人类这位众生之母的名字，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古老的泛灵论神话：蛇非但不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祖先。 许多接受泛灵论的文化相信人类是动物的后代，而其中也包括蛇与其他爬行动物。大多数澳大利亚原住民都相信世界是由彩虹蛇（Rainbow Serpent）创造的，比如阿兰达人（Aranda）和狄埃里人（Dieri）都认为自己的族人起源于原始的蜥蜴或蛇，后来才变为人类。 事实上，现代西方人也认为自己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的中心都是爬行动物脑，人体的构造基本上就是进化后的爬行动物。

《创世记》的作者可能在“夏娃”这个名字上留下了一丝古老泛灵论的意味，但他们费尽心思掩盖所有其他痕迹。在《创世记》里，人不是蛇的后代，而是由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这种无生命物质创造的。蛇不是人类的祖先，反而引诱人对抗我们天上的父。泛灵论只把人类看成另一种动物，但《圣经》则认为人类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要说人也是动物，等于否认上帝的能力和权威。确实如此，等到现代人类发现自己其实是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就背叛了上帝，不再听他的话，甚至不再相信他的存在。

祖先的需求

《圣经》（及其对人类独特性的信念）是农业革命的一项副产品，使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走向一个新阶段。人类开始农耕畜牧之后，导致新一波的生物大灭绝，但更重要的是创造出另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家畜。这种发展在一开始并不重要，因为人类当时驯化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不到20种，相较之下，余下的野生物种还有千千万万。但随着时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过去，这种新的生命形式已经成为主导，今天有超过90%的大型动物都被驯化成为家畜。

对于被驯化的物种来说，物种整体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物种个体却遭到前所未有的苦难。虽然动物界几百万年来也经历过各种痛苦磨难，但农业革命带来的是全新的苦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只会变得更糟。

乍看之下，可能家畜的生活要比它们的野生表亲和祖先好得多。野猪要整天觅食、寻水、找遮风避雨的地方，而且还会不断受到狮子、寄生虫和洪水的威胁。相较之下，家猪有人类照顾，有的吃、有的喝、有的住，病了有人医，也有人保护它们免受猎食者及天灾威胁。确实，大多数家猪迟早都会进屠宰场，但这样真的就能说它们的命运比野猪差吗？难道被狮子吃就比被人吃好吗？还是说鳄鱼的牙齿不会比电动屠宰刀具更致命？

要说家畜命运特别悲惨，重点不在于它们死的方式，而是它们活的方式。被豢养的动物从古至今的生活状况，都受到人类的欲望和动物的需求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人类养猪，是为了得到猪肉；如果希望猪肉供应稳定，就必须确保猪能够永续繁衍。照这个道理来说，家畜应该能够因此避开各种极端的残酷对待。如果农民不照顾好自己的猪，让猪还没生小猪就死掉，农民就会挨饿。

不幸的是，人类却用各种方式给家畜带来无尽苦难，但同时又能确保家畜永续生存繁衍。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家畜仍然保留着野生动物的种种生理、情感和社交需求，但这对人类的农场来说毫无意义。农民常常无视这些需求，而且不会因此在经济上付出任何代价。动物被锁在狭小的笼子里，角和尾巴被割去剪掉，母幼骨肉分离，而且被有选择地养出畸形。这些动物饱受痛苦，但仍然继续生存繁衍。

这种做法岂不是违反了自然选择最基本的原则？进化论认为，所有本能、冲动、情感的进化都只有一个目的：生存和繁衍。如果是这样，看到家畜这样生生不息，岂不是证明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猪真的有生存和繁衍之外的“需求”吗？

确实，所有的本能、冲动、情感之所以会进化，都是为了适应生存和繁衍的进化压力。但就算这些压力突然消失，本能、冲动和情感也不会随之消失，至少不是立刻消失。就算这些本能、冲动和情感已经不再是生存和繁衍所必需，也仍然会影响动物的主观体验。在这里，动物其实和人类一样，虽然农业几乎可以说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自然选择的压力，但并未改变它们的生理、情感和社交冲动。当然，进化绝不会停下脚步，自从12000年前农业兴起之后，人类和动物继续进化。举例来说，现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已经进化出消化牛奶的能力，奶牛也不再害怕人类，并且产奶量远远高于远古时代的祖先。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改变。无论是牛、猪还是人类，深层的感官及情感架构都仍然类似石器时代的情形，没有多大改变。

为什么现代人如此热爱甜食？可不是因为到了21世纪初，我们还得大吞冰激凌和巧克力才能生存下去，而是因为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如果碰到香甜的水果或蜂蜜，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吃，吃得越快越多越好。年轻人为什么开车鲁莽、吵架冲动，还爱黑进机密网站？因为他们还是照着远古时期的规则行事，这些规则在今天不仅无用，可能还有反效果，但是符合7万年前的进化需要。当时，年轻的猎人如果冒着生命危险追赶猛犸象，就可能胜过所有竞争对手，赢得当地美女的芳心；而我们现在还有着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基因。

在人类控制的农场里，所有公猪、母猪和小猪也遵循着一样的进化逻辑。为了在野外生存和繁衍，远古的野猪需要巡视辽阔的地域，好熟悉环境，并留意各种陷阱和天敌。它们还需要和其他野猪沟通合作，形成复杂的猪群，并以年长、经验丰富的母猪作为领导。进化压力让野猪成为拥有高度智慧的社会化动物（母野猪更是如此），有强烈的好奇心，加上难以遏制的交往、玩乐、闲逛、探索周围环境的冲动。如果某头母猪出生时有罕见的基因突变，让它对环境与公猪了无兴趣，这头母猪就不太可能生存或繁衍下去。

野猪的后裔——家猪，也同样继承了它们的智慧、好奇心和社交技巧。 一如野猪，家猪也会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嗅觉信号来互相沟通：母猪能辨识自己的小猪独特的尖叫声，小猪只要出生两天，就能判断自己妈妈和其他母猪叫声的不同。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斯坦利·柯蒂斯（Stanley Curtis）教授有两头猪，分别名为哈姆雷特（Hamlet）和奥姆雷特（Omelette），他训练它们用鼻子控制一只特殊的游戏手柄，发现猪打简单电子游戏的能力很快就和灵长类动物不相上下。

今天，工业化农场里的母猪多半没有电子游戏可打。它们被人类锁在狭小的母猪栏里，猪栏通常长200厘米，宽60厘米，水泥地面，四面为金属条，怀孕的母猪几乎没有转身或躺下睡觉的空间，更别说散步了。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三个半月后，母猪会移到稍宽一点的猪栏，生下和养育小猪。一般来说，小猪自然的哺乳期是10~12周，但在工业化农场里会被强制2~4周内断奶，接着就与母猪分离，送到他处等待养肥、屠宰。母猪则会再次受孕、被送回母猪栏，开始另一个循环。一般来说，母猪要经过5~10次这样的循环，接着就轮到自己被送去屠宰。近年来，母猪栏在欧盟和美国一些州已经被禁用，但在许多其他国家仍然盛行，数以千万计的种母猪几乎一辈子都住在这样的栏里。

母猪生存和繁衍的一切需要都由人类提供，包括足够的食物、抵抗疾病的疫苗、遮风避雨的住处，另外还有人工授精。客观来看，母猪再也不需要探索周围的环境、与其他猪社交、与小猪有任何情感联结，甚至连走路都没有必要。但从主观而言，母猪仍然会对这一切拥有极强烈的欲望，无法满足则痛苦万分。被锁在母猪栏里的母猪，通常都会出现严重的挫折或绝望症状。

图13 被关在母猪栏里的母猪。这些拥有高度社交技巧和智慧水平的生物，大半辈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仿佛已经制成了香肠

这是进化心理学基本的一课：几千世代以前形成的需求，就算已经不再是今日生存和繁衍所需，仍然会留存在主观感受中。可悲的是，农业革命让人类有了确保家畜生存和繁衍的能力，却忽视了家畜的主观需求。

生物也是算法

前面讲到，动物（以猪为例）也有各种主观的需求、感觉和情感，但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件事？我们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地赋予动物人性，也就是把人类的特质赋予非人类的对象，就像小孩觉得玩偶能感受到人类的爱和愤怒？

事实上，要说猪也有情感，并不是赋予它们“人性”，而是赋予其“哺乳动物性”。因为情感不是人类独有的特质，而是所有哺乳动物（同时包括所有鸟类，可能包括某些爬行动物，甚至还包括鱼类）所共有的。所有哺乳动物都进化出了情感能力和需求，而仅是从猪属于哺乳动物这一点，就能肯定它们也有情感。

生命科学家近几十年间已经证实，情感并不是只能用来写诗谱曲的神秘精神现象，而是对所有哺乳动物生存和繁衍至为关键的生物算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请让我们从究竟什么叫“算法”开始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这个关键概念将在后文许多章节再三出现，也是因为21世纪将是由算法主导的世纪。现在，算法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概念。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未来及我们的生活，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什么是算法，以及算法与情感有什么关系。

算法指的是进行计算、解决问题、做出决定的一套有条理的步骤。所以，算法并不是单指某次计算，而是计算时采用的方法。举例来说，如果想得到两个数字的平均值，简单的算法是：“第一步，将两个数字相加；第二步，将和除以2。”这时，如果输入4和8，结果就是6；输入117和231，结果就是174。

食谱是个复杂一点的例子。例如蔬菜汤的算法，大概会是这样：

1.在锅中热油。

2.将洋葱切成碎末。

3.把洋葱末炒至金黄色。

4.把马铃薯切块，加入锅中。

5.将圆白菜切丝，加入锅中。

诸如此类。你可以尝试着不断重复这种算法，每次用稍微不同的蔬菜，就会得到稍微不同的汤。然而，算法本身并没有改变。

光有食谱，还煮不出汤来，还得有人来读这份食谱，并依步骤行事才行。但还有一种方法，是制造出内含这种算法而且可以自动照做的机器。接下来，只要为机器通电，加入水和蔬菜，机器就会自动把汤煮出来。虽然现在似乎没有太多煮汤的机器，但大家应该都看过自助饮料机。这种饮料机通常会有硬币投入孔、放杯子的位置，以及几排按钮。第一行按钮大概是选择要咖啡、茶或是可可，第二行是选择不加糖、一匙糖、两匙糖，第三行则是选择要加牛奶、豆浆或是都不加。今天有位男士走向机器，投入硬币，按下了“茶”“一匙糖”和“牛奶”，机器就会依据一系列明确的步骤开始行动。先是把一个茶包丢入杯中，倒入沸水，再加上一匙糖和牛奶，然后叮的一声，一杯西式好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一种算法。

在过去几十年间，生物学家已经有明确结论认为，那位男士按下按钮，接着喝茶，也算是一套算法。当然，这套算法比自助饮料机要复杂得多，但仍然是一套算法。“人类”这套算法制造出的不是茶，而是自己的副本（就像你按下自助饮料机的一系列按钮，得到了另一台自助饮料机）。

控制自助饮料机的算法，是通过机械齿轮和电路来运作的。控制人类的算法，则是通过感觉、情感和思想来运作的。至于猪、狒狒、水獭和鸡，用的也是同一种算法。以生存问题为例：有只狒狒看到附近树上挂着一串香蕉，但也看到旁边埋伏着一只狮子。狒狒该冒着生命危险去摘香蕉吗？

这可以看作计算概率的数学问题：一边是不摘香蕉而饿死的概率，一边是被狮子抓到的概率。要解开这个问题，狒狒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我离香蕉多远？离狮子多远？我能跑多快？狮子能跑多快？这只狮子是醒着还是睡着？这只狮子看起来很饿还是很饱？那里有几只香蕉？香蕉是大是小？是青的还是熟的？除了这些外在信息，狒狒还要考虑自己身体的内在信息。如果它已经快饿死了，就值得不顾一切去抢香蕉，别再管什么概率了。相反，如果它刚刚吃饱，多吃只是嘴馋，那又何必冒生命危险？

想要权衡所有变量和概率之后得到最好的结果，狒狒需要的算法会比控制自助饮料机的算法复杂得多，然而计算正确得到的奖励也大得多，那就是这只狒狒的生命。如果是只胆小的狒狒（也就是它的算法会高估风险），就会饿死，而形成这种胆小算法的基因也随之灭绝。如果是只莽撞的狒狒（也就是它的算法会低估风险），则会落入狮子的口中，而形成这种鲁莽算法的基因也传不到下一代。这些算法通过自然选择，形成了稳定的质量控制。只有正确计算出概率的动物，才能够留下后代。

但这还是非常抽象。到底狒狒要怎么计算概率？它当然不会忽然从耳后抽出一支铅笔，从裤子后面的口袋掏出笔记本，然后开始用计算器认真计算奔跑速度和所需体力。相反，狒狒的整个身体就是它的计算器。我们所谓的感觉和情感，其实各是一套算法。狒狒感觉饿，看到狮子的时候会感觉害怕而颤抖，看到香蕉也会感觉自己流口水。它在一瞬间经历了袭来的种种感觉、情感和欲望，都是计算的过程。计算结果也是一个感觉：这只狒狒突然觉得涌起一股力量，毛发直竖，肌肉紧绷，胸部扩张，接着它会深吸一口气：“冲啊！我做得到！冲向香蕉！”但也有可能它被恐惧打败，肩膀下垂，胃中一片翻搅，四肢无力：“妈妈！有狮子！救命啊！”也有时候，因为两边概率太相近，很难决定。而这也会表现为一种感觉。狒狒会感觉十分困惑，无法下决心。“上……不上……上……不上……可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只解决生存问题还不够，还要解决繁衍问题，而这也取决于概率计算。自然选择进化出喜好和厌恶的反应，作为评估繁衍机会的快速算法。美丽的外表意味着成功繁衍后代的概率高。如果有位女人看到某位男人，会想：“哇！他真帅！”雌孔雀看到雄孔雀心想：“我的老天！瞧瞧那尾羽！”这其实都是类似自助饮料机在做的事。光线一从男性身体反射到女性的视网膜上，这几百万年进化而成的无比强大的算法就开始运作了，几毫秒以内，就已经将男性外貌的各种小线索转换为繁衍概率，并得出结论：“这很有可能是个非常健康、有生育能力的男性，有优良的基因。如果我和他交配，我的后代也很可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基因。”当然，这项结论并不会用文字或数字表达出来，而是化成熊熊欲火在体内燃烧。对于雌孔雀或是大多数女性来说，这并不是用纸笔来做的计算，而是一种“感觉”。

图14 孔雀和一个男人。看着这些图片的时候，你身体里的生化算法就会开始处理各种关于比例、颜色和尺寸的数据，让你感觉受到吸引、心生厌恶，或是全然无感

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只在很少时间会用纸笔和计算器来做计算；人类有99%的决定，包括关于配偶、事业和住处的重要抉择，都是由各种进化而成的算法来处理，我们把这些算法称为感觉、情感和欲望。

所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可能还包括一些爬行动物甚至鱼类），都由同样的算法掌控，所以不管是人类、狒狒还是猪，感觉恐惧的时候都会在类似的大脑区域产生类似的神经处理过程。因此很可能可以推断，不管是人、狒狒还是猪，对于受到惊吓的体验都会十分相似。

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必然完全相同。猪似乎并不会感觉到智人特有的那种极端同情或极端残酷，也无法感受到人类仰望无限壮丽的星空时发出的那种赞叹。当然，很可能有相反的例子，是人无法感受到猪的情感，显然我也说不上来。然而有一种核心情感，显然为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母婴联结（mother-infant bond）。事实上，这也正是“mammal”（哺乳动物）一词的语源，mammal一词来自拉丁文mamma，语义就是“乳房”。哺乳动物的母亲如此疼爱自己的后代，而愿意让后代从自己身上吸吮营养。哺乳动物的幼儿，则有强烈的欲望要和母亲在一起，待在它的身边。在野外，离开母亲的小猪、小牛和小狗通常活不了多久。而且到不久之前，人类的婴儿离开母亲也同样如此。相对的，如果成年的母猪、母牛或母狗因为某种罕见的基因突变而一点儿也不关心生下的孩子，当然它们自己可能活得舒适自在又长寿，但它们的基因也就不会传递给下一代。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长颈鹿、蝙蝠、鲸和豪猪。对于其他情感，我们或许还有争议的空间，但因为哺乳动物的幼儿必须要有母亲的照顾才能生存，显然母爱以及强烈的母婴联结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特征。

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才研究出这一点。不久之前，甚至人类父母与子女之间情感联结的重要性，都曾遭到心理学家质疑。20世纪上半叶，虽然也有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但当时主流的行为主义学派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由物质的回馈决定的：儿童主要需要食物、居所和医疗照顾，之所以和父母建立联结，只是因为父母能够满足这些物质需求。那些要求温暖、拥抱和亲吻的儿童，则被认为“宠坏了”。当时的育儿专家就警告，如果父母经常拥抱、亲吻孩子，会让他们成年以后自私、没有安全感、情感不独立。

20世纪20年代的育儿权威约翰·沃森（John Watson）就曾对父母三令五申：“不要拥抱和亲吻（孩子），也不可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若你坚持，也只能在他们说晚安的时候，亲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则是与他们握手。” 当时的流行杂志《育儿》（Infant Care）也提到，养育孩子的秘诀就是遵守纪律，依据严格的日程表为孩子提供物质需求。一篇1929年的文章指示家长，如果婴儿在正常进食时间之前就哭了，“不可以抱他，不可以摇他哄他别哭，而且也不可以喂奶，要等到确切的喂奶时间才行。婴儿，甚至是小婴儿，哭一下并不会有事” 。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达成共识，放弃这些严苛的行为主义理论，承认情感需求的重要性。在一系列著名（而且残酷到令人震惊）的实验中，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幼猴刚出生不久，就将幼猴与母猴分开，隔离在小笼子里。笼子里有两只假母猴，一只是金属假猴，装有奶瓶，另一只是绒布假猴，但没有奶瓶，结果幼猴紧抱着绒布母猴。

有一件事，这些幼猴都懂，但是约翰·沃森与《育儿》的育儿专家却不懂：哺乳动物要活下来，仅靠食物还不够，还需要情感联结。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猴子天生就极度渴求情感联结，这让它们认为，比起坚硬、金属制的物体，毛茸茸的物体比较可能建立起情感联结。（也是因为这样，儿童更可能紧抱着洋娃娃、毯子或是臭烘烘的破布，而不是什么厨具、石头或是木块。）正是因为对情感联结的需求如此强烈，哈洛实验里的幼猴才会不理睬能提供奶水的金属母猴，而投向唯一看来可能满足它们需求的绒布母猴。但很遗憾，幼猴的真心渴望始终没能得到绒布母猴的响应，于是这些幼猴在心理和社交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长大后成为神经质和反社会的成猴。

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早期的儿童养育指南，会感到难以置信。专家怎么可能没发现儿童有情感需求？怎么可能不知道儿童心理和生理的健康除了需要满足食物、居所和医疗照顾之外，满足情感需求也同样重要？然而，一讲到其他哺乳动物，我们却不断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像约翰·沃森和《育儿》杂志的育儿专家一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虽然给小猪、小牛和儿童提供了物质需求，却往往忽略它们的情感需求。于是，无论是畜牧业还是奶品业，都是以打破哺乳动物最根本的情感联结为基础的。农民让母猪和母牛不断怀胎，但小猪和小牛出生没多久就被迫与母亲分离，常常终其一生都未能吮吸母亲的乳头，也没能感受到她的亲吻和温暖的爱抚。哈里·哈洛对几百只猴子所做的事，现在畜牧业及奶品业每年还会在几十亿头动物身上上演。

农业交易

对自己的行为，农民是怎样自圆其说的？狩猎采集者很少意识到自己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但农民则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自己在剥削这些家畜，用它们满足人类的欲望和任性。他们的理由是新的有神论宗教，自从农业革命后，有神论便蓬勃兴起、广泛蔓延。在有神论宗教看来，整个宇宙并不是万物共同组成的议会，而是由一小群神或是唯一的神——上帝所控制的神权政治。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概念和农业联系起来，但至少在一开始，有神论的宗教其实与农业有关。比如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其神学、神话和礼拜仪式一开始都是以人类、农作物与家畜的关系为中心。

比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宗教活动就是以农民和牧人为中心，戒律多半与农务和乡村生活有关，而主要的节庆也都是丰收节。在现代人的想象中，耶路撒冷的古犹太会堂可能与大型的现代犹太会堂相似，祭司穿着雪白的长袍迎接虔诚的朝圣者，唱诗班吟唱着悠扬的诗篇，空气中飘着熏香。但实际上，古犹太会堂更像屠宰场加上烧烤摊。朝圣者来的时候可不是两手空空，而是带着简直一眼望不到头的绵羊、山羊、鸡等动物，在神的祭坛上献祭，接着烹煮为食。另外，小牛的吼叫和小孩发出的嘈杂声，恐怕叫人难以听到唱诗班的歌声。祭司穿着血迹斑斑的套服，切断祭品的喉咙，将喷涌而出的血液收集在罐中，再泼洒在祭坛上。熏香的气味混合着血液凝固后的腥味、烤肉的香气，成群的黑苍蝇四处嗡嗡飞着（参见《民数记》28、《申命记》12、《撒母耳记上》2）。现代犹太家庭过节的时候是在前院草坪办烧烤活动，而传统犹太家庭则是去会堂研读经文。这样看来，办个烧烤活动可能还比较接近《圣经》时代的精神。

有神论的宗教（例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用一种新的宇宙神话来合理化农业经济体制。过去的泛灵论宗教，是将宇宙描绘成如同一场盛大的京剧，有无穷无尽、五彩华丽的角色不断上场。大象和橡树、鳄鱼和河流、高山和青蛙、鬼魂和精灵、天使与魔鬼，都是这场宇宙大戏的角色。但有神论的宗教改写了剧本，把宇宙变成易卜生荒凉的戏剧场景，只有两个主要角色：人和神。天使和魔鬼也在这次改写中幸存，成为诸神的使者和仆人。但原来其他泛灵论的角色，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现在都成了无声的装饰。确实，有些动物被认为具有某种神性，也有许多神带有动物的特征：比如埃及的阿努比斯神（Anubis）就有着胡狼的头，甚至耶稣基督也常被描绘成羔羊的形象。只不过，古埃及人很容易就能分辨阿努比斯与潜到村子里偷鸡的普通胡狼有何差别，而基督教的屠夫宰羔羊的时候也从不会误认为这是耶稣。

我们常常认为有神论的宗教只是赋予诸神以神格，却忘记宗教把人类也神格化了。在这之前，智人一直只是成千上万名演员当中的一员。但在新的有神论戏剧之中，智人却成了中心角色，整个宇宙围绕着他转。

而同时，诸神则要扮演两个相关的角色。首先，诸神要解释智人到底有什么特别，凭什么要让人类占主导地位，剥削其他一切生物。例如基督教就说，人类之所以能支配其他生物，是因为造物主给了他们这项权力。基督教还说，上帝只给了人类永恒的灵魂。而既然这永恒的灵魂是整个基督教宇宙的重点，而动物又没有灵魂，它们当然就只能扮演临时的角色。于是，人类成为上帝造物的顶峰，而其他所有生物只能待在角落里。

其次，神要负责在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进行调解。在泛灵论的宇宙里，所有角色都能直接沟通。如果你需要美洲驯鹿、无花果树、云朵或岩石给你什么，可以自己直接去谈。但到了有神论的宇宙，所有非人类的实体都沉默了。于是，人类不能再与树木和动物交谈。但这样一来，如果需要果树产出更多果子、奶牛产出更多牛奶、云朵带来更多雨水，以及蝗虫远离你的作物，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神上场的时候了。诸神承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虫病不兴，而人类也要提供一些回报。这就是农业交易的本质。诸神负责保护农业，让农业丰收，而人类则将部分农产品献给诸神。这笔交易对人和神都好，却牺牲了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

在今天尼泊尔巴利雅普村（Bariyapur），信徒每5年会庆祝一次嘉蒂麦女神（Gadhimai）的节日。2009年创下纪录，25万头动物被宰杀献祭给女神。一位当地司机向来访的英国记者解释：“如果我们想要什么，只要带着祭品来这里献给女神，所有的梦想就能在5年之内实现。”

许多有神论神话会解释这笔交易微妙的细节。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就提到，诸神放出大洪水毁灭世界，几乎所有人类和动物都被毁灭。冲动的诸神此时才惊觉，这下没人为他们做奉献了，饥饿和痛苦逼得诸神简直发狂。千幸万幸，还有一个人类家庭存活了下来，这得感谢水神恩基（Enki）的先见之明，他安排信徒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躲在一艘木制的大方舟里，方舟上还载着乌特纳比西丁的亲人，以及各种动物。等到洪水消退，这位美索不达米亚神话里的挪亚便从方舟中现身，第一件事就是将一些动物献祭给诸神。根据史诗说法，诸神立刻冲到现场：“诸神嗅到香气/诸神嗅到美味的香气/诸神如苍蝇群聚在祭品周围。” 至于《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写成时间比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晚了1000多年），同样写到挪亚一出了方舟，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创世记》8：20——21）。

这种洪水故事成为农业世界的奠基神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上一点现代环保的色彩，说这场洪水是在教训人类，要我们知道人类的行为可能会毁掉整个生态系统，而人类要负起保护万物的神圣使命。只是就传统诠释而言，洪水恰恰证明了人类的优越杰出以及动物的毫无价值。在传统诠释中，挪亚虽然奉命拯救整个生态系统，但目的是保护神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动物的利益。非人类的生物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们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

毕竟，当“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就决定“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世记》6：7）。可见《圣经》觉得，为了惩罚智人犯下的罪行，把所有动物都消灭掉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就好像只因为人类不乖，所有长颈鹿、鹈鹕和瓢虫也都不再有意义。《圣经》没能想到另一种情节：耶和华后悔创造了智人，于是把这种罪恶的猿类从地球表面抹去，接着就能享受鸵鸟、袋鼠和熊猫的各种可爱表演，直到永远。

然而，有神论宗教对动物仍然有一些友善的想法。诸神让人有权掌控动物界，但享有权力的同时也要负点责任。例如犹太人就奉命必须让家畜在安息日休息，并尽可能不给它们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只不过，每当发生利益冲突，人类的利益仍然永远高于动物的利益。 ）

在犹太经典《塔木德》里有一个故事，一头小牛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逃掉，求助于拉比犹太教（rabbinical Judaism）的创始人之一——耶胡达·哈纳西拉比（Rabbi Yehuda HaNasi）。小牛把头钻到这位拉比的长袍下，开始哭泣。但拉比把小牛推开，说道：“去吧，你被创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因为这位拉比如此不慈悲，上帝便处罚他，让他生了一场长达13年的痛苦的疾病。直到有一天，仆人打扫拉比的家时发现几只刚出生的老鼠，开始把它们扫地出门。但拉比立刻赶去拯救了这几只无助的小生物，要仆人放过它们，因为“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9）。因为这位拉比展现出对老鼠的慈悲，上帝也就展现了对他的怜悯，治愈了他的疾病。

其他宗教对动物有更大的同理心，特别是耆那教（Jainism）、佛教和印度教等。这些宗教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其他部分密不可分，而且最重要的道德戒律就是不杀生。《圣经》只说“不可杀人”，但古印度的“非暴力”原则却适用于众生。在这方面，耆那教的僧侣特别注意，他们总是用一块白布挡住嘴巴，以免呼吸时不小心杀害小昆虫，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扫把，将路上的蚂蚁或甲虫轻轻扫到一旁。

然而，所有农业宗教（也包括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都有一套说辞，认为人类就是高出一等，剥削利用动物实属正当（就算不是杀生取肉，至少也是获取其乳汁，或是利用其劳力）。这些宗教都声称有一种自然的阶层结构，赋予人类控制和使用其他动物的权力，唯一的条件就是人类要遵守一定限制。举例来说，印度教虽然认为牛是神圣的动物并禁吃牛肉，但仍然能为乳品业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声称牛是一种慷慨的生物，很渴望和人类分享它们产的奶。

因此，人类就这样自己谈成了一场“农业交易”。根据这项交易，某种宇宙力量给了人类控制其他动物的权力，条件是人类要对神、自然以及动物本身履行某些义务。而在农耕生活里，人每天都会感觉宇宙间确实有股力量存在，也就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

狩猎采集者并不觉得自己比其他生物高级，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当时典型的部落大概只有几十人，部落周围却有几千只野生动物，部落能否存活，有赖于理解和尊重这些动物的欲望。负责找食物的人要不断问自己，野鹿想做什么？狮子又会想要什么？否则他们就捕不到鹿，也逃不过狮子的利爪。

但农民却与此相反，他们住在一个由人类梦想及思想控制和塑造的世界。虽然人类仍然逃不脱强大恐怖的天灾（例如台风和地震），但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其他动物的想法了。农场上的小伙子很早就懂得怎么骑马、给牛套上犁、鞭打倔强的驴子，以及把羊赶去吃草。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一定是某种自然秩序，或是上天的旨意。

于是，农业革命既是经济上的革命，也成了宗教上的革命。新的经济关系兴起，新的宗教信念也同时产生，而为残酷剥削利用动物找到了借口。只要哪个现代硕果仅存的狩猎采集部落也开始走向农耕，我们就会再次见证这种古老的过程。近年来，印度南部的纳雅卡狩猎采集者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农耕行为，比如养牛、养鸡、种茶。毫不意外，他们也开始对动物有了新的态度，而且对于家畜及农作物的态度明显与对野生生物不同。

在纳雅卡的语言中，具有独特个性的生物称为“mansan”。例如人类学家丹尼·纳韦问他们的时候，纳雅卡人会说所有的大象都属于mansan。“我们住在森林里，它们也住在森林里。我们都是mansan，还有熊、鹿、老虎也都是，都是森林的动物。”那奶牛呢？“奶牛不一样。到哪里你都得带它们走。”那鸡呢？“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不是mansan。”那森林里的树呢？“算是，它们已经活了这么久了。”那茶树呢？“喔，那是我种的，所以我才能把茶叶卖掉，从店里买我要的东西。它们不算是mansan。”

这样，就把动物从有情感、值得尊重的生命降格为不过是人类的资产，但这种过程并非仅限于牛和鸡，大多数农业社会也开始把不同等级的人视为资产。比如在古埃及、《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和古代中国，都曾将人类当作奴隶，恣意虐待，随意处决。正如农民不会去问牛和鸡对于农场运营的意见，当时的一国之主也不会想到要问问农民该怎样治理国家。此外，每当某些族群或宗教社群起了冲突，常常就是互相指称“不配当人”。先将“他者”称为野兽，之后才能待之以野兽。于是，农场也就成了新社会的原型，有着目空一切的农场主人，比较低等而可以剥削利用的其他动物，可以消灭的外部野兽，以及在一切之上有位伟大的神，对这一切安排给予祝福。

五百年孤寂

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兴起，带来了人与动物关系的第二次革命。在农业革命中，人类已经删去了动植物的台词，让泛灵论的这出大戏只剩下人类与神之间的对话。而到了科学革命，连诸神的台词也被删去。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成了独角戏。人类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间自言自语，不用和任何其他角色谈判妥协，不但得到无上的权力，而且不用负担任何义务。破解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无声的法则之后，现在人类在这些领域可以为所欲为。

远古的猎人到草原上狩猎，会要求野牛的协助，而野牛也有求于猎人。远古的农民希望奶牛产出更多奶，会祈求神的协助，而神也会向农民开出条件。但在雀巢公司的研发部门，穿着白色实验室制服的研发人员想提升奶牛的产奶量，他们的做法是研究遗传基因，而基因不会向他们要求任何回报。

只不过，正如猎人和农民各有自己的神话，研发人员其实也有一套他们相信的神话。他们最有名的神话其实就是无耻地抄袭了知识树和伊甸园的传说，只是把地点搬到英格兰林肯郡的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根据这个神话，有个牛顿坐在一棵苹果树下，而一颗成熟的苹果就这么掉在他头上。牛顿开始想着，为什么苹果是直直落下，而不是往旁边掉或是向上飞？这个疑问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和牛顿运动定律。

牛顿的故事从此颠覆了知识树的神话。在伊甸园里，是由蛇来开场，引诱人类犯罪，而使上帝降怒于人。不管对蛇还是对神来说，亚当和夏娃都只是玩物。但在伍尔索普庄园，人类是唯一的主角。虽然牛顿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花在研读《圣经》上的时间远比研究物理定律要多，但他促成的科学革命却让上帝就此退场。自此之后，牛顿的后来人开始写下他们自己的《创世记》神话，不管是神还是蛇，都再也没有露脸的机会。伍尔索普庄园的运作是基于单纯的自然定律，而想找出这些定律完全是人类自发的行为。虽然故事的开头是有颗苹果掉到了牛顿的头上，但苹果可不是故意的。

在伊甸园的神话里，人类因为好奇希望得到知识，于是遭到惩罚，被上帝赶出天堂。但在伍尔索普庄园的神话里，不但没人惩罚牛顿，情况还正好相反。多亏他的好奇心，人类才能进一步了解宇宙，变得更加强大，并且离科技的天堂又近了一步。全球无数教师传颂着牛顿的神话，鼓励学生要有好奇心，暗示只要我们得到足够的知识，就能在地球上创造出天堂。

事实上，就算在牛顿的神话里，还是有神的角色：牛顿自己就是神。等到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和其他科技的果实终于成熟，智人就会得到神的力量，兜了一圈而再次回到知识树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只不过就是另一个动物物种。农民以为自己是上帝所造万物的顶峰，科学家则要让人类都进化升级为神。

*

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宗教，而科技革命则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以人取代了神。有神论者崇拜的是神，人文主义者则是崇拜人。人文主义的奠基概念认为智人拥有某些独特而神圣的本质，这些本质是宇宙间所有意义和权力的来源。宇宙间发生的所有事，都会以“对智人的影响”作为判断好坏的依据。

有神论以神之名作为传统农业的理由，人文主义则是以人之名作为现代工业化农业的借口。工业化农业将人的需求、想法和愿望视为神圣，至于其他一切则不值一提。像是动物，既然没有人性的高贵，工业化农业自然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甚至是神，既然现代科技已经让人类拥有了超过远古诸神的力量，诸神自然也无用武之地。科技让现代产业对待牛、猪和鸡的方式，甚至比传统农业社会的饲养更为严苛。

在古埃及、古罗马帝国或是古代中国，人类对于生物化学、基因遗传学、动物学和流行病学的认知有限，于是操纵这一切的力量也有限。在那些时候，猪、牛和鸡可以自由地在房前屋后奔跑，从垃圾堆或附近的树林里找出各种可吃的美味。如果有哪个异想天开的农民想把成千上万只动物都关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大概就会爆发致命的流行病，不但能杀死这些动物，可能连许多村民也会遭殃。这时候，任何祭司、巫师或神都无能为力。

然而，一旦现代科学揭开流行病、病原体和抗生素的秘密，工业化的鸡舍、牛栏、猪圈也就成为可能。靠着疫苗、药物、激素、杀虫剂、中央空调系统、自动喂食装置，现在我们能把成千上万的猪、牛、鸡塞进整齐划一的狭小笼子里，用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猪肉、牛奶和鸡蛋。

而近年来，随着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开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忽然之间，我们对于所谓低等生物的命运有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快要变成低等生物了？如果计算机程序拥有了超乎人类的智慧、前所未有的能力，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些程序比人类更重要？举例来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利用人类，甚至为了它自身的需求和欲望而杀死人类？如果你认为就算计算机的智能和力量都远超人类，这种事情还是万万不可，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让人类可以利用或屠杀猪？难道除了有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能力之外，人类还有什么特殊之处让我们与猪、鸡、黑猩猩和计算机程序有所不同？如果觉得人类确实特殊，那么这种特殊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怎么能够肯定，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拥有这种特殊之处？而如果觉得人类并不特殊，那么等到计算机超越了人类的智能和力量，又有什么理由说人类生命有特殊价值呢？究竟，人类最早是怎么变得如此聪明、强大的？而非人类的实体又有多大可能将会超过我们？

下一章将讨论智人的本质和能力，一方面进一步理解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看看人类可能的未来，以及人类与超人类可能有怎样的关系。

1. [1] . ‘Canis lupus’,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3746/1; ‘Fact Sheet:Gray Wolf’,Defenders of Wildlife,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defenders.org/gray-wolf/basic-facts; ‘Companion Animals’,IFAH,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ifaheurope.org/companion-animals/about-pets.html; ‘Global Review 2013’,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s://www.worldanimalprotection.us.org/sites/default/files/us_files/global_review_2013_0.pdf.

2. [2] . Anthony D. Barnosky, ‘Megafauna Biomass Tradeoff as a Driver of Quaternary and Future Extinctions’,PNAS105:1 (2008), 11543–8；关于狼和狮子：William J. Ripple et al., ‘Statu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the World’s Largest Carnivores’,Science343:6167 (2014), 151；Stanley Coren博士认为世界上有大约5亿条狗：Stanley Coren, ‘How Many Dogs Are There in the World’,Psychology Today, 19 September 2012,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canine-corner/201209/how-many-dogs-are-there-inthe-world；关于猫的数目，请见：Nicholas Wade, ‘DNA Traces 5 Matriarchs of 600 Million Domestic Cats’,New York Times, 29 June 2007,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07/06/29/health/29iht-cats.1.6406020.html；关于非洲水牛，请见：‘Syncerus caffer’, IUCN Red List of Threa- tened Species,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21251/0；关于牛的数目，请见：David Cottle and Lewis Kahn, ed.,Beef Cattle Production and Trade(Collingwood:Csiro, 2014), 66；关于鸡的数目，请见：‘Live Animals’,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Statistical Division, accessed December 20, 2014, http://faostat3.fao.org/browse/Q/QA/E；关于黑猩猩的数目，请见：‘Pan troglodytes’,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15933/0.

3. [3] . ‘Living Planet Report 2014’, WWF Global,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f.panda.org/about_our_earth/all_publications/living_planet_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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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1] . Naveh,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11.

第3章

人类的特殊之处

毫无疑问，智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但智人也很喜欢认为自己的伦理地位较为高尚，自己的生命比猪、大象或狼更有价值，而这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真的是拳头大就赢吗？难道因为全体人类的力量大于全体猪的力量，就能说人命比猪命更珍贵？美国国力远胜过阿富汗，难道美国人的命就比阿富汗人的命更有价值？

实际上，美国人的命确实更值钱。一般美国人在教育、健康和安全上得到的金钱投资，远超过一般的阿富汗人。杀死一名美国公民，引起的国际谴责声浪也会远大于杀死一名阿富汗公民。然而，一般人会认为这只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的权力不对等。虽然阿富汗的影响力远不及美国，但阿富汗托拉博拉山里孩子的生命，还是会被认为和美国比佛利山的孩子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如果说人类儿童的生命比小猪的生命重要，我们却希望这不仅是生态上的权力不对等，更希望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人真的就是比较优越。我们智人喜欢告诉自己，人类一定有某些神奇的特质，不仅能让我们有如此伟大的能力，也为我们这种特权地位找到了伦理上的理由。那么，究竟人类特殊之处何在？

传统一神论会说，只有智人拥有永恒的灵魂。虽然身体会衰老、腐烂，但灵魂会踏上通往救赎或诅咒的旅程，不是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就是在地狱承受永远的痛苦。但猪和其他动物没有灵魂，自然也就不会出演这场宇宙大戏，不过就是活个几年，然后就死去，化为虚无。因此，我们与其担心生命短暂的猪，不如多把心思花在人类永恒的灵魂上。

这绝不是幼儿园里逗小孩的童话，而是个非常强大的神话，即使到了21世纪初，仍然不断影响着数十亿人类和动物的生命。就现有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而言，相信人类有永恒的灵魂而动物只有短暂的肉体，可说是这些制度的重要支柱。这就能够解释比如为什么人类能宰杀动物为食，甚至只是为了取乐。

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完全与这个一神论的神话相抵触。科学实验确实也证明了这个神话的一部分：正如一神论宗教所言，动物没有灵魂。经过各种小心研究、仔细审视，科学家并未发现线索证明猪、老鼠或猕猴拥有灵魂。但遗憾的是，同样的实验也影响了一神论神话更重要的第二项假设，也就是人类拥有灵魂。科学家已经让智人做过千千万万种怪异的实验，找遍了人类心脏里的每个角落，看遍了大脑里的每一个缝隙，但仍未发现什么特殊之处。完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人拥有灵魂，猪则没有。

如果只是这样，或许还能说科学家继续找就是了。他们还没找到灵魂，可能只是找得还不够仔细？然而，生命科学之所以质疑灵魂这个概念，并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因为这个概念根本违反进化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虔诚的一神论信徒对进化论恨之入骨。

谁怕达尔文？

2012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智人进化全靠自然选择，并无神的介入；32%认为，人类可能是经过持续几百万年的过程，才从早期生命形式进化成现在的模样，但这一切正是上帝的精心安排；46%则认为，正如《圣经》所言，人是由上帝在过去大约1万年间创造的。就算大学读了三年，也完全不会影响这些看法。同一项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中，46%相信《圣经》里上帝创造万物的故事，只有14%认为人类进化没有神的监督。就算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还是有25%的人相信《圣经》，只有29%相信人类是单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成。

显然，目前学校对于进化的教学成效已经够差了，但还有宗教狂热分子坚持认为根本不该教孩子进化论，或声称应该引入其他观点，比如智能设计论，也就是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某种更高的智能（也称为“上帝”）设计的。狂热分子说：“两种理论都教，再让孩子自己决定。”

为什么进化论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但讲到相对论、量子力学，却似乎一片静悄悄？为什么讲到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的理论时，不会有政客要求该教“其他观点”？毕竟第一眼看来，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沃纳·海森堡的量子力学相比，达尔文的概念实在没什么可怕的。进化论的基础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道理再简单明了不过，甚至可以说有点单调。但相较之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认为人可以扭曲时空、无中生有，某只猫可以同时既是死的也是活的，这简直是在嘲弄我们的一般常识，却没有人站起来说要保护无辜的学童，让他们不要接触这些可笑的想法。究竟为什么？

相对论不会让什么人生气，是因为它并不抵触我们宝贵的信仰。空间和时间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大多数人压根儿就不在乎。如果你说空间和时间可以弯曲，好啊，请自便。弯就弯吧，关我什么事呢？但相较之下，达尔文却会让我们失去灵魂。如果真去理解进化论，就会发现没有灵魂这件事，而这个想法不只会惊吓到虔诚的基督徒或穆斯林，还会吓到许多一般人。虽然他们不见得有任何明确的宗教信仰，但仍希望每个人都有个一生不变的个人本质，甚至在死后也能保存完好。

从字面来看，英文的“individual”（个体、个人）指的就是无法（in-）再分割（divide）的东西。于是，说自己是个“in-dividual”，也就是说我是个完整的个体，而不是由几个独立部分形成的集合。据说这种不可分割的本质就算随着时间过去，也能不增不减、保持原样。我的身体和大脑会不断变化，比如神经元会放电、激素会分泌、肌肉会收缩；我的性格、期望和关系从来不会静止不变，几年或几十年后很有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在一切的最深处，我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同一个人，而且我希望能超越死亡。

不幸的是，进化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可分割、不会改变、所谓永恒的自我本质。根据进化论的看法，所有的生物——从大象和橡树，到细胞和DNA分子——都是由更小、更简单的单位组成的，会不断结合和分裂。大象和细胞之所以会不断进化，正是因为不断有着新的结合和分裂。无法分割或改变的东西，就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而出现。

以人眼为例。人眼就是由许多小的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水晶体、角膜和视网膜等。眼睛可不是横空出世，一现身就备齐了所有部分，而是经过几百万年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化，才成了现在的样子。与距今约100万年前的直立人相比，我们的眼睛和他们的眼睛还是非常相似；与距今约5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相比，相似的地方就已经少了一点；再与1.5亿年前的史前爬虫类相比，已经是天差地别；而与亿万年前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相比，看来已是毫无相似之处。

然而，就算是单细胞生物，其实也有微小的细胞器，能让微生物辨别明暗，向光或背光移动。从这种最原始的传感器进化成现在的人眼，整个过程曲折而漫长，但如果你也有几亿年的时间，当然就能一步一步走完。而要能做到这件事，正是因为眼睛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只要每隔几代，在某个部分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比如角膜曲度大了一点），经过几百万代，就可能进化出人眼来。如果眼睛就是一个完整的实体，无法分成多个部分，就绝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进化成现在的样子。

正因为如此，如果说灵魂是不可分割、永恒不变的，那么进化论无法接受灵魂的概念。一步一步的进化，不可能形成这种实体。自然选择之所以能够形成人类的眼睛，正是因为眼睛可以分成不同部分。然而，灵魂却不能再分出部分。如果说智人的灵魂是从直立人的灵魂一步一步进化而来，到底有哪些步骤？智人的灵魂有哪些部分比直立人的灵魂更发达？然而，灵魂却没办法再分出部分。

可能有人会说，人类的灵魂就不是进化来的，而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的，而且完整无缺。可是，这一天究竟是哪一天？我们仔细审视人类的进化历程，却怎么找都找不出这一天。从古至今的所有人类，都是男性精子使女性卵子受精的结果。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个有灵魂的婴儿会是怎样的。这个婴儿可能很像父母，只不过小孩有灵魂，但父母没有。确实，生物学绝对可以解释小孩角膜曲度比父母大一点的情形，只要有某个基因出现一点点突变就有可能；但要说父母一丝一毫的灵魂都没有，小孩身上却出现了永恒的灵魂，这就不是生物学说得通的事了。难道一次突变（甚至说多次突变也无妨）就足以让某种动物有了一种足以抵抗一切改变，甚至能够超越死亡的本质？

正因为如此，进化论无法解释灵魂的存在。进化就是变化，进化无法产生永恒不变的实体。从进化角度来看，我们最接近人类本质的就是我们的DNA，但DNA分子承载的绝非永恒，而是突变。但这让很多人害怕，宁可不信进化论，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灵魂。

为什么股票交易所没有意识？

另一种证明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的理由，是说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只有智人拥有心灵。心灵（mind）和灵魂大不相同。心灵并不是什么神秘而永恒的概念，也不是像眼睛或大脑之类的器官，而是脑中主观体验（例如痛苦、快乐、愤怒和爱）的流动。这些心理上的体验，就是各种紧密相连的感觉、情感和思想，忽然闪现、立刻消失，接着其他体验又倏然浮现与消散，于电光火石间来了又去。（回想这些体验，我们常常试图把它们分成感觉、情感和思想之类，但事实上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把这种种体验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意识流。心灵与永恒的灵魂不同，心灵可以分成许多部分，又不断变动，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心灵是永恒的。

灵魂是个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的故事。但意识流则相反，这是我们每分每秒都能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再明确也不过，无法怀疑它的存在。也许我们会充满怀疑地自问：“真的有主观体验这种事吗？”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百分百确定自己正在经历着怀疑。

到底是哪些意识体验构成了心流？主观体验有两个基本特征：感觉和欲望。之所以说机器人和计算机没有意识，是因为虽然它们能力强大，却没有感觉，也没有欲望。机器人可能有电能传感器，在电池快没电时向中央处理器发出信号，让机器人移向插座，自己插上插头充电。但在整个过程中，机器人不会有什么感觉。相对的，快要耗尽能量的人类则会感觉饥饿，渴望停止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说人类是有意识的生物，而机器人则不然，逼人工作到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崩溃是一种罪，而让机器人工作到电池耗尽却没有任何道德问题。

那么，动物呢？它们有意识吗？它们有主观体验吗？如果逼一匹马工作，直到它精疲力竭而崩溃，有没有问题？前面已经提过，目前生命科学认为，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以及至少某些爬行动物和鱼类，都具有感觉和情感。但也有最新理论认为，感觉和情感只是生化数据处理算法。既然机器人和计算机处理数据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主观体验，也许动物也是一样？事实上，我们知道就算是人类，也有许多感觉和情感的大脑回路是在人类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处理数据的。所以，或许我们以为动物会有的感觉和情感（像饥饿、恐惧、爱、忠诚）都是无意识的算法，而不是主观体验？

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也支持这种理论。17世纪的笛卡儿认为，只有人类才有感觉和渴望，而其他动物都是没有心灵的自动物（automata），和机器人或自助饮料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有个人踢狗，狗并不会有什么体验。它会自动地退缩，并开始狂吠，但它就像台会自动冲咖啡的饮料机，并不会有什么感觉，或是有什么渴望。

在笛卡儿的时代，一般人都接受这种理论。17世纪的医生和学者会做活狗解剖，观察其内脏器官如何运作，但完全不用麻醉，他们也不会感到不安。在他们眼中，这实在没什么不对的，就像我们把自助饮料机打开，观察一下齿轮和皮带如何运作，哪有什么问题？就算到了21世纪早期，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动物没有意识，而且就算有意识，也是一种与人非常不同、等而下之的意识。

想知道动物究竟有没有像人一样的心灵意识，首先要进一步理解心灵如何运作，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非常困难，但因为也是后续几个章节的重点，值得在此花上一点时间。如果不知道心灵是什么，就不可能完全掌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意味着什么。所以，让我们暂时放下关于动物心灵的问题，先谈谈目前科学对于心灵和意识的认识。我们先将焦点放在研究人类意识的例子上（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稍后再回到动物身上，来看看人类的情形是不是也能套用在这些长了皮毛或羽毛的表亲上。

老实说，目前科学对心灵和意识的理解少得惊人。目前的正统科学认为，意识是由大脑中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的，而这样的心理体验能够完成某些重要的数据处理功能。 然而，大脑里的各种生化反应和电流是怎么创造出痛苦、愤怒或爱等主观体验的，至今仍无解答。或许再过10年或50年，我们会有很好的答案，但这里必须强调：直到2016年，我们仍然无解。

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植入电极和其他复杂的小工具，科学家已经能够肯定大脑中的电流与各种主观体验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甚至是因果关系。只要看看大脑的活动，科学家就能知道你是醒着、正在做梦还是正在熟睡。他们只要在你眼前闪过一张图像，时间稍微超过意识感知的门槛值，就能判断你是否意识到这张图像，而且完全不需要问你问题。他们甚至已经能够找出某个脑神经元与特定的心理内容的关联，比如找出“比尔·克林顿”神经元，或是“荷马·辛普森”神经元。在比尔·克林顿神经元活跃时，看到图像的人就会想到美国第42任总统；如果在这个人眼前出示荷马·辛普森的图像，相应的神经元也必然会活跃起来。

把范围放宽，科学家也知道如果大脑某区域的电磁活动特别活跃，你可能正在生气。而如果这个区域的活动平息了，另一区域又活跃起来，你可能正在体验爱情。而且事实上，科学家已经可以用电流刺激相应的神经元，诱发出愤怒或爱情的感觉。然而，仅仅电子跑来跑去，又怎么会变成一个主观的比尔·克林顿的图像，又或是愤怒或爱情这种主观感受？

最常见的解释认为，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有超过800亿个神经元互相连接，组成无数细密的网络。而在几百亿神经元传递出几百亿电子信号时，主观体验就此浮现。虽然电子信号的传递和接收只是个简单的生化现象，但这些信号的互动却会创造出复杂得多的意识流。我们在许多其他领域也能观察到同样的动态。单一车辆的移动只是个简单的动作，但几百万辆车同时移动及互动，就出现了交通堵塞。单一股票的买卖再简单不过，但几百万股民同时买卖几百万只股票，就可能造成让专家也跌破眼镜的经济危机。

然而，这种解释等于什么都没解释，只不过确认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并未解释为何某个现象（几百亿电子信号从这里到那里）会创造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愤怒或爱情的主观体验）。用其他复杂的过程（例如交通堵塞和经济危机）来类比也有漏洞。究竟为什么会交通堵塞？如果你只看某一辆车，永远都不会明白，因为堵塞是许多车之间互动的结果。A车影响了B车的移动，B车又挡了C车的路，诸如此类。所以，只要你把所有相关车辆的移动状况、彼此互动都对应出来，就能找出交通堵塞的完整解释。问这些移动是怎么导致交通堵塞的，其实并没有意义。因为“交通堵塞”只是人类创出来的一个抽象词语，讲的正是这里所有车辆移动的集合。

但相较之下，“愤怒”并不是我们用来简单描绘几百亿电子信号互动情况的抽象词语。早在人类还不知道任何关于电的知识之前，就已经对愤怒有了非常实际具体的体验。我说“我很生气！”的时候，讲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感受。不管再怎么清楚地描述某个神经元的化学反应如何转变成电子信号，几百亿个类似的反应又转变出几十亿个其他电子信号，还是要进一步问：“那么，这几百亿电子信号结合在一起之后，是怎么创造出我具体感受到的愤怒的？”

当成千上万辆车在伦敦缓慢前进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交通堵塞，但这时候并不会因此创造出某个伦敦的意识，浮在著名的皮卡迪利广场上方，自语道：“老天啊，我有种堵塞的感觉！”当几百万人卖掉几十亿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经济危机，但也不会跑出一个华尔街的幽灵嘟囔着说：“见鬼，我有种身陷危机的感觉。”当几万亿水分子在天空中结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为云，但也不会出现某个云的意识宣告着：“我有种要下雨的感觉。”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有几百亿电子信号在我脑子里运作，就会出现某个心灵的感觉，说“我很愤怒”？直到2016年，我们还是完全无法解释。

因此，如果这项讨论已经让你觉得一头雾水，别担心，同样想不通的人不在少数。就连最优秀的科学家，距离要破译心灵和意识的谜团，也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科学的一个美妙之处就在于，科学家面对未知，可以自由尝试各种理论和猜测，但到头来也可以承认自己就是没找出答案。

生命的等式

科学家并不知道，大脑中电子信号的集合究竟是怎么创造出主观体验的。更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这种现象在进化上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在理解生命时最大的空白。人类有脚，是因为几百万个世代来，我们的祖先要去追兔子，逃离狮子的利爪。人类有眼睛，是因为若干万年来，我们的祖先要看到兔子去了哪儿，狮子又从哪儿来。然而，人类为什么要有饥饿和恐惧这样的主观体验？

不久之前，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主观体验之所以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会感到饥饿或恐惧，根本就懒得再去追兔子或躲狮子了。看到狮子，人为什么要逃？很简单，他被吓到，就逃了。所以，主观体验能够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如今，科学家又提供了更详细的解释。人看到狮子，电子信号便从眼睛传向大脑，刺激某些神经元，神经元又放出更多信号，于是整条线路上的神经元一一受到刺激、放出信号。如果有足够多神经元、用足够快的速度放出信号，指令就能传到肾上腺，让大量肾上腺素传遍全身，心脏也收到指令要跳得快一些，同时在运动中枢的神经元也向腿部肌肉发出信号，让肌肉开始伸展或收缩，于是这个人从狮子旁边逃之夭夭。

讽刺的是，我们越能清楚地描绘这个过程，反而越难解释为何要有各种意识感受。我们越理解大脑，心灵反而越显得多余。如果整个系统就是电子信号从这里传到那里，那我们何必去感觉这种事情？如果就是一连串的电化学反应，从眼睛里的神经细胞一路传到腿部肌肉，何必要在这一连串反应里加入主观体验？主观体验到底有什么作用？骨牌没有任何主观体验，还是能够一块一块自己倒下。那么，为什么神经元要有感觉才能互相刺激，或是告诉肾上腺开始分泌肾上腺素？事实上，在各种身体活动（包括肌肉运动和激素分泌）中，有99%并不需要任何意识感觉。那么，不过就是为了剩下的那1%，为什么神经元、肌肉和腺体就需要去感觉呢？

你可能会说，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灵，是因为心灵能够储存记忆、做出规划，并且自动产生全新的影像和想法，而不只是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例如，一个人看到狮子，并不是直接对这个猎食者自动产生反应，而是先想起一年前有头狮子吃了他的阿姨，于是开始想象自己被狮子撕成碎片的模样，又想到如果这样自己的小孩就没了爸爸。这才是他会逃的理由。确实，很多连锁反应都是从心灵开始，而不是从任何直接的外部刺激开始的。因此，可能某人的心灵中突然出现关于过去狮子攻击人的记忆，而让他开始思考狮子造成的危险。于是他就聚集所有部落成员，大家一起思考有什么新方法能把狮群吓跑。

但等一下，究竟这些所谓的记忆、想象和想法又是什么？它们存在于哪里？根据目前的生物学理论，我们的记忆、想象和想法并不是存在于什么更高层而无形的领域，它们也是几百亿神经元发射出的电子信号。所以，就算我们已经把记忆、想象和想法也纳入考虑，整件事情仍然就是一连串通过数百亿神经元的电化学反应，以肾上腺和腿部肌肉开始活动为结尾。

到底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旅程中，有没有哪个步骤（例如在这个神经元传到下个神经元的那一瞬间）让心灵介入干预，并决定下个神经元要不要放出信号？有没有任何的实质动作甚至是某个电子的移动，是出于“恐惧”这种主观体验，而不是因为前一个电子的运动？如果没有这种运动——每个电子的运动都是因为先前其他电子的运动——那我们究竟为何需要体验到恐惧？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哲学家将这个谜团包裹在一个吊诡的问题中：有什么事是发生在心灵中的，但没有发生在大脑中？如果心灵中的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庞大的神经元网络中，那又何必把心灵独立出来说呢？而如果确实有些发生在心灵里的事，是在实际神经网络之外发生的，它们究竟发生在哪里？假设让我问你，你觉得荷马·辛普森对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有何想法？在这之前，你可能从没想过这件事，所以现在你的心灵就要融合两个过去不相关的记忆，可能想到的画面就是荷马喝着啤酒，看着电视上的克林顿说着“我与该名女子并无性关系”。这种融合究竟发生在何处？

一些脑科学家认为，这种融合发生在许多神经元互动所形成的“球形工作区”。 但在这里，“工作区”只是个比喻。而比喻背后的现实是什么？到底不同信息是在什么地方交会融合的？从目前的理论来看，这肯定不会发生在什么第五维度，而是像两个原本不相连接的神经元，突然开始彼此发送信号。于是，在克林顿神经元和荷马神经元之间长出了新的突触。但如果是这样，这也不过就是两个神经元互相连接的实际事件，我们为什么又需要超越其上的意识体验？

同样这个谜团，我们也可以用数学术语来呈现。目前的看法认为生物就是算法，而算法能用数学公式来呈现。你可以用数字和数学符号写出自助饮料机准备一杯茶的步骤顺序，或是写出大脑发现狮子接近时的一连串反应。若是这样，只要意识体验确实有某些重要功能，应该就能用数学来表示，因为它们正是算法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写出“恐惧”的算法，将恐惧分成一连串的计算，我们应该找到：“就在这里，计算过程第93步，这正是主观体验到恐惧的时候。”但在数学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里，有没有哪种算法中能找到主观体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算法。虽然人类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知识广博，但目前创造出的所有数据处理系统都不需要主观体验就能运作，与痛苦、快乐、愤怒或爱的感受无关。

又或许，我们需要有主观体验，才能够反观自我？在大草原上游荡、计算自己生存和繁衍机会的动物，必须想象出自己的行动和决定，而且有时也要将这种想象传达给其他动物。如果大脑要设想出一个自己如何决策的模型，就会被困在无限的循环中，开始胡言乱语！而跳出这个循环，出现的就是意识。

这种说法在50年前可能听来合理，但到了2016年已经有所不同。包括谷歌和特斯拉在内的几家公司正在设计自动驾驶汽车，而且部分已经上路。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每秒会做几百万次计算，判断其他车辆、行人、交通信号和坑洞等种种因素。自动驾驶汽车能够自动红灯停、绕过障碍，并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而不会感到恐惧。自动驾驶汽车也必须把自己的情况列入考虑，将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传递给周围车辆，因为如果它决定突然右转，必然会影响其他车辆。这种自动驾驶汽车没有半点意识，但开起车来也没有半点问题。自动驾驶汽车并非特例，还有许多其他计算机程序也能自己运作，但都没有发展出意识，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或欲望。

图15 路上的谷歌自动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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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无法解释心灵，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为什么不干脆放弃这个概念呢？在科学史上，已有太多概念和理论被弃而不用。例如，现代早期的科学家想解释光的移动，就设想有一种称为“以太”（ether）的物质充满整个世界，而光是以太的波动。但科学家一直没能找到任何实证证据证明以太存在，反而找到了其他更能解释光的理论。因此，以太的概念就被丢进科学的垃圾堆里了。

同样，几千年来人类曾经用“神”来解释许多自然现象。为什么会有闪电？因为神。为什么会下雨？因为神。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来的？神创造的。但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科学家并没有找到任何实证证据证明神的存在，反而对闪电、下雨和生命的起源有了更详细的解释。因此，现在除了几个哲学子领域之外，在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上，已经不会出现真心相信神存在的文章。历史学家不会说同盟国是因为有神相助才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学家不会认为是上帝造成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地质学家也不会说板块运动是神的旨意。

而“灵魂”这个概念也是如此。成千上万年来，我们相信自己所有的行为和决定都由灵魂做出。但因为找不到任何支持的证据，而且又出现了其他更详细的理论，所以生命科学已经抛弃了灵魂的概念。就个人而言，许多生物学家和医生仍然可能相信灵魂的概念，但他们绝对不会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以此为题。

或许，“心灵”的概念也会像灵魂、神和以太一样，被丢进科学的垃圾堆？毕竟，没有人曾经用显微镜看到过所谓痛苦和爱情的体验，而且我们对于痛苦和爱情已经有非常详细的生化解释，不再有主观体验的空间。然而，心灵与灵魂（以及心灵与神）之间仍然有个关键的差异。说有永恒存在的灵魂，完全是个臆测；但对于痛苦的体验，则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的现实。如果我踩到一枚钉子，百分之百会感觉到痛苦（就算至今我对此无法提出科学的解释）。相较之下，如果伤口感染，让我因为坏疽而丧命，我的灵魂能不能继续存在，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虽然灵魂是个很有趣且让人轻松的说法，我也很乐意相信，但我就是无法直接证明它的真实性。而像是疼痛和怀疑之类的主观体验，因为所有科学家自己也会不断体验到，所以他们也无法否认这些体验的存在。

另一种要抛弃心灵和意识概念的做法，则是从否认其实用性入手，而不是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包括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斯坦尼斯拉斯·德哈纳（Stanislas Dehaene）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所有相关问题都可以从研究大脑活动来解答，完全用不到主观体验的概念。这样一来，科学家就可以再也不必用到“心灵”“意识”和“主观体验”这几个词了。然而到下面的章节我们就会看到，现代政治和道德就是建筑在主观体验的概念之上的，而且讲到各种道德上的困境，很难只用大脑活动的说法来圆满解决。举例来说，虐待或强奸有什么错？如果从纯粹的神经学角度来看，一个人遭到虐待或强奸，不过是脑中出现某些生化反应，某些电子信号从一些神经元传到另一些神经元而已。这有什么关系呢？大多数现代人之所以对虐待和强奸有道德上的质疑，正是因为其中涉及主观体验。如果哪个科学家说主观体验无关紧要，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不引用主观体验的情况下，解释为什么虐待或强奸是错的。

最后，也有一些科学家虽然承认意识是真实的，也可能有极高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但认为这在生物学上没有任何用处。也就是说，意识是大脑某些程序制造出来但没有用途的副产品，就像飞机的喷气发动机会发出隆隆巨响，但噪声并不会推动飞机前进。人类并不需要二氧化碳，但每次呼吸都让空气里的二氧化碳更多。同样，意识可能就是在复杂的神经网络信号传送之后造成的心理污染，没有任何功用，就是存在那里罢了。如果确实如此，也就是说这几百万年来，几十亿生物所经历的痛苦和快乐只是一种心理污染。这绝对是个值得思考的想法，虽然可能并不正确。但这也让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当代科学在今天要解释“意识”，这竟然已经是目前最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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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生命科学看这个问题的角度错了？生命科学认为生命就是用来处理数据的，而生物体就是进行运算和做出决定的机器。然而，把生物体类推成算法可能是个误导。19世纪，科学家把大脑和思想比作蒸汽发动机。为什么用蒸汽发动机做比喻？因为当时那就是最先进的科技，能够推动火车、轮船和工厂，所以要解释生命的时候，他们也相信应该采用类似的原则。于是，他们相信心灵和身体就像是由各种管道、汽缸、阀门和活塞构成的，能够蓄积和释放压力，从而做出各种运动和行为。这种想法甚至也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影响甚深，至今仍有很多心理学术语来自机械工程。

举例来说，让我们看看弗洛伊德的以下主张：“军队会控制士兵的性冲动，以推动军事上的攻击性。军队招募的就是性冲动达到顶峰的年轻男子，而又限制士兵通过性活动释放压力的机会，于是让压力在士兵体内不断累积。军队接着会将这种被抑制的压力重新导向，并允许压力以军事攻击的形式释放。”这根本就是蒸汽发动机的运作原理。先将沸腾的蒸汽限制在一个密闭容器内，让蒸汽压力不断累积，直到突然打开阀门，让压力往预定的方向释放，就能用来推动火车或纺织机。不只是在军队，我们在各种活动领域都常常抱怨觉得心里有股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能找个方法释放压力，就快要爆炸了。

到了21世纪，再说人类心理就像蒸汽发动机，可能听来有点幼稚。而既然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这项更为复杂的科技，也就开始将人类心理比喻成处理信息的计算机，而不再说是调节压力的蒸汽发动机。但就算是这个新的比喻，也可能其实一样太过天真。毕竟，计算机没有心灵。就算程序出了问题，它们也无可奈何；专制政权把整个国家的网络切断，互联网也是不痛不痒。所以，我们又为什么要用计算机来作为理解心灵的比喻呢？

话又说回来，我们真能确信计算机没有感觉或欲望吗？而且就算它们现在真的没有，或许某天变得足够复杂之后，也可能发展出意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我们又要如何面对？等到计算机取代了公交司机、老师、心理医生，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真有感情，还是这只是无意识的算法集合？

讲到人类，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分辨“有意识的心理体验”和“无意识的大脑活动”有何差别。虽然我们距离理解意识还很远，但科学家已经成功找出意识的一些电化学特征。科学家的做法是先假设，如果人类说现在自己有意识，就是真的有意识。基于这种假设，科学家就能开始观察脑波，看看有哪些脑波只会在人类有意识时出现，而无意识时绝不会出现。

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判断看似成为植物人的中风患者究竟是完全失去了意识，还是只是失去控制身体和语言的能力。如果患者的大脑显示出有意识的脑波特征，很有可能虽然患者不能行动或言语，但其实仍有意识。事实上，医生最近也已经开始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和这样的病人进行沟通。医生会问病人是非题，告诉他们如果想要答“是”，就想象自己在打网球，如果想要答“否”，则在脑中想着自己家的位置。如果病人想的是打网球，运动皮层就会变得活跃（也就代表他想答“是”）；而如果活跃的是负责空间记忆的大脑区域，也就代表病人想答“否”。

这套方法用在人类身上很方便，但用在计算机上又如何？由于计算机是以硅为基础的，而人类的神经网络是以碳为基础的，两者架构大不相同，因此人类意识的特征很可能无法套用。我们似乎陷入一个死循环。一开始，我们相信人类说自己有意识的时候就是真的有意识，然后我们就能找出人类意识的脑波特征，接着就能用这些特征来“证明”人类确实有意识。但如果人工智能也说自己有意识，我们应该相信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答案。早在几千年前，哲学家就已经发现，没有办法明确证明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具有意识。而且就算只把范围限制在其他人类，我们也只是假定他们有意识，而无法真正确定。搞不好，其实全宇宙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而其他所有人类和动物都只是没有心灵的机器人？或许，是我在做梦，而遇见的每个人都只是我梦里的角色？又或许，我是被困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看到的一切都是虚拟的？

根据目前的科学定论，我所体验到的一切都是脑电活动的结果，所以理论上确实能够模拟出一个我完全无法与“真实”世界分辨的虚拟世界。一些脑科学家相信，在不太远的未来，我们就能做到这种事。也有可能，你已经身在这样的世界里了？搞不好今年实际上是2217年，你是个穷极无聊的青少年，泡在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里，正在模拟21世纪早期这个原始却又令人兴奋的世界。只要你一承认这种事情确有可能，数学逻辑就会把你带向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因为只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可能的虚拟世界无穷无尽，所以你所在的这个世界碰巧是真实的可能性实际上接近于零。

这个知名而难缠的问题称为“他心问题”（Problem of Other Minds），到目前为止所有科学突破都还无法克服这个问题。目前学者对此提出的最佳测试方法称为“图灵测试”（Turing Test），但这项测试其实只能测试社会常规。图灵测试认为，想判断某台计算机算不算具备心灵，做法是安排测试者同时和计算机及另一个真人沟通，而测试者不知道哪个是计算机，哪个是真人。测试者可以向计算机和真人任意问问题、玩游戏、辩论，甚至是调情，而且时间长短不限，然后再来判断哪个是计算机，哪个是真人。如果测试者无法决定，或根本选错，就等于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我们应该认定它具有心灵。但当然，这种测试并不能作为证明。承认其他心灵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社会和法律惯例。

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于1950年发明，图灵可以说是计算机时代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一个同性恋，但当时同性恋在英国属于违法，于是他在1952年被判犯有同性恋行为，并被迫接受化学阉割。两年后，他自杀身亡。图灵测试其实就是复制了每个同性恋男子在1950年英国必须通过的日常测试：你能装成一个异性恋吗？图灵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就知道，你究竟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根据图灵的看法，未来的计算机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男同性恋者，计算机究竟有没有意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会怎么想。

实验室大鼠的抑郁生活

了解了心灵的概念，也发现我们所知竟如此有限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问题：动物是否具有心灵？包括狗在内的一些动物，想必能够通过修改版的图灵测试。因为当人类想要确定某个实体是否具有意识时，会寻找的不是数学能力或是记忆能力，而是能否与人类建立情感关系。人类有时候痴迷于某些东西，比如武器、汽车甚至内衣裤，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依附，甚至变成恋物癖。但这些依附只是单向的，并不会形成关系。但对大多数狗主人来说，狗能够成为他们的伙伴，与他们建立情感关系，就足以让他们相信狗并不是没有心灵的自动物。

但这对怀疑论者来说还不够，他们会说情感也只是算法，而目前所有已知的算法无须意识便能运作。就算动物展现了复杂的情感行为，我们仍然无法证明这绝对不是极度复杂但无意识的算法所为。当然，这种说法也能应用到人类身上。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做实验的时候说自己有意识），理论上也都有可能是无意识的算法所为。

然而就人类而言，只要某个人说自己有意识，我们却全盘接受。根据这项最小的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找出意识的脑波特征，并用来有系统地判别某个人是处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状态。而既然动物的大脑有许多特征和人脑相似，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意识的脑波特征，也就有可能判断其他动物究竟有没有或是在何时具有意识。如果某只狗的大脑显示出与有意识的人脑类似的脑波特征，将会是很有力的证据，证明狗也有意识。

对猴子和老鼠的初步测试表明，至少猴子和老鼠的大脑确实显示出了意识的脑波特征。 但考虑到动物大脑和人类大脑仍有差异，而且我们距离破译所有意识的秘密还有一大段距离，可能需要再过几十年，才能真正开发出具有决定性的测试。与此同时，究竟该由哪方来负责举证？我们到底是该先把狗视为无意识的机器，直到证明并非如此为止，还是要把狗看作像人类一样有意识，直到出现令人信服的反证为止？

2012年7月7日，许多神经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权威专家齐聚剑桥大学，签署《剑桥意识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其中提到：“各种证据均指出，非人类动物拥有构成意识所需的神经结构、神经化学及神经生理基础物质，并且能展现出有意图的行为。因此，证据已充分显示，负责产生意识的神经基础物质并非人类所独有。非人类动物，包括所有哺乳类动物、鸟类，以及章鱼等其他生物，均拥有这些神经基础物质。” 因为仍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这项宣言只差一步，并未直接说出其他动物也具有意识。尽管如此，这确实已经让举证责任转向了另外一方。

为了响应科学界的转向，2015年5月，新西兰议会开全球国家先例，通过《动物福利法修正案》（Animal Welfare Amendment Act），在法律上承认动物也像人类一样具有情感。该法规定，从此必须认识到动物具有情感，因此在畜牧等情境下，必须适当维护动物的福利。在一个羊多于人的国家（3000万vs 450万），这项声明影响重大。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已经通过类似的法案，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将跟进。

许多企业同样已认识到动物也有情感，但这常常反而让动物落入不愉快的实验室实验。例如，制药公司经常使用大鼠来测试抗抑郁药物，在一种常见的实验计划中，需要取100只大鼠（以求统计可信度），分别放进装满水的玻璃管内。这些大鼠会一次又一次努力想爬出玻璃管，但都无法成功。经过15分钟之后，大多数都会放弃努力，只是漂在管子里，对周围情况漠然置之。

接着，另外取100只大鼠，同样丢进玻璃管，但这次会在14分钟后、当它们快要绝望之时，把它们捞出来，擦干、给食物、让它们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丢回管子里。第二次，大多数大鼠都能撑上20分钟之后才放弃。为什么这次多了6分钟？因为过去曾有成功的记忆，触动大脑释放某些生化物质，让大鼠觉得又有了希望，而延迟了绝望的时间。只要我们能找出这种生化物质，就可能找到人类的抗抑郁药物。只不过，大鼠的脑中随时都有许许多多种化学物质，怎样才能知道究竟是哪一种有抗抑郁作用？

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更多组没接受过这项实验的大鼠，在找出认为可能是抗抑郁成分的化学物质之后，每一组注入不同的化学物质，然后把它们丢进水里。譬如注射化学物质A的组别仍然只撑了15分钟，就可以把物质A从可能清单上画掉。如果注射化学物质B的组别撑了20分钟，这下就可以告诉首席执行官和股东，你们可能中了大奖。

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已经跳出来，认为这段叙述把大鼠讲得太人性化了，实在是想得太多。他们认为，大鼠既不会感觉到希望，也不会感觉到绝望，虽然有时候它们动作很快，有时候在原地不动，但它们并不会有任何感觉，而只是受无意识的算法驱使而已。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实验又有何意义？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就是为了诱发改变，而且不只是改变人类的行为，更要改变人类的感觉。客户找到心理医生，说：“医生，想想办法让我别这么抑郁吧。”他们不是让医生用机械刺激使他们就算心情低落仍然动作灵敏，而是要感觉很开心。如果制药厂觉得用大鼠做实验有助于开发这样的神奇药丸，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认定了大鼠的行为也带有人类的情感。事实上，这正是各家精神医学实验室认同的前提。

图16 左图：大鼠抱着希望，挣扎着要逃离玻璃管 右图：大鼠已经放弃希望，漠然地漂在玻璃管中

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

另一种认为人比其他动物优越的论点，虽然已经接受老鼠、狗或其他动物也有意识，但认为它们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这些动物可能会感到沮丧、快乐、饥饿或满足，但并没有自我的概念，并不知道自己所感受到的沮丧或饥饿属于这个称为“我”的实体。

这种想法非常普遍，但言不及义。显然，如果一条狗觉得饿了，它叼起的肉就是要给自己吃的，而不是要去喂另一条狗。让一条狗去闻闻附近其他狗尿过的树，它也会立刻知道这气味究竟是自己的、隔壁那条可爱的拉布拉多的，还是某条陌生的狗的。对于自己、交配对象或是敌人的气味，狗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 这样一来，哪能说它们没有自我意识？

这种主张有个更复杂的版本，说的是自我意识可分成不同程度，只有人类知道自己是个有着过去和未来的长久延续的自我，或许是因为只有人类可以用语言来思考过去的经验以及未来的行动。其他动物则只能活在当下，就算它们似乎还记得过去或是在规划未来，也只是在对当下的刺激或瞬间的冲动做出反应。 举例来说，松鼠会贮藏坚果过冬，并不是因为它记得自己去年冬天饿了肚子，也不是为了未来着想，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它并不知道这种冲动来自何处、有何目的。正因为如此，就算那些从来没遇过冬天，当然也不可能记得冬天的年轻松鼠，也会在夏天贮藏坚果。

然而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讲到要对过去或未来有意识，会觉得语言是个必要条件。只是因为人类用语言这么做，其实算不上是什么证明。人类也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恐惧，但其他动物不靠语言就能感受甚至表达出爱和恐惧。事实上，人类自己也常常在不用言语表达的情况下，意识到过去和未来的事件。特别是在梦境里，我们可以不用语言就了解整个叙事情境，而醒过来之后要用语言重述却变得非常困难。

许多实验指出，至少某些动物（包括鹦鹉和灌丛鸦等鸟类）确实能够记得一些个别事件，并且也能有意识地未雨绸缪。 但这一点永远无法真正证明，因为不管动物表现出多么复杂的行为，怀疑论者永远可以说这只是出于动物脑中无意识的算法，而非出于心中有意义的想法。

要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以瑞典富鲁维克动物园（Furuvik Zoo）的雄性黑猩猩桑蒂诺（Santino）为例。它为了在兽栏里不那么无聊，就想出一个刺激的新嗜好：向动物园的游客丢石头。这个行为本身并不特殊，黑猩猩生气的时候，投掷石头、木棒甚至排泄物都是常有的事。只不过，桑蒂诺还会事先准备。一大早，动物园还没开放，游客还没入场，桑蒂诺已经开始收集石头，堆成一堆，看起来淡定得很。导游和游客很快就知道要对桑蒂诺多加提防，特别是它站在那堆石头附近的时候，这样，它就比较难找到攻击目标了。

2010年5月，桑蒂诺又出了新招。一大早，它就从睡觉的地方把稻草捆搬出来，放在游客通常聚集观看黑猩猩的墙边。然后，它再把收集到的石头藏在稻草下。大概一个小时后，第一批游客走近，桑蒂诺仍然看似平静，没有任何被激怒或是侵略性的迹象。但等到游客一走进桑蒂诺有把握的范围，它就突然拿出藏好的石头攻击游客，把游客吓得四处逃窜。2012年夏，桑蒂诺更是加速提升军备，除了把石头藏在稻草下，还会藏在树上、建筑物里，以及其他一切方便好藏的地方。

但就连桑蒂诺的例子，也无法让怀疑论者信服。早上7点，桑蒂诺开始到处收集石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确定它在想象着中午拿来向人投掷很有趣？会不会桑蒂诺也是被某种不自觉的算法驱动，就像年轻的松鼠即便未曾经历冬天，也知道要贮藏坚果？

同样，怀疑论者会说，就算雄性黑猩猩攻击某个几周前伤害它的对手，也并不是真的在报先前的仇，只是一时间觉得愤怒、无法克制。母象如果看到狮子威胁它的小象，会冒生命危险冲向前去，并不是因为它记得这是它深爱而且照顾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只是天生对狮子有着深不可测的敌意。狗在主人回家时兴奋不已，并不是因为认出这就是从小养它、抱它的人，只是没有理由地很开心罢了。

对这些说法，我们既无法证明为真，也无法证明为假，因为这其实就是他心问题的变化版本。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需要意识的算法，所以不管动物做了什么，都可以视为无意识的算法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记忆和计划。所以，其实桑蒂诺的例子和前面一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举证责任。对于桑蒂诺的行为，最可能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该假设它就是有意识地对未来做规划，而想反对的人才该想办法提出反证？或者，我们应该假设黑猩猩是由一种无意识的算法驱动，它只是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冲动，要把石头藏在稻草下面？

而且，就算桑蒂诺不记得过去，也不会想象未来，难道这就代表它缺乏自我意识吗？毕竟，如果有个人既不忙着回忆过去，也不赶着梦想未来，我们还是会认定他有自我意识。举例来说，妈妈看到自己刚会走路的小宝贝要晃到大马路上了，她可不会先想想过去还是未来，而是会像那头母象一样冲过去救孩子。这种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把对大象的那一套拿来用在她身上，说“妈妈赶去救孩子脱离危险时，其实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只是一时的冲动”？

同样，想想年轻情侣第一次约会热吻、士兵冲入猛烈炮火抢救受伤的战友、艺术家激情落笔绘出杰作，这些人都不可能忽然暂停，思考一下过去和未来，但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缺乏自我意识，而且比不上那些吹嘘着自己的过去成就和未来计划的政客选举演说？

聪明的马

2010年，科学家做了一项难得感人的大鼠实验。他们将一只大鼠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再把笼子放进一个大得多的实验箱，然后让另一只大鼠在实验箱里自由走动。被关在笼子里的大鼠发出痛苦的信号，结果自由的大鼠也表现出焦虑和压力。大多数情况下，自由的大鼠会试着拯救被关的同伴，并且试了几次之后，通常都能成功打开机关，把被关的大鼠放出来。研究人员接着把实验再做一次，但这次在大实验箱里放了巧克力。现在那只自由的大鼠有两种选择：放出被关的同伴，或是自己独享巧克力。许多大鼠都会选择先放出同伴，再共享巧克力（不过也有的会比较自私，或许证明某些大鼠就是比较坏）。

怀疑论者全盘否认这些结果，认为自由的大鼠放出同伴不是因为同情，只是希望阻止烦人的求救信号。大鼠的做法是因为感觉到不愉快、想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理由。或许是这样吧，但同一套原理完全也可以套用到人类身上。如果我给乞丐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看到乞丐令我不悦，于是做出这种反应？我到底是真正关心乞丐，还是只想让自己好过点？

本质上，我们人类和大鼠、狗、海豚或黑猩猩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正如它们，我们也没有灵魂。正如我们，它们也有意识，有着充满感觉和情感的复杂世界。当然，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质和能力，每个人类也有自己独特的天赋。然而，我们也没有必要为动物强加人性，觉得它们就像长了毛的人类。这种做法不仅在科学上说不过去，也让我们无法真正从动物的立场来给予它们理解和评价。

20世纪初，德国有匹名马叫“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它在德国许多城镇村庄巡回表演，不仅德语水平非同凡响，数学能力更是惊人。如果有人问它：“汉斯，4乘3是多少？”汉斯就会用马蹄点地12下。有人用文字写给它看：“20减11是多少？”汉斯也会展现普鲁士人的一丝不苟，点地9下。

1904年，德国教育部门组成特别科学委员会，由一名心理学家牵头调查这件事。委员会的13名成员（其中包括一位马戏团经理和一名兽医）认为这一定是个骗局，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出任何不实之处。就算把汉斯与主人分开，由完全的陌生人问它问题，汉斯仍然多半都能答对。

直到1907年，心理学家奥斯卡·方斯特（Oskar Pfungst）进行了另一项调查，终于查出真相。原来，汉斯之所以能给出正确解答，靠的是观察提问者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如果有人问汉斯3乘4是多少，它从过去的经验知道，提问者心中会期待它点蹄点到一定次数。于是它开始点着，并且仔细观察提问人。随着汉斯慢慢接近答案，提问人会越来越紧张，并在它点到正确数字时达到顶峰。汉斯知道的是如何从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看出这一点。于是它就停下来，看着原本的紧张变成难以置信或是哈哈大笑。于是汉斯知道，自己又答对了。

常有人用聪明的汉斯作为例子，告诫不该误以为动物有人性，或高估它们有什么惊人的能力。但事实上，这里教我们的一课却正好相反。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们为动物强加人性，反而低估了动物的认知能力，也忽略了其他生物独特的能力。确实，汉斯在数学方面绝对算不上有什么才能，任何8岁小孩的算术能力都比它强。但如果谈到从肢体语言来推断情感和意图，汉斯就是个真金实银的天才了。如果有个瑞典人用我不懂的瑞典话问我4乘3是多少，我绝不可能光看他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就用脚点出正确的12下。聪明的汉斯之所以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马匹通常就是用肢体语言相互沟通的。但汉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成功解读了同类的情感和意图，还看穿了原本不熟悉的人类。

如果动物真那么聪明，为什么现在不是马在驾人拉车、大鼠用人做实验、海豚赶人跳火圈？智人一定有什么独特的能力，才让自己主宰了其他所有动物。我们已经推翻了过去的自以为是，知道智人并非高高在上、与其他动物有根本上的不同，也没有灵魂或意识等与众不同的本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现实，正视究竟是什么生理或心理能力让人类取得优势。

图17 1904年，聪明的汉斯正在表演

多数研究提到，智力和制作工具是人类兴起的关键。虽然其他动物也会制作工具，但人类在这一点上的能力无疑远远胜出。可是说到智力，就没有那么明确了。虽然有一整个相关产业致力于智力的定义和评估，但距离达成共识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幸好，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踏入这个雷区，因为不管如何定义智力，显然仅靠工具和智力智人仍然不足以征服世界。根据智力的大多数定义，人类在大约1万年前就已经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也是工具制作的冠军，人类却仍然只是一种不重要的生物，对周围的生态系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显然，除了智力和制作工具之外，他们还缺了某种关键因素。

或许，人类之所以最后能主宰这个星球，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第三个因素，而是因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都提升了？看来不然，因为翻阅历史，个人的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与人类物种的能力提升并没有直接关系。两万年前的一般智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可能都要超过一般现代人的水平。现代学校和雇主虽然经常会测试我们的能力倾向，但不管测出来结果多差，福利国家仍然会保障个人的基本需求。而在石器时代，自然选择会每天24小时测试你，而且在数不尽的测试中，只要有一项不过关，你就可能立刻毙命。然而，虽然我们石器时代祖先制作工具的能力更优秀、头脑更清晰、感觉更敏锐，但两万年前的人类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在这两万年间，人类从原本用石矛头的长矛来猎杀猛犸象，进化到能制造宇宙飞船探索太阳系，并不是因为人的双手变得更灵巧了，也不是因为大脑进化得更大了（事实上，现代人的大脑似乎还小了一些）； 我们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让许多人类团结起来的能力。 如今人类完全主宰地球，并不是因为单个人比单个黑猩猩或狼更聪明，或是手指更灵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智力和制造工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大脑再聪明、手脚再灵活，到现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击铀原子。

如果说合作是关键，那么蚂蚁和蜜蜂早于人类几百万年就已经学会了集体合作，为什么没能早早统治人类？原因在于它们的合作缺乏灵活性。蜜蜂的合作虽然非常复杂，但它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造其社会制度。举例来说，如果蜂巢面临突如其来的威胁或机会，蜜蜂并没有办法把蜂后送上断头台，改制为蜜蜂共和国。

大象、黑猩猩等有社交能力的哺乳动物，虽然合作起来比蜜蜂更灵活，但它们的朋友与家人数量都太少。它们的合作以彼此认识为基础；如果你我都是黑猩猩，而我想跟你合作，就必须真的认识你、知道你是只怎样的黑猩猩：你究竟是猩格高尚，还是猩品低下？如果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跟你合作？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与无数陌生个体进行非常灵活的合作。正是这种实际具体的能力，决定了为何目前主宰地球的是人类，而不是什么永恒的灵魂或是独有的意识。

革命万岁！

历史已经提供充分证据，点出大规模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这不只适用于人与动物的争斗，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此，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更大或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有效。纵观历史，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是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导无序大众。例如在1914年，为数仅300万的俄国贵族、官员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过1.8亿农民和工人。俄国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但那1.8亿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事实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这1.8亿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

想掀起一场革命，只靠人数绝对远远不够。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结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动作。如果你想发动一场革命，不要问：“有多少人会支持我的想法？”而是要问：“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够有效合作？”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引爆点并不是1.8亿农民起身反抗沙皇，而是一小群共产主义者在对的时间站到了对的位置上。当时俄国中上阶层人数至少有300万人，但共产主义者仅有23000名。 然而，共产主义者组织精良，当俄国的权力从沙皇老朽的掌握与克伦斯基（Kerensky）临时政府同样颤抖的指间滑落时，他们一把接起，紧紧握住。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撤回了保护伞，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到了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经再也无望取得外援，邻近国家掀起的革命更像是给反对阵营一剂强心针。而且，罗马尼亚共产党本身也开始分裂，不同的阵营互相攻击。温和派希望拉下齐奥塞斯库，然后开始改革，以免无法挽回。最后，齐奥塞斯库自己安排了在布加勒斯特的集会，还安排了电视直播，让反对派把握住了绝佳机会集结力量，反抗齐奥塞斯库。想让革命星火燎原，哪有比电视直播更快的办法？

然而，虽然权力已经从掌权者手中滑落，却不是由广场上的群众来承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却不知道该怎样组织起来。因此，权力又来到了一小群政治玩家的手中，他们唯一有的就是良好的组织能力。于是，罗马尼亚革命就这样被自称“救国阵线”的组织所窃据，而这实际上就是温和派的烟幕弹。救国阵线与当时的集会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关系，而是一群中层党政官员，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宣传部长扬·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领导。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同志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家，抓紧每只可用的麦克风，宣称自己是改革的领导者，再通过他们长久以来的经验和亲信网络，控制国家、侵占资源。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几乎一切都归于国有。但到了民主的罗马尼亚，却迅速将一切资产私有化，再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前政府高官；只有这些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合作互谋其利。控制着国家基础设施和天然资源的国营公司，被以特价出售给前政府高官，同时基层官员也能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房屋和公寓。

伊利埃斯库自己当了罗马尼亚总统，他的同事们则成了部长、国会议员、银行董事、亿万富翁。直到如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新罗马尼亚精英分子，仍然大多是前政府高官及其家属。别人吃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场抗议的群众却只能喝汤，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2011年的埃及革命也是同样的命运。1989年电视所扮演的角色，到了2011年由脸谱网和推特接手。在新媒体协助下，群众得以协调整合，让成千上万的人潮在对的时间淹没街道和广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然而，要把10万人带到解放广场是一回事，要真正抓紧政治机器的操纵杆，在正确的房间握到正确的手，让国家有效运作，又是另一回事。因此，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示威者无力填上那个空缺。埃及只有两个组织拥有足以治国的组织能力：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因此，这场革命先被穆斯林兄弟会窃据，最后被军队劫持。

比起过去的独裁者，或是开罗和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者，不管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还是埃及的军事将领，都算不上真的比较聪明或手指更为灵巧。他们的优势只在于合作灵活。一方面，他们的合作效率高于群众；另一方面，比起顽固的齐奥塞斯库和穆巴拉克，他们也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

在色情与暴力之外

如果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大规模灵活合作，这又破坏了我们认为人类比较神圣的信念。我们希望人类真的是特殊的，值得拥有各种特权。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会指出人类的各种惊人成就：我们修建了金字塔和长城，我们解开了原子和DNA的结构，我们还抵达了南极，登上了月球。如果说这些成就源于每个人类都有的某种独特本质（例如不朽的灵魂），那要说人类生命有神圣之处，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因为这些成就其实都是大规模合作的结果，就很难再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如此敬重。

整个蜂巢的能力会远大于单只蝴蝶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只蜜蜂比单只蝴蝶更神圣。人类远比黑猩猩懂得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因此人类将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而黑猩猩只能在动物园向游客扔石头。但难道这就让人类变得更高级？

也许吧，但要看到底为什么人类之间可以配合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打造出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对于黑猩猩、狼和海豚等有社会关系的哺乳动物，社交合作大多以彼此认识为基础。以黑猩猩为例，它们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识、建立起社会阶级之后，才有可能一起去猎食。因此，黑猩猩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社会互动、权力斗争。如果两只不认识的黑猩猩碰到一起，通常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会互相咆哮、扭打或是尽快逃离。

但倭黑猩猩则有些不同。倭黑猩猩常常用性行为来舒解压力，建立社会联结。所以并不意外，它们之间同性性行为也是稀松平常。如果两群互不相识的倭黑猩猩碰到一起，一开始会先表现出恐惧和敌意，丛林里吼叫和尖叫声不绝于耳。但很快，其中一群的雌性倭黑猩猩会走出来，邀请陌生的倭黑猩猩别打了，来做爱吧。通常另一方都会接受这项邀请，于是不到几分钟，原本可能的战场就成了欢场，倭黑猩猩用各种姿势性交，甚至还会倒吊在树上。

智人同样很了解这些合作技巧，有时候会组成黑猩猩那种权力阶级，也有时候像倭黑猩猩一样用性爱巩固社会联结。但不管是打斗还是交配，只靠个人认识仍无法构成大规模合作的基础。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办法绝不可能是邀请希腊政治家和德国银行家来大打一架或是云雨一番。研究指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智人能够真正熟识的对象不超过150人。 不管人类靠什么打造出了大规模合作网络，总之绝不是仅靠个人熟识而已。

对于想靠实验来破解人类社会秘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来说，这实在是个坏消息。由于组织和经费因素，绝大多数实验对象都只是个人或小型群体。然而，想用小群体的行为来推断大众社会的动态，风险实在很高。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运作方式从根本上就和100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

让我们用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例。这项实验通常有两名参与者，其中一人会得到100美元，可以自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参与者。他可能会全留、分成两半，或是把大多数给对方。而另一位参与者只有两个选项：接受或拒绝。如果他拒绝对方的分法，两人都得两手空空地回家。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计算器。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自己留99美元，只给对方1美元，而且他们也认为对方会接受这样的分法。毕竟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1美元，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另一位参与者拿到99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和课堂上，从未冒险进入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人，只要拿的钱太少就会拒绝，理由就是“不公平”。他们宁愿不拿这1美元，也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因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很少有人会给对方太少。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平分，或是让自己得点小好处，比如给对方30美元或40美元。

最后通牒博弈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建立起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智人的行事并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数学逻辑，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只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短期来说，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但长期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温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观察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结果同样支持这种观点。大多数部落都很重视公平，如果猎人猎到一头肥鹿回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黑猩猩也是如此。如果有一只黑猩猩杀了一头小猪，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会聚在一旁伸出手来，而且通常都会拿到一份。

在最近的另一项实验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将两只卷尾猴关在相邻的笼子里，两只都能看到对方的一切活动。德瓦尔和同事在每个笼子里都放了一些小石头，训练这些猴子把石头交给研究人员。每次猴子拿一块石头给他们，就会得到食物。一开始的奖励是一片黄瓜。两只猴子都高高兴兴地把黄瓜吃了。几轮之后，德瓦尔进到实验的下一个阶段。这一次，第一只猴子交出石头，得到的是一颗葡萄。葡萄可比黄瓜美味多了。但第二只猴子交出石头的时候，拿到的却仍然是一片黄瓜。这只猴子之前拿到黄瓜还很高兴，但现在却火冒三丈。它拿到黄瓜之后，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就怒气冲冲地把黄瓜丢向科学家，开始跳来跳去、大声尖叫。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这个滑稽的实验（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博弈，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而平等是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真是这样吗？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或许很合适。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但其中许多国家的稳定和效率却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穿的是金凉鞋和镶满宝石的外衣，由美丽的女仆剥好甜甜的葡萄放进他嘴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穿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然而，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Silesia），发动一系列让他赢得“腓特烈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而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残疾，或者变得一无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须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准备出征，就对一位将军说，他最惊讶的是“我们安全无虑地站在这里，看着这6万大军；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备、身强体壮，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我们却对他们毫无畏惧”。 腓特烈确实可以安全无虑地看着这群人。在接下来几年，虽然战事辛劳，但这6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很多人还为他拿出非凡的勇气，甚至献上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为什么和最后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实验的情况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大批民众的行为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有甲乙两方各100万人，要分1000亿美元，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其中的动态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因为100万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因此两方可能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这时，如果甲方领导人说要给乙方领导人100亿美元，自己留下900亿美元，情况会如何？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报价，接着把这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乱。领导人可能威胁严惩异议分子，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

意义的网

人之所以很难理解“想象的秩序”这种概念，是因为人觉得现实只有两类：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所谓“客观现实”，就是事物的存在与我们的信念和感受无关。例如重力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早在牛顿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不论我们信与不信，都会受到重力影响。

相反，主观现实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感受。例如，假设我觉得头一阵剧痛，于是去看医生。医生对我的头部做了彻底检查，却没查出什么问题。于是她又要我去做血液检查、尿液检查、DNA检测、拍X光片、做心电图、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等。等到结果一出，她说我完全健康，可以回家了。可是我仍然觉得头痛得不得了。所有客观测试都找不出我有什么问题，除了我以外没人感觉痛苦，但对我来说，这种痛苦百分之百真实。

多数人以为，现实只有客观或主观两种，没有第三种可能。于是，只要他们说服自己某件事并非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就贸然认为这件事必然属于客观。如果有那么多人相信上帝，如果钱确实能让世界运转，如果民族主义会发动战争，也会建立帝国，那么这一切一定不只是我个人的主观信念。也就是说，上帝、金钱和国家一定是客观的现实啰？

然而，现实还有第三个层次：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具有互为主体的概念。比如金钱并没有客观价值，1美元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拿来穿。但只要有几十亿人都相信它的价值，你就可以拿它来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如果有位面包师忽然不再相信美元了，不愿意让我用这张绿色的纸换他的面包，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再走几条街，就有另一家超市可买。然而，如果超市的收银员、市场的小贩、购物商场的销售员一律拒绝接受这张纸，美元就会失去价值。当然，这些绿色的纸张还是存在，但它们已经再无用处。

这种事情其实时不时就会发生。1985年11月3日，缅甸政府毫无预警地宣布25缅元、50缅元和100缅元的纸钞不再是法定货币。民众根本没有兑换纸钞的机会，一辈子的积蓄瞬间成了几堆毫无价值的废纸。为了取代失效的货币，政府发行了新的75缅元纸钞，声称要纪念缅甸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的75岁生日。1986年8月，政府又发行了15缅元和35缅元的纸钞。据传，奈温迷信数字，相信15和35是幸运数字。但对国民来说，可就一点也不幸运了。到了1987年9月5日，政府又突然下令，所有35缅元和75缅元的纸钞同样不再是法定货币。

像这样因为人类不再相信而一夕蒸发的，不是只有金钱的价值。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法律、神，甚至整个帝国上。这一秒它们还在忙着塑造世界，下一秒却已不复存在。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曾经是地中海一带的重要力量，但现在不再有人相信，也就令它们失去了力量。苏联曾经一度能够毁灭全人类，但也是在一支笔的力量下便烟消云散。1991年12月8日，在维斯库里（Viskuli）附近的一幢乡间大宅，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其中声明：“吾等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暨乌克兰，作为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之签署创始国，兹声明终止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及地缘政治现实。” 就这样，苏联从此解体。

要说金钱是个互为主体的现实，相对还比较容易接受。大多数人也愿意承认，那些古希腊神明、邪恶的帝国和异国文化价值观都只是一种想象。但如果说的是自己的神、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正是这些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要再说这些都是虚构的，就没那么容易接受了。我们希望相信自己的生命有客观意义，希望自己的种种牺牲不只是为了脑子里的各种空想。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生活的意义，都只存在于彼此讲述的故事之中。

在大家一起编织出共同故事网的那一刻，意义就产生了。对我来说，在教堂结婚、在斋戒月禁食或在选举日投票这些行为为什么有意义？原因就在于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有意义，还有我的兄弟姐妹、邻居朋友、附近城市的居民，甚至是遥远异国的民众，都认为这有意义。为什么这些人都认为这有意义？因为他们的朋友邻居也有同样的看法。人类会以一种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持续增强彼此的信念。每一次互相确认，都会让这张意义的网收得更紧，直到你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

不过，经过几十年、几世纪，意义的网也可能忽然解体，而由一张新的网取而代之。读历史就是在看这些网的编织和解体，并让人意识到，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后代就变得毫无意义。

1187年，萨拉丁（Saladin）在哈丁战役（Battle of Hattin）中击败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教皇因此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希望夺回圣城。让我们假设有位名叫约翰的年轻英国贵族，远离家乡征讨萨拉丁。约翰相信，自己这么做是有客观意义的，如果自己在东征过程中牺牲，灵魂就能升上天堂，享受永恒的无上喜悦。如果这时候跟他说，灵魂和天堂都是人类编出来的故事，肯定会把他吓坏。约翰一心相信，如果他抵达圣地，却被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战士一斧头劈在头上，他当然会痛苦万分、两耳嗡嗡、两腿一软、眼前一黑——然后就会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片明亮的光芒笼罩，听到天使的歌声、悠扬的竖琴，看到发着光、有着翅膀的天使召唤他通过一道雄伟的金色大门。

图19 签署《别洛韦日协定》。笔碰上了纸，苏联便消失无踪

约翰对这一切的信念之所以这么强烈，是因为有一张细细密密而且极其强大的意义之网包覆着他。他最早的记忆，就是亨利爷爷有一把生锈的剑，挂在古堡的主厅。当他还在蹒跚学步时，就听过亨利爷爷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战死的故事，说爷爷现在已经在天堂安息，有天使做伴，一直护佑着约翰和他的家人。吟游诗人来访城堡时，常常吟唱着十字军在圣地英勇作战的歌谣。约翰上教堂的时候，喜欢看彩绘玻璃窗，其中一扇正是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拿长枪刺穿一个面容邪恶的敌人，另一扇则是罪人的灵魂在地狱里燃烧。约翰也会认真听当地神父的讲道，那是他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几乎每个礼拜天，神父都会搭配各种精心设计的比喻和令人莞尔的笑话，讲述着世上只有天主教是唯一的救赎，罗马教皇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必须听从他的指示。如果我们杀人或偷窃，上帝会让我们下地狱；但如果我们杀的是异教徒，上帝会欢迎我们上天堂。

在约翰刚满18岁的一天，一位骑士骑马狼狈地来到城堡大门，语带哽咽地宣布：十字军在哈丁被萨拉丁击败了！耶路撒冷沦陷！教皇宣布将发动新一波十字军东征，并承诺不幸丧生者将得到永恒的救赎！身边所有人看来既震惊又忧虑，但约翰脸上发出超脱俗世的光亮，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众人静了一下，接着脸上露出笑容，流下感动的泪水。母亲擦擦眼泪，紧紧抱着约翰，说她有多么引以为荣。他的父亲则在他背上大力拍了一掌，说道：“儿子，如果我还是你这年纪，必会和你同行。事关我们家族的荣誉，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有两个朋友也宣布要一同从军。而且，就连约翰的死对头、那个住在河对岸的男爵，也特地来家里拜访，祝他一路顺利。

当他离开城堡时，村民纷纷从小屋里出来，向他挥手致意，而对于这个即将前去对抗异教徒的十字军勇士，所有的美丽姑娘都露出崇拜的眼神。他从英国出航，驶过各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例如诺曼底、普罗旺斯、西西里岛，许多异国的骑士纷纷加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但等到军队终于在圣地上岸，开始与萨拉丁的部下战斗，约翰才惊讶地发现，这些邪恶的撒拉逊人怎么和自己有同样的信念。当然，想必撒拉逊人也没搞清楚，竟然以为基督徒才是异教徒，而穆斯林则是服从神的旨意。但撒拉逊人也接受同样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为神和耶路撒冷而战的战士如果战死，将会直接上天堂。

就这样，中世纪文化一丝一缕地编织着意义的网，把约翰和同时代的人都像苍蝇一样捕进网中。约翰绝不可能想象得到，这一切故事都只是出于想象虚构。说他的父母和叔伯都错了还有可能，但还有吟游诗人、他所有的朋友、村里的姑娘、知识渊博的神父、住在河对岸的男爵、在罗马的教皇、普罗旺斯和西西里岛的骑士，甚至还包括那些穆斯林，难道真有可能这些人都在胡思乱想？

时间就这么过了好多年。在历史学家的注视下，意义的网被拆散，又张起了一张新的网。约翰的父母已经故去，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在人世。这时已经不再有吟游诗人唱着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新流行的是剧院上演的爱情悲剧。家族的城堡被烧成一片平地，重建之后，亨利爷爷的剑已经难觅影踪。教堂的彩绘玻璃在一次冬季的狂风中破碎，换上的玻璃不再描绘布永的戈弗雷和地狱里的罪人，而是英国国王打败法国国王的伟大胜利。当地的牧师已经不再称呼教皇为“我们神圣的父”，而是“罗马的那个魔鬼”。在附近的大学里，学者钻研着古希腊手稿、解剖尸体，并在紧闭的门后窃窃私语，说着或许根本没有灵魂这种东西。

时间转眼又过了好多年。原本是城堡的地方，现在成了购物商场。在当地的电影院里，《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已经放映了无数次。而在一座空教堂里，无聊的牧师看到两名日本游客简直喜出望外，开始滔滔不绝地解说教堂里的彩绘玻璃，游客礼貌地频频点头微笑，但完全没听懂。在外面的阶梯上，一群青少年正用iPhone手机在YouTube上看约翰·列侬那首《想象》（Imagine）的混录版。约翰·列侬唱着：“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天堂，只要你想象，这事很轻松。”一名巴基斯坦清洁工正在打扫人行道，旁边有台收音机播报着新闻：叙利亚屠杀仍在继续，安理会会议落幕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突然之间一条时光隧道打开，一道神秘的光照在其中一位青少年的脸上，他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

异教徒？圣地？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英格兰人来说，这些词语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就连那位牧师，也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精神病发作。相反，如果一位英国青年决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前往叙利亚保护难民人权，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是个英雄，但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人疯了。在12世纪的英格兰，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权。你要大老远跑到中东，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居然不是去杀穆斯林，而是保护一群穆斯林别被另一群穆斯林杀了？你的脑子绝对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正是历史展开的方式。人类编织出一张意义的网，并全然相信它，但这张网迟早都会拆散，直到我们回头一看，实在无法想象当时怎么可能有人真心相信这样的事。事后看来，为了进入天堂而参加十字军，听起来就像彻底疯了。事后看来，冷战似乎是件更疯狂的事。不过才短短30年前，怎么可能有人因为相信能打造出人间天堂，就不惜为此冒着核弹浩劫的危险？而在现在的100年后，我们现在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同样难以理解。

大同世界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组织十字军、革命和人权运动。

其他动物也有可能想象各种事情。猫埋伏着要抓老鼠时，虽然可能没看到老鼠，但很可能想象老鼠的形状甚至味道。不过就我们目前所知，猫只能想象这个世上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老鼠。它们无法想象自己看不见、闻不着、尝不到的东西，例如美元、谷歌或欧盟。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这种虚幻的事物。

因此，猫和其他动物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客观的世界，沟通系统也只用来描述现实，但智人能用语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在过去7万年间，智人发明出的具备互为主体性的现实越发强大，让智人在今天称霸世界。黑猩猩、大象、亚马孙雨林和北极冰川究竟能否挺过21世纪？这一切的结果，将要视欧盟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意愿和决定而定。这几个实体其实都属于互为主体，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对抗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灵魂或没有心灵，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想象力。狮子能跑、能跳、能抓、能咬，却不会开银行账户或提起诉讼。而在21世纪，一个知道如何提起诉讼的银行家，拥有的权力绝对远远高于大草原上最凶猛的狮子。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弄明白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进化压力导致的领土争端，而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其实就像一个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十字军东征。但我们现在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而使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只是破译基因组、处理各种数据数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

1. [1] . ‘Evolution, Creationism, Intelligent Design’, Gallup, accessed 20 December 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21814/evolution-creationism-intelligentdesign.aspx; Frank Newport, ‘In US, 46 percent Hold Creationist View of Human Origins’, Gallup, 1 June 2012, accessed 21 December 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55003/hold-creationist-view-human-origins.aspx.

2. [2] . Gregg,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82–3.

3. [3] . Stanislas Dehaene,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Deciphering How the Brain Codes Our Thoughts(New York:Viking, 2014); Steven Pinker,How the Mind Works(New York:W. W. Norton, 1997).

4. [4] . Dehaene,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5. [5] .有些专家可能会提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也就是认为没有任何数学的公理（axiom）系统能够证明所有算术真理，一定会有某些真实的陈述，无法在该系统中证明。而在通俗文学里，有时候就会把这项定理挪用过来，用以说明心灵的存在。照其说法，正是因为有无法证明的事实，所以需要用心灵来处理。只不过，一般人只是想要生存和繁衍，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需要与这些神秘的数学真理扯上关系。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有意识的决定，都与以上这些问题完全无关。

6. [6] . Christopher Steiner,Automate This:How Algorithms Came to Rule Our World(New York:Penguin, 2012), 215; Tom Vanderbilt, ‘Let the Robot Drive:The Autonomous Car of the Future is Here’,Wired, 20 January 2012, accessed 21 December 2014, http://www.wired.com/2012/01/ff_autonomouscars/all/; Chris Urmson, ‘The Self-Driving Car Logs More Miles on New Wheels’, Google Official Blog, 7 August 2012, accessed 23 December 2014, http://googleblog.blogspot.hu/2012/08/the-self-driving-car-logs-more-miles-on.html; Matt Richtel and Conor Dougherty, ‘Google’s Driverless Cars Run Into Problem:Cars With Drivers’,New York Times, 1 September 2015,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9/02/technology/personaltech/google-says-its-not-the-driverless-carsfault-its-other-drivers.html?_r=1.

7. [7] . Dehaene,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8. [8] . Ibid., ch. 7.

9. [9] . ‘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 7 July 2012, accessed 21 December 201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109230457/http://fcmconference.org/img/CambridgeDeclarationOnConsciousness.pdf.

10. [10] . John F. Cyran, Rita J. Valentino and Irwin Lucki, ‘Assessing Substrates Underlying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Antidepressants Using the Modified Rat Forced Swimming Test’,Neuroscience and Behavioral Reviews, 29:4–5 (2005), 569–74; Benoi t Pe ti t-De mou li ère, F ran k C henu an d Mi che l Bou rin, ‘Fo r ce d S wi m ming Te s t in Mice:A Review of Antidepressant Activity’,Psychopharmacology177:3 (2005), 245–55; Leda S. B. Garcia et al.,‘Acute Administration of Ketamine Induces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in the Forced Swimming Test and Increases BDNF Levels in the Rat Hippocampus’,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32:1 (2008), 140–4; John F. Cryan, Cedric Mombereau and Annick Vassout, ‘The Tail Suspension Test as a Model for Assessing Antidepressant Activity:Review of Pharmacological and Genetic Studies in Mice’,Neuroscience and Behavioral Reviews29:4–5 (2005), 571–625; James J. Crowley, Julie A. Blendy and Irwin Lucki, ‘Strain-dependent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f Citalopram in the Mouse Tail Suspension Test’,Psychopharmacology183:2 (2005), 257–64; Juan C. Brenes, Michael Padilla and Jaime Fornaguera, ‘A Detailed Analysis of OpenField Habituation and Behavioral and Neurochemical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in Postweaning Enriched Rats’,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197:1 (2009), 125–37; Juan Carlos Brenes Sáenz, Odir Rodríguez Villagra and Jaime Fornaguera Trías, ‘Factor Analysis of Forced Swimming Test, Sucrose Preference Test and Open Field Test on Enriched, Social and Isolated Reared Rats’,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169:1 (2006), 57–65.

11. [11] . Marc Bekoff, ‘Observations of Scent-Marking and Discriminating Self from Others by a Domestic Dog (Canis familiaris):Tales of Displaced Yellow Snow’,Behavioral Processes55:2 (2011), 75–9.

12. [12] .关于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请参见：Gregg,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59–66.

13. [13] . Carolyn R. Raby et al.,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by Western Scrub Jays’,Nature445:7130 (2007), 919–21.

14. [14] . Michael Balter, ‘Stone-Throwing Chimp is Back – And This Time It’s Personal’,Science, 9 May 2012, accessed 21 December 2014, http://news.sciencemag.org/2012/05/stone-throwing-chimp-back-and-time-its-personal; Sara J. Shettleworth, ‘Clever Animals and Killjoy Explanations in Comparative Psychology’,Trends in Coginitive Sciences14:11 (2010), 477–81.

15. [15] . Gregg,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Nicola S.Clayton, Timothy J. Bussey, and Anthony Dickinson, ‘Can Animals Recall the Past and Plan for the Future?’,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4:8 (2003), 685–91; William A. Roberts, ‘Are Animals Stuck in Time?’,Psychological Bulletin128:3 (2002), 473–89; Endel Tulving, ‘Episodic Memory and Autonoesis:Uniquely Human?’, inThe Missing Link in Cognition:Evolution of Self-Knowing Consciousness, ed. Herbert S. Terrace and Janet Metcalf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6; Mariam Naqshbandi and William A. Roberts, ‘Anticipation of Future Events in Squirrel Monkeys (Saimiri sciureus) and Rats (Rattus norvegicus):Tests of the Bischof-Kohler Hypothesis’,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120:4 (2006), 345–57.

16. [16] . I. B. A. Bartal, J. Decety and P. Maso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Rats’,Science334:6061 (2011), 1427–30;Gregg,Are Dolphins Really Smart?, 89.

17. [17] . Karl Krall,Denkende Tiere: Beiträge zur Tierseelenkunde auf Grund eigener Versuche(Leipzig: F. Engelmann, 1912).

18. [18] . Christopher B. Ruff, Erik Trinkaus and Trenton W. Holliday, ‘Body Mass and Encephalization in PleistoceneHomo’,Nature387:6629 (1997), 173–6; Maciej Henneberg and Maryna Steyn, ‘Trends in Cranial Capacity and Cranial Index in Subsaharan Africa During the Holocene’,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5:4 (1993), 473–9; Drew H. Bailey and David C. Geary, ‘Hominid Brain Evolution:Testing Climat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Competition Models’,Human Nature20:1 (2009), 67–79; Daniel J. Wescott and Richard L. Jantz, ‘Assessing Craniofacial Secular Change in American Blacks and Whites Using Geometric Morphometry’, inModern Morphometrics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Developments in Primatology:Progress and Prospects, ed. Dennis E. Slice (New York:Plenum Publishers, 2005), 231–45.

19. [19] . See also Edward O. Wilson,The Social Conquest of the Earth(New York:Liveright, 2012).

20. [20] . Cyril Edwin Black, ed.,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since 1861(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79.

21. [21] . Tom Gallagher,Theft of a Nation:Romania since Communism(London:Hurst, 2005).

22. [22] . Robin Dunbar,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 [23] . TVP University, ‘Capuchin monkeys reject unequal pay’, 15 December 2012, accessed 21 December 20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KhAd0Tyny0.

24. [24] . Quoted in Christopher Duffy,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London:Routledge, 2005), 98–9.

25. [25] . Serhii Ploghy,The Last Empire: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London:Oneworld, 2014), 309.

26. [26] . ‘RIAN archive 848095 Signing the Agreement to eliminate the USSR and establish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by RIA Novosti archive, image #848095 / U. Ivanov / CC-BY-SA 3.0.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IAN_archive_848095_Signing_the_Agreement_to_eliminate_the_USSR_and_establish_the_Commonwealth_of_Independent_States.jpg#/media/File:RIAN_archive_848095_Signing_the_Agreement_to_eliminate_the_USSR_and_establish_the_Commonwealth_of_Independent_States.jpg.

图20 创作者：杰克逊·波洛克灵感涌现的一刻

PART

2

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

◎人类创造了怎样的世界？

◎人类为何如此深信自己不但控制了世界，还能赋予世界意义？

◎而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类的崇拜）又是怎样成为所有人最重要的宗教的？

第4章

说书人

狼或黑猩猩等动物，都活在一种双重现实之中：一方面很熟悉外在的各种客观实体，比如树木、岩石和河流；但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的主观体验，比如恐惧、喜悦和欲望。相较之下，智人则是活在一种三重现实之中。除了树木、河流、恐惧和欲望，智人的世界还有各种关于金钱、神、国家和公司的虚构故事。历史逐渐展开，神、国家和公司的影响也就不断增长，而河流、恐惧和欲望则成为被牺牲的代价。世界上还是有河，人类也依然被恐惧和欲望所驱使，但是耶稣基督、法兰西共和国、苹果公司都学会了如何建起水坝将河流据为己用，以及如何控制我们最深切的焦虑和渴望。

到了21世纪，新科技可能会让这些虚构故事更为强大；为了了解我们的未来，就必须回顾耶稣基督、法兰西共和国和苹果公司等的故事，看看它们究竟如何得到了这么大的力量。人类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其实是围绕着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单一人类个体的基本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真要说有什么改变，也可能只是在衰退。但是各种虚构故事的力量在增强，它们推动了历史，让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到了硅时代。

这一切开始于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智人开始谈论只存在于人类想象之中的事情。而在接下来的6万年间，智人编织出许多虚构故事，只是这时的故事仍然规模有限、流传不广。某个部落里崇拜的先祖精神，可能到了隔壁部落就已经一无所知；某个地方能用作流通货币的贝壳，翻过一座山脉就可能毫无价值。但仅仅像先祖精神或是有价值的贝壳这种虚构故事，就已经能促成几百甚至几千个智人通力合作，远超过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这都赋予了智人极大的优势。然而，只依靠狩猎或是采集并不足以支持城市甚至王国的运作，因此只要智人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规模合作。正因为如此，石器时代各种神、精灵和恶魔，说起来也并不强大。

到了大约1.2万年前，农业革命拉开序幕，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能够扩大并强化人际网络。有了农业，就有可能养活拥挤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市民，或是纪律严明的军队里成千上万名士兵。然而，这种人际网络也遇到了新的障碍。在维护这种集体神话、组织大规模合作的过程中，早期农民只能依赖人脑的数据处理能力，但人脑的能力实在有限。

农民深信各种伟大神祇的故事。他们为自己最敬爱的神兴建神庙、举办庆典、甘心奉献，双手送上土地、什一税或是各种祭品礼物。发端于约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化，城市开始形成，而此时的神庙不仅是信仰中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枢纽。苏美尔诸神的功能，很类似于现代的品牌和公司。今天，公司是个虚构的法律实体，它能够拥有财产、借贷、雇用员工、开设经济企业。在乌鲁克（Uruk）、拉格什（Lagash）和舒鲁帕克（Shurupak）等古城里，神也是个法律实体，能够拥有田地和奴隶、发放和接受贷款、支付薪资以及建造水坝和开筑运河。

因为神不会死，也没有后代互相争夺遗产，于是就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的苏美尔人发现自己成了神的员工，拿着神的贷款，耕作着神的土地，也得向神缴纳什一税。就像现在有人是谷歌公司的员工，有人是微软公司的员工；在古代的乌鲁克，可能某个人是恩基神的雇员，而他的邻居则在伊南娜（Inanna）女神的手下。恩基和伊南娜的神庙刻画了乌鲁克的地平线，神的标志也出现在建筑物、商品和衣服上。对苏美尔人而言，恩基和伊南娜再真实不过了，就像我们眼中的谷歌和微软一样真实。与先前石器时代的鬼魂和神灵相比，苏美尔的神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实体。

不用说，各种业务当然不会由神亲自动手，它们根本只是人类的想象，也只会出现在想象之中。所有日常业务都交给神庙的祭司（正如谷歌和微软也需要有血有肉的人来管理其业务）。然而，随着神名下的财产和权力越来越多，祭司开始无力应付。虽然祭司可能代表了神威浩荡的天空之神、无所不知的大地女神，但自己毕竟还是血肉之躯，他们很难记住，究竟哪些是伊南娜女神的庄园、果园和田地？伊南娜的哪些员工已经领了薪资？伊南娜的哪些佃户还没支付佃租？这位女神对债务人又收了多高的利率？正是这一主要原因，使得无论是在苏美尔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即使农业革命已经发生数千年，人类的合作网络还是迟迟无法大幅扩张。可见，没有幅员辽阔的王国，没有遍及四海的贸易网络，也就没有全球信仰的宗教。

障碍终于在大约5000年前被打破：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与货币。这两者就像双胞胎，同时、同地由同一父母产出，让人突破了人类大脑的数据处理限制。文字和货币让人类开始能够向成千上万的人收税，从而组织起复杂的官僚体系，建造出幅员辽阔的王国。在苏美尔，这些王国都是由同为人类的神职领袖来领导，以神的名义统治管理。在邻近的尼罗河谷则更进一步，将神职领袖直接与神结合，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神——法老。

在古埃及人的概念里，法老不只是神的代理人，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神。整个埃及都属于这位神，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缴纳他定下的税款。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就像苏美尔神庙的情形，神并不会亲自管理他的商业帝国。虽然有些法老铁腕统治，有些法老歌舞升平，但不论哪种情况，实际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交给手下几千名能读会写的行政官员来处理。正如其他人类一样，法老有着生物的身躯，也就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绪。但这个“生物的法老”根本无足轻重；真正统治尼罗河谷的，是那个想象中的法老，他存在于数百万古埃及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

法老自己安坐于首都孟菲斯，在宫殿里吃着葡萄、与妻妾调情，而他手下的官员则在整个王国四处奔波，从地中海沿岸至努比亚沙漠。这些官员计算出每个村庄必须上缴的税款，记录在长长的莎草纸滚动条上，再送到孟菲斯。如果孟菲斯下达了一项书面命令，要求为军队招募士兵或为工程征集工人，官员就会努力补齐所需人数。他们会计算王室的粮仓里有多少小麦，清理运河和水库需要多长工期，又该把多少猪鸭送往孟菲斯，好让法老及其后宫嫔妃大快朵颐。就算这位肉身之神死去，把整个身体做了防腐处理，用极尽奢华的丧葬仪式一路送到孟菲斯市郊的王室墓地，整个官僚体系依旧正常运作。官员还是继续写着滚动条、收着税、下达着命令，继续推进这部法老机器的齿轮顺利运转。

如果苏美尔的诸神让我们想起现代公司的品牌，那么像法老这种“活神”就像是现代的个人品牌，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猫王）、麦当娜（Madonna）或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法老一样，猫王有着生物的躯体，也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绪，猫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猫王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样，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和一个品牌，因此，品牌的价值要远高于生物体的价值。在猫王的一生中，这个品牌通过卖唱片、门票、海报和版权，赚进数以百万美元。但在所有的必要工作里，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猫王这个生物体，绝大多数都是由经纪人、律师、制作人和秘书组成的团队完成。因此，就算生物的猫王已然过世，这个品牌仍然可以运转。即使到今天，歌迷还是可以购买猫王的海报和专辑，广播电台还是支付着播放版税，每年也还是有超过50万的歌迷，如朝圣者般涌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猫王家宅——雅园（Graceland）。

图21 品牌并非现代发明的概念。就像猫王一样，法老的重点也在于品牌，而不在于活的生物体。对于数百万歌迷来说，猫王形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生物体本身，就算他过世已久，歌迷依然为之倾倒

*

在文字出现之前，故事受限于人类大脑的能力，不能讲得太复杂，否则就没人能记得。但文字出现之后，忽然人类可以开始创造长篇复杂的故事，不再单靠人类大脑，而能记在黏土板、莎草纸上。没有任何古埃及人能记得法老所有的土地、税收和什一税数据，猫王也从未完整读过所有以他之名签署的合约；没有任何人真能对欧盟的所有法律和规章了如指掌，也没有任何银行家或中情局探员能清楚全球每一美元的流向。但这些细节都写在某个地方；把所有相关文件集结起来，就形成了法老、猫王、欧盟和美元的身份和力量。

正因为如此，文字让人能够以算法的方式组织整个社会。前文为了讨论情绪是什么、大脑如何运作，曾提过“算法”一词，它是一系列有条理的步骤，能用来计算、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人类通过大脑完成所有计算和决定；而有了文字之后，人类就能组成网络，每个人完成巨大算法里的一个小步骤，而最后的重要决定由整个算法来判断。这正是官僚体系的本质。

以现代医院为例。一到医院，挂号处就会给你一份标准表格，询问一套预先设计好的问题。你的答案将会转交给护士，由护士依据医院规定判断该做哪些初步检验，比如，她可能要量你的血压和心率，另外做个抽血检查。值班医生评估初步检验结果，遵照严格的规定，确认你该前往哪一科室就诊。到了各专科，就会进行更完整的检查，例如X射线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厚厚的医疗指示手册详细规定了检查过程。接着，再由专科医生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库分析结果，决定该用哪种药物或进行哪些进一步的检查。

有了这种算法架构，谁是挂号人员、护士或值班医生无伤大雅，他们的人格类型、政治倾向或当时的心情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遵守所有规定流程，把你治好的概率就会很高。根据这种算法理想，你的命运是操纵在“系统”的手里，而不是哪个碰巧担任这个或那个职位的有血有肉的人。

医院的情形同样也能套用到军队、监狱、学校、公司和古代王国。当然，古埃及的科技远远不及现代医院复杂，但整个算法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古埃及，大多数决定同样不由某个智者来决定，而是用记在莎草纸、黏土板上的文字连接起由所有官员组成的网络。以法老这位“活神”之名，这个网络便重组了人类社会、重塑了自然世界。举例来说，从公元前1878年到公元前1814年，埃及由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III）及其子阿门内姆哈特三世（Amenemhat III）统治，挖了一条巨大的运河，将尼罗河连接到法尤姆谷地（Fayum Valley）的沼泽。他们运用复杂的水坝、水库及运河支渠系统，将尼罗河的部分河水引至法尤姆，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蓄水量足足有500亿立方米。 相较之下，作为美国最大的人工水库——胡佛大坝拦截形成的米德湖（Lake Mead），最大蓄水量也只有350亿立方米。

法尤姆工程计划赋予法老权力，让法老得以约束尼罗河，从而避免破坏性的大洪水，并在干旱时提供宝贵的水源。此外，法尤姆谷地本来是一片鳄鱼肆虐、沙漠围绕的沼泽，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埃及的粮仓。在这个新的人工湖岸边建起了一座新城，埃及人称之为“Shedet”，希腊人则称其为“Crocodilopolis”，也就是“鳄鱼之城”。全城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鳄鱼神索贝克（Sobek）的神庙，索贝克的地位等同于法老（当代雕像有时也会看到有鳄鱼头的法老）。神庙里有一只名为佩苏卓斯（Petsuchos）的圣鳄，被认为是索贝克的神灵转世。就像活神法老一样，这位活神佩苏卓斯也由满怀关爱的祭司悉心照料，为这只幸运的爬行动物提供美食和玩具，让它穿上金色披风、戴上镶嵌着宝石的王冠。毕竟，佩苏卓斯正是这些祭司依附的品牌、一切权威和生计的依靠。一旦佩苏卓斯过世，立刻就会有一只新的鳄鱼被选出填补空缺，而过世的鳄鱼则被进行仔细的防腐处理，并制成木乃伊。

在辛努塞尔特三世和阿门内姆哈特三世的时代，人们既没有推土机，也没有炸药，甚至连铁器、役马或轮子都尚未出现（轮子一直要到公元前1500年才在埃及普及）。当时的尖端科技是青铜器，但价格昂贵、极为罕见，大多数建筑工具仍然是石器或木器，完全由人力操作。许多人认为，古埃及的各种伟大建筑（所有那些水坝、水库以及金字塔）一定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外星人所建，否则一个连轮子和铁器都没有的文化，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奇迹？

但真相与这种说法大不相同。埃及人之所以能辟出法尤姆湖、建起金字塔，原因不是外星人的帮助，而是杰出的组织技能。依靠几千位识字的官员，法老招募了数万名劳工，也获得了足以供应这些劳工多年劳动的食物。如果能有几万名劳工合作数十年，就算只是用石器，也足以辟出人工湖、建起金字塔。

当然，法老自己几乎连手指都不用动。他不用自己收税、不用自己画蓝图，当然也不用自己拿铲子。但那些埃及人相信，唯有向活神法老和他的守护神索贝克祈祷，才能让尼罗河谷免于毁灭性的洪水和干旱灾害。他们并没有错。虽然法老和索贝克都只是想象的实体，也无法提高或降低尼罗河的水位，但如果有几百万人都相信法老和索贝克，于是合作修建水坝、挖掘运河，洪水和干旱的概率就能大幅度降低。如果与苏美尔的诸神相比（更不用说是石器时代的神灵），古埃及的神已经是真正力量强大的实体，它们能够建造城市、招募军队，还控制了数百万人、耕牛和鳄鱼的生命。

这里所说的想象的实体能够建造或控制事物，乍听可能很奇怪，但我们现在却很习惯说美国建造了第一颗核弹、中国建造了三峡大坝，或者谷歌正在建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所以，为什么不能说是法老建造了一座水库、索贝克挖掘了一条运河呢？

纸上的生活

就这样，文字带来了强大的虚构实体，组织了数百万人，也重塑了河流、沼泽和鳄鱼的现实。同时，文字也让人类习惯了通过抽象符号的调节来体验现实，于是更容易相信这样的虚构实体确实存在。

狩猎采集者整天爬树、找蘑菇、追野猪、抓兔子，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树木、蘑菇、野猪和兔子；农民整天在田里工作，耕地、收割、磨玉米、照顾家畜，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赤脚踩着土地的感觉、牛拉着犁散发出的味道，以及刚出炉的热腾腾面包的口感。相较之下，古埃及的抄书吏将大把的时间花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上。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面对莎草纸上的墨迹，以此来决定谁拥有哪块地、每头牛该值多少、哪个农民每年该缴多少税金。用写莎草纸的铁笔，抄书吏就能左右整个村落的命运。

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数人并不识字，但那些重要的管理者通过书面文字这一媒介日益看到了现实。对于识字的精英分子来说（不管是在古埃及还是20世纪的欧洲），一张纸上写的任何事情都至少与树木、耕牛和人类一样真实。

1940年春，纳粹德国从北方攻进法国，大部分法国犹太人都试着往南逃离法国。如果要跨越边界，就需要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于是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夹杂在洪水般的难民潮中，一起包围着波尔多的葡萄牙领事馆，希望得到一张能救命的纸。虽然葡萄牙政府下令，驻法领事需要经过外交部批准才能签发签证，但在波尔多的领事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决定无视命令，这也让他30年的外交生涯随风而逝。纳粹坦克不断逼近波尔多，索萨·门德斯等人长达10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不停签发签证、在文件上盖章。索萨·门德斯签发了数千张签证，最后因疲惫不支而倒地。

葡萄牙政府当时根本不想接受这些难民，派出专员将这位不听命令的领事遣送回国解职。然而，虽然这些官员对人类的苦难似乎毫无感受，却对文件深表尊重，不管是法国、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官员，对于索萨·门德斯抗命签发的签证仍然愿意遵守，于是让可能多达3万人逃出了纳粹德国的死亡陷阱。索萨·门德斯手中的武器可以说只有一个橡皮图章，但却完成了大屠杀期间单人推动的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文字记录的神圣性通常也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1958——1961年，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实行“大跃进”，希望让中国快速成为超级强国。为了把余粮转为财政金，并投入到工业和军事计划中，毛泽东下令将农业产量增加两倍甚至三倍。这项不可能完成的命令，从中央到地方，一直下达到村。地方官员不敢提出批评，还希望拍拍上级马屁，于是捏造出各种农业产量激增的假报告。这些虚假的数字又一路回传，每到一级就又夸大一些，在这里添上一笔、那里加一个零。结果，中国遭受了史上严重的饥荒，大量人口死于非命。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是个理想主义者，为了让坦桑尼亚的农业实现现代化，尼雷尔决心，建立集体农场。

图22 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拿着橡皮图章的天使

图23 1940年6月，由索萨·门德斯签发的几千张救命签证之一

政府宣传把农场描绘得如同小天堂，但这些天堂多半只存在于政府文件中。其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上交的方案和报告宣称，在这天或那天，这个或那个村落重新安置到了这个或那个农场。但在现实中，村民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房舍、没有田地、没有工具，但官员却对自己和尼雷尔总统报告整个计划无比成功。事实上，短短不到10年，坦桑尼亚就从非洲最大的食品出口国变成粮食净进口国，如果没有外援，已无法自给自足。1979年，坦桑尼亚农民有90%生活在集体农场，但生产的粮食只占该国粮食产量的5%。

虽然从文字历史中处处可见这样的悲剧，但对于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来说还是利大于弊，至少从政府的角度看来是如此。没有统治者能够抵挡得住文字改变现实的诱惑，而如果因此导致灾难，补救的办法似乎也就是写出更多的备忘录，发布更多的准则、告示和命令。

我们可能觉得书面文字只是用来温和地描述现实，但它却逐渐变得威力无穷，因为它能够重塑现实。如果官方报告与客观现实有所冲突，最后让步的往往是现实。只要和税务机关、教育体系或其他烦冗的官僚机构打过交道，你就知道几乎没人在意真相，表格上写的反而才更重要。

神圣的经文

在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真的往往是现实让步于文本吗？这会不会只是对官僚体系一种常见而夸大的诽谤？不管服务于谁，大多数官员都是讲理的人，他们肯定会说：“我们是用文字来描述田地、运河和粮仓的现实。如果描述准确无误，我们做出的就是符合实际的决定；但如果描述不准确，就会造成饥荒甚至叛乱。这种时候，我们或未来的政权领导者就能从错误中学习，努力让描述更准确、更真实。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件记录就能越来越精确。”

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它忽略了一股历史的反作用力。随着官僚体系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他们变得即使犯错也无动于衷。这时，他们不再改变故事以符合现实，反而通过改变现实来符合他们笔下的故事。最后，外部现实终于与这些官僚的幻想达成一致，但一切都是强迫现实不得不做出这种改变。例如，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无视山川或贸易路线，造成历史和经济区域遭到不必要的分割，地方种族和宗教也遭到割裂。同一个部落可能赫然发现自己被分到了好几个国家，而同一个国家也可能纳入了许多敌对的部落。这样的问题虽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在所难免，但在非洲却格外激烈。原因就在于，现代非洲各国边界所反映的并不是当地国家自己的期许和斗争，而是由从未踏足非洲的欧洲官僚一笔画定。

19世纪后期，欧洲强权既擅自主张在非洲占有领地，又担心一旦互相冲突，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洲大战，于是各方在1884年共聚柏林，欲瓜分非洲，仿佛非洲只是一张馅饼。当时，欧洲人对绝大部分非洲大陆仍然一无所知。英、法、德已经拥有非洲沿海地区的精确地图，也清楚地知道尼日尔河、刚果河和赞比西河是在哪里入海。但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河流上游在非洲内陆的状况，不知道沿岸的王国和部落，也不知道当地的宗教、历史和地理。这些事情，欧洲外交官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在柏林一张光亮的会议桌上，摊开一张还有一半空白的非洲地图，在上面画了几条线，就私自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

等到这些欧洲人拿着先前早已商议定案的地图终于打进非洲内陆时，才发现在柏林画的许多边界根本难以适用于非洲的地理、经济和种族现实。但为了避免产生新的冲突，这些侵略者仍然坚持原协议，于是这些想象出来的线条就成了欧洲殖民地的实际边界。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帝国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新成立的这些非洲国家担心重定边界会带来无止境的战争和冲突，因此边界仍未改变。现今非洲国家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这些毫无道理的边界造成的。欧洲官僚笔下的幻想遇到非洲的现实时，现实被迫投降。

现代教育系统也有许多现实向文字低头的例子。如果我要量自己桌子的宽度，要用哪个度量衡单位无关紧要。不管它是200厘米还是78.74英寸，桌子的宽度并不会有所改变。但如果是官僚体系要衡量人的时候，用哪个标准差别就很大了。学校一旦开始用说一不二的分数来评估学生，数百万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分数是历史相对晚一些的发明。狩猎采集者从来不需要用标记来评估自己的成就，甚至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也很少有教育机构会使用精确的分数。到了年终，某个中世纪的补鞋学徒并不会收到一张纸，说他的鞋带技术拿了个A，但鞋扣技术只有C–。在莎士比亚时代，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离开学校时只有两种可能，即拿到学位或是没拿到学位，没人想过要给某个学生74分、另一个学生88分这种事。

图24 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非洲地图。欧洲人对非洲内陆所知甚少，却仍肆意瓜分非洲、划定边界

直到工业时代出现了大众教育系统后，才开始固定使用精确的分数。先是工厂和政府习惯用数字语言来思考，接着学校也开始效仿，并根据每个学生的平均分数来判断学生的素质；至于老师和校长的素质，则是根据学校的总体平均分数来判断。官僚体系采用这个标准之后，现实就变了。

一开始，学校的重点应该是启发和教育学生，而分数只是衡量是否成功的工具。但很自然，学校很快就开始一心追求高分。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都知道，考试考高分需要的技能，与真正了解文学、生物学或数学所需的技能并不相同；每个孩子、教师和督学也知道，如果被迫两者只能选其一，大多数学校选的会是分数。

书面文字的力量，随着各种神圣经文的出现而达到巅峰。古代文明的祭司和抄书吏，习惯将各种文件看作现实的指南。起初，这些文本会告诉他们关于税收、田地和粮仓的现实，但等到官僚系统得到了权力，文本也就得到了权威。祭司不仅记录着诸神的财产，也记录着诸神的行为、戒条和秘密。而就此写出的经文，号称描述了完整的现实，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学习者习惯于从《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中寻找着一切问题的答案。

理论上，如果某本宗教经典扭曲现实，门徒迟早都会发现，而让这本经典权威扫地。林肯就说过，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所有人。只不过，那是林肯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人类合作网络的力量就是依赖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太过扭曲现实，力量就会被削弱，让你敌不过那些能看清现实的对手；但想要有效壮大组织力量，仍然得依靠那些虚构的神话。如果坚持一切都要百分之百的现实、绝不加入任何虚构，追随者肯定也不会太多。

如果用时光机把现代科学家送回古埃及，就算他用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戳破了古埃及祭司的一切虚构，还是无法在当时拥有权力。当然，如果这位科学家可以运用知识制造出枪炮，就能在面对法老和鳄鱼神索贝克时大占优势。但为此，他必须开采铁矿、建造鼓风炉、制造火药，也就是需要许多辛勤劳动的农民。你真的觉得，和农民大谈E=mc^2（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能让他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如果你真这么想，欢迎现在买张到阿富汗或叙利亚的机票，在那里好好施展你的才华。

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欧洲的各个帝国以及现代的学校系统，这些真正有力的人类组织，并不一定都把现实呈现得清清楚楚。这些组织大部分的力量，都在于能够将虚构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让人顺从的现实之上。例如，货币的整个概念正是如此。政府制作出本身并无价值的一些纸张，宣布它们是有价值的，接着就开始用它们来计算一切的价值。政府有权强迫公民只能用这些纸张纳税，于是公民别无选择，至少得拥有几张。这样，这些钞票就变得真的有价值了，政府官员的身价也跟着得到肯定，而政府既然控制着钞票的发行，权力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钞票只是根本没有价值的纸”，而且认真地只把钞票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教育系统，他们认为入学考试是评估学生的最好方法。教育系统拥有足够的权力，能够影响大学入学标准以及公职或私人企业的聘用标准。于是，学生就会全力以赴，一心取得好成绩。那些令人垂涎的职位都由成绩好的人抢下，而这些人自然又会大力支持这个让自己得到好处的系统。教育系统掌控着各项关键考试，也就使它更有权力影响大学、政府及职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学位证书只是一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证书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各种宗教经典也是同样的运作模式。各种宗教组织声称，自己的经典里有着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同时也对法院、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要大家照着经典行事。这时，如果有个聪明人读到经文，再看看周围的世界，会发现好像确实符合事实。“经文说，你必须向神缴纳什一税，而你看，大家真的也都缴了；经文说，女不如男，不能担任法官，甚至不能出庭做证，而你看，现在确实没有女法官，法庭也确实不愿意接受女性的证词；经文说，只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而你看，现在所有的好工作，确实都是由那些熟读经文的人担任。”

这样一来，聪明人自然就会去研读宗教经典。也正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经典的权威，甚至会成为法官。如果他当上了法官，一定不会允许妇女上法庭做证；如果要选继任法官，显然他也会选个熟读经典的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本书只是一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这本书当成一叠纸，这个“异端分子”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就算各种宗教经典从根本上扭曲了大众对于现实本质的理解，却还是能大权在握数千年。例如，《圣经》对历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问题，却仍然成功传遍世界，数百万人深信不疑。《圣经》宣扬的是一神论的历史理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某个唯一、全能的神来掌管，而且他非常关心我和我的行为。如果发生了什么好事，一定是他在奖励我的善行；而如果发生了任何灾难，也必然是在惩罚我的罪恶。

因此，古代犹太人相信，不论是遭受大旱，还是因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王国而流离失所，也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受到神的惩罚。至于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打败古巴比伦人，允许犹太流亡者回家重建耶路撒冷，当然是因为慈爱的上帝听到了他们悔恨的祷告。《圣经》并不会承认，大旱有可能是因为菲律宾火山爆发而引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入侵是为了古巴比伦的商业利益，居鲁士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因素而支持犹太人。因此，《圣经》显然对全球生态、古巴比伦经济或波斯政治体系都没有什么兴趣。

人类的童年都有自我专注的特征。不论什么宗教或文化，儿童都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其他人的处境和感受兴味索然。正因为如此，父母离婚对儿童会造成莫大的创伤。一个5岁的小孩并不能理解，某件重大事情可能不是因为他造成的。不管父母跟他说多少次——说父母都是独立的人，有自己的问题和希望，父母离婚不是因为他，孩子都不会懂。他一心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大多数人长大之后就会摆脱这种幼儿期的妄想，但有些人却继续坚持、至死不改。就像孩子觉得父母是因为他才会吵架，一神论者也相信，波斯人与古巴比伦人是因为自己才会开打。

在《圣经》时代，有些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明显更为准确。在泛灵论和多神论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各方权力竞逐的角斗场，而不只是有单一的神，因此泛灵论和多神论者很容易相信，有很多事情不管是与我还是与我最爱的神都无关，既不是为了惩罚我的罪恶，也不是为了奖励我的善行。不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已经发展出非常精致的历史理论，与今日的现代观点极为类似。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和革命，是由于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人有可能没有犯下任何过错，却仍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些让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深感兴趣，而司马迁也极为重视蛮夷文化和宗教。

现代学者多半会同意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而不是同意《圣经》。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分析全球生态、政治和经济趋势。在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就连福音派的共和党人有时也是把错怪到中国头上，而不是忏悔自己的罪。

然而，虽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比《圣经》作者更了解现实，但这两种世界观一发生冲突，《圣经》就将对手一举击倒，最后，希腊人采用了犹太人的历史观，而不是犹太人接受了希腊人的历史观。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又过了1000年，希腊人反而越来越相信，如果有蛮族入侵，肯定是神在惩罚自己的罪行。不管《圣经》的世界观错得多么离谱，却能为大规模人类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

就算到了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手也是放在《圣经》上。同样，在包括英美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证人上法庭做证，也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出事实、完整的事实，也唯有事实。然而，发这个誓的时候，他们所凭依的书里竟是充满虚构、神话和错误，岂不讽刺？

但这就是有用

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在于，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拥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制度，却只是为了服务于虚构的目标和利益。这样一来，虽然整个制度看起来运转良好，但出发点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标准。

例如，一位毛拉（mullah，伊斯兰学者）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现在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比起以往，也有更多人研读《古兰经》，服从安拉的旨意。”但关键在于，这真的是判断成功的正确标准吗？学校的校长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在过去5年内，考试成绩已经提升了7.3%。”但这真的是判断学校的最好方式吗？古埃及的官员也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比起世界上任何人，我们收到的税金更多、挖出的运河更多、盖起的金字塔更大！”确实，法老时代的埃及在税收、灌溉系统和金字塔建设方面领先全球，但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吗？

人类有许多物质、社会和心理上的需求。我们实在很难判断，比起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古埃及的农民是否真的得到了更多的爱或是更好的社会关系，但在营养、健康和儿童死亡率方面似乎情况更糟了。有一份大约出自公元前1850年前的文件，时值阿门内姆哈特三世在位（就是那位辟出法尤姆湖的法老），文件提到有一位叫作杜瓦–卡蒂（DuaKhety）的有钱人，要儿子佩皮（Pepy）去上学，好让他以后当个抄书吏。在路上，杜瓦–卡蒂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劳工、军人和工匠的生活多么悲惨，以此鼓励佩皮应把所有心力投入学习，才能逃离大多数人不快乐的命运。

根据杜瓦–卡蒂的说法，自己没有田地的农民，生活就会充满艰辛和苦难，只能破布遮身，又得整天劳动，直到手指起满水泡。接着，法老的官吏还要把他拉去服劳役。而他如此辛苦工作，得到的却只是一身疾病。就算真的能活着回家，身心也已被严重摧残。即使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命也不见得有多好。每天从河边用水桶把水挑回田里，沉重的负担压弯肩膀，脖子上溃烂肿胀。早上打理水韭田，下午打理椰枣树，晚上还要照料香菜田。最后，他因身体不支而一命呜呼。 虽然这段文本可能有意夸大，但与实情也相去不远。法老时代的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王国，但对于底层的农民来说，强大的国力只代表着他们要缴税、要服劳役，并不代表能得到健康保障或社会安全服务。

此等缺憾并非埃及独有。无论是中国历代、伊斯兰帝国还是欧洲各个王国，虽然都是成就斐然，但就算到了公元1850年，一般人的生活比起远古狩猎采集者仍然不见得更好，而且实际上可能更糟。1850年，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曼彻斯特工厂里的劳工，工时都比狩猎采集者更长，工作对身体的负担更重，对心理的压力也更大；他们的饮食比远古更不均衡，卫生条件更为落后，而传染病则更为常见。

假设有以下两个度假体验行程任你挑选：

石器时代体验：第一天，在原始森林徒步旅行10个小时，在河边开阔的空地搭营过夜；第二天，独木舟顺流而下10个小时，在小湖旁露营；第三天，向当地人学习如何在湖里钓鱼、在附近的树林里采蘑菇。

现代无产阶级体验：第一天，在受到污染的纺织工厂工作10个小时，在拥挤的公寓大楼过夜；第二天，在当地百货公司担任收银员10个小时，回到同一栋公寓大楼睡觉；第三天，向当地人学习如何开立银行账户、填写贷款表格。

你会挑选哪一个？

因此，想评估人类合作网络究竟是好是坏，一切都取决于用什么标准和观点。评判法老时代的埃及，我们要看的是产量、营养还是社会和谐？重视的是贵族、底层农民还是猪和鳄鱼？历史绝不是单一的叙事，而是同时有着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叙事。我们选择讲述其中一种叙事，就等于选择让其他叙事失声。

人类合作网络评价自我时，常常用的就是自己发明的标准，屡获好评也就毫不意外。特别是以虚构实体之名（例如神、国家和公司）而建立的人类网络，自然也就是从虚构实体的角度来判断是否成功。这样一来，宗教的成功就在于信众彻底遵循神的旨意，国家的成功就在于提升国家的利益，企业的成功就在于钱财滚滚而来。

因此，评价任何人类网络的历史时，建议可以经常暂停一下，改用真实实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怎么知道某个实体是否真实？答案很简单，只要问问自己“它是否会感觉痛苦”就行了。放火烧了宙斯的神庙，宙斯并不会感觉痛苦；欧元贬值，欧元不会感觉痛苦；银行破产，银行不会感觉痛苦；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击败，国家也不会真正感觉痛苦。这些实体，都只是比喻。然而，如果是士兵在战争中受伤，他确实会感觉痛苦；饥饿的农民没有食物可吃，会感觉痛苦；母牛被迫与新生小牛分离，会感觉痛苦。这些实体，则属于真实。

当然，我们有可能因为相信了虚构故事而感到痛苦。例如，相信各种民族和宗教神话可能导致战争，而让数百万人失去家园甚至生命。战争的起源是虚构的，但痛苦则百分之百的真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努力区分虚构与真实。

虚构故事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有时还有其必要性。如果没有货币、国家或公司等人人接受的故事，复杂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要先让大家都相信了同样的虚构规则，我们才可能一起踢一场足球；再让大家都相信一些类似的虚构故事，才能让市场或法庭真正发挥作用。然而，这些故事只是工具，不该成为目标和标准。一旦我们忘了这些只是虚构的，就会开始与现实渐行渐远。于是，可能只是为了“给公司赚很多钱”或是“保护国家利益”，就让我们掀起无边战火。公司、货币和国家，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人类发明了这些概念，好让它们为人类服务；为什么最后反而是人类为这些概念服务，甚至牺牲性命呢？

在21世纪，我们还会创造出比以往更强大的虚构概念以及更极权的宗教。在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协助下，这些宗教不但会控制我们每分每秒的存在，甚至将塑造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心智，创造出完整的虚拟世界。真要如此，再区分虚构与真实、宗教与科学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但又比以往更加重要。

1. [1] . Fekri A. Hassan, ‘Holocene Lakes and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of the Western Fayum, Egypt’,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13:5 (1986), 393–504; Gunther Garbrecht, ‘Water Storage (Lake Moeris) in the Fayum Depression, Legend or Reality?’,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s1:3 (1987), 143–57; Gunther Garbrecht, ‘Historical Water Storage for Irrigation in the Fayum Depression (Egypt)’,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s10:1 (1996), 47–76.

2. [2] . Yehuda Bauer,A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Danbur:Franklin Watts, 2001), 249.

3. [3] . Jean C. 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91; Jasper Becker,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London:John Murray, 1996); Frank Dikkoter,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London:Bloomsbury, 2010).

4. [4] . Martin Meredith,The Fate of Africa:From the Hopes of Freedom to the Heart of Despair:A History of Fi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6); Sven Rydenfelt, ‘Lessons from Socialist Tanzania’,The Freeman36:9 (1986); David Blair, ‘Africa in a Nutshell’,Telegraph, 10 May 2006,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blogs.telegraph.co.uk/news/davidblair/3631941/Africa_in_a_nutshell/.

5. [5] . Roland Anthony Oliver,Africa since 1800, 5th ed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0–23; David van Reybrouck,Congo:The Epic History of a People(New York:HarperCollins, 2014), 58–9.

6. [6] . Ben Wilbrink, ‘Assess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23:1 (1997), 31–48.

7. [7] . M. C. Lemon,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3), 28–44; Siep Stuurman, ‘Herodotus and Sima Qian:Histor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Turn in Ancient Greece and Han China’,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1 (2008), 1–40.

8. [8] . William Kelly Simpson,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332–3.

第5章

一对冤家

虚构故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支柱。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关于神、国家和公司的故事越发强大，以至开始主宰客观现实。正因为相信伟大的鳄鱼神索贝克、天命或是《圣经》，让人能够辟出法尤姆湖、建起长城、盖出沙特尔大教堂。但遗憾的是，盲目信奉这些故事，也就意味着人类往往为某些虚构实体的荣誉而努力（例如神和国家），而不是让真正拥有感受的生命过得更好。

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乍看之下，我们会觉得现代社会和古埃及或中世纪的中国大不相同。现代科学的兴起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人类游戏的基本规则？虽然传统神话仍然重要，但现代社会制度有没有可能已经逐渐依赖于某些过去不存在的客观科学理论，例如进化论？

我们当然可以说科学理论也是一种新的神话，现代社会相信科学就像古埃及相信鳄鱼神索贝克。但这种比较经不起推敲。索贝克只存在于信徒的想象之中。确实，索贝克信仰巩固了埃及的社会制度，也让埃及人建设起水坝、开凿出运河，得以防洪抗旱。然而，信仰本身并不会提升或降低尼罗河的水位；相较之下，科学理论绝不只是某种让人合作的方式。常言道，“天助自助者”，这等于兜了个圈子告诉我们：根本没有上帝，但是信仰上帝能够激励我们自己去做某件事，并将之作为一种助力。以抗生素为例，就算人不自助，抗生素也能助人，这可和上帝相去甚远，因为不管你相不相信抗生素，它就是有疗效。

因此，现代世界才会与之前的世界大不相同。埃及法老和中国皇帝经过几千年努力，仍然未能克服饥荒、瘟疫和战争的问题；而现代社会不过短短几世纪就已经大功告成。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拥抱了客观的科学知识、抛弃了互为主体的神话吗？这个过程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间加速进展吗？科技让我们能够将人类升级、战胜老化，并找到幸福快乐的关键，人们会不会因此不再那么关心虚构的神、国家和公司，而一心专注于理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现实？

虽有可能，但事实要复杂得多。现代科学确实改变了游戏规则，但并不是“以事实代替神话”如此简单。神话仍然主宰人类，科学只是让神话更为强大。科学非但没有摧毁互为主体的现实，反而让它比以往更能完全控制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在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的协助下，人类开始能够重塑现实以符合心中的幻想，虚构与现实的界线将变得更加模糊。

索贝克的祭司幻想着有鳄鱼神的存在，法老则幻想着能够长生不死。但在现实中，所谓的鳄鱼神只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穿着金色衣服的沼泽爬行动物，而法老也和最贫穷的农民一样终将过世。虽然法老的遗体会用防腐的油膏和香水制作成木乃伊，但还是一样死得彻彻底底。相较之下，21世纪的科学家却有可能打造出真正的超级鳄鱼，也能让人类精英得到永恒的青春。

于是，科学兴起之后，至少会让某些神话和宗教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为了了解其原因，并且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再次直面一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现代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提了百万遍，能说的早已说完，但实际上，科学和宗教就像夫妻，进行了500年的婚姻咨询，仍未能真正了解彼此。丈夫还是想着灰姑娘，而妻子也还是一心念着白马王子，但两人却在为谁该倒垃圾而争吵不休。

细菌和恶魔

对科学和宗教的误解，多半是由于对宗教的错误定义。人们常常误以为宗教就是迷信、灵性以及对超自然力量或神的信仰。但宗教并不是这些概念。宗教并不等于迷信，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最相信的事称为迷信。自己相信的，一定是“真理”；只有别人相信的，才会是“迷信”。

同样，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信仰的是超自然力量。那些相信魔鬼、神灵、精灵的人绝不会认为这些是“超自然”，而会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豪猪、蝎子和细菌并没有两样。比如疾病，现代医生将之归咎于看不见的细菌，伏都教巫师则将之归咎于看不见的神灵。这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如果你让某个神灵生气了，它就会进到你的身体里，让你痛苦万分，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只有不相信神灵的人，才会觉得这些事情超出自然的秩序。

如果说宗教就是信仰超自然的力量，等于认为自己可以不靠宗教就能够了解所有的自然现象，而宗教只是一个可选择的补充，即在完全了解自然的全貌之后，还能选择要不要再另外加点宗教的“超自然”教条。但大多数宗教都认为，如果没有宗教，你根本不可能了解世界；不懂这些教条，你就不可能了解疾病、旱灾或地震的真正原因。

另外，把宗教等同于对神的信仰也有问题。我们常常会说，某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信仰宗教的，因为他信仰神（上帝）。然而，宗教由人创立，而非由神所创；宗教的定义应该在于其社会功能，而不在于神是否存在。任何无所不包的故事，只要能够为人类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赋予高于一般人的合法性，就应该算是宗教。宗教能够为人类社会结构找的理由，就是这些结构反映了高于一般人的法则。

宗教认为，人类受制于某种道德法则系统，这个系统并非由人所创，也并非人所能改变。于是，虔诚的犹太人会说，这个道德法则系统就是由上帝所创，并体现在《圣经》之中。虔诚的印度教徒则会说，这些法则是由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和湿婆（Shiva）所创，体现在《吠陀经》中。从佛教、道教到纳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会说自己那套高于一般人的法则都源于自然法则，而不是由神所创。当然，每个宗教都信奉着各自不同的自然法则，由不同的先知所揭示，从佛陀、老子再到希特勒，各显神通。

一个犹太男孩来到爸爸面前，问道：“爸爸，为什么我们不能吃猪肉啊？”爸爸若有所思地摸着又长又卷的胡子，回答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如果我们吃猪肉，上帝会惩罚我们，我们最后不会有好下场。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拉比说的。如果是拉比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他就会创造一个让猪肉也符合犹太戒律的世界。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拉比，而是上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上帝说了，我们不该吃猪肉，所以我们就该听话，懂了吗？”

1943年，一个德国男孩来到爸爸面前，那是一位资深的盖世太保，男孩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呢？”这位爸爸穿着发亮的皮靴，解释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如果我们允许犹太人活下去，他们就会造成人类退化、灭绝。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元首说的。如果是希特勒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他就会创造一个没有自然选择法则的世界，让犹太人和雅利安人能够和谐共处。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希特勒，他只是设法找出了自然的法则，然后告诉我们该怎样遵照这一自然法则来生活。如果不服从这一法则，最后我们不会有好下场，懂了吗？”

2016年，一个英国男孩也跑去找爸爸，他是一位自由民主党的议会议员，男孩问：“爸爸，为什么我们要管中东那些穆斯林的人权啊？”这位爸爸放下手中的茶杯，想了一下，回答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但所有人，甚至包括中东的穆斯林，其实本质都相同，都该享有一样的自然权利。这不是我说的，甚至也不是议会说的。如果是议会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在所有那些量子物理以外，也会有个小组委员会，让全世界的人都有人权。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议会，议会只是想让一切都很合乎情理，我们必须尊重这件事，就算中东的穆斯林也该拥有自然权利，否则我们自己的权利很快也会遭到侵犯，最后不会有好下场，懂了吗？”

自由主义者或其他现代信仰的追随者并不喜欢自己相信的系统被称为宗教，原因就在于他们总觉得宗教就是迷信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如果你说他们是宗教信徒，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在指责他们盲目地做着白日梦。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意味着他们相信某些道德法则系统，认为这些法则虽然不是人类发明的，但人类仍然需要遵守。据我们所知，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此类信仰。每个社会都会告诉其成员，他们必须服从一些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法则；而如果违反这些法则，就会导致灾难。

当然，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故事细节、不同的训诫以及不同的奖惩。比如在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教会就认为上帝不喜欢富人。耶稣曾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通过天堂之门还容易。而为了让富人也能进入天堂之门，教会鼓励他们要多多奉献，并威胁他们，否则就等着在地狱里被烧死。

共产主义所说的历史规律其实就像基督教里上帝的训诫，都代表着高于一般人的力量，并无法通过人类意志而改变。人类可以决定第二天上午的足球赛不用考虑越位规则，因为是人类发明了那条规则，自然也就能够任意改变。但至少就马克思看来，历史规律并非人力所能改变。不管资本家做什么，只要他们继续累积私人财富，就必然造成阶级冲突，也就注定会被无产阶级站起来推翻。

如果你碰巧是个共产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当然大不相同，因为共产主义是对的，而基督教是错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带有阶级冲突，但是富人可不会在死后落入地狱、遭受永恒的折磨。但即使如此，也不代表共产主义就不是一种宗教，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不论任何宗教的追随者，都相信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真实的。而或许，真有一种宗教是对的？

如果遇见佛陀

我们说宗教是一种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组织人类进行大规模合作的工具，这种说法可能让某些人感到恼怒，因为对他们来说，宗教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一条通往灵性的途径。然而，一方面，宗教和科学的差距比我们一般认为的更小；另一方面，宗教和灵性的差距却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宗教就是一份契约，而灵性却是一个旅程。

宗教对世界提出一套完整的描述，并提供一份定义清晰且载明各项预定目标的契约。“上帝是存在的。他告诉我们应该遵循某些行为。如果你服从上帝，你就能进天堂；如果你不服从上帝，你就会在地狱里被烧死。”正是因为这份契约写得清清楚楚，才让社会得以制定出各种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从而约束人类的行为。

但灵性之旅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它通常是以神秘的方式把人带向未知的目的地。旅程一开始，通常都是一些大问题，例如：我是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善？在大多数人欣然接受由当权者提供的现成答案时，灵性的追随者却不那么容易满足。他们会下定决心，追寻着这些大问题，不论这些问题将他们引向何方，也不管前往之地是否熟悉或他们是否愿意。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做学术研究也是一份契约，而不是一次灵性之旅，因为学术研究就是把我们带往前人、政府和银行所认同的预定目的地罢了，就如同“我要再读三年书，通过所有考试，拿到大学毕业证，找份薪水好的工作”。但如果你在半路碰上某些大问题，将你引向某个意料之外、起初丝毫没想过的目的地，学术研究也可能忽然变成一次灵性之旅。例如，某个学生可能一开始主修经济学，想在华尔街找份工作，但学着学着，却不知为什么，最后进了印度教的修行所，或是到了津巴布韦去帮助那些艾滋病患者，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次灵性之旅了。

为什么说这样的过程有“灵性”？这是古代二元论宗教的遗产。二元论相信有两个神，一善一恶，善神创造了纯洁而永恒的灵魂，住在一个灵性而充满幸福的世界；恶神（有时称为撒旦）则创造了另一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撒旦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创造的事物永续，因此在物质的世界里，一切终将腐败瓦解。为了将自己创造的瑕疵品赋予生命，撒旦就会诱惑来自纯洁灵性世界的灵魂，再将灵魂关在物质的身体里，这就成了人：一个美好而灵性的灵魂，被困在邪恶而物质的身体里。而由于灵魂的监狱（也就是身体）会衰老死亡，撒旦就必须不断用各种肉体的欢愉来诱惑灵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物、性和权力。等到身体终于回归尘土、让灵魂有机会逃回灵性世界时，对肉体欢愉的渴望就会诱惑它再次回到另一具物质的身体里。于是，灵魂就这样从一具身体转移到另一具身体，虚耗光阴，追求食物、性和权力。

二元论告诫人们要打破这些物质枷锁，踏上回归灵性世界的旅程——我们对灵性世界完全陌生，但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而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必须拒绝所有物质上的诱惑和契约。出于这一理论背景，只要是在人生旅程中质疑着各种俗世的惯例和契约，并前往未知的目的地，我们都会称之为灵性之旅。

这种旅程与宗教有根本的差异，因为宗教要巩固世俗秩序，但灵性要逃离世俗秩序。通常，灵性的流浪者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挑战各大宗教的信仰和惯例。佛教禅宗就曾说“逢佛杀佛”，讲的是在灵性的道路上，如果发现佛教已经落入制式、僵化、固定的窠臼就必须连这些一起摆脱。

对宗教来说，灵性是一种危险的威胁。宗教通常会努力避免信众踏上追求灵性之旅，而许多宗教系统所面对的挑战也不是来自那些追求食物、性和权力的普通人，而是来自那些追求灵性和真实、无法用陈词滥调打发的人。正因为如此，推动新教徒反抗天主教会权威的，并非坚持享乐主义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虔诚而苦修的修士——马丁·路德。路德对于生命有许多存在主义的疑惑，希望得到解答，而且他拒绝接受教会用各种礼仪、仪式和契约得出的答案。

当时，教会向信众提出了一些非常诱人的契约交易。如果你犯了罪，担心死后受到永恒的诅咒，那就只能打开钱包买张赎罪券。16世纪初，教会还雇用了专业的赎罪券贩子，来往于欧洲的各个城镇村庄，定价贩卖赎罪券。想要一张进入天堂的签证吗？10枚金币。想让已过世的爷爷奶奶一起上天堂吗？没问题，但要30枚金币。在这些贩子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尼斯·台彻尔（Johannes Tetzel），据传他有句名言：“银钱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

路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质疑提供这套交易契约的教会。救赎怎么可能付钱就能了事呢？教皇又怎么可能有权宽恕人们的罪过、打开天堂之门呢？于是，马丁·路德根据新教传统，在1517年10月31日带着一份长长的文件、一把槌子和几颗钉子，走到维滕贝格（Wittenberg）诸圣堂（the All Saints’ Church）的大门。文件总共列出95条论点反对当代宗教行为，其中就包括反对贩卖赎罪券。路德把文件钉在教堂大门上，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并呼吁所有关心救赎的基督徒起身反抗教皇权威，找出前往天堂的其他道路。

图25 教皇贩卖赎罪券赚钱（出处为新教徒发行的小册子）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灵性之旅总是以悲剧收场，因为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只适合个人，而不适合整个社会。人类要合作，就不能只有问题，而需要坚定的答案。推倒某些荒谬的宗教制度，往往又促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曾发生在二元论者身上，他们的灵性之旅就变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也发生在马丁·路德身上，他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法则、制度和仪式后，却发现自己正在写下新的法则、建立新的制度、发明新的仪式；甚至连佛陀和耶稣也未能幸免，在坚持追求真理的路上，他们颠覆了传统印度教和犹太教的法则、仪式和制度，但到头来，以他们之名却建立起更多的法则、仪式和制度。

伪造上帝

我们已经更加了解宗教的概念，现在可以回头来审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和宗教誓不两立，而现代历史就是科学知识与宗教迷信的斗争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光明驱散了宗教的黑暗，世界越来越世俗、理性和繁荣。然而，虽然某些科学发现肯定侵蚀了宗教的教义，但两者却非必然对立。比如，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由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创立，而这点就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

更重要的是，科学如果想要打造出可行的人类制度，必然需要宗教协助。虽然科学家能够研究世界如何运转，但却没有科学方法告诉我们人类该做些什么。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没有氧气就无法生存，然而，我们是否能用窒息来处死罪犯呢？能够回答这种问题的并非科学，唯有宗教。

因此，科学家的实用研究仍有赖于宗教见解。比如中国的长江三峡大坝，政府在1992年决定建造大坝时，物理学家可以计算出大坝必须承受多少压力，经济学家可以预测出大坝可能需要多少成本，而电机工程师可以预测出大坝能发多少电量。但政府得考虑的不只这些。三峡大坝蓄水后，将淹没陆地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许多城镇村庄、数千处考古遗迹，以及独特的风景和动物栖息地。超过百万人迁离，数百种物种生命受到威胁。看起来，大坝是白鳍豚灭绝的直接原因。不论你个人对三峡大坝有何看法，显然建不建大坝都会是个伦理问题，而非纯粹的科学问题。不论任何物理实验、经济模型或数学方程式，都无法确定究竟是发出几兆瓦的电、赚进几十亿元人民币比较有价值，还是保住某座古塔或白鳍豚比较有价值。因此，中国政府无法单靠科学理论的基础来运作，还得需要一些传统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才行。

但也有些人一下子就跳到另一个极端，即认为科学和宗教就是两个完全分开的国度。科学就是研究事实，宗教就是讨论价值观，两者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宗教对科学事实不予置喙，科学对宗教信仰也该沉默是金。如果宗教相信人命神圣，因此堕胎是罪，生物学家对此既不能证明，也不该驳斥。私底下，每个生物学家都欢迎与教皇辩论；但作为科学家，生物学家却不该加入战局。

这种方法可能听起来合理，但对宗教仍有曲解。虽然科学确实只管事实，但宗教却并非只管要判断。宗教想发挥任何实际的引导作用，就要提出一些事实上的要求，这时候就可能和科学有所冲突。许多宗教教条最重要的部分并不在于其伦理原则，而在于其事实的主张声明，比如，“上帝确实存在”“灵魂会因为犯下的罪而在死后受罚”“《圣经》是由神所著，而非由人所著”“教皇永远是对的”。这些都是关于事实的主张声明。许多激烈的宗教辩论，或是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都是源于这种关于事实的主张声明，而不是来自伦理判断。

让我们以堕胎为例。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反对堕胎，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则拥护堕胎权，双方主要的争议点其实在于事实，而非伦理。不论基督徒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认同人命神圣，谋杀是一种可憎的罪行。但他们对某些生物学事实有不同意见：究竟人命是始于受孕那一刻、出生那一刻，还是两者之间的某一刻？事实上，有些文化甚至认为，就算到了出生那一刻，生命也还没真正开始。比如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的库恩人（!Kung）和北极的因纽特人（Inuit），都认为人命始于婴儿得到名字之后。婴儿出生时，家族会先等待一段时间，如果决定不留下他（可能因为肢体畸形，或因为经济困难），家族就会把他杀掉。这时只要还没有举行命名仪式，就不算是谋杀。 这些文化的人群可能也和自由主义者或基督徒一样认为人命神圣、谋杀是种可憎的罪行，却能允许杀婴。

宗教的自我宣传往往只强调它们美好的价值观，只不过，上帝却往往藏在那些用小字印制的事实声明之中。比如天主教，总宣扬自己是博爱和同情的宗教，这不是太好了吗？谁能反对这些事呢？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不是全人类都是天主教徒？因为如果真的去读那些小字，你才会发现天主教同时也要求你盲从某个“永远不会犯错”的教皇，就算他曾经号令信众发动十字军东征、把异教徒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时也不例外。这些具体的指示，并不只是来自伦理判断，而是来自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的结合。

当我们从缥缈的哲学领域回归历史现实时，会观察到宗教故事几乎总是包括三个部分：

1.伦理判断，例如，“人命神圣”。

2.事实声明，例如，“人命始于受孕那一刻”。

3.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相结合，给出具体的指示，例如，“就算受孕才刚一天，也不得堕胎”。

对于宗教的伦理判断，科学无法加以反驳或证实；但对于宗教的事实声明，科学家就大有意见了。只要是事实的问题，例如“在受孕一周后，人类胎儿是否已有神经系统、是否已有痛觉”，生物学家就远比牧师有资格回答。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宗教自吹自擂的时候对这个案子绝口不提，但这件事却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在中世纪欧洲，教皇的政治权力无远弗届。不管在欧洲何处，只要发生冲突，他们都会声称自己有裁决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主张，历任教皇都曾一再提到《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根据这个故事，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5年3月30日签署一份谕令，授权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 I）和后继者永远控制罗马帝国西部领土。历任教皇将这份珍贵的文件留存下来，每当有雄心勃勃的君主、喜争好斗的市民，或是桀骜不驯的农民起身反抗时，教皇就会拿这份文件作为强大的宣传工具。

中世纪欧洲民众十分尊重流传久远的帝国法令，他们认为文件历史越久远，就承载着越多的权力。他们也坚信，国王和帝王都代表上帝，而由于君士坦丁让罗马帝国从异教领土变成了基督教帝国，因而备受尊崇。如果现在市议会想做的事与伟大的君士坦丁本人所下的谕令有所冲突，对中世纪欧洲人来说，显然就该服从古代的文件。于是，每当教皇碰上政治上的抗争，他总是高举《君士坦丁赠礼》，要求对方服从。虽然也不是每次都管用，但是《君士坦丁赠礼》仍然是教皇宣传和中世纪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石。

如果仔细研究《君士坦丁赠礼》，会发现这个故事是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表1 《君士坦丁赠礼》的内容组成部分

古代帝王谕令的道德权威绝对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大多数21世纪的欧洲人都会认为，现代公民的期许当然要比那些早已作古的大帝下达的谕令重要。但这种事情没办法用实验或方程式来确认，因此科学根本无法加入这场道德辩论。就算有个现代的科学家时光倒转700年回到中世纪，他也无法向当时的欧洲人证明，为何不该用古代帝王谕令来解决当代的政治争端。

然而，《君士坦丁赠礼》的故事基础不是只有伦理判断，还有非常具体的事实声明，而科学非常有资格为之证实或证伪。1441年，天主教神父兼语言学先驱的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发表了一项科学研究，证明《君士坦丁赠礼》实为伪造。瓦拉分析了这份文件的风格、文法以及所用词语和词组，证明有些词语在公元4世纪的拉丁文里根本还没有出现，很有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约400年才伪造出来的。此外，文件注明：“3月30日，君士坦丁第四次担任执政官，加利卡努斯（Gallicanus）首次担任执政官。”在罗马帝国，每年选出两位执政官，文件以执政官的任期作为年代标记也是惯例。但糟糕的是，君士坦丁第四次担任执政官是在公元315年，而加利卡努斯在公元317年才首次担任执政官。如果这份这么了不起的文件确实是在君士坦丁的时代写成，绝不可能有如此离谱夸张的错误。这就等于美国国父杰斐逊等人把美国《独立宣言》的日期写成“1776年7月34日”一样不可思议。

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君士坦丁赠礼》是在大约公元8世纪的时候，在古罗马教廷伪造而成。虽然瓦拉从未质疑这份古代帝王谕令的道德权威，但他的科学分析确实影响了这份谕令的具体指示，也就是欧洲人应该服从教皇的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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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0日，乌干达议会通过《反同性恋法》，认定同性恋活动属于刑事犯罪，某些行为可能被重判到无期徒刑。整件事情得到基督教福音教派的推动和支持，他们认为上帝禁止同性恋行为。作为证据，他们引用了《利未记》18:22（“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及《利未记》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同一个宗教故事造成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受苦受难。这个故事也可以简单整理如下：

表2 《利未记》中故事的内容组成部分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关于“人类该服从上帝”这个伦理判断，科学家无从置喙。就个人来说，谁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能认为人权比神权更重要，所以如果上帝命令我们侵犯人权，我们就不该听上帝的话；然而，没有任何科学实验能够判断这个问题孰是孰非。

而对于这里的事实声明，也就是要说在3000年前，宇宙的创造者命令智人不得从事男男行为，科学就有许多意见了。毕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主张声明是真的？参阅相关文献会发现，虽然这项声明在书籍、文章和网站中数百万次地出现过，但一切都指向一个源头——《圣经》。因此，科学家就会问，究竟《圣经》是谁写的？在什么时候写的？请注意，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价值问题。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声称，至少《利未记》是上帝在西奈山吩咐摩西写的，而且从那一刻开始，从未有一字增减。科学家又会继续追问：“但我们怎么能确定？”毕竟，就连教皇都曾经说《君士坦丁赠礼》是君士坦丁自己在公元4世纪写的，但事实上却是在400年后教皇的手下伪造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科学方法来找出是谁、在何时写成的《圣经》。相关科学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如果对这些发现有兴趣，有许多文献可供参考。归纳这些结论可以发现，多数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都一致认为，《圣经》是许多不同文本的集合，而这些文本则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类作家、在他们声称所描述的事件过了几百年之后写成的，即《圣经》时代过了许久，这些文本才终于集结成一本宗教经典。举例来说，虽然大卫王的时代应该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一般认定《申命记》是在大约公元前620年、在犹大王约西亚（Josiah）的宫廷写成，并将其作为加强约西亚权威的宣传活动。《利未记》的成书年代甚至还要更晚，绝不早于公元前500年。

至于说古代的犹太人很小心地保存了《圣经》文本、绝不增删任何一字，科学家也指出了破绽：《圣经》时代的犹太教根本不是以经文为基础的宗教。相反，当时的犹太教正如许多中东的邻近宗教一样，是典型的铁器时代异教，既没有犹太会堂、犹太初等学校，也没有拉比，甚至连犹太经典都没有。当时拥有的是繁复的圣殿仪式，多半就是将动物献祭给一位善妒的天神，希望他保佑人民，并赐予每季雨水和战争的胜利。此时的宗教精英是来自祭司家族，只谈出身，不论智力。祭司多半是文盲，忙着处理圣殿仪式，无暇书写或研读任何经文。

在第二圣殿（Second Temple）时期，另一批对立的宗教精英逐渐形成。他们部分受到波斯和希腊的影响，撰写和诠释文本的犹太学者地位越来越高，最终成为我们所知的“拉比”，而他们编纂的文本也成了《圣经》。至于拉比能享有何种权威，则是出于个人的智力，而非出身。这些新的文人精英和旧有的祭司家族之间的冲突已无可避免。拉比的幸运之处在于，罗马人为了镇压犹太起议（Great Jewish Revolt），于公元70年一把火烧毁了耶路撒冷及圣殿。圣殿成了残垣断壁，祭司家族霎时失去了宗教权威与经济权力基础，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以犹太教圣殿、祭司和英勇战士为特点的传统犹太教，从此消失于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个以书籍、拉比和吹毛求疪的学者为特点的新犹太教。学者的强项在于诠释，而运用这种能力，他们不仅能解释为何全能的上帝允许自己的圣殿被毁灭，还能说出一套道理，解释为何《圣经》故事里的旧犹太教与当时的犹太教大不相同。

因此，从目前最科学的证据来看，《利未记》里反对同性恋的看法，反映的不过只是古代耶路撒冷几个祭司和学者的偏见。虽然科学无法判断人类究竟是否应该服从上帝的旨意，但对于《圣经》的源头就有许多话可说。如果乌干达的政客认为，只要两个男人在一起找了些乐子，创造出宇宙、银河和黑洞的那股力量就会因此震怒，这时科学就能派上用场，驳斥这个实在没道理的念头。

神圣教条

事实上，要分辨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宗教有种麻烦的倾向，即喜欢将事实声明转化为伦理判断，使得原本应该很简单的争议变得混乱而模糊。例如，原本只该是事实声明的“《圣经》由上帝所著”就常常变为道德命令：“你应该相信《圣经》是由上帝所著”。于是，只相信某项事实声明就成了美德，而怀疑这项声明则成了罪过。

同时，伦理判断之中却又往往隐藏着事实声明，支持者不会特别去提，因为他们认为这早已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于是，像“人命神圣”这种伦理判断（无法用科学测试），里面就可能包含着“每个人都拥有永恒的灵魂”这种事实声明（而这是可以用科学来争论的）。同样，美国民族主义者宣称“美国民族是神圣的”，这种看似属于伦理判断的说法，实际上仍是以某些事实声明为基础，例如“在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引领着大多数的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虽然我们不可能用科学来检验究竟美国民族是否神圣，但只要拆解一下这个论题，我们就能用科学来检验美国带来的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是否确实高于正常比例。

正因为人类的价值观里永远都藏着一些事实声明，也就让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等哲学家认为，科学能够解开一切的道德困境。哈里斯认为，所有人的终极价值都是相同的——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因此，所有的伦理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将快乐最大化”的事实论证。 宗教激进主义者想上天堂，是为了快乐；自由主义者想增加人类自由，是因为这样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德国民族主义者也认为，如果让柏林控制整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更快乐。哈里斯认为，宗教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伦理上的争议，只是对于如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出现了在事实上的意见不合。

然而，就算哈里斯说得没错，即所有人都重视快乐，实际上也很难用这种观点来平息伦理争议，特别是“快乐”根本没有科学上的定义或测量方法。让我们再次以三峡大坝为例。就算我们同意，这项计划的终极目标是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快乐的地方，该怎么才能判断“制造出廉价电力”会比“保护传统生活方式”或“拯救稀有的白鳍豚”更有益于全球的快乐呢？只要我们还无法真正理解这种意识，就无法为快乐和痛苦制定出通用的度量标准，也就无法比较不同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更不用说跨物种的情况了。十多亿中国人享有更廉价的电力时，会产生多少单位的快乐？整个白鳍豚物种灭绝时，又会产生多少单位的痛苦？再回归到根本，难道快乐和痛苦真的是个可以用数学相加或相减的实体吗？吃冰激凌很愉悦，找到真爱更令人愉悦，但难道只要有足够的冰激凌，累积起来的快乐就能等于找到真爱的快乐吗？

因此，虽然科学在伦理争论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多，但仍是有限的，至少目前如此。如果没有一些宗教元素作为引导，就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社会秩序，就算是大学和实验室也需要一点宗教的支持。宗教能为科学研究提供伦理上的理由，也因此能够影响科学研究的议题以及科学发现的使用方式。因此，想要真正理解科学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宗教信仰。科学家很少会谈这一事实，但科学革命的背景也正产生于史上最教条武断、最褊狭，也最具宗教色彩的社会。

猎巫行动

我们常常认为科学与世俗主义、宽容包容的价值观有关。但真若如此，我们绝对难以想象科学革命竟出现在早期的现代欧洲。在哥伦布、哥白尼和牛顿的时代，欧洲的宗教狂热者全球密度最高，而容忍度又是全球最低。科学革命中那些杰出人物生活的社会，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烧死了成批的异端分子，把每个爱猫的老太太都当作女巫，每月满月之日都要发起一场新的宗教战争。

如果你在约公元1600年前往开罗或伊斯坦布尔，看到的是拥有多元文化和充满宽容的大都市，逊尼派、什叶派、东正教基督徒、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犹太人，甚至偶尔还有印度教徒，比邻而居，和平共处。虽然也有意见分歧和争端骚乱，奥斯曼帝国也经常出现宗教歧视，但和欧洲相比，这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天堂。如果你再去当时的巴黎或伦敦，看到的会是城市里充斥着宗教极端主义，只有主流教派得以生存——在伦敦他们杀害天主教徒，在巴黎他们杀害新教徒，犹太人长期被驱逐，而穆斯林连进城都是一种奢望。然而，科学革命却始于伦敦和巴黎，而非开罗或伊斯坦布尔。

讲到现代性的历史，一般把它视为一场科学与宗教之争。理论上，科学和宗教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因为各自推崇不同的真理，也就注定有所冲突。但事实上，科学或宗教都不那么在乎真理，因此两者十分容易妥协、共存甚至合作。

宗教最在乎的其实是秩序，宗教的目的就是创造和维持社会结构；而科学最在乎的则是力量，科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得到力量，以治疗疾病、征伐作战、生产食物。就个人而言，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可能很在意真理；但就整体而言，科学和宗教对真理的喜好远不及秩序和力量。因此，两者一拍即合。对于真理毫不妥协的追求，其实是一次灵性之旅，在宗教或科学机构之内却很少见。

因此，对于现代历史更准确的一种看法，其实是科学与特定宗教（也就是人文主义）达成协议的过程。现代社会相信人文主义教条，而科学的用途不是为了质疑这些教条，而是为了实现它们。就算在21世纪，也不太可能有纯粹的科学理论取代人文主义教条，但让两者目前携手同行的契约可能会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其他后人文主义宗教之间截然不同的契约。接下来的两章，将会谈谈科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现代契约。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将会解释这项契约为何正在瓦解，又将由什么新的契约取而代之。

1. [1] . C. Scott Dixon,Protestants:A History from Wittenberg to Pennsylvania, 1517–1740(Chichester, UK:Wiley-Blackwell, 2010), 15; Peter W. Williams,America’s Religions:From Their Origins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82.

2. [2] .Antichrist1by Lucas Cranach the Elder.Original uploader was Epiphyllumlover at en.wikipedia – transferred from en.wikipedia (Original text:Google Books).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ntichrist1.jpg#/media/File:Antichrist1.jpg

3. [3] . Glenn Hausfater and Sarah Blaffer, ed.,Infanticide:Comparative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New York:Aldine, 1984), 449; Valeria Alia,Names and Nunavut: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Inuit Homeland(New York:Berghahn Books, 2007), 23; Lewis Petrinovich,Human Evolution, Reproduction and Morality(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8), 256; Richard A. Posner,Sex and Reaso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9.

4. [4] . Ronald K. Delph, ‘Valla Grammaticus, Agostino Steuco, and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57:1 (1996), 55–77; Joseph M. Levine, ‘Reginald Pecock and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20 (1973), 118–43.

5. [5] . Gabriele Boccaccini,Roots of Rabbinic Judaism(Cambridge: Eerdmans, 2002); Shaye J. D. Cohen,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 2nd edn (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153–7; Lee M. McDonald and James A. Sanders, ed.,The Canon Debate(Peabody:Hendrickson, 2002), 4.

6. [6] . Sam Harris,The Moral Landscape: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s(New York:Free Press, 2010).

第6章

与“现代”的契约

“现代性”就是一项交易，所有人都在出生的那天签了契约，从此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直到死亡。很少有人能够撤销或超越这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我们吃什么、做什么、想什么，也决定了我们住在哪里、爱什么人，甚至如何死亡。

这份契约乍看之下非常复杂，于是很少有人会去了解自己究竟签了什么。这就像下载某个软件后，有一份使用同意书，里面有几十页的法律术语，可是你只瞄了一眼，就立刻向下滚到最后一页，勾选“我同意”，接着完全忘了这件事。但事实上，这份契约简单到不可思议，只要一句话就能总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

在现代社会之前，多数文化都相信人类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设计者是某些万能的神或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类无法改变。这个宇宙计划让人的生命有了意义，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力量。人类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脚本让他们所讲的每个字、所掉的每滴眼泪、所做的每个手势都具有了意义；但同时也对他们的表演设下严格限制。哈姆雷特不能在第一幕就杀了克劳狄斯，也不可能忽然离开丹麦而跑到印度打坐冥想，莎士比亚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同样，人类也不可能永生不死，不可能免于一切疾病，也不可能一切恣意妄为，这些事情并不在脚本之中。

前现代人放弃了力量，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否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是否拥护合法的国王、是否早餐吃了禁忌的食物，甚至是否和隔壁邻居有了奸情，都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却能让人心里觉得受到保护。如果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比如战争、瘟疫或干旱，大家还是能安慰自己说：“我们都是在一场宇宙大戏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一切都是神或自然法则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脚本，但可以放心，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目的。就算是可怕的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某个更伟大计划里的场景。而且，我们知道这位剧作家值得信赖，故事最后一定有个美好而有意义的结局。因此，就算发生了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为了最后的美好结局；就算现在看不到，来世总会等到的。”

现代文化则不再相信有这种伟大宇宙计划的存在。我们并不是活在高于日常生活的戏剧之中，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而且，也没有意义。就我们目前最进步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一个行星上占据着再小不过的一点位置，存在着再短不过的一段时间，如麦克白所说的那个可悲演员，在台上得意或失意了一会儿，就再也悄无声息。

既然没有剧本，人类也不是在什么大戏中扮演什么角色，虽然人类还是可能面临各种可怕的事，但并不会有什么神来拯救我们，或是让这一切痛苦有什么意义。整件事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悲惨的结局，其实根本就不会有结局。事情一直发生，一个接着一个。现代世界并不相信目的，只相信原因。如果要给“现代性”安个座右铭，应该会是“坏事总会发生”。

但是，如果说坏事总会发生，而且没有什么剧本或目的，那么人类也不用将自己局限于任何预定的角色。只要能找对方法，我们就能为所欲为。除了自己的无知之外，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瘟疫和干旱的背后没有什么宇宙意义，我们能够消灭它们；战争并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然灾难，我们也能创造和平；我们死后并没有天堂等着我们，但我们能够在地球上创造天堂，并永远活在天堂里。我们只需努力克服一些技术困难。

投入更多研究资金，就能促进技术突破、加速科技进步。新科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为科学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时间每过去10年，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食物、更快速的交通工具和更有效的药物。总有一天，我们会累积足够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也能够发明各种灵丹妙药，让人青春永驻、快乐幸福，而且这一切将不会有什么神灵前来阻挡。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对人类形成巨大的诱惑，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威胁。“无所不能”似乎是唾手可得，但在我们脚下却有一个完全虚无的深渊。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史上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到了更大的存在性焦虑。

本章讨论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下一章则会审视人类如何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如何以某种方式将意义重新带回这个无限空虚的宇宙。没错，我们现代人曾承诺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但也没人逼迫我们实现这个承诺。我们认为自己够聪明，能够尽享这份现代契约的好处，而无须付出代价。

银行家与吸血蝙蝠有何不同？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整部人类历史中，科学多半是以蜗牛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更是遭到深度冰封。虽然人口的缓慢增长确实使生产随之增长，而且每次科学偶有进步，都有可能推动人均经济增长，但整个增长过程极度缓慢。

如果在公元1000年，100个村民生产了100吨小麦，到了公元1100年，可能是105个村民生产了107吨小麦，这种增长可以说有名无实，既不会改变生活节奏，也不会影响社会政治秩序。今天所有人都在热切追求增长，但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对此却毫不在意。不论王公贵族、牧师神父还是农民大众，都认为人类生产大致就是维持稳定，某人想得到更多，就只能偷别人的，而且到了他们的孙辈，生活水平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这种停滞现象，大部分原因在于很难为新计划筹措资金。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很难排干沼泽、建筑桥梁、开辟港口，更别提培育新的小麦品种、发现新的能源来源，或是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了。当时资金稀缺，是因为没有信用的概念；之所以没有信用，是因为人类不相信增长；而之所以不相信增长，正是因为经济停滞不前。于是，停滞就成了恶性循环。

假设你住在一个每年都会爆发痢疾的中世纪城镇，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治病良方。于是，你需要资金成立一个工作坊，购买药草和各种罕见的化学品，支付助手薪水，还得前往各地拜访名医。另外，在你全心投入研究时，还得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你自己没什么钱。你想去找当地的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拜托他们在这期间满足你的需求；而你也向他们保证，等到你找出治病良方就会财源滚滚，也会还清债务。

但很遗憾，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不太可能同意，因为他们今天就得养活家人，而且对你能否找到治病良方并没有信心。他们可不是三岁小孩，而且从小到大，他们哪里听说过有人能为可怕的疾病找出新的药物？想得到食物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就得支付现金。但你还没找到这种药物，而所有时间又都投入研究，怎么可能有钱？你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去耕作，痢疾依旧每年给城镇带来苦难，但却没人试着找出治病良方，也没有产生任何交易。如此，经济没了活力，科学停滞不前。

到了现代社会，因为人们开始相信未来，促进了信贷这项奇迹，才终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信贷正是“信任”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今，如果想开发新药物，但手上资金不足，我们可以去向银行贷款，或是寻找私人投资或创投基金。2014年夏天，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疫情，你猜猜那些忙着开发抗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制药公司股票表现如何？它们的股价简直是一飞冲天。特克米拉（Tekmira）制药公司的股价上涨五成，百欧克斯（BioCryst）更大涨九成！在中世纪，每当瘟疫暴发，人们只能泪眼望天，祈求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过；而在今天，如果听说又有了什么致命的新流行病，人们则立刻拿起手机，赶快打给股票业务员。对于证券交易所来说，流行病就是商机。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创业成功，民众对未来的信任就会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企业家更容易募资，于是经济增长。因此，民众对未来更加信任，经济继续增长，科学也随之进步。

这件事说来容易。如果真那么简单，为什么非得一直等到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才开始启动呢？几千年来，人类之所以不相信未来会增长，不是因为前人太过愚昧，而是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违反直觉、进化经验和世界运作的方式。自然系统多半呈现出平衡状态，而且生存之争又多半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蓬勃发展，另一方就必会付出代价。

例如，在某个山谷里，每年长出的青草量都差不多。这些青草能够养活大约1万只兔子，而其中动作慢、脑袋笨或运气差的兔子，又差不多能养活100只狐狸。如果某只狐狸特别聪明努力，吃掉的兔子比较多，那就意味着某些其他狐狸可能饿死。而如果所有狐狸忽然都比以前更会抓兔子，兔群数量将会大减，但来年就会有更多狐狸饿死。就算这个“兔子市场”偶有波动，但长远来看，狐狸绝不会期望每年都能有3%的猎兔增长率。

当然，真正的生态更为复杂，并非所有生存之争都是零和博弈。许多动物能合作愉快，甚至有些还有贷款机制。自然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吸血蝙蝠。这些蝙蝠成千上万地住在洞穴里，每天晚上飞出来找寻猎物。只要发现有鸟类睡着，或是哺乳动物心不在焉，它们就会在猎物的皮肤上切出一个小口，吸血为食。然而，不是每只吸血蝙蝠每天晚上都能找到受害者，为了应付这种生命里的不确定性，吸血蝙蝠就会彼此“贷血”。没找到猎物的吸血蝙蝠回家之后，会去找那些运气比较好的朋友，借一些它们偷来的血。这些蝙蝠对于自己曾把血借给谁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哪天自己饿着肚子回家，就会去找那只欠“血债”的蝙蝠，然后讨点血回来。

然而，蝙蝠不像银行家，它们从不收利息。如果A蝙蝠曾让B蝙蝠吸过10毫升的血，B蝙蝠就还10毫升。而且蝙蝠之所以“贷血”，并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的蝙蝠业务，或是促进吸血市场增长。因为血液源自其他动物，蝙蝠并无法控制产量的增长。虽然血液市场也有波动，但蝙蝠并不会假设2017年的血量会比2016年增长3%，而且到了2018年还会再涨3%。因此，蝙蝠也不相信会有增长这回事。 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和吸血蝙蝠、狐狸和兔子相去不远。因此，人类也很难相信增长的概念。

奇迹般的大饼

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教义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级也对目前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些上亿的贫困印度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块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一定会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而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块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只是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像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只要能维持亮眼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就能享受到私家车和冰箱之类的种种好处，走上俗世幸福的道路，而不会随着宗教极端主义者起舞。同样，像刚果或缅甸这样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就能产生富裕的中产阶级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石。至于夫妻失和这种问题，只要能买套更大的房子（不用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买台洗碗机（不用吵着该轮到谁洗碗）、每周两次参加昂贵的婚姻咨询，据说也就能挽回幸福美满的婚姻。

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共同重点。例如，苏联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对增长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天堂，只是对于实现路径有所异议；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在地球上创造天堂，他们只是对该用什么方法有所异议。

在今天，不论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日本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可能各自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他们都同样相信，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增长。例如，虔诚的印度教徒纳伦德拉·莫迪之所以能在2014年当选为印度总理，主要在于他成功促进了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许多人认为只有他才能让印度低迷的经济起死回生。类似的观点也让伊斯兰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掌权至今。其所属政党名为“正义与发展党”，就是强调对经济发展的承诺，而埃尔多安政府也确实在十多年间维持着令人佩服的经济增长率。

至于日本首相——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台，承诺将挽救日本沉寂20年的经济困局，其措施大胆而不寻常，有“安倍经济学”之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实践着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简而言之就是：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增长。

至于新加坡这个极其务实的城市国家，更进一步实践了这种思维，让部长的薪资与国家GDP挂钩。新加坡经济增长，政府部长就能加薪，仿佛这才是工作唯一的重点。

我们可能觉得对追求增长再自然不过，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不论是印度的王公、奥斯曼的苏丹、镰仓的幕府还是汉朝的皇帝，都很少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赌在经济增长上，但莫迪、埃尔多安、安倍晋三却都这么做了，可见“经济增长”在全球各地成功地取得了近乎宗教的地位。确实，把“相信经济增长”称为宗教并不会与事实出入太远，因为这种信念号称能够解决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道德难题。由于经济增长据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因此它鼓励大家放下各种道德的偏见，共同采取能够使成功最大化的长期措施。因此，虽然莫迪领导的印度有成千上万的教派、党派、运动和大师，而且终极目标可能都各不相同，但都要突破同样的经济增长瓶颈，所以何不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呢？

于是，“做大”这一信条等于是在呼吁个人、公司和政府不要在意任何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事物，比如维持社会平等、确保生态和谐或孝敬父母。在苏联，领导阶层认为增长最快的方式就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因此任何妨碍集体化的事物都会遭到扫除，包括数以百万的富农、言论自由以及咸海。现在普遍认为，某些版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能确保长期增长，于是，我们保护了贪婪的大亨、富有的农民及言论自由，然而，这会导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些事物遭到摧毁，比如生态栖息地、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

例如，某位任职于高科技新创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时薪100美元。某天，她的父亲不幸中风，需要有人协助买东西、做饭甚至洗澡。她可以让父亲搬过来和自己住，她一早去上班，晚上再早点回来，亲自照顾父亲。不管是她的收入还是新创公司的生产力都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她的父亲却能享有女儿充满爱和尊重的照顾。这位工程师也能请位墨西哥护工，时薪12美元，和父亲住在一起，照顾其所有需求。这样一来，工程师、她任职的新创公司，甚至是这位护工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受益。那么，这位工程师该怎么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答案非常明确。如果经济增长要求我们放下家人间的情感、鼓励大家和父母分住，再从世界的另一边聘用护工，有何不可呢？然而，这是个伦理判断的问题，而不是事实声明的问题。如果有人专心做软件工程，有人专心照顾老人，我们无疑能开发出更多软件，也能让老人得到更多专业伦理看护。然而，经济增长真的比家人间的情感更重要吗？在假设做出这样的伦理判断之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就从科学跨界到了宗教。

多数资本家可能并不喜欢“宗教”这个标签，但如果宗教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倒是能抬头挺胸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并不像其他宗教那种空中的大饼，而是这个俗世上的奇迹，而且有时候还真能实现。许多让人最后克服饥荒和瘟疫的信贷，都是出自对资本主义增长的强大信念，甚至说到减少人类暴力、增加宽容与合作，也得给资本主义一些掌声。下一章将会提到，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资本主义让人不再将经济视为零和博弈（即认为你的获利就是我的损失），而是一种双赢局面（即认为你得利也就是我得利），这一转变确实是全球和平的重要推手。这种互利概念对全球和平的帮助，可能远远超过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不停宣讲的“爱你的邻居”和“把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人打”的效果。

*

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王公贵族多半是把利润虚掷在华丽的狂欢飨宴、豪奢的楼台宫殿，以及不必要的战争冲突中；又或者是把金币放入铁箱密封起来，深埋地底。今天，虔诚的资本主义信徒会用利润来雇用新员工、扩大工厂规模或是开发新产品。

就算自己不懂这些事，他们也会把钱交给那些懂的人，比如银行家、风险资本家，再由这些人把钱借给各种需要钱的产业。拿了贷款，农民种新的麦田、承包商盖新的房屋、能源公司探索新的油田、军火业者开发新的武器。这一切活动得到的利润，让这些产业能够连本带利地偿还贷款。于是，我们现在不但有了更多的小麦、房子、石油和武器，而且银行和基金里还有更多的钱，能够继续借出去。这是个永不停转的巨轮，至少资本主义是这么认为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巨轮绝不会停止，可以花一个小时，与一个手上有10万美元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朋友谈谈。

他会向你抱怨：“银行利率这么低，活期年利率才0.5%，我才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账户里。如果丢到国债里，大概可以赚2%。我有个表哥，去年在西雅图买了一套公寓，现在涨了20%！或许我也该去搞搞房地产，可是大家都在说房地产也要泡沫化了。你觉得股市怎么样？也有朋友说，现在最好是买新兴市场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比如巴西或中国。”在他中间喘口气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有了10万美元还不满足呢？”他的解释就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绝对比我说得更清楚。

通过各种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游戏，这种概念甚至已经深深根植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心里。比如国际象棋这种源于前现代时期的游戏，假设的就是一个停滞的经济。你在开局的时候有16枚棋子，而等到游戏结束，也绝不可能多出任何1枚。虽然极少数情况能让你把兵变成王后，但就是不会有多出来的新棋子，也不可能把骑士升级成坦克。所以，国际象棋玩家永远不用考虑投资这回事。相比之下，许多现代桌游或计算机游戏都把投资增长当作重点。

其中特别有趣的是模仿文明的战略游戏，如《我的世界》（Minecraft）、《卡坦岛》（The Settlers of Catan）和（锡德·梅尔策划的）《文明》（Civilization）。这些游戏可能是设定在中世纪、石器时代或某些想象的童话王国，但原则永远相同，而且一定源于资本主义。玩家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座城市、一个王国，或者一种文明。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基础，可能只是村庄和附近的田野。你手上的资产能提供最早的一批小麦、木材、钢铁或黄金，而你必须好好投资这笔财产：有些资产用来购买没有生产力但却必要的工具，比如士兵；有些资产用来购买一些生产资料，比如更多村庄、田野和矿藏。这里的制胜策略，通常就是把生产资料尽可能最大化，至于那些没有生产力但却必要的工具则勉强可维持就行。只要能盖出更多村庄，就代表下一轮你能有更多收入，于是不但可以购买更多士兵（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还能继续扩大对生产的投资。很快，村庄就能升级为城镇，能够建造大学、港口和工厂，能够探索海洋、建立文明，最终赢得游戏。

方舟综合征

然而，经济真能永远保持增长吗？会不会有一天耗尽资源，最终停止呢？为了确保永远增长，我们必须找到永不枯竭的资源。

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探索、征服新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欧洲经济增长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确实都严重依赖于帝国在海外的征服行动。然而，地球上的岛屿和大陆只有这么多。虽然某些企业家确实也打算探索征服新的行星甚至星系，但现代经济还是需要找到更好的扩张方式。

这时，科学为现代经济提供了可选择的答案。在前面的例子里，狐狸经济之所以不能增长，是因为狐狸不知道如何让兔子变得更多；兔子经济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兔子不知道如何让草长得更快。然而，人类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人类可以找到新的原料、新的能源。

传统观念把世界看成一块大小固定的饼，隐藏的假设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资源：原材料和能源。但事实上，资源有三种：原材料、能源和知识。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但知识却是不断增长的，用得越多，反而拥有越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还能带来更多原材料和能源。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探勘石油，而且成功地在美国阿拉斯加找到一片油田，我手上会有更多石油，但我的孙子能拥有的石油就少了；相比之下，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研究太阳能，而且成功地找到更有效利用太阳能的新方法，我和我的孙子都能拥有更多能源。

几千年来，我们之所以无法用科学来推动增长，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各种宗教经典和古老传统里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知识。如果石油公司相信已经找出了全球所有的油田，就不可能再浪费时间与金钱去做勘探；同样，如果人类文化觉得已经知道了所有该知道的知识，就不会费心探究新的知识。而在现代社会之前，这正是大多数人类文明所持有的立场。然而，科学革命打破了人类这种天真的信念，科学最大的发现正是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人类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竟如此之少，就突然有了很好的理由要去追求新知，开启了用科学推动进步的道路。

一代接着一代，科学让我们找到了新的能源、新的原材料、更好的机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到了此时此刻，人类手中的能源和原材料远超以往，整体产能一飞冲天。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等种种发明，打造出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全新产业。展望20年后的情形，我们可以信心满满，预期20年后的生产和消费都会远超今日。我们相信纳米科技、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能够重新定义“生产”，在我们这个不断扩大的“超市”里开辟出新的商品区。

*

因此，资源短缺的问题看起来很有可能克服，但现代经济真正的敌人是生态崩溃。不论是科学进步还是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地球这个脆弱的生物圈里，而随着追求增长的大举启动，生态稳定受到冲击。如果想让全球每个人都过着像美国人一样的豪奢生活，我们得多几个地球才行；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最后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要付出代价的不会只是吸血蝙蝠、狐狸和兔子，智人也无法置身事外。生态崩溃将造成经济崩毁、政治动荡以及人类生活水平下降，还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存在造成威胁。

想防患于未然，方法之一就是放慢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脚步。如果投资者今年想要6%的回报率；或许过了10年，他们可以学会只要有3%的回报率就很满足；过了20年，只要有1%的回报率就会满足；等到30年后，经济就能停止增长，而我们对现状依旧心满意足。然而，增长的信条绝对会坚决反对这种异端想法，反而认为我们应该加快脚步。如果我们的发现让生态系统失去稳定、危及人类，那就该赶快再发现一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如果因臭氧层变薄而增加了皮肤癌风险，就该发明更好的防晒油、更佳的抗癌疗法，这样也能刺激新的防晒品和抗癌治疗产业的增长。如果这些新产业污染了大气和海洋，造成全球变暖、大规模生物灭绝，那么我们应该赶快打造虚拟世界和高科技避难所，就算地球变得像地狱一样又热又干且污染严重，也不妨碍我们继续享受一切。

北京的污染状况已经相当恶劣，有时民众必须避免户外活动，而有钱人则会花几千美元安装室内空气净化系统。至于超级有钱人，甚至连自家院子都会盖上保护设施。2013年，供外国外交官及中国高层子女入学的北京国际学校甚至斥资500万美元，在6个网球场及运动场地盖起了巨大的圆顶帐篷，其他学校也纷纷跟进。中国空气净化市场发展蓬勃。至于大多数北京居民，自己当然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品，也无法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

人类发现自己陷入了双重竞赛。一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步伐。10亿中国人和10亿印度人都希望过着像中产阶级美国人一样的生活，而如果美国人还是开着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逛着购物中心，他们实在找不到有什么理由不去全力追求梦想。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能在生态世界末日前悬崖勒马。每年，处理这种双重竞赛的挑战都会越来越艰巨，因为只要在德里贫民区的居民更接近美国梦一步，都是在把地球进一步推向末日的边缘。

好消息是，人类已经享受了几百年的经济增长，却一直没成为生态崩溃的受害者。许多其他物种没能撑过这个过程，人类也曾面临一些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但总能化险为夷。但是，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能够保证未来依旧一帆风顺。究竟科学能否永远拯救经济免于冰封、地球免于沸腾，实在没人说得准。而且，由于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能够犯错的空间也在不断缩小。以前可能只要一个世纪发明出一项神奇的产品便已足够，但现在可能每两年就得设法拿出一项奇迹。

我们也应该思考，生态末日对于不同的人类阶层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后果。历史从无正义可言。每当灾难发生，就算这场悲剧根本就是由富人引起的，但穷人受到的苦难几乎总是远远大于富人。在干旱的非洲国家，全球变暖已经开始影响到那里穷人的生活，这些人受影响的程度远比富裕的西方人来得高。充满矛盾的是，科学的力量越大，带来的危险也会越大，原因就在于这让富人自鸣得意。

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大多数学者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全球变暖的现实和危险程度，但也仅止于认识，没有任何实际作为来改变我们的行事做法。对于全球变暖，我们谈得很多，但到了实际行为，人类却不愿为了制止这场灾难而真正在经济、社会或政治上做出牺牲。2000——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以每年2.2%的速度增长；而在1970——2000年，其年增长率仅为1.3%。 1997年协议减排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目标只是减缓而非阻止全球变暖，但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污染者却拒绝签署，也全然不去尝试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唯恐妨碍其经济成长。

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制定出较远大的目标，即呼吁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以内。然而，许多为了达成这项目标所必要采取的痛苦措施却都被轻描淡写地延迟到2030年，甚至是21世纪的下半叶，其实也就是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下一代。目前的主政者表面上重视环保，收割眼前的政治利益，然而减少排放（也就会减缓增长）要付出的重大政治代价却留给未来的主政者。事关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已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但有太多的政客和选民认为，只要经济继续增长，科学家和工程师永远都能拯救我们免于面对生态末日。谈到气候变化的问题，“增长”的真正信徒不只是希望发生奇迹，而是认为奇迹的出现理所当然。

把未来人类的希望，寄托于假设未来的科学家能有些现不可知却能拯救地球的发现，这种想法真的理性吗？目前让整个世界正在运转的大部分总统、部长和首席执行官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但为什么他们愿意下这样的赌注？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赌的不会是自己个人的未来。就算情况极度恶化，科学再也无法阻挡洪水侵袭，工程师仍然能够为上层阶级打造出一艘高科技的挪亚方舟，至于其他几十亿人就随波而去吧。对于这种高科技方舟的信念，是对人类未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最大威胁之一。如果有人一心相信自己死后能上天堂，就不该把核武器交到这种人手中；同样，要决定全球生态议题时，也不该交给相信这种高科技方舟的人。

迄今为止，不管是关于全球变暖的言论还是相关的研讨会、高峰会议或协议，都未能抑制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仔细观察图26就会发现，只有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停滞期间排放量才会减少。因此，温室气体排放之所以在2008——2009年出现小幅下滑，并不是因为签署了《哥本哈根协议》，而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唯一能确保阻止全球变暖的方式就是停止经济增长，但任何政府都不会愿意这么做。

图26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1970——2013年）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

穷人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不抗议？如果洪水真的来临，穷人将付出所有代价；然而，如果经济停滞，穷人也首当其冲。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穷人的生活唯有在经济增长时才可能改善。因此，如果一定要放慢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减少未来的生态威胁，并不太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保护环境是个很好的主意，但如果有人连房租都交不出来，对于没钱的恐惧就会远远高过对冰层融化的担心。

毫无意义的竞赛追逐

就算人类动作够快，能够同时应付经济和生态崩溃的危机，但这场竞赛本身也是大有问题。对个人而言，这将造成极度的紧张和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长和科学进步已经历经数个世纪，我们至少会以为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应该能够享有平静与和平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祖先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工具，一定会以为我们的生活如在天堂般无忧无虑。但事实绝非如此。虽然人类取得了诸多成就，却一直有一种压力逼着我们继续生产、不断努力。

我们责怪自己、责怪老板、责怪贷款、责怪政府、责怪学校，但罪魁祸首其实不是他们，而是这份现代契约，即我们在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然签字画押的契约。在前现代的世界里，人类就像是在官僚系统里的低阶职员，每天只要一打完卡，接着就等着别人去做点什么事；但到了现代，人类自己成了负责的老板，也就时刻感受到压力。

对整体而言，这种竞赛表现为不断的动荡。在过去，社会和政治制度能够历经几个世纪而不衰，但现在几乎是每个世代都会打破旧世界，被新创造的世界所取代。《共产党宣言》说得精辟，现代世界就是“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各种固定的关系和古老的偏见都遭到扫除，而新的结构等不到固定便已经陈旧，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在这样混乱的世界中，生活本已不易，管理则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现代性要求我们更加努力，以确保人类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不想退出这场竞赛（虽然这场竞赛正是所有紧张和混乱的源头）。为此，现代性继续高举增长的旗帜作为其最高价值，要求我们为此要冒一切危险、做出一切牺牲。就整体而言，现代社会鼓励政府、企业和组织以实现增长作为成功的标准，并将稳定视为洪水猛兽；就个人而言，现代性要求我们不断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就算目前的生活已经令自己相当满意，我们还是应该努力争取更多。昨天的奢侈品成了今天的必需品。曾经，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一辆车，加上一部台式电脑就已经能让你相当满意；现在，你会想拥有一套五居室的独栋住宅，车库里有两辆车，再加上许多的iPod（苹果公司开发的系列便携式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要说服个人“想要更多”并非难事，因为人类很容易贪婪，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服国家或教会这种集合体，让它们也遵循这种新的理想。几千年来，社会在努力抑制个人欲望，以使欲望达到某种平衡。大家都知道，虽然人人都想得到更多，但如果饼的大小是固定的，那么唯有克制才能让社会和谐，而贪婪就变成一件坏事。现代社会让整个世界是非颠倒，让整个人类以为平衡比混乱更可怕，而贪婪因为能促进增长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于是，现代社会让人们开始追求更多，从而打破了长久以来抑制贪婪的纪律。

混乱造成的焦虑，大部分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得到缓解，而这也是资本主义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思想家不断安抚我们：“不用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只要经济增长，其他一切都交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行了。”资本主义就这样批准了一个贪婪而混乱的系统，整个系统飞速增长，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自己正在前往何方。（计划经济也同样相信增长，并认为能够通过国家计划来避免混乱、操纵增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最终还是要转向自由市场经济。）

如今，知识界常常抨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确实，由于资本主义主导了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尽全力了解它有何缺点，以免末日就在眼前。但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仍应看到它的优点与成就。如果我们暂时忽略生态可能会在未来崩溃，并以人口和增长作为成功的标准，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2016年，虽然我们的世界可能依旧充满压力，也可能一片混乱，但各种关于崩溃和暴力的末日预言并未成真，反而关于永久增长和全球合作的吹牛夸口确实实现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国际战争，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不仅可行，甚至还克服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几千年间，不论是祭司、神父、牧师、拉比还是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的教法说明官），都说人类不可能单凭自己就能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但之后出现了银行家、投资者和实业家，不到200年，这个梦想就实现了。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承诺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且也确实实现了，但代价是什么呢？为了换取力量，这份契约要求我们放弃意义。这种叫人心寒的要求，人类该如何应对？遵守要求，可能会带来一个黑暗的世界，没有任何道德、美学或同理心。但从目前的事实看，人类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而且也更为和平，合作也更为愉快。人类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没有神、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的世界上，道德、美丽甚至是同理心，是如何保存下来而且发展蓬勃的呢？

当然，资本家又会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但市场那只手不仅我们看不见，就连它本身也是盲目的，仅凭它绝不可能挽救人类社会。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神、国王或教会也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别说整个市场，就连一个市集也难以维持。如果万物真的可以买卖，包括法院和警察，那么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信用也会荡然无存，商业则会无以为继。 所以，究竟是什么让现代社会免于崩溃的命运？拯救人类的并不是供需法则，而是因为兴起了一种革命性的新宗教——人文主义。

1. [1] . Gerald S. Wilkins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on Vampire Bat II’,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17:2 (1985), 123–34; Gerald S. Wilkinson, ‘Reciprocal Food Sharing in the Vampire Bat’,Nature308:5955 (1984), 181–4; Raul Flores Crespo et al., ‘Foraging Behavior of the Common Vampire Bat Related to Moonlight’,Journal of Mammalogy53:2 (1972), 366–8.

2. [2] . Goh Chin Lian, ‘Admin Service Pay:Pensions Removed, National Bonus to Replace GDP Bonus’,Straits Times, 8 April 2013, retrieved 9 February 2016,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admin-service-pay-pensions-removed-nationalbonus-to-replace-gdp-bonus.

3. [3] . Edward Wong, ‘In China, Breathing Becomes a Childhood Risk’,New York Times, 22 April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3/04/23/world/asia/pollution-is-radically-changing-childhood-in-chinascities.html?pagewanted=all&_r=0; Barbara Demick, ‘China Entrepreneurs Cash in on Air Pollution’,Los Angeles Times, 2 February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3/feb/02/world/la-fg-china-pollution-20130203.

4. [4] . IPCC,Climate Change 2014: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ummery for Policymakers, Ottmar Edenhofer et al., ed.,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5. [5] . UNEP,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2(Nairobi:UNEP, 2012); IEA,Energy Policies of IEA Countries:The United States(Paris:IEA, 2008).

6. [6] .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see Ha-Joon Chang,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New York:Bloomsbury Press, 2010).

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

现代契约给了人类力量，但条件是我们不再相信整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能让生命有意义。然而，如果细查契约条款，会发现有一条赖皮的例外条款。如果人类不用通过伟大的宇宙计划也能找到意义，就不算违背契约。

这条例外条款正是现代社会的救赎，因为如果真的没有意义，就不可能维持秩序。现代社会在政治、艺术和宗教方面的斐然成就，为人类的生命找到了意义，但找寻意义的过程与伟大的宇宙计划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神圣戏剧里的角色，也没有谁真的在意我们或我们的行为，因此不会有人限制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仍然相信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在2016年，人类确实是鱼与熊掌都能兼得。人类拥有的力量不仅远超以往，而且让前人都跌破眼镜：上帝已死，但社会并未崩溃。纵观历史，先知和哲学家都认为，如果人类不再相信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所有的法律和秩序都会消失。今天，对全球法律和秩序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那些继续相信唯一真神和伟大计划的人。对神怀有敬畏的叙利亚，比世俗的荷兰要暴力许多。

如果没有宇宙计划，我们也不用遵守神圣或自然的法则，那么为什么社会不会崩溃呢？为什么你能够旅行数千公里，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或从新奥尔良到蒙特利尔，而不会被贩奴者绑架、遭亡命之徒伏击，或被敌对部落杀害？

向内心探寻

正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没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这个革命性的新信念，在过去几个世纪征服了世界。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文”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因此，现代性推动的主要宗教革命并不是对神失去信心，而是对人类有了信心。要走到这一步，足足花了数个世纪。思想家写着宣传小册，诗人写着诗，音乐家谱着交响曲，政治家推动着各种契约，他们共同使人相信，人文可以让宇宙充满意义。想知道人文主义革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可以看看现代欧洲文化与中世纪欧洲文化有多么不同。在公元1300年，伦敦、巴黎和西班牙托莱多的市民还不相信人类自己就能判断善恶、正误、美丑，认为只有神才能创造和定义善良、正义与美丽。

虽然当时已经认为人类确实享有独特的能力和机会，但同时认为人类就是一种无知和堕落的生物，如果没有外力监督指导，就不可能理解永恒的真理，而会沉溺在一时的感官享受及世俗幻象之中。中世纪的思想家还指出人类不免一死，各种观点和感受会如风般易逝。人们在今天全心爱着某样东西，明天就可能会厌恶，等到下周，甚至连自己也已过世、深埋地底。因此，任何根据人类观念而得的意义，都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这么说来，如果要讲绝对的真理、生命和宇宙的意义，就必须根据某种高于人类的来源所产生的永恒法则。

根据这个观点，神不仅成了意义的本源，也成了权威的本源。意义和权威始终携手共进。那些判断我们的行为究竟属于好坏、对错、美丑等意义的人，也会获得权威，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以神作为意义和权威的源头，这可不只是一个哲学理论，而是影响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设在公元1300年的某个英国小镇，有位已婚妇女很喜欢到隔壁邻居家偷情。当她溜回家，忍住笑意、整理衣服的时候，心里会开始不停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代表我是怎样的人？我还该继续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位妇女该做的事就是去找当地的神父，向他忏悔，并请求上帝给予指导。神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而《圣经》的内容也告诉他上帝对于通奸的看法。基于上帝永恒不变的话语，这位神父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女人犯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会下地狱。所以，她必须立即悔改，捐10枚金币给即将出征的十字军，6个月内不得吃肉，还得前往坎特伯雷，到圣托马斯·贝克特主教（St. Thomas Becket）的安息地朝圣。而且不用说，这种可怕的罪过绝对不可以再犯。

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想让我们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因此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需要等着某个外在的实体说三道四，而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来判断。从小，我们就不断听到各种人文主义的口号：“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真诚，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正是集各家大成，可以说是18世纪讨论感受的“圣经”。卢梭认为，当寻找生活的行为规则时，应明白这些规则是“在我心深处，出于自然，无人能抹去。想做什么，只需要请教自己。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坏，就是坏”。

因此，如果一位现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义，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书的判断，而是仔细审视自己内心的感觉。如果这时的感觉还不太清楚，她会打电话给闺蜜，两人见面喝喝咖啡，倾吐心声。如果连这样还是觉得琢磨不定，她就会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一切都告诉他。理论上，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与中世纪的神父站在同一个位置，也已经有太多人对两者做过比较。总之，实际上，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心理治疗师并没有一本定义善恶对错的《圣经》。当这位妇女说完故事的时候，治疗师不可能忽然破口大骂：“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犯了一个可怕的罪！”当然，他同样不可能赞美她说：“太好了！你真棒！”相反，不管这位妇女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治疗师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种温暖关怀的声音问：“那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呢？”

确实，心理治疗师的书架上，有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还有厚达千页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直能把书架压垮，但这些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经典。《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的是生命中的疾病，而不是生命的意义。大多数心理学家相信，唯有从人的感觉出发，才有权判断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因此，不论这位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婚外情有何看法，也不管弗洛伊德、荣格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婚外情这件事有何看法，这位治疗师都不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病人身上。相反，他该做的是帮她走进心中最私密的房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答案。中世纪的神父仿佛和上帝有一条热线，能够为我们分辨好坏，但现代的心理治疗师只会帮助我们触及自己内心的感觉。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婚姻制度总是不断变化。中世纪将婚姻视为由神授予的圣事，神同时授权父亲依据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为孩子安排嫁娶。于是，婚外情等于明目张胆地同时挑战了神权和父权。不管这对恋人怎么想、有什么感觉，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人们因为相爱而结婚，而这种关系的价值来自他们的个人感受。因此，如果曾经把你送入某人怀抱的这种感受，今天又把你送进另一个人的怀中，又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结发20年的配偶已经不能再满足你的情欲和性欲，而这个新情人既善良，又热情，而且还能很好地感受到你的需求，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但你可能会跳出来说等等——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的感觉啊。这位妇女和情人可能在彼此的怀中觉得很甜蜜，但如果被彼此的另一半发现，大家可能都会在一段时间痛苦万分。如果导致离婚，孩子可能一生忍受情感伤痕。就算配偶从未察觉，只是要隐瞒这件事，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并让人越来越觉得孤立和愤怒。

在人文主义的伦理中，最有趣的讨论就是像婚外情这种彼此感觉有所冲突的情境。如果某个行为让一方感觉良好，让另一方感觉痛苦，情况会如何？该如何衡量这些感受？两个情人之间感觉幸福，是否会比配偶和孩子感觉不幸更重要？

不论你想站在哪一边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看出双方使用的论点。现代人对婚外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无论立场如何，理由都会比较偏向于人的感受，而不会基于《圣经》或上帝的训诫。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只有这件事让人感觉不好，才有可能是件坏事。谋杀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曾说“不可杀人”，而单纯就是因为这会让被害人与其家人、朋友十分痛苦。偷窃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古籍说过“不可偷盗”，而单纯就是因为如果有人失去财产，会感觉不开心。如果某个行为不会让任何人感觉不好，就等于没错。如果一份古代文献说上帝曾告诫我们不可以制作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形象（《出埃及记》20：4），但我就是喜欢雕刻这些人物、动物，在过程中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这究竟能有什么错？

同样的逻辑也能应用到对同性恋的论争上。如果两个成年男性喜欢与彼此发生性行为，且不会伤害任何人，这又有什么错？为什么该用法律禁止呢？这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私事，应该根据他们自己的个人感受来自由决定。如果在中世纪，两个男人向神父告解，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神父的判断并不会因为他们究竟高不高兴而有任何改变，而且他们居然不感到愧疚，这可是罪上加罪！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两个男人相爱，大家会说：“如果感觉对了，就爱吧！不要让什么神父、牧师影响你们，倾听自己的内心就对了，你最知道什么对你好。”

有趣的是，今天就算是宗教狂热分子，当他们想煽动大众时，也会使用这种人文主义论调。例如，在过去10年间，以色列的LGBT社群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举行同性恋游行。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城市，这一天难得显得如此和平，因为不管是犹太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忽然有了共同的敌人：同性恋游行。真正有趣的是他们的论点。他们并不会说：“这些罪人不该举办同性恋游行，因为上帝禁止同性恋！”他们会通过麦克风和摄影镜头高声疾呼：“看到同性恋游行居然穿过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中心，实在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同性恋希望我们尊重他们的感受，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感受。”

法国《查理周刊》曾刊出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在2015年1月7日，便有恐怖分子杀害该刊员工。接下来几天里，许多伊斯兰教的组织发出声明谴责攻击行为，但有些就是忍不住加入一条“但是……”例如，埃及记者组织（Egypt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虽然谴责恐怖分子使用暴力，但同样谴责该刊“伤害全世界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情”。 这种情形，可以称为进步。

*

我们的感受不仅能提供私人生活中的意义，也能为社会和政治程序提供意义。当想知道该由谁来统治国家、采用何种外交政策、使用何种经济手段时，我们不会从古籍经典里找答案，也不会只听教皇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命令。相反，大多数国家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聆听人民对当前事务的看法。我们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而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正是最终的政治权威。

然而，选民又怎么知道该选谁？至少在理论上，选民要探索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顺心而为，但这并不容易。想要触碰到自己真正的感受，就得先过滤掉那些没有意义的宣传口号、无耻政客无尽的谎言、狡猾名嘴放出的各种烟幕弹，以及被收买的专家提出貌似专业的看法。先清掉所有这些喧嚣嘈杂，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接着，内心真正的声音会在你耳边轻声说“投给卡梅伦”“投给莫迪”或“投给希拉里”，于是你就在票上盖下印记。这就是我们决定该由谁来领导国家的方式。

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种方法实在愚不可及。对于重要的政治决定，怎么可能以无知俗人一时的感觉为判断基础呢？当英格兰在玫瑰战争之后面临分裂时，从来没人提过要用全民公投来解决。哪有可能让每个乡巴佬或妓女都投一票选择兰开斯特或约克？同样，当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从没说这是人民的意愿。这是神的旨意，政治权威从天而降，不是升起于凡人的心。

图27 圣灵以鸽子的形态出现，送来装满圣油的壶，好为法兰克王国创始人克洛维国王（King Clovis）进行洗礼（图片出自约1380年的《法兰西大编年史》）。根据法国的建国神话，这个壶之后保存在兰斯大教堂（Rheims Cathedral），继任的法国国王加冕也都要涂圣油。每次要加冕时，这个壶都会自动重新填满，因此每次加冕都是一项奇迹，显示上帝自己选定了这位国王并给予祝福。如果上帝不希望路易十世、路易十四或路易十六成为国王，这个壶就不会重新填满

在伦理和政治上是这样，对美学也同样适用。在中世纪，艺术有客观的标准。这些美的标准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而随波逐流，人类的品味应该去追求高于一般人的标准。这在当时十分合理，因为启发艺术的是一些超越人类的力量，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感受。他们认为，是缪斯、天使和圣灵执起了画家、诗人、作曲家和建筑师的手，完成各种创作。很多时候，如果作曲家写出一首美丽的圣歌，众口赞颂的不是那位作曲家，原因就像大家不会赞颂那支笔一样。笔只不过由人的手指控制和指引，而人又由上帝的手来控制和指引。

中世纪的学者深信古希腊理论，认为是星辰在天上的运动，创造了天堂的音乐并渗透整个宇宙。如果人类身体和灵魂的内在运动能够与星辰创造的天堂音乐达到和谐同步，就能享有身心健康。因此，人类音乐该响应的是整个宇宙的神圣旋律，而不是血肉之躯的作曲家心中的观念和奇想。最美丽的圣歌和曲调，通常都不是出自人类艺术家的天才，而是神灵降下的灵感。

这种观点已不再流行。今天，人文主义者认为艺术创作和美学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的感受。音乐由我们内心所发，也依我们内心判断，既不需要遵循星辰的韵律，也不需要听从缪斯和天使的命令。星辰根本就是悄然无声的，而缪斯和天使也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现代艺术家试图接触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上帝。也就难怪，现在当我们要评判艺术时，已经不再认为有任何客观标准，而是再次转向我们的主观感受。在伦理上，人文主义的座右铭是“感觉对了，就做吧”。在政治上，人文主义告诉我们“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在美学上，人文主义说“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

图28 教皇格雷戈里一世谱出了以他为名的格雷戈里圣歌。圣灵仍以最爱的鸽子形象出现，站在他的右肩上，在他耳边低语。圣灵才是圣歌的真正作者，格雷戈里只是一个管道，上帝才是艺术和美丽的本源

因此，艺术的定义变得开放了。1917年，杜尚买了一个批量生产的普通小便池，宣布这是一件艺术品，命名为《喷泉》（Fountain），签了名，放到巴黎博物馆。对这件作品，中世纪的人根本懒得理，认为根本是毫无道理，连批评都是浪费氧气。但在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杜尚这件作品被认为是重要的艺术里程碑。在全球各地的无数美术教室里，都会给学美术的大一学生看看杜尚的这件《喷泉》。接着在老师的一声指示下，就像群魔乱舞吵了起来。“这是艺术！”“不是！”“就是！”“不可能！”等到学生充分发泄了一阵，老师就会让讨论重新聚焦，询问：“艺术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判断某个事物是不是艺术作品？”经过几分钟你来我往，最后老师就会把全班引向正确的方向：“只要有人认为是艺术，就是艺术；有人认为美，就是美。”如果有人认为一个小便池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难道还有什么更高的权威，能说大家都错了？今天，杜尚这件杰作的复制品在全球许多最重要的博物馆展出，包括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些复制品可是在画廊里展示，而不是放在洗手间）。

这种人文主义观念也深深影响着经济。在中世纪，整个生产流程由公会操纵，个别工匠或客户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品味。什么是好椅子，由木匠公会决定；什么是好面包，由面包师公会定义；哪些歌曲算是高尚，哪些又是垃圾，由名歌手（Meistersinger）公会判断。与此同时，王公贵族与市议会控制了工资和商品价格，偶尔也会逼迫民众购买特定商品，价格与数量都不由民众决定。在现代自由市场中，这些公会、议会和王公贵族都被一个新的最高权威取而代之：顾客的自由意志。

假设丰田想制造一款完美的汽车，可能会成立一个包含各领域专家的委员会：找来最好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集合最好的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再聘请几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当顾问。为了万无一失，再加上一两个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以及几位全球知名的艺术家。经过五年研究开发，他们终于推出一款完美的汽车，生产了几百万辆，运到世界各地的汽车经销商手中。然而，这款车却一台都没卖出去。这是否代表着顾客犯了错，有眼无珠？在自由市场上，顾客永远是对的。如果顾客不想要，就代表这款车不好。就算所有大学教授和所有神职人员都高声疾呼这是一辆很棒的车，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顾客不要，就是烂车。没有人有权说顾客错了，哪国政府也不会斗胆强迫公民违背意愿一定得买某辆车。

汽车的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产品。例如，让我们听听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的利夫·安德森（Leif Andersson）教授怎么说。他的专长是农场动物的基因改良——让猪长得更快、牛奶产得更多、鸡肉量更大。他在接受《国土报》（Haaretz）访问时，记者内奥米·达罗姆（Naomi Darom）询问，这样的基因操作是否会给动物造成许多痛苦。这些“加强版”的奶牛乳房太大，几乎无法走路，而“升级版”的鸡也是肉量过多，几乎站不起来。安德森教授的答案十分坚定：“一切都要回到个体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愿意为肉品支付多少价格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加强版现代鸡，就不可能维持现在的全球肉品消耗量……如果客户只问什么肉最便宜，这就是我们给的答案……客户需要决定自己最看重什么，看看究竟是价钱，还是其他因素。”

安德森教授晚上就寝时，并不会良心不安。只要顾客愿意购买这些加强版动物的各种产品，就代表他已经满足了顾客的需求和欲望，也就代表他做得再正确不过。同样，如果某个跨国企业想判断自己是否还符合“不作恶”的座右铭，判断标准就在于财务报表。如果现在看来财源滚滚，代表有几百万人都爱它的产品，也就代表这是一股善的力量。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反对，说民众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很快就会有人提醒他，顾客永远是对的，人的感受才是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如果有几百万人都是通过自由选择，购买了公司的产品，你凭什么说他们错了？

最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也彻底改变了教育制度。在中世纪，所有意义和权威都来自外部，因此教育的重点就在于顺从、背诵经文、研读古老传统。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就得背出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或圣托马斯·阿奎纳是如何回答的。

相比之下，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则要教导学生自己思考。能知道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和阿奎纳对政治、艺术和经济有何看法是很不错，但因为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在于我们的内心，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管是在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你可以随便找一位老师，问他想教的是什么。他可能就会回答：“这个嘛，我教的科目是历史（量子物理或艺术），但最重要的是我想教学生如何思考。”虽然不见得总会成功，但这正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

*

随着意义和权威的源头从天上转移到人类的内心，整个宇宙的本质也随之改变了。对于外在世界，原本的印象充满各种神、缪斯、精灵、食尸鬼，但现在就是一片空无的空间。对于内心世界，原本的印象只是包含各种原始激情的一块空地，但现在忽然变得如此具有深度、广度且难以度量。对于天使和魔鬼的概念，已经从漫游在森林和沙漠中的实体，转换为人类心灵中的内部力量。天堂和地狱也不再是云层之上和火山之下的实际地点，而是人类内在的精神状态。只要你心中燃起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就是经历地狱的苦痛；只要你原谅敌人、忏悔错误、与穷人分享财富，就是享有天堂的幸福。

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西方，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抽象概念，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中世纪，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了政治、道德和美学的权威来源，无法判断正误、好坏、美丑。这还得了？但相较之下，今天要说自己不信上帝却是再容易不过，因为这并不会让一个人付出任何代价。就算我完全是个无神论者，仍然能够从内在的体验得到非常丰富的政治、道德和美学价值观。

如果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选择相信。如果内心叫我要信上帝，我就信。我相信是因为自己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的心告诉我，他就在那里。但如果我不再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世上没有上帝，我也就不再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权威的本源都在于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就算有人说自己信上帝，其实他更信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下面，我以5张照片解释人文主义。

图29 人文主义政治：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图30 人文主义经济：顾客永远是对的

图31 人文主义美学：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杜尚的《喷泉》在苏格兰国家画廊的现代艺术特展中展出）

图32 人文主义伦理：感觉对了，就做吧

图33 人文主义教育：为自己想

踏上绿野仙踪的黄砖路

正如所有其他权威来源，“感受”也有其缺点。人文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正的内在自我，但是当我们去叩门的时候，却常常没有响应，或是众声喧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文主义又宣称有一个新的权威来源，同时还提出配套的新方法，告知大家如何使用这种权威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获得知识的主要公式是：知识=经文×逻辑。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他们会阅读相关经文，并用逻辑来理解经文的确切含义。举例来说，学者如果想知道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就会快速扫过《圣经》里的内容，寻找相关参考记述。有人就会指出，《约伯记》38：13提到，上帝“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于是学者就会用逻辑推断，因为这个世界有“四极”，一定就是个平坦的正方形。但另一位贤者不接受这种诠释，要大家看看《以赛亚书》40：22，里面提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岂不就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学者会花费多年时间泡在学校和图书馆里，读着越来越多的经文文本，不断锻炼自己的逻辑，让自己能够正确了解文本的意义。

科学革命的知识公式则非常不同：知识 = 实证数据×数学。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相关的实证数据，再用数学工具加以分析。举例来说，要测量地球真正的形状，可以先从在世界各地观察太阳、月亮和行星开始。等到累积了足够的观测值，只要运用三角学，不仅能够推断地球的形状，就连整个太阳系的结构也能推知。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科学家花费多年时间泡在观测站、实验室和研究考察里，收集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不断锻炼自己的数学工具，让自己能够正确解读数据的意义。

这个知识的科学公式让我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取得惊人突破，但它有一个重大缺点：无法处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中世纪学者可以完全肯定谋杀和偷窃是错的，也知道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要遵循上帝的指示，因为经文里就是这么说的。但科学家无法做出这样的道德判断。不管有多少数据、数学功力多强，都不可能证明谋杀是错的。然而，人类社会如果缺了这种价值判断，就无法维系。

要克服这个困难，方法之一是在新的科学公式之外，继续应用旧的中世纪公式。如果碰上实际问题，比如确定地球的形状、搭桥或治病，就收集实证资料，做数学分析。如果碰上伦理问题，比如能不能允许离婚、堕胎和同性恋，就转向经文求助。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到21世纪的伊朗，许多现代社会都采用这种解决方案。

但人文主义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等到人类对自己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一个获取伦理知识的新公式出现了：知识=体验×敏感性。如果想知道任何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连接到自己内心的体验，并以最大的敏感性来观察它们。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方法要靠多年的体验累积，并锻炼敏感性，好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体验。

体验究竟是什么？体验并不是实证数据，也不是由原子、电磁波、蛋白质或数字组成。体验是一种主观现象，有三个主要成分：知觉、情绪及想法。在任何时刻，我的体验都包括了我的一切感知（热、愉悦、紧张等），我感觉到的情绪（爱、恐惧、愤怒等），以及一切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想法。

敏感性又是什么？敏感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注意到自己的知觉、情绪和想法；第二，允许这些知觉、情绪和想法影响自己。当然，并不是略有风吹草动就反应激烈，重点是要对新的体验持开放态度，允许新的体验改变自己的观点、行为甚至个性。

体验和敏感性会形成一个彼此加强的无限循环。没有敏感性，就无法体验任何事物；没有体验各种事物，就无法培养敏感性。敏感性并不是能够靠读书或听演讲来培养的抽象能力，而是一个实践技巧，必须在实践中慢慢成熟。

让我们以喝茶为例。最早，我是在早上读报的时候，喝加了许多糖、质量最普通的那种茶。那时喝茶只是个借口，主要是想享受糖分带来的快感。直到某天，我才发现自己看了报纸、摄取了糖分，但几乎不算真的喝了茶。于是，我把糖量减少，把报纸放在一边，闭上眼睛，专心喝茶。我开始感受到茶独特的香气和风味。很快，我开始想试试不同的茶，有红茶、绿茶，比较着各种茶高雅的口感、微妙的香味。不过短短几个月，我就无法再满足于超市品牌，而是到高档的哈罗德百货买茶。我又开始特别喜欢一种“熊猫茶”，产自四川雅安山区，是一种以大熊猫粪便为肥料种植的茶叶。就是这样，我一杯一杯地喝着茶，磨炼着对茶的敏感性，学会了品茶。如果在我喝茶的早期，就拿了明代的瓷杯来品味熊猫茶，可能并不会感觉与用纸杯泡茶包有太大差距。没有必要的敏感性，就无法体验到某些事物；没有长期的体验，就无法培养敏感性。

关于茶的这一套，也可以应用到所有其他美学和伦理知识中。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带着良知。在人生旅程上，害人者人恒害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件事，道德的敏感性就会变得敏锐，这些体验就能提供有价值的道德知识，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对的，以及自己是怎样的人。

因此，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靠着经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人文主义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各式智力、情绪及身体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19世纪初，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说，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他还写道：“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 这正可作为人文主义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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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哲学，世界是由阴阳这两种相对但又相依的力量维系的。实际的物理世界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但对于由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契约创造的现代世界来说，却的确如此。每股科学的阳，都包含着一股人文主义的阴，反之亦然。阳给了我们力量，而阴则提供了意义和道德判断。现代性的阳和阴，就是理性和情绪、实验室和博物馆、生产线和超市。人们常常只看到阳的一面，认为现代世界就是枯燥的科学、逻辑和实用主义，像是实验室或工厂。然而，现代世界其实同时也是个奢华的超市。人类史上，从没有任何文化如此重视人类的感受、欲望和体验。人文主义将生命看作一连串的体验，于是这个神话便为从旅游到艺术等许多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旅行社和餐厅真正卖的不是机票，也不是什么高档晚餐，而是新奇的体验。

同样，现代之前的叙事多半强调外部事件和行动，但到了现代的小说、电影和诗，常常强调的就是感受与感觉。希腊、罗马史诗或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记录的都是英勇的行为，而不是种种感受。这一章讲的可能是某个勇敢的骑士如何挑战可怕的食人魔，最后杀了食人魔。另一章又讲了骑士如何从喷火恶龙手中救出美丽的公主，最后杀了那条龙。再一章讲的是邪恶的巫师抓走了公主，但骑士追了上去，最后杀了巫师。毫无疑问，这里的英雄一定是个骑士，而不会是木匠或农民，因为农民不会有英雄的行为。

重点是，这里的英雄也不会有什么内心的重大变化过程。不论是阿喀琉斯、亚瑟王、罗兰还是兰斯洛特，都早在踏上征途之前就已经是无畏的战士，拥有骑士的世界观。到了最后，他们仍然是无畏的战士，世界观也仍然维持不变。他们杀了这么多食人魔，救出这么多公主，人们肯定了他们的勇气和坚毅，他们却不见得真的学到了什么。

到了人文主义，重点放在感受和体验，而非各种行为，于是艺术也因此改变。在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左拉的笔下，讲的不是什么英勇的骑士或骑兵，而是刻画一般劳工和家庭主妇内心的感受。有些人认为，讲到现代关注内心生命而非外在行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正是巅峰之作。以洋洋洒洒的26万字，乔伊斯描述了两位都柏林人斯蒂芬·德迪勒斯（Stephen Dedalus）与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的一天，他们在那一天里，所做的就是……几乎什么都没做。

很少有人真能把《尤利西斯》完整读完，但这种焦点转移现在也同样成了多数大众文化的基础。在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Survivor）常常获赞（或遭斥），掀起了真人秀的狂热。《幸存者》是史上第一部登上尼尔森收视排行榜首的真人秀节目，2007年的《时代》杂志也将它列入史上百大电视节目。 在每季节目中，20位参赛者穿着不能再小的泳装，身处某个热带小岛上。前方有各种挑战等着他们，而在每集最后，都会投票让其中一人离开。最后剩下的人，就能拿走100万美元。

如果有观众来自荷马时代的希腊、罗马帝国或中世纪欧洲，会发现这个概念十分熟悉且有吸引力。有20位挑战者走了进来，但最后只有一位英雄能走出去。“太好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王公贵族，或中世纪骑士，就会一边这么想，一边坐下来看着。“接下来一定是精彩万分的冒险举动、生死攸关的战斗场面，以及英雄与背叛的誓不两立。这些战士可能会在背后刺人一刀，或是把彼此的内脏都给掏出来！”

他们可要失望了。这里的背后刺人一刀只是个比喻。节目每集大约一小时，而牙膏、洗发水和麦片的广告就占了15分钟。另外还有5分钟左右，是用来处理幼稚得不可思议的挑战，比如谁能把最多的椰子扔进篮筐，或者谁能在一分钟内吃下最多只虫子。其他时间，这些“英雄”只是不断谈着自己有什么感受。他说这、她说那，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如果真有一个骑士坐下来看这个节目，大概会穷极无聊又极度不耐烦，最后抡起战斧把电视机劈了。

我们今日看来，可能会觉得中世纪的骑士都是毫无感性的野蛮人。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大概会被我们送去看心理医生，要他们好好探索一下自己的感受。而这正是《绿野仙踪》里面那个锡皮樵夫的遭遇。他和桃乐丝及她的朋友一起走着黄砖路，希望等他们到达奥兹国之后，大巫师能给他一颗心。同样，稻草人想要的是大脑，而狮子想要的是勇气。到了旅程的终点，他们发现大巫师只是个江湖术士，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愿望。但他们发现了更重要的事：他们希望拥有的一切，早已在自己心里了。要变得敏感、聪明、勇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巫师的魔法，只要继续沿着黄砖路走下去，敞开心胸迎接任何体验。

一模一样的教训，也发生在柯克舰长与皮卡德舰长乘着“企业号”在星系航行；哈克贝利·费恩和吉姆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逍遥骑士》（Easy Rider）的怀特和比利骑着哈雷摩托；其他无数公路电影中的无数其他角色，离开了在宾州（或是新南威尔士）的家乡，开着一辆旧的敞篷车（或是搭着巴士），感受到一次又一次改变生命的体验，敞开心扉，谈着他们的感受，最后到了旧金山（或是爱丽丝泉），成了一个更好、更聪明的人。

战争的真相

“知识=体验×敏感性”这个公式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流行文化，甚至改变了我们对某些重量级议题的看法，例如，战争。史上大多数时候，如果有人想知道某场战争究竟是否正义，他们会去问上帝、经文、王公贵族或牧师神父。但很少有人会去问问二等兵或一般平民的意见或感受。荷马、维吉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笔下的战争叙事，都是以皇帝、将军和英雄的行动为重点，虽然并未隐瞒战争的苦痛，但是各种荣耀和英雄主义却提得更多。普通士兵出场的方式，大概就像被巨人歌利亚屠杀成堆的尸体，又或是混在欢呼的人群之中，肩上举着胜利的大卫。

让我们以下面这幅画为例，主题是1631年9月17日的布莱登菲尔德战役（Battle of Breitenfeld）。

图34 让-雅克·瓦尔特：《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在画中，画家让–雅克·瓦尔特（Jean-Jacques Walter）赞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ph）带领军队在该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画中英姿勃发，颇有战神气魄。这给人的印象就是国王仿佛下棋的棋手，指挥战场如同掌控棋局。至于那些棋子，大概就是些没什么差别的角色，或是背景里的小点。这些人进攻、逃跑、被杀、死亡时有何感受，瓦尔特并不在意。他们就是一群不知名的小人物。

就算有些画家所画的重点已经不是指挥官，而是战场本身，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更看重整体的调度，而不是其中个体的感受。举例来说，图35是由彼得·斯奈尔斯（Pieter Snayers）所绘，是1620年11月的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

图35 彼得·斯奈尔斯：《白山战役》

画中描绘天主教在30年战争中的一场著名胜利，击败了反叛的新教异端。斯奈尔斯煞费苦心，在画中记录各种阵型、布局及部队移动，庆贺这场胜利。观者很容易就能看出不同的部队、各自的武器，以及在战斗序列中的位置。但对于小兵的体验和感受，斯奈尔斯认为其重要性就远远不如部队了。正如让–雅克·瓦尔特，斯奈尔斯所用的视角也仿佛我们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让我们觉得战争就是个巨大的棋局。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可能得用上放大镜），就会发现白山战役要比棋局复杂一些。乍看像是抽象的几何图像，细看才发现是血腥的屠杀场面。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清个别士兵的面容，可能是在奔跑或逃跑、开枪或是执矛刺向敌人。然而就算这些场景，也要从整体画面的定位来看，才有意义。如果看到炮弹将某个士兵炸得粉碎，我们首先会知道这属于伟大天主教胜利的一部分。接着，如果这是个新教士兵，他的死代表的是叛乱和异端的公正报应。而如果这是个天主教士兵，他的死则是为了崇高事业的伟大牺牲。画面上方可以看到天使在战场上空盘旋，执着白色横幅，以拉丁文说明这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如此重要：上帝帮助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在1620年11月8日击败了敌人。

几千年来，我们讲到战争，看到的是神、皇帝、将军，以及伟大的英雄。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国王和将军慢慢被推到一旁，注意力开始移到小兵和他们的体验上。比如《西线无战事》这种战争小说或《前进高棉》这种战争电影，讲的都是新兵的故事，他们对自己和世界都所知甚少，却背负了希望和假象的沉重负担。他们认为战争是光荣的、开战的理由是正义的、领军的将军是个天才，但经过几个星期真正的战火洗礼，所有的泥泞、流血加上死亡的气味，让他们的幻想一一破灭。如果他们活了下来，这些原本天真的士兵离开战场后，就会成为更聪明的人，不再相信学校、电影和政客花言巧语中的陈词滥调与理想。

但矛盾的是，现在这种叙事又已蔚为主流，甚至是学校、电影和政客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就连《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或《黑鹰坠落》这些好莱坞大片，都警告着“战争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不同”。随着在胶卷、散文或诗歌中得到重视，底层小兵的感受成了战争叙事的最终权威，每个人都学会必须对他们给予尊重。有个笑话就是这么说的：“几个越战退伍老兵才能换好一个灯泡？”“你不会知道，因为你当时不在那里。”

至于画家，笔下也不再出现马背上的将军或战术上的调度，而是努力描绘小兵的感受。请先回头看一下《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白山战役》。接着再请看下面两幅，被认为是20世纪描绘战争的杰作：奥托·迪克斯（Otto Dix）的《战争》（Der Krieg），以及托马斯·李（Thomas Lea）的《2000码的凝视》（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迪克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德军，李曾为《生活》杂志报道1944年的贝里琉岛（Peleliu Island）战役。在瓦尔特和斯奈尔斯的眼中，战争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现象，想让我们知道某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在迪克斯和李的眼中，战争则是一种情感现象，想让我们知道战争造成了什么感受。他们并不在乎将军的指挥有多天才或哪场战役有哪些战术上的细节。迪克斯所画的士兵可能是在凡尔登、伊普尔或索姆河，但无关紧要，因为不管在何处，战争都是地狱。李所画的刚好是贝里琉岛上的一个美国大兵，就算换成硫磺岛上的日本士兵、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的德国士兵或敦刻尔克的英国士兵，脸上也会出现一模一样的“2000码凝视”。

图36 奥托·迪克斯：《战争》（1929——1932年）

图37 托马斯·李：《2000码的凝视》（1944年）

在迪克斯和李的画中，战争的意义并不是来自战术调动或神圣的宣告。想要了解战争，不该去仰望山顶上的将军或天上的天使，而是应该看看二等兵的眼睛。李画出了受创士兵张大的眼睛，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一窥战争的恐怖真相。而在迪克斯的画里，真相已经如此令人难以承受，必须用防毒面具加以部分掩饰。战场上空并没有飞翔的天使，只有一具腐烂的尸体，挂在残破的梁上，手指定定地指着一个方向。

像迪克斯和李这样的艺术家协助颠覆了看待战争的传统视角。更早的许多战争，残酷程度当然不亚于20世纪的战争。但在那之前，这些残酷的经历都处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之中，被赋予了正面意义。战争可能如地狱，同时也是通往天堂的门户。白山战役中的天主教士兵可以安慰自己：“确实，我感到苦痛。但教皇和皇帝曾说，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所以我的苦痛是有意义的。”奥托·迪克斯的逻辑则相反。他认为个人体验才是一切意义的源头，因此他的想法会是：“我感到苦痛，而这是坏事，所以整场战争也就是坏事。如果德意志皇帝和神职人员支持这场战争，他们肯定犯了错。”

人文主义的分裂

到目前，我们一直把人文主义讲得好像是一个单一而连贯的世界观。但事实上，人文主义就像任何兴盛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一样，不免分裂。经过传播演变，人文主义分裂成几个互相冲突的派别。虽然所有人文主义派别都认为人类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但对于人类的体验却各有诠释。

人文主义主要有三大分支。第一是正统派，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拥有独一无二的内在声音、永不重复的一连串体验。每个人都像一道不同的光线，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世界，为这个宇宙增添色彩、深度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尽量自由自在地体验世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表达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不管在政治、经济或艺术中，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应该比国家利益或宗教原则更为重要。个人能享有的自由越多，整个世界就会变得越美丽、丰富、有意义。由于这种正统派强调自由，也就称为“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或简称“自由主义”（liberalism）。

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艺术认为，观看作品的人觉得美，就是美。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自由主义伦理认为，只要感觉对了，就该去做。自由主义教育认为，我们要为自己思考，因为从内心就能找到所有答案。

在19~20世纪，人文主义的社会公信度及政治力量与日俱增，开始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社会人文主义（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进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两个分支都同意自由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人类的体验是意义和权威的本源，也都不相信有超自然力量或神圣的法则经典。举例来说，如果你问马克思，让10岁小孩在烟雾弥漫的工厂里工作12个小时，究竟有什么错？他会告诉你，这让孩子感觉不舒服。我们之所以应该避免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而是因为这使人痛苦。

然而，社会人文主义者和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指出，自由主义对人类体验的理解还有不足。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是个人现象。但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常常感受到的是各种不同的事，彼此的欲望也有所冲突。如果所有的权威和意义都来自个人体验，当彼此发生冲突时，又该怎么办？

2015年7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碰上一名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女，她的家人正在德国寻求庇护，但即将被驱逐出境。这位名为琳姆（Reem）的少女，以流利的德语对默克尔说：“看到别人能享受生活，自己却不能，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默克尔回答“政治有时是很残酷的”，并解释道，目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多达数十万，德国不可能全部接收。这种直言不讳的回复让琳姆大为惊愕，落下泪来。默克尔拍了拍这位绝望女孩的背，但立场并未动摇。

这件事掀起一场公关风暴，人们指责默克尔冷血无情。为了平息批评，默克尔改变了立场，让琳姆及家人得到了庇护。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默克尔把门开得更大，迎入数十万难民。然而，事情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她很快便遭受严厉抨击，说她被情感蒙蔽、立场不够坚定。许多德国父母担心，默克尔这样急遽的政治转向，可能会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降低，甚至得面对一波伊斯兰化的浪潮。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平安幸福的风险，帮助一些甚至可能不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陌生人？每个人对这件事的感受都很强烈。一边是绝望的难民，一边是焦虑的德国人，面对这两种感受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自由主义者永远都会因为这种矛盾而苦恼。洛克、杰斐逊、穆勒等自由主义大家苦苦思索，仍然未能为这个难题提出简便的解决方案。民主投票帮不上忙，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有投票权：是只有德国公民，还是包括数百万想移民到德国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把某一群人的感受看得比另一群人更高呢？同样，讲到巴以冲突，以色列公民人数800万，阿拉伯国家联盟人数3.5亿，又怎么可能用公投表决？出于明显的原因，以色列人对于这种公投的结果不可能有信心。

民主投票要有约束力，前提是投票的人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如果其他投票人的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陌生，而且我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我的感受，也不在意我最在意的事，就算最后的投票结果是100比1，我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民主投票通常只适用于一群有共同关系的人，比如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神话。这些人早已有基本的共识，只是仍有某些异议尚待解决。

因此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会与古老的集体认同、部落情感相互融合，形成现代民族主义。现在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但至少在19世纪，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突出个人的独特体验。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感受、品味和癖好，而且只要不伤及他人，就应该拥有表达和探索的自由。同样，像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这样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也会强调个体国家的独特之处。他们强调，许多人类体验属于集体体验，比如人不能自己跳波尔卡舞，也不可能自己发明和保存德语。通过语言、舞蹈、食物和饮料，每个国家就会让自己的国民共同拥有与他国不同的体验，并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敏感性。

马志尼这样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保护自己国家独特的体验，不受帝国压迫或被消灭。他们希望各国形成和平的国际社群，各自自由表达和探索自己国民共有的感受，而不伤害邻国。至今，这仍是欧盟的官方意识形态。欧盟的2004年宪章就提到欧洲“多元一体”（united in diversity），各国仍然“对自己的民族特性感到自豪”。为了保存日耳曼民族的共同体验，就算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也有可能反对大开移民闸门。

当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携手，非但无法解决所有难题，还会带来许多新难题。集体体验的价值与个人体验的价值，究竟孰高孰低？为了保存波尔卡舞、德国腊肠和德语，是否就能不惜让数百万难民面临贫困甚至死亡？此外，像是1933年的德国、1861年的美国、1936年的西班牙、2011年的埃及，如果国家内部对基本认同爆发冲突，又该如何？在这些时候，民主投票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各方没有理由尊重结果。

最后，跳着自己国家的波尔卡舞时，只要再跨出微小但又重要的一步，就会让你从只是相信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走向相信自己的国家“更优”。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要求哈布斯堡和沙皇尊重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独特经验，但到了20世纪的极端民族主义，就成了发动征服战争，把那些跳着不同舞蹈的人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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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文主义走的路则非常不同。社会主义责怪自由主义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而不顾他人的感受。没错，人类的体验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但世界上有几十亿人，每个人的价值都不比谁小。自由主义要求人眼光向内，强调自己或本国的独特性，而社会主义则要人别再迷恋于自己和自身的感觉，要注意他人的感受，注意自己的行动如何影响他人的体验。想实现全球和平，方法并不是强调每个国家的独特，而是要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团结起来；想达成社会和谐，方式并不是让每个人都自恋地探索自己的内在，而是要请所有人先放下自己的愿望，把他人的需要和体验视为优先。

自由主义者可能提出反驳，认为只有通过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及了解，但这种论点并无法说服社会主义者。他们会解释说，个人的自我探索是一种资产阶级耽溺的罪恶，要接触自我的内在，就很可能落入资本主义的陷阱。我当下的政治观点、喜好与厌恶、兴趣和抱负，都没有反映真实的自我，只是反映了我的成长和社会环境，这都是由我的阶级、邻里和教育决定的。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人都是从一出生就被洗脑。富人被教导要无视穷人，而穷人则被教导要无视自己真正的兴趣。再多的自我反思或心理治疗，也不可能有所帮助，因为心理治疗师也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作。

事实上，自我反思很有可能只是让我更无法了解真正的自己，因为这让人太注意个人的抉择，却忽略了社会的情境。如果我现在很富有，会认为自己做了聪明的选择。如果我现在很贫困，会认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如果我感到抑郁，自由主义的心理治疗师很可能说这是我父母的错，并鼓励我找些新的生活目标。如果我说自己之所以抑郁，可能是因为遭到资本家剥削，并在主流社会制度下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位治疗师很可能就会认为，我只是把自己内心的困难投射到整个“社会制度”，以及把自己和母亲之间未解决的问题投射到“资本家”身上。

如果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我并不需要花上好几年来谈我的母亲、情感、种种情结，而是该问问自己，是谁掌握了我国的生产工具，国家的主要进出口货物为何，执政政客和国际金融之间有何联系。必须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考虑所有其他人的感受，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也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改变整个制度。然而，哪有人能够真正考虑所有人的感受，真正公平地一一衡量？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并不鼓励自我探索，而是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集体制度（比如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为我们解读这个世界。可以做个比较，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客户永远是对的，但社会主义政治认为政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社会主义经济认为工会永远是对的。各种权威和意义仍然来自人类的体验（因为无论政党还是工会，都仍然是由人民组成、以减轻人民苦难为目的），但个人必须听从的是政党和工会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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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体验互相冲突的问题，进化人文主义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进化人文主义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冲突是福不是祸，能够促成自然选择、推动进步。毕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优越，而在人类体验有所冲突时，最适者就该胜出。根据同一个逻辑，人类努力消灭野狼，并无情剥削着驯化的羊，同时也要求上面的人压迫下面的人。因此，聪明的商人让愚蠢的人破产，这是好事。只要遵照这种进化逻辑，人类就会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更能适应环境，最后成为超人类。进化并不是到了智人就此停止，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以人权或人类平等之名，就去压制人类的最适者，就不可能产生超人类甚至可能导致智人退化和灭绝。

究竟哪些优秀的人会预示超人的到来？可能是整个种族、某些特定部落，抑或是横空出世的个别天才。但不论他们是谁，他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具备更强的能力，能创造新的知识、更先进的科技、更繁荣的社会，或者更美丽的艺术。爱因斯坦或贝多芬的体验，绝对比某个什么都不是的醉鬼更有价值。把两者视为平等，岂不可笑？同样，如果某国一向领导着人类进步，比起某些对人类进化少有贡献甚或根本毫无贡献的国家，当然就该视为优秀的国家。

于是，进化人文主义的想法反而与奥托·迪克斯这种自由主义艺术家完全相反，认为人类的战争经验不但极有价值，而且十分必要。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的场景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剧中的哈利·利姆（Harry Lime）想着当时的冲突，说道：“到头来，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意大利被波吉亚家族统治了30年，战乱、谋杀、流血事件频发，仍然出现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以及文艺复兴。而在瑞士，大家一片友好、情同手足，500年来民主又和平，但他们有什么成就？还不就是布谷鸟钟。”首先，利姆在事实方面几乎全错，瑞士大概是现代早期欧洲最血腥的一个角落（主要的出口商品就是雇佣兵），而布谷鸟钟其实是德国人发明的。但这些事实的重要性远不及他的想法本身，也就是战争经验能够推动人类有所成就。战争是让自然选择全然脱缰，消灭弱者，奖励残暴及野心。战争揭示出生命的真相，唤醒获得权力、荣耀和征服的意志。尼采的结论是：战争是“生命的学校”，“那些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

英军的亨利·琼斯（Henry Jones）中尉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21岁的琼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阵亡的三天前，给弟弟寄了一封信，描述他的战争经历：

你有没有想过，虽然战争这么恐怖，至少还算是件大事？我是说，在战争里，人得面对现实。和平的时候，全世界大概有九成的人，过的大概都是邪恶而商业化的生活，愚蠢、自私、豪奢、执着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到了战时，一切都变得野蛮，但至少更诚实，也更直接。换个角度来看：和平的时候，每个人过的只是自己的小日子，做些琐碎小事，担心自己是不是舒服、钱够不够用这种事，一切只是为自己活着。这种生活也太恶心了吧！但在战时，就算你确实被杀了（人本来就只能多活几年，难免一死），却能确切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事实上，你完成了一个理想。在我看来，这在日常生活里很少能够做到。因为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商业化和自私。如果你也想“有点成就”，就不可能袖手旁观。

就我个人而言，常常很高兴自己碰上了战争。这让我意识到，生命真是一件小事。我认为战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跳出自己”，大概可以这么说吧……确实，我敢说自己一辈子从没这么激动和兴奋过，简直就像看着一场大型特技秀要开场，就像去年4月那样。我在过去大约半小时里感觉到的兴奋，实在不是这个世上任何事情能比的。

记者马克·博登（Mark Bowden）的畅销著作《黑鹰坠落》里，也有类似的话，讲美国士兵肖恩·尼尔森（Shawn Nelson）的战斗体验：

很难描述他的感觉……就像忽然顿悟。接近死亡，反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地活着。过去在生命里，他也曾经有过那么几秒的时间，感觉死亡擦身而过，就像曾有辆狂飙的车忽然急转弯，差那么一点儿就要把他撞个正着。而在那天，他就一直活在那种感觉里，死亡就在他面前呼吸……一刻、一刻，又一刻，时间有三小时以上……战斗就是……一种心理和身体意识全开的状态。在街上的那些时候，他不是肖恩·尼尔森，他没有与什么更大的世界相连，没有账单要付，没有情感联结，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一个人，要从这一纳秒活到下一纳秒，从这口气活到下一口气，清楚知道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纳秒、最后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永远不一样了。

希特勒也是被自己的战争体验改变并受到启发。在《我的奋斗》里，他谈到自己所在的部队到达前线后不久，士兵刚开始的热情变成恐惧，这就像每个士兵都得打一场无情的内心战争，绷紧每条神经，才不会被击倒。希特勒说，他在1915——1916年的冬天，赢得了这场内心战争。他写道：“终于，我的意志成了无可争议的主人……现在感到平静而坚定，而且这种感觉持久不衰。现在就算命运带来终极的种种考验，也无法击溃我的精神或打破我的理性。”

战争的体验向希特勒揭示了世界的真相：这是一个丛林，遵守着无情的自然选择法则。人要是拒绝承认这个真理，就无法生存。想要成功，不仅需要了解丛林法则，还要开心地拥抱丛林法则。该强调的是，就像反战的自由主义艺术家一样，希特勒也认为普通士兵的感受十分神圣。事实上，讲到在20世纪将普通人的个人体验冠上巨大权威，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在为期四年的战争中，希特勒并非高级军官，最高应该只升到下士。他没受过正式教育，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政治背景。他不是成功的商人或工会成员，没有位居高位的亲友，也没有值得夸耀的财富。一开始，他甚至不是德国公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移民。

希特勒向德国选民恳求信任时，只说得出一项对他有利的论点：他在战壕里学到的，是在任何大学、企业总部或政府部门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人们跟随他、投票支持他，是因为认同了他的想法，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个丛林，杀不死我们的，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自由主义与温和的民族主义结合，希望保护每个人类社群的独特体验，但像希特勒这种进化人文主义，则认为只有特定国家是人类进步的引擎，认定这些国家必须教训甚至消灭任何阻碍他们的人。还是要提醒一下，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只是进化人文主义的一个极端版本。就像劳改营并不会让我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理念和论点，纳粹主义虽然造成许多恐怖，也不该妨碍我们找出其中可能有价值的见解。纳粹主义的诞生，是将进化人文主义结合了特定的种族理论，再加上极端民族主义情感。但并非所有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只要相信人类有进化的潜力，就得建立警察国家和集中营。

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义应该像一个血红的警告标志，而不像一块直接掩盖人类地平线的黑幕。对于塑造现代文化，进化人文主义已经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到了21世纪，其作用可能会更为重要。

贝多芬比查克·贝里更高级吗？

为了确保了解这三种人文主义分支的差异，请让我们比较几种人类体验。

体验1：音乐学教授坐在维也纳歌剧院，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开场。“Pa pa pa PAM”，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Pa pa pa PAM”。

体验2：时间是1965年。一辆福特野马敞篷跑车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油门全开，从旧金山驶向洛杉矶。年轻强壮的驾驶员把摇滚乐手查克·贝里（Chuck Berry）的音量调到最大，“Go! Go Johnny go, go”，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Go! Go Johnny go, go”。

体验3：在刚果雨林深处，站着一个矮人族的猎人。他听到附近村落传来一群女孩合唱着成年曲。“Ye oh, oh.Ye oh, eh”，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Ye oh, oh.Ye oh, eh”。

体验4：一个满月的夜晚，在加拿大落基山脉某处。一匹狼站在小山顶，听着发情的母狼嚎叫。“Awoooooo, Awoooooo”，声音一波波撞击它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它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它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Awoooooo, Awoooooo”。

这四种体验里，哪种最有价值？

自由主义者大概会说，不管是音乐学教授、年轻驾驶员、刚果雨林猎人，每个人的经验价值都相同，值得同样珍惜。每个人类的体验都能提供某种独一无二的事物，用新的意义使世界更丰富。有人喜欢古典乐，有人喜欢摇滚乐，还有人喜欢非洲传统歌谣。学音乐的学生应该尽可能什么音乐都接触，最后再到iTunes（苹果公司的一款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商店，输入信用卡号，买下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美的，就是美，而且顾客永都是对的。再说到那匹狼，它不是人类，它的体验价值也就远低于人。正因此，狼命的价值远不及人命，杀一匹狼来救一个人再合理不过。毕竟，狼又不懂美，当然也不会有信用卡。

这种自由主义的概念，也体现在“航海家”太空探测器携带的黄金唱片上。1977年，美国人向外层空间发射了“航海家一号”（Voyager I）太空探测器。这艘探测器现在已经离开了太阳系，成为史上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在“航海家一号”上面，除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设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还放了一张黄金唱片，希望向任何好奇而前来查看的外星人介绍地球。

这张唱片上记录着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各种科学及文化信息，一些图像和声音，世界各地的几十首音乐，作为地球世俗艺术成就的样本。音乐样本不按排序收集许多经典乐曲，包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一乐章；当代流行乐，包括查克·贝里的《约翰尼·B. 古德》（Johnny B. Goode）；世界各地传统音乐，包括刚果矮人族女孩唱的成年曲。虽然唱片里也有犬类的号叫声，但并未归类于音乐样本，而是降级到另一个部分，与风声、雨声、浪声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传给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那些可能听众的信息是：贝多芬、查克·贝里、矮人族仪式歌曲有同样的价值，但狼嚎声的价值完全处于另一个等级。

社会主义的看法大概有一点也和自由主义相同，就是认为狼的体验并没有价值。但讲到另外三种体验，社会主义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社会主义者会认为，音乐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个别倾听者的经验，而在于对他人及社会整体的影响。毛泽东就曾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要评价音乐体验的时候，社会主义注意的地方会是：贝多芬在欧洲即将进军征服非洲时，为欧洲白人上层阶级写出第五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反映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崇尚上层阶级的白人，并将征服非洲正当化，认为是“白人应肩负的使命”。

社会主义讲到摇滚乐，会认为这种音乐由受压迫的非洲裔美籍音乐家开创，灵感来自蓝调、爵士和福音歌曲等音乐。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遭到美国主流白人劫持，被迫服务消费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可口可乐殖民主义。于是摇滚乐被商业化，被享有特权的白人青少年挪用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叛逆中。查克·贝里自己就向资本主义屈服了，他原本的歌词是“一个名为约翰尼·B. 古德的有色男孩”，却在白人电台的压力下，改为“一个名为约翰尼·B. 古德的乡下男孩”。

至于刚果矮人族女孩合唱的成年曲：这正是父权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对男女两性洗脑，让他们遵循压抑的性别秩序。如果这种歌进了全球市场，则又只是用来加强西方对整个非洲的殖民幻想，特别是对非洲女性。

所以，哪种音乐最佳？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约翰尼·B. 古德，还是矮人族的成年曲？政府是该出资兴建歌剧院、摇滚乐演出场所，还是非洲文化展览厅？我们又该在中小学或大学教那些学音乐的学生什么呢？

像文化比较这种雷区，自由主义会小心绕开，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失态举动。社会主义是一切交给政党来处理，要找出通过雷区的正确路途。进化人文主义却是开开心心地跳进来，把所有地雷都引爆，享受这场混乱。进化人文主义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画条线把自己和其他动物隔开，直接认定人就是比狼优越，所以人类的音乐比狼嚎更有价值。然而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正如人比狼优越，某些人类文化也会比其他文化先进。人类的体验也有明确的阶级层次之分，而我们不必对此说抱歉。泰姬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是比我5岁侄女刚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贝多芬谱出的音乐也超越了查克·贝里或刚果雨林的矮人族。看吧，我们就是敢说！

进化人文主义认为，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人类体验价值都一样，那么他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个懦夫。这种粗鄙或胆怯的态度，就会造成以文化相对论或社会平等这些名义来妨碍社会进步，会造成人类退化和灭绝。如果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回到石器时代，他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欣赏拉斯科（Lascaux）洞穴或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壁画，并且坚称尼安德特人的涂鸦也不输这些壁画。

宗教的人文战争

一开始，要区分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有何不同，似乎是件无聊的事。毕竟，不论哪个人文主义教派，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有巨大的差异。相较之下，不同人文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别简直微不足道。只要我们都同意上帝已死、只有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人类体验到底是一律平等还是有某些比较优越，真有那么重要吗？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征服世界，这些原本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骤然引发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场宗教战争。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正统教派的自由主义仍然对自己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只要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随心而行，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虽然世界仍然受制于传统的阶层结构、蒙昧主义的宗教以及残酷无情的帝国，要彻底摆脱它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每过10年，都会出现新的自由和成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地球上创造天堂。1914年6月，原本日子还过得平静而幸福，自由主义者觉得历史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等到1914年圣诞节，在连绵的战火下，自由主义者已经几乎得了炮弹休克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套思想同时遭到左右夹攻。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树叶，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和特权。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谈什么居住自由？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又有什么学习自由？如果连车都买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就说，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而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于是同一阶级的成员各自独立，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于是，自由主义让不平等永无止境，使大众走向贫困，让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义先挨了左边来的这一拳，已经步履蹒跚，但进化人文主义又从右边袭来。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妨碍了自然选择，造成人类退化。他们提出警告，如果认定所有人价值相同、生育机会相同，自然选择就无法运作。身为最适者的那些人无法继续进化成超人，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没，人类终将灭绝。

于是，从1914年到1989年，三种人文主义流派掀起了一场凶残的信仰之战，自由主义节节败退，而且自由主义核心思想这时看来不仅太过天真，甚至可能非常危险。只要让每个人都有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瞧瞧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从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自由主义同盟国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1940年，德国GDP为3.87亿美元，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为6.31亿美元（英、法、荷、比等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让同盟国挨了一记决定性重击。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才免遭同样的命运。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才终于打败德国。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相较之下，英美则是各50万人。能够打败纳粹主义，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而至少在短期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却成了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一，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到1949年，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热切地将眼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画上等号。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体。1956年，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不论你们喜不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持同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方大学里成为辱骂对象。激进左派运动致力破坏自由秩序，让北美和西欧社会的动荡不断加剧。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达到高峰。有恶名昭彰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 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队杀害数十名学生。也有所谓的朱利亚峡谷街战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学生在罗马与意大利警方发生冲突。至于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也在100多个美国城市引发暴动抗议。该年5月，学生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戴高乐总统逃到位于德国的法国军事基地，至于法国的有钱人则是在床上颤抖，做着断头台的噩梦。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就算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距离，而与苏联亲近。

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很快，社会主义便夺下南越、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手中。两周后，全球人民看着电视，看到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胡志明市）大使馆的屋顶撤走最后一批美国人。许多人都认定，美国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就在大家还来不及说出“骨牌效应”这个词之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看起来，全球最大的民主政体也正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图38 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撤离情形

自由民主看起来越来越像老年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属俱乐部，已经无法对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对自己国家的青年有任何贡献。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大多数盟友却都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巴西的盖泽尔将军）。

虽然西方得到诸多国王和将军的支持，但在军事上，华沙公约组织的数量优势仍然远超北约组织。光是想在常规军备达到平衡，西方国家就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成为永久处于战备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最后西方国家靠着核武器，才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自由民主。北约实行“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原则，就算苏联发动的是传统攻击，也会遭到北约发动全面核武响应。自由主义国家提出威胁：“如果攻击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躲在这个恐怖而荒谬的盾牌背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守住了最后的堡垒，西方继续享受着性、摇滚乐，以及洗衣机、电视和冰箱。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也不会有物资充盈的超市。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有了核武器，似乎未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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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切都改变了。自由民主从历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抖了抖身子，接着征服了世界。事实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古拉格劳改营。这场闪电战始于南欧，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崩溃，让位给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紧急状态，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韩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浪潮化为一波十足的海啸，冲垮了强大的苏联，让人对于眼前的历史终局怀有更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失败和挫折，自由主义在冷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千疮百孔，还是成了这场人文主义信仰战争最后的赢家。

随着苏联解体，自由民主政体不仅取代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取代了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冷战胜利形成一股新动力，将自由主义模式传向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虽然也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实验彻底失败，但成功案例的数量已足以令人叹服。比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虽然曾由军事强人统治数十年，但现在都以民主政体运作。

如果有个自由主义者在1914年6月沉沉睡去，直到2014年6月才醒来，大概还会觉得十分自在。我们再一次相信，只要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就像绕了一个大弯。回到1914年的春天，人类在自由主义这条公路上狂奔，却转错了弯，进了死路。过了80年，经历三次骇人的全球战争，我们才终于回到公路上。当然，这几十年并不是全然浪费，我们还是得到了抗生素、原子能、计算机，还有女权主义、去殖民主义，以及性解放。此外，自由主义本身在体验中受伤之后，也不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自负。它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竞争对手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特别承诺向大众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服务。但惊人的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几乎没有改变，仍然尊重个人自由，也仍然坚信选民最清楚、顾客永远是对的。在21世纪早期，这也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M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任何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却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这种状态，就让中国在面对从硅谷出现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希望无穷的栖息之所（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对于破产的希腊人来说，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又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

宗教和科技总是跳着一支优雅微妙的探戈。双方互相推动、互相依赖，不能与对方离得太远。科技之所以有求于宗教，是因为每种发明都有许多可能的应用方式，而工程师就需要一些先知做出关键的决定、指出需要的方向。因此在19世纪，工程师发明了火车、无线电和内燃机。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想象的天堂也与农民不同。有了21世纪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力量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在《古兰经》《圣经》《论语》里都不可能找到解答，因为不论是中世纪的中东，还是古代中国，都不会有人懂计算机、基因学或纳米科技。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暴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暴，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没有一点吸引力。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就算当工业革命传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渗透到恒河、尼罗河和长江沿岸，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相信《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而非蒸汽机。而不管是今日或19世纪，世界上的各种祭司、神秘主义者或大师也从没少过，个个都宣传自己握有所有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能处理包括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在19世纪20~80年代，埃及（在英国支持下）征服了苏丹国，希望让该国现代化、纳入新的国际贸易网络。他们的作为破坏了传统苏丹社会的稳定，民怨四起、反抗频发。1881年，地方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由真主所派，要在人间建立真主的律法。他的支持者击败了英、埃联军，并将联军指挥官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斩首，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这些人接着在苏丹建立实行伊斯兰律法的神权国家，直到1898年才被推翻。

与此同时，在印度，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发动印度教复兴运动，基本原则就是《吠陀经》绝对不会错。1875年，他创立雅利安社（Arya Samaj，意为“贵族社会”），致力传播《吠陀经》的知识；但老实说，达耶难陀对《吠陀经》的解释常与自由主义惊人的相似，比如早在西方出现平权思想前，便已支持妇女应享有平等权利。

与达耶难陀同时代的教皇庇护九世对女性的看法就保守得多，但与达耶难陀同样认为有高于一般人的权威存在。庇护九世发动一系列天主教教义改革，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这项新原则，认定教皇在信仰问题上不可能出现谬误。这种概念乍看之下可能还以为来自中世纪，但其实是近到1870年，才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天主教教义，当时距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已过了11年。

而在教皇发现自己不可能犯错的30年前，失意的清代文人洪秀全大病一场，病中出现幻觉，看到上帝以一位老人的形象现身，说洪秀全正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上帝接着交付洪秀全一项神圣的使命，要他驱逐自17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的清朝政权，在地上建立“太平天国”。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现代工业与欧洲帝国步步紧逼，数百万劳苦大众深感绝望，而洪秀全的话则让他们大受鼓舞。可惜，洪秀全并未把他们带向太平天国，只引发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从1850年到1864年，是整个19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惨烈程度远超过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

就在工业化的工厂、铁路和轮船遍布世界的同时，还是有数以亿计的人，坚信洪秀全、达耶难陀、庇护九世和马赫迪提出的宗教教条。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讲到19世纪，并不会认为这是个信仰的时代。谈到19世纪有远见的人，我们想到的大概不会是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确实也该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在1850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声势迅速扩大，对世界带来的改变，要远大于在中国和苏丹那些自称救世主的人。如果你也认为全国的卫生服务、退休基金和义务教育十分重要，应该感谢马克思和列宁（以及俾斯麦），而大概不会感谢洪秀全或马赫迪。

到头来，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成功，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精读古代经典和预言中的梦想。蒸汽机、铁路、电报和电力造成前所未闻的问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都市无产者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而这些人的体验、需求和希望当然与《圣经》时代的农民大不相同。为了响应这些需求和希望，马克思和列宁研究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

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上。要达到马克思所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距离遥远的各种产品都能够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个国家也要能够监控和协调国内所有的活动。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于是，这成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远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了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19世纪中叶，还很少有人如同马克思一样见识敏锐，因此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快速开始工业化。也就是这少数几个国家，征服了整个世界。大多数社会连发生了什么事都还不清楚，也就没搭上这班进步的列车。例如，达耶难陀的印度和马赫迪的苏丹，当时多半还是一心想着上帝，而非蒸汽机，于是遭到工业化英国的占领和剥削。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印度才终于取得重大进展，缩小了和英国之间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的差距。至于苏丹，目前仍在远远的后方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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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进步的列车将再次离站，而且这可能是“智人”这站发出的末班车。错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再有上车的机会。想上车，就必须了解21世纪的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力量。这些力量的潜能远大于蒸汽机和电报，而且不会只用来生产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21世纪的主要产品将会是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懂得与不懂如何进行这些大脑及身体工程的两种人，彼此的差距将远远大于狄更斯的英国和马赫迪的苏丹。事实上，还会大于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距。在21世纪，搭上列车，就能获得创造和毁灭的神力，留在原地，就面临灭绝。

100年前有些曾经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跟上新科技。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坚守着马克思和列宁在蒸汽时代构思的想法，未能理解计算机和生物科技的力量。反观自由主义，适应信息时代的能力高出许多。这也就能够部分解释，为何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预言从未实现，为何最后竟是自由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如果马克思重回人世，他可能会劝他的追随者，多花点时间研究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

伊斯兰激进主义甚至还未能学会接受工业革命，也就难怪对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几乎无话可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传统宗教至今仍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它们现在多半是守旧的，而不像过去曾经是一股创造力量。举例来说，基督教过去就曾经传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异端”概念，改变了人类的政治结构、社会阶级制度甚至性别关系。耶稣的“山上宝训”还更进一步，讲到温顺和受压迫的人是上帝最爱的子民，于是翻转了整个权力金字塔，为世世代代的革命提供了依据。

除了社会和伦理上的变革，基督教也曾推动重要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天主教会建立了中世纪欧洲最先进的行政系统，并率先使用档案管理、目录、时间表和其他数据处理技术。在12世纪的欧洲，最像硅谷的地方大概就是梵蒂冈。教会建立了欧洲最早的经济合作组织：修道院，在1000年间引领欧洲经济，并引进先进的农业和行政措施。修道院是最早使用时钟的机构，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学习中心，协助成立诸多欧洲顶尖大学，例如，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以及萨拉曼卡大学。

今日，天主教会仍享有数亿信众的忠诚和什一税。但天主教和其他有神论宗教，却早已从创造转为因循守旧，而非率先开创新科技、新经济方法，或是突破性的社会思想。它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对各种拓展科技、方法及思想的运动感到无奈。生物学家发明避孕药，而教皇不知该如何反应。计算机科学家发展互联网，而拉比还在讨论是否该允许正统派犹太教徒上网。女权主义思想家呼吁女性收回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学识渊博的穆夫提还在辩论该如何应对如此煽动的想法。

让我们问问自己：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发明或创造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候选实在太多：有抗生素之类的科学发现，有计算机之类的科技发明，也有女权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创造。让我们再问问：在20世纪，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传统宗教，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发明或创造是什么？你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是因为候选项实在太少。在20世纪，神父、拉比和穆夫提究竟有何发现，能和抗生素、计算机或女权主义相提并论？细察这两个问题后，如果说21世纪将会发生重大改变，你认为会出自何处？是“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还是谷歌？确实，“伊斯兰国”也懂得怎么把视频放在YouTube上，但除了展示酷刑，最近他们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究竟发明了什么？

目前仍有几十亿人，包括许多科学家，将宗教经典视为权威的来源，但这些文本已经无法带来创造力。例如，基督教有些较进步的教派，已经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或女性神职人员。他们为什么能接受？不是因为读了《圣经》，或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著作，而是因为读了如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或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械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然而，不管多进步，只要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就无法坦承自己的伦理来自福柯或哈拉维。所以他们又回到《圣经》、圣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翻天覆地彻底搜索，一页接着一页、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最后终于找到他们需要的：有些箴言、比喻或裁定，只要解释的方式够有创意，就能代表上帝也为同性婚姻赐福，女性也能领受司铎。然后，他们就能假装这个想法来自《圣经》，虽然其实来自福柯。《圣经》早已不再真正启发灵感，但仍被尊为权威的来源。

就是因为如此，传统宗教才无法提出对自由主义的替代品。传统宗教经典对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无法提出任何意见，不管是牧师、神父、拉比还是穆夫提，多半都并不了解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最新突破。想了解这些突破别无他法，只能阅读科技文章，进实验室做实验，而不是去背诵和辩论古代文本。

但这也不代表自由主义就能安享荣耀、高枕无忧。确实，自由主义在人文主义宗教战争当中胜出，而且在当下，我们也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选项。然而，它成功的时候，可能也已播下败亡的种子。获胜的自由主义理想正在推动人类走向长生不死、快乐幸福并化身为神。而由于据说顾客和选民的期望永远都是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将越来越多的心力投入这些自由主义计划。但科学家发现、工程师开发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就会不知不觉暴露出自由主义世界观自身的不足，以及顾客和选民有哪些错误。等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彻底发挥潜力，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概念，可能就会变得像燧石刀和录音带一样过时。

本书一开始，曾预测人类在21世纪会尝试让自己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并化身为神。这项预测并不是真的那么原创或有远见，而只是反映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理想。人文主义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于是人文主义文明希望让人有最长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强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

但本书的第三部分认为，为了实现这种人文主义梦想，将会出现新的后人文（post-humanist）科技，从根本上颠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相信自己的“感觉”，于是我们在与现代性的契约中虽然得利，却无须付出代价。我们不需要有神来限制我们的力量、赋予我们意义，只要从顾客和选民的自由选择，就能得到所需的意义。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发现原来顾客和选民从来就没有自由选择，能用科技来计算、设计或击败他们的感觉，一切会变得怎样？现在的整个世界似乎都与人类体验唇齿相依，但如果以后人类的体验也成了可设计的产品，就像能在超市里买到的任何商品，情况又将如何发展？

1. [1] . Jean-Jacques Rousseau,Émile, ou de l’éducation(Paris, 1967), 348.

2. [2] . ‘Journalists Syndicate Says Charlie Hebdo Cartoons“Hurt Feelings”, Washington Okays’,Egypt Independent, 14 January 2015,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news/journalists-syndicate-says-charliehebdo-cartoons-per centE2per cent80per cent98hurt-feelings-washington-okays.

3. [3] . Naomi Darom, ‘Evolution on Steroids’,Haaretz, 13 June 2014 .

4. [4] . Walter Horace Bruford,The German Tradition of Self-Cultiva- tion:‘Bildung’ from Humboldt to Thomas Mann(Lond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4, 25.

5. [5] . ‘All-Time 100 TV Shows:Survivor’,Time, 6 September 2007, retrieved 12 August 2015, http://time.com/3103831/survivor/.

6. [6] . Phil Klay,Redeployment(London:Canongate, 2015), 170.

7. [7] . Yuval Noah Harari,The Ultimate Experience:Battlefield Revel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ar Culture, 1450–2000(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 2008); Yuval Noah Harari, ‘Armchairs, Coffee and Authority:Eye-witnesses and Flesh-witnesses Speak about War, 1100–2000’,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74:1 (January 2010), 53–78.

8. [8] . ‘Angela Merkel Attacked over Crying Refugee Girl’, BBC, 17 July 2015,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3555619.

9. [9] . Laurence Housman,War Letters of Fallen Englishm e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tate, 2002), 159.

10. [10] . Mark Bowden,Black Hawk Down:The Story of Modern Warfare(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2001), 301–2.

11. [11] . Adolf Hitler,Mein Kampf, trans.Ralph Manheim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43), 165.

12. [12] . Evan Osnos,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London:Vintage, 2014), 95.

13. [13] . Mark Harrison, 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0; John Ellis,World War II:A Statistical Survey(New York:Facts on File, 1993); I. C. B Dear, e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 [14] . ‘Saigon-hubert-van-es’ by Source.Licensed under fair use via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Saigon-hubert-van-es.jpg#/media/File:Saigonhubert-van-es.jpg.

15. [15] .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ed. Donna Haraway (New York:Routledge, 1991), 149–81.

16. [16]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17. [17] 这里的公式用的是乘法，因为两项元素需要彼此才能运作。至少在中世纪学者看来，没有逻辑，就不可能理解《圣经》。如果你的逻辑值为零，就算你把《圣经》每一页都读得滚瓜烂熟，知识总值仍然为零。反过来，如果你的经文值为零，逻辑再好也没用。如果公式里用的是加法，代表的就是如果逻辑很好，就算不读经文也能拥有很多知识，这在你我看来可能觉得合理，但中世纪学术圈并不同意。

18. [18] 在美国政治里，常常把自由主义解释得太过狭隘，与“保守主义”相对。但广义而言，多数美国保守派其实仍然属于自由主义。

图39 人脑作为计算机与计算机作为人脑。人工智能蓄势待发，即将超越人类智慧

PART

3

智人失去控制权

◎人类还能继续掌控世界、赋予世界意义吗？

◎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将如何威胁人文主义？

◎谁可能继承人类的角色，什么新宗教可能取代人文主义？

第8章

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

时至2016年，主导世界的是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然而21世纪的科学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如同前面提到其他宗教时的情形，科学不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因此无法论断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或“个人比集体更重要”这些抽象道德判断究竟是对是错，但自由主义的基础同样有它深信不疑的事实声明，而这些事实声明就是过不了科学审查这一关。

自由主义重视个人自由，是因为相信人类有自由意志。自由主义认为，选民和顾客的决定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任意随机的。虽然人都会受到外部力量和随机事件的影响，但到头来，人人都挥着自由的魔杖，为自己做决定。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认为选民和顾客至上，也总告诉我们要随心而为、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整个宇宙充满意义，外人绝不可能知道你真正的感觉，也不可能预测你会做什么选择，所以你也不该让外人来决定你的兴趣和欲望。

“人类有自由意志”看起来仿佛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对世界的事实描述。然而，虽然这种说法在洛克、卢梭或杰斐逊的时代可能很有道理，但根据生命科学的最新发现，却已经不再成立。自由意志与当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头大象，许多人假装专心看着显微镜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而不愿面对这个问题。

在18世纪，智人就像个神秘的黑盒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内部如何运作。所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刺死，学者想问原因的时候，一个听来有说服力的答案会是：“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用自由意志选择了谋杀；也因为如此，他必须对自己犯下的罪负全责。”而到了20世纪，科学家打开了智人这个黑盒子，既没找到灵魂，也没找到自由意志，只找到基因、激素、神经元，遵守着与世界其他所有事物都相同的物理和化学法则。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刺死，学者想问原因，再说“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基因学家和大脑科学家反而能提供更为详细的答案：“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特定基因构造让大脑出现某种电化学反应，而基因构造反映的是从古至今的进化压力及突变的结果。”

会导致谋杀的大脑电化学反应，可能来自生物预设（deterministic）、随机或两者的结合，但总之并非“自由”。例如，神经元之所以放电，原因可能是生物预设，只要遇到外部刺激便如此反应，也有可能是随机事件，比如因为某个放射性原子忽然自发分解。但不论哪一种，都没有“自由意志”插手的余地。如果是遇到刺激、引发一连串生化事件形成的连锁反应，每个事件都由前一个事件决定，最后形成的决定当然不算自由意志。至于如果是原子随机自发分解造成的决定，就只是单纯的随机而已，当然也不算自由意志。至于随机事件加上生物预设的情况，也就是后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同样不可能等于自由意志。

假设我们做出一台机器人，再把机器人的中央处理器连接到一块放射性铀上。只要遇到需要二选一的情境（例如，要单击右键或左键），机器人就会计算前一分钟衰变的铀原子数。数字是偶数，就单击右键；数字是奇数，就单击左键。这样一来，我们永远不可能预测这台机器人究竟会如何选择，但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机器人的“自由”选择，也不可能让它参与民主投票，或要它对自己的选择负法律责任。

所以，就目前最先进的科学看来，人的选择不是生物预设就是随机，两者就像蛋糕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小块属于“自由意志”。到头来，我们奉为神圣的“自由”就像“灵魂”一样，只是个空虚的词语，只存在人类发明的想象故事中。

进化论像为自由的棺材钉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永恒的灵魂”在进化论面前就是说不通，而“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人类真是自由的，哪有自然选择的余地？根据进化论，动物做的所有选择（选择栖息地、食物或伴侣），都是基因密码的反映。如果有适当的基因，让一只动物选了营养的蘑菇、挑了健康而有生育力的伴侣，这些基因就能传到下一代。如果基因不适当，让这只动物选了有毒的蘑菇、挑了虚弱的伴侣，这些基因就会灭绝。然而，如果这只动物真能“自由”选择要吃什么、与谁交配，自然选择就无用武之地。

碰上这样的科学解释，人们常常装作没看见，说他们“觉得”自己很自由，都依自己的意愿和决定行事。确实也没错，人类能够依自己的欲望行事。如果所谓“自由意志”指的就是“依自己的欲望行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但这样说来，黑猩猩、狗和鹦鹉也一样有自由意志。鹦鹉学会说“我想吃饼干”之后，还真能有饼干吃呢。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鹦鹉或人类能不能根据内在欲望采取行动，而是究竟能不能选择要产生什么欲望。为什么鹦鹉想吃饼干、不想吃黄瓜？为什么我想把讨厌的邻居一枪毙了，而不是把另一边的脸颊转过去让他打？为什么我这么想买红色的车，而不买黑色的车？为什么我想投的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我之所以觉得脑中浮起某个愿望，是因为大脑里某种生化过程创造出的感觉。这些过程可能是生物预设，也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绝不是自由意志。

你可能会说，至少当要把邻居杀了或选举投票的时候，并不是用当下瞬间的感受来做选择，而是经过了长期思索，细细思量了各种重要论点。然而，台面上就是有那么多种论点，有的会让你投给民主党，有的会让你投给保守党，还有些会让你投给英国独立党，或是干脆待在家。是什么让你选择了某种论点，而不是另一种论点？在脑中的中央车站，我可能会因为生物预设而被迫上了某论点的列车，又或是随机被分配上哪一列车。但我无法“自由选择”让自己只去想那些使我投票给民主党的论点。

以上所说绝不只是个人假设或哲学猜测。现在只要扫描人脑，就能在受测者自己有所感觉之前，预测他们会有什么欲望、做出什么决定。在一项此类实验中，请受试者躺进一台巨大的脑部扫描设备，两手各拿一只开关，随时就可以按下任何一个开关。科学家只要观察大脑神经活动，就能预测受试者会按哪个开关，而且甚至要比受试者自己更早感觉到想按开关。在人类感觉到自己做某项决定前，大脑已经启动了指示人类决定的神经，大约提前几百毫秒到几秒。

决定要按下右边或左边的开关，反映的当然是这位受试者的选择，但不能说是个“自由”的选择。我们对自由的信念，背后其实有一套错误的逻辑。当一连串的生化反应让我想按右边的开关时，我确实觉得自己想按右边的开关。一点没错，我确实想按。但有人就一下跳到结论，认为这种想按的念头就叫作自己的“选择”。这当然就错了：人的欲望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只能“感觉”到欲望，再据以行事。

就算科学家，现在也还是常常使用自由意志这种过时的神学概念，民众也还是继续吵着自由意志的话题。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神学家一直对灵魂和意志的关系争论不休。他们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本质，称为灵魂，也就是真实的自我，也进一步认为，这个自我拥有各种欲望，就像拥有衣服、车子和房子一样。他们还说，每个人都能够像选衣服一样选择自己的欲望，而命运就是依据这些选择而定的。如果选了好的欲望，最后就会上天堂；如果选了坏的欲望，最后就得下地狱。问题就来了：欲望真的能“选”吗？举例来说，夏娃想要吃蛇给她的那颗禁果，但她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是有人强加于她？完全随机出现在她的心中？还是她的“自由”选择？如果想做这件事并不是她的自由选择，那么为什么她又要受罚呢？

然而，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人没有灵魂，也没有称为“自我”的内在本质，再去问“自我如何选择它想要的事物”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这就像问一个单身男子“你太太怎么挑衣服”一样莫名其妙。事实上，人类有的就是一条意识流，欲望会在这条意识流中起伏来去，并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自我能够拥有这些欲望。因此，要问我到底是因为生物预设、随机发生，还是自由意志而选择了自己的欲望，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很复杂，检测的方式却极其简单。下次有个概念从你脑中跳出来，就赶快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想法？我是在一分钟前决定要想到这个想法，然后才想到的吗？还是我自己并没下任何指示或准许，这个想法就自己出现？如果我真的是自己思想和决定的主人，能不能决定在接下来60秒内不要想到任何事？”试试看，看看情况如何。

*

质疑是否有自由意志，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探讨，而确实有实际意义。如果生物确实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只要使用药物、基因工程或直接对脑做出刺激，就能操纵甚至控制人的欲望。

如果想看看这种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参观机器生化鼠（robo-rat）的实验室。这里的机器生化鼠其实就是一般实验用的大鼠，但有一点不同：科学家在大鼠脑中掌管感觉和奖励的区域植入电极，于是能够遥控操纵这只大鼠。只要稍加训练，研究人员不仅能控制大鼠左转或右转，还能爬梯子、用嗅觉查探垃圾堆，以及做些大鼠通常不爱做的事情，例如从很高的地方一跃而下。军方和民间企业都对机器生化鼠大感兴趣，觉得它们在许多任务和情境中都能派上用场，像是寻找倒塌建筑物下的受困幸存者，找出炸弹和暗杀装置，或是探明地下隧道和洞穴的路线。

动物福利团体提出关切，担心这些实验会对大鼠造成伤害。但纽约州立大学机器生化鼠研究先驱桑吉夫·塔瓦尔（Sanjiv Talwar）教授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大鼠其实很享受这些实验。他解释道，这些大鼠“在为得到愉悦而工作”，每次电极刺激它们大脑中的奖励中心，“大鼠会觉得仿佛脱胎换骨”。

据我们所知，这些大鼠并不觉得受人控制，也不觉得做了什么违背自己意志的事。塔瓦尔教授按下遥控器，是让大鼠自己想要往左走，于是它就往左走。教授按另一个开关，是让大鼠想要爬梯子，于是它就爬了梯子。毕竟，欲望也只是神经元的某种放电模式而已。至于神经元放电的原因，究竟是其他神经元的刺激或塔瓦尔教授遥控器控制电极的刺激，真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你去问问那只大鼠，它可能会告诉你：“我当然有自由意志啊！你看，是我想要左转，所以就左转了。是我想爬梯子，所以就爬了。这不就证明了我有自由意志吗？”

智人的实验则显示，人也像大鼠一样可以被操纵。只要能刺激人脑正确的位置，就算是爱、愤怒、恐惧或沮丧这些复杂的感受，也能够被创造或抑制。美国军方最近开始实验在人脑植入计算机芯片，希望能够治疗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士兵。 在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Hadassah Hospital），医生为躁郁症处于急性抑郁期的患者用了一种创新疗法。他们将电极植入患者大脑，并连接到植入患者胸部的微型计算机。每次从计算机得到命令，电极就会放出一道微弱的电流，使造成抑郁的大脑区域麻痹。这种疗法并非万无一失，但有部分案例显示，那些一直折磨着他们的空虚和黑暗，就好像变魔法一样消失无踪了。

曾有一位患者抱怨症状在术后几个月复发，让他整个人陷入严重抑郁。但经过检查，医生发现了问题根源：计算机的电池没电了。他们一换电池，抑郁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疗法显然有其伦理限制，研究人员只能在某些特例将电极植入人脑，其他人体实验多半还是使用非植入性的头盔装置，技术上称为“经颅直流电刺激器”（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or）。这种头盔配有电极，连接头皮外侧，能够产生弱电磁场，瞄准特定大脑区域，进而刺激或抑制选定的大脑活动。

美国军方正在测试这种头盔，希望提升士兵在训练或实战时的专注力和表现。主要实验由位于俄亥俄州空军基地的人类效能指挥部（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进行。目前距离能下定论还很遥远，而且经颅直流电刺激器的效用还是远远名过其实，但有几项研究指出，比如无人机操作员、空中交通管制员、狙击手等需要长期保持高度专注的职务，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其认知能力。

《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记者莎莉·埃迪（Sally Adee）就曾获准前往一处狙击手训练地点，亲身测试效果。她一开始先不戴头盔，进入战场模拟室，面对20个蒙面男子绑着自杀式炸弹、手持步枪，直接向她冲来，令她一阵惊恐。她写道：“好不容易射倒一个人，又有另外三个新的攻击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显然我开枪的速度不够快，慌得要命又笨手笨脚，一直卡弹。”还好，这些攻击者其实只是投射到她身边巨型屏幕上的影像。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实在表现太差，沮丧到简直想把枪丢下一走了之。

然后，他们帮她戴上了头盔。她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稍微觉得有点刺痛，嘴里有奇怪的金属味。但接下来，她开始一个一个放倒这些虚拟恐怖分子，态度冷静、手法纯熟，简直像兰博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着这20个人拿着枪冲向我，我冷静地举起步枪，深吸一口气，放倒离我最近的人，再平静地评估下个是谁。好像才没一会儿，我就听到有个声音说：‘好了，结束了。’模拟室里的灯光亮起……我身边横七竖八倒着尸体的影像，忽然一阵安静，但我好希望有更多人来攻击。当团队开始移下电极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失望。我抬起头，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把钟调快了，完全没感觉到时间已经足足过了20分钟。‘我击中了几个？’我问那位助理。她看着我，带点揶揄的神色。‘他们全挂了。’”

这场实验让埃迪的生命大为改观。接下来几天里，她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场“近乎灵性的体验……不是觉得更聪明或是学得更快，真正让我好像脚下忽然一空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大脑里忽然一片安静……没有任何自我怀疑，仿佛看到一个新世界。脑中忽然静得叫人难以置信……我希望你会懂，在那次测验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心里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再回去，把电极再接回去。我也开始冒出许多疑问。平常，在我脑中总像有许多愤愤不平的小人，占满了我的心思，让我害怕尝试，最后导致失败。但除了这些声音之外，我究竟是谁？这些声音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声音有些是重复社会的偏见，有些是附和我们个人的历史，也有些传达出我们的基因传承。埃迪认为，这一切创造出一个看不见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可以重写这些内心独白，甚至叫它们完全噤声，会发生什么事？

直到2016年，经颅直流电刺激器仍在起步阶段，也无法预测是否会在何时成为成熟的科技。到目前为止，通过这种方式增强能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莎莉·埃迪的体验能到20分钟，可能是特例中的特例（甚至只是安慰剂效应而已）。关于经颅直流电刺激器，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是人类样本数极少，情境也有特殊限制，而且长期影响和危险仍然完全未知。只不过，如果未来这项科技成熟，或是我们找到其他方法来操纵大脑的放电模式，会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有何影响？

如果哪天人类真能控制自己的大脑电路，除了希望自己更有效地击倒恐怖分子之外，可能也会希望实现一些更俗世、自由主义的目标。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够更有效地学习和工作，让自己能全心投入游戏和嗜好，或是能在任何时刻专注于有趣的事物（不管是数学，还是足球）。然而，如果这样的操纵成了家常便饭，原本该由顾客自由操纵的意愿，就会变成另一项可购买的商品。你希望弹得一手好钢琴，但一要练琴又想看电视吗？没问题：戴上头盔，安装适当的软件，你就能够完全只想练钢琴了。

你或许觉得不服气，认为如果能让脑中的声音噤声或是放大，其实是增强而非削弱了自由意志。在过去，你可能就是因为被外界干扰，才没能实现自己最珍视、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有了这种让人专心的头盔或类似的设备，你就更能把父母、牧师、神父、祭司、公关、广告商、邻居的声音通通排除掉，专注于自己想要什么。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要说你有个单一的自我，能够区分自己真实欲望与外界声音的不同，这也只是另一个自由主义的神话，已经被最新的科学研究推翻。

我是谁

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单一、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个人）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也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确实，人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 而且每天身体和心智都会经历无数次变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触自我，一定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单一、清楚和真实的声音，这也就是真实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对自由主义来说，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许多个声音，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场上，该听哪个的意见？

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就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虚假。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测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反而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

例如，人脑就由两个脑半球组成，中间由一束神经纤维连接。每个脑半球控制着身体相对的另一侧，例如，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接收来自左侧视野的数据，负责移动左臂和左腿，左脑则刚好相反。因此，右脑中风的患者有时候会忽略身体的左侧（例如，只梳右边的头发，或是只吃盘子右边的食物）。

左右脑也有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分工，只是情况远远不够清晰。例如，多数认知活动虽然都会同时用到两个脑半球，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别。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左脑在语言和逻辑推理时扮演着较重要的角色，而右脑则在处理空间信息时较为强势。

在左右脑关系的研究上，许多突破出自对癫痫患者的研究。严重的癫痫患者，会从大脑的某一区域掀起一场电子风暴，迅速传播到其他区域，造成急性癫痫发作。癫痫发作期间，患者无法控制身体。一旦频繁发作，常常就会让他们丢掉工作，无法正常生活。在20世纪中叶，如果其他疗法都无法奏效，医生的最后一招就是把连接两个半球的神经束切断，让某个脑半球掀起的电子风暴不会影响到另一半球。对脑科学家来说，这些患者简直就像金矿，提供了许多惊人的数据。

关于这些“脑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罗杰·斯佩里（因其突破性发现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他的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说：“绘图员。”这个答案由左脑提供，逻辑推理和语言也多半由左脑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脑也有另一个活跃的语言中心，虽然无法控制口语，但能用拼字游戏Scrabble的字母牌拼出字来。研究人员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脑有何意见，于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张纸上写着：“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并把纸放在男孩左边视野的边界处。来自左边视野的数据会由右脑处理，右脑无法控制口语，所以男孩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左手开始迅速在桌上移动，到处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车比赛”。厉害了吧！

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另一个行为，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双手分别由不同的脑半球控制。他的两个半脑之间没有联系，于是有时候右手要开门，左手却会把门甩上。

还有另一项实验，加扎尼加的研究团队向左脑（负责语言）展示鸡爪的照片，同时向右脑展示雪景照。接着问病患PS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鸡爪。”加扎尼加接着再展示许多图片给PS看，请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内容。病患的右手（由左脑控制）指向一只鸡，但同时左手却也伸了出来，指向一只雪铲。加扎尼加接着就问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同时指了鸡和雪铲？”PS回答：“呃，鸡爪和鸡有关系，而要清理鸡舍需要铲子。”

这里是怎么了？控制语言的左脑并未接收到雪景这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指向铲子，结果左脑就自创出一些觉得合理的解释。多次重复实验后，加扎尼加的结论认为，左脑不仅处理口语能力，也是个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制出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

另一项实验是让掌管非语言能力的右脑看到一张色情图片。受试者开始脸红、咯咯笑着。“你看到了什么？”研究人员语带狡黠地问道。受试者的左脑说：“没什么，只是有光闪了一下。”但她立刻又开始咯咯笑了起来，还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你为什么会笑呢？”研究人员追问。也是一头雾水的左脑翻译官拼尽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于是回答说因为房间有部机器看起来很好笑。

这就像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执行无人机空袭任务，美国国务院却毫不知情。于是等到有记者向国务院官员询问此事，官员只能赶快编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官员根本不知道为何要空袭，就是瞎掰。不只是“脑裂”患者，而是所有人类都会用到类似的机制。一次又一次，我们心中的“中情局”都是不经“国务院”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为，接着我们心中的“国务院”就只能编出一个让自己看来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常常，就连“国务院”自己最后都信了自己编出的故事。

*

行为经济学家也做出过类似的结论，当时讨论的是民众如何做各种经济决定。或者讲得更精准些，是谁做了这些决定。是谁决定买丰田而不买奔驰，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国，投资韩国债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数实验都指出，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自我”做出这些决定，而是人心中有许多不同、常常还会相互冲突的内部实体，经过不断拉扯决定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就做过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请一组志愿受试者参加一项分成三阶段的实验。在“短”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将一只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钟，而这种水温会让人不悦甚至痛苦。60秒后，就请他们把手拿出来。而在“长”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手会放入另一个容器中，水温同样是14℃。但在60秒后，会偷偷将热水导进容器，使水温略升为15℃。有些受试者会先做“短”实验，也有些从“长”实验开始。但不论哪种，都会在两个部分都结束的7分钟后，开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必须重复前两阶段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选择。足足有80%的人选择了“长”实验，在印象中以为这没那么痛苦。

虽然这个冷水实验如此简单，但是它透露的意义却动摇了整个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实验告诉我们，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所以对于体验自我来说，显然“长”实验比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温达60秒，这已经很难受了，而且“短”实验受的苦，在这里一点也少不了，但接着你得再忍受另外30秒15℃的水温。虽然情况勉强好一点，但绝对不愉快。对于体验自我来说，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后，再加上另一个仍然不愉快的体验，并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愉快一些。

只不过，体验自我并没有记忆能力。它不会说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讲到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我们心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叙事自我。叙事自我的概念，很类似加扎尼加所说的左脑翻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篇故事，并为未来制订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人物，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结果来编织故事。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举例来说，叙事自我判断“短”的冷水实验时，是将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还是非常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非常冷”。接着，叙事自我对“长”的冷水实验也做一样的判断，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没那么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稍微温暖一点”。这里的重点之一在于，叙事自我对于时间持续多久无感，并不在意长短两部分实验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以，如果需要在两者择一，叙事自我会挑长的实验，认为“水稍微温暖一点”。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日常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卡尼曼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雷德梅尔（Donald 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肠镜检查的患者，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的差别。肠镜检查通过肛门将小摄影机插入肠道，以诊断各种肠道疾病。这种检查并不舒服，而医生都想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这道程序的痛苦。是该把动作加快，让病人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该把动作放慢、小心一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尼曼和雷德梅尔请154位患者在大肠镜检查期间，每分钟都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报告时使用0~10的数字，0代表完全无感，10则是痛到无法忍受。等到检查结束，再请患者同样使用0~10的数字，报告检查的“整体疼痛程度”。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体分数会与每分钟报告的分数总和相关，也就是，如果时间持续越久，病患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后的整体疼痛分数就会越高，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实验，不管持续时间多长，整体疼痛分数只会反映峰终定律。因此，有一次肠镜检查时间8分钟，过程中患者给出的最高疼痛分数为8，而最后一分钟的打分为7。等到检查结束，这位患者给的整体疼痛分数就是7.5。而在另一次肠镜检查中，时间足足有24分钟。在此过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数一样是8，但这位患者在最后一分钟的打分只有1。到最后，这位患者的整体疼痛分数只有4.5。事实上，后面这位患者的肠镜检查时间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总的说来受到的痛苦要多得多，但这点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总和，而是进行平均。

所以，患者会喜欢哪一种呢？是为时短暂但痛苦的检查，还是时间长但动作小心？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正解，因为患者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问的是体验自我，它大概会选择时间短的。但如果问的是叙事自我，它反而宁可挑时间长的，因为它只会记得最糟时刻和最后一刻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从叙事自我的观点来看，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

儿科医师和兽医都很懂这个技巧。许多医师会在诊室里准备许多零食点心，在打完针或做了痛苦的检查之后，让孩子（或是小狗）吃点甜品。这样一来，等到叙事自我后来回想这次问诊，最后这10秒的快乐足以抹去之前许多分钟的焦虑和疼痛。

至于进化，更是早在儿科医师之前许久，就发现了这个伎俩。许多妇女分娩时都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可能会让人以为，只要生过一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女性会愿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后的几天，内分泌系统会分泌皮质醇和β–内啡肽，舒缓疼痛，让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欢快，再加上对小婴儿的爱与日俱增，又得到来自亲友、宗教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多方赞誉，都会合力把分娩从创伤转为正面记忆。

以色列特拉维夫拉宾医学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显示，分娩的记忆主要反映高峰及终点，整体持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另一项研究中，请2428名瑞典妇女在分娩两个月后，回忆生产的过程，其中有90%认为这个过程属于“正面”或“非常正面”。她们并没有忘记这种痛苦（有28.5%认为分娩是世上能想到的最痛的事），但仍然认为这是个正面体验。叙事自我有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马克笔，一一审查着我们的体验。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惧不悦的时刻就这样被删减或抹去，最后整理出一个有欢乐结尾的故事，归档备存。

图40 圣母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的圣像。大多数文化都将分娩描绘成美妙的体验，而不是一种创伤

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抉择，比如挑选另一半、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假设现在有两套度假行程任君挑选：第一套行程是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Jamestown），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殖民城镇，这是英国在1607年于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第二套行程则是你自己的梦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罗里达日光浴，或者到拉斯韦加斯尽享帅哥美女、美酒和赌博。但有一项限制：如果选择梦想假期，等到最后上飞机回家之前，你得服下一颗药丸，消除所有对于这场假期的回忆。发生在拉斯韦加斯的美好回忆，就真的只会留在拉斯韦加斯了。你想选哪套行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詹姆斯镇，因为大多数人的信用卡都由叙事自我掌管，而叙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觉得记不住的体验只是白费力气。

说实话，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紧密交织的。叙事自我也会用到我们的种种体验，作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过来，这些故事也会塑造体验自我的种种感受。举例来说，在斋戒月禁食、在准备体检时禁食，或者单纯没钱买东西吃，对于饥饿的感受就会有所差异。叙事自我对饥饿赋予不同的意义，就会让实际体验大不相同。

此外，体验自我往往也强大到足以破坏叙事自我最完美的计划。举例来说，我可能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上健身房。这种伟大的决定是叙事自我的专利。只不过，过了一个星期，该上健身房了，体验自我却过来接手。我现在就是不想上健身房，反而订了比萨，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大有问题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

生命的意义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个问题》（A Problem）正是以叙事自我作为重点。 故事的主人翁是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与塞万提斯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堂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实际上，堂吉诃德本名叫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博尔赫斯就想，如果堂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博尔赫斯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会怎样？博尔赫斯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虽然堂吉诃德杀了一个真正的人，却毫无悔意。因为这些妄想已经太过鲜明，他一心认为自己在对抗风车巨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

第二种可能：在夺走他人生命的那一刻，会让堂吉诃德大为惊骇，打破他的妄想。这种情况类似于初上战场的新兵，原本深信为国捐躯是件好事，最后却被战场现实狠狠打脸。

另外还有更为复杂和影响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堂吉诃德只是在演戏。但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自己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在政治里，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综合征。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参战。意大利宣告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法”占有的特伦托（Trent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政客在议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誓言要纠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共发动了11次血腥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从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损失了1.5万人。第二场战役，他们损失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损失了6万人。就这样腥风血雨地持续了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但接着，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第十二场战役一般称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意大利大败，一路杀到威尼斯门口。光荣出征换来的是一片血海的溃败。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伤兵人数超过百万。

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冤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强大的俄国打得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万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错，你家的乔凡尼白死了，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凡尼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让的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图41 伊松佐战役中的几个死者，他们就白白牺牲了吗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出的就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讲到要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的人来说难上加难。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远远较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主义者。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都白死了，或我的瘫痪完全没有意义？很少有人有勇气能承认这样的事实。

经济上也会看到同样的逻辑。1999年，苏格兰决定盖一座新的议会大厦。原本预计施工时间为两年，预算4000万英镑。但到头来，施工时间长达五年，成本高达4亿英镑。每当承包商遇到未预料的困难和费用，就会找苏格兰政府，要求延长工期、增加预算。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就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万英镑，如果现在停手，只能拿到一个盖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会彻底信用扫地。还是再拨4000万英镑吧。”再过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时候，建筑无法完工的压力更大了。再过几个月，故事继续重复，就这样下去，直到实际成本足足是原来估计的10倍。

图42 苏格兰议会大厦——我们的英镑不能白白浪费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元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因此，我受到的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的，它让我学会重视和平。”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都只是虚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该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

这样说的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由主义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位选民、顾客和旁观者，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本质。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不完结的故事，让每项体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的故事。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意义。但无论如何，都一样是妄想。

当然，早已有人质疑自由意志和个人的概念。早在2000多年前，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认为个人概念是一种虚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响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则仅是怀疑，并不足以改变历史。人类十分擅长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国会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基督教并未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那天消失，自由主义也不会因为科学家认为并没有自由个人便就此灭亡。

事实上，就连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也并未放弃自由主义。就算他们已经用丰富的理论、数百页篇幅解构了所谓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却像做了一个知识上的完美后空翻，奇迹似的一跃回到18世纪，好像进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所有惊人的发现完全不会影响洛克、卢梭和杰斐逊提出的伦理及政治观念。

然而，等到这些异端科学见解逐渐成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结构时，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我们（或后代）很有可能会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第三个千年的起点，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实实在在的科技挑战。我们即将拥有各种超级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但这些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这场洪水中保存下来？

1. [1] .详细讨论请见Michael S. Gazzaniga,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New York:Ecco, 2011).

2. [2] . Chun Siong Soon et al., ‘Unconscious Determinants of Free Decisions in the Human Brain’,Nature Neuroscience11:5 (2008), 543–5.See also Daniel Wegner,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 Will(Cambridge, MA:MIT Press, 2002); Benjamin Libet, ‘Unconscious Cerebral Initiative and the Role of Conscious Will in Voluntary Action’,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8 (1985), 529–66.

3. [3] . Sanjiv K. Talwar et al., ‘Rat Navigation Guided by Remote Control’,Nature417:6884 (2002), 37–8; Ben Harder, ‘Scientists“Drive”Rats by Remote Control’,National Geographic, 1 May 201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2/05/0501_020501_roborats.html; Tom Clarke, ‘Here Come the Ratbots:Desire Drives Remote-Controlled Rodents’,Nature, 2 May 200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ature.com/news/1998/020429/full/news020429–9.html; Duncan Graham-Rowe, ‘“Robo-rat”Controlled by Brain Electrodes’,New Scientist, 1 May 200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237–roborat-controlled-by-brain-electrodes.html#.UwOPiNrNtkQ.

4. [4] . http://fusion.net/story/204316/darpa-is-implanting-chips-in-soldiers-brains/; http://www.theverge.com/2014/5/28/5758018/darpa-teams-begin-work-on-tinybrain-implant-to-treat-ptsd.

5. [5] . Smadar Reisfeld, ‘Outside of the Cuckoo’s Nest’,Haaretz, 6 March 2015.

6. [6] . Dan Hurley, ‘US Military Leads Quest for Futuristic Ways to Boost IQ’,Newsweek, 5 March 2014, http://www.newsweek.com/2014/03/14/us-militaryleads-quest-futuristic-ways-boost-iq-247945.html, accessed 9 January 2015; 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 http://www.wpafb.af.mil/afrl/rh/index.asp; R. Andy McKinley et al., ‘Acceleration of Image Analyst Training with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Behavioral Neuroscience127:6 (2013):936–46; Jeremy T. Nelson et al., ‘Enhancing Vigilance in Operators with Prefrontal Cortex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NeuroImage85 (2014):909–17; Melissa Scheldrup et al.,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Facilities Cognitive Multi-Task Performance Differentially Depending on Anode Location and Subtask’,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8 (2014); Oliver Burkeman, ‘Can I Increase my Brain Power?’,Guardian, 4 January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4/jan/04/can-i-increase-my-brain-power, accessed 9 January 2016; Heather Kelly, ‘Wearable Tech to Hack Your Brain’, CNN, 23 October 2014, http://www.cnn.com/2014/10/22/tech/innovation/brain-stimulation-tech/. accessed 9 January 2016.

7. [7] . Sally Adee, ‘Zap Your Brain into the Zone:Fast Track to Pure Focus’,New Scientist, 6 February 201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328501.600–zap-your-brain-into-the-zone-fasttrack-to-pure-focus.html.同时参见：R. Douglas Fields, ‘Amping Up Brain Function:Transcranial Stimulation Shows Promise in Speeding Up Learning’,Scientific American, 25 November 2011,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mping-up-brain-function.

8. [8] . Sally Adee, ‘How Electrical Brain Stimulation Can Change the Way We Think’,The Week,30 March 201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theweek.com/article/index/226196/how-electrical-brain-stimulation-can-change-the-waywe-think/2.

9. [9] . E. Bianconi et al., ‘An Estimation of the Number of Cells in the Human Body,’Annals of Human Biology40:6 (2013):463–71.

10. [10] . Oliver Sacks,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London:Picador, 1985), 73–5.

11. [11] . Joseph E. LeDoux, Donald H. Wilson, Michael S. Gazzaniga, ‘A Divided Mind:Observations on the Conscious Properties of the Separated Hemispheres’,Annals of Neurology2:5 (1977), 417–21.同时参见：D. Galin, ‘Implications for Psychiatry of Left and Right Cerebral Specialization:A Neurophysiological Context for Unconscious Processes’,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1:4 (1974), 572–83; R. W. Sperry, M. S. Gazzaniga and J. E. Bogen, ‘Interhemispheric relationships:The Neocortical Commisures:Syndromes of Hemisphere Disconnection’, in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ed. P. J. Vinken and G. W. Bruyn (Amsterdam: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 1969), vol. 4.

12. [12] . Michael S. Gazzaniga,The Bisected Brain(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0); Gazzaniga,Who’s in Charge?; Carl Senior, Tamara Russell, and Michael S. Gazzaniga,Methods in Mind(Cambridge, MA:MIT Press, 2006); David Wolman, ‘The Split Brain:A Tale of Two Halves’,Nature483 (14 March 2012):260–3.

13. [13] . Galin, ‘Implications for Psychiatry of Left and Right Cerebral Specialization’, 573–4.

14. [14] . Springer and Deutsch,Left Brain, Right Brain,3rd edn (New York:W. H. Freeman, 1989), 32–6.

15. [15] . Kahneman,Thinking, Fast and Slow, 377–410.同时参见Gazzaniga,Who’s in Charge?, ch. 3.

16. [16] . Eran Chajut et al., ‘In Pain Thou Shalt Bring Forth Children:The Peak-andEnd Rule in Recall of Labor Pain’,Psychological Science25:12 (2014), 2266–71.

17. [17] . Ulla Waldenström, ‘Women’s Memory of Childbirth at Two Months and One Year after the Birth’,Birth30:4 (2003), 248–54; Ulla Waldenström, ‘Why Do Some Women Change Their Opinion about Childbirth over Time?’,Birth31:2 (2004), 102–7.

18. [18] . Gazzaniga,Who’s in Charge?, ch. 3.

19. [19] . Jorge Luis Borges,Collected Fictions, translated by Andrew Hurley (New York:Penguin Books, 1999), 308–9.西班牙版本请见：Jorge Luis Borges, ‘Un problema’, inObras completas, vol. 3 (Buenos Aires:Emece Editores, 1968–9), 29–30.

20. [20] . Mark Thompson,The White War: Life and Death on the Italian Front, 1915-1919(New York:Basic Books, 2009).

第9章

大分离

上一章简单回顾了近来的科学发现对自由主义哲学有何伤害，现在则该来审视这些发现对实际生活有何影响。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是因为自由主义相信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各有价值，而且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就是权威的本源。但在21世纪，有三项“务实”的发展，可能会让这种信念成为明日黄花：

1.人类将会失去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因此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不再继续认同人类有太多价值。

2.社会系统仍然认为人类整体有其价值，但个人则无价值。

3.社会系统仍然会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其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群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而不是一般大众。

让我们仔细审视这三个威胁。第一，科技发展将使人类不再具备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这一点虽然不会从哲学层面推翻自由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想象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和其他自由主义制度如何能承受这记打击。毕竟，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哲学论证最合理，更是因为它赋予每个人价值，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有好处。在现代工业战争的大规模战场、现代工业经济的大规模生产线上，每个人都很重要。只要能拿起步枪或是扳动拉杆，每双手都有价值。

1793年春天，欧洲各王朝派出军队，希望将法国大革命扼杀于襁褓之中。巴黎革命分子则宣布全国总动员，发动第一波全面战争。8月23日，法国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下令：“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动员是普遍的。18岁至25岁的未婚公民或无子女的鳏夫应首先参军，青年人则去打仗；已婚男子则制造武器和运送粮食；妇女则制造帐篷、衣服和服务于医务；儿童则将旧布改成绷带；老年人则至广场鼓舞战士们的勇气，宣传痛恨国王和共和国的统一。”

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认定所有公民拥有同等价值，享有平等政治权利。但与国民公会所下的命令两相对照，足堪玩味。在这历史上的同一时刻，一方面宣告普世人权，另一方面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全国总动员，难道真是巧合？虽然学者对于两者究竟有何确切关系还多有争辩，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一种维护民主的常见论点认为让公民拥有政治权利是件好事，因为民主国家的士兵和工人会比独裁政权中的士兵和工人表现更好。据称，让人民享有政治权利，就能增强动机和进取心，而这在战场上和工厂里都大有益处。

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任期为1869——1909年）曾于1917年8月5日在《纽约时报》发文：“民主军队的战斗力高于用贵族方式组织、独裁方式统治的军队……由民众决定立法、选举公务员、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国家，比起靠世袭或全能的神所委托的独裁者，前者的军队战斗力也要更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于类似的理由，妇女获得了各项权利。各国意识到女性在这场全面工业战争里扮演重要角色，认为有必要在和平时期也赋予女性政治权利。因此在1918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支持女性拥有投票权，向参议院表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若不是因为有女性在各个领域提供服务，美国或其他任何参战国家都不可能赢得胜利；而且这里指的不只是我们一般习于见到的女性工作领域，而是所有过去属于男性的工作领域。如果不让女性享有尽可能完整的权利，我们不仅会失去民众的信任，更是咎由自取” 。

但到了21世纪，不论男女，大多数人都可能不再具有军事和经济上的价值。两次世界大战投入大量人力的时代已经过去，21世纪最先进的军队，主要靠的是尖端科技。现在的战争需要的不再是人数无上限的炮灰，而是精挑细选少数训练精良的士兵，甚至人数更少的特种部队超级战士，加上几个知道如何生产和使用先进科技的专家。由无人机和蠕虫病毒组成的高科技部队，正在取代20世纪的人海战队，而指挥作战的将军也将越来越多关键决定交给算法处理。

有血有肉的战士除了行事难以预测，还容易受到恐惧、饥饿和疲劳的影响，思考及行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无法赶上现代战争的步调。从古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到现代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虽然科技已有各式进展，但战争仍然处于人类的步调。讨论得花上几小时，一场战役得花上几天，战争得拖上几年。但网络战一场战争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在网络指挥中心值勤的中尉发现有异常状况后，就算立刻致电上级，上级再立刻上报白宫，最后还是只能一声哀叹，因为等到总统接到消息，这场战争早已一败涂地。只要短短几秒，计划精密的网络攻击就能够让全美电网断电，破坏航空管制中心，造成核电厂和化学工厂大量事故，干扰警察、军队和情报通信网络，甚至是抹除所有金融记录，让数万亿美元就这样消失于无形，没人知道究竟谁拥有什么。这种时候，唯一让民众还不会歇斯底里的原因，就是网络、电视和广播也全面断线，所以大家连情况有多惨都不知道。

如果是比较小的规模，假设空中有两架无人机正在交战。其中一架需要先接收到远方地堡内操作人员的命令才能开火，另一架则能完全自主开火。你觉得哪一架胜算大？假设到了2093年，已经老旧迂腐的欧盟决定派出无人机和机器人来对抗新时期的法国大革命，新的巴黎公社可能会招募所有的黑客、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参战，但大多数人大概已经都派不上用场，顶多只能当人肉盾牌。这是事实：在今天的许多不对称冲突中，大多数公民只能作为各式先进武器的人肉盾牌。

图43 左图：1916年，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中的作战士兵；右图：无人机

此外，就算不管胜败问题，单单为了正义，也该支持用机器人和无人机取代士兵和飞行员。人类士兵可能犯下谋杀、强奸、劫掠等罪行，而且就算他们守规矩，误杀平民仍然在所难免。相较之下，如果是搭载伦理算法的计算机士兵，遵守国际刑事法院最新规约的可能性就高多了。

经济领域也有相同情形，能够举起锤子或按下按钮的能力已经不如以往有价值。这也就危害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重要的合作关系。在20世纪，自由主义认为伦理和经济能够兼得，保护人权和自由既是伦理道德的必要之举，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自由主义认为，英美法等国正是因为开放经济和社会而繁荣，而如果土耳其、巴西或中国也想达到同样程度的繁荣，就该起而效法。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专制君主或军人政府，也是出于经济而非道德因素，才最终愿意走向开放。

到了21世纪，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将会大不如前。随着大众在经济上不再重要，仅靠伦理道德，是否足以保护人权和自由？无法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后，精英阶层和政府还会认定每个人都有价值吗？过去有许多事情只有人类才能做得到，但现在机器人与计算机正迎头赶上，可能很快就会在多数的任务上超越人类。确实，计算机的运作方式与人类的行为方式非常不同，而且看来短期内计算机也不会变得更像人类，特别是应该并不会获得意识或是具备情绪和感觉。过去半个世纪，计算机智能（computer intelligence）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但在计算机意识（computer consciousness）方面却仍在原地踏步。据我们所知，2016年的计算机并未比20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原型意识更强。然而，一场重大革命一触即发。“智能”即将开始与“意识”脱钩，人类因此面临失去经济价值的危险。

高度的智能与发达的意识一向是两个形影不离的概念。必须是具有意识的个体，才能执行需要高度智能的任务，例如下棋、开车、诊疗，或是辨认出恐怖分子。然而，我们正在开发新型的“无意识智能”，做起这些事来比人类更快更好。原因在于，这些任务是基于“模式识别”，而无意识的算法很快就能在这一点上超越人类。

科幻电影通常假设计算机如果想赶上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就必须发展出意识。但真正的科学却有另一种看法。想达到超级智能可能有多种方式，并不是每一种都需要通过意识。数百万年来，生物进化一直顺着意识这条道路缓缓前行，但非生物的计算机却可能完全不会走这条窄路，而是走向另一条通往超级智能的捷径。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个才真正重要？在两者仍然携手同行时，讨论两者的价值孰高孰低，大概只会是哲学家的有趣消遣。但在21世纪，这正成为一个急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至少对军队和企业来说，答案再简单不过：智能是必要的，但意识可有可无。

军队和企业需要具有智能的代理人才有办法运作，但这样的代理人却不见得需要有意识和主观体验。举例来说，如果是有血肉之躯的出租车司机，个人有意识的体验绝对比毫无感觉的自动驾驶汽车丰富。出租车司机可以一边在首尔繁忙的街道上开车，一边享受音乐。他抬头望见星空，思考着宇宙的奥秘，内心因敬畏豁然开朗。而看到自己的小宝宝跨出第一步，他的眼睛也可能充满喜悦的泪水。只不过，这一切都不是社会系统需要出租车司机具备的特质。社会系统需要的只是把人从A点运到B点，而且要最快、最安全、成本最低。就这一点而言，自动驾驶汽车很快就能做得比人类司机更好，就算它不能享受音乐，也不会因为存在的奥秘而深感敬畏，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回想一下，马匹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命运如何。任何一匹农场里的马，不论是在嗅觉、爱的能力、认人的能力、跳过栅栏的能力或是其他上千件事情上，绝对都远高于史上首款平民汽车福特T型车，或是价值百万美元的兰博基尼。然而，马匹仍然被汽车取代，原因就在于汽车在社会系统真正需要的那少数几个领域中胜出。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也会步马匹的后尘。

事实上，如果规定所有车辆都不得由人驾驶，并将整个交通控制权交给计算机算法，就能将所有车辆连接成单一网络，大大降低车祸发生率。2015年8月，谷歌实验中的无人驾驶汽车发生车祸。当时这辆车正接近一个十字路口，发现有位行人想过马路，于是刹了车。但接着这辆车就遭到后方车辆追尾，后面那辆车的人类司机心不在焉，可能正思索着宇宙的奥秘，结果就忘了看路。如果两辆车都是由互相连接的计算机来指挥，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控制驾驶的算法能够清楚掌握每辆车在路上的位置和行动方向，绝不可能允许自己操纵的两辆车就这样相撞。如果能有这样的系统，就能大幅节省时间和金钱，并且拯救人的生命；只不过，这也会剥夺人类开车的体验，砍掉几千万人的工作机会。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人类若不能变得更强大，迟早会变得完全没有用途。机器人和3D打印已经开始取代人力，就像以前的制衣等手工业，而高智能的算法也即将在白领职业中掀起同样的风潮。不久之前，银行工作人员和旅行社工作人员似乎还不受自动化影响，但现在他们却濒临失业。如果我们只要用智能手机就能买到机票，为何还需要旅行社人员？

股票交易员同样面临这种危险。现在大多数的金融交易都已经通过算法来管理，只要一秒，能处理的数据量就比个人花上一年处理的数据量还要大，而且瞬间就能做出反应。2013年4月23日，叙利亚黑客入侵美联社官方推特账户。当天13点07分，他们发出推文，称白宫遭到攻击、奥巴马总统受伤。各个持续监控所有新闻媒体的交易算法瞬间做出反应，疯狂抛售股票。道琼斯指数如同自由落体，短短60秒大跌150点，相当于有1360亿美元瞬间蒸发！13点10分，美联社澄清，表示该推文并不属实。于是算法开始倒车，到了13点13分，道琼斯指数几乎已经完全收回先前的损失。

2010年5月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还经历过更剧烈的震荡。在14点42分到14点47分这不过五分钟的时间内，道琼斯指数狂跌1000点，1万亿美元烟消云散。但接着，只花了三分多钟，指数就回到了狂跌前的水平。把我们的钱交给超高速计算机程序来操作，就是会发生这种事。这次事件被称为“闪电崩盘”（Flash Crash），而专家还在努力研究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一定是算法出了问题，但无法确认错在哪里。美国部分交易商已经对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提起诉讼，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人类的歧视，人类在反应速度上绝不可能与之匹敌。仅是讨论这是否真正构成侵权，就会给律师带来大量的工作，当然也有大量的收入。

这里讲的律师也不一定是人。在电影和电视上，似乎律师整天在法庭上喊着“反对”，然后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然而，大多数普通律师得花上最多时间的，反而是翻阅海量文件，寻找判例、漏洞，或是那一丝丝可能相关的证据。有些得忙着找出某人被杀的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有些忙着写出厚度惊人的商业合约，确保客户避开任何目前可知的风险。如果有一天，复杂的搜寻算法只要一天时间，找到的判例就能比一个人花一辈子找到的还要多，而且只要按个按钮进行脑部扫描，就能戳破所有的谎言和欺骗，这些律师该何去何从？仅靠观察脸部表情和说话语调，就算是经验极其丰富的律师和侦探，也很难准确判断对方是否心口一致。然而，说谎用的脑部区域和说实话的脑部区域大有不同，虽然目前尚未实现，但已经可以想象，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就能用作几乎绝对精准的测谎议。这样一来，几百万的律师、法官、警察和侦探还能做什么？岂不是得回学校再学个新的专业？

但等到他们进了教室，却很可能发现等着他们的还是算法。Mindojo之类的公司，正在开发互动算法，不只能教授数学、物理、历史，还能同时研究教授对象这个人。这种数字教师会仔细监测我答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一段时间后，它们就能判断出我个人独特的优缺点，也知道什么能让我精神一振，什么会叫我眼皮下垂。它们可以用最适合我人格类型的方式来教我热力学或几何学，无须担心这种方式并不适合其余的99%的学生。这些数字教师永远不会失去耐心，永远不会对我大吼大叫，也永远不会罢工。问题在于，都已经有了这样有智慧的计算机程序，我为什么还需要学习热力学或几何学？

就连医生也无法幸免。大多数医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正确诊断疾病，制定最好的治疗方案。如果我因发烧、腹泻去诊所，病因可能是食物中毒。然而，同样的症状也可能是因为肠胃病毒、霍乱、痢疾、疟疾、癌症，或是什么未知的新疾病。医生只有几分钟时间就要做出正确的诊断，因为我的保险就只付得起这么多时间。所以，医生只能问几个问题，或许再快速做个简单检查，接着就得用这少得可怜的信息，结合我的病史以及所有人类的疾病来做出判断。唉，不管医生再怎么认真，又怎么可能记得住我以前生过什么病、做过什么检查？同样，没有哪位医生能够熟悉每种疾病和药物，也不可能读过医学期刊上的所有最新文章。最重要的是，医生如果累了、饿了，甚至生病，都会影响判断。也就难怪医生有时会误诊，又或是给出的并非最理想的疗法。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IBM著名的超级计算机“沃森”，这套人工智能系统2011年在电视益智抢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获胜，击败该节目史上最强的两位参赛者。而目前“沃森”的工作则严肃许多，主要就是诊断疾病。像“沃森”这样的人工智能，比起人类医生会有某些巨大的潜在优势。第一，人工智能可以将史上所有已知疾病和药物的信息全部存在数据库里。而且这种数据库还能每天更新，不仅包括最新研究结果，还能接收到世界上所有相关诊所和医院收集到的医疗统计信息。

图44 2011年，IBM的“沃森”在《危险边缘》中击败两位人类对手

第二，“沃森”不仅能熟知我的整个基因组、完完整整的病史，甚至连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表亲、邻居和朋友的基因组和病史，它也一样了如指掌。“沃森”能立刻知道我是不是最近去过热带国家，是否胃部感染痼疾，家族是否有肠癌病史，又或者是不是最近全城的人都在抱怨腹泻。

第三，“沃森”永远不会说它累了、饿了或病了，它能随时为我诊断。我可以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回答几百个问题，告诉“沃森”我究竟感觉如何。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或许除了疑病症患者），这会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如果你是今天进医学院学习，希望自己在20年后能当个家庭医生，或许就该重新考虑。有了这样的“沃森”，哪还有福尔摩斯出场的机会？

这种威胁影响的不仅是家庭医生，就连专科医生也无法幸免。而且事实上，钻研于相对专精领域（如癌症诊断）的医生，可能更容易被取代。最近一项实验中，计算机算法能够正确诊断90%的肺癌病例，但人类医生的正确率只有50%。 所谓的未来，其实已经来临。目前，用专门算法处理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乳房X射线照相检查已是常规，不仅能够为医生提供参考意见，有时还能抓到医生未注意到的肿瘤。

目前仍有许多技术问题，让“沃森”及类似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明天一早就忽然取代大多数的医生。然而，虽然这些技术问题确实棘手，解决后却是一劳永逸。人类医生的培训是一个复杂而昂贵的过程，费时多年。而且，经过大约10年的学习、实习，终于完成整个过程之后，也只是培养出了“一位”医生。想要两位医生，只能从头再来一遍整个过程。相对地，只要解决了阻碍“沃森”的技术问题，能得到的不是一位而是无数位医生，能够在全世界每个角落、全年无休提供服务。因此，就算得花上1000亿美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长远看来，还是比培训人类医生便宜得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医生都会就此消失。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些需要创意而不只是日常诊断的工作，还会继续由人类完成。正如21世纪的军队逐步扩增精英特种部队，未来的医疗也可能有更多等同于医疗界游骑兵或海豹突击队员的医生。但正如军队已不再需要几百万士兵，未来的医疗也不会需要几百万名家庭医生。

医生面临的情境，对药剂师来说更是如此。2011年，旧金山就开了一家药店，由机器人担任药剂师。顾客上门之后，机器人只要几秒就能接收到这位顾客的所有处方、服用药物的详细信息，以及顾客可能对哪些药物过敏。机器人会先确认新的处方不会造成过敏，也不会与其他药物产生不良反应，接着才会为顾客配药。开业第一年，机器人药剂师开出超过200万张处方，一个错都没犯。而平均来说，人类药剂师配药错误的比例大约占所有处方的1.7%。也就是说单单在美国，每年就会有超过5000万张处方配错！

又会有人说，就算算法在专业技术方面优于医生和药剂师，却永远无法取代人性的温暖。假设CT扫描显示你得了癌症，你希望告诉你这个消息的是一台冰冷的机器，还是一个会注意到你情绪的人类医生？如果还有另一台机器，能注意到人类情绪，会依据你的感受和人格特质而调整用词，这下该怎么选？请别忘了，生物也是由各种算法构成，而“沃森”探测人类情绪的准确度，可以和探测肿瘤的准确度一样高。

“沃森”分析这种外部信号的准确度不仅高于人类医生，甚至还能同时分析一般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内部指标。“沃森”能够靠着监测你的血压、脑部活动和其他无数生物统计资料，清楚知道你的感觉。而在分析数百万笔过去收集的社交信息后，“沃森”就能用最适当的音调、你最想听的词汇，告知你需要知道的事情。虽然人类总对自己的情绪智能洋洋得意，却也常常受情绪影响，做出消极反应。比如你遇到一个愤怒的人，自己也开始大吼大叫；听一个忧虑的人讲话，自己也忧虑了起来。“沃森”永远不会被这种诱惑影响，它没有自己的情绪，所以永远只会依据你的情绪状态做出最恰当的反应。

这种概念目前已经应用到某些客户服务上，比如芝加哥的Mattersight公司就设计出此类软件。Mattersight的产品广告词就是：“是否曾和某个人说话，觉得真是触动心弦？那种神奇的感受，正是人格匹配的结果。Mattersight将让全世界的客服中心都能创造这种感受。” 通常，打电话咨询客服或投诉的时候，大概要花个几秒钟，把电话转给专员。而在Mattersight的系统里，电话会由一套聪明的算法来负责转接。算法会先请你说出致电原因，接着聆听问题，分析你用的词汇和语调，以此推断你当时的情绪状态甚至性格类型（内向、外向、反叛或依赖）。根据这套信息，算法再为你转接至最适合你当时心情并符合你个性的专员。算法能够判断，你需要的该是具备同情心、能够耐心听完投诉的客服，还是毫不废话、立刻提出技术解决方案的客服。搭配越得当，顾客就越满意，客服也就能降低服务时间和成本。

无用的阶级

21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多余的人能有什么功用。一旦拥有高度智能而本身没有意识的算法接手几乎一切工作，而且能比有意识的人类做得更好时，人类还能做什么？

纵观历史，就业市场可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大约公元1800年前，绝大多数人属于农业部门，只有少数人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国家的人民就离开了田野和牧群。大多数人进入工业部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服务部门。到了最近几十年，发达国家又经历了另一场革命：工业部门的职位逐渐消失，服务业大幅扩张。201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剩2%，工业人口有20%，占了78%的是教师、医生、网页设计师等服务业从业人员。但等到机械的算法在教书、诊断病情和设计方面比人类更在行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以前就出现过。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就担心机械化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然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并未发生，因为随着旧职业被淘汰，会有新职业出现，人类总有些事情做得比机器更好。只不过，这一点并非定律，也没人敢保证未来一定会继续如此。人类有两种基本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在机器与人类的竞争仅限于身体能力时，人类还有数不尽的认知任务可以做得更好。所以，随着机器取代纯体力工作，人类便转向专注于需要至少一些认知技能的工作。然而，一旦等到算法在记忆、分析和辨识各种模式的能力上超过人类，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认为人类永远都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无意识的算法永远无法赶上，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对于这种空想，目前的科学反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项原则：

1.生物是算法。每种动物（包括智人）都是各种有机算法的集合，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自然选择而成。

2.算法的运作不受组成物质的影响。算盘的算珠无论是木质、铁质还是塑料质，两个珠子加上两个珠子还是等于四个珠子。

3.因此，没有理由相信非有机算法永远无法复制或超越有机算法能做的事。只要运算结果有效，算法是以碳来表现还是硅来表现又有何差别？

确实，目前还有许多事情是有机算法比非有机算法做得更好，也有专家反复声称，有些事情非有机算法“永远”都无法做到。但事实证明，通常这里的“永远”都不超过一二十年。就像在不久之前，大家还很喜欢用面部识别举例，说这项任务连婴儿都能轻松办到，可是最强大的计算机却无力完成。但到了今天，面部识别程序辨认人脸的速度和效率都已经远超人类。警方和情报机构现在已经很习惯使用这种程序，扫描监控录像机无数小时的视频资料，追踪嫌犯和罪犯。

20世纪80年代讨论到人类的独特之处时，很习惯用国际象棋作为人类能力更强的主要证据。他们相信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在国际象棋领域打败人类。但在1996年2月10日，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就打败了世界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推翻了这个认为人类能力更强的论点。

“深蓝”算是有些取巧，因为编写程序的人不仅写入了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还加入了详细的棋局策略。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更喜欢让机器自己学。2015年2月，由Google DeepMind人工智能公司所开发的一个程序，就自己学会了如何去玩49款经典的Atari游戏。开发者之一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博士解释道：“我们提供给系统的唯一信息就是屏幕上的原始像素，以及指示系统要努力得到高分。剩下的一切都是它自己解出来的。”而这套程序也成功找出了交给它的所有游戏的规则，从《吃豆人》（Pac-Man）、《太空入侵者》（Space Invaders）到各种赛车和网球游戏。而且，这套程序得到的分数多半都能打平甚至超过人类，有时候还会使出人类玩家从未想到的策略。

图45 “深蓝”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

不久之后，人工智能又获得了更惊人的成就：谷歌的AlphaGo软件自学围棋这种古老的中国棋类游戏，而围棋的复杂度远超国际象棋，一般认为这并不在人工智能程序能够处理的范围内。2016年3月，AlphaGo和韩国棋王李世石在首尔举行了一场比赛，AlphaGo凭借出奇的下法、创新的战略，以4比1击败李世石，令各方大跌眼镜。赛前，大多数专业棋手都确信李世石能赢得比赛，但在赛后分析AlphaGo的棋路后，多数人的结论则是人类在围棋上已不再有希望能打败AlphaGo或其后来者。

近来，计算机算法也证明了自己在球类竞赛中的价值。几十年来，棒球队挑选球员靠的是专业球探和经理的智慧、经验和直觉。顶尖球员的身价高达数百万美元，自然财力雄厚的球队才能抢下一流球员，而经济拮据的球队只能勉强起用二线球员。但在2002年，预算有限的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thletics）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尝试要打破这个格局。他决定根据经济学家和计算机怪才所开发的一套神秘计算机算法，找出人类球探忽视或低估的球员，打造一支常胜队伍。在保守派看来，比恩的算法根本是玷污棒球的神圣殿堂，他们大感愤怒。他们坚决认为球员的选择是一门艺术，只有长期亲近棒球、相关经验丰富的人，才有可能掌握。至于计算机程序，因为它永远无法懂得其中的奥秘和棒球的精神，所以永远都不可能学会这一套。

但没多久，令这些人颇感意外的是，比恩用算法打造的这支低成本球队（4400万美元），不仅能与纽约扬基队（1.25亿美元）这种传统棒球强队平分秋色，甚至还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史上第一支20连胜的队伍。只不过，比恩和运动家队没能得意太久。很快，其他球队也跟进使用同样的算法策略，而且由于扬基队和红袜队不管在球员还是计算机软件上能砸的钱都远远胜出，现在像奥克兰运动家队这种低预算球队，能打败整个体制的机会反而更小了。

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教授与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默南（Richard Murnane）教授发表了一份关于就业市场的全面研究报告，列出最有可能走向自动化的职业。当时讲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自动化的职业时举的例子是卡车司机。他们表示，实在很难想象计算机可以在繁忙的道路上让汽车实现安全行驶。但才不过十几年，谷歌和特斯拉不仅想到了这一点，还在加紧研发。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是因为算法变得更聪明，也是因为人类逐渐走向专业化，所以用计算机来取代人类越来越容易。远古的狩猎者只是想要生存下去，就得掌握各式各样的技能，也正因为如此，想设计狩猎机器人的难度非常大。这种机器人得要懂如何把燧石磨出尖头，在森林中找到可食用的蘑菇，跟踪猛犸象，与其他十几个猎人协调如何进攻，之后还得知道怎么用药草来治疗伤口。但在过去几千年间，人类已经走向专业化。比起狩猎者，出租车司机或心脏病专科医生所做的事更为有限，也就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我已一再强调，人工智能目前绝无法做到与人类匹敌。但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

就连负责管理所有活动的经理，也可能被取代。例如Uber（优步），就因为有强大的算法，只要几位工作人员，就能管理数百万的Uber司机。大多数的命令都是由算法自动下达，无须人为监管。 2014年5月，专注于再生医学领域的香港创投公司Deep Knowledge Ventures（DKV）另创新局，任命一套名为VITAL的算法为董事会成员。VITAL会分析候选公司的财务状况、临床试验和知识产权等大量资料，据以提出投资建议。这套算法就像另外五位董事一样，能够投票决定是否投资某家公司。

我们查看VITAL到目前为止的记录，发现它似乎已经学到了一个管理弊病：裙带关系。将较多权力交给算法的公司，就更有可能得到VITAL的青睐。例如在VITAL的支持下，DKV最近就投资了制药公司Pathway Pharmaceuticals，该公司采用了一套被称为OncoFinder的算法来选择及评估针对个人的癌症疗法。

随着算法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在今天，人数达到数百万的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和卡车司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每个人都在交通运输市场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如果集体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可以团结起来、组织罢工、进行抵抗，形成重要的投票群体。然而，一旦数百万的人类司机都由单一算法取代，这一切财富和权力都将被拥有算法的公司垄断，放入这些公司的所有人，即极少数几位亿万富翁的口袋。

又或者，算法自己也可能成为所有人。人类法律已经能够认可公司或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称之为“法人”。虽然“丰田”或“阿根廷”既没有身体也没有心智，但都受到国际法的约束，都能拥有土地和金钱，也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原告或被告。可能在不久之后，算法也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这样一来，某一套算法就能自己拥有一个运输帝国或是创投公司资本，而不必服从任何人类所有者的命令。

只要算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就能蓄积财富，再用来做自己认定的适当的投资，或许是把你的房子给买下来，当你的房东。而如果你侵犯了这套算法的法定权利（比如不付房租），算法就会聘请律师，把你告上法庭。如果算法的收益持续超过人类基金经理，我们最后可能就得面对一个由算法组成的上层社会，地球的绝大部分都掌控在它们手上。在你觉得这实在是痴人说梦之前，请不要忘记，目前拥有绝大部分地球的正是各种非人类的互为主体实体，也就是国家和公司。事实上，早在5000年前，恩基和伊南娜这种想象中的神，就主宰着苏美尔的绝大部分地区。如果神也能拥有土地、雇用人力，为什么算法就不行？

那么，人要做什么呢？常有人说，艺术是我们最终的圣殿（而且是人类独有的）。等到计算机取代了医生、司机、教师甚至地主和房东时，会不会所有人都成为艺术家？然而，并没有理由让人相信艺术创作是片能完全不受算法影响的净土。人类是哪来的信心，认为计算机谱曲永远无法超越人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并不是出自什么神灵或超自然灵魂，而是有机算法发现数学模式之后的产物。若真是如此，非有机算法就没有理由不能掌握。

戴维·柯普（David Cope）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音乐学教授，也是古典音乐界极具争议的人物。柯普写了一些计算机程序，能够谱出协奏曲、合唱曲、交响乐和歌剧。他写出的第一个程序名为EMI（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的实验），专门模仿巴赫的风格。虽然写程序花了7年，但一经推出，EMI短短一天就谱出5000首巴赫风格的赞美诗。柯普挑出几首，安排在圣克鲁兹的一次音乐节上演出。演出激动人心，观众反应热烈，兴奋地讲着这些音乐如何碰触到他们内心最深处。观众并不知道作曲者是EMI而非巴赫，而等到真相揭开，有些人气得一语不发，也有人甚至发出怒吼。

EMI继续更新，学会了如何模仿贝多芬、肖邦、拉赫玛尼诺夫和斯特拉文斯基。柯普还为EMI签了合约，首张专辑《计算机谱曲的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 Composed by Computer）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人红是非多，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敌意也涌现出来。俄勒冈大学的史蒂夫·拉尔森（Steve Larson）就向柯普挑战，来一场人机音乐对决。拉尔森提议，由专业钢琴家连续弹奏三首曲目，作曲者分别是巴赫、EMI以及拉尔森本人，接着让观众投票是谁谱了哪首曲子。拉尔森坚信，一边是人类的灵魂之作，一边是机器人的死气沉沉，观众肯定一听就能判断出。柯普接下了战书。在指定的当天，数百位讲师、学生和音乐迷齐聚俄勒冈大学的音乐厅。表演结束，进行投票。结果呢？观众认为是巴赫的其实是EMI，认为是拉尔森的其实是巴赫，而他们认为是EMI的，其实是拉尔森。

还是有人继续批评，说EMI的音乐虽然技术出众，但还是缺了些什么，一切太过准确，没有深度，没有灵魂。但只要人们在不知作曲者是谁的情况下听到EMI的作品，常常会大赞这些作品充满灵魂和情感的共鸣。

EMI成功之后，柯普又继续写出了更复杂的新程序：安妮（Annie）。EMI谱曲是根据预定的规则，而安妮则是基于机器学习，会随着外界新的音乐输入，不断变化发展音乐风格。就连柯普也不知道安妮接下来会谱出什么作品。而且事实上，安妮除了写音乐，还对其他艺术形式很感兴趣，比如俳句。2011年，柯普出版了《激情之夜：人和机器所作的俳句两千首》（Comes the Fiery Night: 2000 Haiku by Man and Machine），其中有一部分是安妮写的，其他则来自真正的诗人。但书中并未透露具体篇目的作者是谁。如果你认为自己一定可以看出人类创作与机器产出的差异，欢迎挑战。

19世纪，工业革命创造出庞大的都市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工作阶级带来前所未见的需求、希望及恐惧，没有其他信仰能够有效响应，社会主义因而扩张。到头来，自由主义是靠着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才打败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到了21世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

2013年9月，牛津大学的卡尔·弗瑞（Carl Benedikt Frey）及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A. Osborne）发表了《就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Employment）研究报告，调查各项工作在未来20年被计算机取代的可能性。根据他们所开发的算法估计，美国有47%的工作有很高的风险被计算机取代。例如到了2033年，电话营销人员和保险业务员大概有99%的概率会失业。运动赛事的裁判有98%的可能性，收银员97%、厨师96%、服务员94%、律师助手94%、导游91%、面包师89%、公交车司机89%、建筑工人88%、兽医助手86%、安保人员84%、船员83%、调酒师77%、档案管理员76%、木匠72%、救生员67%。当然，也有一些工作还算安全。到了2033年，计算机能够取代考古学家的可能性只有0.7%，因为这种工作需要极精密的模式识别能力，而且能够产生的利润又颇为微薄，因此很难想象会有企业或政府愿意在接下来20年间投入足够的资本，将考古学推向自动化。

当然，到了2033年也可能出现许多新职业，比如虚拟世界的设计师。然而，此类职业可能会需要比当下日常工作更强的创意和弹性，而且如果收银员或保险业务员到了40岁中年失业，能否成功转型为虚拟世界设计师，也实在难说。就算他们真的转型成功，根据社会进步的速度，很有可能再过10年又得重新转型。毕竟，算法也可能会在虚拟世界里打败人类。所以，这里不只需要创造新工作，更得创造“人类做得比算法好”的新工作。

由于我们无法预知2030年或2040年的就业形势，现在也就不知道该如何教育下一代。等到孩子长到40岁，他们在学校学的一切知识可能都已经过时。传统上，人生主要分为两大时期：学习期，再加上之后的工作期。但这种传统模式很快就会彻底过时，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只不过，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大概都做不到这一点。

由于接下来的科技发展潜力极其庞大，很有可能就算这些无用的大众什么事都不做，整个社会也有能力喂饱这些人，让他们活下去。然而，什么事能让他们打发时间，获得满足感？人总得做些什么，否则肯定会无聊到发疯。到时候，要怎么过完一天？答案之一可能是靠药物和电脑游戏。那些对社会来说多余的人，可以多花点时间在3D虚拟世界里；比起了无生趣的现实世界，虚拟世界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刺激，诱发更多情感投入。然而，自由主义推崇人类生命及人类体验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发展会是对这一信念的一记致命打击。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用处，整天活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这样的生命何来神圣？

尼克·伯斯特隆姆（Nick Bostrom）等专家和思想家就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大概还承受不住这样的退化，因为一旦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可能就会直接消灭人类。人工智能这么做的理由，一是可能担心人类反扑、拔掉它的插头，二是要追求某种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目标。毕竟，等到整个人工智能系统比人类更聪明时，要再控制系统动机，实在有如天方夜谭。

就算目前看来立意全然良善的程序，也可能带来令人恐惧的后果。常见的情节就是，某家公司设计出第一套真正的人工超级智能，对它进行了一个毫无恶意的测试，比如计算π值。但就在任何人意识到之前，人工智能已经接管整个地球、消灭人类、发动攻击征服整个银河系，把整个已知宇宙转变成巨大的超级计算机，花上几万亿年的时间，只为了算出更精确的π。毕竟，这正是它的创造者交给它的神圣使命。

87%的可能性

本章开头指出几个自由主义面对的实际威胁，第一个就是人类不再具备军事和经济上的用途。当然，这并非预言，只是一种可能。不论是科技上的困难还是政治上的反对，都可能减缓算法入侵就业市场的脚步。而且，由于人类心智还有大片未知的领域，我们还不确定人类是否有什么隐藏的才能，或是能够创造出什么新工作来填补旧工作消失造成的缺口。然而，仅是这样可能还不足以拯救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仅相信人的价值，还相信“个人主义”。这就要指出自由主义面临的第二个威胁：社会系统未来可能仍然需要人类，但并不需要个人。人类还是会继续写音乐、教物理、做投资，但社会系统会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自己，也会为他们做大多数重要决定。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将会剥夺个人的权威和自由。

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信念，前提就是之前讨论的三个重要假设：

1.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个体，也就是说，我具备单一的本质，无法再分为各个部分或子系统。确实，这个内部核心可能有许多外层，但只要把这些外层剥掉，就能在内部找到一个清晰、单一的内在声音，也就是真正的自我。

2.真正的自我是完全自由的。

3.根据前两个假设，我能够了解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自己。只有我能够进入我自己内心自由的空间，只有我能听到自己真实自我的低语。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赋予个人极大的权威。我不该相信其他任何人为我做出选择，因为没有别人能够真正了解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因此，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顾客永远是对的，而且情人眼里永远出西施。

然而，生命科学却对这三个假设都提出挑战，认为：

1.生物就是算法，人类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是由可分割的部分组成。换句话说，人类是许多不同算法的组合，并没有单一的内在声音或单一的自我。

2.构成人类的算法并不“自由”，而是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塑造，虽然可能依据决定论或随机做出决定，但绝不“自由”。

3.因此，外部算法理论上有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能用某个算法监测组成身体和大脑的每个子系统，就能清楚掌握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只要开发出这样的算法，重点就不再是选民、顾客和情人；而是算法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算法永远是对的，算法觉得美，就是美。

在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没有任何外部算法能够有效监测个人，因此个人主义仍然是一种很实用的选择。虽然国家和市场可能都很想做到这一点，但当时缺少必要的科技。不论是克格勃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无法完全掌握我的生物特征、基因组和大脑，而且就算特工偷听我每次打的电话、监视我在街头和其他人的每次互动，也没有足够的运算能力来分析这些数据。因此就20世纪的科技而言，自由主义说得并没错，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于是，人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自主的系统，听从的是自己内在的声音，而不是什么权威的命令。

但到了21世纪，科技已经让外部算法有能力“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一旦如此，个人主义就即将崩溃，权威也将从个人转向由算法构成的网络。人类不会再认为自己是自主的个体，不再依据自己的期望度日，而是习惯把人类整体看作一种生化机制的集合体，由电子算法网络实时监测和指挥。要发生这种情况，算法甚至不需要能够完全了解我而且绝不出错，只要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犯的错更少，就已足够。到了这个程度，合理的做法就是把越来越多的选择和人生大事都交给算法来为我做决定。

在医学领域，我们早已跨过这条线。在医院里，每位患者不再是“个人”。很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会看到许多关于身体和健康的重大决定将由计算机帮忙决定，就像IBM的“沃森”。这倒也不一定是个坏消息。目前，已有糖尿病患者安装传感器，每天几次自动检测血糖值，并在超标时发出警告。2014年，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宣布一种由智能手机控制的人工胰脏试验成功。有52名糖尿病患者参与该试验，每位患者都在腹部植入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和小小的胰岛素泵。胰岛素泵连接装有胰岛素和升糖素的小管，用这两种激素来调节血糖高低。传感器会不断测量血糖值，将数据传至智能手机，而智能手机安装了能够分析相关信息的应用程序，能在必要时对胰岛素泵发出命令，释出胰岛素或胰高血糖素，完全不需人为操作。

就算是许多没有严重疾病的人，也已经开始使用可穿戴式传感器和计算机来监测自己的健康和活动状况。相关设备，比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臂环甚至是智能内衣，记录着血压和心跳等生物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被传送到精密的计算机程序中，建议穿戴者如何调整饮食和日常生活，改善健康、延长寿命。 谷歌与制药巨头诺华（Novartis）正在合作开发一种隐形眼镜，能够通过分析眼泪成分，每隔几秒检测血糖值。 精灵科学（Pixie Scientific）公司则推出智能尿布，能分析婴儿的粪便，了解孩子的健康状况。2014年11月，微软也推出智能运动手环Microsoft Band，能够监测心跳、睡眠质量、每天行走步数等信息。一个名为“Deadline”的应用程序则更进一步，它会告诉你，根据你现在的生活习惯，你大概还有几年可活。

有些人用这些应用程序时并没想太多，但对某些人来说，这已经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宗教。“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运动认为，所谓的自我，就是数学模式。但这些模式非常复杂，人类心智无法理解。所以，如果真想遵从德尔菲神殿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就别再浪费时间研究哲学、冥想或精神分析，反而该系统性地收集自己的生物统计数据，允许算法为你分析这些数据，告诉你你是谁、该做些什么。这波运动的箴言，就是“通过数据，认识自己”。

2000年，以色列歌手施洛米·沙湾（Shlomi Shavan）以一曲《亚里克》（Arik）登上当地流行排行榜首。歌曲故事的男主人公一直很纠结于女友的前男友亚里克。他想知道，他和亚里克究竟谁床上表现更佳。女友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只说各有长处。但这家伙并不满意，追问：“小姐，告诉我明确的数字。”正是为了这种人，有一家名为“Bedpost”的公司，开发了一种生物计量臂环，让你在做爱时戴着，收集心跳、排汗、性交持续时间、性高潮持续时间、消耗的卡路里等数据。这些数据会传到计算机加以分析，用精确的数字来评估你的表现如何。这下可不能再假装高潮，也不用再问“刚才爽不爽？”了。

像这样通过设备无情揭示一切真相来了解自己之后，可能就会让人开始觉得自己是许多生化系统的集合，而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且，这些人做的决定也越来越反映出其中各种系统需求的拉扯。 假设你每周有两小时空闲，正在考虑该拿来下棋还是打网球。可能有个好友会问：“你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但你的回答可能是：“那当然打网球更好，而且这也能更好地控制胆固醇和血压。只不过，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说我该加强左前额皮质，毕竟我家族有这方面的病史，有个叔叔还很年轻就出现痴呆症状了。而最新研究指出，每周下一次棋，就能预防痴呆症状发生。”

到医院的老年病房，还能找到更多通过设备进行外部调节的例子。人文主义总是颂扬老年，说这时期充满智慧、洞察世情。一位理想中的长者，虽然身体可能没那么硬朗，但心智敏锐明快，更有可能长达80年的人生智慧可以分享，也总能为儿孙或其他访客提出恰当的建议。但到了21世纪，80岁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个形象了。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人类生物学，医学虽然能让人延长寿命，但心智和那个“真正的自我”却已经崩解溃散。最后剩下的，常常只是各种已经功能失调的生物系统集合，倚靠着各种监视器、计算机和调节泵，才得以勉强维持下去。

在更深的层次，随着基因科技应用到日常生活，每个人和自己的DNA发展出日益密切的关系，过去真实的内在自我声音，也可能溃散成基因群的众声喧哗。现在再遇到两难或困难的抉择，我可能不会再问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咨询我体内的基因有何决定。

2013年5月14日，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她为何决定进行双乳乳腺切除术。多年来，由于母亲和外祖母双双在相对年轻时因癌症过世，她一直活在乳腺癌的阴影下。而她自己做了基因测试，证实带有致癌变异基因BRCA1。根据最近的统计调查，带有此类变异基因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虽然当时她并未患癌，但她决定干预这种可怕的疾病，于是进行了双乳乳腺切除手术。在文章中，朱莉解释道：“我选择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是因为有很多女性并不知道自己可能活在癌症的阴影下。我希望她们也能够进行基因测试，如果发现自己罹患癌症的风险很高，也可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乳腺切除术是一项困难也可能致命的抉择。除了种种不适、风险、手术及术后护理的成本之外，这项决定也可能深深影响个人的健康、身体形象、情绪健康及人际关系。朱莉的这个选择，加上当时决定公开的勇气，引起一阵轰动，为她赢得全世界的盛誉和赞赏，特别是有许多人希望这样的公开举动能让大众更了解基因医学及其潜在效益。

从历史观点来看，有趣的是算法在这个案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朱莉在做出对生活如此重要的决定时，并没有登上山巅俯瞰海洋、看着太阳沉入海中、接触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觉，反而宁愿听听自己的基因怎么说，而基因的表达方式并不是用什么感觉，而是用数字。当时，朱莉的身体并没有任何疼痛或不适，她的感觉告诉她：“放轻松，不会有事的。”但医生用的计算机算法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你并未感觉有任何不适，但你的DNA里有个定时炸弹正在嘀嗒倒数。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就处理！”

当然，朱莉的情绪和独特人格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是另一位个性不同的女性，就算发现自己也携带同样的变异基因，也可能不会进行乳腺切除术。然而，现在让我们来到灰色地带，假设这位女性发现，自己不但携带有危险的变异基因BRCA1，还携带有另一个变异基因ABCD3（并没有这个基因，只是假设），会损害负责评估概率的大脑区域，进而使人们低估风险，她该怎么办？如果又有统计学家告诉她，她的母亲、外祖母和其他几位亲戚都是因为低估各种健康风险未能采取预防措施而英年早逝，这时候她又该如何抉择？

很有可能，你在未来也需要像朱莉一样，对自己的健康做出重大抉择。经过基因测试、血液测试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算法能根据巨大的统计数据库来分析结果，你也会接受算法的建议。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算法并不会忽然占领、奴役人类，反而是能够帮上大忙，为我们做出各种明智的抉择。到那时候，不听它们的，才是个不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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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丽娜·朱莉首次担纲主角，是在1993年的科幻动作片《无影终结者》（Cyborg 2）中。她的片中角色是机械人卡塞拉·瑞丝（Casella Reese），在2074年由纸风车机器人公司（Pinwheel Robotics）开发，用于窃取情报和暗杀。卡塞拉的程序设计带有人类的情感，好让她更好地融入人类社会、完成任务。等到卡塞拉发现公司不仅控制她还打算销毁她时，就逃了出来，为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而战。《无影终结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幻想，讲的是个人为争取自由和隐私，对抗国际企业无所不在的触手。

但在现实生活中，朱莉却宁愿公开隐私和自主性，追求健康。像这种追求健康的愿望，很可能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突破保护个人隐私的阻碍，允许国家机构或跨国公司进入我们身体的最深处。举例来说，允许谷歌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追踪我们的各种活动，就可能让谷歌在流行病暴发而传统卫生机构都还浑然不觉的时候，向我们发出警告。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简称为NHS）如何得知伦敦暴发流感疫情？答案是分析几百家诊所中上千位医生提出的报告。但这些医生又是怎么知道相关信息的？假设玛丽某天一早醒来觉得不太舒服，她并不会直接跑去看医生，而是会先等上几小时甚至是一两天，希望喝几杯加了蜂蜜的热茶之后，身体就会舒服一些。等到病情一直没改善，她才会预约挂号，去诊所看病。医生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后，理想的状况是NHS总部的某位工作人员会分析这个报告和其他数千名医生所通报的数据，得出流感正在蔓延的结论。但这一切得花上很长时间。

但对谷歌来说，这就是几分钟的事。谷歌所做的，就是监测伦敦居民在电子邮件和谷歌搜索引擎中所输入的词，再与疾病症状数据库做交叉比对。假设一般来说，“头痛”“发烧”“恶心”和“打喷嚏”每天在伦敦居民的电子邮件和谷歌搜索中会出现大约10万次。如果今天谷歌算法发现这些词汇的使用次数忽然上涨到30万，就知道这下出了问题，流感正在肆虐！我们不用再等到玛丽去看医生。第一天早上，她起床觉得不太舒服，就在上班前给同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头痛，但还是会去上班。”只要这几个字，谷歌就什么都知道了。

然而，想让谷歌发挥这种神力，玛丽不仅得允许谷歌阅读自己发出的邮件，还得允许谷歌与卫生部门分享信息。如果连安吉丽娜·朱莉都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提高众人对乳腺癌的警觉，玛丽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类似的小小牺牲，以避免流行病暴发呢？

这种想法并不停留在理论层面。在2008年，谷歌确实推出了谷歌流感预测（Google Flu Trends）服务，靠着监测谷歌搜索内容，追踪流感暴发的迹象。这项服务目前仍在开发阶段，而且出于隐私考虑，据称只会追踪搜索词语，而不会阅读私人电子邮件。但仅是这样，已经让它可以比传统医疗体系早上10天发出流感警报。

至于谷歌基线研究项目（Google Baseline Study），则更加雄心勃勃。谷歌希望建起一个庞大的人类健康数据库，找出“完美健康”的人类基因模型。这样一来，只要发现健康数据与模型有出入，就能警告民众可能健康出现问题，及早防范。基线研究又与谷歌健康（Google Fit）的整套产品系列搭配，包括服装、手环、鞋子和眼镜等可穿戴式装备。谷歌健康的各项产品，正是要收集海量生物统计数据，提供给基线研究运用。

然而，像谷歌这样的公司，绝不会止步于可穿戴式装备。目前，DNA测试的市场发展飞快。市场龙头之一是私人企业23andMe，由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前妻安妮·沃希基（Anne Wojcicki）创办。其公司名“23andMe”指的是构成人类基因组的23对染色体，代表自己的染色体与自己有非常特殊的关系。只要有人能理解这些染色体正在说什么，就能告诉你一些你自己从没想过的事。

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内容，只需要向23andMe支付99美元，他们就会寄给你一个检测包，里面有一根唾液收集试管。你向试管里吐口水，密封，再寄到加州山景城的公司所在地，他们就会分析你唾液中的DNA，并将结果在线传给你。你得到的是一张列表，列出你可能面对的健康危机，以及基因反映出的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各种特质及问题，从秃头到失明不等。“认识你自己”可从来没这么简单或便宜过。由于这一切都是基于统计数据，数据库的规模也就成为预测是否准确的关键。因此，最早建起庞大基因数据库的公司，就能为顾客提供最准确的预测，也就可能从此垄断市场。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越来越担心，由于美国严格管控个人隐私，导致未来可能将整个基因市场拱手让给中国。

如果我们能打破所有阻碍，让谷歌及其竞争对手自由存取我们的各种生物统计装置、DNA扫描结果和医疗记录，就能得到全面的医疗健康服务，不仅能对抗流行病，还能对抗癌症、心脏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然而，一旦有了这样的数据库，谷歌能做的绝不止这些。正如警察乐队（The Police）的名曲《你的每次呼吸》（Every Breath You Take）。这样的系统能够监测你的每次呼吸、每个动作、挣脱的每个枷锁；这样的系统会仔细追踪你的账户、你的心跳、你的血糖值，甚至是你每次的出轨偷情。它对你的认识，绝对远高于你自己。人类常常因为自我欺骗和自我幻想，陷在不良的关系、不适合的职业、不健康的习惯中无法自拔，但这一切都逃不过谷歌的法眼。我们现在是由叙事自我所操控，但谷歌不一样，它不会根据那些虚假的故事来做决定，也不会被认知捷径、峰终定律误导。谷歌会确确实实地记住我们走的每一步，记得我们握的每一双手。

许多人会很乐意将大多数决策过程交给这样的系统，或者至少是在面临重要抉择时参考一下意见。谷歌将能够建议我们该看哪部电影、去哪里度假、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选哪个工作机会，甚至是该和谁约会及结婚。我可能会说：“嘿，谷歌。约翰和保罗都在追我，我两个都很喜欢，但喜欢的点不太一样，很难做决定。根据你手上所有的资料，你怎么建议？”

谷歌就会回答：“这个嘛，我从你出生那天起就认识你了。我读过你所有电子邮件，听过你所有电话录音，知道你最爱的电影，也有你的DNA资料和完整的心跳记录。你过去每次约会我都有精确的数据，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你过去和约翰或保罗约会时的资料调出来，显示你每秒的心跳、血压或血糖值变化。如果有必要，我甚至也能把你们每次做爱的数据调出来，用数字比较谁高谁低。当然，我对他们的认识也不少于对你的认识。所以，基于以上所有信息和我杰出的算法，加上几十年来几百万对伴侣的统计资料，我建议你挑约翰。大约有87%的概率，你们长期满意度会比较高。

“当然，因为我非常了解你，所以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个答案。保罗长得比约翰帅，而你又太看重外表，所以你其实内心希望我的答案是保罗。确实，外表很重要，但实在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你体内的生化算法是从数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开始演化的，在对于潜在配偶的整体评价之中，外表占了35%。至于我的算法，是基于最新的研究和统计数据，认为外表对于长期成功的浪漫关系只有14%的影响。所以，虽然我已经把保罗的外表纳入考虑，但还是建议约翰是你更好的选择。”

想得到这种完全掏心的咨询服务，我们就必须改变想法，不要认为人类都是不可分割的个体，不要坚信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能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从以前到现在，人类都是自主实体，由叙事自我叙写的故事所操纵。但在未来，每个人都将会是整个巨型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

自由主义将叙事自我奉为圭臬，不论在投票站、超市还是婚姻中，都让叙事自我来做决定。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做法很有道理，因为虽然叙事自我相信的常常是各种虚构和幻想的故事，但我们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然而，一旦有了能够替代的系统，真正比叙事自我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时再把权力留在叙事自我的手中，就只能说是愚蠢的做法。

像民主选举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将会遭到淘汰，因为谷歌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政治观点。我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自由主义叫我要听听内心真实自我的声音，选择能够反映我最高期望的政党或候选人。但生命科学却指出，我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并不真正记得上次选举以来这几年的所有感受和想法。此外，我还被各种宣传、公关手法和随机想法不断轰炸，很可能扭曲我该做的选择。正如卡尼曼的冷水实验，叙事自我到了政治领域，一样会遵循“峰终定律”，忘了绝大多数的事情，只记得几件极端的事件，并对最近的事件赋予完全不成比例的高权重。

在这四年间，我可能不断抱怨现任总统的政策，一直告诉自己和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这个总统“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然而，距离下次选举投票只剩几个月的时候，政府忽然减税，大方开出各种“支票”。执政党找来最好的撰稿人，举行一波漂亮的竞选活动，威胁、承诺运用得当，直接打入我大脑的恐惧中心。到了选举当天一大早，我醒来的时候有点儿感冒，脑子不太好使，也让我觉得安全和稳定实在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结果出炉！我又把那个“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家伙送上台，让这个人还能再当四年总统。

如果我授权谷歌来帮我投票，就能摆脱这样的命运了。你也知道，谷歌可不好糊弄，虽然它也会注意到最近的减税和选举“支票”，但过去四年的点点滴滴一样记得清清楚楚。它会知道我每次读早报时的血压，也知道我看晚间新闻时多巴胺分泌量是否下降。谷歌知道怎样看穿公关人员华而不实的口号。谷歌也了解人生病的时候会稍微有“右”倾倾向，会据以调整。于是，谷歌投票时，依据的不是我当下瞬间的心态，也不是叙事自我的幻想，而是集合所有生化算法真正的感受和兴趣而得出的结果；而这一切生化算法的集合，正是所谓的“我”。

当然，谷歌也不见得永远是对的，毕竟这一切都只是概率。但只要谷歌做出足够多正确的决定，人类就会将更多权力交给它。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数据库规模会不断扩大，统计数字会更准确，算法会继续改进，决策的质量也会提高。虽然这套系统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也不可能完全不会出错，但本来就没有这种必要，只要到了系统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那一天，自由主义就会颓然崩垮。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听起来的这么困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而脸谱网这个谷歌的死敌最近委托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如果要判断某人的性格和性情，脸谱网算法会比这个人的朋友、父母或配偶更为准确。这项研究共有86220名志愿者参与，他们都有个人的脸谱网账号，并且填写了有上百题的人格调查问卷。脸谱网算法会根据被测者平常在脸谱网上对网页、图片、影片等点赞的记录，预测这些志愿者的回答。过去点赞的次数越多，预测的准确度就越高。接着，再把算法预测的结果，与参与者的同事、朋友、家人和配偶的预测进行比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只需要过去点赞次数超过10次，算法预测准确度就可以高于同事；70个赞，预测准确度就会高于朋友；150个赞，准确度高于家人；到了300个赞，预测准确度就会高于配偶。换句话说，如果你至今已经在脸谱网上点了超过300个赞，脸谱网预测你的想法和期望的准确度就可能比你的另一半更高。

事实上，脸谱网算法在某些领域对人的了解，甚至会超过那个人自己。例如，研究也请参与者评估自己使用成瘾物质的程度以及社交网络的规模，而在这些调查项目里，参与者自己的判断就不如算法来得准确。该研究最后提出以下预测（这倒是由人类作者写的，而不是脸谱网的算法预测）：“人类如果遇到重大的人生抉择，比如要选择从事何种活动、职业道路甚至是交往对象，可以考虑放下自己心理上的判断，依赖计算机所做的选择。这种数据导向的决策，有可能会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至于比较邪恶的一面，同一份研究也暗示，在未来的美国总统大选里，脸谱网不仅早就知道数千万美国人的政治观点，还知道哪些人是关键的摇摆选民以及他们的倾向。脸谱网会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选情特别胶着，还有32417位选民尚未下定决心，甚至也知道每位候选人该说什么，才能让天平倒向自己这边。脸谱网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有无上价值的政治数据？都是我们免费亲手奉上的。

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殖民者和商人用彩色的珠子，就从当地人那里换来了整座岛屿、整个国家。而在21世纪，个人数据可能是大多数人能够提供的最宝贵资源，但我们正亲手把这些数据交给各大科技企业，好换来免费的电子邮箱或是有趣的小猫影片。

从先知到君主

等到谷歌、脸谱网和其他算法成为无所不知的先知之后，很有可能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代理人，最后成为君主。 为了解释这个过程，让我们以Waze为例。这是一个GPS（全球定位系统）导航应用程序，许多司机现在都在使用。Waze绝不只是地图，靠着数百万用户的不断更新，它能得知各种堵车、事故和警车位置的信息。因此，Waze知道怎样让你躲过繁忙的路段，让你以最快速度到达目的地。你到了某个路口，直觉要你往右，但Waze要你往左，用户迟早都会明白，最好相信Waze，而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乍看之下，Waze算法应该只是先知的等级。你问问题，先知给你答复，但最后还是由你决定。然而，如果先知开始赢得你的信任，合理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让它成为你的代理人。你只是向算法指定一个最终目标，它就会在没有你监督的情况下，自行达成目标。以Waze为例，就是你将Waze连接到自动驾驶的汽车上，并告诉Waze“走最近的路回家”或是“走风景最漂亮的路线”，又或是“走污染最小的路线”。由你来发号施令，交给Waze来执行。

最后，Waze可能就会成为君主。它手中握有大权，所知又远超于你，就可能开始操纵你和其他驾车人，塑造你们的欲望，让你们做出顾全大局的决定。例如，假设因为Waze实在太好用，所有驾车人都开始使用。再假设今天一号公路大堵车，而备选的二号公路车流相对顺畅。如果Waze只是让大家都知道二号公路顺畅，所有驾车人就会一窝蜂开向二号公路，最后又全堵在一起。在所有人都找到同一位先知，而且每个人也都相信这位先知的时候，先知就摇身一变，成为君主。这时的Waze必须为大局着想。或许它只会告诉一半驾车人二号公路顺畅，而不透露给另一半。这样一来，一号公路的堵车压力能够减轻，而二号公路也不至于无法消化车流。

微软正在开发一套更复杂的系统，名为Cortana。名称出自微软热门游戏《光晕》（Halo）当中的一个人工智能角色，现在则是一款人工智能个人助理。微软希望Cortana能够成为未来Windows操作系统的内嵌功能，并鼓励用户允许Cortana存取计算机内的所有文件、电子邮件和应用程序，好让Cortana更了解用户，进而提供对许多事务的建议，并成为能够代表用户兴趣的虚拟代理人。Cortana可以提醒你给太太买生日礼物，帮你挑礼物，预订餐厅，还会在晚餐前一小时告诉你该先吃药。也可以警告你，再不放下手上的书，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你就要迟到了。而就在你开会之前，Cortana还会警告你，现在你的血压太高、多巴胺分泌量又太低，根据过去的统计，这种时候你的商业判断常常会出大错，所以最好一切先别下定论，别许下什么承诺或是签署任何合同。

一旦Cortana从神使发展成代理人，就可能会直接代表主人进行对谈。一开始可能一切都十分单纯，我的Cortana联络你的Cortana，敲定适当的开会时间和地点之类。另外就是在求职时，雇主说不用麻烦寄简历了，只要允许他的Cortana问我的Cortana各种问题就行。又或者，一个潜在交往对象的Cortana跑来找我的Cortana，互相比较一下过往的记录，看看这两人合不合得来，但这一切可能完全没让人类主人知道。

随着Cortana得到越来越多授权，就可能开始互相钩心斗角，好为主人谋求更多的利益。于是，你在就业市场的表现也可能越来越依赖你的Cortana质量如何。有钱人买得起最新的Cortana，在对穷人和他们的旧版Cortana上拥有绝对优势。

然而这里最难解的问题在于，Cortana的主人身份究竟为何？我们已经提过，人类并非不可分割的个体，也没有单一整合的自我。这样一来，Cortana该迎合的是谁的利益？假设我的叙事自我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去健身房。但一周后到了该去健身房的时间，体验自我却告诉Cortana开电视、订比萨。Cortana该怎么办？是要听从体验自我的命令，还是一周前叙事自我做的决定？

你可能会想，Cortana不就像个闹钟吗？叙事自我在晚上定了闹钟，好在早上把体验自我叫醒去上班。然而，Cortana拥有的权力会远大于闹钟。体验自我只要按个钮，就能让闹钟安静下来。但相较之下，反而是Cortana太了解我，知道只要按下我的某个内部按钮，就能让我听它的“建议”。

在这场竞赛中，不仅仅有微软的Cortana参赛。谷歌即时资讯（Google Now）和苹果的Siri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亚马逊同样会用算法研究你，再用累积的知识来向你推荐产品。逛实体书店的时候，我是自己在书架间浏览，凭着自己的感觉挑出想看的书。但浏览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时候，则是有算法立刻跳出来告诉我：“我知道你先前喜欢哪些书，而与你品位相似的人，也会喜欢这本或那本新书。”

这还只是开始。今天在美国，读电子书的人数已超过读纸质书的人数。比如亚马逊的Kindle等电子书，就能在用户阅读时收集数据。举例来说，你的Kindle会知道你在哪些地方读得快、哪里读得慢，在哪一页你休息了一会儿，又是在哪一行你放弃了这本书，再也没读过（最好赶快告诉作者，让他重写那一部分）。如果Kindle再升级，装上面部辨识和生物统计传感器，就能知道你读的每个句子如何影响你的心跳和血压。它能知道什么会让你笑、什么让你哭、什么让你生气。不久之后，在你读书的时候，书也在读你。你很快就会忘了大部分读过的内容，但亚马逊却什么都不会忘。有了这样的数据，亚马逊就能更精准地帮你选书，也会让亚马逊清楚了解你是怎样的人，如何让你激动或平静。

最后可能是我们一分一秒都无法与这个全知的网络断开。断开，就等于死亡。假设医疗理想得以实现，未来的人类将会在体内植入许多生物计量装置、仿生器官和纳米机器人，以监测人体健康状况，并避免感染、疾病和伤害。但这些装置需要24小时全天上线，才能时时追踪最新的医疗发展，以及抵抗网络空间暴发的新瘟疫。一如家庭计算机会不断受到病毒、蠕虫和特洛伊木马的攻击，以后的心律调节器、助听器和纳米科技免疫系统也无法幸免。如果不去定期更新身体中的防病毒程序，可能某天早上醒来我们就会发现血管中的几百万个纳米机器人都被操纵在某个黑客的手中。

因此，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让人类交出权威，送到非人类的算法手中。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向实在太骇人，该怪的并不是那些计算机怪才，这其实是生物学家的责任。我们必须意识到，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力量来自生物学的洞察，而非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认为，生物就是各种算法。如果生物的功能真的和算法大有不同，就算计算机在其他领域大展神威，仍然不可能了解人类、引导人类的生命，更不可能与人合而为一。一旦生物学家判断生物也是算法，就等于拆除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那堵墙，让计算机革命从单纯的机械事务转变为生物的灾难，也将权威从个人转移到了算法网络。

确实有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恐惧，但事实上，也有数百万人再乐意不过。今天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隐私和个性，把许多生命点滴全放到网络上，每个行动都记录下来，与网络的连接一中断，就算只是几分钟，也会让他们歇斯底里。就在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由算法代替人类权威的情形，不是因为什么重大的政府决策，而是由于狂潮般的个人日常选择。

如果再不小心，结果可能就会是奥威尔笔下的那种警察国家，而且持续监测的还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各种举止，甚至也包括我们身体内、大脑中的活动。可以想想，如果生物统计传感器无所不在，斯大林可能会用它来做什么？普京又可能想做什么？然而，虽然有许多捍卫人类个性的人担心20世纪的噩梦重现，竭力抵抗这个似曾相识的奥威尔式敌人，但人类的个性其实还受到另一方向更大的威胁。在21世纪，与其说个人会被外界力量残忍碾碎，还不如说会先从内部缓缓崩解。

今天，大多数企业和政府都会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承诺依据每个人的需求和愿望提供医药、教育和娱乐活动。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和政府就得将个人解构为许多生化上的实体，用无所不在的传感器监测这些实体，并用强大的算法加以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所谓不可分割的个体只是一个宗教幻想。现实中，每个实体都是许多生化和电子算法的混合体，没有清晰的边界，也没有自我中心。

不平等的再升级

在自由主义面临的三个实际威胁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第一，人类将完全不具价值；第二，人类整体仍然有价值，但个人将不再具有权威，而是由外部算法来管理。算法系统仍然需要由你来谱写交响乐、教历史或编写计算机程序，但算法系统对你的了解会超越你自己，也因此会为你做出大部分重要的决定；而且，你还会觉得这真是太好了。这个世界并不一定不好，但会是一个后自由主义的世界。

自由主义面临的第三个威胁在于：有些人仍然会不可或缺，算法系统也难以了解，而且会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特权精英阶层，由升级后的人类组成。这些超人类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及创造力，让他们能够做出许多世上最重要的决定。他们会为算法系统执行关键的服务，而算法系统既无法了解也无法管控这些人。然而，大多数人并不会升级，于是也就成了一种新的低等阶级，同时受到计算机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

人类如果从生物定义上分裂成不同的阶级，就会摧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有自由主义的地方，仍然可能有各种社会及贫富差距，而且因为自由主义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为重要，所以甚至也觉得有差距是理所当然。但自由主义仍然假定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价值和权威。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有人是亿万富翁，住在豪华的城堡里，也有人是贫穷的农民，住在稻草屋里，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对自由主义来说，农民感受到的独特体验，其价值并不下于亿万富翁的体验，所以自由主义的作家才会写出长篇小说来描述贫困农民的生活体验，而且连富翁也会满怀热情地读这种小说。如果到百老汇去看音乐剧《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会发现好位子的票价可能高达数百美元，全场观众的身价总和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但他们看到冉·阿让（Jean Valjean）只为了偷面包救活饥饿的侄子就得入狱19年时，仍然会深感同情。

同样一套逻辑也适用于选举，贫穷农民有一票，亿万富翁同样也只有一票。自由主义面对社会不平等的解药，不是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体验，而是对于不同的人类体验赋予同等的价值。然而，如果贫富差距已经不只体现在财产价值上，而且出现了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差异，这一套还行得通吗？

安吉丽娜·朱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就提过基因测试成本高昂。她进行的测试就要价3000美元（还不包括实际的乳腺切除术、重建手术和相关治疗），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10亿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15亿人每天收入在1到2美元之间。 就算他们一辈子努力工作，也不可能负担得起要价3000美元的基因测试。目前贫富差距还在逐渐拉大。到2016年年初，全球62名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产总值等于最贫穷的36亿人的总和！由于目前全球人口约为72亿，也就是说，这62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大约就是较为贫穷的全球一半人口的财产总和。

DNA测试的成本可能会逐渐下降，但也会不断出现昂贵的新疗法。因此，虽然日后一般民众也能负担得起原有疗法，但精英分子永远能领先几步。纵观历史，富人享有许多社会和政治优势，但和穷人之间从未出现真正重大的生物差距。中世纪贵族曾号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蓝色血液，印度婆罗门也坚称自己比其他种姓更聪明，但这一切都只是胡说。然而在未来，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这一天，在升级后的上层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其身体和认知能力真正出现重大差距。

面对这种情境，科学家的标准答案是：20世纪也有许多医疗突破是从富人开始，但最后全体人类都同样受益，所以其实是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社会差距。举例来说，疫苗和抗生素最早只有西方国家的上层阶级能够享有，但现在它们改善了全球所有人的生活。

但要希望这种过程在21世纪重演，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原因有二：第一，医学的概念正在经历巨大变革。20世纪的医学旨在治愈病人，但21世纪的医学则逐渐走向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治愈病人”代表的是一种平等，因为这假设有个身心健康的规范标准，而人人都应享有这样的健康。如果有人低于标准，医生就该解决问题，让这些人能够“像大家一样”。相较之下，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背后则是精英的概念，因为这里并没有所有人通用的标准，而是要让某些人比其他人强。人类就是希望自己记忆力比别人强，智商比别人高，性能力更不能输。如果某种升级已经变得太廉价、太普遍，人人都能享有，那等于就是把基线提高，等着下一代疗法继续超越。

因此，到了2070年，虽然穷人很有可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但他们与富人的差距将更为拉大。做比较的时候，我们找的比较对象通常都会是同时代更幸运的人，而不是以前命运不佳的祖先。如果你对一个住在底特律贫民区的美国人说，他现在享有的医疗保健水平可比100年前的美国人好多了，大概不会有什么鼓励作用。事实上，这种话听起来是十足的自以为是。他会说：“为什么我要和19世纪的工厂工人或农民比？我也想过电视上那种有钱人的生活啊，或者至少有郊区那种高级住宅。”同样，如果你到2070年告诉下层阶级，他们享有的医疗保健已经比2017年时好得多，对他们来说实在算不上半点安慰。因为他们心中的比较对象会是那些升级后主导世界的超人类。

第二，就算会有许多医疗突破，我们仍然无法肯定穷人到了2070年一定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因为国家体制和精英阶层可能根本不想再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医药之所以能在20世纪使群众获益，是因为20世纪是群众的时代。20世纪的军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士兵，经济发展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工人。因此，各国都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确保国民的活力和健康。人类最大的医疗成就正是为群众提供卫生设施、疫苗接种，消灭流行病。1914年，日本精英阶层之所以愿意为贫民接种疫苗，在贫民区兴建医院，修建污水处理系统，正是因为如果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和经济强权，就需要数百万健康的士兵和工人。

但这种群众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而针对大众的医学也将随之走入历史。随着人类士兵和工人让位给算法，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类。

今天，日韩等科技先进国家的出生率逐渐下滑，儿童人数逐渐减少，但这些国家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抚养、教育这些儿童。而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这种发展中大国，要怎么跟日本竞争？这些国家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头等车厢的精英，享有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同等条件的医疗保健、教育和收入水平。但还有为数几亿的一般国民，坐在三等车厢，苦于疾病、无知和贫穷。在接下来这个世纪，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的精英会想做什么？是要投资解决几亿穷人的问题，还是让少数百万富翁升级？在20世纪，因为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但到了21世纪，精英阶层最有效（虽然十分无情）的策略，很可能是干脆切断百无一用的三等车厢，只让头等车厢继续前进。想与日本竞争，巴西需要的可能不是几百万个健康的普通工人，而是少数几个经过升级的超人类。

一旦出现这种在身体、情感和智力上都远超常人的超人类，自由主义信仰又怎么可能生存下来？如果事实证明，这种超人类的体验会和一般智人完全不同，情况又会如何？如果超人类一读关于低等智人偷盗故事的小说就觉得无聊，而一般人看到超人类的爱情肥皂剧却又完全无法理解，该怎么办？

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成就：克服饥荒、瘟疫和战争，都是为了让所有人享有富足、健康与和平。至于21世纪的新议题：获得永生、幸福快乐、化身为神，也同样希望为全人类服务。然而，由于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超越而非维持基本要求，最后就可能创造出新的超人类阶级，砍断自由主义本源；超人类看待一般人，就会像是19世纪欧洲人看待非洲人的情况。

如果科学发现和科技发展将人类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又或者各种事情的决定权已经完全从人类手中转移到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主义都将崩溃。什么样的新宗教或意识形态，能够填补这样的缺口，并且指导我们如神一般的后代？

1. [1] . F. M. Anderson, ed.,The Constitutions and Other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France:1789–1907, 2nd edn (Minneapolis:H. W. Wilson, 1908), 184–5; Alan Forrest, ‘L’armée de l’an II: la levée en masse et la créa tion d’un m y t he ré pu b li cain’,A n na le s hi s to ri que s de la Révo lu tion f ran cai s335 (2004), 111–30.

2. [2] . Morris Edmund Spears, ed.,World War Issues and Ideals: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Literature(Boston and New York:Ginn and Company, 1918), 242.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近期研究，得到正反双方的一致广泛引用，也尝试证明民主体制的士兵战斗力较强：Dan Reiter and Allan C. Stam,Democracies at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3] . Doris Stevens,Jailed for Freedom(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 1920), 290.同时参见Susan R. Grayzel, Wome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Harlow:Longman, 2002), 101–6; Christine Bolt,The Women’s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from the 1790s to the 1920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3), 236–76; Birgitta Bader-Zaar, ‘Women’s Suffrage and War:World War I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Suffrage, Gender and Citizenship: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arliamentary Reforms, ed. Irma Sulkunen, Seija-Leena Nevala-Nurmi and Pirjo Markkola (Newc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193–218.

4. [4] . Matt Richtel and Conor Dougherty, ‘Google’s Driverless Cars Run Into Problem:Cars With Drivers’,New York Times, 1 September 2015,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9/02/technology/personaltech/google-says-its-not-the-driverless-cars-fault-its-other-drivers.html?_r=1; Shawn DuBravac,Digital Destiny:How the New Age of Data Will Transform the Way We Work, Live and Communicate(Washington DC:Regnery Publishing, 2015), 127–56.

5. [5] . Bradley Hope, ‘Lawsuit Against Exchanges Over“Unfair Advantage”for High-Frequency Traders Dismissed’,Wall Street Journal,29 April 2015, accessed 6 October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lawsuit-against-exchanges-over-unfair-advantage-for-high-frequency-traders-dismissed-1430326045; David Levine, ‘High-Frequency Trading Machines Favored Over Humans by CME Group, Lawsuit Claims’,Huffington Post, 26 June 2012, accessed 6 October 2015,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6/26/high-frequency-trading-lawsuit_n_1625648.html; Lu Wang, Whitney Kisling and Eric Lam, ‘Fake Post Erasing $136 Billion Shows Markets Need Humans’, Bloomberg, 23 April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4–23/fake-reporterasing-136–billion-shows-market-s-fragility.html; Matthew Philips, ‘How the Robots Lost:High-Frequency Trading’s Rise and Fall’,Bloomberg Businessweek, 6 June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businessweek.com/printer/articles/123468–how-the-robots-lost-high-frequency-tradings-rise-and-fall; Steiner,Automate This, 2–5, 11–52; Luke Dormehl,The Formula:How Algorithms Solve All Our Problems– And Create More(London:Penguin, 2014), 223.

6. [6] . Jordan Weissmann, ‘iLawyer:What Happens when Computers Replace Attorneys?’,Atlantic, 19 June 201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2/06/ilawyer-what-happens-when-computersreplace-attorneys/258688; John Markoff,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New York Times, 4 March 2011,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1/03/05/science/05legal.html?pagewanted=all&_r=0; Adi Narayan, ‘The fMRI Brain Scan:A Better Lie Detector?’,Time, 20 July 2009,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content.time.com/time/health/article/0,8599,1911546–2,00.html; Elena Rusconi and Timothy Mitchener-Nissen, ‘Prospects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s Lie Detector’,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7:54 (2013); Steiner,Automate This,217; Dormehl,The Formula, 229.

7. [7] . B. P. Woolf,Building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Tutors:Student-centered Strategies for Revolutionizing E-learning(Burlington:Morgan Kaufmann, 2010); Annie Murphy Paul, ‘The Machines are Taking Over’,New York Times, 14 September 201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2/09/16/magazine/how-computerized-tutors-are-learning-to-teach-humans.html?_r=0;P. J. Munoz-Merino, C. D. Kloos and M. Munoz-Organero, ‘Enhancement of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the Use of a Hinting Computer e-Learning System and Comparison With Human Teachers’,IEEE Transactions on Education54:1 (2011), 164–7;Mindojo, accessed 14 July 2015, http://mindojo.com/.

8. [8] . Steiner,Automate This, 146–62; Ian Steadman, ‘IBM’s Watson Is Better at Diagnosing Cancer than Human Doctors’,Wired, 11 February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wired.co.uk/news/archive/2013–02/11/ibmwatson-medical-doctor; ‘Watson Is Helping Doctors Fight Cancer’, IBM,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03.ibm.com/innovation/us/watson/watson_in_healthcare.shtml; Vinod Khosla, ‘Technology Will Replace 80 per cent of What Doctors Do’,Fortune, 4 December 2012,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tech.fortune.cnn.com/2012/12/04/technology-doctors-khosla; Ezra Klein, ‘How Robots Will Replace Doctors’,Washington Post, 10 January 2011,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post/how-robots-willreplace-doctors/2011/08/25/gIQASA17AL_blog.html.

9. [9] . Tzezana,The Guide to the Future, 62–4.

10. [10] . Steiner,Automate This, 155.

11. [11] . http://www.mattersight.com.

12. [12] . Steiner,Automate This, 178–82; Dormehl,The Formula, 21–4; Shana Lebowitz, ‘Every Time You Dial into These Call Centers, Your Personality Is Being Silently Assessed’,Business Insider, 3 September 2015, retrieved 31 January 201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how-mattersight-uses-personality-science-2015-9.

13. [13] . Rebecca Morelle, ‘Google Machine Learns to Master Video Games’, BBC, 25 February 2015,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31623427; Elizabeth Lopatto, ‘Google’s AI Can Learn to Play Video Games’,The Verge, 25 February 2015,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theverge.com/2015/2/25/8108399/google-ai-deepmind-video-games; Volodymyr Mnih et al., ‘Human-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Nature, 26 February 2015,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18/n7540/full/nature14236.html

14. [14] . Michael Lewis,Moneyball:The Art of Winning An Unfair Game(New York:W. W. Norton, 2003).同时参见2011年的电影《点球成金》（Moneyball），由贝尼特·米勒（Bennett Miller）执导，布拉德·皮特饰演比恩。

15. [15] . Frank Levy and Richard Murnane,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How Computers are Creating the Next Job Marke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Dormehl,The Formula, 225–6.

16. [16] . Tom Simonite, ‘When Your Boss is an Uber Algoritm’,MIT Technology Review, 1 December 2015, retrieved 4 February 2016,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543946/when-your-boss-is-an-uber-algorithm/.

17. [17] . Simon Sharwood, ‘Software“Appointed to Board”of Venture Capital Firm’,The Register, 18 May 2014,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14/05/18/software_appointed_to_board_of_venture_capital_firm/; John Bates, ‘I’m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Huffington Post, 6 April 2014,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hn-bates/im-the-chairman-ofthe-bo_b_5440591.html; Colm Gorey, ‘I’m Afraid I Can’t Invest in That, Dave:AI Appointed to VC Funding Board’,Silicon Republic, 15 May 2014,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s://www.siliconrepublic.com/discovery/2014/05/15/im-afraid-icant-invest-in-that-dave-ai-appointed-to-vc-funding-board.

18. [18] . Steiner,Automate This, 89–101; D. H. Cope,Comes the Fiery Night:2,000 Haiku by Man and Machine(Santa Cruz:Create Space, 2011).同时参见：Dormehl,The Formula, 174–80, 195–8, 200–2, 216–20; Steiner,Automate This, 75–89.

19. [19] .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A.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17 September 2013,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20. [20] . E. Brynjolfsson and A. McAffee,Race Againt the Machine: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Driving Productivity, and Irreversibly Transforming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Lexington:Digital Frontier Press, 2011).

21. [21] . Nick Bostrom,Superintelligence:Paths, Dangers, Strateg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2. [22] . Ido Efrati, ‘Researchers Conducted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with an“Artificial Pancreas”Connected to an iPhone’ [in Hebrew],Haaretz, 17 June 2014, accessed 23 December 2014, http://www.haaretz.co.il/news/health/1.2350956.MoshePhillip et al., ‘Nocturnal.Glucose Control with an Artificial Pancreas at a Diabetis Camp’,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68:9 (2013), 824–33; ‘Artificial Pancreas Controlled by iPhone Shows Promise in Diabetes Trial’,Today, 17 June 2014,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todayonline.com/world/artificialpancreas-controlled-iphone-shows-promise-diabetes-trial?singlepage=true

23. [23] . Dormehl,The Formula, 7–16.

24. [24] . Martha Mendoza, ‘Google Develops Contact Lens Glucose Monitor’, Yahoo News, 17 January 2014,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news.yahoo.com/google-develops-contact-lens-glucose-monitor-000147894.html; Mark Scott, ‘Novartis Joins with Google to Develop Contact Lens That Monitors Blood Sugar’,New York Times, 15 July 2014,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4/07/16/business/international/novartis-joins-with-google-to-developcontact-lens-to-monitor-blood-sugar.html?_r=0; Rachel Barclay, ‘Google Scientists Create Contact Lens to Measure Blood Sugar Level in Tears’, Healthline, 23 January 2014, accessed 12 August 2015, http://www.healthline.com/health-news/diabetes-google-develops-glucose-monitoring-contact-lens-012314.

25. [25] .‘Quantified Self’, http://quantifiedself.com/; Dormehl,The Formula, 11–16.

26. [26] . Dormehl,The Formula, 91–5; ‘Bedpost’, http://bedposted.com.

27. [27] . Dormehl,The Formula, 53–9.

28. [28] . Angelina Jolie, ‘My Medical Choice’,New York Times, 14 May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3/05/14/opinion/mymedical-choice.html.

29. [29] . ‘Google Flu Trends’, http://www.google.org/flutrends/about/how.html; Jeremy Ginsberg et al., ‘Detecting Influenza Epidemics Using Search Engine Query Data’,Nature, 457:7232 (2008), 1012–14; Declan Butler, ‘When Google Got Flu Wrong’,Nature, 13 February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nature.com/news/when-google-got-flu-wrong-1.12413; Miguel Helft, ‘Google Uses Searches to Track Flu’s Spread’, New York Times, 11 November 2008,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msl1.mit.edu/furdlog/docs/nytimes/2008–11–11_nytimes_google_influenza.pdf; Samanth Cook et al., ‘Assessing Google Flu Trends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2009 Influenza Virus A (H1N1) Pandemic’,PLOS One, 19 August 2011,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ploso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one.0023610; Jeffrey Shaman et al., ‘Real-Time Inluenza Forecasts during the 2012–2013 Season’,Nature, 23 April 2013, accessed 24 December 2014,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3/131203/ncomms3837/full/ncomms3837.html.

30. [30] . Alistair Barr, ‘Google’s New Moonshot Project:The Human Body’,Wall Street Journal, 24 July 2014,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google-to-collect-data-to-define-healthy-human-1406246214; Nick Summers, ‘Google Announces Google Fit Platform Preview for Developers’, Next Web, 25 June 2014,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thenextweb.com/insider/2014/06/25/google-launches-google-fit-platform-preview-developers/.

31. [31] . Dormehl,The Formula, 72–80.

32. [32] . Wu Youyou, Michal Kosinski and David Stillwell, ‘Computer-Based Personality Judgement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ose Made by Humans’,PNAS112:4 (2015), 1036–40.

33. [33] .关于先知、代理人和君主的概念，参见：Bostrom,Superintelligence.

34. [34] . https://www.waze.com/.

35. [35] . Dormehl,The Formula, 206.

36. [36] .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Washington DC:World Bank, 2012), 72, 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wdi-2012–ebook.pdf.

37. [37] . Larry Elliott, ‘Richest 62 People as Wealthy as Half of World’s Population, Says Oxfam’,Guardian, 18 January 2016, retrieved 9 February 2016,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6/jan/18/richest-62-billionaires-wealthy-half-worldpopulation-combined; Tami Luhby, ‘The 62 Richest People Have As Much Wealth As Half the World’,CNN Money, 18 January 2016, retrieved 9 February 2016, http://money.cnn.com/2016/01/17/news/economy/oxfam-wealth/.

第10章

意识的海洋

新宗教浮现的地点，不太可能是阿富汗的洞穴或是中东的宗教学校，反而会是研究实验室。就像社会主义承诺以蒸汽和电力为世界提供救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新的科技宗教也可能承诺以算法和基因为世界提供救赎，进而征服世界。

虽然现在大家常常谈的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但从宗教观点来说，目前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并非“伊斯兰国”或美国南部的《圣经》带（Bible Belt，信奉基督教福音派的地区），而是硅谷。在这里，各个高科技大师正在为我们酝酿全新的宗教，这些宗教信的不是神，而是科技。科技宗教同样提供过往宗教的一切旧奖励：快乐，和平，繁荣，甚至是永恒的生命，但方法却是在生前获得地球科技的协助，而不是死后接受天堂的帮助。

这些新的科技宗教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数据主义认为人类已经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宇宙任务，现在应该把接力棒传给完全不同的实体。关于数据宗教的梦想和噩梦，我们将留到下一章讨论。本章主要谈的是较保守的科技人文主义，这种宗教仍然认为人类是造物的巅峰之作，也坚守许多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科技人文主义同意，我们所知的智人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不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科技创造出神人：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形式。神人仍会保有一些基本的人类特征，但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由于智能正在与意识脱钩，而且无意识的智能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类如果还想不被踢出局，就得积极将心智升级。

7万年前，认知革命改变了智人的心智，让原本毫不重要的非洲猿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智人的心智经过提升后，忽然能够接触到主体间的领域，于是创造了神和企业，建立了城市和帝国，发明了文字和货币，最后也能够分裂原子、登上月球。据我们所知，这种翻天覆地的革命，只是因为智人的DNA发生了一点儿小变化，大脑神经稍微调整了一下布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科技人文主义或许也只需要对人类的基因组再多做些改变，将大脑再稍微调整一下布线，也就足以启动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心智改造，让人类能够接触主体间的领域，也就让智人成了地球的统治者；而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会让神人接触到目前还难以想象的新领域，让神人成为整个星系的主人。

早在一个世纪前，进化人文主义就希望创造出超人类，而现在的科技人文主义则可说是这个梦想的新形态。希特勒等人的想法，是要通过选择性育种和种族清洗来创造超人，但21世纪科技人文主义则希望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脑机界面，以更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个目标。

心智的差距

科技人文主义希望让人类的心智升级，让我们能接触到目前未知的经验、目前未闻的意识状态。然而，要更新人类心智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任务。第3章就讨论过，我们还无法真正了解心智，不知道心智由何而生，也不知道心智的作用为何。通过试错，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控制人类的心理状态，却很少真正全面理解这种控制可能有怎样的影响。更糟的是，因为我们并不熟悉最完整的心理状态范围，也就不知道该把目标定在何处。

我们就像是一座孤岛上的居民，刚刚发明了第一艘船，正准备在没有地图甚至也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扬帆出航。而且事实还可能更糟糕。在这个比方里，这些岛民至少还知道自己活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知道自己只占据了一小块地方。但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可能也只是住在一座小小的意识岛上，而外面由我们不熟悉的心理状态所构成的海洋，可能无边无尽。

真正的光谱和声谱范围，都比人类能看到和听到的更为宽泛；同样，心理状态的频谱也可能远大于普通人的感知。人类肉眼只能看到波长在400纳米到700纳米之间的光，而在人眼这个小小的视觉范围之外，还延伸出许多不可见的广大领域，波长更长的有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更短的则有紫外线、X射线和γ射线等。同样，心理状态的频谱可能无限延伸，但科学目前还只研究了其中两小部分：次规范群体（sub-normative），以及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 and democratic，即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群体。

图46 在整个电磁波频谱中，人类只能看到其中很小的一段。整体实际的频谱，大约是可见光这一段的10万亿倍。 心理的频谱，会不会也是如此庞大？

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及心理疾病的患者进行了广泛研究，对于这种次规范的心理状态频谱，我们的了解虽不全面，但十分详细：这一状态范围内的人类感觉、思考或沟通的能力低于正常值。与此同时，对于认定为健康、规范的人类，科学家也进行了关于其心智及体验的研究，但此类研究的对象却多半属于WEIRD群体，无法代表所有人。换句话说，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心智研究，是假定智人都像是《辛普森一家》里的荷马。

在2010年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约瑟夫·亨利希（Joseph Henrich）、史蒂芬·海涅（Steven J. Heine）和阿兰·洛兰萨杨（Ara Norenzayan）三人针对心理学六大次领域的顶尖科学期刊，系统性调查了所有发表的论文。研究结果发现，虽然论文常常声称人类的心智如何如何，但大多数的研究却只是以WEIRD群体的样本为基础。例如，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可能是社会心理学这个次领域最重要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96%的抽样属于WEIRD群体，并且68%都是美国人。此外，足足有67%的美国参与者、80%的非美国参与者是心理系的学生！换句话说，在这份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里，实验调查对象超过三分之二是西方大学的心理系学生。亨利希、海涅和洛兰萨杨就半开玩笑地建议，期刊名称应该改为《美国心理系学生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

心理系的学生之所以参与这么多实验，是因为教授的要求。如果我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用学生来做实验，可比用波士顿贫民区的居民方便得多，更别说要大老远跑到纳米比亚共和国，在卡拉哈里沙漠招募狩猎者作为被试了。然而，波士顿贫民区居民和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很可能各有其独有的心理状态，而只是逼着哈佛心理系学生回答长篇问卷或是把头塞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大概永远找不到答案。

而且，就算我们真的跑遍全球，研究每一个社群，仍然只能研究到智人心理频谱极有限的一段。现今所有人都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也都是单一地球村的成员。虽然卡拉哈里沙漠狩猎采集者的现代程度可能不比哈佛大学心理系学生，但仍然不像过去那样封在时间胶囊里。就算是这些采集者，也已经受到基督教传教士、欧洲商人、富有的生态旅游者、好奇的研究者等的影响。有个笑话说，在卡拉哈里沙漠，典型的狩猎采集者队伍是20个猎人、20个采集者，再加上50个人类学家。

在地球村出现之前，地球就像是由各种孤立人类文化组成的星体，当时环境促成的心理状态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现实及日常生活不同，培养出的意识状态也就不同。不论是石器时代的猛犸象猎人、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还是镰仓时代的武士，谁又能确知他们的心智状态？此外，许多前现代文化都认为有某种更高级的意识状态，可以通过冥想、药物或仪式进入。萨满教僧、僧侣或修士都很有系统地探索心智这片神秘的土地，并带回种种激动人心的故事，诉说着我们闻所未闻的意识状态，比如无上的宁静、极端的敏锐、无可比拟的感性，讲述着心智如何延展至无边无际、遁入一片虚空。

人文主义革命之后，现代西方文化不再相信或不再想了解这种高级心理状态，认为一般人的俗世体验就是神圣。因此，现代西方文化有一点特殊之处：并没有某一群人形成某个特殊阶层，想追求超脱俗世的心理状态。有人想做这件事，就会被认定是嗑药、精神病或是诈骗集团。所以，虽然我们十分了解哈佛心理系学生的心理状态，但对于美洲原住民萨满教僧、佛教僧侣或苏菲派的心理状态，反而所知非常有限。

而且，这还只是智人的心智。五万年前，地球上除了智人，还有尼安德特人这个近亲。尼安德特人没能发射宇宙飞船，盖出金字塔，或是建立帝国。显然，他们的心智能力与智人大不相同，也比智人少了许多天分。然而，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其实比智人更大，他们的神经元都派上了什么用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可能拥有许多智人从未体验过的心理状态。

就算我们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人类物种全盘纳入考虑，距离要穷尽整个心理状态的频谱仍然差得太远。任何其他动物，都可能有人类难以想象的体验。比如蝙蝠，能够用回声定位（echolocation）来感受这个世界。它们会发出人耳无法听到的高频率声波，再侦测碰触前方物体后反射回来的声波，建构出世界的样子。蝙蝠感知到的世界极度详细而准确，让它们能够快速穿梭于树木和建筑物之间，捕捉蛾类和蚊虫，同时还能避开猫头鹰和其他猎食者。

蝙蝠活在一个回声的世界里。就像人类的世界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代表性的外形及颜色，蝙蝠的世界则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专属的回声模式。仅从某只飞蛾纤纤翅膀弹回的回声，蝙蝠就能判断这只飞蛾究竟是美食还是毒药。至于某些可食用的蛾类，则进化出类似毒蛾的回声模式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飞蛾进化出的能力更了不起，能够直接让蝙蝠雷达的声波转向，于是这些飞蛾能够像隐形轰炸机一般飞来飞去，而蝙蝠却浑然未觉。回声定位世界复杂和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及听觉世界，但我们就是全然未知。

关于心智的哲学，一篇经典之作就是《当蝙蝠的感觉如何？》（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这篇发表于1974年的文章中指出，智人的心智无法体会蝙蝠主观的世界。我们可以写出各式各样的算法来模仿蝙蝠的身体、回声定位系统和神经元，但这一切还是没办法告诉我们当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在某只飞蛾拍动翅膀的时候，回声定位是什么感觉？究竟是和用眼睛看差不多，还是根本完全不同？

向智人解释回声定位一只蝴蝶的感觉，可能就如同向一只看不见的鼹鼠解释看到达·芬奇画作的感觉，绝对没有效果。很有可能，蝙蝠的情绪也会受到回声定位感受的深深影响。就像对于智人来说，爱是红色，嫉妒是绿色，忧郁是蓝色，但谁能知道母蝙蝠对小蝙蝠的爱在回声定位里是什么感觉？公蝙蝠在回声定位里看到敌人，又是什么感受？

当然，这并不只是蝙蝠特有的情况，只是无数可能的例子之一。正如智人无法理解当只蝙蝠是什么感觉，我们也同样难以理解当鲸鱼、老虎或鹈鹕是什么感受。当然感觉一定有，只是我们就是不知道。鲸鱼和人类同样使用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来处理情绪，但鲸鱼的边缘系统却多出一整块人类没有的组织。或许因为多了这一块，就让鲸鱼能够体验到与人类大不相同而且极度深刻复杂的情绪？此外，鲸鱼也可能有极惊人的音乐体验，连巴赫或莫扎特都望尘莫及。鲸鱼可以听到数百公里远的彼此，而且每头鲸鱼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歌曲”，曲长可能长达数小时，而且非常精致复杂。经常就会有一头鲸鱼谱出新的“流行歌曲”，整个海洋里的鲸鱼都会跟风模仿。科学家常常会记录这些“流行歌曲”，再用计算机加以分析，然而人类真的能够体会这些音乐，知道鲸鱼贝多芬和鲸鱼小贾斯汀有何不同吗？

这一切不该让我们太惊讶。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智人的情感更深刻或音乐体验更复杂。至少在某些体验领域里，智人确实可能不如鲸鱼、蝙蝠、老虎或鹈鹕。

图47 一首座头鲸（bowhead whale）歌曲的声谱图。鲸鱼对这首歌有怎样的感受？原声带专辑《旅行者》中除了贝多芬、巴赫和查克·贝里之外，也录了一首鲸鱼歌，但我们只能希望这头鲸鱼真的唱得不错

而且，在人类、蝙蝠、鲸鱼和其他所有动物的心理范围之外，或许还有更大、更奇特的领域有待探索。很有可能心理状态无止境，但由于在这40亿年的地球演化中，所有智人、蝙蝠或恐龙还不具备能够感受这一切的必要能力，因此从未有相关体验。而到了未来，有了强大的药物、基因工程、电子头盔和直接的脑机接口，就有可能打开通往这些领域的通道。就像哥伦布和麦哲伦驶向海平面的彼方，探索新的岛屿和未知的大陆，或许某天我们也能前往心智的映照之地。

图48 意识的频谱

我闻到恐惧的气味

如果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一心想的就是治愈精神疾病、享受WEIRD社会的生活，光是研究次规范的心理状态及WEIRD群体的心智，或许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虽然常有人批评规范心理学一看到偏离规范就认为是问题，但在20世纪，这让无数病患得到安慰，也让数百万人生活顺利、精神正常。

但到了第三个千年的开端，我们将会面临一种全新的挑战，自由人文主义被科技人文主义取代，而医学也越来越着重于让健康的人升级，而非治愈病人。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不仅仅满足于治愈精神问题，而是要让整个心智升级。我们的科技能力会逐渐打造新的意识状态，但我们对这块新领域还没有可用的地图。我们熟悉的只有WEIRD群体规范和次规范的心理状态频谱，甚至连该前往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因此，目前心理学最热门的子领域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也就不意外了。20世纪90年代，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埃德·迪纳（Ed Dinner）、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等权威专家认为，心理学除了研究心理疾病，还应该研究心理的积极力量。究竟为什么，我们对生病的心智了解如此清楚，对正常强健的心智却连一张科学的地图都没有？在过去20年间，积极心理学已经在优于规范（super-normative）的心理状态研究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但直到2016年，科学对于这片领域仍然可说是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盲目向前冲，一心想提升当下经济和政治制度需要的心智能力，却忽略甚至贬抑了其他心智能力。当然，这种现象自古皆然。几千年来，社会系统都会根据其需求来塑造或重塑人类的心智。智人原本的进化只是要成为一小群亲密社群里的成员，这种心智能力并不会让他们习惯于当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齿轮。但随着城市、王国和帝国兴起，社会系统培养了大规模合作所需的能力，但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技能和才华。

举例来说，远古人类可能常常会用到嗅觉。狩猎采集者能够靠着嗅觉，辨认出远处各种不同的动物、人类，甚至是情绪。恐惧的气味就和勇气不同。一个人害怕时所分泌出的化学物质，与他充满勇气时所分泌出的就是不一样。如果你与远古时期的一个部落坐在一起，而他们正在争执是否要和隔壁部落开战，你真的能够“闻出”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但因为嗅觉这种功能只有在成员少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所以等到智人组织成更大的团体时，嗅觉的社会价值也就一落千丈。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可就闻不出来。于是，人类的嗅觉能力遭到轻视，至于在几万年前可能用来处理气味的大脑区域，现在也可能被用到更急迫的任务上，比如阅读、数学和抽象推理。社会系统希望我们用神经元来解微分方程式，而不是用来闻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其他感官能够注意到感官感受的能力，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过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总是保持警惕。在森林里找蘑菇的时候，他们会仔细闻风的气味，专心观察地面。找到一个蘑菇之后，他们会仔细咀嚼蘑菇，感受最细微的味道差异，分辨这个蘑菇究竟适合食用还是有毒。到了今天的富裕社会，人类多半不需要如此敏锐。超市里就有上千种食物可供选择，食品安全都有卫生部门监督。但不管选的是意大利比萨还是泰国泡面，都可能是在电视前面狼吞虎咽，几乎不管这食物有何风味（正因为如此，食品加工商才要不断推出刺激的新口味，希望能够动摇一下我们的无动于衷）。

同样，由于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就算是住处离得很远的朋友，仍然很容易见到面。但就算真的碰到面，我们也不见得把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总是在看手机有没有新信息、脸谱网有没有新动态，觉得一定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发生在别的地方。现代人类已经患上“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总在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虽然手中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选了之后又很难全心全意对待。

除了嗅觉和注意力，人类也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许多文化认为，人类在梦中的所见所为，重要性并不亚于清醒时的所见所为，因此会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记住梦的能力，甚至是在梦中世界控制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够控制行动的梦称为“清醒梦”（lucid dreaming），清醒梦的专家据称可以在梦的世界自由活动，甚至前往更高的存在层次，遇见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相反，现代世界认为做梦只是潜意识发出的信息，甚至不过就是心智产生的垃圾，于是做梦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么重要，很少有人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有很多人表示自己从不做梦，或是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

嗅觉、注意力和做梦的能力都不如以往，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贫瘠灰暗？或许会。但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来，这都是值得的。老板会希望你常常检查电子邮件，而不是常常闻花或做白日梦。而出于类似的原因，未来要将人类的心智升级时，反映的也可能是政治的需求、市场的力量。

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军的“专注头盔”，就是要帮助人专注在明确的任务上，加速决策过程。但这也可能减轻这些人的同理心，让他们忽视心中的种种怀疑和内部冲突。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指出，抑郁的人常常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有人能够聆听他们的想法、同情他们的恐惧和疑虑。假设现在你的工作出现危机，新老板不喜欢你的想法，坚持要你乖乖听话就好。过了特别不顺的一天后，你决定拿起电话打给朋友。但朋友正在忙，腾不出什么时间和精力，于是打断了你讲到一半儿的话，试着解决你的问题：“好，我知道了。遇到这个情况，你真的只有两种选择：辞职，或是留下来听老板的话。如果是我，就会选辞职。”但这大概帮不上什么忙。真正感情好的朋友会比较有耐心，不会急着找出解决方案，而是会聆听你的忧虑，给你时间和空间，好让种种矛盾的情绪和折磨人的焦虑一一浮现。

专注头盔，就像是那个不耐烦的朋友。确实，有些时候（例如在战场上）我们需要迅速下定决心，但生命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使用头盔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最后就会像失去了嗅觉、做梦和注意的能力一般，失去容忍各种疑惑和矛盾的能力。社会系统喜欢我们下定决心，而不是心存怀疑，所以整个系统也可能会推动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比起拥有怀疑和矛盾的社会，如果一切都要求明快坚决，生活反而可能变得更贫瘠肤浅。

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改造心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几乎完全不知道心理的完整频谱是什么，再加上政府、军队和企业各怀鬼胎，灾难简直不可避免。有可能到头来，我们成功地让身体与大脑都升级了，却在过程中失去了心智。确实，科技人文主义到最后可能反而会造成人类的降级。对系统来说，降级后的人类反而更有利，原因不是这种人拥有什么卓越的特点，而是这种人少了一些可能拖慢系统、造成困扰的人类特质。农民都知道，羊群里面最聪明的那只常常会惹出最大的麻烦，所以农业革命的一点就是要降低动物的心理能力。而科技人文主义梦想推动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对人类造成一样的效果，让社会大机器里的“人类小齿轮”沟通和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但几乎不会去注意其他事，不会做梦，也不会怀疑。数百万年来，人类曾经是升级版的黑猩猩。而到了未来，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

宇宙依凭的钉子

科技人文主义还面临另一个恐怖威胁。一如所有人文主义教派，科技人文主义也认为人的意志是神圣的，认为这是整个宇宙的依凭。科技人文主义希望用人类的期望来选择发展某种心智能力，进而决定未来心智的模样。然而，如果未来科技能够重塑、改造这些期望，会是什么情形？

人文主义总是强调，我们不太容易确定自己真正的意志。每次想聆听真实的自己，总有许多嘈杂噪声铺天盖地而来。而且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真想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因为那可能会是些不受欢迎的秘密和令人难堪的要求。有许多人根本是处心积虑不想对自己了解太深。一位事业上平步青云的律师，可能就不想听到内心叫她放轻松赶快生个宝宝的声音。困在痛苦婚姻中的女性，也可能害怕失去婚姻提供的安全感。背负罪恶感的士兵，曾犯下的暴行化成噩梦，如影随形。对自己性倾向还不太确定的年轻人，告诉自己先保持沉默。对人文主义来说，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会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但人文主义要求我们要坚强，不论内心的声音有多么丑恶，也要勇敢面对，要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再听从它的指导、排除万难。

但根据科技进步主义的观点，一切就大不相同了。科技不想听我们内在的声音，而是要控制这些声音。一旦我们了解了生化系统如何产生这些声音，我们就能玩弄这些开关，把这里音量调高、那里音量调低，让人生过得更轻松自在。容易分心的律师可以来颗派甲酯，有罪恶感的士兵可以吞颗百忧解（Prozac），至于对生活不满的妻子，替你忧（Citao）就是答案。而且，这还只是开始。

人文主义者常常难以接受这种方法，但还是别太早就下判断。人文主义者建议“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其实毁了许多人的生命；适当用药，反而是大大改善了几百万人的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为了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有些人得先把心中现有的尖叫和怒骂音量调小。现代精神病学认为，许多“内心的声音”和“真实的愿望”只不过是生化失衡和神经疾病的产物。生化失衡让患有抑郁症的人总是戴着一副抑郁的眼镜看待事物，于是一再抛弃大好的前途和健康的关系。这时该做的，可能不是聆听这种破坏性的内心的声音，而是直接叫它们闭嘴。比如前面提过的记者萨莉·艾蒂，她戴上“专注头盔”，让脑中其他声音安静下来之后，不但成了神射手，自我感觉也大大提升。

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变革酝酿已久。人文主义的最高诫命“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已经不再不证自明。我们学会调节内心声音的音量之后，也得放弃对“真实”的信念，因为我们再也不清楚现在是谁在调节开关。把脑中的噪声关掉似乎是个好主意，但前提是要能让我听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又怎么决定该关掉哪些声音、放大哪些声音呢？

让我们单纯为了讨论而做个假设：假设几十年内，脑科学家就能让我们轻松且准确地控制许多内心的声音。再假设有一个来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的年轻男性同性恋，许多年来一直不出柜，终于存够了钱，想去动手术。他带着10万美元前往诊所，决心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样是异性恋。站在诊所门前，他心里又重复了一次想对医生说的话：“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男人了。”接着他按了门铃，但开门之后，看到《急诊室的春天》里的乔治·克鲁尼活生生站在他眼前。这个小伙子魂儿都飞了，喃喃说着：“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变成异性恋了。”

这个年轻人真实的自我，打败了过去经历的宗教洗脑吗？又或是一时的诱惑，让他背叛了自己？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听从或背叛？只要我们能够设计及重塑意志，就无法再把意志看作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因为不管我们的意志为何，我们总能让它改变主意。

人文主义认为，只有人的欲望才能使世界充满意义。但如果我们连欲望都能选择，又凭借什么来做这种选择？假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罗密欧可以决定要爱上谁，而且就算决定了，还是随时能够反悔重来。这样一来，这出剧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这正是科技进步为我们刻画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不舒服，就让科技消灭这个欲望。如果整个宇宙所凭依的钉子钉错了地方，就用科技把整颗钉子拔出来，钉到别的地方去。但究竟要钉在哪儿？如果寰宇四方均能落钉，我该挑哪里？又为什么该挑那里呢？

人文主义的戏剧，多半是以某个令人痛苦的欲望展开。例如，蒙太古（Montague）家族的罗密欧，爱上了凯普莱特（Capulet）家族的朱丽叶，可两家却是世仇，于是双方都非常痛苦。科技对这种情节的解法，就是确保让我们不会有令人痛苦的欲望。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服个药丸或是戴个头盔，直接把那些对彼此造成不幸的爱意给消灭掉，不就没事了吗？

在此，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两难。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毕竟，能够控制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岂不是太棒了？然而一旦这样的控制成真，过去神圣的人类就会成为另外一种设计品，反而让科技人文主义不知该何去何从。只要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意志和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就永远无法处理和这些科技的关系。

因此，有个更大胆的科技宗教，打算直接彻底切断人文主义的脐带。这个科技宗教所预见的世界，并不是围绕任何人类生命形式的欲望和经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够取代欲望和经验，成为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本源？2016年，有一位候选人坐在历史的接待室，等待面试。这位候选人名叫“信息”。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人类之所以失去强大的嗅觉能力，是因为某些更古老的进化过程。参见：Yoav Gilad et al., ‘Human Specific Loss of Olfactory Receptor Gen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00:6 (2003), 3324–7; Atushi Matsui, Yasuhiro Go and Yoshihito Niimura, ‘Degeneration of Olfactory Receptor Gene Repertories in Primates:No Direct Link to Full Trichromatic Vision’,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27:5 (2010), 1192–200; Graham M. Hughes, Emma C. Teeling and Desmond G. Higgins,“Loss of Olfactory Receptor Function in Hominin Evolution”,PLOS One9:1 (2014), e84714.

1. [1] . ‘EM spectrum’.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M_spectrum.svg#/media/File:EM_spectrum.svg

2. [2] . Joseph Henrich, Steven J. Heine and Ara Norenzayan,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33 (2010), 61–135.

3. [3] . Benny Shanon,Antipodes of the Mind:Charting the Phenome- nology of the Ayahuasca Exper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4] . Thomas Nagel,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Philosophical Review83:4 (1974), 4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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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信数据得永生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 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 Machin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今天，我们视为数据处理系统的不只是单一生物，还包括蜂箱、细菌的菌落（colony）、森林和人类城市之类的社会。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常用数据处理系统的概念来诠释经济。一般人看来，经济就是有农民种小麦，有工人做衣服，有顾客买面包和衣服。但在专家眼中，经济机制就是收集关于欲望和能力的数据，再转化为决策。

根据这种观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共产主义就不是意识形态、伦理教条或政治制度上的竞争，而根本是不同数据处理系统间的竞争。资本主义采用分散式处理，而苏联式共产主义则是集中式处理。资本主义让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相连，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换信息、独立做出决定来处理数据。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如何确定？每家面包店爱做多少就做多少，价格爱定多高就定多高。而顾客只要能够负担，一样可以爱买多少就买多少，或是直接去其他面包店购买。一根法棍面包1000美元并不犯法，只是大概没人会买。

让我们把规模放大，假设投资者预测面包需求将增加，就会买入研发高产量转基因小麦的生物科技公司股份。资金流入，该公司就能加速研究，更快提供更多小麦，以避免面包短缺。就算哪家生物科技巨头半路夭折，也可能有竞争对手实现这项突破。因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将分析数据和做决定的工作分发下去，交给许多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连接的处理器。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说：“在一个把相关事实的知识分散给许多人的系统中，可以靠价格协调不同人各自的独立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证券交易所正是人类迄今创立的最快、最有效的数据处理系统。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加入，或是通过银行或退休基金加入。证券交易所推动着全球经济，在地球，甚至外太空发生的事情，无不纳入考虑。不管是科学实验成功、日本传出政治丑闻、冰岛火山喷发，甚至太阳表面有不规则活动，都会影响股价。而为了让系统运作顺畅，就需要让尽量多的信息尽可能地自由流动。如果全球有数百万人都能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就会通过买卖来决定石油、现代汽车股票或瑞典政府债券最准确的价格。据估计，证券交易所只要根据15分钟的交易信息，就能确定《纽约时报》某个头条对于大多数股价的影响。

这种数据处理的概念，也能够解释为何资本家喜欢降税。重税代表可用资本有一大部分都集中在单一地点（国库），也就有越来越多决策必须由单个处理器（政府）来决定。这样一来，整个数据处理系统就会过度集中。假设税收高到离谱，几乎所有资本都流到政府手中，一切由政府决定，包括面包的价格、面包店的位置，以及研发预算。在自由市场中，如果某个处理器做出错误的决定，立刻就会有人乘虚而入。但如果几乎所有决定都操纵在单一处理器手中，一犯错就可能是场大灾难。

这种所有数据都由单处理器来处理并决定的极端情况，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在苏联经济里，号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换句话说，政府会把你的利润全部取走，再判断你有什么需求，并提供给你。虽然这种极端方案并没有真正实现，但苏联及东欧可说是尽力逼近。它们放弃了分布式数据处理的原则，转换为集中式数据处理，苏联各地的所有信息都流向莫斯科一处，也是由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直接沟通，而且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

例如，苏联的经济部门可能会决定：所有店里的面包价格都是2卢布又4戈比（kopek）；敖德萨州（Odessa Oblast）的某个集体农场本来种小麦，但现在要改成养鸡；另外，莫斯科的红色十月面包店每天要生产350万个面包，一个也不准多。与此同时，苏联的科学部门也会命令苏联所有生物科技实验室接受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理论。李森科素负恶名，执掌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 Academy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s），但他不相信当时主流的基因遗传理论。他坚信，如果某个生物这辈子得到了新的性状，就能直接传给后代。这种想法完全违背正统达尔文学说，却与苏联的教育原则十分吻合，意味着只要训练小麦承受寒冷的天气，后代的小麦也能够耐寒。于是，李森科把几十亿株“反革命”的小麦送到西伯利亚接受再教育；只不过，苏联很快就被迫从美国进口越来越多的面粉。

资本主义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符合伦理、个人自由神圣无比，又或者上帝对这些共产主义者降下怒火。资本主义能够赢得“冷战”，是因为至少在这个科技加速改变的时期，分散式数据处理的效果就是比集中式数据处理更好。20世纪末期的世界变化实在太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法处理。像这样把所有数据都集中起来、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一群官员决定，虽然能够生产出原子弹，却绝不可能打造出苹果或维基百科。

图49 1963年，在莫斯科的苏联领导层：集中式数据处理

图50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喧嚷：分散式数据处理

有一个故事（可能是假的，但精彩的故事多半都是假的），讲的是戈尔巴乔夫为了让苏联经济起死回生，派出一位主要副手到伦敦，想了解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东道主带着这位苏联来的贵宾参观伦敦，前往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政经学院参观，与银行经理、企业家和教授长谈。这位苏联专家忽然忍不住说：“抱歉，请先停一下。先别管所有这些复杂的经济理论了。我们在伦敦来来回回一整天，有件事我一直不懂。在莫斯科，我们派了最聪明的人来研究面包供应制度，但每家面包店和杂货店还是大排长龙。而在伦敦，这里有数百万人口，我们今天经过了许多家店和超市，却没有一个地方需要排队。请带我去见一下在伦敦负责供应面包的人，我一定得学学他的秘招。”东道主抓了抓头，想了一下，说道：“可是，没人负责供应面包给伦敦啊。”

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秘诀。并没有中央处理单元垄断关于伦敦面包供应的所有数据，而是信息在几百万名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包师和企业家、农民和科学家之间自由流动，市场力量决定面包的价格、每天烘焙的数量，以及研发的顺序。如果市场力量做出不当的决定，也能很快自我修正。我们现在的重点并不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用数据处理的概念来了解经济学。

所有的权力都去了哪儿？

政治科学家也逐渐把人类政治结构理解成数据处理系统。民主和专制在本质上是两套关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对立机制。专制使用集中式处理，而民主则喜欢分散式处理。民主在过去几十年里占得上风，是因为在20世纪晚期的具体情境中，分散式处理的效果更佳。如果换一个情境（比如古罗马帝国时代），反而可能是集中式处理拥有优势，让罗马共和国衰落，权力从元老院（Senate）和公民大会（Popular Assemblies）转移到专制皇帝的手中。

这意味着，如果数据处理的情境在21世纪再次改变，民主制度也可能衰败，甚至消失。随着数据量和流通速度双双提升，选举、政党、国会这些制度就可能遭到淘汰；原因不在于不符合伦理道德，而是无法有效处理数据。当时这些机构发展的背景，是政治的脚步走得比科技更快。在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够慢，于是政客和选民仍能领先一步，规范及操纵发展的路线。然而自蒸汽时代以来，政治的节奏没有多大改变，但科技已经从一挡切换到四挡。科技革命的脚步快到让政治追不上，不管是国会议员还是选民，都失去了对科技的控制。

互联网的兴起，能让我们一窥未来。现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及安全来说，网络空间都不可或缺。但讲到网络设计的各种不同选项，虽然仍牵扯到主权、边界、隐私、安全等传统政治议题，却并未借助民主政治过程来决定。有人曾经投票决定网络空间该是什么形状吗？网络设计者的种种决定未受公众监督，因此今日的互联网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管束的自由区域，侵蚀国家主权、无视边界、破坏隐私，可能正是最可怕的全球安全风险。10年前还几乎没人想过这种可能性，但今日的政府官员忧心忡忡，认为网络“9·11”已经一触即发。

于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热议重组互联网的可能，但错过了在一开始干预的时机，现在木已成舟，要改变现有制度就难上加难。此外，等到笨重的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进行网络监管，互联网早已又演进了10次。政府这只乌龟，永远追不上科技这只野兔，就这样被数据压得无法动弹。美国国安局或许能够监控每个人说的每句话，但看到美国外交纰漏不断，就知道华盛顿虽然拥有所有数据，却没人知道该怎么运用。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知道得如此清楚，但也鲜有政府能够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反应笨拙。这就像打牌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手有什么牌，却不知怎么搞的，总是一输再输。

在未来几十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互联网的革命，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警觉。现今民主制度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的速度太过缓慢，而且大多数选民对生物学和控制论（cybernetics）的认识也不足，无法形成切中要点的意见。因此，传统民主政治正逐渐失去控制，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未来愿景。

普通选民也开始意识到，民主机制已经不再能够为他们带来权力。世界正在变化，但他们摸不清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权力正在转移，但选民不知道权力去了哪儿。在英国选民的想象中，权力被欧盟夺走了，所以他们投票脱欧。而在美国选民的想象中，是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所有权力，所以他们支持反体制的候选人，比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可悲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所有的权力去了哪儿。就算英国离开欧盟、特朗普接掌白宫，权力也绝对不会回到普通选民身上。

这并不代表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将会重演。就算是专制政权，似乎同样无力应对科技发展的脚步或数据流的数量和速度。在20世纪，独裁者对未来自有一套宏伟愿景，例如法西斯主义，希望彻底摧毁旧世界，再建起新世界。不论你对希特勒等独裁者有何看法，都不可能说他们没有愿景。而到了今天，理论上领导者的愿景应该会更为宏伟，毕竟过去的纳粹不过是有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就想打造出新的社会，今天我们可还有生物科技和超级计算机任君使用呢。

在科幻电影的剧情里，希特勒一样的政客，一心夺取各种新科技，用来实践各式极端政治理想。但回到21世纪早期，就算在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这些国家，实际的领导人和好莱坞电影里的形象根本是两回事。那些人看起来可没有什么美丽新世界的愿景。就算是金正恩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他们做过的最疯狂的梦仍然不过就是原子弹和弹道导弹之类的，还完全停留在“二战”时期。普京似乎也只是想重建旧的苏联集团，甚至是更早的沙皇帝国。与此同时，偏执的美国共和党人大骂奥巴马是个无情的独裁者，说他阴谋破坏美国社会的基础，但过了8年总统任期，奥巴马费尽心力也只是勉强推动了一个小小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不论是创造新世界还是新人类，都完全不在他的议题之列。

正因为科技进步如此迅速，不论国会还是独裁者都被来不及处理的数据压得喘不过气，现今政治人物的眼界，要比一个世纪前狭窄太多。于是，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维持着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政府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方。

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好事。有鉴于20世纪某些宏大政治愿景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或许官僚系统胸无大志也是种幸福。有了神一般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几乎肯定是场灾难。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所有重大决策最好都交给自由市场来决定，结果这就成了政客无为和无知的借口，还认为这种做法是大智慧。对政客来说，反正一切交给市场就好，自己何必要懂这个世界呢？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然而，科技已有了神一般的能力，政治却短视而无远景，这样的搭配仍有问题。毕竟愿景不一定是坏事，而缺乏愿景也不一定是好事。20世纪，反乌托邦的纳粹愿景并不是自己分崩离析，而是被自由主义同样宏伟的愿景击败。之所以不该将未来完全交给市场力量来决定，是因为这些力量造成的结果可能只利于市场，而不见得有利于人类或全世界。市场那只手不仅人类看不见，而且它本身也是盲目的。如果完全不加约束，面对类似全球变暖的威胁或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时，市场就有可能毫无作为。

有些人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黑手。可能不是民主政客或独裁统治者，而是一小群亿万富翁，现在正偷偷掌控着这个世界。然而这种阴谋论太过轻视系统的复杂度，站不住脚。只是几个亿万富翁在小房间里抽着雪茄、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是绝不可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更不用说要控制一切了。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些冷酷的亿万富翁和少数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能看清全貌，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在混乱的系统中，集中视野反而有其优势，而亿万富翁的权力大小又与目标大小息息相关。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想再赚10亿美元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轻松操弄一下相关系统就能办到。但如果是想消弭全球的不平等、阻挡全球变暖，这些系统太过复杂，就算最富有的一群人也做不到。

然而，权力真空的状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如果传统政治结构在21世纪无法迅速处理数据，形成有意义的愿景，就会出现更有效率的新结构，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些新的结构可能完全不同于任何先前的政治制度，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建立并控制这些结构。如果人类自己完成不了这项任务，或许该让其他候选者来试试。

概括历史

根据数据主义的观点，可以把全人类看作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而每个个人都是里面的一个芯片。这样一来，整部历史的进程就要通过4种方式，提高系统效率：

1.增加处理器数量。 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运算能力会高于拥有1000人口的村庄。

2.增加处理器种类。 处理器不同，运算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就不同。因此，如果单一系统拥有不同种类的处理器，就能增加其动力与创意。农民、祭司和医生对话中所产生的想法，可能是狩猎采集者之间怎么谈都不会谈到的。

3.增加处理器之间的连接。 如果只是增加处理器数量和种类，但彼此之间无法连接，仍然没有意义。10个有贸易网络连接的城市，产出的经济、科技与社会创新通常会高于10个孤立的城市。

4.增加现有连接的流通自由度。 如果数据无法自由流通，仅仅连接处理器也不会有什么用处。这就像是在10个城市之间修建了道路，但路上满是劫匪，商人或旅行者难以通行，这条路的作用也就会大打折扣。

这4种方法常常互相矛盾。处理器的数量和种类越多，自由连接就越困难。因此，智人数据处理系统的建构分成四大阶段，各自强调不同的方法。

第一阶段始于认知革命，开始能够将大量智人连接为单一数据处理网络。这一点让智人拥有超乎其他人类及动物物种的关键优势。对尼安德特人、黑猩猩或大象来说，能够连接成单一网络的个体数量有限，但智人却打破了这个限制。

智人运用其数据处理优势，走向了世界各地。但随着智人分散到不同区域、感受不同气候，就开始彼此失去联系，经历不同的文化变革，形成各式各样的人类文化，各有其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世界观。因此，历史的第一阶段就是增加人类处理器的数量及种类，但同时牺牲了连接：两万年前的智人数量远多于7万年前，但欧洲智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于中国的智人。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并无连接，也几乎不可能在某天所有智人连接成单一的数据处理网络。

第二阶段从农业革命开始，持续到大约5000年前，其间发明了文字和金钱。农业加速了人口增长，使人类处理器数量急剧上升。同时，农业让更多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地方网络，各自拥有数量空前的处理器。此外，农业也为各个网络创造动机和机会，鼓励彼此贸易沟通。但即使到了第二阶段，仍然是离心力唱主角。因为没有文字和货币的概念，人类难以建立城市、王国或帝国，仍然只是分散在无数个小部落，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要说所有人类会团结形成一体，在当时简直是痴人说梦。

第三阶段始于大约5000年前，当时发明了文字和货币，结束于科学革命开始前。有了文字和货币之后，人类合作的重力场最终摆脱了离心力，让各个团体融合起来，形成城市和王国，而各个城市和王国的政治和商业联结也更为密切。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出现了钱币、帝国和普世宗教）之后，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想象着要建立涵盖整个地球的单一网络。

到了第四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大约始于1492年，这个梦想成为现实。早期的现代探险家、征服者和交易商，一起编织出了覆盖整个世界的最初的几条线。到了现代晚期，这些线变得更加结实紧密，哥伦布时期已如同蛛网，到了21世纪更是形成了钢铁和沥青构成的网络。更重要的是，信息能够在这个全球网络里越来越自由地流动。哥伦布刚刚把欧亚网络和美洲网络相联时，每年只有极少的信息能够越过海洋，还得应付各种文化偏见、严格审查和政治打压。但渐渐地，不论是自由市场、科学社群、法治概念还是民主传播，都有助于消除种种障碍。我们常常想象，民主和自由市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们比较“好”。但事实上，它们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改善了全球数据处理系统。

于是，在过去的7万年间，人类先扩散，再分成不同群体，最后再次合并。但合并并不代表一切回到原点。过去的多元族群融入今天的地球村时，各自都带着思想、工具和行为上的独特传承，呈现一路走来的收集与发展成果。在现代的食品柜里，就有中东的小麦，安第斯地区的马铃薯，新几内亚的糖，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同样，我们的语言、宗教、音乐和政治，也充满着来自地球各地的传世宝藏。

如果人类整体就是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它的产出是什么？数据主义者会说，其产出会是一个全新的甚至效率更高的数据处理系统，称为“万物互联网”（Internet-of-All-Things）。只要这个任务完成，智人就会功成身退。

信息渴求自由

一如资本主义，数据主义一开始也是一个中立的科学理论，但正逐渐成为要判别是非的宗教。而对这个新宗教来说，最高的价值就是“信息流”。如果生命就是信息流，而我们又认为生命是好的，下一步就是让全宇宙的信息流更深、更广。数据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并不神圣，智人并非造物主的巅峰之作，也不是未来神人的前身。人类只是创造万物互联的工具，而万物互联可能从地球这个行星向外扩张，扩展到整个星系，甚至整个宇宙。这个宇宙数据处理系统如同上帝，无所不在、操控一切，而人类注定会并入系统之中。

这种概念让人回想起某些传统宗教愿景，印度教相信人类能够也应该融入整个宇宙共有的灵魂（atman）；基督教教徒则相信，圣人死后会获得上帝的无限恩典，而罪人则是切断了与上帝的联结。事实上在硅谷，数据主义的先知就在刻意运用传统上的各种救世说词。例如雷·库兹韦尔的预言书就叫作《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呼应施洗约翰的呼喊“天国近了”（《马太福音》3：2）。

数据主义者告诉那些还崇拜着血肉之躯的人：你们已经太依赖一种过时的科技了，智人就是个该淘汰的算法。这么说吧，人类有什么能胜过鸡的地方呢？唯一的一点，就是人类的信息流模式比鸡复杂得多。人类能够吸收更多数据，处理信息的算法也优于鸡。（一般来说，人类有更深的情感、更高的智力。但请别忘记，就现在的生物科学看来，情感和智力也不过都是算法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创造出某个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比人类吸收更多的数据，处理信息算法的效率也比人高，是不是这个系统就能胜过人，正如人类胜过鸡？

数据主义不只是空谈理论，而是像每一种宗教一样都拥有实际的诫命。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就是数据主义者要连接越来越多的媒体，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息，让数据流最大化。数据主义也像其他成功的宗教，有其传教使命。它的第二条诫命，就是要把一切连接到系统，就连那些不想连入的异端也不能例外。而且这里指的一切并不只是人，而是一切事物。人类的身体自不必说，还包括街上行驶的车、厨房里的冰箱、鸡舍里的鸡、树林里的树，一切都要连接到万物互联网上。以后，冰箱就会监视鸡蛋还剩几颗，并在需要补货时自动通知鸡舍。汽车能够互相交谈，树木则会报告天气和二氧化碳含量。我们不会容许宇宙的任何部分与这个伟大的生命网络分开，而如果斗胆阻碍数据的流通，就是犯了大罪。信息不再流通，与死亡有何异？因此对数据主义来说，信息自由就是最高的善。

人类很少真正能够想出全新的价值观。上一次提出已经是18世纪，人文主义革命开始宣扬人类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种令人激动的理想。而自1789年以来，虽然也有许多战争、革命和动荡，人类却并未想出什么新的价值观。后来的各种冲突及斗争，都是以前面提过的三种人文主义价值观为名，或者基于更早的价值观，例如要服从上帝、服务国家。数据主义是自1789年以来第一个真正创造新价值观的运动，而这个新价值观就是“信息自由”。

新的“信息自由”与过去自由主义所谈论的“言论自由”不能混为一谈。言论自由赋予的对象是人类，保护的是人类思考及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权利，当然也保护他们缄默、把想法放在心中的权利。相较之下，信息自由所赋予的对象并非人类，而是信息。而且在这种新价值观看来，信息自由流通的权利应该高于人类拥有并限制数据流通的权利，因此可能侵犯到人类传统的言论自由。

2013年1月11日，数据主义出现了第一位殉道者：艾伦·施瓦茨（Aaron Swartz）。这位26岁的美国黑客在自家公寓自杀身亡。施瓦茨是个不世出的天才，14岁就协同开发出了关键的RSS（简易信息聚合）通信协议。而他也是信息自由的坚定信徒，曾在2008年发表《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呼吁应让信息流完全自由、不加限制。施瓦茨在宣言中表示：“无论现在信息储存在何处，我们都必须获得这些信息，复制并与全世界分享。我们必须收集没有版权限制的内容，并为这些内容建档。我们必须购入那些未公开的数据库，将内容公布在网上。我们必须下载科学期刊，上传到文件共享网络。我们必须为了开放访问，如游击队般奋战。”

施瓦茨说到做到。用户必须向期刊数据库JSTOR付费，才能获得论文，这让他十分恼火。JSTOR数据库有数百万份科学论文和研究成果，完全支持科学家和期刊编辑享有言论自由，但也支持这些人认为想读文章就该付钱的自由。JSTOR认为，在作者研究创造出某种想法之后，如果想以此获得部分报酬，应该是作者的权利。施瓦茨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信息也想要自由，这些想法并不属于创造它们的人，把信息锁在墙后、必须付费才能获得的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他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网络进入JSTOR，下载了数十万份科学论文，打算全部公开到互联网上，让人人可以自由阅读。

施瓦茨遭到逮捕，被送上法庭。他在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定罪并入狱之后，便上吊自杀了。对于控告施瓦茨侵犯信息自由的学术和政府机构，黑客们发动了各种请愿和攻击。面对这种压力，JSTOR对自己在这起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表示歉意，并开放了许多（但仍非全部）数据内容供免费使用。

*

为了说服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数据主义的传教士一再解释信息自由有多大的好处。就像是资本主义相信一切的善都来自经济增长，数据主义相信一切的善（包括经济增长）都来自信息自由。为什么美国增长比苏联快？因为信息流动在美国更自由。为什么美国人比伊朗人或尼日利亚人更健康、更富有、更幸福？都是多亏了信息自由。所以，如果想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关键就是要释放数据，给它们自由。

我们已经看到，谷歌能够比传统卫生机构更快察觉到流行病的暴发，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允许谷歌自由存取我们产出的信息。数据如果能自由流动，同样也能减少污染和浪费。例如通过信息自由，让交通运输系统效率更高。2010年，全球的私家车已经超过10亿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车辆污染地球，浪费大量资源，更别说还得为此不断拓宽道路、增设停车位。民众已经习惯私家车的便利，不太可能再回头搭公交车和火车。但数据主义指出，民众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车辆本身，而是移动的便利，只要有优秀的数据处理系统，就能简单又有效地提供这种移动的便利。

我自己也有一辆车，但多半就是停着。就我平常的一天来说，早上8点04分开车，半小时到大学，把车停好，就放着一整天。18点11分我又回到车上，开车半小时回家，就这样。所以，我每天只有1个小时会用到车，何必另外23小时还要把车留着呢？如果有个智能共乘系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能让计算机知道我需要在8点04分离开家，由计算机在那个时候把最近的无人驾驶汽车调过来，准时让我上车。把我送到大学之后，这辆车就能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在停车场白白等待。到了18点11分，我走出大学校门，就会有另一辆全民共享的无人驾驶汽车停在我旁边，带我回家。这样一来，只要有5000万辆共享的无人驾驶汽车，就能取代10亿辆私家车，而且所需的道路、桥梁、隧道和停车空间都会大大减少。但如果想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就得放弃隐私，允许算法永远知道我身在何处、想去何方。

记录、上传、分享！

但也有可能，你根本早就信奉了数据主义（特别是20岁以下的人）。有些人其实很愿意成为数据流的一部分，就算这代表着放弃隐私、自主性和个别性，他们觉得这无伤大雅。人文主义艺术推崇个别的天才，所以就算毕加索在餐巾上随笔涂鸦，也能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卖出几百万美元。人文主义科学赞扬的是个别的学者，因此每个学者都希望自己哪天能成为在《科学》（Science）或《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然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和科学创作成于“所有人”的不断合作。是谁丰富了维基百科？我们所有人。

“个人”正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系统里的微小芯片，而这个巨大系统却没人真正了解。每天我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文章吸收无数数据，处理这些数据，再通过更多电子邮件、电话和文章，传回新的数据。但我真的不知道，在整个宏观的架构中，我究竟身处何处？我所产出的那些数据，又如何与其他几十亿人或计算机产出的数据连接？而且我也没有时间找出答案，因为光是回复电子邮件就已经耗尽我的时间。而随着我提升效率，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更多信息，也就是回复更多电子邮件、打更多电话、写更多文章，反而让身边的人淹没在更多的数据之中。

这种无情的数据流带来了新的发明和破坏，而且不在任何人的计划、控制或理解之中。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全球经济如何运作，也没有人知道全球政治将走向何方。但也没有人真的需要理解这一切。你该做的，就只是回信回得更快（而且允许系统存取这些内容）。正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信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数据主义相信数据流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随着全球数据处理系统变得全知全能，“连接到这个系统”也就成了所有意义的来源。人类之所以想要融入这个数据流，正是因为只要成为数据流的一部分，你就会加入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传统宗教向你保证，你说的每个字、你的每个举动，都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上帝一直看着你，也在意你的所有想法与感受。至于现在的数据宗教则说，你说的每个字、你的每个举动，都是伟大数据流的一部分，算法一直看着你，也在意你的所有想法与感受。大多数人都对此非常满意。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要他们脱离数据流，就等于是要冒着失去生命意义的风险。如果你有了某种感受，而别人都不知道，也并未对全球信息交换有任何贡献，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文主义认为所有的体验发生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从自己的心里找出一切事物的意义，进而为宇宙赋予意义。数据主义则认为，经验不分享就没有价值，而且我们并不需要（甚至不可能）从自己心里找到意义。我们该做的，就是要记录自己的体验，再连接到整个大数据流中，接着算法就会找出这些体验的意义，并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20年前，日本游客因为总是拿着相机照个不停，曾经受到全世界的嘲笑，但现在人人都是如此。如果你现在去印度看到一头大象，你不会看着这头大象问问自己心中的感受，而是会手忙脚乱掏出智能手机，赶快照张相，上传到脸谱网，再每隔两分钟就检查一下，看看集到了多少个赞。在前几代人中，写日记只给自己看是很常见的人文主义习惯，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这完全没道理。如果没有其他人读到，写了岂不是白写？现代的新座右铭是：“如果你体验到了什么，就记录下来。如果你记录下了什么，就上传。如果你上传了什么，就分享。”

我们在这本书里不断问着，究竟是什么让人优于其他动物？数据主义有一个全新而又简洁的答案。就个体而言，人类的体验并不比狼或大象的体验来得优越。只要是数据，都无高下之别。然而，人类可以把自己的体验吟成诗、写成博客，再发表到网络上，使全球数据处理系统更为丰富。就是这样，才让他们的数据有了意义。狼做不到这件事，因此虽然狼的各种体验可能一样深远复杂，却毫无价值。这也就难怪我们会急着将自己的体验转化为各种数据。这不是赶不赶流行的问题，而是个生存问题。我们必须向自己和系统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而且价值不在于单纯拥有体验，而在于能将体验转化为自由流动的数据。

顺便提一下，就算是狼（至少是与它们血缘很近的狗）的体验，现在也可能会产生意义。现在已经有一家名为“不再只是汪汪汪”（No More Woof）的公司，正在开发一种能够读懂犬类体验的头盔。这个头盔会监测狗的脑波，再用计算机算法把一些简单的情绪（比如“我很生气”）翻译成人类语言。 所以，你的狗可能也快要有它的脸谱网或推特账户了，搞不好还会比你得到更多赞或是有更多粉丝。

认识你自己

数据主义既非自由主义，亦非人文主义。但要特别强调一点：数据主义并不反对人文主义。数据主义对人类的体验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并不认为经验在本质上有何价值。前面审视三大人文主义教派时，我们曾问过哪个体验最有价值：是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查克·贝里、矮人进行曲或是狼嚎？就数据主义看来，这整件事根本是抓错重点，因为衡量音乐的价值，该看的是它带来多少数据，而不是它创造了什么经验。举例来说，数据主义就会认为，如果与矮人进行曲相比较，命运交响曲用了更多和弦和音阶，而且创造出更多在不同音乐风格间的对话，于是你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才能解读命运交响曲，由此也会获得更多的知识。

根据这个观点，音乐也是数学模式，也就能用数学来描述每个音乐作品，以及任何两首曲子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所有的交响乐、歌曲和号叫都能测量出精确的数据值，确定哪个最为丰富。至于它们对人类或狼所创造的体验，其实并不重要。的确，在过去大约7万年间，人类的经验是整个世界最有效的数据处理算法，确实有理由多加推崇。但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到达临界点，人类算法将被取代，甚至成为负担。

人类是从数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开始进化，这套算法并非天生用来应付处理21世纪的数据流。我们可以试着升级人类数据处理系统，但光这样还不够。万物互联可能很快就会创造出庞大而快速的数据流，就算是升级后的人类算法也无法处理。汽车取代马车，我们并不是让马升级，而是直接让马退休。或许，智人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

数据主义对人类采用严格的功能观点，完全依据能在数据处理机制上发挥多少功能来评估人类体验的价值。如果我们研发出能够具备相同功能而又更有效率的算法，“人类体验”这套算法就会失去价值。因此，如果不只是出租车司机和医生，就连律师、诗人和音乐家都能被更厉害的计算机程序取代，又何必要在意这些程序有没有意识、有没有主观经验呢？如果人文主义又开始赞颂人类经验的神圣，数据主义会觉得这是个打着情感牌的谎言。“你所称赞的体验，只是一种过时的生化算法。在7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这种算法可说是顶尖，而且就算到了20世纪，仍然对军队和经济至关重要。但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好的算法。”

在许多好莱坞科幻电影的高潮里，人类面临外星人入侵舰队的机器人大军，又或是要消灭全人类的全知超级计算机，一切看来人类注定会灭亡。但人类总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要感谢的就是所有外星人、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所未曾怀疑也无法看穿的东西：爱。就像在《黑客帝国》（Matrix）里，主角原本完全被超级计算机玩弄于掌心，被邪恶的机器人射了满满一轮子弹，但受到爱人的启发，就忽然大显神威，彻底扭转局势。就数据主义看来，这整个场景实在太荒谬了。它会对好莱坞编剧嗤之以鼻：“拜托，你就只能编出这种玩意儿啊？爱？而且还不是什么柏拉图式的大爱，只是两只哺乳动物的肉体吸引？你还真以为，如果全知的超级计算机或外星人都要征服整个星系了，还会被激素暴发这种小事糊弄？”

*

数据主义将人类体验等同为数据模式，也就破坏了我们的主要权威和意义来源，带来自18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宗教革命。在洛克、休谟和伏尔泰的时代，人文主义认为“上帝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但现在数据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道：“没错，上帝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但人类的想象力一样只是生化算法的产物。”在18世纪，人文主义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人为中心，把神推到了一旁。而在21世纪，数据主义则可能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把人推到一边。

数据主义革命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才能成功，但人文主义革命也不是一夜之间忽然成功。一开始，人类一直相信上帝，认为人类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人类由神所创，有某种神圣的目的。要到许久之后，才有一些人敢说人类的神圣是靠自己，而上帝根本不存在。同样，今天大多数的数据主义者认为，万物互联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由人所创，要满足人类的需求。但到最后，万物互联可能只要靠自己就有了神圣的意义。

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转变并不只是一场哲学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会真真切切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所有真正重要的革命，都会有实际的影响。人文主义认为“人类发明了上帝”，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有深远的实际影响。同样，数据主义认为“生物是算法”，这同样有深远的实际影响，不容小觑。所有的想法都要先改变我们的行为，接着才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在古巴比伦，每当人们面临两难时，都会在黑暗的夜里爬到神庙顶，仰望天空。人们相信是星星控制他们的命运，预测他们的未来，于是会用观星的结果决定是否结婚、耕田、发动战争。原本的哲学信念，转化成非常实际的日常作为。

但像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圣经》宗教，则讲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这些星星会说谎。星星是由上帝所创，而上帝早在《圣经》里就揭示了完全的真理。所以不要再观星了，读读《圣经》吧！”而这也是个非常实际的建议。每当人们不知道如何选择结婚对象或职业，又或是否应该开战，就会遵照《圣经》的指示。

但接着出现了人文主义，又讲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是人类发明了神，写了《圣经》，而且用了上千种方式加以诠释。所以，人类本身才是一切真理的本源。虽然可以把《圣经》当作一部颇具启发性的人类作品来读，但其实不一定需要这样。如果你面临两难局面，只要聆听自己，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就够了。”接着，人文主义也提供各种详细的实际指导及建议，告诉你如何聆听自己，比如看日落、读歌德的作品、写个人的私密日记、和密友谈心，还有举行民主选举。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同样接受了人文主义的这些指导。就算是物理学家想知道该不该结婚，也会去看看日落，想多多聆听自己的内心。就算是化学家考虑该不该接受某个似乎有麻烦的工作机会，也会写日记、找好友谈心。就算是生物学家争论该不该开战或签署和平条约，也会进行民主投票。就算是脑科学家要把自己震惊四座的发现写成书，也常常在第一页引用歌德的诗句。这正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之间现代联盟的基础，维持了现代微妙的阴阳平衡：情感与理性，博物馆与实验室，超市与生产线。

科学家不仅认为人类的感觉是神圣的，甚至还为此找出了很好的进化理由。在达尔文之后，生物学家开始提出解释，认为所谓感觉也是通过演化千锤百炼的复杂算法，能够帮助动物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类的爱情、恐惧和热情，并不只是能用来写诗的暧昧灵性，反而是体现了几百万年来的务实智慧。读《圣经》，收获的是古代耶路撒冷几位神父和拉比的建议；相较之下，聆听内心的声音，遵循的是几百万年进化而成的算法，而且这套算法已经通过了自然选择的最高规格测试。你的感觉正是几百万祖先的声音，而且他们都撑过了严酷的环境，成功生存和繁衍下来。当然，你的感觉并不见得总是准确，但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指导更可靠。几百万年以来，人的感觉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算法。因此，就算是在孔子、穆罕默德或斯大林的时代，人也应该聆听自己的感觉。

但到了21世纪，感觉不再是全世界最好的算法。我们正在开发更优秀的算法，能够充分利用前所未有的运算能力和庞大的数据库。谷歌和脸谱网的算法不仅完全知道你的感觉，还知道许许多多你自己浑然未觉的事。所以，别再聆听自己内心的感觉，听听这些外部算法怎么说。等到算法不仅能知道每个人的投票意向，甚至还能从根本的神经原因分析为何某人投民主党、另一人投共和党时，又何必举行什么民主投票呢？过去的人文主义呼吁着：“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现在的数据主义则呼吁：“聆听算法的意见！”

在你考虑结婚对象或职业又或是否应该开战的时候，数据主义告诉你，别再浪费时间爬上高山看落日了。至于去博物馆、写日记或与朋友谈心也是多此一举。没错，想做出正确决定，你确实要进一步认识自己。但在21世纪，已经有了比登山、去博物馆或写日记更好的办法。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数据主义指示：

“你想了解真实的自己？”数据主义这么问，“不用爬山或去博物馆了，做DNA测试了没？还没？！你在等什么？今天就去做！而且还要告诉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大家都要去做。他们的数据对你也非常重要。另外，听说过这些可穿戴式的生物统计装置吗？这些装置会每天24小时测量你的血压和心跳。听过？很好，那就去买一个，连接到智能手机上。另外，顺便买个便携式摄影机和麦克风，把你做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放到网络上。还有，要允许谷歌和脸谱网存取你所有的电子邮件，监测所有聊天记录和邮件，并且记录你所有的点赞和网络点击。只要这些都做到了，万物互联的伟大算法就能告诉你该跟谁结婚、挑什么工作，以及是否开战。”

这些伟大的算法都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数据主义的神秘之处了。就像基督教认为人类无法理解上帝和他的计划，数据主义也认为人类的大脑无法理解新的终极算法。当然，目前的算法多半是由人类黑客所写的，但那些真正重要的算法（比如谷歌搜索的算法），背后都有巨大的开发团队。每个成员只懂拼图的一小块，没有人真正能够全盘理解整个算法。另外，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兴起，有越来越多算法会独立演进、自我改进、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些算法分析的数据量是天文数字，绝非人力可及，而且它们也能找出人类找不出的模式，采用人类想不到的策略。最早的种子算法或许是由人类开发的，但随着算法逐渐发展，就会走出自己的路，前往人类未曾踏足之地，而且人类也无力追寻。

数据流里的一片涟漪

数据主义当然也会面临批评及异见。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生命究竟能不能简化为数据流，还有待商榷。特别是我们也还不清楚，数据流究竟如何或为何能够产生意识和主观经验。或许在未来20年，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但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来生物与算法还是不同。

同样有待商榷的一点，在于生命是否真的只是做出各种决策。在数据主义的影响下，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心投入研究决策过程，仿佛这就是生命的全部。但是否真的如此？知觉、情绪和想法当然对决策很重要，但这就是它们唯一的意义吗？数据主义越来越了解决策过程，但对于生命的看法却可能越来越偏狭。

要对数据主义提出批判，可能不仅是21世纪最大的科学挑战，更是最急迫的政治和经济议题。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自问，把生命当作数据处理和决策时，是否遗漏了什么因素？在这世界上，会不会有什么无法简化成数据？如果在所有已知的数据处理任务上，无意识算法终于完全胜过了有意识的人类智能，一旦我们用前者取代后者，可能会失去什么？

当然，就算数据主义有错，生物不只是算法，也不一定能阻止数据主义接管世界。过去就有许多宗教，虽然在事实上不尽正确，却也是大受欢迎、大权在握。如果基督教和政治风潮都能如此，数据主义何独不然？而且，因为数据主义正传播到所有科学学科，前景一片光明。只要能成为统一的科学范式，就很容易成为一个难以撼动的教条。要反驳科学范式并非易事，但到目前为止，从没有哪个科学范式真正得到整个科学界一致的采用。于是，某个领域的学者总是能从外部带入一些异端观点。但如果包括音乐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内的每个人都采用了同样的数据主义范式，各种跨学科研究只会让这个范式不断增强。这样一来，就算范式本身仍有缺陷，趋势也极难抵抗。

如果数据主义成功征服世界，人类会发生什么事？一开始，数据主义可能会让人文主义加速追求健康、幸福和力量。数据主义正是通过承诺满足这些人文主义愿望而得以传播。而为了获得永生、幸福快乐、化身为神，我们就需要处理大量数据，远远超出人类大脑的能力，也就只能交给算法了。然而，一旦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算法，人文主义的议题就可能惨遭淘汰。只要我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秉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看来也就不再那么重要。都已经出现远远更为优秀的数据处理模型了，何必再纠结于这么过时的数据处理机器呢？我们正努力打造出万物互联，希望能让我们健康、快乐，拥有强大的力量。然而，一旦万物互联网开始运作，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级成芯片，再降成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块泥土。

于是，数据主义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正如人类对其他动物所造成的威胁。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不论面对任何事物，都以它在这个网络中有何功能来给予评价。几千年来，这让人充满了自尊和偏见。人类在这个网络中执行着最重要的功能，也就很容易认为自己是这个网络所有成就的主要功臣，并认为自己就是造物的巅峰。至于其他所有动物，因为它们执行的只是网络中次要的功能，于是其生命和经验都遭到低估；只要动物不再能发挥任何功能，就躲不开惨遭灭绝的命运。然而，一旦人类对网络也不再能发挥重要功能，就会发现自己到头来也不是造物的巅峰。我们自己设定的标准，会让我们也走上长毛象和白鳍豚的灭绝之路。到时回首过去，人类也只会成为宇宙数据流里的一片小小涟漪。

*

我们无法真正预测未来，因为科技并不会带来确定的结果。同样的科技，也可能创造出非常不一样的社会。举例来说，火车、电力、无线电、电话这些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科技，就能催生出法西斯政权或自由民主政体。让我们以朝鲜半岛两国为例：两国曾经可以获得相同的科技，但最后选择的用法只能说是南辕北辙。

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兴起肯定将改变世界，但并不代表只会有一种结局。书中讲到的一切情境，都只是可能性，而非预言。如果你觉得某些可能性令你反感，欢迎运用各种新思维或采取新行动，让那些可能性无法实现。

然而，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通常会受限于当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要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行动并非易事。本书追溯了目前各种制约条件的起源，希望能够让我们稍微从中松绑，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思考我们的未来。本书所做的，并不是断言未来必会如何而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窄，而是希望让我们把视野放宽，体察到还有其他更多选项。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没有人真正知道2050年的就业市场、家庭或生态将会是什么样子，又或是由哪些宗教、经济和政治制度主导世界。

但放宽视野也可能造成副作用，让我们比以往更加困惑和不知所措。面对这么多情况和可能性，该注意些什么？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比以往更快，而我们又已被海量的数据、想法、承诺和威胁所淹没。人类正逐渐将手中的权力交给自由市场、群众智能和外部算法，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类无力处理大量数据。过去想阻挡思想言论，做法是阻挡信息流通。但到了21世纪想阻挡思想言论，反而靠的是用不相关的信息把人淹没。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常常浪费时间研究辩论无关紧要的议题。在古代，力量来自有权获得资料。而到今天，力量却是来自知道该忽略什么。所以，面对这个混沌世界的一切，我们究竟该注意什么？

如果思考的是未来几个月的情形，注意的可能就是当下的问题，比如中东动乱、欧洲难民危机、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如果思考的是未来几十年的情形，注意的就是全球变暖、不平等的恶化，以及就业市场的破坏。但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生命，其他的问题或发展的重要性，都比不过以下三项彼此息息相关的发展：

1.科学正逐渐聚合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教条之中，也就是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是进行数据处理。

2.智能正与意识脱钩。

3.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这三项发展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仍能常挂于心：

1.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

2.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

3.等到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有什么变化？

1. [1] .例如参见：Kevin Kelly,What Technology Wants(New York: Viking Press, 2010); César Hidalgo,Why Information Grows:The Evolution of Order, From Atoms to Economies(New York:Basic Books, 2015); Howard Bloom,Global Brain:The Evolution of Mass Mind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21st Century(Hoboken:Wiley, 2001); DuBravac,Digital Destiny.

2. [2] . Friedrich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35:4 (1945):519–30.

3. [3] . Kiyohiko G. Nishimura,Imperfect Competition Differential Information and the Ma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Frank M. Machovec,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 2002); Frank V. Mastrianna,Basic Economics, 16th edn (Mason:South-Western, 2010), 78–89; Zhiwu Che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 Future of Hong Kong’,Hong Kong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74 (2003); Randall Morck, Bernard Yeung and Wayne Yu,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Stock Markets:Why Do Emerging Markets Have Synchronous Stock Price Movement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58:1 (2000), 215–60; Louis H. Ederington and Jae Ha Lee, ‘How Markets Process Information:News Releases and Volatility’,Journal of Finance48:4 (1993), 1161–91; Mark L. Mitchell and J. Harold Mulherin, ‘The Impact of Public Information on the Stock Market’,Journal of Finance49:3 (1994):923–50; Jean-Jacques Laffont and Eric S. Maskin,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and Insider Trading on the Stock Marke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1 (1990), 70–93; Steven R. Salbu, ‘Differentiated Perspectives on Insider Trading:The Effect of Paradigm Selection on Policy’,St John’s Law Review66:2 (1992), 373–405.

4. [4] . Valery N. Soyfer, ‘New Light on the Lysenko Era’,Nature339:6224 (1989), 415–20; Nils Roll-Hansen, ‘Wishful Science:The Persistence of T. D. Lysenko’s Agrobiology in the Politics of Science’,Osiris23:1 (2008), 166–88.

5. [5] . William H. McNeill and J. R. 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New York:W. W. Norton, 2003).

6. [6] . Aaron Swartz, ‘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 July 2008,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s://ia700808.us.archive.org/17/items/GuerillaOpenAccessManifesto/Goamjuly2008.pdf; Sam Gustin, ‘Aaron Swartz, Tech Prodigy and Internet Activist, Is Dead at 26’,Time, 13 January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business.time.com/2013/01/13/tech-prodigy-and-internetactivist-aaron-swartz-commits-suicide; Todd Leopold, ‘How Aaron Swartz Helped Build the Internet’, CNN, 15 January 2013, 22 December 2014, http://edition.cnn.com/2013/01/15/tech/web/aaron-swartz-internet/; Declan McCullagh, ‘Swartz Didn’t Face Prison until Feds Took Over Case, Report Says’, CNET, 25 January 2013,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4, http://news.cnet.com/8301–13578_3–57565927–38/swartz-didnt-face-prison-until-feds-took-over-case-report-says/.

7. [7] . John Sousanis, ‘World Vehicle Population Tops 1 Billion Units’,Wardsauto, 15 August 2011, accessed 3 December 2015, http://wardsauto.com/news-analysis/world-vehicle-population-tops-1-billion-units.

8. [8] . ‘No More Woof’, 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ts/no-more-woof.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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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Triumph of Death, c.1562, Bruegel, Pieter the Elder © The Art Archive/Alamy Stock Photo.

3. © NIAID/CDC/Science Photo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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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4世纪法国手稿中的“死亡与死去”：Pilgrimage of the Human Lif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 Art Media/Print Collector/ Getty Images.

6. © CHICUREL Arnaud/Getty Images.

7. © American Spirit/Shutterstock.com.

8. © Imagebank/Chris Brunskill/Getty Images/Bridgeman Images.

9. © H. Armstrong Roberts/ClassicStock/Getty Images.

10. © 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G.Nimatallah/Bridgeman Images.

11.图示：全球大型动物数量饼图。

12. Detail from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the Sistine Chapel, Vatican City © LessingImages.

13. © Balint Pornecz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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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

18. © 2004 TopFoto.

19. © NOVOSTI/AFP/Getty Images.

20. Rudy Burckhardt, photographer.Jackson Pollock and Lee Krasner papers, c.1905–1984.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he Pollock–Krasner Foundation 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16.

21.左图：© Richard Nowitz/Getty Images.右图：© Archive Photos/ Stringer/ Getty Images.Image credits 429

22. Courtesy of the Sousa Mendes Foundation.

23. Courtesy of the Sousa Mendes Foundation.

24. © Antiqua Print Gallery/Alamy Stock Photo.

25. Woodcut from ‘Passional Christi und Antichristi’by Philipp Melanchthon, published in 1521, Cranach, Lucas (1472–1553) (studio of) © Private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

26.数据来源：Emission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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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手稿：Registrum Gregorii, c.983 © Archiv Gerstenberg/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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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Thinker, 1880–81 (bronze), Rodin, Auguste, Burrell Collection, Glasgow © Culture and Sport Glasgow (Museums)/Bridgeman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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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Tom Lea,That 2,000 Yard Stare, 1944.Oil on canvas, 36''x28''.LIFE Collection of Art WWII,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Ft.Belvoir, Virginia.©Courtesy of the Tom Lea Institute, El Paso,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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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VLADGRIN/Shutterstock.com.

40.Virgin and Child, Sassoferrato, Il (Giovanni Battista Salvi) (1609–85), Musee Bonnat, Bayonne, France © Bridgeman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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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M spectrum’.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M_spectrum.svg#/media/File:EM_spectrum.svg.

47. © Cornell Bioacoustics Research Program at the Lab of Ornithology.

48.图示：意识的频谱。

49. © ITAR-TASS Photo Agency/Alamy Stock Photo.

50. © Jonathan Kirn/Getty Images.

致谢

在此特别感谢：

感谢我的老师萨蒂亚·纳拉扬·戈恩卡（Satya Narayan Goenka，1924——2013），他教导我内观禅修（Vipassana meditation）的技巧，让我能够观察事物的真相，更了解心灵及世界。如果没有过去15年来禅修带给我的专注、平静及见解，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感谢以色列科学基金会（Israe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研究资助（资助编号26/09）。

感谢希伯来大学，特别是历史系这个我学术上的家；感谢我这些年来的所有学生，从他们的问题、回答以及静默当中，我学会了许许多多。

感谢我的研究助理艾丹·希勒（Idan Sherer），不管我抛出的主题是黑猩猩、尼安德特人还是半机械人，他都能全力完成研究。还要感谢其他几位研究助理，他们是拉姆·利兰（Ram Liran）、伊尔·米勒（Eyal Miller）和奥瑞·希弗·拉维（Omri Shefer Raviv），他们经常为我提供各种协助。

感谢我在英国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的出版人迈克尔·沙维特（Michal Shavit），她愿意赌我一把，这些年来一直不离不弃支持着我；感谢兰登书屋的埃利·斯蒂尔（Ellie Steel）、苏珊娜·迪安（Suzanne Dean）、贝森·琼斯（Bethan Jones）、玛丽亚·加伯特·卢塞罗（Maria GarbuttLucero）等人提供的帮助。

感谢戴维·米尔纳（David Milner），他绝佳的编辑功力帮助我减少了许多丢脸的错误，并提醒我键盘上最重要的键可能就是“Del”。

感谢公关公司Riot Communications的普雷纳·盖德尔（Preena Gadher）和利亚·克雷索维特（Lija Kresowaty），协助让各种消息快速传播。

感谢纽约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的出版人乔纳森·饶（Jonathan Jao）及前出版人克莱尔·瓦赫特尔（Claire Wachtel），感谢他们的信心、鼓励和宝贵意见。

感谢什穆埃尔·罗斯纳（Shmuel Rosner）和埃兰·兹姆拉（Eran Zmora）的慧眼，以及各种宝贵回馈及忠告。

感谢黛博拉·哈里斯（Deborah Harris），协助我做出重大突破。

感谢阿莫斯·阿维萨（Amos Avisar）、希罗·德贝尔（Shilo de Ber）、蒂尔扎·艾森伯格（Tirza Eisenberg）、卢克·马修斯（Luke Matthews）、雷米·罗思奥茨（Rami Rotholz）和奥伦·施里奇（Oren Shriki），他们投入许多时间和精力仔细阅读手稿并修正我的错误，也让我看到许多其他观点。

感谢伊格·鲍罗霍夫斯基（Yigal Borochovsky），说服我放软对上帝的态度。

感谢约拉姆·尤韦尔（Yoram Yovell），除了他的远见卓识，还有我们每次在Eshta’ol林间的漫步。

感谢奥里·卡茨（Ori Katz）和杰伊·波梅兰茨（Jay Pomeranz），让我更了解资本主义体制。

感谢卡梅尔·韦斯曼（Carmel Weismann）、华金·凯勒（Joaquín Keller）和安托万（Antoine Mazieres）对大脑和心智主题提出的意见。

感谢本杰明·Z.凯达尔（Benjamin Z. Kedar）种下种子、辛勤灌溉。

感谢迭戈·奥尔斯坦（Diego Olstein）多年来温暖的友谊、冷静的指引。

感谢阿米尔（Ehud Amir）、舒奇·布鲁克（Shuki Bruck）、米尔·沃泽尔（Miri Worzel）、盖伊·扎斯拉瓦基（Guy Zaslavaki）、迈克尔·科恩（Michal Cohen）、约西·莫里（Yossi Maurey）、阿米尔·萨马凯–芬克（Amir Sumakai-Fink）、萨瑞·阿哈罗尼（Sarai Aharoni）和阿迪·埃兹拉（Adi Ezra），他们分别阅读了部分手稿，提出了他们的意见。

感谢艾洛纳·阿里尔（Eilona Ariel）总像是热情的源泉、坚实的避风港。

感谢伊茨克的母亲兼会计汉娜·亚哈夫（Hannah Yahav），巧妙处理所有财务事宜。

感谢我的外祖母范妮（Fanny）、母亲普妮娜（Pnina）、两位姐姐艾纳特（Einat）和利亚特（Liat），以及其他所有亲朋好友的支持与陪伴。

感谢钱巴（Chamba）、彭戈（Pengo）和奇里（Chili），对本书主要概念及理论提供宝贵意见。

最后要感谢我的另一半兼经理人伊茨克（Itzik），他已经成了我的万物互联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以）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

书名原文：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ISBN 978-7-5086-7206-9

Ⅰ . ①未… Ⅱ . ①尤… ②林… Ⅲ . ①社会发展史－通俗读物 Ⅳ . ① K0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9459号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

著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译者：林俊宏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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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简史

——人类命运大议题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献给我的爱人伊茨克、母亲普尼娜，以及外祖母范妮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爱与支持

序

P　r　e　f　a　c　e

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从理论上讲，人人都能参与这场以“人类未来”为主题的辩论并发表高见，但想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而通常的情形是，我们根本没注意到有这场辩论，或者根本不清楚关键问题何在。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研究这件事，因为手边总有更紧急的事：上班、照顾孩子或者侍奉年迈的双亲。可是，历史不会因此就对你更宽容。就算你因为忙着让孩子吃饱穿暖而缺席这场有关人类未来的辩论，你还是躲不过最后的结果。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谁又能说历史是公平的呢？

我只是个历史学家，并没办法供人衣服、给人食物，但希望能提出一些清晰的见解，尽量让人们能够公平地参与这场辩论。只要有人，哪怕是极少数人，因此而加入关于人类未来的辩论，我也就对得起这份工作了。

我的第一本书《人类简史》概述了人类的过去，审视一种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怎样成了地球的统治者。

第二本书《未来简史》则讨论了生命的远期愿景，思考人类最后可能会如何成为神，智能和意识最终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

到了这本书，我希望着眼于此时此地，重点在于当下时事，以及人类社会近期的未来。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今天最大的挑战和选择是什么？我们该注意什么？我们该教给孩子们什么？

当然，有70亿人口，就会有70亿个想讨论的议题；也正如前面所提，要综观全局，其实是一种相当奢侈的想法。在孟买贫民窟里艰难养育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只关心下一顿饭何在；地中海难民船上的难民只会眼巴巴望着海平面，寻找陆地的迹象；而在伦敦某个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垂死的病人拼尽全身所有的力量，只为再吸进下一口气。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议题要比全球变暖或自由民主危机更为迫切。但他们的问题绝不是任何一本书所能解答的，我对处于这些情境中的人也提不出什么高见，反而可能要向他们学习。

我想讨论的，是全球性的议题。我所关注的是塑造全世界各个社会的各种重要力量，这些力量也很可能影响整个地球的未来。对于处在生死关头的人来说，气候变化可能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议题，但是最终，气候变化可能会让孟买的贫民窟完全无法住人，让地中海掀起巨大的新难民潮，并且让全球的医疗保健陷入危机。

现实有众多的构成要素，虽然本书试图涵盖全球困境的不同方面，但绝对无法详尽无遗。与《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本书不同，这本书并非历史叙事，而是以一系列议题的形式讲述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这些议题不会告诉读者什么简单的答案，而是希望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协助读者参与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对话中来。

本书其实是我在与公众的对话过程中写成的，许多章节是针对读者、记者和同事提出的问题而撰写的。某些内容曾以各种形式发表，这让我有机会听取意见、打磨观点。有些章节讨论科技，有些讨论政治，有些讨论宗教，有些则讨论艺术。一些章节颂扬人类的智慧，另一些章节则聚焦人类的愚蠢。但无论如何，首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各种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又是什么？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什么？假新闻横行，我们能怎么办？自由民主为何陷入危机？上帝回来了吗？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吗？哪个文明主宰着世界，是西方、中国，还是伊斯兰？欧洲应该向移民敞开大门吗？民族主义能否解决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

虽然本书着眼全球，但并未忽视个人层面的问题。相反，我要强调一点，在当代各种重大变革与个人的内在生命之间，其实有着重要的关联。举例来说，恐怖主义既是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种内部心理机制。恐怖主义要发挥效用，靠的是按下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按钮，劫持数百万人的想象力。同样，自由民主的危机不仅存在于国会和投票站，同时也存在于神经元和突触之中。个人即政治，已经是老掉牙的说法。但在这个科学家、企业和政府都想侵入人类大脑的时代，这套老生常谈却远比以往更邪恶。因此，本书不仅观察个人行为，也观察整个社会。

全球化的世界给我们的个人行为和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每个人都被困在许多无所不包的蜘蛛网中，这张网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把我们最微小的举动传送到遥远的地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可能对地球另一端的人甚至动物产生影响，某些发生在单个人身上的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引发全球性事件，例如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引发了政治运动；美国的几位女性讲出自己遭到性骚扰，便点燃了“#MeToo（我也是）”运动。

个人生活可能影响全球，意味着揭露我们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偏见、种族和性别特权，以及对制度压迫无意的共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然而，这些目标真的能实现吗？如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远远超出我们的眼界、完全不受人类控制、所有的神祇和意识形态都遭到质疑，我们又怎么可能找到稳固的道德根基？

本书开篇首先概览当前的政治和技术困境。20世纪结束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发生的巨大的意识形态斗争最后似乎是自由主义暂时胜出，民主政治、人权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征服整个世界。但一如往常，历史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继法西斯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受挫之后，现在自由主义也陷入了困境。那么，我们究竟将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令人忧虑，是因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让人类这个物种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从而对自由主义逐渐失去了信心。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一旦携手，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同时破坏“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大数据算法可能导致数字独裁，也就是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而大多数人不只是被剥削，还面临更糟的局面：如草芥般无足轻重。

我的上一本书《未来简史》详细讨论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着眼于长远前景，讲述的内容可能涉及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本书则着重于已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我想讨论的议题不是无机生命的创造，而是这一切对福利国家和欧盟等特定机构的威胁。

本书无意涵盖新科技的所有影响。虽然科技带来了许多美好的承诺，但我想特别强调的却是威胁和危险。引领科技革命的企业和企业家，自然倾向于高声讴歌科技创造的美好，但对于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却想尽快拉响警报，指出所有可能酿成大错的地方。

本书第一部分点出我们面临的挑战后，第二部分将探讨各种可能的响应。脸谱网（Facebook）工程师能否使用人工智能（AI）建立起一个维护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全球化社会？或许是否应该扭转全球化的进程，让民族国家重新掌握权力？又或许，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从古老的宗教传统中找寻希望和智慧？

第三部分则会谈及，虽然科技挑战前所未有、政治分歧激烈紧张，但只要我们控制住恐惧，虚心面对自己的想法，必能成功应对。第三部分的内容包括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全球战争的危险，以及引发这些冲突的偏见和仇恨。

第四部分则关注“后真相”的概念，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我们究竟对全球化发展有多少理解，又是否真能明辨是非？智人真的能够理解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吗？现实与虚构之间，是否还有明确的界线？

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则是整合各项讨论，思考在这个困惑的时代，旧的故事已经完结，新的故事尚未开始，生命的整体样貌究竟如何？我们是谁？这辈子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技能？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及尚不了解的有关科学、神、政治和宗教的知识，生命的意义在今天究竟是什么？

这听起来可能是个太大的题目，但智人已经无法再等待，哲学、宗教或科学也没有时间忍受没有答案的拖延。我们辩论生命的意义已有数千年之久，不可能让这场辩论无限期延续下去。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日益增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以及一些打破常规的新技术的崛起，都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或许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让人类拥有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很快就会有人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股力量，而他决定的理由，则来自关于生命意义的某些含蓄的或者直言的故事。哲学家很有耐心，工程师的耐心要少得多，投资者则是最没耐心的。就算你还没有想清楚怎样运用这股设计生命的力量，市场的压力也不会允许你一千年后再想出答案，而是会用它那只隐形的手迫使你接受它盲目的响应。除非你愿意把生命的未来交给季度收入报表来决定，否则你就应该清楚地了解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

在最后一章，在智人物种的大幕即将落下、另一出全新大戏即将上演之际，我以一个智人的身份，向其他智人提出了一些个人意见。

在开启这番智识之旅之前，我想强调关键的一点：本书绝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民主制度有何缺点，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由民主有问题。相反，我认为，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自由民主是人类迄今最成功也最灵活的政治模式。虽然不见得适用于每个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但比起其他所有方案，自由民主都曾在更多的社会和更多的情境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因此，面对新挑战，我们有必要了解自由民主的局限，并讨论该如何调整和改善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度。

但不幸的是，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任何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批判都可能被各种反自由主义运动所利用；他们只是想诋毁自由民主，而不是为了公开讨论人类的未来。虽然他们很乐于讨论自由民主有何问题，却几乎容不下任何针对他们自身的批判。

因此，作为本书作者，我也得做出艰难的决定。我是应该敞开心扉，冒着被他人断章取义的风险畅所欲言，还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非民主政权的一个特征是很难做到言论自由。而随着这些政权的扩张，要对人类物种的未来进行批判性思考也就越来越危险。

几经思量，我还是决定选择自由讨论而非自我压制。如果不批评自由主义，我们就不可能修复其缺点或有所超越。请务必注意，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正是因为人们还能相对自由地思考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也能一如所愿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您重视这本书，也该重视言论的自由。

第一部分

科技颠覆

近几十年来，全球政治一直是由“自由主义”独霸，但就在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结合、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挑战的同时，人类也对自由主义失去了信心。

第  1章

理想的幻灭：从旧故事到新故事

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但在20世纪，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号称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故事，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成为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的战场。等到共产主义受挫，自由主义故事就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至少在全球某些精英的眼里是这样。

在自由主义的故事里，讴歌着自由的力量和价值，述说着人类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暴虐的政权之下，很少让人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机会或个人自由，更大大限制了个人、思想和商品的流动。但是人们为自由而战，一步一步让自由站稳了脚跟，民主政权取代了残酷的独裁统治，自由企业克服了经济上的限制，人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听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目服从偏执的祭司、僵化的传统。宽阔的道路、坚固的桥梁、熙攘的机场，取代了城墙、护城河和带刺的铁丝网。

自由主义故事也承认，世界上并非事事完美，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掌权者残暴无情，而且就算在最自由的国家，仍有许多公民忍受着压迫、暴力和贫困。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护人权，让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建立自由市场，并尽可能让个人、思想与商品在世界各地轻松流动。根据这服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接受了这服药，只是各自稍有调整），只要继续让政治和经济体系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就能为所有人创造和平与繁荣。

国家只要加入这场势不可当的进程，就能更快得到和平与繁荣。至于想螳臂当车的国家，就得吞下苦果，直到它们终于迷途知返，打开边界，开放其社会、政治和市场。虽然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最后就算是朝鲜、伊拉克和萨尔瓦多，也能变得像丹麦或美国的艾奥瓦州一样美好。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自由主义故事成了全球朗朗上口的圣歌，从巴西到印度，许多政府都采用了自由主义这一套，希望能加入历史这波无法阻挡的进程。未能加入的政府，在当时看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化石一般。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信心满满地指责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壁垒与防火墙再次大行其道，反移民、反贸易协议的力度也日益加大。表面上看来是民主体制的政府，却在暗中破坏司法体系独立、限制新闻自由，并把所有反对政府的举措视为叛国。各国的强人（例如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尝试着各种新的政治形态，从非自由的民主体制到彻底的独裁政权，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再次信心满满地宣称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2016年，国际社会发生的大事包括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这波理想幻灭的浪潮已经到达西欧及北美的核心自由主义国家。仅仅几年前，欧美还试图解放战火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但现在如果问美国肯塔基州和英国约克郡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理想并不受欢迎或根本无法实现。有些人发现自己其实喜欢过去那种阶级制度的世界，就是不愿放弃自己在种族、民族或性别上享有的特权。还有些人认为（无论是对是错），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以牺牲民众为代价让一小群精英获利。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这也就难怪那些在近几十年主宰大部分世界的自由主义精英现在陷入了震惊和迷惘。只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切毫无疑义，可以说是最令人放心的情形；但突然连一个故事都没有了，就让人惊慌失措，一切事物都好像没有了意义。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局面，有些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精英分子：既不知道历史为什么没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手中也没有其他观点能够用来诠释现实。迷失方向，让他们觉得似乎末日将至，认为既然历史没有走上自己预想的美满结局，显然就是世界末日在步步逼近。大脑在无法查核现状的情况下，就会预想最糟糕的情形。这就像有人一头痛就觉得可能是脑瘤晚期一样，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可能代表着人类文明即将终结。

从杀死蚊子到杀死思想

随着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步调加速，这种迷失方向、末日将至的感觉还会加剧。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管理着由蒸汽机、炼油厂和电视机所构成的世界。但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就显得无力招架。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选民，光是要了解新技术就已经很勉强，更别谈要规范新技术的爆炸性潜力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可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领导互联网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什么政党。你也没投过什么关于互联网的票吧？民主体系到现在连敌人是谁都还摸不清楚，也很难说真有什么方法应对人工智能兴起或区块链革命之类的冲击。

今天，计算机运算已经让金融体系变得极为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而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进，金融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没有任何人类能够理解的领域。这对政治运作会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有一天，政府得乖乖等着某个算法的决定，看看预算是否得到批准，税制改革又能否通过？与此同时，点对点的区块链网络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能会让货币体系彻底改变，激进的税制改革也就难以避免。举例来说，未来的交易可能多半无须再使用本国货币甚至任何货币，国家将不可能再针对货币所得来收税。因此，政府可能需要推出全新的收税方式，例如可能针对信息来收税（在未来，信息会成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在大量交易中唯一交付的东西）。在政治体系再也无钱可用之前，它来得及应对这个危机吗？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人类在过去已经学会如何控制外在世界，但对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多半无力掌控。我们知道怎样拦河筑坝，却不知道怎样阻止身体衰老；我们知道怎么设计灌溉系统，却不知道怎么设计大脑系统。如果有只蚊子在耳边嗡嗡扰人清梦，我们有办法杀死它；但如果有个想法回荡脑海令人难以成眠，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杀掉”这个想法。

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我们将会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在世界，也能设计和制造生命。我们将能学会如何设计大脑、延长生命，也能选择消灭哪些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后果会如何。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那么聪明了。单纯兴建大坝拦截河流并不难，但是要预测这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实在不容易。同样，只是改变我们意念流动的方向，比预测这对个人心理或社会系统有何影响轻松得多。

在过去，人类得到了操控周围世界、重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但由于人类并不了解全球生态的复杂性，过去做的种种改变已经在无意中干扰了整个生态系统，让现在的我们面临生态崩溃。在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会让我们有能力操控人体内部的世界、重塑自我，但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自己心智的复杂性，所做的改变也就可能大大扰乱心智系统，甚至造成崩溃。

目前领导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是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但这些人很少体会到他们的各种决定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也显然并不代表任何民意。要由国会和政党接手吗？目前看来并没有这个迹象。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根本算不上政治的主要议题。因此，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与科技颠覆相关的事件也只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丑闻；而且虽然各方大谈失业问题，却没有候选人讨论自动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特朗普警告美国选民，墨西哥人和中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道墙。但他从来没有警告过选民，算法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硅谷所在的加州边界筑起防火墙。

可能正因为如此（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连身处西方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选民，也对自由主义的这套故事和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一般人可能不懂什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却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未来抛弃。1938年，虽然苏联、德国或美国的普通百姓生活也很艰苦，但不断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当然，前提是他们是“普通人”，而不是犹太人或非裔美国人）。宣传海报上经常把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家庭主妇描绘成一副英雄形象，让人感觉“海报上画的是我！我是未来的英雄！”

到了2018年，一般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如同草芥。TED    演讲、政府智库或高科技研讨会上，总有许多神秘的词语被不断提及：全球化、区块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但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好像和自己都没什么关系。自由主义的故事，是一套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未来成了生化人、网络算法的世界，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怎样才能继续有意义地讲下去？

在20世纪，群众反抗剥削，把自己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转化成在政治上的权力。而如今，群众担心自己以后会变得无足轻重，于是急着发挥目前仍有的政治力量，以免为时太晚。因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可能就展现出与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相反的轨迹。过去推动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是一群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缺乏政治权力的人；而2016年，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却是一群虽然还享有政治权力却担心失去经济价值的人。也许在21世纪，平民主义者（populist，或“民粹主义者”）反抗的将不再是经济精英剥削人民，而是经济精英不再需要人民。而且平民主义者很可能会败下阵来，因为反抗“无足轻重”比反抗“剥削”困难许多。

不断浴火重生的自由主义

这不是自由主义故事第一次面临信心危机。自从这套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席卷全球之后，时不时就会碰上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也终结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个时代，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阻挡了全球进步的步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后，各个强权对帝国主义的信心远超自由主义，它们不再想用自由与和平的商业活动统一世界，而是要靠蛮力在世界抢下更大的地盘。然而，自由主义在斐迪南时期之后幸存下来，不仅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放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据称，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屠杀之后，人类见识到了帝国主义的可怕代价，终于准备好在自由与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接下来是希特勒时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一度锐不可当。自由主义虽然胜出，但马上又面临下一个挑战。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切·格瓦拉时期，看起来自由主义仅一息尚存，未来将是共产主义的时代。然而，最后共产主义受挫，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劳改营。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证明自己比其他任何对手都更加柔韧、更加灵活。自由主义分别学习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某些最优秀的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义学习了共产主义，于是扩大了同理的范围，开始在重视自由之外也同时重视平等。

一开始，自由主义这套故事主要只关注欧洲中产阶级男性的自由和特权，而对工人阶级、女性、少数民族和非西方人所面临的困境似乎视而不见。1918年，获胜的英法两国兴奋地高谈自由主义，但并未把英法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属民纳入考虑范围。举例来说，印度要求民族自决，换来的是英军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大屠杀，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当场丧命。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是很少将他们所谓的共通价值应用到非西方人民的身上。所以，荷兰人在自己的国土被纳粹残酷占领5年，于1945年重新站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军队横跨半个地球，希望重新占领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尽管在1940年，荷兰人只战斗了4天就举手投降放弃独立地位，但为了压制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他们却鏖战了4年之久。这也就难怪全球许多民族解放运动所寄望的都是苏联和中国，而不是自诩为自由主义领导者的西方国家。

但渐渐地，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向外扩张，至少开始在理论上将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视同仁。而随着自由主义辐射范围的扩大，自由主义也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式福利计划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同样需要有类似这样的社会安全网，否则必将难以为继。于是出现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既有民主和人权，又结合了由国家出资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就算是极端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意识到如果想保护自由，至少需要提供部分政府福利服务。如果孩子还饿着肚子，还奢谈什么自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高谈“历史的终结”，信心满满地断言过去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已获得解决，并认为自由主义经过翻新，成为包含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政府福利服务的组合，仍然是人民的唯一选择。看起来，这个组合似乎必将传遍全世界，克服一切障碍，打破一切国界，让人类变为单一、自由的全球社群。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经过斐迪南时期、希特勒时期和切·格瓦拉时期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特朗普时期。但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对手并不像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一样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时期所散发的是浓浓的虚无主义。

20世纪的各项主要运动都对全人类有着愿景，可能是统一世界、发动革命或者民族解放。但特朗普并未提供这样的愿景，恰恰相反的是，他告诉大家：美国并不负责制定和推动任何全球愿景。同样，英国倡导脱欧的人士对于这个不再联合的王国可以说根本没什么计划，欧洲和世界的未来远远不在他们的设想范围之内。大多数投票支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人，并不是完全反对整个自由主义组合，而只是对全球化失去了信心。他们仍然相信民主、自由市场、人权，以及社会责任，但认为这些好点子只要在国内流通就行了。事实上，他们相信为了维护约克郡或肯塔基州的自由和繁荣，最好在边界筑起一道墙，并对外国人采取非自由主义的政策。

至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则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反的景象，一方面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一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开放。事实上，如果要说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看上去中国更像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

讲到对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复兴的俄罗斯认为自己远远更为够格。然而，虽然俄罗斯军事已经恢复实力，但意识形态却已然不够完整。普京无疑在俄罗斯与全球各个右翼运动中都是热门人物，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人、不满的巴西人，或者满怀理想的剑桥大学生来说，他并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人的全球世界观。

俄罗斯确实提供了自由民主体制以外的另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法。民主的根基之一，在于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原则：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如果政府腐败，未能改善人民生活，最终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民看清真相。然而，政府控制媒体之后，阻碍了公民看清真相，也就打破了林肯的逻辑。执政的寡头特权阶级一旦垄断媒体，便能不断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并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生活在这种寡头体制下，总会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机，让人觉得医疗保健和污染相形之下只是无聊的小事。国家都面临外来入侵或恶意颠覆了，谁还有时间担心病人太多、河流遭到污染？只要制造出永无止境的危机，腐败的寡头政治就能享受永无止境的统治。

然而，虽然这种寡头模式在真实世界历久不衰，却完全无法打动人心。其他的意识形态都能高谈阔论自身愿景，但寡头政治虽然手握权力，却无法真正以己为荣，而是多半会用其他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包装。虽然法国和英国的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很可能有赖俄罗斯的协助，也对普京表示敬佩，但就算是右翼极端分子的选民，也不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仿效俄罗斯模式。根据调查，俄罗斯87%的财富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就算是法国极右派的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又会有多少工人阶级的支持者会想在法国复制这种财富分配模式？

人民会用脚投票以增加政治自由。我在走访世界各地的途中，遇到过许多希望移民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人，也遇到过一些想要移民到中国或日本的人，但从来没遇到过想移民到俄罗斯的人。

至于“全球伊斯兰教”（global Islam），主要也只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吸引力。虽然它也会吸引某些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甚至还有某些在德国和英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但很难看到希腊或南非（加拿大或韩国就更别提了）认为加入伊斯兰世界会有助于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时候，人民也会用脚投票。每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从德国前往中东，接受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的生活，就可能有100个中东青年希望能走出中东，在自由主义的德国开始新生活。

这可能意味着，目前的信心危机并不及以往严重。自由主义者如果因为过去这几年的情势就感到绝望，那么可以回想一下1918年、1938年或1968年，当时的局势可比今日更为严峻。说到底，人类还是不愿轻易放弃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因为人类目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人类可能想好好敲打自由主义一番，但最后还是接纳自由主义。

又或者，人类也可能彻底放弃追求全球性的故事，转而向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故事寻求庇护。在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些运动除了能将全球划分为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外，并没有对世界未来的一致愿景。因此，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反抗荷兰统治，越南民族主义者追求自由越南，但不论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在越南，都没有关于全人类的故事和愿景。所以只要一讨论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所有其他自由国家彼此有何关联，或者人类该怎样应对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民族主义者总是又诉诸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

然而，如果各种主义已不足信，人类是否应该放弃追求共同的全球性故事？毕竟，所有的全球性故事（甚至包括共产主义），不都是来自西方？马克思的故乡在德国特里尔（Trier），推动自由贸易的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实业家；如果你是个在越南的农村村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人说的故事？或许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古老传统，走出一条不同的独特道路？抑或西方人也该休息一下，别再想着要主宰世界，而是先把自己的事管好？

自由主义幻灭后形成思想空缺，暂时由地方的怀旧幻想来填补，缅怀着往日的荣光——这可以说是正在全球发生的事。特朗普呼吁美国应该采取孤立主义，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听起来好像在说，20世纪80年代甚至50年代的美国社会真是完美，美国应该在21世纪重现这种社会。至于英国脱欧分子，则是梦想让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强权，他们仿佛还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也仿佛以为就算到了这个互联网和全球变暖的时代，“光荣孤立政策”还能继续实行。至于俄罗斯，普京的官方愿景可不是要建立腐败的寡头政治，而是要复兴沙皇时代的帝国。在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一个世纪后，普京率领着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信仰推动的政府，承诺要重返古代沙皇的荣耀，影响力从波罗的海一路延伸到高加索地区。

至于印度、波兰、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同样也是靠着将民族主义与宗教传统结合起来的类似怀旧梦想，形成政权的基础。这些幻想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者希望重现先知穆罕默德1400年前在麦地那的情景，而以色列的犹太教基本教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希望回溯到2500年前的《圣经》时代。以色列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成员，也公开表示希望让现代以色列的国土更为扩张，好更接近《圣经》中的以色列幅员，另外也希望恢复《圣经》中的法律，甚至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古老的耶和华殿，取代阿克萨清真寺。

自由主义精英对这些发展十分惊恐，希望人类能及时回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以免灾难降临。2016年9月，奥巴马在其最后一次联合国演说中提醒听众，别让世界再次“依循着古老的民族、部落、种族和宗教界线，严重分裂，最终导致冲突”。他还认为，“开放市场、问责治理、民主、人权、国际法等原则仍然是这个世纪人类进步最坚实的基础”。奥巴马指出一个事实：虽然自由主义那一套存在诸多缺陷，但在历史上的表现还是远优于其他方案。在21世纪初自由主义秩序的庇护之下，多数人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及繁荣。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是无疾而终而非因病死亡，是肥胖致死而非饥荒致死，是意外身故而非暴力身亡。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而自由主义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传统上，自由主义需要搭配经济增长，才能神奇地平息棘手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自由主义能够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信徒与无神论者、原住民与移民、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都和睦相处，靠的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拿到更大的一块饼。只不过前提是饼必须不断变大。然而经济增长非但无法拯救全球生态系统，反而恰恰是生态危机的成因。经济增长也无法解决科技颠覆的问题，因为增长正是以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创新为基础的。

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都鼓励人民有高远的期许。20世纪后半叶，无论在休斯敦、上海、伊斯坦布尔还是圣保罗，每一代人都享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优良的医疗保健、更高的收入。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由于科技颠覆，再加上生态崩溃，年青一代就算只是维持现状，都已经算是幸运。

因此，我们总是需要为世界创造出更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的动荡激发出20世纪的创新思想，接下来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可能需要新的愿景。接下来几十年的特征可能就在于强烈的自我反省，以及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模式。自由主义能不能再次像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危机之后那样重塑自己，变得比以往更加璀璨？传统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又能否提供自由主义无法给出的答案，并且运用古老的智慧来塑造最新的世界观？或者到了我们和过去彻底分手、打造一套全新故事的时候，非但不再只谈旧神祇和旧民族，甚至还要超越平等和自由这类现代核心价值观？

目前，人类还远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幻灭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期。人们已经对旧的故事失去信心，但也还没能接受什么新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第一步是缓和对末日预言的反应，从恐慌转为困惑。恐慌其实是一种傲慢，是自以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困惑则是比较谦逊的态度，也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如果你现在觉得想跑到大街上大喊“世界末日来了！”那么你要告诉自己：“不，不是这样。我其实只是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已。”

以下各章会试着澄清某些令人困惑的新的可能性，然后谈谈该怎么往下走。然而，在探索人类困境有无解决方案之前，需要先了解科技带来了什么挑战。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革命刚刚起步，它们究竟对目前的自由主义危机该负多少责任还有待商榷。对于人工智能本身以及它对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伯明翰、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和孟买的大多数民众都只是隐隐有个感觉。但毫无疑问，科技革命的力度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强，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任何故事如果想要得到人类的青睐，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在于能否应对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样的双重革命。如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教或者什么新的信仰希望自己能够塑造2050年的世界，除了要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还得把这一切融入一套全新而合理的叙事之中。

想了解科技挑战的本质，或许就业市场是个最好的起点。自2015年以来，我造访了世界很多地方，和政府官员、商人、社会活动家和学生谈到了人类的困境。每当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这些话题让他们感到厌倦或不耐烦时，通常只要用一个神奇的词语就能让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工作。科技革命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并创造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无用阶级，带来现有意识形态无法应对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讨论科技和意识形态，可能听起来十分抽象，与我们距离遥远，但说到大规模失业这种再真实不过的前景，人人都无法再冷漠下去。

1. [1]参见小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他表示：“有鉴于各种事件和常理，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自由要在我们国内得以存续，越来越有赖于其他地区的自由得以成功。要想追求世界和平，最可能达成的方式就是将自由传播到整个世界。”‘Bush Pledges to Spread Democracy’, CNN, 20 January 2005,http://edition.cnn.com/2005/ALLPOLITICS/01/20/bush.speech/, accessed 7 January 2018.参见奥巴马的最后一场联合国演讲：Katie Reilly, ‘Read Barack Obama’s Final Speech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 President’, Time, 20 September 2016, http://time.com/4501910/president-obama-united-nations-speech-transcript/, accessed 3 December 2017.

2. [2]William Neikirk and David S.Cloud, ‘Clinton: Abuses Put China “On Wrong Side of History”’, Chicago Tribune, 30 October 1997,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1997-10-30/news/9710300304_1_human-rights-jiang-zemin-chinese-leader,accessed 3 December 2017.

3. [3]Eric Bradner, ‘Hillary Clinton’s Email Controversy, Explained’, CNN, 28 October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5/09/03/politics/hillary-clinton-email-controversy-explained-2016/index.html, accessed 3 December 2017.

4. [4]Chris Graham and Robert Midgley, ‘Mexico Border Wall: What is Donald Trump Planning, How Much Will It Cost and Who Will Pay for It?’, Telegraph, 23 August 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0/mexico-border-wall-donald-trump-planning-much-will-cost-will/, accessed 3 December 2017; Michael Schuman, ‘Is China Stealing Jobs? It May Be Losing Them, Instead’, New York Times, 22 July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3/business/international/china-jobs-donald-trump.html, accessed 3 December 2017.

5. [5]关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几个例子，参见：Evgeny Dobrenko and Eri Naiman (eds.), The Landscape of Stalinism: The Art and Ideology of Soviet Spac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3); W.L.Guttsman, Art for the Workers: Ideology and the Visual Arts in Weimar Germany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相关的讨论，参见：Nicholas John Cull,Propaganda and Mass Persuasion: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1500 to the Present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3).

6. [6]相关论述请参见：Ishaan Tharoor, ‘Brexit: A modern-day Peasants’ Revolt?’, Washington Post, 25 June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6/25/the-brexit-a-modern-day-peasants-revolt/?utm_term=.9b8e81bd5306; John Curtice, ‘US election 2016: The Trump–Brexit voter revolt’, BBC, 11 November 2016, http://www.bbc.com/news/election-us-2016–37943072.

7. [7]如今，这种论述最有名的仍是：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1992).

8. [8]Karen Dawisha, Putin’s Kleptocr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Timothy Snyder, 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8); Anne Garrels, Putin Country: A Journey Into the Real Russ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6); Steven Lee Myers, 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2016).

9. [9]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5, 53, https://publications.credit-suisse.com/tasks/render/file/?fileID=F2425415-DCA7-80B8-EAD989AF9341D47E, accessed 12 March 2018; Filip Novokmet, Thomas Piketty and Gabriel Zucman,‘From Soviets to Oligarchs: Inequality and Property in Russia 1905–2016’, July 2017,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http://www.piketty.pse.ens.fr/files/NPZ2017WIDworld.pdf, accessed 12 March 2018; Shaun Walker, ‘Unequal Russia’, Guardian, 25 April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inequality/2017/apr/25/unequal-russia-is-anger-stirring-in-the-global-capital-of-inequality,accessed 12 March 2018.

10. [10]Ayelet Shani, ‘The Israelis Who Take Rebuilding the Third Temple Very Seriously’, Haaretz, 10 August 2017,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805977, accessed January 2018; ‘Israeli Minister: We Should Rebuild Jerusalem Temple’, Israel Today, 7 July 2013, http://www.israeltoday.co.il/Default.aspx?tabid=178&nid=23964, accessed 7 January 2018; Yuri Yanover, ‘Dep.Minister Hotovely: The Solution Is Greater Israel without Gaza’, Jewish Press, 25 August 2013, http://www.jewishpress.com/news/breaking-news/dep-minister-hotovely-the-solution-is-greater-israelwithout-gaza/2013/08/25/, accessed 7 January 2018; ‘Israeli Minister: The Bible Says West Bank Is Ours’, Al Jazeera, 24 February 2017, http://www. aljazeera.com/programmes/upfront/2017/02/israeli-minister-bible-westbank-170224082827910.html, accessed 29 January 2018.

11. [11]Katie Reilly, ‘Read Barack Obama’s Final Speech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 President’, Time, 20 September 2016, http://time.com/4501910/presidentobama-united-nations-speech-transcript/, accessed 3 December 2017.

12. [1] TED是科技（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的英文缩写，是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编者注

第2  章

就业：等你长大，可能没有工作

我们完全无从得知2050年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普遍认为，机器学习和机器人将改变几乎所有的工作，从制作酸奶到教授瑜伽都无法幸免。但谈到这项改变的本质及紧迫性，各家观点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只要10~20年，就会有几十亿人成为经济上多余的存在。但也有人认为，从长远看来，自动化的影响还是会为所有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繁荣。

那么，我们究竟是真的处于危险动荡的边缘，还是这只是卢德分子    歇斯底里的妄言？这很难说。早在19世纪，就有人担心自动化会造成大量失业，但至今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自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以来，机器每抢走一项旧工作，也会至少创造一项新工作，而且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次情况不同，机器学习将会真正让整个情况彻底改变。

人类有两种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过去，机器主要是在原始的身体能力方面得以与人类竞争，而人类则在认知能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因此，随着农业和工业迈向自动化，就出现了新的服务业工作。这些新工作需要人类拥有独特的认知技能，包括学习、分析、沟通等，特别是必须理解人类的种种情绪。然而，人工智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认知技能上超越人类，包括理解人类的情绪。而且，除了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第三种能力可以让人类永远胜过机器。

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关键点是，人工智能革命不只是让计算机更聪明、运算得更快，还在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有诸多突破。我们越了解是哪些生化机制在支撑人类的情感、欲望和选择，计算机就越能分析人类行为、预测人类决策，并最终取代人类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等。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神经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让科学家能够“破解”人类，更清楚地了解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各种决定的。事实证明，我们从选择食物到选择伴侣，都不是出于什么神秘难解的自由意志，而是数十亿神经元在瞬间计算各种可能性的结果。过去大受赞誉的“人类直觉”，其实只是“辨识模式”罢了。优秀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对路况、投资或谈判交涉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直觉，只不过是辨识出了某些一再出现的模式，于是能够躲过漫不经心的行人、拒绝无力偿债的借款人和识破图谋不轨的骗子。但同时也证明，大脑的生化算法距离完美还有很长一段路。大脑会走捷径，会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快速找出答案，而且大脑的回路也显得过时，整套机制适合的是过去的非洲大草原，而不是现在的都市丛林。这也就难怪，即便是优秀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也会犯下愚蠢的错误。

这意味着，就算是那些原本认为依靠直觉的工作，人工智能也能表现得比人类更好。人工智能不会比人类更有那种难以言喻的第六感，但如果说人工智能比人类更懂得计算概率和模式识别，听起来可信度就大了许多。

特别是，如果某些工作需要“关于别人”的直觉，人工智能的表现就会优于人类。许多工作（例如在满是行人的大街上开车、把钱借给陌生人、商务谈判等）都需要准确评估别人的情绪和愿望。那个孩子会不会突然跑到马路中间？这个穿着西装的人是不是打算从我这儿一借到钱就消失？那位律师的威胁是认真的，还是只想吓吓我？只要我们觉得这些情绪和欲望是来自某种非实体的心灵，计算机就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原因在于：计算机怎么可能理解“心灵”这种神圣的创造物呢？然而，如果这些情绪和欲望实际上只不过是某些生化算法，计算机就没有理由无法破译这些算法，而且它们的成绩一定比任何智人都要好。

不管是司机预判行人想往哪儿走，银行经理评估借款人的信用好坏，还是律师衡量谈判桌上的气氛，依赖的都不是巫术，而是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大脑就会通过分析面部表情、声调、手部动作甚至体味来识别生化模式。人工智能只要搭配适当的传感器，绝对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得比人类更精确、更可靠。

因此，失业的威胁不只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兴起，还因为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要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走到劳动力市场，这条路肯定是漫长而曲折的，但花个几十年总能走完。脑科学家今天对杏仁核和小脑的研究，就有可能让计算机在2050年比人类更适合担任精神病学家和保镖。

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侵入人类，在以往认为专属于人类的技能上打败人类，更拥有独特的非人类能力，使得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人工智能特别重要的两种非人类能力是“连接性”和“可更新性”。

人类都是个体，很难将所有人彼此连接，从而确保他们都能得到最新信息。相反，计算机并不是彼此相异的独立个体，因此很容易把计算机集成为一个单一、灵活的网络。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几百万台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几百万个工人，而是所有作为个体的工人都会被一套集成的网络所取代。因此，讨论自动化的时候，不该把“一位司机”的能力拿来和“一台自动驾驶汽车”比较，也不该把“一位医生”和“一位人工智能医生”进行比较，而该拿“一群人”的能力和“一套集成网络”进行比较。

举例来说，交通规则时有调整，但许多司机并不熟悉，于是常常违规。此外，每辆车都是独立运作的实体，所以当两辆车到达同一个十字路口时，司机可能会误读彼此的意图，于是发生事故。相反，自动驾驶汽车是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所以两辆自动驾驶汽车来到十字路口时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属于同一套算法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因沟通不畅而发生事故的机会也就大幅减少。此外，如果交通部门决定调整某些交通规则，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都能轻松地在同一时间更新程序；除非程序出错，否则大家都会遵守新的规则。

同样，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出现某种新的疾病，或者某实验室研制出某种新药，目前几乎不可能让全世界所有人类医生都得知相关的最新消息。但相较之下，就算全球有100亿个人工智能医生，各自照顾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仍然可以在瞬间实现全部更新，而且所有人工智能医生都能互相分享对新病或新药的感受。连接性和可更新性可能带来的优势巨大，至少对某些工作来说，就算某些个人的工作效率仍然高于机器，但合理的做法将会是用计算机取代所有人类员工。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把个体人类转换为计算机运算网络之后，就会失去个性化所带来的优势。举例来说，如果某位人类医生做出了错误判断，并不会因此让世界上所有的患者都丧命，也不会阻碍所有新药的开发。相反，如果所有医生都属于某一系统，一旦该系统出错，结果可能就极其严重。但事实上，集成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在不失去个性化优势的情况下，把连接性的优点发挥到极致。比如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上运行多种算法，这样位于偏远丛林山村里的病人通过智能手机能找到的就不只是某位医学权威，而是上百位不同的人工智能医生，而且这些人工智能医生的表现还会不断被比较。你不喜欢那位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医生的诊断吗？没关系。就算你现在被困在乞力马扎罗山上，也能通过搜索引擎轻松找到医生，寻求不同意见。

这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人工智能医生能为几十亿人带来更好、更便宜的医疗保健服务，特别是那些目前根本没有医疗保健服务可用的人。凭借学习算法和生物传感器，就算是某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村民，也可能通过智能手机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且比目前最富有的人在最先进的城市医院所获得的服务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自动驾驶汽车能让交通服务质量大幅提升，特别是能够降低车祸死亡率。如今，每年有将近125万人死于车祸（足足是战争、犯罪和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两倍）。而在这些事故中，超过90%是人为造成的：有人酒驾，有人边开车边看手机，有人疲劳驾驶，有人开车的时候只顾着发呆。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12年的统计，全美致死车祸中有31%出于滥用酒精，30%出于超速，21%出于驾驶分心。而这些错误，自动驾驶汽车永远都不会犯。虽然自动驾驶汽车仍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也免不了会有些事故，但根据预测，如果把所有驾驶工作完全交由计算机处理，将能够减少约90%的道路伤亡。换句话说，只要全面改用自动驾驶汽车，每年就能少死亡100万人。

因此，如果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就拒绝交通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自动化，绝对是不明智之举。毕竟，我们真正该保护的是人类，而不是工作。如果自动化让司机和医生变得无用武之地，就让他们找点儿别的事来做吧。

机器里的莫扎特

至少在短期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还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整个产业。有些工作专精在小范围，日复一日做的都是程序化的动作，这种工作就会被自动化取代。然而，如果是每天都有变化、需要同时运用广泛技能组合的工作，或者需要应对难以预见的情况的工作，就不太容易用机器来取代人类。以医疗保健为例。很多医生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信息：汇总并分析医疗数据，然后做出诊断。相比之下，护士需要有良好的运动和情绪技能，才能帮患者打针、换绷带，或者安抚激动的患者。因此，我们的智能手机上出现人工智能家庭医生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远远早于我们拥有可靠的护理型机器人。人文关怀产业（也就是照顾老幼病残）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人类的工作。事实上，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和少子化，养老产业很可能成为人类劳动力市场成长最快的行业类别。

除了养老产业，创意产业也是自动化特别难以突破的领域。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从iTunes（苹果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下载音乐，而不需要由真人店员来销售，但作曲家、音乐家、歌手和音乐节目主持人都还是活生生的人。我们需要这些人的创意，除了是要制作全新的音乐，也是为了在多到让人头昏脑涨的诸多选项当中进行选择。

尽管如此，最终所有工作都有可能走向自动化，对此就连艺术家也得小心。现代社会一般认为，艺术与人类的情绪紧紧相连，艺术家引导着人类的心理力量，艺术的目的是让我们和自身的情绪有所联系，或者激发出新的感受。因此，当我们品评艺术的时候，通常就是看它对观众的情绪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如果真以这个标准来定义艺术，当外部的算法比莎士比亚、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墨西哥女画家）或碧昂丝更能了解和操纵人类的情绪时，又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情绪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只是生化程序反应的结果。因此在不久之后，只要用机器学习算法，就能分析身体内外各种传感器所传来的生物统计资料，判断人的性格类型和情绪变化，或是计算某首歌（甚至是某个音高）对情绪的影响。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容易受到大数据分析冲击的可能就是音乐。音乐的输入和输出都适合用精确的数学来描述，输入时是声波的数学模式，输出时则是神经风暴的电化学反应模式。在几十年内，算法只要经过几百万次的音乐体验，就可能学会如何预测某种输入如何产生某种输出。

假设你刚和男友大吵一架，负责音响系统的算法就会立刻发现你内心的情绪波动，并根据它对你个人以及对整体人类心理的了解，自动播放适合你的歌曲，与你的忧郁共鸣，附和你的悲伤。它放的这些歌可能不适合其他人，但完全符合你的性格类型。算法先把你带到悲伤的底层，然后放出全世界最可能让你振作起来的那首歌，原因可能是这首歌在你的潜意识里与某个快乐的童年记忆紧密相连，而你可能根本毫无察觉。任何一位人类音乐节目主持人，都不可能与这样的人工智能相匹敌。

你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一来，人工智能不就扼杀了所有的偶然，把我们束缚在一个狭隘的音乐“茧”里，一丝一缕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好恶织成的？你是想探索新的音乐品位和风格吗？没问题。你可以轻松地调整算法，让它完全随机地挑选5%的内容，为你播放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合奏、罗西尼的歌剧，或者最新的韩国流行音乐。慢慢地，通过监测你的反应，人工智能甚至能判断出对你来说理想的随机性程度，可能是上调至8%，也可能是下调到3%，让你既能探索新音乐，又不会觉得厌烦。

另一种可能的异议，则是认为算法不见得知道该让情绪把我们带到哪里。刚和男友大吵一架之后，算法究竟是该让你高兴还是难过？它对于“好”情绪和“坏”情绪的判断，会不会过于武断？或许有时候，它觉得伤心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当然，这些问题就算是人类音乐家和音乐节目主持人也会遇到。但放到算法领域，这个难题就会有许多有趣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让使用者自己选择。你可以自己评估情绪，再让算法依你的指示行事。不管你是想沉湎于自怜中还是兴奋地跳起来，算法都会像个奴隶般乖乖听你的话。算法也确实有可能学会在你自己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判断出你到底想要什么。

方案二，如果你不信任自己，则可以先挑选出你信任的著名心理学家，再让算法听那位心理学家的建议就可以了。比如，如果男友甩了你，算法或许能够协助你走过理论上“悲伤的五个阶段”：先用博比·麦克费林（Bobby McFerrin）的歌曲《不要忧虑，要快乐》（Don’t Worry, Be Happy）帮你否认发生的事；再用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issette）的《你应该知道》（You Oughta Know）让你发泄愤怒；接着用雅克·布雷尔（Jacque Brel）的《不要离开我》（Ne me quitte pas）和保罗·扬（Paul Young）的《回来，留下来》（Come Back and Stay）鼓励你讨价还价；用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的《如你》（Someone Like You）让你深刻体会沮丧；最后再用葛罗莉亚·盖罗（Gloria Gaynor）的《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让你接受一切。

接下来，算法开始调整这些歌曲和旋律，为你量身打造。或许某首歌什么都好，只有一个地方让你不喜欢。算法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只要一到那个地方，你的心跳就会停一下，催产素水平也会稍微降低。而算法能做的，就是把那个讨厌的地方重写或干脆删去。

最后，算法就能学会编写整首曲子，人类的情绪就像钢琴琴键般任它们弹奏。有了你的生物统计数据之后，算法甚至可以量身打造出全宇宙只有你会喜欢的旋律。

常有人说，人类之所以喜欢艺术，是因为可以在艺术中看见自己。但如果脸谱网开始运用它对你所知的一切来打造个性化的艺术品，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甚至造成危险。比如，如果男友甩了你，脸谱网呈现给你的可能是一首完全为你量身打造的歌曲，内容就是关于这个负心人的，而不是那个让阿黛尔或艾拉妮丝·莫莉塞特伤心的不知名人士。这首歌甚至能提醒你在过去交往时那些只有你们俩知道的事情。

当然，为个人量身打造的艺术可能成不了流行，因为人还是喜欢大家都爱的玩意儿。如果这个曲调只有你知道，不就没办法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了？然而，比起制作个性化作品，算法可能更擅长制作全球热销作品。运用储存了数百万人数据的生物统计数据库，算法知道只要按下哪些生化按钮，就能在全球掀起热潮，让所有人在舞池里疯狂摇摆。如果艺术的重点真的在于启发（或操纵）人类的情绪，那么人类音乐家大概难以再与这样的算法匹敌，因为算法实在比人类更了解它们所拨弄的这个乐器：人类的生化系统。

这一切会带来伟大的艺术吗？这可能要看艺术是如何定义的。如果说听众觉得美就是美，而且顾客永远是对的，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就有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佳的艺术。但如果艺术是一种比人类情绪更深层的东西，应该表达出超越生化震动的事实，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大概就不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然而，大多数人大概也成不了优秀的艺术家。只是为了进入艺术市场，取代许多人类作曲家和表演者，算法并不需要直接打败柴可夫斯基，先打败小甜甜布兰妮就行了。

新工作？

从艺术到医疗保健行业，许多传统工作将会消失，但其造成的部分影响可以由新创造出的工作抵消。例如，诊断各种已知疾病、执行各种常规治疗的全科医生，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医生取代，这会省下很多经费，让医生和实验室助理得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研发新药或手术方案。人工智能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协助人类创造新的工作：人类与其想赢过人工智能，不如把重点放在人工智能的维护和运用上。举例来说，因为无人机取代了飞行员，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同时在维护、远程控制、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也创造出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美国军方每派出一架“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或“死神”（Reaper）无人机飞越叙利亚，就需要有30人在幕后操作；至于收集完数据的后续分析则至少还需要80人。2015年，美国空军就曾经因为缺少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而面临无人操作无人机的窘境。

这样说来，2050年的就业市场的特点很可能在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而非竞争。从警务到银行等各个领域，“人类+人工智能”的表现都能超越单纯的人类或单纯的计算机。在IBM的“深蓝”（Deep Blue）于1997年击败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之后，人类并没有停止下棋。相反，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人类的国际象棋大师水平比过去更高。至少有一段时间，被称为“半人马”（centaur）的“人类+人工智能”组合，在国际象棋比赛中的表现比单纯的人类或计算机都要出色。很有可能，人工智能也能如法炮制，协助培养出历史上最优秀的侦探、银行经理和军人。

然而，这些新工作很可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因此无法解决无技能失业者的就业问题。让失业者接受再培训之后去做这些工作，可能还不如直接创造完全属于人类的全新工作。在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中，劳动者通常可以从某个低技能的工作轻松转到另一个低技能的工作。比如，1920年，因为农业机械化而失业的农场工人可以在生产拖拉机的工厂里找到新工作；1980年，工厂工人失业后，可以去超市当收银员。这种职业转变在过去是可行的，因为从农场到工厂、从工厂到超市，都只需要稍加培训即可。

但是到了2050年，收银员或纺织工人的工作全部由机器人接手之后，他们几乎不可能变身为癌症研究人员、无人机驾驶员或“人类+人工智能”的银行团队中的一员。他们缺少必备的技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派出几百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兵扛着枪一阵乱射，牺牲成千上万人，其实是有意义的做法，毕竟当时个人的技术好坏并不会造成太大差异。但是今天，就算无人机驾驶员和资料分析师的岗位确实缺人，美国空军也不会找个失业的超市收银员来填补空缺。你不希望有个没经验的“菜鸟”把阿富汗的婚礼派对误认为是塔利班的高层集会吧？

因此，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人类工作，我们仍然可能看到新的“无用阶层”日益庞大。我们甚至可能两面不讨好：一方面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雇主找不到有技能的雇员。这有点儿像19世纪汽车取代马车时的情景，当时有许多马车夫转行当出租车司机，只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些马车夫，而是被淘汰的马。

此外，由于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还会持续进步，所以其实任何人类工作都有可能受到自动化的威胁。就算某位40岁失业的沃尔玛收银员靠着惊人的努力让自己改头换面成了无人机驾驶员，也很有可能在10年之后因为无人机也自动化了而必须再改头换面一次。职场波动如此剧烈，使得组织工会或保障劳工权益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多新工作的形态也是无保障的临时工、自由职业和一次性合作。如果某个专业在10年间就迅速起落，又怎么可能组织起工会呢？

同样，“半人马”组合很有可能变成一场人类与计算机之间不断的拔河角力，而不是稳定的终身伙伴关系。完全由人类组成的团队（比如福尔摩斯和华生），常常会形成长期的阶层和惯例，并能够延续数十年。然而，如果侦探和IBM的超级计算机系统“沃森”合作［该人工智能系统2011年在电视益智抢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获胜］，会发现所有的阶层都可能被打破，所有的惯例也都可能被干扰。昨天的搭档，明天可能就成了你的主管；所有的规章和守则也都必须每年重写。

仔细观察国际棋坛的动态，或许可以预估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之后的几年间，人机合作是国际棋坛的热门形式。但近几年来，计算机已经变得非常擅长下棋，以至于人类合作者失去了他们的价值，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

2017年12月7日，这是围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计算机击败人脑（那已经是旧闻了），而是谷歌的AlphaZero程序击败了Stockfish 8程序。Stockfish 8是2016年的全球计算机国际象棋冠军，运用的是几百年来累积的人类国际象棋经验，再加上几十年的计算机象棋经验，每秒计算7000万次走法。相较之下，AlphaZero每秒只计算8万次走法，而且写程序的时候完全没教它任何国际象棋规则，它连基本的起手下法都不会！AlphaZero完全是运用最新的机器学习原理，不断和自己下棋，就这样自学了国际象棋。虽然如此，在AlphaZero与Stockfish 8的100场比赛中，AlphaZero赢28场、平72场，完全未尝败绩。AlphaZero完全没向任何人类学习任何东西，许多获胜走法和策略对人类来说完全是打破常规的，可以说是创意十足，甚至是天纵英才。

那么，AlphaZero从零开始学习国际象棋，用了多久才准备好与Stockfish 8的对局，而且发展出天才般的直觉？答案是4小时。你没看错，就是4小时。千百年来，国际象棋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绝顶展现。但AlphaZero只花了4个小时，完全没有任何人类指导协助，就从一无所知变成创意十足的大师。

AlphaZero绝不是市面上唯一能够拥有想象力的软件。现在许多程序已经不只在单纯的运算次数上超越人类棋手，就连“创意”也不在话下。现在在限定人类参加的国际象棋比赛中，裁判会不断注意是否有棋手偷偷用计算机作弊。而抓到作弊的方法之一，就是观察棋手所展现的原创性高低。如果有人走了极具创意的一步，裁判常常会怀疑这不是人走出来的，肯定是计算机走出来的。所以，至少在国际象棋这个领域，创意已经不是人类的专利，而是计算机的专利！以前会用金丝雀来侦测煤矿里是否出现有毒气体，而如果国际象棋是我们的煤矿金丝雀，我们已经收到警告：这只金丝雀正面临死亡。而现在发生在人类与人工智能国际象棋组合上的事情，未来也可能发生在警务、医药和银行业。

因此，创造新的工作、让劳动者接受再培训而重新就业，并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方法。人工智能革命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分水岭，可别以为在这之后就业市场就会达到新的平衡状态。相反，破坏只会像雪崩般扩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自己能够一辈子都做同一份工作。而到了2050年，别说同一份工作，就连同一个专业领域也不太可能让人待一辈子。

就算我们真的能够不断创造出新工作，让劳动者接受再培训，但像这样生活永无宁日，一般人的精神又是否能撑得下去？变化总会带来压力，21世纪初的纷纷扰扰，已经造成全球性的压力蔓延。而随着就业市场和个人职业生涯的波动不断加剧，人类是否真能应对？或许，人类将会需要更有效的减压方式（从药物、神经反馈到冥想等），来避免智人精神崩溃。到2050年，“无用阶层”的出现可能不只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没受过相关教育，还可能因为精神动力不足。

显然，以上大部分只是猜测。在本书写作的此时（2018年年初），自动化已经对许多产业造成影响，但尚未导致大量失业。事实上，在美国等许多国家，失业率已降至历史最低点。没人能够确定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究竟会对未来的各种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想预估相关时间表也绝非易事。特别是这一切不只要看科技上的突破，各种政治决策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因此，就算已经证明自动驾驶汽车比人类司机更安全、更便宜，政客和消费者仍然可能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抗拒改变。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一心认为会有足够的新工作来弥补被淘汰的工作，将会十分危险。在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中曾发生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在21世纪这个极为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发生。一旦真的发生系统性大规模失业，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干扰将会极为严重，因此就算发生系统性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非常低，我们也必须严肃对待。

19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都无法应对相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封建主义、君主制和传统宗教不适合管理工业大都市、几百万背井离乡的工人，并面对现代经济不断变化的本质。于是，人类必须开发全新的模式——自由民主国家、独裁政权、法西斯政权，再用超过一个世纪的惨痛战争和革命来测试这些模式，去芜存菁，以找出并实践最佳解决方案。狄更斯笔下的煤矿童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都只是人类付出昂贵学费的一小部分。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会比蒸汽机、铁路和电力在上个时代带来的挑战大得多。由于现代文明的破坏力过于惊人，人类实在禁不起更多的测试失败、世界大战或血腥革命。现代如果测试失败，可能导致的就是核战争、基因工程怪物或生物圈的彻底崩溃。所以，我们只能比面对工业革命时做得更好才行。

从剥削到无足轻重

可能的解决方案分为三大类：如何避免工作消失；如何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就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消失的工作还是远远多于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该怎么办？

避免工作消失，是最没有吸引力也最无法达成的策略，因为这代表着要人类放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巨大潜力。然而，政府可能会有意放慢自动化的脚步，以减少造成的冲击，争取时间进行调整。技术从来不是只有一条路：事情“可以做”并不意味着“必须做”。运用政府法规的牵制，就算某项新技术已经在商业上可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也能把它挡下来。比如，这几十年来，人类的技术发展早就足以创造出一个人体器官市场，在欠发达国家开设“人体农场”，应对富裕买家几乎永无止境的需求。像这样的“人体农场”，市场价值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然而，靠着各项法规禁止人体器官自由交易，虽然还是有黑市，但毕竟规模远小于原本可能的状况。

放慢改变的速度，或许能让我们有时间创造足够多的新工作机会来弥补大部分损失。但就像前面说的，经济上的开创精神必须搭配教育和心理方面的变革。假设新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职位，那么也就可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而且，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良，人类劳动者也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改变自己的专业领域。政府必然需要介入，一方面提供终身教育补贴，另一方面提供安全网，协助国民面对无法避免的过渡期。假设一位40岁的前无人机驾驶员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成功转型为虚拟世界的设计师，在这段时间内，他和他的家人很可能需要很多的政府协助才能维持生活。（目前北欧各国正在试行此类方案，信念在于“保护劳工，而不是保护工作”。）

然而，就算有足够的政府协助，像这样让几十亿人不断重新再造自我，究竟会不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平衡，仍是未知数。如果就算我们付出一切努力，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被挤出就业市场，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模式，来面对“后工作社会”、“后工作经济”和“后工作政治”等种种议题。第一步就是要诚实承认，我们固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并不足以对付这样的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说，就算人类无法在工作上与人工智能竞争，但还是要靠人来消费吧？人类怎么可能会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呢？然而，未来的经济究竟还需不需要由人来作为消费者，现在实在很难说，因为机器和计算机也可以成为消费者。理论上，让A矿业公司生产和售卖铁砂给B机器人公司，B机器人公司再生产和售卖机器人给A矿业公司，A矿业公司于是生产更多铁砂，让B机器人公司能生产更多机器人，这样就形成一个经济环。只要两家公司不断互相交易，就能不断成长扩张到银河系的彼端。它们只要有机器人和计算机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人类作为消费者。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计算机和算法不再只是生产者，还同时扮演起了客户的角色。例如在证券交易所，算法正成为债券、股票和期货的最重要买家。同样，广告业最重要的客户也是算法：谷歌搜索算法。现在设计师设计网页的时候，常常迎合的是谷歌搜索算法，而不是哪个人的品位。

算法显然没有意识，所以不会像人类消费者那样享受自己购买的物品，做决定时也不会受到感觉和情绪的影响。毕竟，谷歌搜索算法怎么都不可能真的尝一口冰激凌。然而，算法会依据其内部运算和内置偏好来做出各种选择，而这些内置偏好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以冰激凌品牌为例，谷歌搜索算法对网页搜索结果的排序有十分复杂的考虑，而全球最成功的冰激凌品牌就是被谷歌排在前面的那几家——不见得是真正最好吃的那几家。

我是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这一点的。每次我出书的时候，出版社都会请我写个简短的介绍，让他们用于网络宣传。但出版社会把我写的文字改成迎合谷歌算法的版本。在看过我写的文字后，出版社告诉我：“不要用这个字，换成那个字比较好，能在谷歌算法里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知道，只要抓住了算法的目光，抓住人类的目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既不需要人类作为生产者，也不需要人类作为消费者，那么，什么能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心理健康呢？我们不能等到危机彻底爆发才开始寻找答案，那时候就太迟了。为了应对21世纪这一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动荡局面，需要尽快发展新的社会及经济模式，并以“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工作”为指导原则。很多工作不过是无聊的苦差事，本就应该被淘汰。例如，没有人一辈子的梦想是成为收银员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以及保护其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

有一种新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全民基本收入认为，政府应该对控制算法和机器人的亿万富翁和企业征税，再用这笔税金为每个人提供足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慷慨津贴。这样一来，既能解决因失业和经济混乱而产生的贫穷问题，也能保护富人不受平民主义的怒火洗礼。

一个相关的建议是要扩大“工作”的定义。目前有几十亿个父母照顾着孩子，邻居照顾着彼此，民众组织着种种社群，这些活动都有其价值，但都不被认可为“工作”。或许我们应该改变一下观念，意识到照顾孩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战的工作。这样转念之后，就算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所有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的工作，也不会出现工作短缺的状况。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来考核这些新认定的“工作”，并为其付费。6个月大的婴儿大概还没办法付给妈妈工资，这时就需要政府承担起这个责任。另外，如果我们希望此类薪水足以负担家庭的基本开销，那么最终这和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没有太大差异了。

还有一种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务，而非全民基本收入。换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给钱让人乱花，而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服务。事实上，这就是共产主义描绘的愿景。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该为民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资本主义的天堂）还是全民基本服务（共产主义的天堂）。两个选项各有优缺点。但无论你选择哪个天堂，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全民”与“基本”的定义。

什么是“全民”？

无论是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全民基本服务，通常认为都是由国家来提供的。到目前为止，各种全民基本收入措施都还只是明确限定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城市执行。2017年1月，芬兰开始为期两年的试点，为2000位失业的芬兰人每月提供560欧元，不论他们在试点开始之后是否找到工作。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意大利的里窝那市（Livorno）和荷兰的几个城市，也有类似的试点正在进行。（2016年，瑞士举行了全民基本收入提案公投，但选民最后否决了这项提案。）

这些国家或城市计划的问题在于，自动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并不住在芬兰、安大略、里窝那或阿姆斯特丹。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某国人民的生计可能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市场，然而，自动化可能会对这种全球贸易网络的大部分地区造成破坏，给最脆弱的环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20世纪，缺乏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靠出售非技术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进步。今天，仍有数百万孟加拉国人靠制作衬衫卖给美国以营生；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也有许多人是在客服中心为美国企业处理客户投诉电话。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的兴起，廉价非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将会大大降低。对纽约人来说，以后不用大老远地在孟加拉国生产衬衫再运到美国了，只要在亚马逊网络商店选购中意衬衫的程序代码，就能直接在纽约将衬衫3D打印出来。第五大道上的Zara（服装品牌）和普拉达（Prada）店面可能会被位于布鲁克林的3D打印中心取代，甚至有些人可能家里就有一台3D打印机。同时，如果打印机出了问题，也不用打电话到班加罗尔的客服中心，而是直接和谷歌云服务的人工智能厂商代表对谈（人工智能的口音和语调还能依你的喜好来选择）。于是孟加拉国和班加罗尔的纺织工人和客服人员失业了，却又得不到必要的培训以转向时尚衬衫设计或计算机编程，他们要怎么生存下去？

如果人工智能和3D打印确实接手了过去在孟加拉国和班加罗尔的工作，那么过去流向南亚的收入现在则流进了加州少数科技龙头企业的金库。于是，全球经济虽然增长，却不是让全球的情况普遍改善。我们看到的是像硅谷之类的高科技中心财源滚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崩溃。

当然，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也有可能进步得很快，一起加入胜利者的队伍。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纺织工和客服中心人员的子孙也可能成为工程师或创业者，负责制造甚至自己就拥有计算机和3D打印机。然而，能够这样转业的时间正点滴流逝。在过去，廉价的非技术劳动力就像一道跨越全球经济鸿沟的稳固桥梁，就算某国发展速度缓慢，最后还是可以平安跟上彼方的脚步。在当时，走得稳比走得快重要得多。然而，现在这道桥梁正摇摇欲坠。已经成功跨过桥梁（已从廉价劳动力发展到高技能产业）的国家，大概前景可期；但还落在后面的国家，可能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鸿沟错误的那一边，再也没有任何方式能追赶彼方。如果再也没有人需要你的廉价非技术劳动力，而你又没有资源打造良好的教育体系、教授劳动力新的技能，岂不就束手无策？

这样一来，那些落在后方的人会面临怎样的命运？美国选民大概会同意，亚马逊和谷歌这些美国企业在美国缴的税，可以用来为宾夕法尼亚失业的矿工或纽约失业的出租车司机提供津贴或免费服务。只不过，如果是特朗普口中的“屎洞国家”，美国选民是否也会同意把税金拿去补贴这些地方的失业民众？如果你以为真有这种可能，还不如说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会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是“基本”？

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基本服务的用意，就是要照顾基本的人类需求，但“基本的人类需求”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从纯粹的生物学角度来看，智人每天只需要1500~2500卡路里热量就足以存活。高于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奢侈。但历史上所有文化所认为的“基本”，都不止于这条“生物贫穷线”。在中世纪欧洲，可能认为参加教堂礼拜比食物更重要，因为礼拜看顾的是你永恒的灵魂，而不是你暂时的身体；而在今日的欧洲，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被认为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还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对于男女老幼而言，使用互联网属于基本需求。如果2050年有个世界联合政府，决定向谷歌、亚马逊、百度和腾讯征税，好为世界上所有人（不论是在孟加拉国还是在底特律的居民）提供基本收入或服务，这里的“基本”究竟该如何定义？

举例来说，基本教育包括什么？是只要有读写能力就行，还是要会写计算机程序和拉小提琴？是只要提供6年的小学教育，还是要一路照顾到获得博士学位？医疗保健呢？如果2050年医学发展已经能够推迟衰老、显著提升人类寿命，这些新的疗法是该让全球百亿人口雨露均沾，还是让少数亿万富翁个人独占？如果生物技术已经能让父母把儿女“升级”，这会被认为是全人类的基本需求吗？还是我们会看到人类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一边是富有的超人类，所拥有的能力远超另一边可怜的智人族群？

不论选择如何定义“基本的人类需求”，一旦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接着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政治角力，争夺种种“非基本”的奢侈品，不管是拥有自驾车、使用虚拟现实公园的权利，还是由生物工程增强身体健康。然而，如果失业民众手中没有任何经济资产，很难想象他们究竟要怎样才有可能取得这些奢侈品。这样一来，富人（腾讯的高层、谷歌的股东）与穷人（依赖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不仅比现在更大，而且更无跨越的可能。

因此，就算2050年已经有些全民基本方案，能够为穷人提供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教育，他们仍然会对全球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流动而感到愤怒。民众会觉得整个社会系统对他们不公，政府只为超级富豪服务，而且自己和子女的未来除了往下滑落便别无其他方向。

智人本来就不是一种会满足于现状的动物。他们的快乐很少取决于客观条件，而多半取决于自身的期望。然而，期望又往往会因为各种条件（甚至包括其他人的条件）而不断调整。整体客观条件改善的时候，期望也会随之膨胀，于是虽然客观条件可能已经大幅提升，我们却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满。今天，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务的目标是要改善2050年一般民众享有的客观条件，那么成功的概率应该不小。但如果它的目标是要让人对自己所享有的一切在主观上更满足，并且避免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那么失败的机会应该就很大。

要真正实现其目标，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务还必须搭配让人民有些有意义的目标，从体育到宗教，等等。讲到要在“后工作世界”过着幸福满足的生活，或许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实验方案出现在以色列：有大约50%的极端正统派男性犹太教徒从不工作，把生命都奉献给研读宗教经典、进行宗教仪式。他们和家人之所以不会饿死，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妻子通常都有工作，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政府会为他们提供慷慨的补贴和各种免费服务，确保他们拥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早在“全民基本收入”这种说法出现之前，犹太教就已经抢先一步。

虽然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又穷又失业，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显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比以色列社会其他任何阶层都高。原因在于整个社群心手相连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研读经典、执行仪式时寻得的深切意义。如果说一边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满是犹太男性讨论着《塔木德》，另一边是一整座大型血汗纺织工厂，里面满是纺织工人在辛苦地工作，那么比较欢乐、比较有参与感、比较有想法的，大概会是那个小房间里的人。多亏了这群又穷又失业的人，在全球生活满意度调查里，以色列的排名也算是名列前茅。

世俗的以色列人常常抱怨极端正统派对社会贡献太少，都是靠着别人的努力来过活。世俗以色列人也常常认为，极端正统派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永续，特别是极端正统派的家庭平均足足有7个小孩。国家迟早会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无业人口，让极端正统派不得不去上班。但事情可能正好相反。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把人类赶出就业市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楷模，而不是过去的化石。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成正统派犹太教徒、上犹太初等学校、研读《塔木德》，但对所有人来说，对于意义、对于社群的追求，将有可能变得比对工作的追求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打开一张全民经济安全网，再结合强大的社群及有意义的目标，那么工作被算法抢走也可能是塞翁失马。话虽如此，如果被抢走的是对生命的控制权，情况就可怕得多了。虽然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大规模失业的危险，但更该担心的其实是人类目前握有的权威被算法夺走。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人类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彻底失去信心，而开启一条通往数字独裁的道路。

1. [12]Gregory R.Woirol, The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Debate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6), 18–20; Amy Sue Bix, Inventing Ourselves out of Jobs? America’s Debate over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1929–198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 1–8; Joel Mokyr, Chris Vickers and Nicolas L.Ziebarth,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s This Time Differ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3 (2015), 33–42; Joe Mokyr,The Gifts of Athena: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5–7; David H.Autor,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3 (2015), 3–30; Melanie Arntz, Terry Gregory and Ulrich Zierahn, ‘The Risk of Automation for Jobs in OECD Countrie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89 (2016); Mariacristina Piva and Marco Vivarelli,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Employment: Were Ricardo and Marx Right?’, IZA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10471 (2017).

2. [13]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已在飞行特别是空中战斗中胜过人类：Nicholas Ernest et al., ‘Genetic Fuzzy ba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Unmanned Combat Aerial Vehicle Control in Simulated Air Combat Missions’, Journal of Defense Management 6:1 (2016), 1–7; intelligent tutoring and teaching systems: Kurt Van Lehn,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Tutoring,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and Other Tutoring Systems’,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6:4 (2011), 197–221; algorithmic trading: Giuseppe Nuti et al., ‘Algorithmic Trading’, Computer 44:11 (2011), 61–9; financial plann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etc.: Arash Baharammirzaee, ‘A comparative Surve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Expert System and Hybrid Intelligent Systems’,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19:8 (2010), 1165–95; analysis of complex data in medical systems and produc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arjorie Glass Zauderer et al., ‘Piloting IBM Watson Oncology within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s Regional Network’,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32:15 (2014), e17653; creation of original texts in natural language from massive amount of data: Jean-Sébastien Vayre et al., ‘Communication Mediated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in Big Data Environments: The Case of Nomao’, Journal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5 (2017), 125–48; facialrecognition: Florian Schroff, Dmitry Kalenichenko and James Philbin, ‘Face Net: A Unified Embedding for Face Recognition and Clustering’,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15), 815–23; and driving: Cristiano Premebida, ‘A Lidar and Vision-based Approach for Pedestrian and Vehicle Detection and Tracking’, 2007 IEE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Conference (2007).

3. [14]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1); Dan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 Harper, 2009); Brian D.Ripley,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Neural Networ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ristopher M.Bishop,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New York: Springer, 2007).

4. [15]Seyed Azimi et al., ‘Vehicular Networks for Collision Avoidance at Intersections,’ SA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ssenger Cars – Mechanical Systems 4 (2011), 406–16; Swarun Kumar et al., ‘Car Speak: A Content-Centric Network for Autonomous Driving’, SIGCOM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view 42 (2012),259–70; Mihail L.Sichitiu and Maria Kihl, ‘Inter-Vehicle Communication Systems: A Survey’,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2008), 10;Mario Gerla, Eun-Kyu Lee and Giovanni Pau, ‘Internet of Vehicles: From Intelligent Grid to Autonomous Cars and Vehicular Clouds’, 2014 IEEE World Forum on Internet of Things (WF-IoT) (2014), 241–6.

5. [16]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road safety 2015 (2016);‘Estimates for 2000–2015,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h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estimates/en/index1.html,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7.

6. [17]关于美国车祸的原因调查，参见：Daniel J.Fagnant and Kara Kockelman,‘Preparing a Nation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Opportunities, Barrier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77 (2015), 167–81；全世界大致情况的调查，参见：OECD/ITF, Road Safety Annual Report 2016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6), http://dx.doi.org/10.1787/irtad-2016-en.

7. [18]Kristofer D.Kusano and Hampton C.Gabler, ‘Safety Benefits of 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 Brake Assist, and Autonomous Braking Systems in Rear-End Collis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13:4 (2012), 1546–55; James M.Anderson et al., Autonomous Vehicle Technology: A Guide for Policymaker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esp.13–15; Daniel J.Fagnant and Kara Kockelman, ‘Preparing a Nation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Opportunities, Barrier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77 (2015), 167–81; Jean-Francois Bonnefon, Azim Shariff and Iyad Rahwan, ‘Autonomous Vehicles Need Experimental Ethics: Are We Ready for Utilitarian Cars?’, arXiv (2015), 1–15.关于车辆如何建立车际网络以避免车祸，参见：Seyed R.Azimi et al., ‘Vehicular Networks for Collision Avoidance at Intersections’, SA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ssenger Cars – Mechanical Systems 4:1 (2011), 406–16; Swarun Kumar et al., ‘Car Speak: A Content-Centric Network for Autonomous Driving’, SIGCOM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view 42:4 (2012), 259–70; Mihail L.Sichitiu and Maria Kihl,‘Inter-Vehicle Communication Systems: A Survey’,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10:2 (2008); Mario Gerla et al., ‘Internet of Vehicles: From Intelligent Grid to Autonomous Cars and Vehicular Clouds’, 2014 IEEE World Forum on Internet of Things (WF-IoT) (2014), 241–6.

8. [19]Michael Chui, James Manyika and Mehdi Miremadi, ‘Where Machines Could Replace Humans – and Where They Can’t (Yet)’, McKinsey Quarterly (2016),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where-machines-could-replace-humans-and-where-they-cant-yet, accessed 1 March 2018.

9. [20]Wu Youyou, Michal Kosinski and David Stillwell, ‘Computer-based personality judgment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ose made by humans’, PANS, vol.112 (2014), 1036–8.

10. [21]Stuart Dredge, ‘AI and music: will we be slaves to the algorithm?’ Guardian, 6 August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aug/06/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will-we-be-slaves-to-the-algorithm, accessed 15 October 2017.关于这些方法的综览，参见：Jose David Fernández and Francisco Vico, ‘AI Methods in Algorithmic Compositi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48 (2013), 513–82.

11. [22]Eric Topol, The Patient Will See You Now: The Future of Medicine is in Your Hand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Robert Wachter, The Digital Doctor:Hope, Hype and Harm at the Dawn of Medicine’s Computer Age (New York:McGraw-Hill Education, 2015); Simon Parkin, ‘The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Doctor Will Hear You Now’,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16),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0868/the-artificially-intelligent-doctor-will-hearyou-now/; James Gallag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good as cancer doctors”’,BBC, 26 January 2017, http://www.bbc.com/news/health-38717928.

12. [23]Kate Brannen, ‘Air Force’s lack of drone pilots reaching “crisis” levels’,Foreign Policy, 15 January 2015,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1/15/airforces-lack-of-drone-pilots-reaching-crisis-levels/.

13. [24]Tyler Cowen, 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New York: Dutton, 2013); Brad Bush, ‘How combined human and computer intelligence will redefine jobs’, Tech Crunch (2016), https://techcrunch.com/2016/11/01/how-combined-human-and-computer-intelligencewill-redefine-jobs/.

14. [25]Lawrence F.Katz and Alan B.Krueger,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Peter H.Cappelli and J.R.Keller, ‘A Study of the Extent and Potential Causes of Alternative Employment Arrangements’, ILR Review 66:4(2013), 874–901; Gretchen M.Spreitzer, Lindsey Cameron and Lyndon Garrett,‘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Two Images of the New World of Work’,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2017), 473–99; Sarah A.Donovan, David H.Bradley and Jon O.Shimabukuru,‘What Does the Gig Economy Mean for Workers?’, 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6), https://fas.org/sgp/crs/misc/R44365.pdf,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More Workers Are in Alternative Employment Arrangements’, Pew Research Center, 28 September 2016,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10/06/the-state-of-american-jobs/st_2016-10-06_jobs-26/,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15. [26]David Ferrucci et al., ‘Watson: Beyond Jeopar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9–200 (2013), 93–105.

16. [27]‘Google’s AlphaZero Destroys Stockfish in 100-Game Match’, Chess.com,6 December 2017, https://www.chess.com/news/view/google-s-alphazerodestroys-stockfish-in-100-game-match,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David Silver et al., ‘Mastering Chess and Shogi by Self-Play with a Genera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lgorithm’, arXiv (2017), https://arxiv.org/pdf/1712.01815.pdf,accessed 2 February 2018; see also Sarah Knapton, ‘Entire Human Chess Knowledge Learned and Surpassed by Deep Mind’s AlphaZero in Four Hours’,Telegraph, 6 December 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science/2017/12/06/entire-human-chess-knowledge-learned-surpassed-deepminds-alphazero/,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17. [28]Cowen, Average is Over, op.cit.; Tyler Cowen, ‘What are humans still good for? The turning point in freestyle chess may be approaching’ (2013), 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3/11/what-are-humans-stillgood-for-the-turning-point-in-freestyle-chess-may-be-approaching.html.

18. [29]Maddalaine Ansell, ‘Jobs for Life Are a Thing of the Past.Bring On Lifelong Learning’, Guardian, 31 May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highereducation-network/2016/may/31/jobs-for-life-are-a-thing-of-the-past-bring-onlifelong-learning.

19. [30]Alex Williams, ‘Prozac Nation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 of Xanax’, New York Times, 10 June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10/style/anxiety-is-thenew-depression-xanax.html.

20. [31]Simon Rippon, ‘Imposing Options on People in Poverty: The Harm of a Live Donor Organ Market’,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40 (2014), 145–50; I.Glenn Cohen, ‘Regulating the Organ Market: Normative Foundations for Market Regulatio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77 (2014); Alexandra K.Glazier,‘The Principles of Gift Law and the Regulation of Organ Donation’, Transplant International 24 (2011), 368–72; Megan McAndrews and Walter E.Block,‘Legalizing Saving Lives: A Proposition for the Organ Market’, Insights to AChanging World Journal 2015, 1–17.

21. [32]James J.Hughes, ‘A Strategic Opening for a Basic Income Guarantee in the Global Crisis Being Created by AI, Robots, Desktop Manufacturing and BioMedicine’, Journal of Evolution & Technology 24 (2014), 45–61; Alan Cottey, ‘Technologies, Culture, Work, Basic Income and Maximum Income’, AI& Society 29 (2014), 249–57.

22. [33]Jon Henley, ‘Finland Trials Basic Income for Unemployed,’ Guardian, 3 Januar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an/03/finland-trialsbasic-income-for-unemployed, accessed 1 March 2018.

23. [34]‘Swiss Voters Reject Proposal to Give Basic Income to Every Adult and Child’,Guardian, 5 June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n/05/swissvote-give-basic-income-every-adult-child-marxist-dream.

24. [35]Isabel Hunter, ‘Crammed into squalid factories to produce clothes for the West on just 20p a day, the children forced to work in horrific unregulated workshops of Bangladesh’, Daily Mail, 1 December 2015,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339578/Crammed-squalid-factories-produce-clothes-West-just20p-day-children-forced-work-horrific-unregulated-workshops-Bangladesh.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7; Chris Walker and Morgan Hartley, ‘The Culture Shock of India’s Call Centers’, Forbes, 16 December 20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morganhartley/2012/12/16/the-culture-shock-of-indiascall-centres/#17bb61d372f5, accessed 15 October 2017.

25. [36]Lauren Gambini, ‘Trump Pans Immigration Proposal as Bringing People from“Shithole Countries”’, Guardian, 12 January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an/11/trump-pans-immigration-proposal-as-bringingpeople-from-shithole-countries,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26. [37]环境整体改善时，相对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此种论点参见：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7. [38]‘2017 Statistical Report on Ultra-Orthodox Society in Israel’,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and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2017), https://en.idi.org.il/articles/20439, accessed 1 January 2018; Melanie Lidman, ‘As ultra-Orthodox women bring home the bacon, don’t say the F-word’, Times of Israel, 1 January 2016,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s-ultra-orthodox-women-bring-home-the-bacon-dont-say-the-f-word/, accessed 15 October 2017.

28. [39]Melanie Lidman, ‘As ultra-Orthodox women bring home the bacon, don’t say the F-word’, Times of Israel, 1 January 2016,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s-ultra-Orthodox-women-bring-home-the-bacon-dont-say-the-f-word/, accessed 15 October 2017; ‘Statistical Report on Ultra-Orthodox Society in Israel’,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and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18(2016), https://en.idi.org.il/media/4240/shnaton-e_8-9-16_web.pdf, accessed 15 October 2017.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调查的38个经济体中，以色列的快乐指数排名第11，参见：‘Life Satisfaction’, OECD Better Life Index,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topics/life-satisfaction/, accessed 15 October 2017.

29. [40]‘2017 Statistical Report on Ultra-Orthodox Society in Israel’,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and Jerusalem Institute for Israel Studies (2017), https://en.idi.org.il/articles/20439, accessed 1 January 2018.

30. [1] 卢德分子（Luddite），指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机器代替了人力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现引申为工业化、自动化、数字化或一切新技术的反对者。——编者注

第3  章

自由：数据霸权与社会公平

就自由主义看来，人类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所有权力都来自个人的自由意志，表现在每个人的各种感受、欲望和选择之中。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所以它赞成民主选举。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相信“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它拥抱自由市场的原则。而在个人方面，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聆听内心的声音，随心所欲”，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就行。于是，人权便将这种个人自由的概念奉若神明。

在西方的政治论述中，“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用法有时候比较狭义且偏颇，特指支持同性婚姻、枪支管制、堕胎等特定议题的人。然而，就算是所谓的保守派，其实也会接受广义的自由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在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该偶尔停战一下，想想彼此不是都同意人权、自由选举和司法独立之类的基本原则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里根与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右翼名人，除了积极提倡经济自由之外，同时也坚定地拥护个人自由。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的一次著名访谈中曾表示：“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生活就是由男男女女交织而成……生活质量如何，取决于每个人准备为所有人承担多少责任。”

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后辈的想法也和工党完全一致，认为政治上的权威来自每个选民的情感、选择与自由意志。因此，英国要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时候，首相卡梅伦并不是去征询英国女王、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意见，也不是去询问议会议员，而是直接举行全民公投，问所有的英国人：“你感觉该怎么做？”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认为当时问的是“你怎么想”，而不是“你怎么感觉”。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所有的公投和选举，诉诸的永远是人类的“感觉”，而不是人类的理性。如果民主谈的就是理性决策，那么哪还有理由让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甚至还投什么票呢？早就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就是有一些人比别人学识更渊博、更具理性，特别是讲到特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更是如此。英国脱欧投票之后，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就提出抗议，认为绝大多数英国民众（包括他自己）其实都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政治科学背景，根本不该要求他们投下这张公投票。“这岂不就像是要用全国公投决定爱因斯坦的代数算得对不对，又或是让乘客表决飞机驾驶员该在哪条跑道降落？”

但无论如何，选举和公投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怎么“想”，而在于我们怎么“感觉”。讲到感觉这件事，爱因斯坦和道金斯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强。民主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感受反映出一种神秘而意义深远的“自由意志”，而这就是权威的本源；虽然每个人的聪明程度高下有别，但自由程度一律平等。就算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佣，也和爱因斯坦和道金斯一样有自由意志，因此到了选举日的时候，她的感受（表现在她投的选票上）也就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重要。

感受所影响的不只是选民，还包括领导者。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由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领头。卡梅伦辞职后，戈夫原本支持约翰逊担任首相，却在最后一分钟反悔，宣称约翰逊并不适任，自己将出马竞选。戈夫打乱了约翰逊的一盘棋，有人认为这是不择手段的政治暗杀。但戈夫的辩词是诉诸自己的感受，他解释道：“在我的政治生涯里，每走一步我都自问：‘什么是我该做的？我的心怎么说？’”根据戈夫的说法，他就是因此才铆足劲儿推动英国脱欧，也因此不得不在背后捅自己过去的盟友约翰逊一刀，由自己竞逐龙头宝座。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心是这么说的。

这种对“心”的依赖，可能就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弱点。一旦有人研发出相关技术，能够攻入并操纵人心，民主政治便将成为一场情感丰沛的木偶戏。

听算法的就对了

自由主义相信感受，相信自由选择，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自然，也称不上久远。过去曾有几千年的时间，人类相信权威来自神祇，而非来自内心，该推崇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自由。到最近几个世纪，权威的来源才从天上的神变成有血有肉的人。

然而很快，权威的来源可能再次改变：从人类转到算法。在过去，神的权威是靠宗教神话建立的，人的权威是靠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建立的。至于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则可能建立起大数据算法的权威，同时完全推翻关于个人自由的信念。

正如前一章中提到的，对于人脑和人体运作方式的科学研究显示，人类的种种感受既不是什么人类独有的精神灵性，也不代表什么“自由意志”。所有的“感受”只是所有哺乳动物及鸟类都拥有的生化机制，用来快速运算生存和繁殖的概率。“感受”的基础也不是直觉、灵感或自由，而是运算。

猴子、老鼠或人类看到蛇的时候会感受到恐惧，是因为大脑里的几百万个神经元迅速计算了相关数据，并得出“死亡的可能性很高”这个结论。而根据另一套生化算法的计算，如果发现有很大的可能性和附近的某个个体成功交配、建立社交连接或达成其他令人渴望的目标，性吸引力的感受就会上升。至于愤怒、内疚或宽恕之类的道德感受，则是源于与团体合作相关的神经机制。所有这些生化算法都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打磨。如果某个古代祖先的感受犯了某个错误，塑造这些感受的基因就不会再传给下一代。因此，感受并非与理性背道而驰，而是体现了进化上的理性。

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各种感受是出于运算，原因在于这些快速的运算远不在我们的意识阈值范围内。我们感觉不到大脑里几百万个神经元在怎样运算着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对蛇的恐惧、对伴侣的选择或对欧盟的看法是出于什么神秘的“自由意志”。

然而，虽然自由主义在“种种感受反映出人类的自由意志”这一点上犯了个错，但直到今天，依靠情感来做决定仍然有很好的实际意义。因为，虽然各种感受并没有什么神奇或自由的地方，但讲到该学什么专业、该跟谁结婚、该把票投给谁，“靠感受”仍然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也没有什么外部系统能够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感受。就算中世纪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或苏联的秘密警察每分每秒都在监控我的一举一动，他们还是少了必要的生物知识及运算能力，他们无法攻进我的身体，也无法了解种种生化程序是如何塑造我的欲望和选择的。所以实际上，大可直接说人有自由意志，因为人的意志主要是由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于是，我可以骗自己说我掌控了自己神秘的内在领域，外界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我内心正在发生的事以及我如何做出决定。

因此，自由主义要人们追随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听什么祭司或政客说的话，其实也没错。然而，计算机算法很快就能给你比“人类的感受”更好的建议。随着西班牙宗教法庭和苏联的秘密警察让位给谷歌和百度，“自由意志”大概就会被拆穿，自由主义的实用价值也随之降低。

我们现在正处于两次巨大革命的交汇中。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揭开人体（特别是大脑和人类感受）的种种奥秘；另一方面，计算机科学家也让我们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如果我每天遇到的各种机构、企业和政府都能了解甚至操纵过去我以为没有外人可进入的内心世界，我大概也就不会再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

医学领域已经如此。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医疗决定，并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觉得健康，甚至也不是看医生做出什么判断，而是要看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身体的计算机得出怎样的运算结果。再过几十年，大数据算法就能通过持续的生物统计数据流，24小时监测我们的健康状况。早在我们出现任何感觉之前，算法就能监测到流感病毒、癌细胞或阿尔茨海默病的蠢蠢欲动，接着就能针对每个人的体质、DNA（脱氧核糖核酸）和性格，量身推荐适合的治疗方案、饮食和养生之道。

这样一来，人类将能够享有历史上最佳的医疗保健服务。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大概永远无法摆脱生病这件事。毕竟，身体总会有什么地方不在最佳状态，也总有什么地方是能够改进的。在过去，只要不觉得痛或没有出现像跛脚之类的明显失能，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健康的。但到了2050年，有了生物传感器和大数据算法之后，可能早在疾病造成疼痛或失能之前，就能得到诊断并开始治疗。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自己老得面对一个又一个“病症”，得遵守这个或那个算法建议。不想听算法的？那么医疗保险就有可能被取消，或者会被公司解雇。毕竟，为什么他们要为你的固执己见付出代价呢？

例如抽烟这件事。现在只是有个整体的统计数据，告诉你抽烟和肺癌有关，你要继续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以后可能会有个生物传感器明确警告你：刚刚在您的左上肺检测到17个癌细胞。这时候你要继续抽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不理会传感器的警告，传感器就把警告转发给你的保险公司、你的领导和你的母亲，你该怎么办？

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所有的大小疾病？我们很可能会干脆直接告诉健康算法，大多数时候它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于是它大概只会定期把近况通知发送到我们的智能手机上，告诉我们“已监测并消灭17个癌细胞”。整天担心自己生病的焦虑症患者或许真的会去看这些通知，但大多数人大概只会一眼扫过，就像我们现在懒得细看那些烦人的反计算机病毒通知一样。

“决策”这出戏

医疗领域已经发生的事，很可能即将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的发明就是生物传感器。在人们将它们穿戴上或植入人体之后，生物传感器就能将各种生物程序转换成计算机能够存储、分析的电子信息。只要有了足够的生物统计数据及运算能力，外部的数据处理系统就能进入你的身体，得知你所有的欲望、决定和意见。换言之，它们能够完全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我是到了21岁，才终于走出几年的自我否认，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而我绝非特例，许多同性恋男性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无法肯定自己的性取向。现在想象一下2050年的情况，或许有算法可以告诉青少年他位于同性恋（或异性恋）光谱的哪个位置（甚至还能告诉他这个位置有多容易受影响而移动）。或许，这个算法会先显示出一些性感男女的照片或影片，再追踪你的眼球移动、血压和大脑活动，只要短短的5分钟，就能找出你在金赛量表上的数字。如果早有这种程序，我就不用那么多年都活得如此受挫了。或许你并不想做这种测试，但有那么一天，你和一群朋友一起去参加另一个朋友的无聊生日派对，有人提议所有人都来玩玩这个超酷的新算法。做测试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围观，还会对结果七嘴八舌，你要直接掉头走人吗？

就算你真的掉头离开，继续躲着自己、躲着同学，你也躲不过亚马逊、阿里巴巴或秘密警察。每当你浏览网站、看YouTube视频、阅读社交媒体的动态，算法都会偷偷监控你、分析你，再告诉可口可乐公司，如果要卖给你碳酸饮料，该用的广告模特儿是拥有8块腹肌的猛男，而不是身材火辣的美女。你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但它们对这一切却了如指掌，而且这些信息可以卖几十亿美元。

但同样，或许这一切将会是完全公开的事，所有人心甘情愿地分享自己的信息，以获得更好的建议，最后直接让算法为他们做出决定。一开始只是些简单的事，比如该看哪部电影。打算和一群朋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吗？首先就要决定看哪部电影。或许在50年前你别无选择，但今天有了各种随选即看的服务，足足有几千部电影任你挑选。这下要让大家意见一致就难了，可能有人喜欢科幻惊悚片，有人喜欢浪漫喜剧片，有人又说要看法国艺术片。到头来妥协的结果，可能就是挑了某部无聊的B级电影，人人都不满意。

此时算法可以派上用场。只要告诉它，你们每个人以前最爱看的是哪几部电影，算法就能根据其庞大的统计数据库，找出最适合你们这群人的完美电影。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算法还太粗糙，容易出错，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自己说喜欢什么，常常并不能反映出你真正的喜好。常有的事情是，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某部影片真是神作，觉得不看不行，结果自己看到一半就睡到不省人事，但事后觉得可不能让人认为自己是个俗人，所以还是要向大家声称这部片子真是太好看了。

这种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与其根据我们自己提供的不可靠信息做决定，不如允许算法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收集实时数据。算法可以直截了当地监控我们看完了哪些电影，又有哪些是中途就放弃了的。就算我们告诉所有人《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真是史上最棒的电影，但算法知道我们从来就没能观看此片超过半小时，根本没看过片尾亚特兰大陷入火海的场景。

算法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工程师正在研发软件，希望能通过人类眼部及脸部肌肉的动作来监测情绪。这样一来，只要在电视机上再装一个足够好的摄像头，这种软件就能知道哪些场景让我们发笑，哪些场景使我们哀伤，又有哪些场景令我们感到无聊。再进一步的做法，如果算法能够与生物传感器连接，算法就能知道每个画面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跳、血压和大脑活动。假设我们看着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算法可能会发现，那个强奸场景让我们起了一点儿难以察觉的性兴奋；文森特不小心一枪爆了马文的头，我们知道不该笑，但都笑了；还有那个关于大魔法师汉堡（Big Kahuna Burger）的笑话，其实我们看不懂，但都赶快跟着笑，以免被别人发现。人在假笑的时候，运用的大脑回路和肌肉其实和真心大笑不同，虽然人类通常察觉不到，但这个细节生物传感器可不会放过。

英文单词“television”（电视）的语源，分别来自希腊文的tele（远），以及拉丁文的visio（视界），原本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事物，但很快就可能是让别人从远方看见我们。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的想象，我们看着电视的时候，电视也正看着我们。等到我们把整部《低俗小说》看完之后，可能早就忘了大半情节。然而，网飞（Netflix）、亚马逊或任何拥有这套电视算法的人，将会知道我们的性格类型，也知道怎样能触动我们的情绪。有了这些数据，网飞和亚马逊除了能帮我们挑片挑得精准无比，更能够为我们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比如该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

当然，要求亚马逊永远不犯错，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管是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目标定义不明，还是生命本来就是一团混乱，总之各家算法一定会时不时犯下各种错误。然而，亚马逊并不需要做到完美，只要能比我们这些人类强就行了。而且这并不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也总是在做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时犯下可怕的错误。比起算法，人类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基因或文化上）、目标定义不明、生命一团混乱而犯下错误的机会，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都可以列出算法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并由此得出结论：人类永远不会信任算法。这有点儿像列出民主的所有弊端，然后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支持这种制度。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说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民主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政治制度。不论是对是错，人类都可能对大数据算法得到相同的结论：虽然算法漏洞百出，但我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了解人类的决策机制，对算法的依赖可能也会越来越强烈。掌握人类的决策机制之后，就能提升大数据算法的可靠性，但同时也降低了人类感受的可靠性。而当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成功进入我们这套人体操作系统时，人类就将面临铺天盖地的种种精准操纵、广告和宣传。到时候，要操纵我们的观点和情绪将非常简单，于是我们也不得不依赖算法来反制，就像飞行员一旦因为眩晕而产生空间迷向，就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官，而必须全然相信仪器。

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完全没有选择，只能被迫服从大数据算法的决定。然而，就算是在理论上自由的社会里，算法也可能成为权威，因为经验让我们把越来越多的问题交给算法来处理，最后也就逐渐失去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只要简单回想一下，短短不到20年，就已经有几十亿人把一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全然交付给了谷歌搜索算法：搜索相关、可信赖的信息。我们不再自己去搜索信息，而是都靠“谷歌一下”。而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谷歌来寻找答案，自己搜索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今日的“真相”，已经是由谷歌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来定义。

人类的身体能力也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以找路为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用谷歌来导航。到了十字路口，虽然直觉可能是让他们左转，但谷歌地图说右转。在过去，他们大概会听从直觉，结果一左转就遇上堵车，最后错过了重要会议。于是，下一次他们决定听谷歌的，向右转，并且准时到达目的地。就这样，他们从经验中学会了要相信谷歌。一两年后，他们已经习惯了盲目遵照谷歌地图的指示，如果智能手机死机，他们将完全手足无措。

2012年3月，三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日本游客决定到一个小岛上一日游，结果却把车一头开进了太平洋。21岁的司机野田后来说，她只是按照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指示开车，“GPS说我们可以开过去，它一直说会把我们带到一条路上。然后我们就开进了海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有人冲进湖里，有人栽到桥下，显然都是开车的时候太听GPS的话。找路的能力就像肌肉，用进废退。选择伴侣或选择从事哪个职业的能力，也是如此。

每年都有几百万名年轻人要决定大学读什么专业。这是个既重要又困难的决定。父母、朋友和师长各有想法，让你深感压力，而且，你还有自己背负的恐惧和想象。你的判断力受到各种好莱坞大片、垃圾小说和高明的广告活动的笼罩和操纵。要做个明智的抉择真的很难，尤其是你根本不知道想在不同的行业出人头地，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而且，你真的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吗？优秀的律师要具备什么条件？我能面对压力吗？我有团队合作精神吗？

一个学生之所以去学法律，有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能力不够了解，甚至可能是因为对律师工作有错误的想象（律师可不会每天上演慷慨激昂的辩论，一再高喊：“我反对，法官大人！”）。与此同时，她的朋友决定实现童年的梦想，虽然身体条件不佳，也缺乏自律，但还是进了专业芭蕾舞学校。几年后，这两个人都非常后悔。但在未来，或许我们就能靠谷歌来为我们做出这些决定。谷歌会告诉我，我上法学院或芭蕾舞学校就是浪费时间，但如果当个心理学家或水电工，将会非常出色（而且非常快乐）。

一旦人工智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该选择哪个职业，甚至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对人性和生命的概念将不得不改变。人类习惯把生命看成一场由一连串的抉择构成的大戏。在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眼中，每个个体都是自主的行动者，不断对世界做出各种选择。众多文艺作品（无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简·奥斯丁的小说，还是滥俗的好莱坞喜剧），通常讲的都是某个英雄做了什么特别重要的决定。哈姆雷特问：生存还是毁灭？麦克白问：是听从妻子的话刺杀邓肯国王，还是听从自己的良心放过他？《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则问：是嫁给柯林斯先生，还是达西先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重视这场决策大戏，认为究竟是得到永恒的救赎还是永世的诅咒，取决于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随着人类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来做决定，这种对生命的观点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现在我们只是信赖由网飞来推荐电影，由谷歌地图来决定该往左还是该往右。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交由人工智能来决定要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人类的生命就不再是一场决策大戏了。民主选举、自由市场，这些机制将会失去意义，而且大多数宗教和艺术品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拿出智能手机，问问脸谱网算法，她是该继续和卡列宁长相厮守，还是和时髦的伏伦斯基伯爵私奔？又或者你最爱的任何一出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角色居然一遇到重要决定就先请教谷歌算法？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生活大概确实能过得更舒适，但那究竟算是什么生活？我们有什么理论模式，能把这种生活说出个道理？

随着权威从人类转向算法，世界可能不再是一个自主的、人们努力做出正确选择的剧场。相反，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数据流，每个有机体不过是一套生化算法。至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任务，则是打造一套无所不包的数据处理系统，然后与系统融为一体。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像一个又一个小小的芯片，装在一个大到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数据处理系统之中。以我本人为例，我每天都要通过电子邮件、推文和各种文章吸收无数的数据，处理这些数据之后，又要通过更多的电子邮件、推文和文章，传回新的资料。我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一切的背后有什么宏观的架构，我所产出的数据将如何与其他几十亿人或计算机产生的数据连接。很遗憾，我没有时间找出答案，光是回信就已经让我焦头烂额。

汽车也懂哲学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重要的决策通常涉及道德因素，而算法不懂道德，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把重要的决定交给算法去处理。然而，就算是在道德方面，也没有理由认为算法的表现会比一般人差。今天，智能手机和自动驾驶汽车等设备已经接手一些原本专属于人类的决定，也开始应对一些早已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道德问题。

举例来说，假设有两个小孩追球，忽然冲到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前方。开着这台车的算法立刻完成运算，得出结论：要避免撞到两个小孩的唯一方法是转进逆向车道，但这就可能撞上迎面而来的卡车，而根据运算结果，这样一来有70%的可能会让在后座睡得正酣的车主一命归天。算法该怎么做决定？

像这样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哲学家其实已经讨论几千年了（之所以叫“电车难题”，是因为现代哲学讨论时的基本范例是在铁轨上跑的电车，而不是自动驾驶汽车）。但讨论了几千年，却对人类实际行为根本没产生什么影响；遇到紧急状况，什么哲学全都被抛在脑后，一切都由情绪和直觉来处理。

1970年12月，有一场社科史上相当令人不悦的实验，那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实验对象是一群受训要成为长老教会牧师的学生。当时，实验人员叫所有学生立刻赶往远处的一个演讲厅，就“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这个寓言发表演说。这个寓言讲的是有个犹太人要从耶路撒冷前往耶利哥，但遭到强盗抢劫和殴打，被丢在路边等死。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经过并看到了他，但两人都未停下脚步。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犹太教相当鄙视这个教派）路过，立刻停下来照顾他，救了他的命。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人是好是坏，应该由实际行为来判断，而不是由所属宗教来判断。

这些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一心想赶往演讲厅，路上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解释好撒玛利亚人的道德寓意。然而，实验人员在路上安排了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地坐在门口，低着头，闭着眼睛。每个没起半点儿疑心的学生经过时，这个“受害者”都会咳嗽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但绝大多数学生完全没有停下脚步来关心一下他，更别说提供任何帮助了。要赶去演讲厅所造成的情绪压力，已经压过了他们想帮助受难陌生人的道德责任。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情况，都是人类的情绪战胜了哲学理论。因此，如果要讲全世界的伦理和哲学史，会是个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的沮丧故事。毕竟，有多少基督徒真能把脸转过去，有多少佛教徒真能超脱利己的执念，又有多少犹太人真能爱邻如己？我们所表现出的，不过就是自然选择把智人塑造成的样子。一如所有的哺乳动物，智人也是靠着情绪来快速做出各种关乎生死的决定。从几百万个祖先那里，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愤怒、恐惧和欲望，而这些祖先每一个都通过了最严格的自然选择质量管控测试。

但不幸的是，适合在100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生存和繁殖的特点，不见得会让你在21世纪的高速公路上是个负责的人。每年都有超过100万人因为司机分心、愤怒或焦虑而死于交通意外。我们当然可以派出所有哲学家、先知和神职人员好好给这些司机上上伦理课，但只要一回到路上，他们又会回到哺乳动物的情绪和草原本能。正因为如此，神学院的学生才无视受苦的路人，司机才会在紧急状况下撞倒无辜的行人。

从神学院到真实生活之间的分离，正是伦理学最大的实际问题之一。康德、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当然能够舒舒服服地坐在大学讲堂里，花上好几天大谈伦理道德的理论问题；但在司机发现危急的瞬间，急都急坏了，哪还有时间管这些人有什么结论。或许对于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现代最伟大的一级方程式赛车车手之一）来说，还真能边赛车边思考哲学问题，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舒马赫。

然而，计算机算法并不是由自然选择塑造而成，而且既没情绪也无直觉。所以到了危急的瞬间，它们继续遵守伦理道德的能力就比人类高出许多：只要我们想办法把伦理道德用精确的数字和统计编写成程序就行。如果我们教康德、穆勒和罗尔斯怎么写程序，他们就能在舒舒服服的研究室里为自动驾驶汽车写出程序，也肯定能让每辆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都遵守所有伦理规范。这就像让舒马赫和康德合二为一，担任每辆车的驾驶员一样。

这样一来，只要程序里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必须停车帮助遭遇危难的陌生人，即便是赴汤蹈火，它都将在所不辞。（当然，如果你针对这些汤汤火火另加个例外条款，情况就不一样了。）同样，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程序原本就写着要转进逆向车道救那两个小孩，你绝对可以用生命打赌，它一定会这样做。也就是说，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的时候，丰田或特斯拉就是把过去道德哲学上的理论问题转化成了实际的工程问题。

当然，哲学算法永远不会是完美的。错误还是会发生，有人会受伤，有人会死亡，更有随之而来麻烦不已的诉讼。（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会有哲学家因其所提出的理论造成不幸结果而被告上法庭，因为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证明哲学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然而，如果只是要取代人类驾驶员，算法并不需要做到完美无缺，只要比人类更好就行了。鉴于人类驾驶员每年造成超过100万人因车祸死亡，算法要表现得比人类好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你会希望旁边那辆车的驾驶员是谁？是某个喝醉的小鬼，还是舒马赫和康德的合体？

这套逻辑不仅适用于驾驶，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情况，比如申请工作。在21世纪，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时候是由算法决定是否聘用某人。当然，我们不能让机器来制定相关伦理标准，这件事还是得由人类自己来完成。但只要确立了职场的伦理标准（比如不得歧视黑人或女性），接下来就可以用机器来实施和维护这项标准了。

某位人事经理可能心知肚明歧视黑人和女性有违伦理道德，但遇到某个黑人女性来申请工作时，还是下意识产生了歧视而不予录用。如果让计算机来评估求职者，并在编写程序之初就设定要完全忽略种族和性别因素，计算机一定会乖乖跳过这些因素，因为它并没有潜意识可言。当然，要写这种求职者评估程序并不容易，而且存在一种危险：工程师可能会不经意间把自己的潜在偏见写进软件里。不过发现这种错误后要清除也并非难事，至少比清除人类种族歧视和偏见的难度要低得多。

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可能会把大多数人类挤出就业市场，比如司机和交通警察（没了鲁莽的人类驾驶员，只剩下乖乖开车的算法，交通警察也就无用武之地了）。然而，对哲学家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他们的专业技能在过去没什么市场价值，但未来可能会突然变得相当吃香。所以，如果想读个未来能找到好工作的专业，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哲学领域。

当然，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对的行为”很少有共识。“电车难题”之类问题的答案，很少能让所有哲学家都满意，例如穆勒这样的结果论者（consequentialist，以结果判断行为），他的想法一定会不同于康德这样的义务论者（deontologist，以绝对的规则来判断行为）。特斯拉不过是要做一辆车，真的要在这种棘手的问题上选择一方吗？

或许特斯拉只要把烫手山芋丢给市场就行，直接生产两款自动驾驶汽车：特斯拉“利他”款和特斯拉“自我”款。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利他”款会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主人；“自我”款则会不顾一切保护主人，撞死两个小孩也在所不惜。至于消费者，则可以根据自己偏好的哲学观来选车。这样一来，如果多数人买了特斯拉“自我”款，你也不能怪特斯拉。毕竟，顾客永远是对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在2015年一项开先河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请参与者假想自动驾驶汽车即将撞到几个路人的情景。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就算可能会牺牲车主，自动驾驶汽车还是应该保全那几个路人的生命。只是，等到再问他们会不会买一部设定为“牺牲车主、顾全整体利益”的车时，大多数人都说“不”。如果涉及自身，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特斯拉“自我”款。

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你买了一辆新车，但启用之前得先打开设置菜单，勾选一个选项——如果发生事故，你是希望这辆车牺牲你的性命，还是牺牲另一辆车上那家人的性命。你真的想要做这个选择吗？想想看，如果真选了其中某个选项，家里人会不会和你大吵一架？

所以，是不是该由国家介入，规范市场，直接制定一套所有自动驾驶汽车都必须遵守的伦理准则？肯定会有某些立法者兴奋不已，毕竟终于有机会写出真的大家都会乖乖遵守的法律了。但也有某些立法者会深感不安，因为这背后代表的是要负起前所未有甚至是极权主义的责任。毕竟在历史上，幸好法律的实施必然有其局限性，也就能制衡立法时的种种偏见、错误和过度。各种反同性恋、反亵渎神祇的法律都从未全面实施，实在是非常幸运。而看着政治人物时不时地犯错，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有这样一套制度系统，会把他们的决定彻底贯彻，像重力一样无所不在？

数字独裁

很多人之所以害怕人工智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工智能会一直听话顺从。已经有太多描写机器人反抗人类主人，在大街上四处乱窜、恣意屠杀的科幻小说和电影。然而，机器人可能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该害怕机器人，但原因是它们永远只会服从主人，绝不反抗。

当然，盲目听从没有什么问题，但前提是主人得是个好人。在战场上，如果交战双方全用杀手机器人上场，就能确保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守战争法的战役。人类士兵可能一时受到情绪影响，就犯下谋杀、强盗、强奸等违犯战争法的罪行。讲到情绪，我们通常想到的是爱心、同情心和同理心，但在战场上，控制着人的情绪的往往是残酷、仇恨和恐惧。由于机器人没有情绪，就能放心地相信它们会一字一句遵守所有军事规章，永远不受个人恐惧和仇恨的影响。

1968年3月16日，一群美国士兵在越南南部的美莱村的行动变调，他们陷入疯狂，屠杀了大约400名平民。这起战争罪行的起源，是当时士兵已经打了好几个月的丛林游击战，他们自行在当地做了这个决定。这个行动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同时违犯了美国的法律规定与军事政策。这是一场出于人类情绪影响的错误。如果美国当时在越南派的是机器人杀手，美莱村大屠杀就绝不可能发生。

但也先别急着研发和部署机器人杀手。我们不能忘记，机器人的表现一定是其内置程序代码的反映及放大。如果程序代码规定要有所克制、立意良善，机器人的表现就会远远优于一般人类士兵；然而，如果程序代码规定要冷酷无情、赶尽杀绝，结果就会是一场灾难。机器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的人工智能，而是那些人类主人天生的愚蠢和残酷。

1995年7月，前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镇周围屠杀超过8000名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美莱村大屠杀属于无计划屠杀，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则历时持久，组织严密，反映出塞军的政策是对波斯尼亚境内的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如果塞军在1995年便拥有机器人杀手，整场暴行只会更糟，因为任何机器人都只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接到的命令，也绝不会因为同情、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厌恶，或者单纯因为过于疲累，就饶过哪个儿童穆斯林的性命。

冷酷狠心的独裁者有了这样的机器人杀手，不管下了多无情、多疯狂的命令，都不用担心士兵起而反抗。如果有了机器人军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能还没开始就遭到扼杀；如果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手中有一群机器人杀手，用来对付民众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们倒戈相向。同样，有了机器人军队的帝国主义政府也可以发动各种没有民意支持的战争，而不用担心机器人无心作战或机器人的家人会站出来抗议。要是美国在越战时有机器人杀手，虽然可能不会发生美莱村大屠杀，但越战本身却可能要再拖上更多年，因为美国政府不用再烦恼士兵士气低落、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战游行，或者“退役机器人反对战争”活动。（虽然部分美国公民仍然可能反对战争，但既然不用担心自己被征召，自己没有犯下暴行的记忆，也无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反战游行的人数大概会锐减，反战决心也不会那么坚定。）

此类问题当然和民用的自动驾驶汽车关系不那么大，毕竟没有任何汽车制造商会蓄意设计车辆去撞死人。然而，由于太多政权道德有缺失，甚至根本就是图谋不轨，自主武器系统带来灾难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会造成危险的不只是机器人杀手，监控系统同样有风险。在好政府的手中，强大的监控算法可以是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大的好事。然而，同样一套大数据算法也可能养出未来的“老大哥”，最后出现奥威尔笔下的那种监控政权，所有人无时无刻不遭到监控。

事实上，我们最后可能会得到连奥威尔都难以想象的结果：完全的监控政权，不但追踪所有人的一切行为和话语，甚至还能进入我们体内，掌握我们内心的感受。举例来说，如果某国领导人拿到这项新技术，想想看他会怎么运用？在未来，可能该国所有公民都会被要求佩戴生物统计手环，不仅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掌握他们的血压和大脑活动。而且，随着科学越来越了解大脑，并运用机器学习的庞大力量，该国政权可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知道每个公民在每个时刻想些什么。如果你看到一张该国领导人的照片，而生物传感器发现你出现愤怒的迹象（血压升高、杏仁核活动增加），大概明早你就会被抓进监狱。

当然，由于该国政权与外界相对隔绝，光靠自己可能很难研发出所需科技。但相关科技可能会由科技较先进的国家研发完成，而它可以复制或者购买。某些国家不断改良其监控工具，许多民主国家（从美国到我的祖国以色列）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以色列有“新创企业之国”的美名，高科技产业部门极度活跃，还有尖端的网络安全产业。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处于致命的冲突局面，一旦真的研发出必要的科技，至少有部分领导人、将军和国民会很乐意立刻在约旦河西岸布下全面的监控系统。

就算在今日，只要巴勒斯坦人一打电话、发了脸谱网文章或前往另一个城市，就很可能已经被以色列的麦克风、照相机、无人机或间谍软件监控。由此收集到的数据会再用大数据算法进行分析，使得以色列安全部队无须真正动用太多人力，就能找出并消灭潜在威胁。巴勒斯坦人看起来好像占有约旦河西岸的一些城镇和村庄，但其实以色列人控制着那里的天空、电波和网络空间。所以虽然西岸巴勒斯坦人口有大约250万，但只要用少得惊人的以色列士兵，就可以有效控制那里。

2017年10月曾有一起悲哀而荒谬的事件，一名巴勒斯坦工人在自己的脸谱网账号发了一张在工地的自拍照，就站在一台推土机前面。在照片旁边，他用阿拉伯文写了——“早安！”但算法自动翻译这些阿拉伯文字的时候出了错，把意为“早安”的“Ysabechhum”误判成“Ydbachhum”，意思就成了“杀光他们”。以色列安全部队怀疑这名男子是恐怖分子，打算用推土机冲撞碾压人群，于是立刻将他逮捕。直到他们发现是算法出错，这名男子才得到释放。然而，那则叫人紧张的脸谱网发文还是被删除了，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巴勒斯坦人今天在西岸的状况大概只是个简单预告，未来或许全球几十亿人终将出现同样的局面。

在20世纪后期，民主国家的表现通常优于专制国家，是因为民主国家更善于处理数据。民主制度采用分布式的信息处理，由许多人和机构来做出决定，而专制制度则是把所有信息和权力都集中在一处。鉴于20世纪的科技水平，把太多信息和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并不是有效率的做法。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及时处理完所有信息，并做出正确决定。这也就成了苏联做出的决策水平远低于美国，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美国经济的部分原因。

然而，人工智能很快就会让钟摆摆向相反的方向。有了人工智能，就能集中处理大量的信息，甚至因为机器学习在分析越多信息之后效果越好，所以人工智能可能会让集中式系统比分布式系统效率更高。在不考虑任何隐私问题的前提下，在一个数据库里就拥有10亿人的完整信息，绝对会比只有100万人的部分信息更能训练出优秀的算法。举例来说，如果有某个专制政府要求所有公民进行DNA扫描，再将所有医疗数据提供给中央机构，这时比起那些医疗数据需要严格保密的社会，专制政府就能掌握遗传学和医学研究的巨大优势。一心想把信息集中，在20世纪曾是专制政权的主要弱点，但到了21世纪却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优势。

随着算法变得如此了解我们，某些政权能够对公民进行绝对的控制，程度甚至超过纳粹德国，而且公民可能完全无力抵抗。这种政权不仅能明确掌握你的感受，甚至还能控制你的感受。

我们并不会回归到希特勒的时代。数字独裁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差异，可能就像纳粹德国与法国旧制度的差异一样巨大。路易十四也是个集权的独裁者，但当时并没有足以建立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科技。虽然他的统治并未受到抵抗，但当时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话和火车，他也就很难掌控布列塔尼某个偏远乡村的农民甚至巴黎市中心市民的日常生活。当时不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他都不可能建立群众政党、全国青年运动组织或国家教育体系。是因为20世纪出现了新科技，才让希特勒有了做这些事的动机和能力。我们无法预测2084年的数字独裁政权会有怎样的动机和能力，但要说他们想成为另一个希特勒，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有人打算用20世纪30年代的方式来重新打这场仗，有可能会遇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攻击，令他们措手不及。

就算民主制度成功适应调整而生存下来，人民也可能遭受到新形态的压迫和歧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银行、企业和机构运用算法来分析数据，做出与我们相关的决定。你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申请单很可能是由算法处理的，而不是由人类审核的。算法分析你的大量资料和其他几百万人的统计数据，据以决定你是否可靠，该不该给你提供贷款。一般来说，算法此时会比人类银行职员表现更佳。但问题在于，如果算法里藏着某种不公，我们将很难察觉。如果银行拒绝给你贷款，你问：“为什么？”银行会说：“算法说不行。”但你再问：“为什么算法说不行？我哪里有问题？”银行会说：“我们也不知道。没人知道这套算法背后的道理，总之就是一套先进机器学习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算法，所以不会贷款给你。”

如果被歧视的是某个群体（例如妇女或黑人），这些群体能够组织起来，抗议他们集体遭到歧视。然而，现在算法歧视的有可能就是你这个人，而你完全不知道原因。有可能是你的DNA、你的过去或者脸谱网账号上有些什么，引起了算法的注意。算法歧视你，并非因为你是个女性或黑人，而是因为你就是你。就是有些什么关于你的特质，算法不喜欢。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特质，就算你知道，也找不到人和你一起大声抗议，因为没有其他人会遇到与你一样的偏见，只有你。到了21世纪，除了过去的集体歧视之外，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日益严重的个人歧视问题。

在最高的权力阶层可能还会有几个人类，这让我们有个错觉，以为算法只是顾问，最终的权威还是掌握在人类手中。我们不会任命某个人工智能来担任德国总理或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但那位总理和首席执行官的决策会由人工智能制定。总理手中会有几个不同的选项，但所有选项都会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反映的也是人工智能看世界的方式，而非人类看世界的方式。

让我们举个类似的例子：今天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似乎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之间做选择，政治家有种以为自己可以选的错觉，但真正重要的决定早就由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商人在提出选项时就做完了。也就是说，是他们为政治家定下了选择的方向。而再过几十年，就可能是由人工智能来提出选项，供政治家进行挑选了。

人工智能和自然愚蠢

一个好消息是，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不用担心科幻小说里那种人工智能产生意识、杀光或奴役人类的噩梦。我们会越来越依赖算法为我们做决定，但算法并不太可能开始有意识地操纵人类。事实上，它们不会有任何意识。

科幻小说常把智能与意识混为一谈，并认为如果要有与人类相当甚至更高的智能，计算机就必须发展出意识。几乎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和小说，基本情节都围绕着计算机或机器人产生意识的那个神奇时刻。而一旦它们有了意识，不是人类主角爱上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打算杀光所有人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但实际上，并没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会获得意识，因为智能和意识是天差地别的两种概念。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意识则是能够感受痛苦、喜悦、爱和愤怒等事物的能力。我们之所以会两者不分，是因为对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来说，智能与意识会携手同行。哺乳动物处理大多数问题时靠的是“感觉”，但计算机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提高智能的路其实有好几条，其中只有一条需要靠意识。就像飞机不用发展出羽毛，但飞行速度却比鸟更快，计算机也不用发展出哺乳动物所需要的感受，就能比哺乳动物更会解决问题。确实，人工智能必须准确分析人类的感受，才能好好替人类治病、找出人类的恐怖分子、为人类推荐另一半、在满是行人的街道上行车，但是这一切并不需要它自己有任何感觉。算法只需要学会辨别猿类在快乐、愤怒或恐惧下的生化模式，而不需要它自己感受到快乐、愤怒或恐惧。

当然，人工智能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展出感受。我们目前对意识的了解还不足以完全下定论，大致而言，需要考虑三种可能：

1. 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有机生化相关，因此只要是非有机体的系统，就不可能创造出意识。

2. 意识与有机生化无关，而与智能有关。这样一来，计算机就能够发展出意识，而且如果计算机要跨过某种智能门槛，就必须发展出意识。

3. 意识与有机生化或高智能并无重要关联。这样一来，计算机确实可能发展出意识，但并非绝对。计算机有可能具备极高的智能，但同时仍然完全不具有意识。

就目前人类具有的知识来看，这些可能都无法排除。然而，正因为我们对意识所知太少，短时间内似乎并不可能设计出有意识的计算机。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力量，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人类的意识为准。

这里的危险在于，如果我们太注重发展人工智能而又太不注意发展人类的意识，那么计算机有了极先进的人工智能之后，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不太可能碰到机器人叛乱的问题，但机器人可能会比你的父母更知道怎样可以触动你的情绪，并且会运用这种神奇的能力来对你进行推销，让你想买某辆车、想把选票投给某个人，或是想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这些机器人能够找出我们最深层的恐惧、仇恨和渴望，再用它们来对付我们。从最近全球的选举和公投就可以预见未来：黑客通过分析选民数据，运用选民现有的偏见，就能知道怎样操纵单个选民。科幻惊悚片常常上演的是烈火浓烟、轰轰烈烈的末日景象，但实际上，末日景象可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点击当中悄悄而且平凡地来临。

想避免这种结果，每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工智能，就应该同样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类意识。但很遗憾，目前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和开发并不多。我们对于人类能力的研发，主要都是为了满足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为了让人类在很久之后仍然是一种保有意识的生物。上司希望我回复电子邮件越快越好，但他对于我品尝和欣赏食物的能力毫无兴趣。结果就是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收电子邮件，也就慢慢失去了重视自己感官感受的能力。整个经济体系逼着我要扩大投资组合、让投资更多元，但完全没让我有动机去扩大同理心，让我的同理心更多元。于是，我投入大量心力想了解证券交易的种种奥秘，但几乎不花什么心思来了解痛苦背后有什么深层成因。

在此，人类就像是其他经过驯化的家畜。例如我们培育的奶牛，性情温顺，乳量惊人，但在其他方面远远不及其野生祖先，没那么灵活，没那么好奇，也没那么懂得变通。我们现在也正在培育一种驯化的人类，产生的数据量惊人，而且能够像海量数据处理装置中的高效芯片一样运转，然而这些“数据牛”绝对称不上是发挥了人类的最大潜能。事实上，因为我们还太不了解人类的心智，根本无从得知人类的最大潜能是什么模样。然而，我们几乎没有投入什么心力来探索人类的心智，只一心想着提升网络连接的速度及大数据算法的效率。如果再不注意，最后的局面就会是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计算机，伤害自己，也伤害世界。

未来的危险还不止数字独裁一项。自由主义秩序背后的价值观除了自由之外，也很重视平等。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政治上的平等，也慢慢发现经济上的平等几乎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机制与一定的经济平等，自由就毫无意义。然而，正因为大数据算法可能会抹去自由，同时也就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让所有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大多数人类的痛苦将不再是受到剥削，而是更糟的局面：再也无足轻重。

1. [41]Margaret Thatcher, ‘Interview for Woman’s Own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23 September 1987,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6689, accessed 7 January 2018.

2. [42]Keith Stanovich, Who Is Rational? Studi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soning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999).

3. [43]Richard Dawkins, ‘Richard Dawkins: We Need a New Party – the European Party’, New Statesman, 29 March 2017,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uk/2017/03/richard-dawkins-we-need-new-party-european-party, accessed 1 March 2018.

4. [44]Steven Swinford, ‘Boris Johnson’s allies accuse Michael Gove of “systematic and calculated plot” to destroy his leadership hopes’, Telegraph, 30 June 201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6/30/boris-johnsons-allies-accuse-michael-gove-of-systematic-and-calc/,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7; Rowena Mason and Heather Stewart, ‘Gove’s thunderbolt and Boris’s breaking point: a shocking Tory morning’, Guardian, 30 June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jun/30/goves-thunderbolt-boris-johnson-tory-morning,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7.

5. [45]James Tapsfield, ‘Gove presents himself as the integrity candidate for Downing Street job but sticks the knife into Boris AGAIN’, Daily Mail, 1 July 2016,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669702/I-m-not-great-heart-s-right-place-Gove-makes-bizarre-pitch-Downing-Street-admitting-no-charisma-doesn-t-really-want-job.html,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7.

6. [46]2017年，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推出一项算法，声称只要分析几张你的面部照片，就能够判断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准确率达91%（https://osf.io/zn79k/）。然而，因为这项算法的研发基础是使用网民上传至交友网站的自选相片，有可能反映出来的只是不同文化的理想有何差异。也就是说，并不是同性恋的面部特征真的和异性恋有所不同，只是男同性恋把照片上传到男同性恋交友网站时，心中想符合的那套理想标准并不同于异性恋男性把照片上传到异性恋交友网站想符合的理想标准罢了。

7. [47]David Chan, ‘So Why Ask Me? Are Self-Report Data Really That Bad?’ in Charles E.Lance and Robert J.Vandenberg (eds.),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Myths and Urban Legend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9), 309–36; Delroy L.Paulhus and Simine Vazire, ‘The Self-Report Method’ in Richard W.Robins, R.Chris Farley and Robert F.Krueger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Lond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7), 228–33.

8. [48]Elizabeth Dwoskin and Evelyn M.Rusli, ‘The Technology that Unmasks Your Hidden Emotions’, Wall Street Journal, 28 January 2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startups-see-your-face-unmask-your-emotions-1422472398,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7.

9. [49]Norberto Andrade, ‘Computers Are Getting Better Than Humans at Facial Recognition’, Atlantic, 9 June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4/06/bad-news-computers-are-getting-better-than-we-are-at-facial-recognition/372377/,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7; Elizabeth Dwoskin and Evelyn M.Rusli, ‘The Technology That Unmasks Your Hidden Emotions’, Wall Street Journal, 28 June 2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startups-see-yourface-unmask-your-emotions-1422472398,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7; Sophie K.Scott, Nadine Lavan, Sinead Chen and Carolyn McGettigan, ‘The Social Life of Laughter’,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12 (2014), 618–20.

10. [50]Daniel First, ‘Will big data algorithms dismantle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AI & Soc, 10.1007/s00146-017-0733-4.

11. [51]Carole Cadwalladr, ‘Google, Democracy and the Truth about Internet Search’,Guardian, 4 December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04/google-democracy-truth-internet-search-facebook,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7.

12. [52]Jeff Freak and Shannon Holloway, ‘How Not to Get to Straddie’, Red Land City Bulletin, 15 March 2012, http://www.redlandcitybulletin.com.au/story/104929/how-not-to-get-to-straddie/, accessed 1 March 2018.

13. [53]Michelle McQuigge, ‘Woman Follows GPS; Ends Up in Ontario Lake’, Toronto Sun, 13 May 2016, http://torontosun.com/2016/05/13/woman-follows-gps-endsup-in-ontario-lake/wcm/fddda6d6-6b6e-41c7-88e8-aecc501faaa5, accessed 1 March 2018; ‘Woman Follows GPS into Lake’, News.com.au, 16 May 2016,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gadgets/woman-follows-gps-into-lake/news-story/a7d362dfc4634fd094651afc63f853a1, accessed 1 March 2018.

14. [54]Henry Grabar, ‘Navigation Apps Are Killing Our Sense of Direction.What if They Could Help Us Remember Places Instead?’ Slate, http://www.slate.com/blogs/moneybox/2017/07/10/google_and_waze_are_killing_out_sense_of_direction_what_if_they_could_help.html,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7.

15. [55]Jean-Francois Bonnefon, Azim Shariff and Iyad Rawhan, ‘The Social Dilemma of Autonomous Vehicles’, Science 352:6293 (2016), 1573–6.

16. [56]Christopher W.Bauman et al., ‘Revisiting External Validity: Concerns about Trolley Problems and Other Sacrificial Dilemmas in Moral Psychology’,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8:9 (2014), 536–54.

17. [57]John M.Darley and Daniel C.Batson,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A Study of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Variables in Help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1 (1973), 100–8.

18. [58]Kristofer D.Kusano and Hampton C.Gabler, ‘Safety Benefits of 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 Brake Assist, and Autonomous Braking Systems in Rear End Collis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13:4(2012), 1546–55; James M.Anderson et al., Autonomous Vehicle Technology: AGuide for Policymaker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esp.13–15;Daniel J.Fagnant and Kara Kockelman, ‘Preparing a Nation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Opportunities, Barrier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77 (2015), 167–81.

19. [59]Tim Adams, ‘Job Hunting Is a Matter of Big Data, Not How You Perform at an Interview’, Guardian, 10 May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may/10/job-hunting-big-data-interview-algorithms-employees,accessed 6 September 2017.

20. [60]对此有一场精彩的讨论，参见：Cathy O’Nei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New York:Crown, 2016)。只要有兴趣了解算法对社会和政治的可能影响，真的不能错过这本著作。

21. [61]Bonnefon, Shariff and Rawhan, ‘Social Dilemma of Autonomous Vehicles’.

22. [62]Vincent C.Müller and Thomas W.Simpson, ‘Autonomous Killer Robots Are Probably Good News’, University of Oxford,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Policy Memo, November 2014; Ronald Arkin, Governing Lethal Behaviour:Embedding Ethics in a Hybrid Deliberative/Reactive Robot Architecture,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obile Robot Lab, 2007, 1–13.

23. [63]Bernd Greiner, War without Fronts: The USA in Vietnam, trans.Anne Wyburd and Victoria F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关于当时士兵的情绪状况，可参见：Herbert Kelman and V.Lee Hamilton, ‘The My Lai Massacre: A Military Crime of Obedience’ in Jodi O’Brien and David M.Newman (eds.), Sociolog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Everyday Life Reading (Los Angeles: Pine Forge Press, 2010), 13–25.

24. [64]Robert J.Donia, Radovan Karadzic: Architect of the Bosnian Genocid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同时参见：Isabella Delpla,Xavier Bougarel and Jean-Louis Fournel, Investigating Srebrenica: Institutions,Facts, and Responsibilities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2).

25. [65]Noel E.Sharkey, ‘The Evitability of Autonomous Robot Warfare’, International Rev.Red Cross 94 (886) 2012, 787–99.

26. [66]Ben Schiller, ‘Algorithms Control Our Lives: Are They Benevolent Rulers or Evil Dictators?’, Fast Company, 21 February 2017, https://www.fastcompany.com/3068167/algorithms-control-our-lives-are-they-benevolent-rulers-or-evildictators,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7.

27. [67]Elia Zureik, David Lyon and Yasmeen Abu-Laban (eds.),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n Israel/Palestine: Population, Territory and Power (London:Routledge, 2011); Elia Zureik, Israel’s Colonial Project in Palestine(London: Routledge, 2015); Torin Monahan (ed.), 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Technological Politics and Power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6);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E-Resistance and Technological In/Security in Everday Life: The Palestinian cas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2:1 (2012),55–72; Or Hirschauge and Hagar Sheizaf, ‘Targeted Prevention: Exposing the New System for Dealing with Individual Terrorism’, Haaretz, 26 May 2017, https://www.haaretz.co.il/magazine/.premium-1.4124379,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7; Amos Harel, ‘The IDF Accelerates the Crisscrossing of the West Bank with Cameras and Plans to Surveille all Junctions’, Haaretz, 18 June 2017, https://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premium-1.4179886,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7; Neta Alexander, ‘This is How Israel Controls the Digital and Cellular Space in the Territories’, 31 March 2016, https://www.haaretz.co.il/magazine/.premium-MAGAZINE-1.2899665,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Amos Harel, ‘Israel Arrested Hundreds of Palestinians as Suspected Terrorists Due to Publications on the Internet’, Haaretz, 16 April 2017, https://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premium-1.4024578, accessed 15 January 2018; Alex Fishman,‘The Argaman Era’, Yediot Aharonot, Weekend Supplement, 28 April 2017, 6.

28. [68]Yotam Berger, ‘Police Arrested a Palestinian Based on an Erroneous Translation of “Good Morning” in His Facebook Page’, Haaretz, 22 October 2017, https://www.haaretz.co.il/.premium-1.4528980,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29. [69]William Beik, Louis XIV and Absolutism: A Brief Study with Documents (Boston,MA: Bedford/St Martin’s, 2000).

30. [70]O’Nei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op.cit.; Penny Crosman, ‘Can AI Be Programmed to Make Fair Lending Decisions?’, American Banker,27 September 2016, https://www.americanbanker.com/news/can-ai-beprogrammed-to-make-fair-lending-decisions,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7.

31. [71]Matt Reynolds, ‘Bias Test to Prevent Algorithms Discriminating Unfairly’, New Scientist, 29 May 2017,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3431195–300-bias-test-to-prevent-algorithms-discriminating-unfairly/,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7; Claire Cain Miller, ‘When Algorithms Discriminate’, New York Times, 9 July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07/10/upshot/whenalgorithms-discriminate.html,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7; Hannah Devlin,‘Discrimination by Algorithm: Scientists Devise Test to Detect AI Bias’,Guardian, 19 December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19/discrimination-by-algorithm-scientists-devise-test-to-detect-ai-bias,accessed 17 September 2017.

32. [72]Snyder, The Road to Unfreedom, op.cit.

33. [73]Anna Lisa Peterson, Being Animal: Beasts and Boundaries in Nature Eth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0.

第4  章

平等：谁该拥有数据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都以为人类将迈向人人平等，而全球化和新技术则会让我们走得更快。但实际上，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全球化和互联网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却可能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人类似乎就要达成全球统一，但人类这个物种却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

不平等的状态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早在三万年前的狩猎采集部落，就有某些人的坟墓极尽奢华，身边满是象牙珠、手镯、珠宝和手工艺品，而同一部落的其他人只是在地上挖个洞就草草埋葬。虽然如此，古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比后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原因在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毕竟，得先有财产，才需要担心占有不均的问题。

农业革命之后，财产不断增加，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类拥有土地、动物、植物和工具之后，僵化的等级社会出现了，一小群精英世世代代垄断了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人类也学会了接受这种情况，认为这再自然不过，甚至可能是天命难违。在这种想法之下，等级制度不仅是常态，更是理想。如果贵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为一谈而没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职人员、哲学家和诗人都会耐心地解释说，就像人体的各个器官也不平等一样（脚得听头的话），如果在人类社会要求平等，只会带来混乱。

但到了现代晚期，平等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理想。部分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新思想的兴起，还有部分原因是工业革命使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业化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无论哪种政体的国家，都极为重视国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为它们需要几百万健康的劳动者在生产线工作，需要几百万个忠诚的士兵在战壕里作战。

因此，20世纪的历史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在缩小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虽然2000年的世界还有等级之分，但已经比1900年的世界平等许多。在21世纪的头几年，人们预期推动平等的进程还会持续，甚至加速，特别是希望全球化将会把繁荣带到世界各地，使印度人和埃及人也能享受与芬兰人和加拿大人同等的机会和特权。整整一代人都听着这个承诺长大。

现在看来，这项承诺大概不会有实现的一天。全球化确实让许多人受益，但有迹象显示，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少数人逐渐垄断了全球化的成果，而其他数十亿人则被弃之不顾。现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经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40亿人。

事情还可能更为恶化。前几章已经提过，人工智能兴起可能会让大多数人类不再拥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同时，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可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级富豪终于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财富的目标了。迄今为止，能用钱买到的顶多就是地位的象征，但很快就有可能买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姓的时刻。

在人类历史上，富人和贵族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某些技能上高人一等，才让他们大权在握。但就我们所知，事实不然。平均来说，公爵并不比农民更具天赋，之所以有地位高下之别，只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经济歧视所致。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贫民更有天赋、更具创意、更为聪明。等到贫富之间出现真正的能力差异，要再拉近几乎不再可能。如果富人运用优秀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自己，而且拥有更多的钱就能买到更强的身体和大脑，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只会越来越大。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仅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更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丽、创意与健康。

因此，在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雪上加霜的是，等到民众不再具备经济与政治上的力量，国家对国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投资意愿也可能降低。成了多余的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时候，民众的未来只能依赖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这种善意能维持几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难（例如气候突变），要把多余的人抛到脑后实在太诱人，也太简单。

像法国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长久以来抱持自由主义的信仰、福利国家的作风，虽然精英已经不再需要民众，但或许仍然愿意继续为民众提供照顾。然而如果是在比较资本主义的美国，只要一有机会，精英群体可能就会立刻打破福利国家的制度。至于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情况就更为严峻：一旦民众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不平等的状况就会迅猛发展。

这样一来，全球化非但没有让全球统一，还可能造成“种化”（speciation）：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种姓，甚至直接成为不同的物种。全球化会让世界横向统一、消除国界，但也让人类纵向分化成不同族群。就算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政的少数精英也可能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大批平凡的智人。这样看来，目前的平民主义者厌恶“精英分子”，确实有其道理。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硅谷巨擘和莫斯科亿万富豪的孙子，就可能成为比阿巴拉契亚山区乡下人和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孙子更优秀的物种。

长远看来，这甚至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层种姓聚集起来自称“文明”，再用城墙和护城河把自己与外界的“野蛮人”隔开。在20世纪，工业文明需要“野蛮人”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蛮并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纪，后工业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纳米科技，比起过去更能自给自足、自我维系。于是，不只是整个人类，就连整个国家、整片大陆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到时可能就会出现文明区与野蛮区的分别，两者之间由无人机和机器人形成边界。在文明区里，作战时是生化人彼此互掷逻辑炸弹；而在野蛮区里，用的则是砍刀和AK–47突击步枪。

在这本书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讨论人类的未来，讲着“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或许根本没有“我们”。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类团体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写计算机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该教的是怎样拔枪拔得快、射击射得准。

该由谁拥有数据

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所有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关键在于规范数据的所有权。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政治斗争是为了控制土地，而一旦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就分裂成贵族和平民。到了现代，机器和工厂的重要性超过土地，政治斗争便转为争夺这些重要生产工具的控制权。等到太多机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就分裂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但到21世纪，数据的重要性又会超越土地和机器，于是政治斗争就是要争夺数据流的控制权。等到太多数据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类就会分裂成不同的物种。

争夺数据的比赛已经开始，目前是以谷歌、脸谱网、百度和腾讯等数据巨头为首。到目前为止，这些巨头多半采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的商业模式：靠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和娱乐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广告主。然而，这些数据巨头真正的目标其实远超以往的注意力商人，他们真正的业务不是销售广告，而是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取得了关于我们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远比任何广告收入更有价值。我们不是他们的用户，而是商品。

就中期来看，这一大批数据可能带来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广告业本身。这种新商业模式的基础是将权力从人类转移到算法手中，包括选择和购买商品的权力。一旦开始由算法为我们选择、购买商品，广告业就会崩溃。以谷歌为例，谷歌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万事问谷歌，而且我们也能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答案。假设某一天，我们可以跟谷歌说：“嗨，谷歌，根据你对汽车和我的所有了解（包括我的需求、习惯、对全球变暖的看法，甚至是对中东政局的看法），哪辆车是我最好的选择？”再假设谷歌确实能给出很好的答案，而且我们已经从经验得知要相信谷歌的智慧，而不要相信自己老是被操控的种种感受，到那个时候，汽车广告还有什么用？

而就长期来看，只要取得足够的数据和运算能力，数据巨头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层的秘密，不仅能为我们做选择或操纵我们，甚至可能重新设计生物或无机的生命形式。为了维持运营，这些巨头在短期内可能仍然需要卖广告，但它们现在评估应用程序、产品和公司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能收集到多少数据。某款热门的应用程序可能缺乏商业模式，甚至短期内还会亏损，但只要能取得数据，就能价值数十亿美元。就算你还没想清楚怎么用某批数据来赚钱，最好也先有了再说，因为这可能就是控制和塑造未来生活的关键。我无法确认这些巨头是不是也这么想，但从它们的作为来看，确实将收集数据看得比实际获利更重要。

一般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种过程。至少在目前，人们都还很乐于放弃自己最宝贵的资产（他们的个人信息），以换取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和可爱的猫咪影片。这有点儿像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部落，不经意间就把整个国家卖给了欧洲某国，换来各种颜色的珠子和廉价饰品。如果大众未来想要阻止数据外流，可能会发现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几乎所有决定都得依赖网络，甚至医疗保健和生命延续也不例外。

人类可能已经完全和机器融合，一旦与网络断开便无法生存。有可能还在子宫里的时候，人类就连接上了网络；而如果日后选择断开连接，保险机构就会拒绝投保，雇主就会拒绝雇用，医疗机构也会拒绝提供服务。在健康与隐私的这场大战之中，健康应该会轻松获胜。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通过生物传感器从身体和大脑流向智能的机器，企业和政府将更容易了解你、操纵你、为你做出决定。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能破译所有人身体和大脑背后的深层机制，拥有打造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想要阻止一小群精英分子垄断这种神一般的权力，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人类分裂成不同的物种，关键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拥有数据？关于我的DNA、我的大脑和我的生命，这些数据到底是属于我、属于政府、属于企业，还是属于全体人类？

授权让政府把这些数据国有化，或许能够对大企业发挥抑制作用，但也可能导致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独裁。政治人物有点儿像音乐家，只不过他们手中的乐器是人类的情绪和生化系统。他们发表讲话，于是全国就感到一阵恐惧；他们发了一则推文，于是就爆发了一股仇恨。在我看来，实在不该让这些“音乐家”拿到更先进的乐器。如果哪天政治人物可以直接按下我们的情绪按钮，随意让我们感到焦虑、仇恨、欢乐或无趣，政治就只会是一场情绪的闹剧。虽然我们担心企业的力量过于强大，但从历史上来看，让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也不见得更好。就像此时此刻，我宁可把数据给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也不想给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从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来看，或许二者没有多大差异，交给扎克伯格的数据还是可能流到某国领导人手里］。

和前面两种选择比起来，或许“把数据拥有权握在自己手上”听起来更有吸引力，但我们其实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讲到要拥有土地，我们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知道怎么在边界上筑起围篱、在大门口设置警卫、控制人员进出。讲到要拥有企业，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发展出一套先进的规范方式，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拥有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的一部分。但讲到要拥有数据，我们就没有太多经验了。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因为不像土地或机器，数据无所不在但又不具真实形态，可以光速移动，还能随意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副本。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律师、政治家、哲学家甚至诗人，好好注意这项难题：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赶快找出答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可能面临崩溃。人们已经感觉到这个灾难就在眼前，或许正因为如此，全球民众开始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失去信心，而仅仅10年之前，自由主义看起来似乎还永远颠扑不破。

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应对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重大挑战？或许那些最早对世界带来破坏性创新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也能用科技找出解决方案？举例来说，能不能用算法形成网络，支持全球人类社群，让所有人共同拥有所有数据，一同监督未来的生活发展？随着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紧张局势节节升高，或许扎克伯格也该呼吁人数多达20亿的脸谱网网民，大家一起来做些什么。

1. [74]‘Richest 1 Percent Bagged 82 Percent of Wealth Created Last Year – Poorest Half of Humanity Got Nothing’, Oxfam, 22 January 2018, https://www.oxfam.org/en/pressroom/pressreleases/2018-01-22/richest-1-percent-bagged-82-percent-wealth-created-last-year, accessed 28 February 2018; Josh Lowe, ‘The 1 Percent Now Have Half the World's Wealth’, Newsweek, 14 November 2017, http://www.newsweek.com/1-wealth-money-half-world-global-710714, accessed 28 February 2018; Adam Withnall, ‘All the World’s Most Unequal Countries Revealed in One Chart’, Independent, 23 November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politics/credit-suisse-global-wealth-world-most-unequal-countries-revealed-a7434431.html, accessed 11 March 2018.

2. [75]Tim Wu, The Attention Merchants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16).

3. [76]Dan Bates, ‘YouTube Is Losing Money Even Though It Has More Than 1 Billion Viewers’, Daily Mail, 26 February 2015,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970777/YouTube-roughly-breaking-nine-years-purchased-Google-billion-viewers.html, accessed 19 October 2017; Olivia Solon, ‘Google’s Bad Week: YouTube Loses Millions As Advertising Row Reaches US’, Guardian, 25 March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mar/25/googleyoutube-advertising-extremist-content-att-verizon, accessed 19 October 2017; Seth Fiegerman, ‘Twitter Is Now Losing Users in the US’, CNN, 27 July 2017, http://money.cnn.com/2017/07/27/technology/business/twitter-earnings/index.html, accessed 19 October 2017.

第二部分

政治挑战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会对自由和平等这两种现代核心价值观造成威胁。想要解决这项科技挑战，必然需要全球合作。然而，民族主义、宗教和文化让人类分裂为彼此敌对的阵营，于是全球合作难于登天。

第5  章

社群：人类身体的价值

虽然加州对地震早就习以为常，但是2016年美国大选这场政治地震仍然对硅谷造成了重大冲击。身处硅谷的计算机高手们发现自己可能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决定做一件工程师最擅长的事：设法用科技来解决问题。反应最强烈的地方，就在脸谱网位于门洛帕克市（Menlo Park）的总部。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脸谱网的业务就是社交网络，对社会纷扰的感受也特别强烈。

经过三个月的深思，马克·扎克伯格在2017年2月16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宣言，呼吁有必要建立全球社群，同时谈到脸谱网在这项计划中要扮演的角色。2017年6月22日，脸谱网社群峰会（Communities Summit）开幕，扎克伯格在致辞中谈到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动荡（从毒品泛滥到极权主义政权暴虐无道）有相当程度是人类社群瓦解所致。他感叹道：“几十年来，各类社群的成员减少了1/4。这代表有许多人需要在其他地方找到使命感和支持。”他承诺脸谱网将带领人们重建这些社群，他手下的工程师将会扛起教区牧师放下的重担。他说：“我们会推出一些工具，让人们能够更轻松地创建社群。”

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已推出一个项目，希望能向您推荐有意义的社群。我们打造了一套人工智能来做这件事，也确实成功了。启用的6个月里，通过我们的协助，加入有意义社群的人数增加了50%。”扎克伯格的终极目标是“协助10亿人加入有意义的社群……如果成功，不仅能够扭转这几十年间社群成员资格整体下降的趋势，更能开始强化社会组织，让人类更团结”。这个目标如此重要，以至扎克伯格不惜“改变脸谱网的宗旨，以实现这个目标”。扎克伯格说到人类社群的崩溃，这个观点绝对是正确的。然而，在扎克伯格发表宣言几个月之后且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却揭露出我们因信任而交付给脸谱网的数据遭到第三方收割挪用，操纵着全球各地的选举。扎克伯格庄严的承诺成了笑话一场，也击碎了大众对脸谱网的信任。现在，我们只能希望脸谱网在建立更多的新社群之前，先保障好现有社群的隐私和安全。

然而，脸谱网提出的社群愿景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想想是不是只要安全性得到提升，在线社交网络就能有助于打造全球人类社群。虽然人类可能在21世纪升级为智神，但是至少在2018年的今天，我们和石器时代的人类还是差别不大，想要过得好，就要有亲密的社群支持。几百万年间，人类发展出小团体的生活方式，每个小团体不超过几十人。就算到了今天，尽管我们可以在脸谱网上炫耀有许多好友，但是大多数人真正了解的人并不会超过150个。如果没有这些小团体的支持，人就会觉得寂寞，甚至被孤立。

不幸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各种亲密的社群确实正在瓦解。于是，虽然整个地球连接得更加紧密，但每个人的生活却比过去更加孤独，许多社会和政治纷扰归根结底都是起源于此。

因此，扎克伯格想重建人类彼此之间的连接，时机可以说十分合适。然而只是嘴上说说并不算数，如果想实现这个愿景，脸谱网可能必须改变其整个商业模式。如果你的商业模式就是抓住用户的注意力，再卖给广告主赚钱，大概很难建立全球社群。因此，只是提出建立全球社群的愿景，就已经值得给扎克伯格点赞。大多数企业还是相信自己应该以赢利为上，政府能少管就少管，也认为人类应该相信市场能代表我们做出真正重要的决定。所以，如果脸谱网真的打算许下这个意识形态的承诺而打造全人类的社群，那么那些害怕脸谱网权力过大的人该做的并非高呼这像是《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要脸谱网退回去做好企业本分，而是敦促其他企业、机构和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承诺，与脸谱网的版本较量优劣。

当然，许多组织早就在喟叹人类社群的崩溃，努力想重建社群，从女权主义者到宗教激进主义者，都以此为努力目标（后续章节会讨论）。而脸谱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广及全球，有企业界的支持，还有对科技的坚定信心。扎克伯格信心满满，认为新的脸谱网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找出“有意义的社群”，还能够“强化社会组织，让人类更团结”。这可比用人工智能来驾驶汽车或诊断癌症更具雄心。

脸谱网的社群愿景或许是第一次有人明确进行这样的尝试，即运用人工智能在全球推动集中规划的社会工程。因此，脸谱网的社群愿景成了非常重要的测试案例。如果成功，后续可能会出现更多这样的尝试，算法也将成为人类社交网络新的大师；如果失败，则会揭示新科技目前的局限：算法或许已经可以驾驶汽车、可以治病，但碰上社会问题的时候，还是要靠政治人物和宗教人士。

线上与线下

近年来，脸谱网成就非凡，在线活跃用户超过20亿人。但为了实现新愿景，脸谱网需要为线上和线下之间的鸿沟搭起桥梁。社群的雏形可能只是在线聚会，想要真正蓬勃发展，就必须在现实世界扎下根基。如果某天有个独裁者宣布禁用脸谱网或干脆禁止上网，那么这些社群是会人间蒸发，还是会重组反击？如果无法在线沟通，那么它们还能组织示威抗议吗？

扎克伯格在2017年2月的宣言里认为，线上社群有助于培养线下社群。有时确实如此，但在很多时候，线上社群的活跃反而会以牺牲线下社群的体验为代价，而且两者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异。实体社群仍然拥有虚拟社群无法比拟的深度，这一点至少在不远的未来还不会改变。如果我在以色列的家里生了病，我在加州的朋友虽然能在线跟我说话，却没办法帮我送碗热汤或端杯热茶。

人类有身体。在20世纪，科技让我们与身体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失去了好好感受味觉和嗅觉的能力，一头扎进智能手机和计算机，对网络上发生的事比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更感兴趣。今天，我要和在瑞士的表妹说话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容易，但要在早餐的时候和我的爱人说话却比较难，因为他总是不看着我，而是盯着智能手机。

在远古时代，人类绝不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当时的采集者必须永远保持警觉、专心一意。走在森林里寻找蘑菇的时候，要注意地面是否有小小的凸起，还要注意草丛中是否发出了细微的声音，以免有蛇躲在那里。等到发现可食用的蘑菇，还要极其小心地试尝一下，以免吃到有毒的菌类。但到了现代的富裕社会，人类不再需要如此敏锐的感官意识。我们可以一边走在超市的走道里，一边发短信，一边在成百上千种食物中随意挑选。这些食物都经过了卫生部门的安全检验，于是我们能够安心食用。但不管我们挑了什么食物，最后都是坐在某个屏幕前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收着电子邮件或看着电视，全然不会注意食物究竟味道如何。

扎克伯格说，脸谱网致力于“持续改进我们的工具，让人们能够分享自己的体验”。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的体验。以“分享体验”之名，现代人对自己的理解常常是从别人的观点出发。一发生什么有趣的事，脸谱网用户就会下意识地拿出智能手机，拍照、发帖、等着有人点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几乎不会注意自己到底有何感受。事实上，他们的感受越来越来自网络上的响应。

人类一旦与身体、感官和真实环境越来越疏离，很可能就会感觉孤单、迷失方向。很多权威评论人士把这种疏离感归咎于宗教和国家的凝聚力式微，但或许和你的身体失去联系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曾有几百万年的时间，人类没有宗教，也没有国家，但还是过得开开心心，所以在21世纪应该也不成问题。然而一旦与身体失去联系，日子就肯定无法过得开心。只要你在自己的身体里感觉不自在，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自在。

到目前为止，脸谱网的商业模式都是鼓励用户花更多的时间待在线上，就算这需要减少线下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也在所不惜。脸谱网能否找出新的商业模式，鼓励用户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上网，平常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以及自己的身体和感官上吗？脸谱网的股东又会怎样看待这种模式？［谷歌前员工、科技哲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最近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替代模式的构想，同时提出一项指标，让人们看看是否把“时间用得有意义”。］

在线关系毕竟有其局限性，扎克伯格想要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所用的方法也就跟着受限。扎克伯格有一点说得对：只是把众人联系起来，让他们聆听不同意见，还不足以解决社会分歧，因为“相反论点的文章，实际上会让人觉得其他观点非我族类，反而会强化两极分化”。因此扎克伯格认为，“改善对话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要认识对方整个人，而不是只知道对方的意见。对此，脸谱网义不容辞。如果我们能用彼此的共同点——运动队、电视节目、兴趣爱好——建立起关系，那么针对彼此意见不同的地方再做讨论就会更容易”。

然而，要认识“整个人”实在非常困难，得花上许多时间，还需要直接、实质性的交流。前文提过，智人能够真正有深交的人，一般不超过150个。理想情况下，建立社群不再是一场零和博弈，人类可以同时觉得自己属于几个不同的群体。不幸的是，亲密关系却可能是一场零和博弈。把太多时间、精力花在认识伊朗或尼日利亚的某个网友，就会牺牲你认识隔壁邻居的能力。

等到真有工程师发明出新工具，能让人减少在线购物的时间，多和朋友进行有意义的线下活动时，那才是脸谱网真正的关键测试。脸谱网究竟会采用还是会禁用这项工具？脸谱网真的会这样放手一搏，把社会关切放在获利之前吗？如果脸谱网确实这么做了（并设法避免破产），那么这将会是极其重大的一项转变。

此外，一旦更重视线下世界而非季度财报，也会影响脸谱网的税收政策。一如亚马逊、谷歌、苹果和其他几家科技巨头，脸谱网一再遭到逃税指控。由于各种在线活动课税较为困难，也就让这些全球企业更容易运用各种“创造性会计”手法。如果你认为人类主要生活在网络上，觉得自己为他们提供了存在于网络的所有必要工具，简直是一种有益的社会服务，那么逃税似乎也就无伤大雅。但如果你又想起人类还是有身体的，需要真实的道路、医院和下水道系统，那么再为逃税找借口就难多了。你怎么能一边赞颂着社群，一边拒绝为最重要的社群服务提供财务支持呢？

我们只能希望脸谱网改变商业模式，采用对现实世界更加友好的纳税政策，协助人类团结起来，同时还得继续维持盈利。然而，对于脸谱网想要实现其全球社群愿景的能力，我们却不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从历史上看，企业绝非领导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理想载体。如果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迟早都会要求企业做出企业本身、员工和股东都不愿做出的牺牲。也正因为如此，革命人士还得依靠教会、政党和军队？例如，阿拉伯世界所谓的脸谱网或推特革命，虽然是从怀抱期许的在线社群开始的，然而一旦进入混乱的线下真实世界，就被宗教狂热分子和军事集团利用。如果脸谱网现在想要发起一场全球革命，就得好好加油，设法进一步缩小线上和线下之间的差距。脸谱网和其他在线巨头常常把人类看成一种视听动物：只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连着十根手指、一个屏幕，当然还有一张信用卡。要实现人类团结的重要一步，就是认清人类还有身体这个事实。

当然，这种想法也有不利之处。意识到在线算法的局限性之后，可能只会让科技巨擘希望进一步扩张影响力。如谷歌眼镜（Google Glass）之类的设备，以及《精灵宝可梦Go》（Pokémon Go）之类的游戏，都希望消弭线上和线下的差别，融合成单一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再谈到更深的层次，生物传感器和直接的脑机接口则希望能够抹去电子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边界，真正与人体结合。等到这些科技企业真的和人体达成妥协，或许就能操纵我们的整个身体，就像它们现在操纵我们的眼睛、手指和信用卡一样。到时候，可能我们就只能怀念过去线上、线下有明显区别的美好时光了。

总而言之，到了2018年，对于社群崩溃、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和全球理想幻灭等问题，工程师和算法似乎还完全束手无策。人类政治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需要新型的政治家，并能够以真正的全球视角来思考，因为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拥有共同的文明。这个文明绝不是什么和谐的社群，而是充满了内部分歧与冲突。然而，所有人类群体都面对着共同的机会和挑战，再也无法变回孤立的部落。

1. [77]Mark Zuckerberg, ‘Building Global Community’, 16 February 2017,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mark-zuckerberg/building-global-community/10154544292806634/, accessed 20 August 2017.

2. [78]John Shinal,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 can play a role that churches and Little League once filled’, CNBC, 26 June 2017, https://www.cnbc.com/2017/06/26/mark-zuckerberg-compares-facebook-to-church-little-league.html, accessed 20 August 2017.

3. [79]http://www.cnbc.com/2017/06/26/mark-zuckerberg-compares-facebook-to-church-little-league.html; http://www.cnbc.com/2017/06/22/facebook-has-a-new-mission-following-fake-news-crisis-zuckerberg-says.html.

4. [80]Robin Dunba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81]例如，参见：Pankaj Mishra, 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London:Penguin, 2017).

6. [82]大致的调查与评论可参见：Derek Y.Darves and Michael C.Dreiling, Agent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Corporate Networks, State Structures and Trad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83]Lisa Eadicicco, ‘Americans Check Their Phones 8 Billion Times a Day’, Time, 15 December 2015, http://time.com/4147614/smartphone-usage-us-2015/, accessed 20 August 2017; Julie Beck, ‘Ignoring People for Phones Is the New Normal’, Atlantic, 14 June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6/06/ignoring-people-for-phones-is-the-new-normal-phubbing-study/486845/, accessed 20 August 2017.

8. [84]Zuckerberg, ‘Building Global Community’, op.cit.

9. [85]Time Well Spent, http://www.timewellspent.io/, accessed September 3, 2017.

10. [86]Zuckerberg, ‘Building Global Community’, op.cit.

11. [87]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oct/04/facebook-uk-corporationtax-profit;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7/sep/21/tech-firms-taxeu-turnover-google-amazon-apple; http://www.wired.co.uk/article/facebookapple-tax-loopholes-deals.

第6  章

文明：世界的大同

虽然扎克伯格希望人类在线上团结起来，但线下世界最近发生的事似乎让“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sations）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许多评论家、政治人物和一般大众认为，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崛起、英国脱欧、欧盟不稳，都是因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所致。西方想把民主、人权引进伊斯兰国家，于是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激烈反抗。而一波穆斯林移民潮加上伊斯兰恐怖袭击，则让欧洲选民放弃多元文化的梦想，转而支持排外的地方认同。

根据这种论点，人类一向就分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的成员会有不同的世界观，无法兼容。有了这些不兼容的世界观，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就像在自然界，不同物种依照自然选择的无情法则，为生存而战，所以纵观历史，文明之间一再发生冲突，唯有适者能够幸存、讲述故事。如果有人忽略这个残酷的事实（不论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工程师），就得付出代价。

文明冲突论的政治影响十分深远。支持者认为，试着调和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注定会失败。伊斯兰国家永远不会采用西方的价值观，而西方国家也永远无法成功吸纳这些穆斯林移民。根据这种想法，美国就不该接收来自叙利亚或伊拉克的移民，欧盟则应该放弃多元文化的谬论，堂堂正正展示自己的西方认同。而长远来看，只会有一个文明在自然选择的无情测试中幸存，所以如果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官僚们不愿意拯救西方文明于伊斯兰文明的巨浪，那么英国、丹麦或法国最好站出来走自己的路。

这种论点虽然广获认同，但其实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宗教激进派可能会带来根本性的挑战，但它挑战的“文明”是全球文明，而不仅仅针对西方文明。伊斯兰国家（除伊朗）之所以团结起来抵抗伊朗和美国，背后自有原因。即使是宗教激进派，仍带着中世纪的想象，但基础早已不再是7世纪的阿拉伯，而是有更多的当代全球文化成分。他们所诉诸的恐惧和希望，属于那些因感觉疏离而受到孤立的现代青年，而不属于中世纪的农民和商贾。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与克里斯托弗·德·贝莱格（Christopher de Bellaigue）这两位学者说得好，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虽然受穆罕默德影响，但受福柯等人的影响也同样深远；他们不仅继承了倭马亚王朝（Umayyad）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哈里发，也继承了19世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衣钵。因此，就算是“伊斯兰国”，与其说它是某棵莫名其妙的树上不该长出的分枝，不如说它同样发源于我们共享的全球文化。

更重要的是，文明冲突论用历史和生物做模拟，但这种模拟并不正确。人类的群体（从小部落到大文明）和其他动物群体有本质差异，历史上的冲突也与自然选择的过程大异其趣。动物物种有客观上的身份认定，而且即便千千万万个世代，也不会变。你是一只黑猩猩还是一只大猩猩，并非取决于信念，而取决于基因，而且只要基因不同，表现出的社会行为也就不同。黑猩猩的群体里同时分成雄性猩猩与雌性猩猩的小团体，如果某只黑猩猩想争夺权力，就得同时争取来自两性的支持。相较之下，大猩猩的团体则只会有一只雄性大猩猩，带领着由一群雌性大猩猩组成的后宫，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成年雄性大猩猩通常都会遭到驱逐。黑猩猩不会采用像大猩猩那样的社会形态，大猩猩也不可能采用黑猩猩那样的组织安排。而且至少就我们所知，黑猩猩和大猩猩这样的社会系统存在不是短短几十年，而是几十万年来一直如此。

人类社会之中不会有这种事。没错，人类群体也可能有自成一格的社会系统，但并非由基因决定，也很少能持续超过几个世纪。如20世纪的德国，短短不到100年，就曾出现6个完全不同的体制：霍亨索伦王朝、魏玛共和国、纳粹第三帝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最后则是民主且统一的德国。当然，德国人一直说着德语，也一直热爱啤酒和德国香肠，但到底有没有什么“德国本质”，是他们与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都不同，而且从威廉二世到默克尔总理一直维持不变的？如果你真的想到了什么答案，那再推到1000年前呢？5000年前呢？

尚未生效的《欧盟宪法》（European Constitution）在前言指出，其灵感来自“欧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传承，这些传承逐渐发展成为各种共通价值：人类不可侵犯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民主、平等、自由及法治”。这很容易让人以为欧洲文明的定义来自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有无数演讲和文献直接把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今日的欧盟联系在一起，赞颂欧洲自由民主的历史长达2500年，但这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盲人只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就以为大象像一支画笔一样。确实，数百年来，民主思想都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从来不是欧洲文化的全貌。虽然雅典民主制度赫赫有名、影响深远，但其实就只是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小角落，做了一个称不上真心实意的实验，而且只撑了200多年。如果说欧洲文明在过去25个世纪就是民主、就是人权，那么又怎么解释斯巴达和恺撒、十字军和西班牙征服者、宗教裁判所和奴隶贸易，以及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难道这些都是异地文明的入侵？

事实上，只要是欧洲人创造的就是欧洲文明，正如基督徒创造的就是基督教文明、穆斯林创造的就是伊斯兰文明、犹太人创造的就是犹太文明。这几百年来，这些人都让这些文明有过非常大的转变。各种人类群体，与其用延续性来定义，还不如用发生了什么改变来定义。但这些群体仍然靠着讲故事的技巧，为自己创造出一些能够追溯到远古的身份认同。不管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改变，他们通常都能融合新旧，让故事自成体系。

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即便出现种种重大的改变，还是会连成一个连贯且动人的人生故事：“我这个人呢，本来是个工人，但后来成为资本家；出生在法国，现在住在美国；结过婚，又离婚了；得过癌症，然后又死里逃生……”同样，要定义如“德国人”这种群体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它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我们曾经是纳粹，但是已经吸取教训，现在是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而不用去问到底什么是从威廉二世、希特勒到默克尔所共有的“德国人的本质”。正是那些重大的改变，定义了现在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在2018年，德国人的这种身份就是要一边克服纳粹主义留下的各种艰难，一边坚持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到2050年，谁又知道那时候该如何定义“德国人”呢？

人类常常拒绝承认这些变化，尤其是涉及核心政治或宗教价值的时候。我们总是坚称自己的价值观是古代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但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讲，完全是因为祖先仙逝已久而无法反驳。以犹太教对女性的态度为例，现在的极端正统派禁止公共领域出现女性的形象，所以如果客户群是极端正统派，那么广告牌和广告上通常只有男人和男孩，不会出现女人和女孩。

2011年，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极端正统派刊物《日志》（Di Tzeitung）爆出丑闻。《日志》刊出了一张美国总统偕高层观看美军突袭本·拉登的照片，却用修图软件把所有女性抹去，其中包括国务卿希拉里。该报解释，根据犹太教的“庄重法则”，不得不这么做。类似的另一则丑闻，则是在《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多国领导人在巴黎参加了一场反恐大游行，但以色列《预兆报》（HaMevaser）所刊出的照片也用修图软件抹去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避免她的影像让虔诚的读者心中生起任何淫念。另一家极端正统派报纸《通信报》（Hamodia）的发行人也声援这种做法，解释这种做法的背后是“数千年的犹太传统”。

关于不能看到女性的禁令，执行最严格的地方就是犹太教堂。正统派的犹太教堂会小心地将男女隔离，女性只能待在一个特定区域，隐身于布帘之后，以免任何男性在祷告或读经时意外地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如果这一切背后真有几千年的犹太传统、亘古不变的神圣法则，为什么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发掘出了《密西拿》和《塔木德》时代的古代犹太教堂，却没发现性别隔离的迹象，反而在一些美丽的马赛克地板和壁画上都绘有女性，甚至有些女性的穿着还颇为暴露？写了《密西拿》和《塔木德》的拉比们常常在这些犹太教堂祷告和研究，但现代的正统派却认为这些图像亵渎了古代传统。

扭曲古代传统的情况，其实所有宗教皆然。“伊斯兰国”夸口自己要回归纯正的伊斯兰教，但事实上是对伊斯兰教提出自己全新的诠释。没错，“伊斯兰国”会引用许多古老的文本，但在选择要引用哪些、忽略哪些，又要怎么诠释的时候，却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仅是他们要教徒“自己解经”的态度，就非常现代。传统上，只有学识丰富的阿訇才有权解经。阿訇都是学者，也必须先在如开罗的爱资哈尔（Al-Azhar）清真寺等知名机构研读伊斯兰律法及神学。然而，“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很少拥有这样的资格，目前最受尊敬的阿訇也严斥“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等人只是无知的罪犯。

有些人会说“伊斯兰国”已经“非伊斯兰”甚至“敌伊斯兰”，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点格外讽刺，我们看到居然是像奥巴马这样信仰基督教的领导人站了出来，想要教教像巴格达迪这样自称为“穆斯林”的人，到底什么是穆斯林。各方激烈争论伊斯兰文明的本质是什么，但这根本毫无意义。伊斯兰文明没有一定的DNA，只要是穆斯林创造的，就是伊斯兰文明。

德国人和大猩猩

人类群体和动物物种之间的差异更大。物种常常会分裂，但从来不会融合。大约700万年前，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祖先本来是同一个物种，后来才分裂成两个族群，各自演化。物种一旦分裂，就没有回头路了。由于不同物种交配所生的后代不具繁殖能力，因此物种永远不会融合。大猩猩无法与黑猩猩融合，长颈鹿无法与大象融合，狗也无法与猫融合。

人类部落则常常随着时间不断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群体。现代德国人是由撒克逊人、普鲁士人、施瓦本人（Swabian）和巴伐利亚人融合而成的，而这些人在不久之前还水火不容。据称，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之后曾说，巴伐利亚人正是奥地利人与人类之间缺少的那个环节。法国人是融合了法兰克人、诺曼人、布列塔尼人、加斯科人（Gascon）和普罗旺斯人而成的。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也逐渐融合（不论是否出于自愿），形成了英国人。再过不久，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还可能融合成欧洲人。

即使融合之后，也不见得能长长久久。最近伦敦、爱丁堡和布鲁塞尔都很清楚，英国脱欧之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欧盟可能都会开始解体。但从长远来看，历史的方向十分明确。一万年之前，人类分裂成无数个孤立的部落，每过千年，部落就融合成越来越大的群体，但创造出的独特文明越来越少。到了最近几个世纪，剩下的几个文明已经开始融合成单一的全球文明。虽然在政治、民族和文化上仍然可能有区别，但整体上的统一进程并不会被动摇。事实上，有些区别必须先有总体共同架构才能存在。例如，在经济上，必须人人都在一个共同的市场里，否则就不可能有专业分工。一个国家如果无法从其他种植小麦和大米的国家购买粮食，就不可能倾全国之力专门生产汽车或石油。

人类统一的过程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连接，以及让不同的群体采用相同的实践方式。就算群体之间已经建立连接，各自的行为表现仍然可能大不相同。即使是誓不两立的群体，也可能建立连接。举例来说，战争创造的人类连接就无比强大。历史学家常说全球化在1913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接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时期长期下滑，到1989年之后才重新回升。就经济的全球化来说可能确实如此，其实，军事也存在全球化，虽然情况大不相同，却同等重要。在传播思想、科技和人员流动方面，战争的效率比商业高多了。在1918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要比战前的1913年更为紧密。然后，两者的关系再次渐行渐远，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又迎来一场命运的融合。

战争也让人类对彼此更感兴趣。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那么紧密：莫斯科的人行道上只要发出一声咳嗽，就会让华盛顿的楼梯间里的人忽然紧张起来。比起贸易伙伴，人们更关注的其实是敌人。美国每拍一部电影来介绍中国台湾，大概就会拍50部电影来介绍越南。

中世纪的奥运会

21世纪初的世界早就不只是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联结。全球民众不仅能够互相接触，各种信念和实践也越来越一致。1000年以前，地球如同政治沃土，培育着几十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在欧洲，可以看到封建领主对抗着独立城邦以及规模不大的神权政体。在伊斯兰世界有哈里发国统一四方，也试过王国、苏丹国和大公国等形式。中国历朝各代都相信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治实体，但在北面和西面，各夷各邦争斗得不亦乐乎。印度和东南亚的政权五花八门，而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则从小小的狩猎采集部落到幅员辽阔的帝国都有。这也就难怪，就算只是相邻的人类群体也很难就外交程序达成共识，要制定国际法更是异想天开。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政治模式，也都难以理解并尊重外来的政治理念。

相较之下，今天全球接受了共同的政治模式。地球上有近200个主权国家，也都大致认可相同的一些外交协议、一般的国际法规。不管在哪个国家的地图集里，瑞典、尼日利亚、泰国和巴西的国土形状都是固定的。它们都是联合国的成员，而且虽然实际有许多差异，但它们都是公认的主权国家，享有类似的权利与特权。这些国家还在更多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上如出一辙，例如，都相信代表机构、政党、普选以及人权。不论在德黑兰、莫斯科、开普敦、新德里，还是在伦敦和巴黎，都有国会。而且不管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还是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当要争取全球舆论支持的时候，都会同样诉诸人权、国家主权，以及国际法。

在全世界，“失败国家”多种多样，但“成功国家”的典范却似乎只有一种。因此，全球政治也就遵守着“安娜·卡列尼娜定律”：成功的国家都很相似，但失败的国家各有不同，就是少了主流政治那套方案的某个成分。“伊斯兰国”近来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完全拒绝这一套主流政治方案，打算打造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政治实体——统一四方的哈里发国，但它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确实有许多游击队和恐怖组织成功建立了新的国家或征服了现存的国家，但它们之所以能成功，仍然是因为它们遵守着全球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就连塔利班也希望得到国际认可，承认它们是阿富汗主权国家的合法政权。到目前为止，任何团体只要不接受全球政治原则，就不可能长久地控制某片重要领土。

想要真正了解全球政治模式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或许该用的例子不应是战争或外交这种硬邦邦的政治议题，而应是2016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让我们想想奥运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在由11000人组成的全体奥运代表团里，运动员依据国籍来分团，而不是依据其宗教、阶级或语言。奥运会并没有佛教代表团、无产阶级代表团或英语代表团。

在2016年8月5日的开幕式上，各国运动员分组进场，各自挥舞着国旗。当美国游泳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获得一枚金牌时，会场升起了美国国旗，奏响了美国国歌。当法国柔道选手埃米莉·安德尔（Emilie Andéol）获得柔道金牌时，会场升起了法国国旗，奏响了法国国歌。

实在很凑巧，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国歌都遵守同样的模式。几乎所有国歌都是管弦乐曲，曲长也都只有几分钟，绝不会是曲长20分钟，还限定只能由专门的世袭祭司阶级来吟唱。就连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刚果（金）这样的国家，也已经采用西方音乐惯例来谱写国歌。这些国歌听起来就像贝多芬在没什么特别灵感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你可以找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用YouTube播放各国国歌，猜猜哪首属于哪个国家）。甚至就连各国的国歌歌词也大同小异，显示人们对政治和团体忠诚的理解相差不大。举例来说，你认为下面这首歌是哪个国家的国歌？（我只是把该国的名字留空）：

_____，我们的国家，

满腔热血为你洒，

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

头颅可抛身可杀。

_____，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人民和国家，

来吧，

让我们一致要求

“统一的_____”

祖国万万岁，政权万万岁，

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组成伟大的_____！

啊，_____，独立、自由、伟大，

我们亲爱的土地和国家。

啊，_____，独立、自由、伟大，

万岁，万岁_____。

答案是印度尼西亚。但如果我说是波兰、尼日利亚或巴西，你也不会觉得意外吧？

各国国旗也呈现出同样沉闷的从众性。除了唯一的例外，所有国旗都是长方形的，使用的颜色、条纹和几何形状也十分有限（那个特立独行的国家是尼泊尔，它的国旗是两个重叠的三角形，但尼泊尔从没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印度尼西亚国旗的上半部分是红色横条，下半部分是白色横条。波兰国旗的上半部分是白色横条，下半部分是红色横条。摩纳哥的国旗和印度尼西亚的一样，上半部分是红色横条，下半部分是白色横条。如果是个色盲的人，大概很难分辨出比利时、乍得、科特迪瓦、法国、几内亚、爱尔兰、意大利、马里和罗马尼亚的国旗，这些国旗都是由三个不同颜色的直条组成的。

世界上确实曾爆发多次战争，但在动荡的20世纪里，只有三届奥运会（1916年、1940年、1944年）因为战争而被取消。1980年，美国及其盟友抵制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阵营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另外，也有几届奥运会卷入政治风暴中心（比如1936年由纳粹德国主办的柏林奥运会，比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代表团成员被恐怖分子杀害）。但无论如何，总体来说，政治纷争并未对奥运会造成太大影响。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000多年前，假设要在1016年的里约热内卢举办中世纪奥运会。就让我们暂时先别管当时里约热内卢还是图皮族（Tupi）的一个小村庄，亚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甚至还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也别管既然没有飞机，世界各地的顶级运动员要如何前往里约；甚至别管当时很少有共通的体育项目，而且就算大家都会跑步，但对于跑步比赛的规则可能很难达成共识。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要怎么组织各国的代表团？”就连今天的国际奥委会，也得花上大把的时间讨论中国台湾地区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如果要讨论的是中世纪奥运会涉及的政治问题，大概得把花的时间再乘上一万倍。

首先，在1016年，中国的宋朝可不认为全世界有什么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只是让当时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或越南的大瞿越（Dai Co Viet）王朝同样享有代表团地位，对宋朝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无法想象的羞辱，其他茹毛饮血的海外蛮夷更是不在话下。

同样，巴格达市的哈里发也宣称自己是统一四方的霸权，多数逊尼派穆斯林奉他为最高领袖。实际上，哈里发统治的几乎只有巴格达市。所以，这些逊尼派运动员到底是要共组一个哈里发代表团，还是要回到逊尼派的诸多大公国和苏丹国，分成几十个代表团？而且，为什么只分到大公国和苏丹国？阿拉伯沙漠还有许多自由自在的贝都因部落，只承认安拉是唯一的真主。这里的每个部落，是不是都有权派出独立的代表团参加射箭或骑骆驼比赛？欧洲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来自诺曼底伊夫里镇的运动员，究竟是该代表当地的伊夫里伯爵、伯爵上面的诺曼底公爵，还是该代表勉强号称统治整个法兰西的法兰西国王？

这些政治实体常常是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出现又消失，在准备举办1016年奥运会的时候，绝对无法事先知道会有哪些代表团，因为根本没人能确定第二年还会有哪些政治实体能够存在。如果英格兰王国派出代表团参加1016年奥运会，等到运动员带着奖牌回家，会发现丹麦人已经占领伦敦，英格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的一部分都成为克努特大帝（King Cnut the Great）北海帝国的一部分。过了20年，北海帝国解体。又过了30年，英格兰被诺曼底公爵征服。

不用说，这些生命短暂的政治实体绝大多数既无国歌，也无国旗。政治符号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欧洲、印度尼西亚、中国或图皮族的符号语言存在巨大差异。仅是就用哪种仪式来庆祝“胜利”达成一致，几乎都绝无可能。

因此，等到观看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请记住，虽然这看似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但实际上是世界各国达成了极为了不起的协议。每当有代表团获得金牌、看着国旗升起而深感民族自豪的时候，别忘了我们更有理由为全人类有能力组织这样一场盛会而深感荣耀。

至尊美元驭众人

在前现代时期，人类除了试行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济模式。俄罗斯的波耶（Boyar）贵族、印度的大君或印第安的部落首领，对于金钱、贸易、税收和就业的想法都截然不同。相比之下，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之外，今天几乎人人相信的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也觉得大家都是同一条全球生产线上的小齿轮。不管你是住在刚果（金）、蒙古、新西兰，还是玻利维亚，每天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财富都遵循同样的经济理论、同样的企业和银行制度、同样的资金流动。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财长共进午餐，他们能够用同一套经济语言来沟通，也很容易了解及同情对方的痛苦。

“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国土后，杀害了数万人，炸毁了历史遗迹，推倒了雕像，有系统地毁掉了过往政权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符号象征。但当“伊斯兰国”的士兵走进当地银行，看到美元上有美国总统的肖像、用英文写着赞颂美国政治与宗教理想的语句时，却不会烧毁美国的这一象征。因为美元超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虽然美元本身没有价值（不能拿来吃，也不能拿来喝），但全世界对于美元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信心如此坚定，就算是宗教激进派、墨西哥毒枭和专制统治者也能志同道合。

然而，如果要说现代人在哪方面最为同质，大概就是对世界和人体的看法了。如果你在1000年前病了，那么你住在哪里事关重大。在欧洲，教区神父大概会说你让上帝不悦，想要恢复健康，你就要捐钱给教会，到圣地朝圣，再真诚祈求上帝饶恕你。或者，村里的女巫可能会说你被恶魔附身，她要用唱歌、舞蹈和黑色公鸡的血帮你驱魔。

在中东，受古典传统训练的医生可能会说你的4种体液不平衡，要靠适当的饮食和恶臭的药水来加以协调。在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专家也有自己的理论，讲究三种能量（doshas）之间的平衡，并建议用药草、按摩及瑜伽来治疗。不管是中国的郎中、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医、非洲巫医，还是美洲印第安巫医，每个帝国、王国和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专家，各自对人体和疾病的本质持有不同的观点，也都各自有着全套的仪式、药剂和疗法。其中有些疗效惊人，但也有些几乎一出手就等于必死无疑。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种医疗实践当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至少有1/3的儿童无法活到成年，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远低于50岁。

时至今日，如果你生病了，住在哪里的影响比过去小多了。不论是在多伦多、东京、德黑兰，还是在特拉维夫，所有医院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过去也都在差不多的医学院里学着同一套科学理论。他们会遵循同样的医疗方案，进行同样的检测，得出非常类似的诊断结果，接着还可能开出由同一个国际药厂生产的同一种药物。虽然仍然存在细微的文化差异，但不论是加拿大、日本、伊朗，还是以色列的医生，对人体和人类疾病大多抱持相同的看法。“伊斯兰国”占领拉卡和摩苏尔之后，并没有拆毁当地的医院，反而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医生和护士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自愿前往提供服务。这样看来，即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医生和护士，也同样相信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疾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抗生素会杀死细菌。

这些细胞和细菌是由什么构成的？整个世界又是由什么构成的？1000年前，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故事来解释宇宙是什么、有什么基本成分。但到今天，全球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同样一系列关于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以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为例，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伊朗和朝鲜对物理学的观点完全与以色列和美国一模一样。如果伊朗和朝鲜相信E = MC^4，以色列和美国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核计划。

虽然人类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认同，但只要讲的是实际议题（例如，如何建立国家、打造经济体、兴建医院或制造炸弹），就能说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文明。分歧当然还是会存在，但不论哪个文明都必然存在内部分歧。事实上，文明可能正是由这些分歧所定义。要界定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征，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改为列出共同的冲突和困境，界定起来会容易得多。例如，1618年，欧洲并没有单一的宗教认同，而是由宗教冲突定义。要当一个1618年的欧洲人，就得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之间的微小教义差异了如指掌，而且愿意为了这些差异而杀人或被杀。如果活在1618年，却不在意这些冲突，这个人或许是土耳其人或印度人，但绝对称不上是欧洲人。

同样，1940年，英国和德国虽然在政治观点上水火不容，但都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并不比丘吉尔“不欧洲”。相反，正是他们之间的争战，定义了历史上这个时刻作为欧洲人的意义。相较之下，位于非洲南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库恩人（!Kung）绝不是欧洲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内部那些关于种族和帝国的冲突真的毫无意义。

我们最常发生争吵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身份认同是由冲突和困境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共同之处来定义的。在2018年，怎样才算是一个欧洲人？并不是要有白皮肤、信仰耶稣或相信自由，而是要激烈地争论关于移民、欧盟、资本主义的限制等议题；还要不断自问：“我的身份应如何定义？”并且担心人口老龄化、消费主义猖獗，以及全球变暖。21世纪欧洲人面临的冲突和困境，与1618年和1940年的欧洲人大不相同，反而与其贸易伙伴中国和印度越来越相似。

无论未来会有什么变化等待着我们，都可能像同一文明里的兄弟阋墙，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纠纷。21世纪的巨大挑战将是全球层面的。当气候变化引发生态灾难时会怎样？当计算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打败人类，并在越来越多的职位上取代人类，又会如何？当生物技术让我们能够为人类升级、延长寿命，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这些争论和冲突并不会让人类相互孤立，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虽然人类距离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还很遥远，但已经属于同一个熙攘的全球文明。

这样一来，又怎么解释目前有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许多地区？或许我们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时，过快地否定了过去美好的国家和民族？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是解决紧迫的全球危机的好方法？如果全球化会带来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它？

1. [88]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David Lauter and Brian Bennett,‘Trump Frames Anti-Terrorism Fight As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efending Western Culture against Enemies’, Los Angeles Times, 6 July 2017,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la-na-pol-trump-clash-20170706–story.html, accessed 29 January 2018.Naomi O’Leary, ‘The Man Who Invented Trumpism: Geery Wilders’ Radical Path to the Pinnacle of Dutch Politics’, Politico, 23 February 2017,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he-man-who-invented-trumpism-geert wilders-netherlands-pvv-vvd-populist/, accessed 31 January 2018.

2. [89]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Penguin, 2013); Mishra, Age of Anger, op.cit.; Christopher de Bellaigue, The Muslim Enlightenment: The Modern Struggle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7).

3. [90]‘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European Union,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sites/europaeu/files/docs/body/treaty_establishing_a_ constitution_for_europe_en.pdf,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4. [91]Phoebe Greenwood, ‘Jerusalem Mayor Battles Ultra-Orthodox Groups over Women-Free Billboards’, Guardian, 15 November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nov/15/jerusalem-mayor-battle-orthodox-billboards, accessed 7 January 2018.

5. [92]http://nypost.com/2015/10/01/orthodox-publications-wont-show-hillary-clintons-photo/

6. [93]Simon Schama, The Story of the Jews: Finding the Words 1000 BC – 1492 AD (New York: Ecco, 2014), 190–7; Hannah Wortzman, ‘Jewish Women in Ancient Synagogues: Archaeological Reality vs.Rabbinical Legislation’, Women in Judaism 5:2 (2008), http://wjudaism.library.utoronto.ca/index.php/wjudaism/ article/view/3537, accessed 29 January 2018; Ross S.Kraemer, ‘Jewish Women in the Diaspora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in Judith R.Baskin (ed.), Jewish Women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sp.49;Hachlili Rachel, Ancient Synagogues – Archaeology and Art: New Discoveries and Current Research (Leiden: Brill, 2014), 578–81; Zeev Weiss, ‘The Sepphoris Synagogue Mosaic: Abraham, the Temple and the Sun God – They’re All in There’, Biblical Archeology Society 26:5 (2000), 48–61; David Milson,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Synagogue in Late Antique Palestine (Leiden: Brill, 2007),48.

7. [94]Ivan Watson and Pamela Boykoff, ‘World’s Largest Muslim Group Denounces Islamist Extremism’, CNN, 10 May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6/05/10/ asia/indonesia-extremism/index.html,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Lauren Markoe,‘Muslim Scholars Release Open Letter To Islamic State Meticulously Blasting Its Ideology’, Huffington Post, 25 September 2014,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9/24/muslim-scholars-islamic-state_n_5878038.html,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for the letter, see: ‘Open Letter to Al-Baghdadi’, http://www.lettertobaghdadi.com/,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8. [95]Chris Perez, ‘Obama Defends the “True Peaceful Nature of Islam”’, New York Post, 18 February 2015, http://nypost.com/2015/02/18/obama-defends-the-true-peaceful-nature-of-islam/, accessed 17 October 2017; Dave Boyer, ‘Obama Says Terrorists Not Motivated By True Islam’, Washington Times, 1 February 2015,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feb/1/obama-says-terrorists-not-motivated-true-islam/,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9. [96]De Bellaigue, The Islamic Enlightenment, op.cit.

10. [97]Christopher McIntosh, The Swan King: Ludwig II of Bavaria (London: I.B.Tauris, 2012), 100.

11. [98]Robert Mitchell Ster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Hackensack: World Scientific, 2009), 23.

12. [99]John K.Thornt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1250–18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0.

13. [100]Susannah Cullinane, Hamdi Alkhshali and Mohammed Tawfeeq, ‘Tracking a Trail of Historical Obliteration: ISIS Trumpets Destruction of Nimrud’, CNN,14 April 2015, http://edition.cnn.com/2015/03/09/world/iraq-isis-heritage/index.html,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14. [101]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36–8.

15. [102]‘ISIS Leader Calls for Muslims to Help Build Islamic State in Iraq’,CBCNEWS, 1 July 2014, http://www.cbc.ca/news/world/isis-leader-calls-formuslims-to-help-build-islamic-state-in-iraq-1.2693353,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Mark Townsend, ‘What Happened to the British Medics Who Went to Work for ISIS?’, Guardian, 12 July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jul/12/british-medics-isis-turkey-islamic-state,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第7  章

民族主义：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

既然现在人类已经构建共同的文明，面对共同的挑战和机会，为什么英国、美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群体却走向孤立？回归民族主义，是否能真正解决全球化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还是只是逃避现实，到头来会让人类和整个生物圈陷入灾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消除一个普遍的误解。与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同，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心理自然而永恒的一部分，也并非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确，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有对群体忠诚的基因。但几十万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态是小型、亲密的社群，人数不超过几十人。所以，人类很容易对小型、亲密的群体（如小部落、步兵连、家族企业）产生忠诚感，但要让人类对几百万个陌生人产生忠诚感是不自然的。这样大规模的忠诚在近几千年才出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几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

人类之所以不辞辛劳地打造出国家这种共同体，是因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让我们以几千年前尼罗河沿岸的古老部落为例，尼罗河是它们的生命线，灌溉着田地、承载着商业活动。但这个盟友随时可能翻脸：雨下得太少，人就会饿死；雨下得太多，河水就会溃堤，摧毁整个村落。每个部落都只控制着一小段河流，也顶多有几百个人力，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建起大坝，挖出长达数百公里的运河，驾驭伟大的尼罗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让各个部落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国家，得以建造大坝、修筑运河、调节河水流量、存粮以备荒年，并且建立全国运输和通信系统。

虽然有着种种优点，但无论古今，要把部落或氏族转变为国家都并非易事。要想知道个人认同国家有多困难，只要自问：“我认识这些人吗？”如果是我的两个姐姐、11位表兄弟姐妹，那么我对每个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能花上一整天跟你说说他们的个性、喜好和关系。但对于和我一样的其他800万以色列公民，有绝大多数我从未谋面，未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大。然而，我却能对这种形象模糊的群体怀有一种忠诚，这种能力并非遗传自我的狩猎采集者祖先，而是一项近代历史创造的奇迹。如果有一个来自火星的生物学家，只了解智人的进化和解剖学，那么他绝不可能想到这些猿类竟然能够与数百万陌生的个体发展出社群联结。为了让我愿意忠于以色列及其800万公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组织就得打造出一整套庞大的体系，包括教育、各种宣传品和飞扬的旗帜，以及国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我并不是说国家的凝聚力有什么不对。大型的系统需要大规模的忠诚才能运转，而且扩大人类同理心的范围也肯定有其优点。比较温和的爱国主义一直是人类创造的最有利的概念之一。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值得自己付出忠诚、自己对全体国民有特殊的义务，就能激励人们关心他人、愿意为他人牺牲。如果认为只要没有民族主义，我们的世界就会是一个人人自由自在的天堂，那么这会是一个危险的误解。没了民族主义，我们更可能面临部落割据、一片混乱。例如，瑞典、德国与瑞士等和平、繁荣及自由的国家的人，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缺少民族主义的国家则包括阿富汗、索马里、刚果，以及大多数失败国家。

问题在于，有时候良性的爱国主义会摇身一变，成为盲目的极端国家主义。这时，人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其实所有的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更会相信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诚，其他人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暴力冲突。几个世纪以来，对民族主义最基本的批评就是民族主义会导致战争。然而，只是指控民族主义与暴力有关，并不能遏制民族主义者做出极端行为，特别是每个国家都说自己是为了自保、对抗狡诈的邻国，才进行军事扩张的。只要国家让多数公民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荣，公民就愿意以鲜血为代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种民族主义交易看起来极具吸引力。虽然民族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骇人冲突，但现代国家也建立了大型的医疗、教育和福利制度。有了公立的医疗服务，似乎帕斯尚尔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也值得了。

但是到了1945年，一切都变了。核武器的发明，极大地削弱了民族主义交易的平衡。在广岛遭美国原子弹轰炸之后，人们害怕的不再是民族主义会导致普通战争，而是害怕导致核战争。面临彻底被毁灭的局面时，人的心智思考会变得更敏锐。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原子弹，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民族主义这个神灯精灵至少有一半被塞回了神灯。就像尼罗河流域的那些古代部落，靠着把部分的忠诚从地方部落转向更大的王国，得以合力控制住危险的河流。在核时代，全球社群逐渐超越了单纯各个国家的层面，因为只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核武器这个魔鬼。

在196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推出了著名的竞选广告《雏菊》，这是电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片之一。广告一开始是一个小女孩一边一片一片摘着雏菊的花瓣，一边数着数字，当她从1数到10时，突然一个冷峻的男声开始像发射导弹一样倒计时。数到零的时候，画面中满是核爆炸的明亮闪光。约翰逊向公众高声说道：“这就是可能的代价。我们要创造的世界，是要让上帝所有的孩子都能活下去，还是要让他们落入黑暗？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就必定死亡。”我们谈到“要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这句口号，常常把它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早在1964年它就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就连约翰逊这种强硬的政治家都已经接受。

因此，冷战期间，国际政治走向更为全球化的方向，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将完全抛弃民族主义政治，视之为原始的时代废墟，民族主义顶多只能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落后的民众。但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就算对欧洲和美国的民众也仍然深具魅力，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更是如此。各地民众开始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令人感到孤立无援，再加上担心未来国家健康、教育和福利制度无以为继，于是又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来寻求安慰和意义。

其实，在今天，约翰逊在《雏菊》广告里提出的问题的意义比在1964年更为重大。我们要创造的世界，是要让所有人能够一起生存，还是要让所有人都落入黑暗？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特雷莎·梅、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等人诉诸国家情感，是能够拯救世界，还是只是逃避现实，不想面对棘手的全球问题？

核挑战

让我们先谈谈人类熟悉的克星：核战争。《雏菊》广告于1964年播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才过去两年，核毁灭是一个近在眼前的威胁。无论专家，还是一般大众，都担心人类的智慧不足以避免这场浩劫，也觉得冷战升温只是时间问题。但事实上，人类成功地处理了这场核挑战。美国、苏联、欧洲和中国改变了行之千年的地缘政治，让冷战在几乎没有流血的情况下结束，建立了新的国际主义世界秩序，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代。不仅核战争免于爆发，各种战争的数量也在减少。自1945年以来，单纯因为侵略而造成的边界变化少之又少，大多数国家也不再将战争作为标准的政治工具。2016年，虽然在叙利亚、乌克兰等几个动乱地区仍有战争，但人类因暴力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远少于因肥胖、车祸或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这可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和道德成就。

很遗憾，我们现在太过于习惯这项成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开始玩火自焚。美、俄近来又展开了新的核军备竞赛，开发新型的世界末日武器，可能会让过去几十年得之不易的成果一笔勾销，把我们重新带到核毁灭的边缘。与此同时，大众已经学会不再担心，并爱上核弹［正如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所言］，或者只是忘了它的存在。

因此，当英国（一个主要的有核国家）讨论脱欧议题的时候，主要谈的是经济和移民问题，而几乎不提欧盟对欧洲和全球和平有多大的贡献。经过几个世纪的血流成河，法、德、意、英等国才终于建立起确保欧洲大陆和谐的机制，但现在英国民众却又来捣乱。

当初，人类能够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阻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其实克服了无数困难。这个组织当然应该顺应世界局势而有所调整，例如，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同时让中国和印度等非西方国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完全放弃这个组织，退回到民族主义强权政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赌博行为。确实，19世纪的国家也玩过民族主义的游戏，且当时并未摧毁人类文明。然而，那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前的时代。在那之后，核武器提高了赌注的代价，也改变了战争和政治的基本性质。只要人类知道如何浓缩铀和钚，人类的生存就有赖于将“预防核战争”看得比任何特定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那些激动地高喊“本国优先”的民族主义者应该自问：“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际合作体制，只靠自己这个国家，是否真有能力保护世界甚至保护自己免遭核毁灭？”

生态挑战

除了核战争，人类在未来几十年还会面临一种新的生存威胁，这几乎是1964年的政治界无须考虑的：生态崩溃。人类在许多方面都正在破坏全球生物圈的稳定，不断地从环境中夺取越来越多的资源，排放大量的垃圾和有毒物质，并由此改变了土壤、水和大气的成分。

地球微妙的生态平衡是经过几百万年才形成的，但是人类目前正对它造成破坏，而且几乎毫不自知。例如，使用磷肥。少量的磷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养分，但一旦过量便会产生毒性。现代工业化农业的基础，就是人工在土地上施用大量的磷。过量的磷随降水或灌溉流走之后，就会污染河流、湖泊和海洋，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于是，在艾奥瓦州种植玉米的农民可能无意中杀死了墨西哥湾的鱼类。

这些人类活动造成栖息地退化、动植物灭绝，澳大利亚大堡礁和亚马孙热带雨林等生态系统也可能被毁灭。几千年来，智人就像生态的连环杀手，现在更逐渐成为大规模的生态屠夫。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不仅会造成大量的生物灭绝，还可能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

最具威胁的是气候变化。人类已经存在几十万年，经历了多个冰河期和温暖期。然而，农业、城市和复杂社会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一万年，在这个被称为全新世（Holocene）的地质年代，地球的气候一直维持相对稳定。如果气候开始偏离全新世的标准，就会让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这就像对几十亿只人类小白鼠进行开放式实验，就算人类文明最终适应了新的环境，谁也不知道在适应的过程中会有多少牺牲者。

这个可怕的实验已经开始。相较之下，核战争只是可能的未来，但气候变化却是眼下的现实。科学界早有共识，人类活动（特别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正使地球气候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没人知道我们还能把多少二氧化碳排进大气中，而不会引发不可逆转的灾难。依据目前最精准的科学预测，除非我们在接下来20年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全球平均气温将会上升超过2ºC，致使沙漠扩大、冰盖消失、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例如飓风和台风）将更加频繁。这些变化会破坏农业生产、淹没城市，使全球大部分地区不宜人居，数亿难民必须寻找新的家园。

此外，我们正迅速接近许多临界点，一旦超越之后，就算能够急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足以扭转趋势，避免全球悲剧。举例来说，随着全球变暖，极地冰盖融化，从地球反射回太空的阳光就会减少，于是地球会吸收更多的热量，使温度升得更高，冰盖也融得更快。一旦整个循环超过临界值，就再也无法阻挡，就算人类从此不再燃烧任何煤、石油和天然气，极地的所有冰层也将融化。因此，我们只是认识到目前面临的危险还不够，更需要现在立即动手做些什么。

不幸的是，到2018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减反增。人类摆脱化石燃料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今天，我们必须开始戒掉这种瘾，不是明年，不是下个月，而是今天。要诚实面对“大家好，我是智人，是一个化石燃料成瘾者”。

民族主义在这整件事中的定位是什么？面对生态危机，民族主义能给出答案吗？不论国力多么强大，难道有哪个单一国家能够阻止全球变暖吗？个别国家当然可以制定各种环保政策，这些政策也都有良好的经济和环境意义。例如，政府可以征收碳排放税，让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承担更多的外部成本，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减少对污染产业的补贴，以及鼓励改用再生能源。政府也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研发革命性的生态友好型技术，就像生态方面的曼哈顿计划。在过去150年间，人类靠内燃机才取得了许多进步和发展，但如果我们想维特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就得立刻淘汰内燃机，研发不燃烧化石燃料的新技术。

除了能源领域，技术突破在许多领域都能帮上忙。举例来说，“人造肉”（clean meat）应该大有可为。目前，肉类产业不仅给数十亿动物造成无尽的苦难，同时也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肉类产业大量使用抗生素和有毒物质，是污染空气、土地和水资源的一个元凶。根据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2013年的报告，每生产1千克牛肉需要15000升淡水，而生产1千克马铃薯只需要287升淡水。

随着中国和巴西等国家日益繁荣，会多出几亿人从吃马铃薯转为常吃牛肉，环境压力也将日益沉重。想要说服中国人和巴西人别吃牛排、汉堡和香肠，实在是难之又难（美国人和德国人就更不用提了）。如果工程师能找到办法，直接把细胞培育成肉块呢？想吃汉堡的话，只要培育出一片汉堡肉就行了，而不需要养一整头牛（还得把牛肉运送几千公里）。

这听起来可能像科幻小说，但早在2013年，人们就已经用细胞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片人造汉堡肉，而且被人吃了。当时这片肉的造价是33万美元。经过4年的研发，价格已经降至单价11美元。再过10年，工业生产的人造肉预计会比屠宰肉更便宜。这项技术有可能拯救数十亿动物的生命，养活数十亿营养不良的人口，同时还有助于避免生态崩溃。

因此，要避免气候变化，政府、企业和个人能做的事有很多。如果想取得成效，就必须提升到全球层面。面对气候问题，各国不能以为自己主权独立，就可以各行其是，毕竟人类生存的一切都会受到地球上每个人行为的影响。举例来说，就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把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到零，如果其他国家不跟进，基里巴斯最后还是会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就算乍得在全国每家的屋顶上都安装了太阳能板，还是有可能因为远方某些国家的环境政策不负责任，而变成一片贫瘠的沙漠。就算中国和日本这样强大，在生态上也没有主权独立可言。想保护上海、香港和东京不受洪水和台风侵袭，中国和日本就不得不说服俄罗斯和美国政府放弃“业务一切照旧”的作风。

国家用孤立主义来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可能比面对核战争更加严重。全面核战争可能摧毁所有国家，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努力加以避免。然而，全球变暖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甚至可能从中得利。因为俄罗斯在海岸线附近的资产相对较少，因此相较于中国或基里巴斯，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担忧也小得多。而且，虽然气温升高可能让乍得变成沙漠，但同时也可能让西伯利亚变成世界粮仓。此外，随着北极冰盖融化，俄罗斯掌握的北冰洋航道可能成为全球商业动脉，堪察加半岛可能取代新加坡，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同样，用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对各国的吸引力大小不一。中国、日本和韩国都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当然乐见其成。但俄罗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依赖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如果石油和天然气突然被太阳能与风能取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

因此，尽管中国、日本和基里巴斯等国都希望尽快减少全球碳排放，但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积极程度可能低得多。就算像美国这种已经开始因为全球变暖而蒙受巨大损失的国家，也可能因为民族主义者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而不能看清风险。2018年1月，就有一个足以由小见大的例子，美国对外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和太阳能设备征收高达30%的关税，宁可拖延转换再生能源的时间，也要保护美国的太阳能设备生产者。

原子弹是一个明显且直接的威胁，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相较之下，全球变暖的威胁比较模糊，来得也比较慢。因此，每当长期的环境考虑必须牺牲短期利益的时候，民族主义者常常会把当下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之后再考虑环境问题，或者直接把问题留给其他国家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根本就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往往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这并非巧合。我们很难看到左翼人士发推文声称“气候变化是某国的骗局”。由于全球变暖问题无法从国家立场找出答案，因此一些坚持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物宁可认定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科技挑战

出于同样的原因，民族主义者也很难处理21世纪的第三大威胁：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见，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融合，带来毁灭世界的许多可能，从数字独裁到全球无用阶级不一而足。

面对这些威胁，民族主义的答案是什么？

民族主义没有答案。就像面对气候变化，当碰上科技颠覆的时候，民族国家这种架构无法化解相关威胁。由于研发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利，所以就算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能单独限制科技发展。即便美国政府禁止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改造，中国科学家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如果相关研发让中国取得了重要的经济或军事优势，美国就很有可能撤销禁令。在这样一个充满无情竞争的世界，落后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所以只要有一个国家选择走上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之路，其他国家就会被迫跟进。为了避免这样的向下竞争，人类需要某种全球性的认同和忠诚。

此外，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威胁的只是人类的生存，但破坏性创新的科技却可能改变人类的本质，从而与人类最深层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产生纠缠。人人都同意我们应该避免核战争和生态崩溃，但如果讲到要用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来升级人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就会众说纷纭。如果人类无法制定并执行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科学怪人满街跑将为时不远。

一说到要制定这样的伦理准则，民族主义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象力不够。几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都是以领土争端为思考的出发点，但说到21世纪的科技革命，则必须从宇宙宏观的角度才能理解。经过40亿年由自然选择造就的有机生命进化之后，科学正在迎来由智能设计塑造无机生命的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智人本身可能会消失。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是人科的一种猿类，与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的身体结构、身体能力和智力依然大致类似。我们不仅双手、眼睛和大脑明显属于人科动物，就连各种欲望、爱情、愤怒和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但在一两个世纪内，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结构、能力和心理特征完全摆脱人科动物的模式。一些人相信未来可以将意识从有机结构中抽离，再也不受生物和物理限制，能自在悠游于网络空间。另外，我们也可能看到智能与意识完全脱钩，在人工智能发展之后，创造出一个由具备超高智能但完全无意识的实体支配的世界。

面对这些可能，以色列、俄罗斯或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会如何抉择？如果想对生命的未来做出明智抉择，就必须以远高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从全球甚至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事物。

地球这艘宇宙飞船

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这三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威胁人类文明的未来。如果它们交织在一起，更有可能因为互相促进、彼此结合，让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举例来说，虽然生态危机可能扼杀我们目前所知的人类文明，但大概不会阻挡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的发展。如果你以为等到海平面上升、食物供应大减、人口大规模迁徙，就能转移我们对算法和基因的关注，那么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生态危机加剧，大概只会加快高风险、高回报技术的研发速度。

事实上，气候变化很有可能发挥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同的作用。在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全面展开，所有参战国都把审慎心态与经济考虑抛诸脑后，纷纷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各种大胆且不可思议的研究计划，让科技发展一飞冲天。虽然许多计划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有一部分成功了，研制了坦克、雷达、毒气、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洲际导弹和核弹。同样，面临气候灾难的国家有可能孤注一掷，不顾一切来一场科技豪赌。出于理性，人类对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会有诸多疑虑，然而一旦面临危机，人类就会愿意冒险。不论你现在觉得应该如何管制颠覆性科技，请自问，如果气候变化已经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城市被洪水吞没、数亿难民流离失所跨越国界，你能否坚持这些管制措施？

相应地，科技颠覆一方面会让全球局势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又会破坏核武器势力的平衡，从而加剧末日战争的危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超级大国心知肚明，一旦开战必然相互毁灭，因此都尽力避免彼此冲突。但随着新型攻防武器的出现，新兴的科技强权可能认为自己能够在毁灭敌人的同时毫发无伤。反之，丧失优势的国家可能担心自己的传统核武器不再具有威慑力，于是认为与其失去优势，不如尽快使用它们。传统上，核对抗就像一场超理性的国际象棋棋局。如果现在玩家可以用网络攻击来控制对手的棋子，或者有个不知名的第三方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动棋子，甚至AlphaZero也来下这盘核武器国际象棋，将会发生什么？

不仅不同的挑战可能因为相互影响而加剧，应对某个挑战所需的善意也可能因为其他挑战造成的问题而消失。例如，陷入军备竞赛的国家，不太可能同意限制人工智能的研发。试图在科技方面超越对手的国家，也很难同意共同拟订计划来阻止气候变化。只要世界仍然分裂为各个敌对的国家，就很难同时应对这三个挑战，而且只要任何一个失败，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总而言之，目前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浪潮并不会把时光带回1914年或1939年。科技已经让一切与过去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全球生存威胁。共同的敌人是让世界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最佳催化剂，人类现在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共同敌人：核战争、生态崩溃、科技颠覆。但如果即便面对这些共同威胁，人类仍然选择坚持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高于一切，最后的结果可能远比1914年和1939年惨烈。

《欧盟宪法》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它说：“欧洲各国人民虽然仍为本国的身份认同及历史而自豪，但同时决心超越过往的分歧，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打造共同的命运。”这并不代表要废除所有的国家身份，放弃所有的地方传统，把人类变成一样的灰色傀儡，也不代表要对所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嗤之以鼻。事实上，通过提供涵盖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保护，欧盟可以让法兰德斯（Flanders）、伦巴第（Lombardy）、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苏格兰等地得以培养当地的爱国主义情怀。想要推动苏格兰或加泰罗尼亚独立吗？如果不用担心德国入侵，同时知道全欧洲会携手对抗全球变暖和跨国企业，独立的前景将更为看好。

因此，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正在缓和。虽然回归各民族国家的话题甚嚣尘上，但很少有欧洲人真的愿意为此互相残杀，赔上性命。在过去，比如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和罗伯特一世（Robert Bruce）的时代，苏格兰人希望摆脱伦敦的控制，唯有起兵开战。相较之下，2014年苏格兰公投期间没有任何一人送命，而且就算下一次苏格兰独立公投通过，也极不可能看到班诺克本战役（Battle of Bannockburn）重新上演。至于加泰罗尼亚试图脱离西班牙，虽然引发的暴力冲突大大多于苏格兰，但远远不及巴塞罗那在1714年或1939年经历的大屠杀。

希望全球其他国家能够学习欧洲的例子。即便整个地球已经统一，如果只是希望能够歌颂自己国家的独特性、强调自己对本国依然有一份特殊的义务，这样的爱国主义也必定能被人接受。然而，如果人类还希望继续生存、维持繁荣，就必然别无选择，只能在这样的地方忠诚之外，加上对全球社群的各种重大义务。一个人确实能够也应该同时忠于其家人、邻居、专业及国家，那么为什么不把全人类和地球也加到这个清单里？确实，如果许多对象都需要你的忠诚，冲突就难以避免，但谁说生活很简单呢？勇敢面对吧。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之所以需要塑造“国家”这种身份认同，是因为人们面临的问题和机会远远超出地方部落能够处理的范围，唯有通过国家规模的合作才有望解决和把握。在21世纪，各个国家发现自己的情况如同过去的部落：“国家”这种架构不再足以应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种种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身份认同，才能处理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球生态、全球经济、全球科学，只剩下政治还卡在国家层面。在层面上无法搭配，也就让政治系统无法有效地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想要让政治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生态、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去全球化”，要么让政治“全球化”。既然生态和科学进步已经不可能“去全球化”，而且让经济“去全球化”的成本极高，政治全球化也就成了唯一有效的方法。

要让政治全球化，民族主义情怀大概帮不上忙。是否可以依靠人类普遍共有的宗教信仰传统，协助我们统一世界？几百年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思考方式就已经属于全球而非地方层面，探寻的也一直是生命中的种种重大问题，而不是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政治斗争。只不过，传统宗教现在还有影响力吗？它们是否仍有能力塑造这个世界？它们是否只是过去残余的无用之物，在现代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力量冲击下四处飘零？

1. [103]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4).

2. [104]Ashley Killough, ‘Lyndon Johnson’s “Daisy” Ad, Which Changed the World of Politics, Turns 50’, CNN, 8 September 2014, http://edition.cnn.com/2014/09/07/politics/daisy-ad-turns-50/index.html, accessed 19 October 2017.

3. [105]‘Cause-Specific Mortality: Estimates for 2000–20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estimates/en/index1.html, accessed 19 October 2017.

4. [106]David E.Sanger and William J.Broad, ‘To counter Russia, US signals nuclear arms are back in a big way’, New York Times, 4 February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04/us/politics/trump-nuclear-russia.html accessed 6 February 201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cial-Reports/0218_npr/ accessed 6 February 2018; Jennifer Hansler, ‘Trump Says He Wants Nuclear Arsenal in “Tip-Top Shape”, Denies Desire to Increase Stockpile’, CNN, 12 October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10/11/politics/nuclear-arsenal-trump/index.html, accessed 19 October 2017; Jim Garamone, ‘DoD Official: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Will Enhance Deterrenc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Defense Media Activity, 19 January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419045/dod-official-national-defense-strategy-will-rebuild-dominance-enhance-deterrence/, accessed 28 January 2018.

5. [107]Michael Mandelbaum, 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 [108]Elizabeth Kolbert, 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2006); Elizabeth Kolbert, 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2014); Will Steffen et al.,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Science 347:6223, 13 February 2015, DOI: 10.1126/science.1259855.

7. [109]John Cook et al., ‘Quantifying the Consensus on Anthropogenic Global Warming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8:2 (2013); John Cook et al., ‘Consensus on Consensus: A Synthesis of Consensus Estimates on Human-Caused Global Warmi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1:4 (2016); Andrew Griffin, ‘15,000 Scientists Give Catastrophic Warn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 World in New “Letter to Humanity”’, Independent, 13 November 2017,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letter-to-humanity-warning climate-change-global-warming-scientists-union-concerned-a8052481.html,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Justin Worland, ‘Climate Change Is Already Wreaking Havoc on Our Weather, Scientists Find’, Time, 15 December 2017, http://time.com/5064577/climate-change-arctic/, accessed 8 January 2018.

8. [110]Richard J.Millar et al., ‘Emission Budgets and Pathways Consistent with Limiting Warming to 1.5 C’, Nature Geoscience 10 (2017), 741–7; Joeri Rogelj et al.,‘Differences between Carbon Budget Estimates Unraveled’, Nature Climate Change 6 (2016), 245–52; Ashkat Rathi, ‘Did We Just Buy Decades More Time to Hit Climate Goals’, Quartz, 21 September 2017, https://qz.com/1080883/the-breathtaking-new-climate-change-study-hasnt-changed-the-urgency-with-whichwe-must-reduce-emissions/,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Roz Pidcock, ‘Carbon Briefing: Making Sense of the IPCC's New Carbon Budget’, Carbon Brief, 23 October 2013, https://www.carbonbrief.org/carbon-briefing-making-sense-of-the-ipccs-new-carbon-budget,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9. [111]Jianping Huang et al., ‘Accelerated Dryland Expansion under Climate Change’, Nature Climate Change 6 (2016), 166–71; Thomas R.Knutson, ‘Tropical Cyclones and Climate Change’, Nature Geoscience 3 (2010), 157–63; Edward Hanna et al., ‘Ice-Sheet Mass Balance and Climate Change’, Nature 498 (2013), 51–9; Tim Wheeler and Joachim von Brau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Global Food Security’, Science 341:6145 (2013), 508–13; A.J.Challinor et al., ‘A Meta Analysis of Crop Yield under 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Nature Climate Change 4 (2014), 287–91; Elisabeth Lingren et al., ‘Monitoring EU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Risk Due to Climate Change’, Science 336:6080 (2012), 418–19; Frank Biermann and Ingrid Boas, ‘Preparing for a Warmer World: Towards a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 Protect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0:1 (2010), 60–88; Jeff Goodell, The Water Will Come: Rising Seas, Sinking Citie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ivilized World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7); Mark Lynas, 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Washington: National Geographic, 2008); 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Climat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Kolbert, The Sixth Extinction, op.cit.

10. [112]Johan Rockström et al., ‘A Roadmap for Rapid Decarbonization’, Science 355:6331, 23 March 2017, DOI: 10.1126/science.aah3443.

11. [113]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Global Food: Waste Not, Want Not (London: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2013), 12.

12. [114]Paul Shapiro, Clean Meat: How Growing Meat Without Animals Will Revolutionize Dinner and the World (New York: Gallery Books, 2018).

13. [115]‘Russia's Putin Says Climate Change in Arctic Good for Economy,’ CBS News, 30 March 2017, http://www.cbc.ca/news/technology/russia-putinclimate-change-beneficial-economy-1.4048430, accessed 1 March 2018;Neela Banerjee, ‘Russia and the US Could be Partners in Climate Change Inaction,’ Inside Climate News, 7 February 2017, https://insideclimatenews.org/news/06022017/russia-vladimir-putin-donald-trump-climate-change-parisclimate-agreement, accessed 1 March 2018; Noah Smith, ‘Russia Wins in a Retreat on Climate Change’, Bloomberg View, 15 December 2016, 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6–12-15/russia-wins-in-a-retreat-on-climatechange, accessed March 1, 2018; Gregg Easterbrook, ‘Global Warming: Who Loses — and Who Wins?’, Atlantic (April 2007),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7/04/global-warming-who-loses-and-who-wins/305698/,accessed 1 March 2018; Quentin Buckholz, ‘Russia and Climate Change: A Looming Threat’, Diplomat, 4 February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2/russia-and-climate-change-a-looming-threat/, accessed 1 March 2018.

14. [116]Brian Eckhouse, Ari Natter and Christopher Martin, ‘President Trump slaps tariffs on solar panels in major blow to renewable energy’, 22 January 2018,http://time.com/5113472/donald-trump-solar-panel-tariff/, accessed 30 January 2018.

15. [117]Miranda Green and Rene Marsh, ‘Trump Administration Doesn’t Want to Talk about Climate Change’, CNN, 13 September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09/12/politics/trump-climate-change-silence/index.html, accessed 22 October 2017; Lydia Smith, ‘Trump Administration Deletes Mention of “Climate Change”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 Website’, Independent,22 October 2017,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donald-trump-administration-climate-change-deleted-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website-a8012581.html, accessed 22 October 2017; Alana Abramson, ‘No, Trump Still Hasn’t Changed His Mind About Climate Change After Hurricane Irma and Harvey’, Time, 11 September 2017, http://time.com/4936507/donald-trump-climate-change-hurricane-irma-hurricane-harvey/,accessed 22 October 2017.

16. [118]‘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European Union,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sites/europaeu/files/docs/body/treaty_establishing_a_constitution_for_europe_en.pdf, accessed 23 October 2017.

第8  章

宗教：神祇只是为国家服务

到目前为止，不论是现代的意识形态、科学专家，还是国家政府，都无法为人类未来提出可行的愿景。从人类宗教传统的深井里，是否能汲取出这样甜美的愿景？或许在《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的字里行间，早有答案等着我们。

没有信仰的世俗之人，可能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也可能会感到担心。各种宗教经典或许在中世纪很有影响力，但到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全球变暖和网络战争的时代，怎么可能还由它们来指引我们？只不过，真正没有信仰的人其实是少数。比起进化论，仍然有数十亿人更相信《古兰经》或《圣经》。印度、土耳其和美国等诸多国家虽然大不相同，但政治都同样受到宗教运动的影响。宗教之间的敌意更让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内部冲突火上浇油。

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现在到底还能发挥多少作用？这些宗教能帮助我们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吗？想要讨论传统宗教在21世纪的作用，得先把问题分成三类：

1.技术问题。例如，在气候干燥的国家，农民如何应对全球变暖造成的严重干旱？

2.政策问题。例如，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预防全球变暖？

3.身份认同问题。例如，我真的需要在意世界另一边的农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只要关心自己的部落或国家的人就好？

正如我们接下来会提到的，传统宗教基本上与技术和政策问题的关系不大，却和身份认同问题息息相关，只不过多半是造成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技术问题：基督教农业

在前现代时期，宗教要负责解决许多世俗领域的技术问题，例如农业。各种神圣历法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要收获。另外，配合寺庙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害虫不兴。如果发生干旱或蝗虫肆虐等农业灾害，农民就会请祭司或牧师等神职人员来和众神交涉。此外，医学也属于宗教的领域。几乎所有的先知、大师和萨满巫师都兼任医生，耶稣也花了不少时间为患者治病，让盲者得见、哑者得言、狂者重获神智。不管你是住在古埃及，还是中世纪的欧洲，生了病可能要找巫医而不是医生，去的是寺院而不是医院。

现在，医疗已经由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接手，不再靠神职人员或谁来行神迹。如果现在埃及遭遇蝗灾，埃及人可能还是会向真主安拉求援（反正没什么损失），但他们绝不会忘记同时找来化学家、昆虫学家和遗传学家，努力研发更有效的杀虫剂、更能抗虫的小麦品种。如果某位虔诚的印度教徒的孩子患上了严重的麻疹，这位父亲会向医神昙梵陀利（Dhanvantari）祈祷，也会在当地的寺庙供上鲜花和甜点；但首先，他得先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交给那里的医生医治。即便精神疾病这个宗教治疗师的最后据点，也正逐渐转移到科学家手中。原本的恶魔学改成了神经学，驱魔术改成了百忧解。

可以说科学大获全胜，也改变了我们对宗教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农业和医学与宗教有关，就连许多宗教狂热分子也好像集体得了失忆症，宁可忘记传统宗教曾经主张这些领域都归它管辖。狂热分子说：“现在找工程师和医生又怎样？这证明不了什么。从一开始就是宗教归宗教、医归医、农归农。”

传统宗教之所以输掉这么多地盘，老实说就是因为它在农业或医疗保健上的表现实在不好。各家祭司或各方大师的真正专长从来就不是降雨、治疗、预言或魔法，而一直都只是诠释。要想当一个祭司，重点不是知道怎么跳祈雨舞，结束干旱，而是知道如何在祈雨舞失败的时候找到借口，并让人们继续信神，就算人们所有的祈祷神似乎都听不到。

正是因为宗教人士太注重诠释，一旦面对科学，就会处于劣势。虽然科学家也会投机取巧和扭曲证据，但说到底，科学的真正意义还是在于愿意承认失败、尝试不同的方法。正因为如此，科学家逐渐学会怎样种出更优良的作物、研制出更好的药物，但祭司和大师只学会了怎么找出更好的借口。几个世纪以来，就连最虔诚的信徒都开始注意到这种差异，于是宗教权威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节节败退。这一点也逐渐让整个世界逐渐走向共同的文明，毕竟只要东西真的有用，人人都会用。

政策问题：伊斯兰教经济学

虽然科学能明确解答如何治疗麻疹等技术问题，但当科学家面对政策问题时却会各说各话。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全球变暖是一个事实，但对于经济该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却无法达成共识。然而，这并不代表传统宗教就能解决问题。古代宗教经典在现代经济中就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现代经济的主要分歧（例如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无法对应传统宗教中的分歧。

确实，在以色列或伊朗这样的国家，拉比和阿亚图拉（Ayatollah，伊朗伊斯兰什叶派领袖的称号）确实能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即便在美国和巴西等比较世俗的国家，宗教领袖也会针对税收、环境法规等问题，影响公众舆论。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例子，你会发现传统宗教在大多数时候就像现代科学理论的副手。举例来说，当伊朗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要针对伊朗经济做出重要决定时，他在经文中一定找不到需要的答案，因为7世纪的阿拉伯人根本不懂现代工业经济或全球金融市场的问题和商机。所以，他或手下的人就得求助于马克思、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及现代经济学，才能获得解答。当决定要提高利率、降低税负、将国营企业民营化或签署国际关税协议时，哈梅内伊再运用其宗教知识和权威，把科学包装进这段或那段经文里。但不管怎么包装，意义并不大。只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不管是什叶派的伊朗、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犹太教的以色列、印度教的印度、基督教的美国，经济政策都大同小异。

在19世纪和20世纪，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挞伐现代物质主义，反对缺少灵魂的资本主义，也指责官僚制国家大而无当。这些宗教都承诺，只要给它们一个机会，就能扫除所有现代性的弊病，并根据其信条当中永恒的精神价值，建立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现在，它们有过好几次机会，但如果说现代经济就像一栋大楼，那么宗教对它唯一的改变大概就是重新刷漆，再在屋顶装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新月、大卫之星或“唵”的标志。

就像前面提过的祈雨的例子，宗教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宗教学者长期练习重新诠释文本的技巧，最后反而让宗教与实用越来越远。不管哈梅内伊选择了哪种经济政策，都一定能够从伊斯兰教经典里找到选择的理由。但这种做法等于让伊斯兰教经典倒退一步，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知识来源，而只是为了显示它的权威性。面对经济困境，需要先读马克思和哈耶克，以便帮助你进一步理解经济体系，用新的观点看待事物，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直到找到答案，你才会仔细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希望能找到某个篇章，只要诠释的时候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就能用来支持你从哈耶克或马克思那里得到的解决方案。总之，只要你是一个优秀的伊斯兰教经典学者，就一定能从经文里找到支持的说法。

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徒既可能支持社会主义，也可能支持资本主义，而且虽然耶稣说的某些内容与共产主义相似，但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资本主义者还是继续读着“登山宝训”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总之，就是没有“基督教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印度教经济学”这样的东西。

并不是说《圣经》、《吠陀经》、伊斯兰教经典里没有任何经济观点，只是那些概念可能已过时。圣雄甘地读了《吠陀经》之后，理想中的独立印度就是集合了许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群，各自纺着自己的印度手工织布，出口量不大，进口量更少。在甘地最著名的照片里，他用双手纺织棉花，于是纺织机轮子这个不起眼的标志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然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观点实在无法贴合现代经济学现实，因此现在只剩下甘地的肖像，继续在几十亿张印度卢比钞票上微笑。

今天，现代经济理论之所以比传统宗教教条更实用，是因为即使表面上是宗教冲突的事件，也能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但没有人想反过来用宗教理论解释经济事件。举例来说，有人会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北爱尔兰问题主要是由阶级冲突引起的。由于历史上的各种意外，北爱尔兰的上层阶级主要是新教徒，下层阶级则主要是天主教徒。因此，乍看这场冲突似乎是关于基督本质的神学之争，实际上则是典型的贫富斗争。但相对地，关于20世纪70年代南美共产党游击队和资本家地主之间的冲突，大概很少有人会说实际上这是由于对基督教神学更深层次的分歧所致。

当面对21世纪的重大问题时，宗教能做些什么？举例来说，该不该让人工智能有权决定人们的生活？例如，该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在这个问题上，伊斯兰教的立场是什么？犹太教的立场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会有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立场之别，人类大概只会分成两大阵营：一派赞成让人工智能拥有这些重要权力，另一派则反对。很有可能两派中都各自会有穆斯林和犹太人，也各自会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经典里面找出经文，再运用想象力来诠释、支持自己的立场。

当然，宗教团体也可能在特定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再把这些看法说成是既神圣又永恒的教条。在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神学家就曾提出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理论，让耶稣变得有点儿像切·格瓦拉。同样，在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中经常有人会召唤耶稣，把政治立场装扮得像是永恒的宗教定律。

这是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某些美国福音派牧师，就在布道词里呼吁反对环境法规，并表示如果人们不这么做就会在地狱中遭受火刑。教皇方济各更是以耶稣之名，带头否定全球变暖［正如他的第二篇教皇通谕《愿上主受赞颂》（Laudato si）所示］。所以或许到2070年，对环境议题的看法，完全取决于你是一个福音派教徒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毋庸置疑，福音派肯定会反对设定任何碳排放上限，天主教徒则相信耶稣让我们推行环保。

可能就连人们开的车也会不同。福音派开的会是气派耗油的SUV（运动型多用途车），虔诚的天主教徒则会开流线时髦的电动车，后面保险杠的贴纸上还写着：“让地球燃烧，就等着在地狱燃烧！”虽然他们都可能引用《圣经》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但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政治运动，而非《圣经》。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政策争议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身份认同问题：沙地上不可跨越的那条线

批评宗教只是虚饰的外表、背后是科技和经济强大的力量，有些夸张了。虽然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在现代经济这栋大楼上只能说是装饰，但民众往往认同的就是这个装饰，而民众的认同又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力量。人类的力量需要群众合作，群众合作又需要先打造群众的身份认同，而且所有群众的身份认同都以虚构的故事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事实或经济必需品为根基。即便到了21世纪，要把人类分成犹太人或穆斯林、俄罗斯人或波兰人，靠的也是宗教神话。纳粹曾经尝试用科学将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和阶级，但已经被证明那只是危险的伪科学。在那之后，科学界一直很不愿意再协助找出人类究竟有什么“自然”的身份定义。

所以到了21世纪，虽然宗教无法带来雨水，无法医治疾病，也无法制造炸弹，但能用来判断谁是“我们”，谁又是“他们”，哪些是我们该医治的目标，哪些又是我们该轰炸的对象。如前所述，不管是什叶派的伊朗、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还是犹太教的以色列，实际上的差异都不大，都是官僚组织的民族国家，多少都奉行资本主义政策，都让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也都靠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制造炸弹，没有什叶派官僚组织、逊尼派资本主义或犹太教物理学这种玩意儿。所以，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觉得自己有特殊之处，愿意忠于某个人类部落，而且还要敌视另一个部落呢？

人类就像一片不断变动的沙地，为了画出彼此明确的界线，宗教用的就是各种仪轨、仪式和典礼。什叶派、逊尼派和正统派犹太教穿着不同的衣服，唱着不同的祷歌，遵守着不同的禁忌。这些不同的宗教传统往往让日常生活充满美，也鼓励人类更加亲切和慈爱。每日5次，在集市、办公室和工厂的一片嘈杂声中，宣礼员（muezzin）悠扬跌宕的声音会再次响起，呼唤穆斯林暂时放下世俗追求的喧嚣扰攘，让自己触碰联结永恒的真理。印度教信徒则靠普迦（puja）仪式和吟唱真言，达到相同的目标。每周五晚上，犹太教信徒全家人会共进晚餐，享受着特别的欢乐、感恩和团聚。周日早上，则有基督教福音合唱团为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希望，希望培养信任和情感，让社群的关系更紧密。

有些宗教传统给世界带来许多丑陋，让人们表现得既刻薄又残酷。举例来说，宗教造成的厌女症或种姓歧视就绝非好事。无论带来的是美丽，还是丑陋，这些宗教传统都是让某些人团结起来并觉得与他人有所不同。在外界看来，宗教传统区分彼此的标准常常只是一些芝麻小事，弗洛伊德将人类对区分此类细节的痴迷，戏称为“对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其实，在历史和政治上，微小的差异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假设你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那么你待在什么国家就成了真真切切、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以色列，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恋）享有法律保护，甚至也有一些拉比愿意为两位女性证婚。在伊朗，同性恋者遭到系统性的迫害，甚至偶尔会遭到处决。在沙特阿拉伯，女同性恋到2018年才获准开车，但只因为她是女性，和女同性恋没什么关系。

日本是传统宗教仍然持续在现代世界发挥力量、具有重要性的最好的例子。1853年，美国舰队逼迫日本向现代世界敞开大门，日本开始了迅速且极其成功的现代化进程，短短几十年就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依靠科学、资本主义和最新的军事科技侵略中国，打败俄国，占领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最后偷袭珍珠港，并且击溃了欧洲在远东的各个殖民地。然而，日本并没有盲目复制西方的蓝图，而是坚决维护其独特的身份认同，希望让现代日本人仍旧忠于日本，而不是忠于科学、现代性或意义模糊的全球社群。

为此，日本推崇本土的神道教，作为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事实上，日本这个国家重新改造了神道教。传统的神道教是信奉各种神灵鬼怪的泛灵信仰，每个村庄、寺庙都有自己偏好的神灵及地方习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创造了官方版本的神道教，同时打压了许多地方传统。日本当时的精英分子筛选并采用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想法，使官方的“国家神道”融合了再现代不过的国家和种族观念。另外，只要有助于巩固国家忠诚，佛教、儒学或武士封建习俗元素一律采纳。最重要的一点，国家神道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崇敬日本天皇，认为天皇是一位永生神（living god），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

乍看之下，对于一心想要快速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新旧混搭似乎是一个极不合理的选择。永生神？万物都有灵性？封建精神？这听起来实在不像是现代工业强国，反而像新石器时代的部落酋长。

然而，这套制度完全发挥了神效。日本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十分惊人，同时也使国民对国家极度忠诚。能够证明国家神道成功的最知名的例子，就是日本比其他国家更早地研制出自己的精确制导炸弹，击沉了数十艘盟军舰艇。这比美国的智能炸弹早了几十年，纳粹德国当时也才刚开始部署V–2火箭。我们通过神风特攻队认识了这批精确制导炸弹的威力。现在的精确制导炸弹是由计算机来引导的，而神风特攻队就是用一般飞机装满炸药，再由自愿踏上单程任务的人类飞行员来驾驶。这种自愿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国家神道培育的产物。因此可以说，神风特攻队其实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和最先进的宗教洗脑。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今天许多国家都同样在学习日本：一方面，运用现代化共同的工具和架构；另一方面，也依靠传统宗教来维护自己独特的国家认同。国家神道在日本的角色，多少像东正教在俄罗斯、天主教在波兰、伊斯兰什叶派在伊朗、伊斯兰瓦哈比派在沙特阿拉伯，以及犹太教在以色列的角色。无论某个宗教看起来多么古老，只要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并重新诠释，几乎都能搭配最新的科技装备，结合最先进的现代制度。

如同婢女，侍奉着民族主义

因此，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还是会受宗教认同和仪式影响，也同样可能造成世界动荡。虽然人们争论的是某个中世纪文本上的教条，但动用的可能是最先进的核弹和网络炸弹。只要人类仍然需要大规模合作，而大规模合作依然需要虚构的共同信仰，宗教、仪轨和仪式的重要性就不会下降。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让传统宗教成为人类问题的一部分，而没有成为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宗教依然握有许多政治权力，可以巩固国家身份认同，甚至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如果人类希望解决而非激化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那么传统宗教能做的似乎不多。虽然许多传统宗教都宣称自己奉行的是共通价值观，且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无论是在朝鲜、俄罗斯、伊朗，还是以色列，传统宗教仍然只是如婢女般侍奉着现代民族主义。于是宗教也就更难超越国界而应对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等全球威胁。

因此，当面对全球变暖或核扩散等问题时，什叶派教士鼓励伊朗人从狭隘的伊朗观点出发，犹太拉比呼吁以色列人先关心以色列有何好处，东正教神父也敦促俄罗斯人以俄罗斯利益为重。毕竟，我们是神选定的国家，所以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当然，也有一些睿智的宗教人士拒绝过度的民族主义，抱持更共通的愿景。遗憾的是，他们近来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权力。

于是，我们就这样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人类现在形成了共同的文明，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等问题也只能从全球角度来解决。但同时，民族主义和宗教仍然将人类文明分裂成许多常常敌对的阵营。这种全球问题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冲突，正危及全球最大规模的多元文化实验：欧盟。欧盟的基础，在于承诺要践行共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现在却因为融合与移民问题而处于崩溃的边缘。

1. [119]Bernard S.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8.

2. [120]‘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The Holy See, 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 accessed 3 December 2017.

3. [121]最早由弗洛伊德在他1930年的著作《文明与缺憾》中提到：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James Strachey (New York: W.W.Norton, 1961), 61.

4. [122]Ia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1853–1964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5. [123]Robert Axell, Kamikaze: Japan’s Suicide Gods (London: Longman, 2002).

第9  章

文化认同：开放与宽容

全球化大大弥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同时让人们更容易遇见陌生人，于是人们难免会因为彼此的差异而产生摩擦。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与印度帕拉王朝（Pala Empire）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现代英国和现代印度之间的差异，但在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的时候，可没有英国航空公司提供的德里和伦敦之间的直飞航班。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跨过国界，追求工作机会、安全保障，以及更美好的未来，但这同时也会挑战政治系统，以及过去人口流动不明显时塑造的集体身份认同，他们需要决定如何面对、同化甚至驱逐这些陌生人。目前对这个问题感受最深切的地方就是欧洲。欧盟成立的时候，承诺要超越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差异，但现在它却可能因为无法调和欧洲人与非洲、中东移民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崩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开始正是由于欧洲成功建立了繁荣的多元文化体系，才会吸引那么多移民前赴后继。叙利亚人想移民到德国，而不想移民到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或日本，并不是因为德国更近或更富裕，而是因为德国在欢迎和接纳移民方面做得更好。

随着难民和移民潮越来越汹涌，欧洲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反应，引发对欧洲身份认同及未来的激烈讨论。有些欧洲人要求欧洲关闭大门。是否可以说这些人背离了欧洲多元文化和宽容的理想，或者只是做出明智的选择，希望避免灾难？有些人则呼吁把门开得更大些。难道这些人是忠于欧洲核心价值，或者不负责任地给欧盟加上了不可承受之重？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最后常常演变成双方无谓的叫嚣，而非真正听取对方的意见。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或许可以把移民比作一项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以下三项条款：

第一条：东道国允许移民进入。

第二条：作为回报，移民至少必须接受东道国的核心规范和价值观，甚至需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某些传统规范和价值观。

第三条：如果移民同化到一定程度，就会慢慢成为东道国平等且正式的一员，这时“他们”也就成为“我们”。

以上三项条款引出各自关于精确含义的讨论。另外，还有第四项讨论内容，即如何履行协议。现在谈移民问题时，如果把四项讨论混为一谈，人们将无法确定重点，因此最好把这些讨论区分开。

讨论一：移民协议的第一条只说了东道国允许移民进入，但这究竟是一种责任，还是一种施舍？东道国是否有义务向所有人敞开大门，或是否有权选择让哪些人进入，甚至完全拒绝移民？支持移民主义的人似乎认为各国有道德上的责任，不仅应该接收难民，还应该接收那些因为国家贫困而希望寻找工作和更美好未来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对全人类有道义责任。如果推卸这些责任，就是只想着自己甚至就是种族主义者。

此外，许多支持移民主义的人强调，想彻底阻止移民是不可能的事，不管砌了多少高墙、修筑了多少隔离栏，绝望的人都能找到办法跨越边界。所以与其把这一切逼到暗处，成为充斥人口贩运、非法劳工和流浪儿童的庞大地下社会，还不如将移民机制合法化，公开处理。

反移民主义者认为，只要动用足够的武力，就能彻底阻挡移民。除了对在邻国真的遭受残酷迫害的难民放行之外，并无义务敞开国门。土耳其或许就有道德义务，让已经被逼到绝路的叙利亚难民跨越边界。如果这些难民接下来想去瑞典，瑞典并没有义务接收他们。如果是想寻求工作或福利的移民，则完全由东道国决定是否要接收他，以及采用怎样的接收条件。

反移民主义者强调，每个人类群体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就是抵御入侵，不论入侵的是军队，还是移民。瑞典人依靠过往的辛勤工作及无数牺牲，才建立繁荣的自由民主政体。如果叙利亚人没有选择这么做，产生的问题可不能强加到瑞典人头上。如果瑞典选民不希望接收更多的叙利亚移民，无论原因是什么，他们都有拒绝的权利。而且即便他们愿意接收某些移民，大家也要知道这是一种怜悯，而非履行义务。换言之，获准进入瑞典的移民不论得到怎样的对待都应该心存感激，而不能认为自己成了主人，还想提出各种要求。

此外，反移民主义者还会说，任何国家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移民政策，除了可以要求移民身家清白、学有所长，甚至还能要求移民所信仰的宗教。如果以色列只想接收犹太人，波兰只愿意接收信仰基督教的中东难民，那么这虽然令人反感，但完全是以色列或波兰选民的权利。

麻烦的是，人类在很多时候总是希望鱼与熊掌兼得。许多国家会对非法移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愿意引进短期外国劳动力，就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干劲、才能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接下来，这些国家却拒绝让这些人的地位合法化，说自己不愿意接收移民。长远来看，这可能会使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公民属于上层阶级，剥削着无权无势处于下层阶级的外国人。今天，卡塔尔和其他几个海湾国家的情况正是如此。

只要这项讨论没有定论，移民问题的所有后续工作都很难继续。由于支持移民主义的人认为人类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迁徙到另一个国家，且东道国有接收义务，所以一旦这样的迁徙权遭到侵犯，东道国不履行接收义务，他们就会燃起熊熊的道德怒火。听到这种想法，反移民主义者则会瞠目结舌。他们认为移民是一种特权，接收是一种怜悯。不过只是因为拒绝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家，就成了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了吗？

当然，即便允许移民是一种怜悯而非义务，等到移民在东道国逐渐落地生根，东道国也得对他们及其后代承担各种责任。所以，今天，美国的反犹太主义者说，“我们在1910年帮了你的曾祖母一个大忙，让她进入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现在想怎样对你都行”，这是绝对说不通的。

讨论二：移民协议的第二条提到，当移民获准入境后，有接受当地文化的义务。那么，接受程度有多大？如果移民从父权社会来到自由社会，就得成为女权主义者吗？如果原本的社会笃信宗教，现在就得接受世俗的世界观吗？传统的服饰规范和饮食禁忌都要全部被抛弃吗？反移民主义者常常会把这些标准定得很高，但支持移民主义的人则把标准定得很低。

支持移民主义的人会说欧洲本身就非常多元，各个原生族群原本就有非常多样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正因为如此，欧洲才会生机勃勃，格外强大。所以，为什么要逼着移民遵守某些只存在于想象，其实欧洲人也很少会真正照办的身份认同呢？当英国公民几乎都不去教堂时，真的要逼移民到英国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吗？如果这些移民来自印度旁遮普邦，他们真的要放弃咖喱和印度香料，支持炸鱼薯条和约克郡布丁吗？如果说欧洲有一个真正的核心价值，那就应该是一种宽容与自由的开放价值观。这也就意味着欧洲应该对移民持宽容态度，并且允许移民在不损害他人自由及权利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保持其传统。

反移民主义者也同意宽容和自由是欧洲最重要的价值观，并指责许多移民群体（特别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群体）不宽容、厌恶女性、厌恶同性恋、反犹太。他们认为，正因为欧洲人重视宽容，所以不能让太多不宽容的人移民。如果意见偏执的群体人数不多，宽容的社会还能够接纳，然而此类极端主义者的数量一旦超过一定的门槛，社会就会发生质变。当欧洲接收了太多来自中东的移民时，最终就会变成中东的模样。

一些反移民主义者想得更远，认为民族不仅仅是一群能够彼此包容的人，所以只是要求移民遵守欧洲的宽容标准还不够，他们必须具备英国、德国或瑞典文化的各种独特样貌，无论这些样貌是什么样的。毕竟，当地方文化允许移民进入的时候，就已经在冒巨大的风险并承担巨大的代价，我们绝不应要求地方文化自我摧毁。既然地方文化提供了完全的平等，就应该有权要求完全的同化。如果移民无法接受英国、德国或瑞典文化里的某些怪癖，欢迎他们去其他国家。

这个争论里的两个关键问题，在于对“移民的不宽容”有不同意见，对“欧洲身份认同”也有不同看法。如果移民确实都抱持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宽容态度，那么即便目前支持移民的自由主义欧洲人迟早也会持反对意见。相反，如果多数移民在面对宗教、性别和政治时也展现出自由和宽容，就会让目前这个反对移民的最有力的论点失去力量。

然而，欧洲身份认同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虽然宽容是一种共通价值，但说到底，要移民到法国的人得接受哪些独特的法国规范和价值观，要移民到丹麦的人又得认同哪些独特的丹麦规范和价值观？只要欧洲人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就很难制定明确的移民政策。相反，只要欧洲人对这些问题有一致的看法，欧盟人口总数高达5亿，要接收（或拒绝）100万难民应该不是难事。

讨论三：移民协议的第三条提到，如果移民确实真诚地努力融入同化（特别是接受了宽容的价值观），那么东道国就有义务将其视为一等公民。然而，究竟得花多长时间，移民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正式成员？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代移民，到法国已超过20年，却仍然未被接受为法国公民，他们该感到委屈吗？至于那些祖父、祖母于20世纪70年代来到法国的第三代移民，他们又该怎么想？

支持移民主义的人通常认为应该迅速接受这些移民，而反移民主义者则希望有更长的观察期。对于支持移民主义的人来说，如果第三代移民仍未被视为平等的公民，这是东道国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如果由此引发了紧张局势、敌意甚至暴力事件，东道国只能怪自己的偏见惹事了。在反移民主义者眼中，这种过高的期望正是问题的一大来源。移民就应该耐心地等着被别人接受。如果你的祖父、祖母移民过来才短短40年，你现在就因为觉得自己还没被当成当地人而上街吵吵闹闹，那显然是你的问题。

这个讨论的根本问题，在于个人和整体对于时间长短的感受不同。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40年并不长。想要期望社会在几十年内完全吸收并接纳某些外来的群体，无异于缘木求鱼。历史上确实有一国文明将外国人同化、视之为平等公民的例子，例如，罗马帝国、伊斯兰哈里发、中国和美国，但这些转型都花了几个世纪，而不是短短几十年。

从个人角度来看，40年已经如同永恒。如果一个青少年，在祖父、祖母移民法国20年后出生，那么当初从阿尔及尔到马赛的这段旅程对他来说就像上古的历史一样久远，毕竟他出生在法国，所有的朋友也都在法国，他说的是法语而非阿拉伯语，这辈子也没去过阿尔及利亚。对他来说，法国是他唯一的家，但现在却有人说法国不是他的家，叫他滚回他从未居住过的地方，这岂不是无稽之谈？

这就好像你拿了一颗澳大利亚尤加利种子，种在了法国。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尤加利是一种入侵物种，需要经过许多世代，植物学家才会将它们重新归类为欧洲本土植物。但对于每棵生长于法国的树来说，当然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法国树。如果不用法国的水去灌溉，它就会枯萎。如果把它挖出来，会发现这棵树已经深深扎根于法国的土壤中，和当地的栎树和松树别无二致。

讨论四：除了以上所有关于移民协议的定义问题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协议到底能不能执行。双方真的会履行义务吗？

反移民主义者常常会说移民并未遵守第二条，并非真心诚意地想融入东道国，而且许多移民还死守着不宽容、固执己见的世界观，所以东道国自然不用遵守第三条（将移民视为一等公民），也很有理由重新考虑第一条（允许移民进入）。如果来自某个特定文化的移民一直明显不遵守移民协议，为什么还要继续让更多的人移民过来，制造更大的问题呢？

支持移民主义的人则会说，真正没履行义务的是东道国，绝大多数移民都真心实意地想要融入同化，是东道国让一切窒碍难行。而且即便移民已经成功同化，甚至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还是会被视为二等公民。这样一来，很可能因为双方都不履行承诺，形成恶性循环，使得对另一方的怀疑和不满日益加剧。

想解决第四项讨论，就必须先清晰地定义前面三项条款。如果我们不知道接收移民究竟是一种责任，还是一种怜悯，移民的融入同化究竟要到什么程度，东道国应该用多长时间将移民视为平等公民，那么就不可能判断双方究竟是否履行了义务。还有一个问题，即这些账该怎么算？当评估这种移民协议的时候，双方总是盯着另一方违约的行为，而很少会注意履约的部分。如果有100万个移民都是守法的公民，但有100个加入了恐怖组织并攻击了东道国，那么就所有移民而言，这到底是遵守了条款，还是违反了条款？或者，如果某位第三代移民曾在某条街走过上千次，虽然不曾被骚扰调戏，但偶尔会有几个种族主义者对她进行辱骂，这到底算当地民众接纳了移民，还是拒绝了移民？

其实，在所有这些讨论的背后，还潜藏着更根本的问题，涉及我们对人类文化的理解。当我们讨论移民问题的时候，究竟是假设所有文化在本质上都平等，还是认为某些文化可能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当德国人讨论接收100万个叙利亚难民的时候，如果认为德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优于叙利亚文化，是否有道理？

从种族主义到文化主义

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一心认为某些种族（特别是白人种族）在本质上比其他种族优越。1945年以后，此类观点越来越遭人唾弃，种族主义不仅被认为在道德上大有问题，在科学上也破产了。生命科学家（特别是遗传学家）提出了极有力的科学依据，证明欧洲人、非洲人、中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与此同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行为经济学家甚至脑科学家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显示人类的各种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确实，如果人类的所有文化基本上都相同，哪还需要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何必投入资源研究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异？派人到南太平洋和卡拉哈里沙漠做调查的花费实在太高，省下这笔钱，研究住在牛津或波士顿的人不就行了吗？如果文化差异小到可以忽略，那么我们研究哈佛大学学生的结果，套用到卡拉哈里沙漠狩猎采集者身上应该也说得通。

只要思考一下，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人类文化（从性习俗到政治习惯等）之间确定有一些重大差异。那么，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差异呢？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差异并不代表有高下之别，我们也绝不应该偏爱某种文化。人类思考和做事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应该欣赏这种多元性，并认为所有信仰和行为一律平等。不幸的是，这种宽容的态度在现实中行不通。如果面对的是美食、诗歌，那么人类确实能够接受多元化；但如果面对的是烧死女巫、杀死婴儿或奴隶制度，大概很少有人会说这些也是人类迷人的多样性，应该受到保护，不该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侵扰。

让我们再想想不同文化如何看待陌生人、移民和难民。各个文化接纳异己的程度都不相同，21世纪初的德国文化，就比沙特阿拉伯文化更欢迎移民，对待陌生人也更宽容。穆斯林想移民到德国，会比移民到沙特阿拉伯更容易。事实上，即便是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难民，移民到德国也可能比移民到沙特阿拉伯更容易。自2011年以来，德国接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要远高于沙特阿拉伯接收的人数。同样，也有有力的证据显示，21世纪初的加州文化比日本文化更欢迎移民。这样一来，如果你觉得“欢迎移民、宽容对待陌生人”是一件好事，是否也代表你认为至少在这方面，德国文化优于沙特阿拉伯文化、加州文化优于日本文化？

此外，即便理论上两套文化规范不分高下，在实际的移民情境里，也有理由认为东道国的文化更好。在某国适用的规范和价值观，换个地方就可能窒碍难行。让我们讨论一个具体例子。为了不受固有偏见的影响，且让我们虚构两个国家：冷国和热国。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有许多不同，其中包括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以及处理人际冲突的方法。冷国的人从小就被教导，如果在学校、公司甚至在家里和别人发生冲突，最好忍让，千万别大吼大叫、表达愤怒或与对方针锋相对，怒火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最好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双方冷静下来，并尽量离那个人远一点儿。如果不得不联系，就保持礼貌、长话短说，并避免敏感问题。

相较之下，热国的人从小就被教导要把所有冲突表现出来。遇到冲突的时候千万别憋着，也千万别压抑。要把握机会，第一时间把情绪表达出来，可以生气，可以大吼大叫，要让对方明确知道你的感受。只有像这样诚实又直接，才能让双方一起解决问题。宁可今天吼一吼，也不要让问题拖好几年。尽管正面冲突绝不会愉快，但事后会觉得好多了。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好。然而，如果热国人移民到冷国，在冷国的公司就职，会发生什么事？

每次与同事发生冲突，这个热国人都会拍桌怒吼，认为这能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并迅速解决问题。几年后，主管职位出现一个空缺，虽然这个热国人符合所有要求，但老板却想把职位留给冷国人。当被问到原因时，老板的回答是：“没错，那个热国人能力很强，但他的人际关系问题很大，脾气暴躁，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必要的紧张情绪，也影响了我们的公司文化。”其他移民到冷国的热国人也面临相同的命运，多半只能待在基层，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一切只因为冷国经理认为，只要是热国人，大概都是脾气暴躁的问题员工。因为热国人永远无法进入高层，也就很难改变冷国的公司文化。

至于移民到热国的冷国人，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冷国人在热国就职之后，很快就被认为态度冷冰冰、自以为了不起，几乎交不到任何朋友。热国人觉得他要么不真诚，要么缺少基本的人际关系技巧。他永远无法进入高层，也就很难改变热国的公司文化。在热国的经理看来，冷国人多半都不友善、太害羞，如果需要和客户联系，或与其他员工密切合作，最好还是别找冷国人。

这两个例子看起来都有种族主义的嫌疑，其实都不是种族主义，而只是“文化主义”。人类现在还在英勇地对抗着传统的种族主义，却没发现战场已经转移。传统的种族主义正在消逝，现在满世界都是“文化主义者”。

传统的种族主义一直坚定地以生物学理论作为推论基础。在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普遍认为，某些可遗传的生物特质让非洲人和中国人天生就不如欧洲人聪明、奋进、有道德。问题出在他们的血液里，无法解决。这种观点当时在政治上受到欢迎，在科学上也得到广泛支持。然而今天，虽然许多人仍然会提出这样的种族主义主张，但已经完全无法得到科学支持，在政治上也多半不再受欢迎。

例如，在美国，某些政党和领导人虽然会公开支持歧视政策，也常常发表言论贬低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穆斯林，但他们现在很少会把DNA作为理由，而是会说这个问题与文化有关。所以，当特朗普总统把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某些地区称为“屎洞国家”的时候，显然要大家思考的是这些地方的文化，而不是这些地方人的基因组成。还有一次，特朗普讲到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时说：“墨西哥让国民移民美国的时候，来的不是最好的人，而是那些问题一堆的人。这些人把问题都带过来了，如毒品和犯罪。这些人中有的人是强奸犯，大概也有一些好人。”这种说法非常无礼，但他的立论基于社会学，而不再是生物学。特朗普并没有说墨西哥人的血液会阻碍一切美好，只是说那些高素质的墨西哥人通常不会跨过美墨的边界。

在这里，辩论的重点仍然在于人的身体，不论是拉丁裔美国人的身体、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体，还是华裔美国人的身体，肤色的确至关重要。走在纽约的街头，如果你的皮肤里有大量的黑色素，那么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被警察重点怀疑。然而，特朗普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之类的人，都会从文化和历史的观点来解释肤色的影响。警察一看到你的肤色就立刻变得警觉，并非出于生物学原因，而是因为过去的奴隶庄园和市中心贫民区留下的印象。奥巴马阵营大概会说这是因为警察有偏见，很不幸的是，这是美国历史留下的问题。特朗普阵营则大概会说这是因为黑人易犯罪，但也说这很不幸，是美国历史留下的问题。无论如何，即使你对美国历史一无所知，不过是一个从印度德里去美国的游客，还是得面对这段历史的影响。

从生物学转向文化，绝不只是换个术语且没什么意义，而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会带来深远的实际影响，而且好坏参半。首先，比起生物学，文化有更大的延展性。因此，一方面，现代文化主义者可能会比传统种族主义者更包容，只要外来者愿意接受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愿意视人如己。另一方面，外来者需要融入同化的压力就大得多了，而且一旦未能做到，受到的批评将更为严厉。

几乎没有人会怪黑人没把皮肤漂白，但就是会有人指责非洲人或穆斯林不遵循西方文化的规范和价值观。这并不是说这些指责有道理。很多时候，本来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接受主流文化，还有很多时候，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自贫民窟的非洲裔美国人，即使一心想融入美国文化，也可能遭遇体制性歧视，而且还可能被指控为自己不够努力，只能怪自己。

从生物学出发与从文化出发还有第二个关键区别：传统的种族主义就是一种偏见，但文化主义者的主张偶尔也有道理，就像前面列举的热国与冷国的例子。热国人和冷国人确确实实拥有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应对人际关系问题的方式不同。许多企业都很看重人际关系，如果某个来自冷国的员工依照自己的文化传承行事，并因此遭到所属热国企业的惩罚，那么这家企业的做法有没有伦理问题？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对这个议题非常不安。一方面，这听起来和种族主义相似到令人心惊。另一方面，文化主义的科学基础比种族主义更为稳固，就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都无法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和重要性。

当然，即便我们愿意接受文化主义的某些论点，也不代表必须全盘接受它的所有论点。文化主义的许多主张都有三个常见的理论漏洞。第一，文化主义者常把地方优势与客观优势混为一谈。例如，在热国的局部语境中，热国解决冲突的方式就很可能优于冷国的方式。这种时候，如果热国境内的热国企业对内向员工的待遇存在差别也是情有可原的（这对冷国移民来说就极为不利）。然而，这并不代表热国的方式在客观上更优越。或许热国也能从冷国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如果情境有所转变（例如，某家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在许多国家开设分公司），多元化就可能突然成为公司的重要优势。

第二，针对明确的时间、地点及衡量标准，就实际经验而言，文化主义的种种主张可能很合理，但如果让主张过于笼统，就没道理了。例如，说“比起热国文化，冷国文化比较无法容忍公开暴怒”是一项合理的主张，但要说“伊斯兰文化非常不宽容”就远远不那么合理了。后面这种主张实在太不清楚，什么叫作“不宽容”呢？是对人还是对事？某种文化可能在宗教或政治观点上对少数族群非常不宽容，但对肥胖者或老年人非常宽容。而且，“伊斯兰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的是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吗？还是16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或是21世纪初的巴基斯坦？而且，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想看的是对宗教上的少数族群是否宽容，于是把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拿来和16世纪的西欧比较，结论会是伊斯兰文化实在太宽容了。如果是拿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和现代的丹麦比较，结论就会截然不同。

第三，文化主义主张最大的问题在于，虽然这些主张都属于统计性质，但经常被拿来对个人做出预先判断。如果某个热国人和某个冷国移民同时申请热国企业的同一个职位，经理可能更想雇用热国人，因为觉得“冷国人态度冷冰冰的，很孤僻”。即便在统计上确实如此，但或许刚好这个冷国人就比这个热国人更热情、更外向。虽然文化很重要，但人类还是会受个人基因和个人独特经历影响，常常和统计得出的刻板印象大为不同。对于公司来说，认为热情的员工比冷酷的员工优秀很合理，但如果直接说请一个热国员工会比请一个冷国员工好，就没什么道理了。

这一切都只是在修正某些特定的文化主义主张，而不是全盘推翻文化主义。不同于种族主义只是不科学的偏见，文化主义的论点有时可能相当合理。如果我们分析数据，发现热国企业的高层职位几乎没有任何冷国人，原因可能并非出于种族歧视，而是因为正确判断。这时，冷国移民应该愤愤不平，指控热国违反了移民协议吗？我们应该通过“平权行动”法案，强制热国企业雇用更多的冷国高层经理人，希望借此让热国脾气暴躁的商业文化冷静一点儿吗？还是过错其实在于冷国移民无法融入当地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推出更强有力的措施，向冷国移民儿童灌输热国的规范和价值观？

让我们从虚构回到现实，可以看到，现在欧洲关于移民的辩论完全不是善恶两端立场鲜明的对决。不管是把所有反移民主义者斥为“法西斯主义者”，还是把所有支持移民主义的人说成“文化自杀”，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当处理移民争议的时候，并不该视为要针对某些无法妥协的道德要求进行绝不让步的抗争。这是两种合理的政治立场之间的讨论，应该通过标准的民主程序来决定。

欧洲究竟能否找出中间路线，既能继续向陌生人敞开大门，又不会被价值观不同的人影响其稳定，目前还很难说。如果欧洲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同样的公式就能复制到全球使用。如果欧洲失败了，也就代表仅靠相信自由和宽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还不足以解决世界上的文化冲突，也无法在面临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时让人类团结起来。如果连希腊和德国都无法就未来命运达成共识，5亿富裕的欧洲人都无法接收几百万贫困的难民，那么人类哪里有机会应对全球文明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冲突呢？

有一件事，或许有助于欧洲和整个世界进一步整合，并保持开放的边界和心胸：降低对恐怖主义的歇斯底里程度。欧洲对自由和宽容的这场实验，如果只因为对恐怖分子的过度恐惧就终至失败，将会非常令人遗憾。这不仅会让恐怖分子得偿所愿，更会让极少数狂热分子拥有对人类未来过大的决定权。其实，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中处于边缘、力量弱小的一群人的武器。恐怖主义究竟是如何演变成全球政治的主宰的？

1. [124]‘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UNHCR, http://www.unhcr.org/5943e8a34.pdf, accessed 11 January 2018.

2. [125]Lauren Gambini, ‘Trump Pans Immigration Proposal as Bringing People from“Shithole Countries”’, Guardian, 12 January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an/11/trump-pans-immigration-proposal-as-bringing-people from-shithole-countries,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8.

3. [126]Tal Kopan, ‘What Donald Trump Has Said about Mexico and Vice Versa’, CNN,31 August 2016, https://edition.cnn.com/2016/08/31/politics/donald-trump-mexico-statements/index.html, accessed 28 February 2018.

第三部分

绝望与希望

虽然各式挑战前所未有、各方歧异激烈紧张，但只要我们控制恐惧的程度、虚心面对自己的想法，必能成功应对。

第10  章

恐怖主义：切忌反应过度

恐怖分子可以说是控制人心的大师。他们实际夺走的生命非常少，却让几十亿人深感惊恐，也让欧盟或美国的庞大政体为之震荡。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每年丧命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平均人数，欧盟约为50人，美国约为10人，中国约为7人，而全球约为2.5万人（主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相较之下，每年丧命于车祸的平均人数，欧洲约为8万人，美国约为4万人，中国约为27万人，全球约为125万人。糖尿病和高血糖每年夺走约350万人的生命，空气污染则夺走约700万人的生命。为什么相较于血糖，我们更怕恐怖主义？为什么政府会因为零星的恐怖袭击就输掉选举，但长期的空气污染却没有这种效应？

正如“恐怖主义”一词的字面含义所示，这种军事策略意图通过传播恐惧改变政治局势，而不是为了带来实质伤害。会运用这种策略的，几乎都是力量弱小、无法对对手造成重大伤害的人。当然，所有军事行动都会传播恐惧，但在传统战争中，恐惧只是实质伤害的副产品，通常与造成伤害的力量成正比。而在恐怖主义中，恐惧就是主角，恐怖分子的真正实力与其所激发的实际恐惧完全不成比例。

想依靠暴力手段改变政治局势，并不容易。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开打才一天，已有1.9万名英国士兵战死，4万名英国士兵受伤。等到11月战役结束，双方伤亡人数超过百万，其中死亡达30万人。纵然尸横遍野，欧洲的政治权力平衡却几乎毫无改变，要等到再过两年，又是几百万人伤亡之后，一切才终于画上句号。

与索姆河战役相比，恐怖主义简直不足挂齿。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余人死亡；2016年3月，布鲁塞尔爆炸事件，造成35人死亡；2017年5月，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事件，造成22人死亡。2002年，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达到高峰，公交车和餐厅几乎天天遭到炸弹袭击，当年造成451名以色列人死亡。但在同年，有542名以色列人死于车祸。只有少数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上百人，例如，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数百人死亡。“9·11”恐怖袭击则创下新纪录，造成近3000人丧命。然而，这和传统战争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即便把1945年以后欧洲所有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加总（包括所有民族主义者、宗教分子、左派和右派团体的受害者），这个数字也远远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任何一场不那么出名的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如第三次埃纳河战役（Battle of the Aisne，伤亡25万人）或第十次伊松佐河战役（Battle of the Isonzo，伤亡22.5万人）。

那么，恐怖分子怎么指望自己有什么影响力呢？他们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对手的士兵、坦克和舰船数量丝毫没有减少，通信网络、公路和铁路基本完好无损，工厂、港口和基地也不动如山。其实，恐怖分子所指望的，正在于，虽然几乎无法破坏对手的任何实质力量，但袭击造成的恐惧和混乱会让对手全力出击，过度反应。在恐怖分子的算计之中，激怒对手，让对手动用其强大的力量来反击，所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风暴绝对会比恐怖分子自己所能造成的更大。当风暴形成之后，许多后果都是始料未及的。对手会犯下各种错误，实施各种暴行，于是舆论开始动摇，中立人士开始改变立场，权力平衡也开始偏移。

所以，恐怖分子其实就像一只苍蝇，想要摧毁一家瓷器店。苍蝇力气那么小，连一只茶杯都动不了，怎样才能如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头公牛，飞进它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让这头公牛因恐惧和愤怒而发狂，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这正是“9·11”事件后的情景，恐怖主义分子刺激了美国这头公牛在中东这家瓷器店横冲直撞。现在，恐怖分子在一片废墟之中怡然自得。其实，世界上像美国这样容易发怒的公牛实在不少。

重新洗牌

恐怖主义是军事战略的下下策，因为这其实是把决定权交到对手手里。在恐怖袭击前后，对手能动用的力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完全可以随意挑选。一般来说，军队在作战时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发动攻击，就不仅要激怒敌人，让敌人反击，还要让敌人承受重大的实质伤害，并降低敌人反击的能力，特别是要摧毁那些最危险的武器和选择。

举例来说，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战争。日本无法确定美国会如何报复，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美国在1942年绝对无法派出舰队前往中国香港或菲律宾地区。

只是挑衅对手，却不去摧毁对手的任何武器或选择，其实就是一种绝望的表现，可见已经实在没有别的选项。如果还有其他选项，能够给对手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任何人都不会选择恐怖主义袭击。如果说1941年12月，日本只想挑衅美国一下，于是击沉美国的一艘邮轮，却让美国的大批舰队安安稳稳地待在珍珠港，哪有这种可能？

恐怖分子已经别无选择。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小，不足以发动战争，于是只好演场戏，希望能够刺激对手，让对手过度反应。恐怖分子制造骇人的暴力场景，抓住我们的想象力，再用这份想象力来对付我们。只要杀害极少数人，恐怖分子就能让数百万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消除这些恐惧，各国政府对这场恐怖大戏也只好安排一场华丽的国力展示来回应，例如，开始迫害某个族群或入侵其他国家。大多数时候，对恐怖主义过度反应所造成的危险，其实是比恐怖分子本身更大的威胁。

因此，恐怖分子的思考方式并不像军队里的将领，反而像戏剧节目制作人。“9·11”恐怖袭击的公共记忆就可以证明，每个人下意识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你问大家，“9·11”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多人的答案会是基地组织撞毁了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大厦）。然而，“9·11”事件攻击的目标除了世界贸易中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目标，特别是成功袭击了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为何没什么人记得这件事？

如果“9·11”事件属于传统军事行动，那么最受关注的应该是五角大楼袭击事件。基地组织不仅摧毁了敌军中央指挥部的一部分，也造成敌方高级指挥官和战略分析人员的伤亡。但为什么公共记忆印象更鲜明的是他们摧毁了两栋民用建筑，造成了股票经纪人、会计师和文员的伤亡？

原因就在于，五角大楼是一座相对低矮而不起眼的建筑，但世界贸易中心是纽约的两座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倒塌下来会营造出逼人的视听效果，绝对让人永生难忘，挥之不去。由于我们下意识地知道恐怖主义袭击就是一场戏，因此重点不在于它如何影响社会实际，而是如何影响人的情绪。

正如前文提到的恐怖分子的角色扮演，如果想要打击恐怖主义，就该学学戏剧节目制作人，而非军队将领。最重要的是，想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先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可能打败我们的，就是我们因为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过度反应。

恐怖分子其实是在执行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手上没有军队，却想用暴力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平衡。为达到目的，恐怖分子就会向政府提出一个不可能的挑战：要政府证明自己可以随时随地保护所有公民免遭暴力侵害。恐怖分子希望在政府试着应对这项不可能的挑战时，让政治重新洗牌，并拿到一些预料之外的王牌。

事实上，各国面对这种挑战，常常能成功击败恐怖分子。例如，过去几十年来，各国歼灭的恐怖组织数以百计。以色列在2002—2004年证明，即便是最激进的恐怖行动，靠蛮力也能镇压下去。恐怖分子都很清楚，这样的对抗对自己根本不利。正因为他们力量式微，别无其他军事选项，所以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甚至可能获益很大。时不时地，反恐运动造成的政治风暴反而对恐怖分子有利，所以恐怖分子愿意赌一把：他们就像握有一手烂牌的赌徒，希望与对手重新洗牌。反正恐怖分子已经没什么好输的了，甚至还有可能大赢一场呢。

大空瓶里的小硬币

为什么政府会同意重新洗牌？既然恐怖主义袭击根本无法造成什么实质损害，理论上政府大可不予理会，或避开镜头与麦克风，秘密发动有力的反击。事实上，很多政府就是这么干的。但时不时面对一些攻击，政府就耐不住性子，反应的力度过猛，引发太多关注，这正中恐怖分子下怀。为什么政府会对恐怖主义的挑衅如此敏感？

政府之所以难以忍受这些挑衅，是因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正来自保证公共领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响。只要某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承诺阻止各种灾难，就算确实遇上可怕的灾难，政权也能够承受甚至完全无视。相对地，如果政权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就算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可能让政权彻底崩溃。14世纪，黑死病夺走了欧洲1/4~1/2人口的生命，但没有任何一位国王因此失去王位，也没有任何一位国王为了战胜这场瘟疫做过什么努力，原因就在于当时并没有人认为预防瘟疫是国王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允许宗教异端在其领土传播，不仅可能丢了王冠，还可能掉了脑袋。

今天，政府处理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力度之所以不及处理恐怖主义那般大，就是因为即使有“#MeToo”等运动，强暴案件也不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在法国，每年通报在案的强暴案件超过一万起，未通报的案件数可能有数万起。然而就历史而言，国家并不是建立在消除性侵害的承诺上，因此对法国来说，强奸和家暴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恐怖主义袭击则与此相反，虽然它发生的频率低得多，但是会被视为对法国的致命威胁，原因就在于过去几个世纪，西方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明确保证境内不会容忍出现政治暴力的基础上。

回到中世纪，公共领域充满了政治暴力。事实上，想玩这场政治游戏，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场券，没有这种能力，就无法在政治领域发声。许多贵族、城镇、行会，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长过世，出现继承争议，地方派系（包括修士、地方强人、相关邻居）就常常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恐怖主义没有多大生存空间。任何人，只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实质损害，就不会有人看得起你。如果放在1150年，几个伊斯兰教徒在耶路撒冷杀害了几个平民，要求基督教军队离开圣城，非但不会让人觉得恐怖，反而会招来耻笑。想让人把你当回事儿，你至少得先夺下一两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吧？对我们中世纪的祖先来说，恐怖主义实在算不上什么，他们有太多更大的问题需要处理。

到了现代，中央集权的结果，国家使领土内的政治暴力日益减少，而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境内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公民无须拥有武力，也能争取城镇、企业、组织甚至政府本身的控制权。就连几万亿美元、几百万士兵和几千艘战舰、战机和核导弹的控制权，也能够在不打一发子弹的前提下，从一批政客手中转移到另一批政客手上。人类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情形，认为这就是自然的权利。这种时候，就算只是偶尔杀害几十人的零星政治暴力行为，似乎也成了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甚至存在的致命威胁。这就像往大空瓶里丢一枚小硬币，会发出很大的噪声。

正因为如此，才让恐怖主义如此成功。国家体制创造了一个没有政治暴力的巨大空间，结果就像装了回音板，即便再小的政治暴力声音，也会被回音板放大。一个国家里的政治暴力越少，公众受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冲击就越大。恐怖分子在比利时杀几个人得到的关注，会比在尼日利亚或伊拉克杀害几百人得到的关注多。这也就形成一种矛盾：正因为现代国家防止政治暴力事件过于成功，反而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

政府总是强调，不会容忍境内发生政治暴力。至于公民，也早已习惯身边没有政治暴力。于是，一场恐怖大戏引发了公民内心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仿佛社会秩序即将彻底瓦解。人类经过几个世纪的浴血奋战，才终于爬出暴力黑洞，但我们仍然感觉黑洞就在那里，仿佛随时会再次将我们吞噬。于是，看到发生几件骇人听闻的暴行，我们就想象自己再次落入深渊。

为了消除这些恐惧，政府只好上演一场安全大戏，与这场恐怖大戏打擂台。真正要对付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有效的情报、隐秘的行动，打击恐怖主义背后的资金网络，但这种事情在电视上不够精彩。既然公众看到世界贸易中心轰然倒塌，俨然一幕恐怖场景，国家想打擂台，场面就得至少一样壮观，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烟。因此，政府采取的不是安静、有效的行动，而是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怀，这是他们最希望成真的美梦。

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成功的反恐行动，应该三管齐下。第一，秘密打击恐怖组织网络。第二，媒体必须保持客观，避免歇斯底里。恐怖大戏如果无法得以宣传曝光，就不可能成功。不幸的是，媒体往往会免费提供这种宣传机会，着迷似的报道恐怖袭击事件，并且把危险过度夸大，因为比起报道糖尿病或空气污染，报道恐怖主义的报纸销量高出一大截。第三，则在于每个人的想象力。恐怖分子俘获了我们的想象力，用来对付我们。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在脑中预演恐怖袭击，回放着“9·11”事件或最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分子杀了100人，接着就让一亿人都以为每棵树后都躲着一个杀人犯。每个公民都该负起责任，从恐怖分子手中把自己的想象力解救出来，提醒自己恐怖威胁的真实程度。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恐惧，才让媒体不断报道恐怖主义，让政府对恐怖主义反应过度。

恐怖主义能否得逞，就看我们怎么反应。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想象力落在恐怖分子掌握之中，并对自己的恐惧反应过度，恐怖主义就会得逞；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想象力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出来，并以安定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恐惧，恐怖主义就会失败。

当恐怖分子拥有核武器

前述分析适用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恐怖主义，也适用于今天纽约、伦敦、巴黎和特拉维夫街道上的恐怖主义。然而，如果恐怖分子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恐怖主义的本质，就连国家和全球政治的本质都将发生巨变。如果仅是由一小撮狂热分子构成的小规模组织，就能摧毁整座城市、屠杀数百万人口，全球就不会再有任何公共领域可以幸免于政治暴力。

因此，虽然现在的恐怖主义多半只是做戏，但未来的核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或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将更为严重，政府也必须做出更强烈的回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非常小心，辨别面对的究竟是这种假设的未来情景，还是目前为止所见的实际恐怖袭击。虽然我们也担心恐怖分子有朝一日可能拥有核武器，摧毁纽约或伦敦，但我们只凭这份担心，一看到某个恐怖分子用自动步枪或卡车杀死十几名路人，就变得歇斯底里、反应过度，实不应该。各国政府应该更加小心一点，不能一看到任何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就加以迫害，一心认定这些团体有朝一日会试图拥有核武器，或者可能黑入自动驾驶汽车，把它们变成机器人杀手。

同样，虽然政府确实应该监督激进团体，设法阻止这些团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政府在应对核恐怖主义与其他威胁的时候，力度应适当。过去20年间，美国在反恐战争上虚掷数万亿美元和大量的政治资本。小布什、布莱尔、奥巴马等人或许会认为，就是因为英美不断打击恐怖分子，才让恐怖分子只能想着如何活下去，无暇思考如何拥有核弹，所以，他们有可能已经让世界免遭某场“9·11”式的核浩劫。虽然确实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反事实的假设（“如果我们没有发动反恐战争，基地组织就已经取得核武器”）本来就难以判断其真实程度。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友不仅对全球造成巨大破坏，也付出了很大的经济学家所称的“机会成本”。资金、时间和政治资本一旦投入打击恐怖主义，就不可能用来应对全球变暖、艾滋病或贫困问题，也不可能用来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带来和平与繁荣，也不可能用来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到了哪天，纽约或伦敦被大西洋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或者与俄罗斯紧张的外交关系引发战争，人们就可能指责小布什、布莱尔和奥巴马把重点放错了地方。

关于每件事情的轻重缓急，总是当局者迷，后见之明就容易很多。我们总拿已经发生的灾难，责备领导人没能防患于未然，却不知道有多少灾难得以避免，实属万幸。于是，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的执政，会怪罪他当时轻视了基地组织的威胁。但在90年代，却很少有人担心恐怖分子会劫持客机撞向纽约的摩天大楼，进而引发全球冲突。相反，许多人担心的是俄罗斯崩溃瓦解，广阔的领土无人管控，几千枚核弹和生化炸弹也陷入无主状态；或者担心当时南斯拉夫的血腥战争蔓延到东欧其他地区，引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或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还有许多人，对德国统一感到更加不安。虽然纳粹垮台已过了45年，但很多人还是对德国感到恐惧，一旦摆脱苏联的钳制，德国会不会成为主宰欧洲的超级霸主？还有中国呢？在震惊于苏联集团崩溃的情况下，感到中国当时也可能放弃改革开放，回到过去的路线上。

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拿这些可怕的场景来说笑，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场景并未成真。俄罗斯局势稳定，东欧有大半国家已和平加入欧盟，统一的德国被誉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中国也成为全球经济的推进器。这一切之所以成真，至少有部分得益于美国和欧盟所实行的建设性政策。如果美国和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把战略重点放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而不是前苏联集团身上，真的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吗？

我们就是无法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因此，虽然我们确实需要遏制核恐怖主义，但这不该是人类最重要的议题。此外，只是理论上可能出现核恐怖主义，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对一般恐怖主义过度反应的理由。这些是不同的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假设，尽管我们不断努力，但最后还是让恐怖组织得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届时各方会有怎样的政治角力，但绝对会与21世纪初的恐怖活动和反恐活动大不相同。如果到了2050年，全球充满了核恐怖分子和生物恐怖分子，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回顾2018年的世界，必定感到不可思议：这些人的生活如此安全，怎么还觉得自己大受威胁？

当然，人类目前面对的危险不仅来自恐怖主义，许多专家和一般大众都很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简直就像看一部百年前上映的电影。2018年就像1914年，大国之间关系紧张，全球问题无比棘手，似乎都把我们推向全球战争的边缘。如果说我们对恐怖主义是恐惧过度，那么这种担心爆发战争的焦虑是否比较合理呢？

1. [127]http://www.telegraph.co.uk/news/0/many-people-killed-terrorist-attacks uk/;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 (2016),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Data file].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rt.umd.edu/gtd; http://www.cnsnews.com/news/article/ susan-jones/11774–number-terror-attacks-worldwide-dropped-13–2015; http://www.datagraver.com/case/people-killed-by-terrorism-per-year-in-westerneurope-1970-2015;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statistics-on-incidents-of-terrorism-worldwide; Gary LaFree, Laura Dugan and Erin Miller, Putting Terrorism in Context: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London: Routledge, 2015); Gary LaFree, ‘Using open source data to counter common myths about terrorism’ in Brian Forst, Jack Greene and Jim Lynch (eds.), Criminologists on Terrorism and Homeland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11–42; Gary LaFree, ‘The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Accomplishments and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4 (2010), 24–46; Gary LaFree and Laura Dugan, ‘Research on 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terrorism’ in M.Tonry (ed.), Crime and Justice: A Review of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413–77; Gary LaFree and Laura Dugan,‘Introducing the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19(2007), 181–204.

2. [128]‘Deaths on the roads: Based on the WHO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Road Safety 20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26 January 2016; https://wonder.cdc.gov/mcd-icd10.html;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Road Safety 20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gamapserver.who.int/gho/interactive_charts/road_safety/road_traffic_deaths/atlas.html;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road_safety_status/2013/en/; http://www.newsweek.com/2015–brought-biggest-us-traffic-death-increase-50-years-427759.

3. [129]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noncommunicable-diseases/diabetes/data-and-statistics;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04871/1/9789241565257_eng.pdf?ua=1;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sep/27/more-than-million-died-due-air-pollution-china-one-year.

4. [130]关于这场战役，参见：Gary Sheffield, Forgotten Victory: The First World War.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Headline, 2001), 137–64.

5. [131]‘Victims of Palestinian Violence and Terrorism since September 2000’,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mfa.gov.il/MFA/ForeignPolicy/Terrorism/ Palestinian/Pages/Victims%20of%20Palestinian%20Violence%20and%20 Terrorism%20sinc.aspx, accessed 23 October 2017.

6. [132]‘Car Accidents with Casualties, 2002’,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in Hebrew), http://www.cbs.gov.il/www/publications/acci02/acci02h.pdf, accessed 23 October 2017.

7. [133]‘Pan Am Flight 103 Fast Facts’, CNN, 16 December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3/09/26/world/pan-am-flight-103-fast-facts/index.html, accessed 23 October 2017.

8. [134]Tom Templeton and Tom Lumley, ‘9/11 in Numbers’, Guardian, 18 August 20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aug/18/usa.terrorism, accessed 23 October 2017.

9. [135]Ian Westwell and Dennis Cove (eds.), History of World War I, vol.2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2002), 431.关于伊松佐河战役，请参见：John R.Schindler, Isonzo: The Forgotten Sacrifice of the Great War (Westport: Praeger, 2001), 217–18.

10. [136]Sergio Catignani, Israeli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Intifadas: Dilemmas of a Conventional Army (London: Routledge, 2008).

11. [137]‘Reported Rapes in France Jump 18% in Five Years’, France 24, 11 August 2015, http://www.france24.com/en/20150811-reported-rapes-france-jump-18-five-years, accessed 11 January 2018.

第11  章

战争：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

过去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平静的时代。早期农业社会，因人类暴力而死的人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5%，在20世纪约占5%，而在今天只占1%。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急速恶化，好战心态卷土重来，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加。专家和大众都担心，正如1914年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遭到刺杀，随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2018年在叙利亚沙漠发生的某些事件或在朝鲜半岛出现的不明智举动，也可能点燃全球冲突的导火索。

鉴于全球局势日益紧张，加上华盛顿和平壤等地的领导人的人格特质，人们有这种担心也可以理解。然而，2018年和1914年之间有几个关键差异。特别是在1914年，战争对全球各地的精英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选项，因为当时有许多具体实例证明，如果能打一场成功的战争，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政治实力。相较之下，2018年，成功的战争简直成了濒危物种。

从亚述帝国和秦朝开始，各大帝国通常都依靠暴力征服而建立。1914年也是如此，各主要强权都是因为打了成功的战争，才得到当时的地位。举例来说，日本分别击败中国和俄国，于是成为地区强权；德国击败奥匈帝国和法国，于是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英国则在全球打出一系列精彩的小型战争，于是创造了全球最大、最繁荣的帝国。1882年，英军占领埃及，并且在决定性的泰勒凯比尔战役（Battle of Tel el-Kebir）中只损失了57名士兵。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国家如果占领某个伊斯兰国家，后果只会是一场噩梦；但想当初，在泰勒凯比尔战役后，英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武装抵抗，就控制了尼罗河河谷和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超过60年。当时其他欧洲强权也模仿英国，不论是法国、意大利，还是比利时，当它们的军队打算踏上越南、利比亚或刚果的土地时，唯一担心的只是被别人捷足先登。

即使美国，其强权地位也是由其军事实力撑腰，而不只是因为其经济实力。美国在1846年入侵墨西哥，占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地，也控制了科罗拉多、堪萨斯、怀俄明和俄克拉何马的部分地区。最后签订的和约，也使之前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共和国成为既定事实。美墨战争中，约有13000名美国士兵死亡，但国土增加了230万平方公里（超过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面积之和），这可以说是这千年期间最划算的“交易”。

因此在1914年，华盛顿、伦敦和柏林的精英都很清楚什么是一场成功的战争，从中能获得多少利益。相较之下，2018年的全球精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成功的战争”几乎绝迹了。虽然某些独裁者和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仍然能依靠战争蓬勃发展，但各个大国似乎已经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最重大的一场胜利就是美国在冷战中获胜，但这场胜利却不是依靠激烈的军事交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曾经短暂尝到过去那种老派军事荣誉的甜美滋味，但食髓知味的后果，就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惨不忍睹，浪费了几万亿美元。中国这个在21世纪初崛起的大国，则是自1979年对越反击战之后，便竭力避免一切武装冲突。此外，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经济因素，效仿的不是1914年以前日、德、意三国的帝国体制，而是1945年以后日、德、意三国的经济奇迹。在这些案例中，都是不耗费一颗子弹，就促进了经济繁荣，取得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即便在中东这个全球战火燃烧得最旺的地区，各个地方势力也不知道如何发动一场成功的战争。两伊战争让伊朗长期动荡，而且可以说一无所获，之后伊朗也开始避免所有直接军事对抗。虽然伊朗资助从伊拉克到也门的各种地方运动，并派遣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s）协助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盟友，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入侵任何国家。伊朗最近成为该地区的霸主，依靠的不是在战场上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是不声不响取得的：两个主要敌人（美国和伊拉克）困于战场而难以脱身，让它们对中东这个泥沼的兴趣大减，于是伊朗坐享丰厚的战果。

以色列也是如此。以色列最后一场成功的战争发生在1967年。在那之后，虽然以色列日益繁荣兴盛，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诸多战争绝非助力，而是负担。多半时候，虽然它扩张了领土，却让自己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束手束脚的政治责任。以色列的情形很像伊朗，其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并非通过发动成功的战争，而是通过避免贸然发动战争。于是，虽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战争让以色列过去的敌方元气大伤，但以色列只是保持冷眼旁观。没有卷入叙利亚内战，可以说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最伟大的政治成就（至少到2018年3月为止）。只要有决心，以色列国防军短短一周就可以夺下大马士革，但这对以色列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以色列国防军真想占领加沙、推翻哈马斯政权，更是轻而易举，但以色列也一再拒绝这个选项。虽然以色列政客手中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也总会发表鹰派言辞，但心知肚明，发动战争几乎无利可图。正像美国、中国、德国、日本、伊朗等国，以色列似乎也了解，到21世纪，最成功的策略就是作壁上观，让其他人为自己打仗。

克里姆林宫的看法

到目前为止，21世纪强权成功的唯一例子，就是俄罗斯得到克里米亚。2014年2月，该地并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几乎没有发动战役，就取得了在战略上极为关键的领土，让邻国心生恐惧，也让自己再次跻身世界强国。其实，这次军事行动可以说因为两个特殊情况，才得以成功：首先，不论是乌克兰军队，还是当地居民，对俄罗斯都无心激烈反抗；其次，其他强国也并未直接介入干涉这场危机。这些情况在全球其他地方很难再现。如果发动成功战争的先决条件在于敌方无意抵抗，那么这种条件自然极少能得到满足。

事实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取得成功之后，想在乌克兰其他地区依样画葫芦，碰上的反抗就特别激烈，例如，在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就陷入僵局，徒劳无功。更糟糕的是（对俄罗斯来说），这场战争激起了乌克兰的反俄情绪，将乌克兰从盟友变为死敌。就像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尝到甜头，就不自量力地企图染指伊拉克，俄罗斯也可能因为在克里米亚取得成功，就误以为自己有能力吞下乌克兰。

整体而言，21世纪初，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战争，实在称不上非常成功。虽然战争提升了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声望，但收获的不信任感和仇恨也水涨船高。就经济而言，更是不划算，仅靠克里米亚的旅游景点，以及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残破的苏联时代的工厂，这场战争根本入不敷出，更别谈还有外国抽离资金、国际制裁的成本。想看到俄罗斯这种政策的局限，只要对比近20年中国的情况便一目了然：中国维持和平，经济大幅迈进；俄罗斯取得“胜利”，经济却停滞不前。

虽然莫斯科嘴上说得好听，但是俄罗斯自己很清楚这些军事投机行动究竟花了多少成本、带来多少收益，所以现在才会一直小心翼翼，不让局势继续恶化。俄罗斯一直遵守着校园霸凌的潜规则：“要打就挑最弱的，而且别打得太狠，免得老师出手。”如果普京在发动战争的时候真的以斯大林、彼得大帝或成吉思汗为榜样，那么俄罗斯的坦克应该早已冲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首都，甚至一路冲向华沙和柏林。只不过，普京既不是成吉思汗，也不是斯大林。他似乎比谁都知道，军力在21世纪的作用有限，而且一场成功的战争必定是一场懂得克制的战争。就算在叙利亚，虽然俄罗斯空袭轰炸毫不留情，但普京一直尽量减少派出地面部队，把近距离交战留给别人，而且避免战火蔓延到邻国。

事实上，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近年来的种种举动虽然看似侵略，但并非打算开启新一轮全球战争，只是想加强自己目前薄弱的防御。俄罗斯大可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俄罗斯就被视为“战败国”，美国和北约趁俄罗斯国力较弱，便无视承诺，将北约版图扩大到东欧乃至之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西方还进一步不顾俄罗斯在中东的利益，以荒谬的借口入侵塞尔维亚和伊拉克，于是俄罗斯认识到必须靠自己的军力，才能让自己的势力范围免受西方侵犯。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近来之所以采取这些军事行动，除了普京该负责，克林顿和小布什同样难辞其咎。

当然，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可能只是序幕，后面隐藏着更大胆的帝国计划。而且，就算普京目前并未认真计划征服全球，成功也可能会让他的野心膨胀。但还是要记住，普京执掌的俄罗斯的国力仍远远不及斯大林执掌的苏联；除非有其他国家加入，否则它连一场新的冷战都无力维持，全面的世界大战就更别提了。俄罗斯人口近1.5亿，国内生产总值（GDP）1.3万亿美元，但两者都不及美国（3.25亿人，19万亿美元）或欧盟（5亿人，21万亿美元）。如果将美国和欧盟合计，人数足足是俄罗斯的5.5倍，GDP是俄罗斯的30多倍。

近年来的科技发展，则让实际差距变得更大。苏联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当时其重工业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而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拖拉机、卡车、坦克和洲际弹道导弹。时至今日，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重要性超越了重工业，但这两方面都是俄罗斯的弱项。虽然俄罗斯在网络战争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民间信息科技产业发展的动力不足，经济绝大部分依靠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虽然这可能足以让少数特权阶层致富、让普京掌权，但并不足以使俄罗斯在数字或生物科技军备竞赛中胜出。

更重要的是，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缺乏能够放诸四海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期间，苏联除了能够向全球派遣军队，苏联式共产主义在全球也有吸引力。相较之下，“普京主义”对古巴、越南或法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没有吸引力。虽然世界上确实可能正流传着威权式的民族主义，但就其本质而言，很难建立有凝聚力的国际社群。举例来说，无论是波兰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在理论上都会同样致力于争取所有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但如果是波兰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从定义上，利益就必然彼此冲突。普京崛起，刺激波兰民族主义高涨，只会让波兰比之前更加反俄。

因此，虽然俄罗斯放出了堪称全球规模的假消息，并进行颠覆活动，希望拆散北约和欧盟，但是不太可能开展全球规模的实际征服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应该只是独立事件，而非开启新的战争时代的前兆。

“在战争中取胜”已经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

到21世纪，为什么各大强权想要打一场成功的战争竟如此困难？原因之一在于经济本质的改变。在过去，经济资产主要是实物资产，因此可以很直观地通过征服使自己壮大。只要在战场上击败敌人，就能掠夺一座又一座城市，把敌国平民放到奴隶市场贩卖，并占领极有价值的麦田与金矿。罗马贩卖希腊和高卢战俘，于是经济繁荣；19世纪美国占领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得克萨斯的田野，于是国力兴盛。

但到了21世纪，占领已经赚不了大钱，只剩蝇头小利。今天，主要的经济资产是科技和体制的知识（institutional knowledge），而不再是麦田、金矿甚至油田，而知识是无法用战争来掠夺的。如果是“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或许仍然能依靠在中东劫掠城市和油井而过上好日子（“伊斯兰国”从伊拉克各银行劫掠超过5亿美元，2015年又依靠销售石油获得5亿美元），但对于像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个金额实在微不足道。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每年GDP超过20万亿美元，实在不太可能为了区区10亿美元就开战。如果中国真花上几万亿美元和美国开打，那么如何支付所有相关费用、承担所有战争损失、补偿所有丧失的商机？而且，中国获胜后，难道要劫掠硅谷那些富人和公司？苹果、脸谱网和谷歌这些公司，虽然确实价值数千亿美元，但这些价值依靠武力根本抢不到。毕竟，硅谷虽然叫硅谷，可并没有硅矿。

理论上，如果战争获胜让胜利者得以重新调整全球贸易体系（例如，英国击败拿破仑、美国击败希特勒之后的情况），一场成功的战争就能带来巨大的利益。然而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21世纪很难再现这样的盛况。发明原子弹之后，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只会是集体自杀。也就难怪，自从广岛核爆以来，超级大国之间从来没有直接宣战，参与的都是（对本国来说）低风险的冲突，几乎不可能有理由动用核武器。事实上，就算只是攻击潜在拥核国家，也是一个让人极力避免的选项。只是想象它们面临战败时的可能反应，就令人不寒而栗。

对于还倾慕着帝国主义的人来说，网络战只会让事情雪上加霜。在维多利亚女王和马克沁重机枪那个古老而美好的年代，英军在遥远的沙漠里屠杀非洲原住民，完全不用担心是否会危及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和平。即便到了小布什的年代，美国在巴格达和费卢杰恣意破坏，伊拉克人也无力到旧金山或芝加哥进行反击。然而，即便现在美国攻击的只是拥有一般网络战能力的国家，战火也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蔓延到加州或伊利诺伊州。恶意软件和逻辑炸弹可能会让达拉斯的空中交通中断，让火车在费城相撞，让密歇根州的电网瘫痪。

在那个属于征服者的伟大年代，战争是一种低损害、高利润的事业。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只花了一天，折损几千兵力，就攻下整个英格兰。相反，核战争和网络战争则是高损害、低利润的科技。虽然这些工具能让你摧毁整个国家，但是无法打造力量强大的国家。

因此，在这个剑拔弩张、云谲波诡的世界上，或许最能维持和平的方式，就是各个大国都不知道如何打一场成功的战争。成吉思汗或恺撒大帝可能一时冲动就会发动战争，但到了今天，不论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还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这些民族主义领导人虽然嘴上咄咄逼人，但对于实际发动战争却非常谨慎。当然，如果有人真的找出在21世纪发动成功战争的公式，那么地狱之门可能会立即敞开。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成功就成了一个特别可怕的预兆。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例外。

愚蠢进行曲

很遗憾，就算发动战争在21世纪无利可图，也无法绝对保证和平。我们绝不能低估人类的愚蠢，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人类常常做出自我毁灭的举动。

1939年，战争对于轴心国来说大概也是弊大于利，但世界仍然陷入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是战败国在战后竟然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期。不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日本，在军队投降、帝国彻底崩溃20年之后，富裕程度前所未见。它们一开始究竟为什么要开战？为什么要让数百万人承受不必要的伤亡和破坏？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愚蠢的误判。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将领、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都认为，如果无法夺下朝鲜、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日本经济注定会陷入停滞。他们都错了，事实上，日本著名的经济奇迹是在日本输掉了所有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人类的愚蠢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件事。政客、将领和学者把世界视为一个巨大的棋局，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经过仔细的理性计算。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历史上很少有领导人真的因为疯了，而随意移动小兵和骑士。东条英机、萨达姆等人在走每一步时都有其理性的理由。但问题在于，世界比棋盘复杂得多，人的理性不足以完全理解，于是即便理性的领导人，也经常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

所以，我们究竟该多害怕爆发世界大战？过于害怕或过于放心都是不理智的。一方面，战争绝非无法避免。冷战最后和平结束，就证明只要人类做出正确的决定，就算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也能以和平收场。而且，如果人们一心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无法避免，这种心态非常危险。这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只要各国开始觉得战争无法避免，就会开始提升军力，开展激烈的军备竞赛，拒绝在任何冲突中妥协，并怀疑所有善意都是陷阱。这样一来，战争就真的无法避免了。

另一方面，一心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也过于天真。即便战争对每个人来说都绝对是一场灾难，也没有任何神祇或自然法则足以阻止人类的愚蠢行径。

想治疗人类的愚蠢，办法之一可能就是加点儿谦逊。人一旦认为自己的国家、宗教和文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就会认为自身利益比任何人甚至全人类还重要，于是让各个国家、宗教和文化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我们如何才能让国家、宗教和文化看清现实，让它们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地位？

1. [138]Yuval Noah Harari,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7), 14–19; ‘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 Data Repository, 201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 RCODWORLD?lang=en, accessed 16 August 2015; ‘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2013’, UNDOC,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gsh/pdfs/2014_GLOBAL_HOMICIDE_BOOK_web.pdf; accessed 16 August 2015; h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estimates/en/index1.html.

2. [139]‘World Military Spending: Increases in the USA and Europe, Decreases in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4 April 2017,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17/world-military-spending-increases-usa-and-europe, accessed October 23, 2017.

3. [140]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battles/egypt/popup/telel4.htm.

4. [141]Spencer C.Tucker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3), 131.

5. [142]Ivana Kottasova, ‘Putin Meets Xi: Two Economies, Only One to Envy’, CNN, 2 July 2017, http://money.cnn.com/2017/07/02/news/economy/china-russia-putin-xi-meeting/index.html, accessed 23 October 2017.

6. [143]GDP数据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根据购买力平价来计算：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port for Selected Countries and Subjects,2017’,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7/02/weodata/index.aspx, accessed 27 February 2018.

7. [144]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isis-making-50–million-a-month-from-oil-sales-2015–10.

8. [145]Ia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3); Eri Hotta, 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London: Vintage, 2014).

第12  章

谦逊：地球不是绕着你转

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是人类历史的关键。许多希腊人相信历史始于荷马、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柏拉图，也相信所有重要的想法和发明都诞生于雅典、斯巴达、亚历山大或君士坦丁堡。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会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历史是从黄帝和夏商开始，而且不管西方、伊斯兰或印度有什么成就，与中国文明相比都显得有些苍白。

印度本土主义者才不相信中国这一派自夸，他们相信就连飞机和核弹都是由印度先贤发明的，什么孔子或柏拉图都只能瞠乎其后，爱因斯坦和莱特兄弟则更不用说。举例来说，你可知道是玛赫西·巴德瓦杰（Maharishi Bhardwaj）发明了火箭和飞机；维什瓦米特拉（Vishwamitra）不但发明，甚至还发射过导弹；阿查里雅·坎纳德（Acharya Kanad）是原子理论之父；而且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早就精确地描述过核武器？

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的所有历史多半无足轻重，而在《古兰经》之后的所有历史，都是以伊斯兰乌玛    为中心。然而，土耳其、伊朗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是主要的例外，他们认为即使在穆罕默德之前，自己的国家早就是人性中善的起源，而在《古兰经》之后，主要也是自己的国家保留了伊斯兰的纯净，传播了伊斯兰的荣耀。

不用说，英、法、德、美、俄、日和其他许多国家也都相信，如果不是自己国家的非凡成就，全人类肯定活得野蛮无知、毫无道德。过去有些人甚至异想天开，以为就连物理定律也是靠着自己这套政治制度和宗教活动才得以维系。例如阿兹特克人（Aztec）就坚信，如果不是他们每年献祭，太阳将不再升起，整个宇宙也将瓦解。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的。一方面是故意无视历史，另一方面也多少是种族主义作祟。在人类殖民世界、驯化动物、家养植物、建造第一座城市、发明文字和金钱的时候，这些宗教或国家都还不存在。不论道德、艺术、灵性还是创造力，都是人类DNA里固有而普遍的能力，起源的时间与地点早在石器时代的非洲。因此，不管是黄帝时代的中国、柏拉图时代的希腊，或是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都是后来的事，也都不是发源地；认为这些时间、地点才是起源的说法，完全就是太过自我中心。

就我个人而言，对这种自我中心的言论实在再熟悉不过，因为我所属的犹太种族也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群。不论你随便说出人类的哪项成就或发明，犹太人都会很快跳出来将功劳据为己有。因为我和犹太人如此亲近，我知道他们是真心这么认为的。我曾经上过以色列某位瑜伽老师的课，而这位老师在第一堂课就很认真地说瑜伽是由先知亚伯拉罕所发明，而且所有基本的瑜伽体式都源于希伯来字母的形状！（例如，三角式是模仿希伯来字母“א”，手杖式是模仿希伯来字母“ד”。）这位瑜伽老师还说，亚伯拉罕将这些体式教给某个庶出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前往印度，才教会了印度人瑜伽。我请这位瑜伽大师提出一点证据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一段《圣经》经文：“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创世记》25:6）你觉得这些“财物”是什么？这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就连瑜伽也是犹太人发明的。

当然，没有多少人相信是亚伯拉罕发明了瑜伽。但主流犹太教确实认真地认为，整个宇宙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犹太教的拉比能够研究神圣的犹太教经典，而如果犹太人不再研究，宇宙就会走上末路。也就是说，如果在耶路撒冷和布鲁克林的拉比不再讨论《塔木德》，不管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甚至是遥远的星系都会全部毁灭。这是正统派犹太教信仰的一项核心条款，如果有人敢质疑这一点，就会被看作是个无知的愚人。如果是世俗的犹太人，大概会对这个浮夸的主张有点怀疑，但就连他们也相信犹太人是历史的主要中心人物，是人类道德、灵性和知识的根本源头。

虽然我的犹太同胞在人数和实际影响力上有所欠缺，但讲到无所忌惮、厚颜行事，绝对不落人后。批评自己的民族总比批评其他民族来得礼貌，因此我以下将以犹太教为例，说明这种自以为是的论述有多么可笑。至于世界各地各个族群部落的大话，就留给世界各地的读者自己来戳破了。

弗洛伊德的母亲

《人类简史》最早我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主要面向以色列的大众读者。希伯来文版于2011年出版后，以色列读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谈人类历史进程的时候，为什么很少提到犹太教。书中我用很大篇幅谈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但对犹太教和犹太人却只有三言两语，是我故意忽视犹太教和犹太人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还是我有什么邪恶的政治考虑？

这些都是以色列犹太人自然而然会想到的问题。以色列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导，犹太教是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巨星”。以色列儿童常常虽然完成了12年的教育，却仍然对全球历史演进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们的课程里几乎不提中国、印度或非洲，即使提了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像是零散的拼图碎片，成不了什么整体叙事。然而，以色列教育系统唯一具备连贯性的历史，就是从希伯来文的《旧约》开始到第二圣殿（Second Temple）时期，接着谈流亡时期（Diaspora）的各个犹太社群，再到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兴起、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以及以色列建国。多数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深信这就是全人类故事的主要情节。就连课堂上谈到罗马帝国或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讨论的焦点也集中在罗马帝国如何对待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和政治地位。犹太人被“喂”以这样的历史食粮，自然很难相信犹太教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竟然如此微不足道。

然而事实就是，在人类物种的编年史上，犹太教的影响并不大。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等世界性宗教，犹太教一直就是一种部落信仰。这种信仰看的只是一个小国、一小块土地的命运，而对其他所有人民、所有国家的命运不太关心。例如，犹太教根本不在乎日本发生了什么事，印度次大陆上的人民又如何。这样一来，犹太教在历史上的有限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肯定的是，犹太教催生了基督教，也影响了伊斯兰教的诞生，两者都是历史上极重要的宗教。然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全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犯下的许多罪孽）还是该归于基督徒和穆斯林，而非犹太人。例如，十字军东征造成大规模杀戮，并不能怪到犹太教头上（基督教得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同理，基督教提出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犹太人也不该沾光（平等的概念与犹太教正统教义是根本抵触的，因为在今天，犹太教仍然认为犹太人从本质上就优于所有其他人种）。

犹太教在人类故事中的角色，有点儿像弗洛伊德的母亲在现代西方史中的角色。无论是好是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已经深深影响了现代西方的科学、文化、艺术和民间智慧。没有弗洛伊德的母亲，就不会有弗洛伊德，而且他的个性、抱负与想法也很有可能深受他与母亲的关系影响（他也一定会肯定这种说法）。但在撰写现代西方史的时候，没人会认为值得花上整整一章来写弗洛伊德的母亲。同样，如果没有犹太教，就不会有基督教，但在撰写世界历史的时候，犹太教并不值得花费太大的篇幅。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拿着犹太教母亲给它的一切之后，究竟做了哪些事。

当然，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本身也有令人叹服的历史（虽然大多数民族也都是如此）。同样，犹太传统自然也拥有各种高明的见解、崇高的价值（虽然也有许多有问题的概念，以及种族歧视、厌女和厌恶同性恋的态度）。更确切的是，相对于它的人口数量，犹太人在过去2000年间对历史发挥了远超出其人数的影响力。如果看的是全人类物种的历史全局，自从智人在10万多年前出现以来，犹太人对历史的贡献显然极为有限。早在犹太教出现的几千年前，人类就已经定居在这个地球，发展出农业，建造起第一批城市，还发明了文字和货币。

就算只看过去这2000年，如果从中国人或美洲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历史，要不是有基督徒或穆斯林的连接，几乎看不到犹太教有何贡献。希伯来文的《旧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人类文化的基石，是因为得到基督教亲切的拥抱，并把它纳入《圣经》之中。相较之下，在犹太文化里远比《旧约》更重要的《塔木德》并未得到基督教的采纳，因此只有犹太人较为熟悉这个文本，阿拉伯人、波兰人或荷兰人都少有听闻，日本人和玛雅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十分令人遗憾，因为《塔木德》远比《旧约》更为体贴慈爱。）

你能想出《旧约》启发了哪些伟大的艺术作品吗？太容易了，例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威尔第的歌剧《纳布科》（Nabucco），还有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Mille）导演的电影《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那《新约》又启发了哪些知名作品？简单，比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St Matthew Passion），或是超现实喜剧团体蒙蒂·派森（Monty Python）的电影《万世魔星》（Life of Brian）。真正的问题来了：你知道《塔木德》又启发了什么伟大作品？

虽然世界各地许多地区都有研究《塔木德》的犹太社群，但《塔木德》从未真正影响过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欧洲航海的开拓、民主制度的建立或工业革命的展开。硬币、大学、国会、银行、指南针、印刷术和蒸汽机，都是非犹太人的发明。

《圣经》以前的伦理道德

以色列人常常提到“三大宗教”这种说法，认为“三大宗教”为基督教（23亿信徒）、伊斯兰教（18亿信徒）和犹太教（1500万信徒）。然而，先别说神道教（5000万信徒）或锡克教（2500万信徒），即使是有10亿信徒的印度教、5亿信徒的佛教，也排不进“三大宗教”之列。从这种扭曲的“三大宗教”概念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常常认为所有主要的宗教和伦理传统都源自犹太教，犹太教就是第一个传播共通伦理的宗教。但这好像就是说在亚伯拉罕和摩西之前，所有人类都活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谓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要到十诫之后，才衍生出当代所有的道德观念。这是一种毫无根据而且自大傲慢的想法，直接无视了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道德传统。

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部落，早在亚伯拉罕之前几万年，就已经有了道德规范。欧洲第一批殖民者在18世纪后期抵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当地原住民部落虽然对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无所知，但早已发展出完善的伦理世界观。这些基督教殖民者动用暴力，对原住民强取豪夺。要说他们比原住民更有道德水准，实在很难说得过去。

今天的科学家指出，伦理道德事实上深深根植于演化之中，比人类出现还要早几百万年。有社交行为的哺乳动物（如狼、海豚和猴子）都有其伦理规范，它们会通过进化而不断修正，以促进团队合作。例如，幼狼玩耍的时候会有“公平游戏”的规则。如果某只幼狼咬得太过用力，或是在玩伴已经露肚皮以示投降之后还继续攻击，其他幼狼就不会再和它玩耍了。

在黑猩猩社群里，高阶成员也必须尊重低阶成员的财产权。如果某只年轻的母黑猩猩找到一根香蕉，即使是雄性首领，通常也不会抢走。如果违反这条规则，它就很可能失去首领地位。猿类不但会避免占低阶成员的便宜，甚至有时还会积极提供协助。例如，在密尔沃基动物园（Milwaukee County Zoo），有只名叫奇多果（Kidogo）的雄性侏儒黑猩猩，严重的心脏病让它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刚搬到动物园的时候，它既不知道自己在哪，也听不懂人类饲养员的指示。其他黑猩猩发现它的情况后就来帮忙了，它们常常会牵着奇多果的手，带它去该去的地方。奇多果迷路的时候会大声求救，一些猿类同伴就会赶去帮忙。

而奇多果的主要协助者之一，正是整群黑猩猩地位最高的雄性首领勒迪，它不但会为奇多果带路，还为它提供保护。虽然几乎所有社群成员都对奇多果十分友善，但有一只叫默夫的年轻公黑猩猩却常常会残忍地作弄奇多果。勒迪发现之后，常常会把霸凌的默夫赶跑，或是把一只手臂搭在奇多果身上保护它。

在科特迪瓦的丛林里，还有一个更感人的例子。有一只名叫奥斯卡的小黑猩猩失去了母亲，只能自力挣扎求生。其他母黑猩猩都有自己的孩子需要照顾，所以并不愿意收养照顾它。奥斯卡的体重逐渐下降，健康和活力也日益衰退。但就在看似绝望的时候，雄性首领弗雷迪“收养”了奥斯卡，让它吃得好，甚至还背着它到处走。经过基因测试证明，弗雷迪与奥斯卡并无血缘关系。是什么驱使这个粗暴的年长首领愿意照顾这个孤儿，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猿类首领早就发展出这种倾向：它们愿意帮助贫寒、穷乏和无父无母的成员。而又过了几百万年，才轮到《圣经》告诉古代以色列人“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出埃及记》22:22），以及先知阿摩司抱怨着社会精英“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阿摩司书》4:1）。

就算是对生活在古代中东的智人来说，《圣经》先知讲的话也都早有先例。例如，苏美尔城邦、法老时代的埃及和巴比伦帝国都早已熟知“不可杀人”和“不可偷盗”的法律与道德规范。至于定期有休息日的做法，出现的时间也远早于犹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比起先知阿摩司谴责以色列精英的种种压迫行径，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更是早了1000年就提到，伟大的神指示他“在此地展现正义，摧毁邪恶和卑鄙，阻止强者剥削弱者”。

与此同时的埃及（摩西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才会出生），抄写员写下了“好口才农民的故事”，讲的是有个贫穷的农民，财产被某个贪婪的地主偷走了，这位农民来到法老贪腐的官员面前。在官员无法保护他的时候，农民开始向他们解释为何官员必须伸张正义，特别是为穷人抵御富人。这位埃及农民用了一个鲜活的比喻，说穷人微薄的财富就像他们的呼吸，而官员的贪腐就像塞住了穷人的鼻孔，让他们就要窒息。

许多《圣经》时代的律法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迦南地区过去所通行的规范，比起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要早上几世纪，甚至几千年。要说《圣经》时代的犹太教到底让这些律法有何不同，大概就是把这些律法从适用于所有人类的共通规范，变成主要针对犹太人的部落规范。犹太人的伦理道德最初就是单纯作为部落内的事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到今天仍然如此。不论是《旧约》《塔木德》还是许多（虽然并非全部）拉比，都认为犹太人的生命比非犹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例如，如果是为了拯救一个犹太人的性命，可以允许犹太人不遵守安息日规定；但如果只是要拯救一个非犹太人的性命，就不得亵渎这项规定［《巴比伦塔木德·赎罪日书》（Yoma）84:2］。

有些犹太教先贤认为，就算是著名的那句诫命“爱人如己”，也只适用于犹太人，绝对没有哪条诫命要你爱非犹太人。实际上，《利未记》的原文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这便让人怀疑这里的“人”指的只是“本国”的那些成员。此外，由于《圣经》还命令犹太人灭掉某些人，如亚摩利人和迦南人：“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申命记》20:16—17）这种怀疑的可能性更是大增。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例子之一，把种族灭绝视为必须执行的宗教义务。

基督徒挑选了某些犹太人道德规范，将之转化为通用的诫命，再把这些诫命传播到世界各地。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才让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尽管许多犹太人至今仍相信所谓的“上帝的选民”比其他国家或民族更接近上帝，但基督教的奠基者圣保罗在他著名的《加拉太书》（Epistle to the Galatians）当中就提到，“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虽然基督教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这绝非人类首次宣扬共通的伦理道德。《圣经》绝不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唯一代表（这其实是种幸运，因为《圣经》实在有许多种族歧视、厌女和恐同的态度）。早在圣保罗和耶稣之前，孔子、老子、佛陀和玛哈维拉（Mahavira）虽然对迦南地区或以色列先知毫无所知，却早已建立起共通的道德规范。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较于长老希勒尔（Hillel the Elder）这位著名拉比表示爱人如己是托拉（Torah，又译摩西律法）的本质，孔子要早了500年。当时，犹太教仍然要求用动物献祭，系统性灭绝整个人类族群，但佛陀与玛哈维拉已经开始要求信众非但不要伤害所有人类，也不要伤害任何有知觉的生物，甚至包括昆虫。因此，要说犹太教及其后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创造了人类的伦理道德，绝对是说不通的。

盲信的诞生

那么一神论呢？难道犹太教首创一神信仰，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前所未见（虽然后来多半是由基督徒和穆斯林传到四方，而非犹太人），不值得我们特别给点儿赞扬吗？然而，犹太教是否首创一神信仰还存在疑问。史上最早有明确证据的一神论，大约可追溯到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在公元前1350年推动的宗教革命；另外，像摩押王米沙（King Mesha）所立的米沙石碑（Mesha Stele）等文献，都指出《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宗教与摩押（Moab）这些邻国的宗教并无太大不同。米沙描述他伟大的神“基抹”（Chemosh）的时候，与《旧约》描述耶和华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然而，“犹太教为世界带来一神论”这种想法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件事情根本不值得引以为傲。就伦理的角度而言，一神论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概念。

一神论几乎不会让人类的道德标准有任何提升。难道你真的相信，仅仅因为穆斯林只信一个神，本质上就会比相信多神论的印度教徒更有道德吗？基督教的征服者，真的比异教徒的美洲原住民部落更有道德？一神论有一点影响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让许多人比以前更不宽容，于是导致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蔓延肆虐各方。在多神论者的眼中，不同民族崇拜不同的神灵，进行各式各样的仪礼和仪式，完全没有问题。因此多神论者也很少仅因为他人宗教信仰不同，就加以斗争、迫害或杀害。与此相反，一神论者相信只有自己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也相信这个神要求所有人都要服从他。因此，随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各地，各种宗教战争、宗教裁判和宗教歧视的发生率也节节攀升。

让我们比较一下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与罗马帝国晚期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的态度。阿育王所统治的帝国有着各式各样的宗教、教派和大师。他自称“天亲仁颜王”，也就是说他受到诸神的宠爱，并亲切对待所有人。大约在公元前250年，他发布一道宽容的皇家诏书，宣布：

天亲仁颜王敬重诸宗教修士暨居士……重视诸宗教精髓均应发展成长。精髓发展方式不一，然言语均应有所约束，不对自身宗教溢美，不无故对他人宗教贬抑……虔诚逾分而赞颂自身宗教，或为“发扬己身宗教”而贬抑他人宗教，唯伤自身宗教矣。故，宗教往来为善，宜聆听敬重彼此教义。天亲仁颜王瞩望众人深明他人宗教之良善教义。

500年后，较晚期的罗马帝国虽然与阿育王时期的印度同样多彩纷呈，但在基督教接手后，罗马皇帝对宗教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从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开始，皇帝关闭了所有非基督教的神庙，并禁止各种所谓的“异教徒”仪式，违者处死。而在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字义为“由神所赐”）统治时达到顶峰，公元391年颁布了狄奥多西法令，除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外，一切宗教成为非法（犹太教在先前也曾受到各种迫害，但一直都是合法宗教）。根据新的法令，就算民众只是在家里敬拜朱庇特（Jupiter）或密特拉（Mithras），也可能被处死。而为了扫除全帝国一切异教的痕迹，这些笃信基督教的皇帝也禁止奥运竞技。于是，在举办超过1000年之后，最后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大约4世纪末或5世纪初画上句号。

当然，并非所有的一神论统治者都像这位“由神所赐”的狄奥多西大帝一样不宽容，也有许多统治者虽然不信一神论，却不像阿育王一样心胸开放。但不论如何，一神论者既然坚持“只有我们的神是唯一真神”，就倾向于助长盲信。但只要讲到这一点，犹太人就会淡化自己传播这种危险概念的角色，把责任丢给基督徒和穆斯林承担。

犹太教物理学和基督教生物学

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才看到犹太人在现代科学大展长才，对全人类有了非凡的贡献。除了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这些知名人物，科学界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约有20%是犹太人（虽然犹太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到0.2%）。但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是个别犹太人自身的贡献，而不能归功于犹太教的宗教或文化。在过去200年间，大多数重要的犹太科学家都不是在犹太宗教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事实上，犹太人就是在放弃了犹太初等学校（yeshiva）并转向实验室之后，才开始在科学上做出杰出贡献的。

在公元1800年前，犹太人对科学的影响十分有限。对中国、印度或玛雅文明的科学进步，犹太人当然影响并不大。而在欧洲和中东，虽然迈蒙尼德（Maimonides）等犹太思想家对非犹太人同事颇有影响，但整体来说，犹太人的影响力大致上就是与人口比例相当。而在16~18世纪，犹太教对科学革命来说算不上有什么重要性。除了斯宾诺莎（Spinoza，因为惹了麻烦而被犹太社群驱逐出教会）之外，几乎找不到哪个犹太人对催生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社会科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并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祖先在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做了什么，但很可能他们更有兴趣研究《塔木德》，而不是光。

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世俗化和犹太启蒙运动让许多犹太人接纳了非犹太人邻居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接下来，犹太学者开始进入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把来自犹太社区和村庄里的重要文化遗产发扬光大。犹太科学家之所以成就非凡，原因之一就在于犹太文化极为重视教育。至于其他因素，还包括这个受迫害的少数族群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及其他组织（例如军队和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反犹太气氛较浓，犹太人不易出头。

然而，虽然犹太科学家从犹太初等学校带来了严格的纪律，以及对知识价值的深信不疑，但并未带来任何具体的想法和见解。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相对论并不是什么“犹太教物理学”。不管多么相信犹太律法神圣不可侵犯，又与E=mc^2有什么关系呢？相较之下，达尔文是一名基督徒，甚至在剑桥读书时还打算成为英国国教的牧师。这代表进化论是基督教理论吗？要说相对论是犹太教对人类的贡献，就像说进化论是基督教的贡献一样荒谬。

同样，不管是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合成氨的过程，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赛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发现链霉素等抗生素，抑或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谢赫特曼（Dan Shechtman）发现准晶体（quasicrystal），都很难说和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对于像弗洛伊德之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或许犹太背景对他们的见解会有比较深的影响。即使是这些人，比较常见的仍然是他们如何与犹太背景断离，而非连接。与约瑟夫·卡罗拉比（Joseph Caro）或约哈南·本·撒该拉比（Yochanan ben Zakkai）的观点截然不同，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灵魂的观点，不是因为仔细阅读了犹太律法书《完备之席》（Shulhan Arukh）才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

总而言之，虽然犹太人重视学习，可能有助于犹太科学家取得卓越成就，然而仍然是非犹太思想家打下的基础，才让爱因斯坦、哈伯和弗洛伊德成就斐然。科学革命绝非出自犹太人的计划，犹太人是从犹太初等学校进到大学之后，才在科学革命里找到发挥的空间。事实上，犹太人习惯于通过阅读古代文本寻求所有问题的答案，但现代科学则要从观察和实验中获得解答，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个重大阻碍。如果说真有什么要素存在于犹太教本身，并能够带来科学突破，那么为什么在1905年至1933年期间，有10位世俗的德国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医学奖和物理学奖，但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或者位于保加利亚或也门的犹太人能摘下诺贝尔奖桂冠？

为避免被怀疑成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或反犹太主义者，我想强调，我并不是说犹太教是特别邪恶或愚昧的宗教，我只是要说犹太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特别重要。许多世纪以来，犹太教就是一小群受迫害的少数人的简单宗教信仰，这些人喜欢阅读和思考，而不喜欢征服遥远的国度并烧死异教徒。

反犹太主义者通常认为犹太人非常重要，认为犹太人控制了全世界和整个银行体系，至少是媒体；而且从全球变暖到“9·11”恐怖袭击事件，都是由于犹太人的错。这种反犹太的偏执，其实就像犹太人的狂妄一样荒唐。犹太人可能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但只要从宏观层面看就会发现，犹太人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创造了几百个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而仅是其中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就影响了数十亿人（但不总是好影响）。至于绝大多数的教义，例如中国西藏的本教（Bon）、非洲的约鲁巴教（Yoruba）和犹太教，影响则要小得多。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自己的前人不是什么残酷的世界征服者，而是某些不重要、不管别人闲事的小人物。许多宗教一边赞颂谦逊，一边却把自己想象成全宇宙最重要的；一边要求个人要谦和，一边又公然展现出集体的傲慢。不论信仰什么，如果能更认真地思考“谦逊”的概念，就能获益良多。

而在所有形式的谦逊当中，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谦逊。每次讲到神，人们往往都自称卑微，但转头就以神之名，对同胞颐指气使。

1. [146]http://www.ancientpages.com/2015/10/19/10–remarkable-ancient-indian-sages-familiar-with-advanced-technology-science-long-before-modern-era/; https://www.hindujagruti.org/articles/31.html; http://mcknowledge.info/about-vedas/what-is-vedic-science/.

2. [147]这些数据及比例可参考：Conrad Hackett and David McClendon, ‘Christians Remain World’s Largest Religious Group, but They Are Declining in Europe’, Pew Research Center, 5 April 2017,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4/05/christians-remain-worlds-largest-religious-group-but-they-are-declining-in-europe/, accessed 13 November 2017.

3. [148]Jonathan Haidt,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York: Pantheon, 2012); Joshua Greene, 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3).

4. [149]Marc Bekoff and Jessica Pierce, ‘Wild Justice – Honor and Fairness among Beasts at Play’, American Journal of Play 1:4 (2009), 451–75.

5. [150]Frans de Waal, Our Inner Ape (London: Granta, 2005), ch.5.

6. [151]Frans de Waal, Bonobo: The Forgotten A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57.

7. [152]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纪录片，片名为《黑猩猩》（Chimpanzee），由迪士尼自然（Disneynature）于2010年推出。

8. [153]M.E.J.Richardson, Hammurabi’s Laws (London, New York: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0), 29–31.

9. [154]Loren R.Fisher, The Eloquent Peasant, 2nd edn (Eugene: Wipf & Stock Publishers, 2015).

10. [155]有些拉比允许为了拯救非犹太人而亵渎安息日，理由也是出自典型的“塔木德”思考方式。他们认为，如果犹太人不拯救非犹太人，就会激怒他们，导致他们攻击并杀害犹太人。所以通过拯救非犹太人，可能就是间接拯救了一个犹太人。但这个论点仍然强调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命并不等值。

11. [156]Catherine Nixey, The Darkening Age: The Christian Destruction of the Classic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2017).

12. [157]Charles Allen, Ashoka: The Search for India’s Lost Emperor (London: Little,Brown, 2012), 412–13.

13. [158]Clyde Pharr et al.(ed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440, 467–71.

14. [159]Ibid., esp.472-3.

15. [160]Sofie Remijsen, The End of Greek Athletics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5–51.

16. [161]Ruth Schuster, ‘Why Do Jews Win So Many Nobels?’, Haaretz, 9 October 2013,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news/1.551520, accessed 13 November 2017.

17. [1] 乌玛（ummah），本义为民族，是伊斯兰最早政教合一的政权。——编者注

第13  章

神：不要妄称神的名

世上真有神吗？这可能得看你想到的是哪个神。对你来说，神指的是宇宙间的奥秘还是掌管人世的秩序制定者？有时候，我们说到“神”，讲的是宇宙间有某种包罗万象、令人敬畏的谜团，是人类智慧所无法理解的事物。对于全宇宙最令人费解的诸多奥秘，我们都想用神来解释。例如，为何世间存在万物，而非一片虚无？到底是什么力量制定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意识是什么，它来自何方？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于是就给这种无知冠上了神的名号。这种宇宙奥秘的神，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没办法真的对他有什么具体描述。这种神属于哲学家，每当我们夜晚坐在篝火边，仰望夜空，思索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所谈的神就是这一种。

但在其他时候，我们想到的神可能是个严肃而世俗的秩序制定者，这对我们来说可都太熟悉了。大家似乎都胸有成竹，清楚地知道这位神对时尚、食品、性和政治有何看法，我们以这位可能在天上发怒的神的名义，制定了上百万条规则与法令，引发了无数大小冲突。如果女性穿短袖衬衫、两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或青少年手淫，都可能引发“神”的雷霆之怒。有人说，神不喜世人饮酒，但又有人说，神明确要求我们在每周五晚上或每周日早上饮下葡萄酒。早有无数书籍，巨细无遗地写出他所喜悦或不喜悦的事物。对于这种在人世间制定秩序的神，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对他的描述真是再具体不过。这种神属于十字军、宗教战争者、审判者、厌女者和厌恶同性恋者；每当我们站在燃烧的柴堆边，对正被绑在燃烧柱上的异教徒丢掷石块、施以凌虐的时候，我们所谈的神就是这一种。

当被问到世上究竟有没有神时，有信仰的人常常会先说到宇宙如此神秘莫测，而人类的智慧又如此有限。说到目前科学仍无法解释宇宙大爆炸的原因，他们就叹服地称赞道：“这一定是神的作为。”然而就像魔术师在观众不知不觉中换了一张牌，这些信徒的说法也是用世俗的“秩序制定者”替换了“宇宙奥秘”，把宇宙间各种奥秘都冠上“神”的名号，接着就开始以此谴责比基尼和离婚行为。“我们不知道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所以你不能公开露出头发，而且必须投票反对同性婚姻。”这种推论不但没有逻辑，而且根本自相矛盾。宇宙间的奥秘越是难解，这位神就越不可能在意到底女性该怎么打扮，人类该怎么进行性行为。

至于“宇宙奥秘”要怎么变成世俗的“秩序制定者”，常常都是通过某本神圣的经典来完成连接。在这本经典里会写出鸡毛蒜皮的规定，但号称一切都是为了宇宙的奥秘。据说这本书的编写者创造了空间和时间，但他不惜屈尊降贵为我们带来启发，只不过主要管的就是该做什么神秘的寺庙仪式，饮食上该有什么禁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圣经》《摩门经》《吠陀经》或其他神圣经典背后的编写者，就是那个决定了E=mc^2、质子的质量为电子的1837倍的神秘力量。就目前所知的科学知识而言，所有这些神圣经典文本都是由富有想象力的智人写成的，它们都是祖先发明的故事，目的是让各种社会规范和政治结构合法化。

对于“存在”的奥秘，我个人至今仍然为此赞叹不已，并充满好奇。但我也从来想不清楚，这种奥秘与犹太教、基督教或印度教那些琐碎烦人的法则有何关系。当然，这些法则在几千年来协助建立并维护了社会秩序，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法则与世俗国家政体及制度的法规并无不同。

《圣经》十诫中的第三诫，要人不可妄称神的名。许多人对此的理解非常幼稚，以为这代表不能把“耶和华”这个词说出来（例如在电影《万世魔星》里就有个著名场景，原本是对妄称神名的人进行审判，但审判者在讲到“如果你再说耶和华……”时就被旁人丢了石头）。就深层含义来说，或许这条诫命是要告诫我们，不该用神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野心或个人仇恨找借口。现在常有人自己恨某个人，就说“神恨他”；自己想要某片土地，就说“神想要这片土地”。如果我们能更忠诚地遵守第三条诫命，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你想对邻国发动战争、偷走他们的土地？别用神当理由，去找另一个借口吧。

说到底，一切都是语义学的问题。我用“神”这个字的时候，想到的会是“伊斯兰国”、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以及写着“神讨厌同性恋”标语的那种神。所以如果我想的是宇宙奥秘，就宁愿使用其他词汇，以避免混淆。如果是“伊斯兰国”或十字军东征的神，会极度在意各种名字问题，特别是自己那个最神圣的名字；但如果是宇宙奥秘的这种神，“神”才不在意我们这些猿类究竟给他什么称呼。

无神论的伦理

当然，宇宙奥秘并无助于我们维持社会秩序。常有人说我们必须相信某位神，说他给人类提供了具体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听话，就会道德沦丧，社会动荡，甚至回到原始状态。

确实，对某些社会秩序而言，对神的信仰至关重要，偶尔也会带来正面的影响。而且就算是同一种宗教，对某些人激发的是仇恨和偏执，对其他人可能激发的就是慈爱和同情。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卫理公会牧师泰德·麦基尔文纳（Ted McIlvenna）开始注意到自己小区中LGBT民众的困境。他开始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男女同性恋者的处境，并首开先例，邀请神职人员与同性恋代表于1964年5月在加州的怀特纪念度假中心（White Memorial Retreat Center）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对话。这些与会者后来成立了“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CRH）。除了同性恋积极分子之外，CRH中还有来自卫理公会、主教派公会、路德教会和基督教联合会等的牧师。这是美国首次有组织敢以官方名义写出“homosexual”（同性恋）一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CRH举办各种活动来对抗歧视和迫害，从举行化装舞会到采取法律行动等不一而足。CRH成为加州同性恋权益运动的一颗种子。麦基尔文纳牧师和其他加入的神职人员都很熟悉《圣经》里提到的对同性恋的告诫禁令，但他们认为，比起遵守《圣经》的字面意义，忠于基督的慈悲精神更为重要。

然而，虽然神能够鼓舞我们发挥同情心，但就算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仍然能做出各种合乎道德的行为。如果说我们非得依靠某个超自然的存在才能做出有道德的行为，那就等于道德其实并不自然。但是，我们本来就自然而然地有着某些道德。从黑猩猩到老鼠，一切有社交行为的哺乳动物都有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会阻止偷盗或谋杀之类的行为。至于人类，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信奉同一个神，甚至有些人根本不信神，但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观。虽然基督徒不信印度教的诸多神，但仍会以慈善行事；虽然穆斯林不视基督为神，但仍然重视诚实待人；虽然丹麦和捷克是世俗国家，但也不比宗教国家更加暴戾。

道德的重点并不是“遵守神圣的诫命”，而是要“减少痛苦”。所以，想让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不需要相信任何神话或故事，只要好好了解“痛苦”的深义就行。如果你真的明白某个行为会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自然就不会去做。人类确实有着谋杀、强奸和偷盗等行为，但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一行为所造成的苦痛还不够了解。他们一心满足于自己当下的色欲或贪婪，而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甚至是对自己的长期影响。就算在审问逼供的时候，这些审问者虽然刻意要让被审问者感受巨大的痛苦，但对于自己也要运用各种方式减轻痛苦的感受，暂时放下人性，以求与自己的行为保持距离。

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每个人当然不希望自己感受到痛苦，但除非有什么神提出要求，否则何必去管别人痛苦不痛苦呢？答案很明显：因为人是社交动物，自己的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与他人的关系。没有爱、没有友谊、没有群体的支持，谁能快乐得起来？如果过着孤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肯定会感到痛苦。所以，想要快乐，你至少得关心你的家人、朋友，以及所属社群里的其他人。

说到这里，该如何对待完全陌生的人呢？为什么不把陌生人杀了，拿他们的东西来让我和我的部落过得更好？许多思想家都已经提出完整详细的社会理论框架，告诉我们这种行为从长远来看将会是事与愿违的。没有人想活在一个陌生人老是被抢、被杀的社会里。这种社会不但让人时时面临危险，也无法依靠互信形成互利机制。比如做生意，一般来说，商人不会自投罗网拜访盗匪窝，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现代的欧洲，许多与宗教完全无关的理论家都一再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守则。

但我们并不需要久远、复杂的长篇大论，也能有很自然的理由支持人类应该彼此同情慈爱。让我们暂时放下做生意这件事。从更直接的层面来看，伤害别人也总是会伤害到自己。世上所有的暴力行为，必然始于一个人心中的暴力欲望，这种欲望早在扰乱他人的平和幸福之前，就已经扰乱了自己的平和与幸福。人会去偷盗，必然是因为心中先有了许多贪婪和嫉妒；人会去杀人，必然是因为心中先有了各种愤怒和仇恨。而贪婪、嫉妒、愤怒和仇恨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情绪。每当你怒火中烧或满腹妒火，哪能体验快乐与和谐？所以，早在你杀人之前，这份愤怒已经扼杀了你心中的平和。

事实上，你可能根本不会去杀害那个你仇恨的对象，但心中的怒火却连烧多年。这种时候，你虽然没有伤害任何人，却伤害了你自己。所以，如果说我们应该设法克制自己的愤怒，最自然的考虑就是为了自己好，而不是因为什么神的旨意。与其杀害某个深恶痛绝的敌人，还不如从一开始心中就毫无愤怒，感受必然更佳。

对某些人来说，如果深信有某个神要求我们把另一侧脸也转过去，可能有助于遏制我们心中的愤怒，而这也是宗教信仰对世界和平与和谐的重大贡献。但不幸的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宗教信仰反而是在煽动他们的愤怒，为愤怒找借口，特别是如果有人侮辱他们的神或忽视神的期望。所以，对于世俗的“秩序制定者”这种神来说，信众的行为就决定了神的价值。如果信众安分平和，不管信哪个神，实际没什么差别。同样，各种宗教仪式和圣地的价值，也要看它们激发出怎样的感受与行为。如果参观某座寺庙神殿会让人感受到和平与和谐，那再好不过；但如果某座寺庙神殿会造成暴力和冲突，那到底要它做什么？这座寺庙神殿显然就是功能失调。如果有棵生病的果树只长刺不结果，各方何必抢得头破血流？同理，如果有座功能失调的寺庙神殿只制造冲突敌意，无法带来平和安详，又何必为此打得你死我活？

当然，不去任何宗教场所，不信任何神，也可以是一种选择。正如过去几个世纪所证明的，我们不需要称神的名，也能过有道德的生活。世俗主义，就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所有价值。

1. [162]Lillian Faderman, The Gay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the Strugg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2. [163]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第四部分

真相

全球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如果让你觉得困惑而不知所措，那就对了。因为全球的发展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任何个人都难以理解。这样一来，你要怎样才能得知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避免成为媒体宣传和错误信息的受害者？

第14  章

世俗主义：面对你的不完美

世俗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会说，世俗主义就是否认宗教，所以定义世俗主义的时候，就是看这些人不相信什么、不去做什么。这样说来，所谓世俗主义就是不信神也不信天使，不去教堂也不进神庙，不行仪礼也不做仪式。若是如此，世俗主义的世界似乎就是一片空洞、虚无，与道德无关，像一个空箱子，等着装些什么进去。

然而，很少有人会像这样从负面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自称世俗主义者的人，对世俗主义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世俗主义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世界观，它有一套连贯一致的价值准则，而不只是在反对这个或那个宗教。事实上，许多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在各个宗教传统里也同样适用。有些宗教教派坚称他们拥有所有的智慧与善良，但世俗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没有这种想垄断一切的念头。世俗主义并不认为道德和智慧是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从天而降的，而认为它们是由所有人类自然传承而成。这样一来，当然也就至少有某些价值观是共通的，并同时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不管是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还是无神论者，都会共同信奉这些价值观。

宗教领袖常常向信众提出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你要么是教徒，要么不是。而如果你是教徒，就必须对其他宗教教条坚决说“不”。相反，世俗主义者一点儿也不介意同时兼有多种身份。对世俗主义者来说，就算你说自己是教徒，每天祈祷、吃斋、朝圣，只要你愿意遵守世俗的道德准则，当然也可以成为世俗社会的一员。而世俗的道德准则（事实上，有数百万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无神论者也接受了这样的准则），其实就是真相、同情、平等、自由、勇气和责任，这些也是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基础。

一如所有的道德准则，世俗主义的准则也是一种理想，而非社会现实。就像基督教的社会和机构常常偏离基督教的理想，世俗主义的社会和机构也常常与世俗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中世纪的法国虽然自称是个基督教的国度，却充斥着各种不那么基督教的行为（问问那个时候受压迫的农民就知道了）。至于现代的法国，虽然自称是个世俗的国家，但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主张男性普选权）开始，对于自由就已经定义得非常自由了（问问女性就知道了）。这并不代表世俗主义者（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就没有道德方向，缺乏道德承诺，它只是让我们知道，实现理想并不容易。

世俗主义的理想

那么，世俗主义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世俗主义最重视的就是“真相”（truth）。这里的真相必须基于观察和证据，而非只单纯依靠信仰。世俗主义努力不把真相与相信混为一谈。如果你非常相信某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许多关于你的心理、你的童年或是你的大脑结构等有趣的事，但这一切仍然无法证明这个故事是真的。（通常，正是因为故事本身并不真实，才更需要有强烈的信仰。）

此外，世俗主义不特别神化某个团体、某个人或某本书籍，不会认为只有它能够判断真相。相反，不管真相以何种方式展现出来（远古的骨骼化石、遥远的星系图像、各种统计数据表格，或各种人类传统的文本），世俗主义都愿意尊崇。正是这种对真相的承诺，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让人类能够破解原子、破译基因组、追溯生命的演化过程，以及理解人类本身的历史。

世俗主义重视的另一项则是“同情”（compassion）。世俗主义的伦理并不在于听从这个神或那个神的教诲，而在于深刻理解各种痛苦。例如，世俗主义之所以禁止杀人，并不是因为什么古代典籍记载不该杀人，而是因为杀戮行为会给民众造成巨大痛苦。有些人之所以不杀人，只是因为“神这么说”，但这种理由其实令人相当不安，也颇为危险。这些人不杀人的理由只是因为“听话”，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同情与怜悯，那么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神命令他们去杀死异教徒、女巫、通奸者或外国人，他们会怎么做？

当然，世俗主义的各种伦理准则既然没有某些绝对必须遵守的神旨诫命，实行上也就常常面临各种困境。如果某个行为会伤害某个人，但对另一个人有利，该怎么办？对富人多征税来帮助穷人，是否合乎道德？我们能不能发动一场血腥的战争，以消灭某个残暴的独裁者？我们是否该不限人数，让所有难民都进入我们的国家？世俗主义碰上的这些问题，并不会问“神的指示是什么”，而是仔细权衡其中各方的感受，检查各种观察结果和可能性，找出造成伤害最少的中间路线。

让我们以对性的态度为例。世俗主义如何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强奸、同性恋、人兽性交和乱伦？方法就是检视其中各方的感受。强奸显然不合道德，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神圣的诫命，而是它伤害到了别人；相较之下，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不会伤害其他人，所以并无理由禁止。

那么，对人兽性交的态度呢？我曾经参与过许多公开或私人关于同性恋婚姻的辩论，总会有些自作聪明的人问：“如果两个男人都能结婚，那么为什么不让一个男人和一头山羊结婚？”从世俗主义来看，答案实在再明显不过。健康的关系需要情感、理智甚至精神上的深度。缺乏这种深度，婚姻只会让人觉得沮丧、孤单，在心理上也会发育不良。两个男人当然可能满足彼此的情感、理智及精神上的需求，但和一头山羊的关系却无法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如果你认为婚姻制度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福祉（世俗主义正是这么认为），那么根本不可能问出这种荒谬的问题。这种荒谬的问题，只有把婚姻视为某种神奇仪式的人才想得出来。

那么，父女恋又怎么说呢？既然双方都是人，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然而诸多心理学研究指出，这种关系会对孩子造成巨大且无法挽回的伤害，并且会反映及加剧父亲的破坏性倾向。进化结果显示，智人的心智很难让浪漫关系与亲子关系携手共存。所以，我们也不用等上帝或《圣经》告诉我们不该乱伦，读读相关的心理学研究就知道了。

世俗主义之所以看重科学真相，深层原因正在于此。其重点不在于满足好奇心，而是要了解怎样最大程度减少世界的痛苦。如果少了科学研究照亮路途，我们的同情通常也是盲目的。

重视真相、重视同情，带出了世俗主义所看重的第三点：平等（equality）。虽然说对在政治和经济上该不该人人平等还有不同意见，但世俗主义基本上都会质疑所有预设的阶级制度。不论受苦的人身份为何，痛苦就是痛苦；不论发现知识的人身份为何，知识就是知识。硬要说某个国家、阶级、性别的经历或发现就是高人一等，很有可能会让人变得既冷酷又无知。世俗主义者当然也会为自身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独特而感到自豪，但他们知道，“独特”并不等于“优越”，所以除了觉得该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尽一份特殊义务，也会认为自己该对全人类负起一些责任。

如果没有思考、调查及实验的自由（freedom），我们就不可能寻求真相，走出痛苦。因此，世俗主义珍惜自由，不会把至高的权威加诸任何特定的文本、机构或领导者，让他们判断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确。人类应该永远能够自由地提出质疑、再次检查、听取不同意见，并尝试不同的道路。世俗主义推崇伽利略，因为他敢于质疑地球是否真的一动不动地居于宇宙的中心；世俗主义推崇在1789年冲进巴士底狱的平民大众，因为他们击倒了路易十六的专制政权；世俗主义推崇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因为她有勇气坐在公交车的白人保留席上。

对抗偏见及压迫的政权，需要很大的勇气（courage），但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并走进未知的领域，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世俗主义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自己不知道某件事，就应该勇敢承认自己的无知，并积极寻找新证据。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略知一二，也不该害怕质疑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再次检查。很多人害怕未知，希望每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比起暴君，或许对未知的恐惧更容易让我们吓得四肢发软。在历史上，一直有人担心，除非我们完全相信某些说一不二的答案，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崩溃。但事实上，现代历史已经证明，比起要求所有人无条件接受某些答案的社会，如果某个社会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提出困难的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个社会不但会更为繁荣，也会更为和平。那些担心自己失去真相的人，往往比习惯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人更为暴力。而且，“无法回答的问题”通常也比“不容置疑的答案”对人更有益。

最后一点，世俗主义重视责任（responsibility）。世俗主义不相信有什么更高的权力会负责照顾世界、惩罚邪恶、奖励公正，并保护我们免遭饥荒、瘟疫与战争。因此，不管人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得由我们这些血肉之躯自己负起责任。如果世界充满苦难，找出解决方法就是我们的责任。现代社会的种种巨大成就，就很令世俗主义者自豪，例如可医治的流行病、免受饥荒之苦、世界大部分地区一片和平。这些成就并不需要归功于什么神的庇佑，而是出自人类培养了自己的知识和同情心。但正因为如此，对于现代社会种种的犯罪和失败（从种族灭绝到生态退化），人类也同样责无旁贷。我们不该祈求奇迹，而该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

以上这些是世俗主义的主要价值观。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价值观并非世俗主义所独有。犹太人也重视真相，基督徒也重视同情，穆斯林也重视平等，印度教徒也同样重视责任，诸如此类。对于世俗主义的社会和制度来说，他们会十分乐意承认这些连接，也愿意拥抱虔诚的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但有一个前提条件：若世俗主义的规则与宗教教义发生冲突，宗教教义必须让步。例如，宗教如果想得到世俗主义社会的接纳，正统派犹太教就必须平等对待非犹太人；基督徒不能把认定为异端的人绑上柱子焚烧；穆斯林必须尊重言论自由；而印度教徒也必须放弃基于种姓的歧视。

同样，世俗主义也不会要求宗教信仰者否认他们的神，或是放弃他们的传统宗教仪式。世俗主义判断一个人，看的是他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他爱穿什么衣服、爱行什么仪式。就算某个人穿着某种最诡异的宗教服饰、行的是某种最特异的宗教仪式，但他的实际行为仍然可能是出于对核心世俗主义价值的坚定承诺。比如，还是有许多犹太教科学家、基督教环保主义者、伊斯兰女权主义者，以及印度教人权运动者。只要他们忠于科学真理，追求同情心、平等和自由，就是这个世俗主义世界的正式成员，也绝对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摘下小圆帽、十字架、头巾或者抹去额上的红点（tilaka）。

出于类似的原因，世俗主义的教育并不代表要进行反面灌输，教导孩子不要相信神，不要参加任何宗教仪式，而是要教导孩子区分真相与信仰，培养他们对所有受苦生灵的同情，欣赏全球所有居民的智慧和经验，自由地思考而不惧怕未知，以及为自己的行为和整个世界负起责任。

从世俗主义到教条主义

因此，要批评世俗主义缺乏伦理道德或社会责任，也是完全说不通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世俗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把伦理标准设得太高。多数人都难以遵守如此严格的标准，而大型社会的运行也不可能追求无穷无尽的真相和同情。特别是面临战争或经济危机等紧急状况，即使无法得知真相是什么、怎样做才能最富同情心，社会也必须迅速有力地做出回应。这时需要的是明确的指导方针、朗朗上口的宣传口号和鼓舞人心的战斗呐喊。光靠无法肯定的质疑，实在难以让士兵投入战斗，也无法推动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就让世俗主义的运动一再转变为武断的教条。

马克思一开始只是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压迫性的欺诈，并鼓励追随者自己去调查了解全球秩序的本质。但等到斯大林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官方说法已经是全球秩序对一般人而言实在太复杂，所以最好永远相信组织的智慧，叫你做什么就去做，就算有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听起来可能很残酷，但理论家从来就是不厌其烦地解释着，革命不是野餐，而且如果想吃煎蛋卷，就得打破几个鸡蛋。

因此，到底是否该把斯大林看成一个遵守世俗主义的领导者，重点在于我们究竟如何界定世俗主义。如果用极简的负面定义，即“世俗主义不信神”，那么斯大林绝对是世俗主义者。但如果用正面定义，也就是“世俗主义拒绝所有不科学的教条，致力于追求真相、同情和自由”，那么斯大林显然不是。斯大林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神却极端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宗教，而他就是该教的先知。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资本主义也同样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理论开始，但逐渐变成一种教条。许多资本主义者不断重复呼喊着自由市场和经济成长的口号，却无视现实的改变。不论现代化、工业化或私有化有时会造成怎样的可怕后果，资本主义的虔诚信徒都会将之视为“成长的烦恼”，保证只要再成长一点，一切就会变好。

一般来说，中间路线的自由派民主主义者更忠于世俗主义对真相和同情的追求，但就连他们，有时也会先放下这些追求，去拥抱能够提供安慰的教条。因此，一旦面对残酷独裁统治的混乱，甚至许多国家面临失败，自由主义者常常就会展现出绝对的信仰，相信“普选”这个神奇的仪式能扭转乾坤。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刚果等地参加战斗，投入数十亿美元，坚信只要能够举行普选，就能让这些地方如同丹麦一样拥有更灿烂的阳光。尽管这种做法一再失败，在早有普选传统的地方也偶尔会选出专制平民主义者，但最后的结果与多数的独裁统治相差无几。如果你想质疑普选究竟能否达到所声称的效果，虽然不会被送到劳改营，但各种教条上的霸凌很可能会像一桶冰水浇到你的头上。

当然，各种教条造成的伤害大小不一。就像某些宗教信仰能让人受益，世俗主义也有某些教条能带来好处，特别是与人权相关的理论。“人权”，其实只存在于人类编造出来再告诉彼此的故事之中。在对抗宗教偏执和专制政府时，这些故事也被推上神坛，成了不证自明的教条。虽然人类并非真的天生就有生命权或自由权，但正是出于对这个故事的信念，让我们得以约束专制政权的力量，保护少数族裔少受伤害，也让数十亿人免于遭受因贫穷和暴力所造成的最严重影响。因此，这个故事对人类的幸福和福利的贡献，可能比史上任何其他教条都多。

然而它仍然是一个教条。所以，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讲道：“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项政治主张（“人人都应该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绝对合理。但如果我们因此相信每一位智人天生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因此任何的审查制度都违反了自然法则，那么我们就失去了有关人类的真相。只要你定义自己是个“拥有不可剥夺之自然权利的个体”，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也无法理解是哪些历史力量塑造了你所在的社会和你的心灵（其中就包括你对“自然权利”的信念）。

在20世纪，人们都忙着对抗希特勒，这种无知可能还没什么关系。但到了21世纪，由于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正试图改变人类的定义，这种无知产生的后果就可能变得很严重。如果我们坚信人类有生命权，是否就代表我们该运用生物科技来攻克死亡？如果我们坚信人类有自由权，是否就该发展算法，用来解开并实现我们所有隐藏的愿望？如果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人权，超人类是否就该享有超级人权？就算自认相信世俗主义，只要对于“人权”有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就会发现很难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权”这一教条被塑造成一种武器，用来对抗宗教裁判所、法国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    、纳粹和3K党。但面对超人类、生化人和超高智能计算机等议题，它却显得措手不及。曾经，种种人权运动对抗着宗教偏见和人类暴君，精彩的论点攻守有据；现在，它要对抗的是过度的消费主义和科技乌托邦，就显得无力招架。

看到自己的阴影

世俗主义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那样的教条主义，也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苦果或者工业化的失控。然而，世俗主义确实仍须负起部分责任。各种世俗主义的运动和科学机构提出的承诺让几十亿人为之着迷，以为这些能让人类更完美，并利用地球慷慨的恩惠为人类这个物种带来利益。然而，这些承诺虽然克服了瘟疫和饥荒，但也带来了劳改营，造成了冰盖融化。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因为人们误解并扭曲了世俗主义的核心理想，玩弄了科学的真正事实。说的绝对没错，然而所有能够发挥影响的运动都有这种问题。

基督教曾犯下许多罪行，如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对世界各地本土文化的压迫，以及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对于这种说法，基督徒可能深感冒犯，认为之所以有这些罪行，都是对基督教的彻底误解所致。耶稣讲的只有爱，而宗教裁判所是对他种种教导的可怕扭曲。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虽然抱以同情，但不能真让基督教如此轻松就脱了干系。基督徒面对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等事件，不能只说大感震惊就一口撇清，而需要问问自己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们这个“充满爱的宗教”究竟是怎样让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扭曲，并且不止一次，而是前科累累？某些新教徒声称这一切要怪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但建议这些人可以去找本书看看新教殖民者在爱尔兰和北美洲做了什么。同样，马克思主义者也该问问自己，马克思的思想怎样异化出了斯大林的劳改营；科学家该想想科学研究计划为何如此轻易就让自己破坏了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遗传学家更该特别注意，思考一下纳粹如何劫持了达尔文进化论。

每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和信条都会有自己的阴影，而无论你遵守的是哪一种信条，都该看到自己的阴影，避免自己天真地相信“我们不会这样”。与大多数传统宗教相比，世俗主义的科学至少还有一大优势：不害怕自己的阴影，原则上也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盲点。如果你相信有某种超越一切的力量会揭示绝对的真理，就无法允许自己承认任何错误，因为这会让你所相信的整套故事轰然坍塌。然而，如果你相信一切就是充满缺点的人类试着要追寻真相，就能够坦然承认这一过程中会犯的错误。

正因为如此，非教条式的世俗主义知道自己并不完美，因此各种承诺就显得温和而保守，希望达到的目标可能只是让情况稍有好转，让最低工资小幅提升几美元，或将儿童死亡率略降几个百分点。至于其他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就在于过度自信，以至于总是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发誓。这些领导人对于“永恒”“纯粹”“救赎”总是夸夸其谈，似乎只要制定某项法律、建起某座庙宇、征服某片土地，就能大手一挥拯救全世界。

如果真要做出某些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承认自己无知的人，而不是那些声称自己全知全能的人。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能够领导世界，那么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宗教、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过去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当时它做错了什么事？”如果你无法找到一个认真的答案，至少我不会相信你。

1. [164]Jonathan H.Turner, Incest: Origins of the Taboo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5); Robert J.Kelly et al., ‘Effects of Mother-Son Incest and Positive Perceptions of Sexual Abuse Experiences on the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of Clinic-Referred Men’, Child Abuse & Neglect 26:4 (2002), 425–41; Mireille Cyr et al., ‘Intrafamilial Sexual Abuse: Brother-Sister Incest Does Not Differ from Father-Daughter and Stepfather-Stepdaughter Incest’, Child Abuse & Neglect 26:9 (2002), 957–73; Sandra S.Stroebel, ‘Father–Daughter Incest: Data from an Anonymous Computerized Survey’,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1:2 (2010), 176–99.

2. [1] 特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编者注

第15  章

无知：你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少

前面几章讨论的是当今时代某些最重要的问题和发展，从被夸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到被轻视的科技颠覆。如果你觉得这一切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人难以思辨，你的感觉一点儿也没错。没人能够全面思考这一切。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对“理性人”赋予无比的信任，认为个人是独立的理性能动者，而现代社会也是以这种只存在于神话想象中的生物为基础。民主的基础，就是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相信自由主义的教师也会要学生自己去思考。

然而，对“理性人”如此信任是错误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家指出，“理性人”可能只是沙文主义的西方幻想，颂扬的是上流阶级白人的自主权和权力。如前所述，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大多数人类决策基于情绪反应和思维捷径，而非理性分析；然而，人类的情绪和思维捷径虽然可能适合应对石器时代的生活，但到了芯片时代（Silicon Age），这些方法却远远不够。

而且不只“理性”，就连“人”也是一种神话想象。人类很少真的自己思考，而是以群体为单位来思考。英语谚语有云：要养活一个孩子，得靠全部落的共同努力。要发明工具、解决冲突或治愈疾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人具备兴建大教堂、制造原子弹或飞机所需的一切知识。智人之所以能够胜过所有其他动物并成为地球的主人，靠的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能够群体思考的这种独特能力。

每个人对世界的了解其实少之又少，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少。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知道如何自己做衣服、生火、打兔子，也知道如何逃离狮子的追捕。我们以为自己懂的知识比前人更多，但其实就个人而言，我们的所知并不如过去。现代人几乎所有的需求都有赖于他人的专业知识。有一项实验能让人知道自己有多无知：这项实验先请被测试者评估自己对拉链知道多少。大多数人都是自信满满，毕竟谁每天不用拉链？接下来，实验组织者请被测试者尽可能详细描述拉链的原理。这时，大多数人都毫无头绪。这就是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研究得出的所谓“知识的错觉”（knowledge illusion）。每个人其实懂的知识很少，我们却以为自己懂的很多，原因就在于我们把存在于他人大脑中的知识也看成自己的了。

这不一定是坏事。人类对群体思维的依赖，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知识的错觉让我们能够继续愉快地生活，而不会陷入无谓的努力，并避免试图自行理解身边的一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智人相信别人的知识，实在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

然而人类有很多特性都是如此，在过去很有道理，到现在就成了问题。知识的错觉也有其不足之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人们就是无法意识到自己对一切有多么无知。因此，有些人高谈阔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基因作物，但其实对于气象学或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有些人强烈主张该如何解决伊拉克或乌克兰的问题，其实连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找不到。人类很少能认清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待在如同回声室的同温层里，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只是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大概无法让情况有所改善。科学家希望只要有更好的科学教育，就能消除错误的观点；学者也希望如果能把准确的事实和专家报告呈现在大众眼前，就能改变大众对于奥巴马医改法案（Obamacare）或全球变暖的看法。然而，这些希望其实都误解了人类实际的思维方式。人类大部分观点的塑造，都是通过群体思维，而非个人理性。我们之所以会坚持这些观点，是因为对群体的忠诚。只是抛出一项又一项的事实，指出个人的无知，可能会适得其反。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接受太多事实，当然也不喜欢感觉自己很愚蠢。可千万别以为只要拿出统计数据，就能说服“茶党”（Tea Party）支持者接受全球变暖的真相。

群体思维的力量无所不在，所以就算某些观点看起来如此主观武断，也很难改变。举例来说，美国右翼保守人士对于污染和濒危物种的关注远少于左翼进步人士。正因为如此，路易斯安那州的环境法规就远比马萨诸塞州宽松。我们对此早就司空见惯，觉得理所当然，但事实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般来说，保守人士应该更愿意维护旧生态秩序，保护祖先的土地、森林和河流；相较之下，进步人士则应该更愿意推动农村根本变革，特别是希望加速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各种莫名的历史事件影响政党路线之后，保守人士似乎就自然而然地不再担心河流污染和鸟类灭绝，而左翼进步人士反而忧虑起了对原有生态秩序的各种破坏。

就连科学家对于群体思维也同样难以免疫。例如，相信可以用事实改变舆论的科学家，自己就可能是科学群体思维的受害者。科学社群相信事实自有其效力，因此如果是忠于科学社群的人，就会认为只要摆出事实，便能够在公开辩论中获胜。然而，早有许多实证证据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

同样，自由主义相信个人理性，但这种信念也可能是自由主义群体思维的产物。在《万世魔星》里的一个高潮片段，有一群充满幻想的信众，把主角布莱恩误认为弥赛亚。布莱恩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用跟随我，不用跟随任何人！你们必须为自己思考！你们都是个体！你们都完全不同！”激动的信众于是齐声高呼：“没错！我们都是个体！没错！我们完全不同！”蒙蒂·派森在这里是在嘲弄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潮流，但把这个观点应用到理性个人主义的信念上，可能同样适用。现代民主国家里，总有一大群人高呼：“没错！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没错！顾客永远是对的！”

权力的黑洞

群体思维和个人无知的问题，不仅影响普通选民和顾客，就连各国总统或企业负责人也难以幸免。这些人虽然可能有庞大的顾问团和情报机构，但不一定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统治世界的时候，要找出各种真相、真理难如登天。毕竟，领导人太忙了。多数政治领导人和商业巨擘永远在赶日程，但如果想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就需要很多时间，特别是需要有浪费时间的特权。你需要试试那些看来可能无法前进的路，走走那些好像是此路不通的胡同，为怀疑和无趣保留空间，让各种想法的种子慢慢萌芽、绽放。如果你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就永远找不到真相。

更糟糕的是，强大的权力总会扭曲事实真相。权力就是要改变现实，而不是看清现实。手中拿着锤子，一切看起来都像钉子；手中握有强大的权力，一切好像都正在等着你介入。就算你设法抑制了这种冲动，周围的人也绝不会忘记你手上握着这把巨大的锤子。任何人和你说话，都会有意无意地夹带其他议题，因此你永远无法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就像是一位苏丹    绝不能相信自己的臣属会把真相都告诉他。

因此，巨大的权力就像一个黑洞，会让周围的空间扭曲，而且越接近它，扭曲程度就越大。每个词语进入你的运行轨道之后，都会变得格外沉重，所有人都想讨好你、安抚你，或者从你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拥有你一两分钟的时间，又担心自己说的内容不适当或太杂乱，于是最后讲的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就是老生常谈。

几年前，我曾受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进晚餐。朋友警告我别去，但我实在禁不住诱惑，以为或许有些天大的秘密，要在这种重要人物关起门的时候才能听到。结果实在令人失望。参加晚宴的约有30人，每个人都想引起大人物的注意，耍耍聪明，拍拍马屁，要点儿什么东西。如果真有哪位知道一些重要的秘密，只能说他守口如瓶的功夫太高。但这件事怪不了内塔尼亚胡，也怪不了任何人，而是因为权力仿佛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引力。

如果你真的想要真相，就需要逃出权力这个黑洞，允许自己浪费许多时间在其周围四处游荡。革命性的知识很少能够抵达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正是由现有知识所建构，周围有旧秩序的守护者把关，于是会造成困扰、打破惯例的各种想法通常会被拒之门外。当然，被挡下的有许许多多确实就是垃圾。没有受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不代表自己就不是精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在周围浪费大把的时间，尽管某些绝妙的革命性见解多半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早被推翻的模型、纯粹迷信的教条或荒谬可笑的阴谋理论。

因此，领导者面对的是双重限制：如果待在权力中心，对世界的看法就会极度扭曲；如果勇敢来到周围，又会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且，情况只会日益恶化。在未来几十年间，世界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无论你是国王还是小兵，任何人类个体都会越来越不了解塑造世界的各种科技装备、经济潮流和政治动力。正如苏格拉底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观察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

然而，道德和正义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又要如何分辨是非、判断正邪？

1. [165]Steven A.Sloman and Philip Fernbach, 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7); Greene, Moral Tribes, op.cit.

2. [166]Sloman and Fernbach, The Knowledge Illusion, op.cit., 20.

3. [167]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Greene, Moral Tribes, op.cit.

4. [168]Greene, Moral Tribes, op.cit.; Dan M.Kahan, ‘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Science Literacy and Numeracy on Perceived Climate Change Risk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 (2012), 732–5.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论点，参见：Sophie Guy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and Ideology on Climate Change Belief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5 (2014), 421–9.

5. [169]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6).

6. [1] 苏丹（sultan），指一个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类似总督的官职。——编者注

第16  章

正义：人类的道德困境

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类的正义感也是从远古进化而来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形成了人类的道德，很适合处理小型狩猎采集部落中的各种社交和伦理问题。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猎，我抓到一只鹿，而你空手而归，我该与你分享猎物吗？如果你去采蘑菇，满载而归，但只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抢走吗？如果知道你打算暗杀我，我可以先发制人，在暗夜里一刀划过你的喉咙吗？

如果只看表面，人类虽然从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情况似乎并没什么改变。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叙利亚内战、全球不平等、全球变暖等问题，只是将过去问题的规模放大了而已。然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规模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且从正义的观点（一如其他许多观点）来看，人类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世界。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观。21世纪的公民无论有宗教信仰，还是相信世俗主义，都抱持着许多价值观，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里实现这些价值观。这是个数字问题。经过长久进化、由狩猎采集者建构的正义感，应付的是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几十个人的生活问题。如果要把这套正义感应用于各大洲数亿人之间的关系中，只会出现宕机停摆。

想要追求正义，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价值观，还必须能够明确掌握因果关系。如果你用采来的蘑菇喂养小孩，我却用暴力把整篮蘑菇抢走，这意味着你的一切辛劳付诸东流，孩子必然饿着肚子入睡，而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幸的是，现代的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个特点：因果关系高度分化且复杂。例如，我可能就是静静地待在家里，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但对左翼运动人士来说，我完全就是以色列军队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定居者的同谋。在社会主义者眼里，我之所以过着舒适的生活，是因为脚踩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童工。动物福利提倡者告诉我，我的生活交织着史上最丑恶的犯罪事件：野蛮且习以为常地剥削着数亿只家禽家畜。

这一切真的都该怪我吗？这实在很难说。我现在的生存，需要依赖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网络，而且全球因果关系盘根错节，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变得难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来自哪里，是谁制作了我穿的鞋，或者退休基金正拿着我的钱在做什么投资。

偷走河流

如果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会很清楚自己的午餐从哪儿来（自己采集的），他的鹿皮鞋是谁做的（那个人正睡在20米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用在哪里（正在泥地里玩呢。那个时候，人类只有一种退休基金，叫作“孩子”）。比起那位狩猎采集者，我实在太无知了。我可能要经过多年的研究，才会发现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卖给地球另一边某个躲在幕后的独裁者。在我投入时间查明这个事实的同时，可能会错过更重要的一些发现。例如，我晚餐吃了鸡蛋，但不知那些生蛋的鸡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架构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就是不断地以我的名义、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我的钱，我该如何应对？不管你是要以结果来判断行为是否正义（偷窃是错误的，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痛苦），还是觉得结果并不重要，该从绝对责任（categorical duties）来判断（偷窃是错误的，因为上帝这样说），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问题，在于情况已经变得过于复杂，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上帝在定出人“不可偷盗”这项诫命的时候，所谓的偷盗还是用你自己的手去拿走某个不属于你的东西。然而到了现在，如果要讨论盗窃，真正要谈的重要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举例来说，假设我投资了一万美元购买某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5%的投资收益。这家公司利润极高，但原因是规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废物排入附近的河流，完全不顾对当地供水、公共卫生或自然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该公司财大气粗地请了一大批律师，避免被告上法庭进行赔偿，甚至还聘请政治说客，阻碍制定加强环境保护的法规。

我们可以指控这家公司“偷了一条河”吗？我的角色又如何？我从没闯入任何人的家里，也从没从任何人的钱包里拿钱。我并不知道这家公司如何获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里有这家公司，那么，我也犯了偷窃罪吗？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所有相关的事实，该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们可以用“意图道德”（morality of intentions）的概念来回避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我的意图，而不是我的实际行动及其结果。但在这个一切都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其实就是人必须要“知道”各种事。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美丽迷人的英国淑女虽然从未去过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获得了资金。接着，淑女在下午4点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让茶更为香甜，但这些方糖产自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她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德国，地方邮局的经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顾员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顾客的包裹遗失，他还会亲自帮忙寻找。他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会确保邮包准时送达。但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效率和体贴正是纳粹德国神经系统的重要细胞。不论是种族歧视的政治宣传品、国防军的招募要求，抑或下达给地方盖世太保的残酷命令，都因此飞速传达。对于那些不真诚求知的人来说，他们的意图是有缺陷的。

然而，到什么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诚求知”？每个国家的邮政人员难道都该打开所送的邮包，如果发现里面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单，就该辞职或起身反抗？现在回头看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很容易就能对其中的道德下定论，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因果关系链是如何串起来的。要不是有这样的“后见之明”，就难有这样的道德定论。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对于仍停留在狩猎采集者时期的人脑来说，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了。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但我们这种狩猎采集者的大脑尚未进化出能够察觉结构性偏见的能力。每个人至少是某些结构性偏见的共犯，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认清这些事实。为了写本书，我才有机会好好做做这项功课。当讨论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我经常犯的错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阶层的观点，而忽略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了话语权，因此我们不可能错过他们的观点。但相较之下，弱势群体通常会遭到禁声，我们也就很容易遗忘他们。并非我们真的有恶意，而只是由于纯粹的无知。

比如，塔斯马尼亚原住民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特有的观点，我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就因为我所知实在太少，在过去的一本书里，我还曾经误以为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已经被欧洲殖民者赶尽杀绝。但事实上，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也面对着许多当地独有的问题。

即便你本人属于某个弱势群体，对该群体的观点有清晰的认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势群体的想法。所有群体或子群体，都会有些只有自身才会遇到的天花板、双重标准、隐晦的侮辱和体制上的歧视。如果是个30岁的非裔美籍男性，就有30年作为非裔美国男性的独到经验，但他仍然不会清楚做一个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亚的罗姆人（Roma，也被称为吉卜赛人）、眼盲的俄罗斯人或是在中国的女同性恋者会是什么滋味。

这个非裔美籍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一再被警察毫无理由地拦住检查，而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并不会碰上这种事。然而，出生在一个非裔美籍小区的非裔美籍家庭里，代表着他身边都是和他很相似的人，他们会教他该知道些什么，才能作为一个非裔美籍男性存活下去，进而事业有成。相较之下，中国的女同性恋者并不是出生在女同性恋小区的女同性恋家庭里，而且可能从来没人教过她这些重要教训。所以，就算是个在巴尔的摩长大的黑人，也不代表就能理解在杭州长大的女同性恋者会面临哪些困难。

过去，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地球另一边遇到什么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负什么责任。当你看到邻居发生不幸的时候还能有点儿同情心，通常也就够了。然而今天，因为像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之类的重大全球议题会影响所有人，不管你在塔斯马尼亚、杭州，还是在巴尔的摩，都无法幸免，所以我们也就该把所有人的观点纳入考量。但谁真能做到？哪有人能够搞清楚全球千千万万个群体到底组成了怎样的关系网络？

缩小规模，或者拒绝面对？

就算我们有这个打算，多半也已经再也搞不清楚世界上有哪些重大道德问题。如果讲的是两个采集者、20个采集者，抑或两个邻近部落间有何关系，大概我们还能够理解，但如果是几百万个叙利亚人之间、5亿欧盟居民之间，抑或整个地球上所有群体和子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实在无法理解。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道德问题，人类为了理解和判断，有下列4种常用的方法。第一是缩小问题规模：把叙利亚内战想象成两个人在打架，一个是阿萨德政权，一个则是反抗分子，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这样一来，整个复杂的冲突历史就被缩小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事件。

第二是把重点集中在某个感人的故事，用它来代表整个冲突事件。如果你搬出一套精确的统计数字，想要向大众解释事情有多复杂，大众只会失去兴趣，但如果搬出某个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赚人热泪，叫人血脉偾张，还能让人误以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很多慈善机构长期以来对此再熟悉不过。例如，有一项实验，请民众捐款救助一名来自马里的7岁贫困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萝琪亚，许多人被她的故事打动，打开了心门，也打开了钱包。然而，如果研究人员除了告诉你萝琪亚的故事，还用统计资料指出非洲普遍的贫困问题，这时受访者突然就变得比较不愿意出手相助了。另一项研究，则是请人捐款给1位或8位病童。在只有一位病童的情境中，民众捐的钱更多。

要应对大规模道德问题，第三种方法是编出各种阴谋论。想知道全球经济究竟如何运作，并且是好还是坏吗？这太难了。不妨换个方式，想象有20位亿万富翁在背后操纵，控制了媒体，发动了战争，一切都是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这几乎永远都是一套毫无根据的幻想。当代世界实在太复杂，不仅难以明辨正义公平，就连控制管理也是一大问题。不管是亿万富翁、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共济会或锡安长老会，没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但也因为如此，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操纵一切。

以上三种方法，都是拒绝面对世界究竟有多复杂。而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方法，则是创造出一套教条，全然相信某种号称全知的理论、机构或领导，接着便无条件地跟随。宗教和意识形态教条之所以在这个科学时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让我们得以避免面对令人沮丧的复杂现实。前面也提过，即便相信世俗主义，也无法避开这种危险。即便你打定主意要抗拒所有宗教教条，一心追求科学真理，迟早还是会因为现实生活过于复杂而不胜其扰，于是决定提出某种教义，让人别再追问下去。这些教义确实能让人在智力上得到抚慰，在道德上感到安心，但这究竟算不算正义，仍旧无法确定。

我们该怎么做？是接受自由主义的教条，相信只要把权力交给所有个体选民或顾客，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还是拒绝个人主义，沿着传统文化的方向，把权力交给某些群体，走一条集体共同判断的路？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案只是让我们从“个体无知”的刀山，掉进“群体偏见”的火海。在狩猎采集部落、乡间聚落，甚至城市小区，都还有可能共同思考大家面对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性问题，而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社群。不论是脸谱网、民族主义或宗教，距离建立这样的社群还有遥远的距离。所有现存的人类群体，都还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理解全球的真相和真理。不论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教徒，都无法建构“全球社群”，于是他们各自对现实的诠释也就难以令所有人信服。

我们该放弃吗？人类会不会就是无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义公平？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

1. [170]Greene, Moral Tribes, op.cit.; Robert Wright, The Moral Animal (New York: Pantheon, 1994).

2. [171]Kelsey Timmerman, Where Am I Wearing?: A Global Tour of the Countries, Factories, and People That Make Our Clothes (Hoboken: Wiley, 2012); Kelsey Timmerman, Where Am I Eating?: An Adventure Through the Global Food Economy (Hoboken: Wiley, 2013).

3. [172]Reni Eddo-Lodge, Why I A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 (London: Bloomsbury, 2017); Ta-Nehisi Co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Melbourne: Tex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4. [173]Josie Ensor, ‘“Everyone in Syria Is Bad Now”, Says UN War Crimes Prosecutor as She Quits Post’, New York Times, 17 August 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8/07/everyone-syria-bad-now-says-un-war-crimes-prosecutor-quits-post/,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5. [174]例如，参见：Helena Smith, ‘Shocking Images of Drowned Syrian Boy Show Tragic Plight of Refugees’, Guardian, 2 September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sep/02/shocking-image-of-drowned-syrian-boy-shows-tragic-plight-of-refugees,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6. [175]T.Kogut and I.Ritov, ‘The singularity effect of identified victims in separate and joint evalua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7:2 (2005), 106–16; D.A.Small and G.Loewenstein, ‘Helping a victim or helping the victim: Altruism and identifiabili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26:1 (2003), 5–16; Greene, Moral Tribes, op.cit., 264.

7. [176]Russ Alan Prince, ‘Who Rules the World?’, Forbes, 22 July 2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russalanprince/2013/07/22/who-rules-the-world/#63c9e31d7625, accessed 18 October 2017.

第17  章

后真相时代：谎言万世永存

不断有人提醒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而骇人的后真相时代，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谎言和虚假，相关例子简直唾手可得。比如在2014年2月下旬，一批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武装人员进入克里米亚。俄罗斯政府一再否认这些武装人员属于俄罗斯，说他们是“自卫团体”，大概是他们自己去军用品店买了看起来像俄军的装备。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是在说谎。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当然可以为这个言论找借口，说这是为了更崇高的理想：俄罗斯正在打一场正义的战争。为进入克里米亚提供正当理由的崇高理想是“维护神圣的俄罗斯民族”。根据俄罗斯民族神话，俄罗斯是一个神圣的实体，虽然邪恶的敌人多次试图入侵瓦解俄罗斯，但它已经撑过了千年之久。历经蒙古、波兰、瑞典、拿破仑的大军团（Grande Armée）、希特勒的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是轮到北约、美国和欧盟打算摧毁俄罗斯，于是刻意催生了像乌克兰这种的“伪国”。对于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来说，要说乌克兰是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国家，根本是个弥天大谎。相较之下，普京正在推动重建俄罗斯这项神圣任务，在此过程中如何措辞无关紧要。

乌克兰的国民、外界观察者和专业历史学家很可能对这种说法愤愤不平。要说乌克兰不是一个现存的独立国家，第一漠视了诸多历史事实，例如，在号称俄国一统的千年里，基辅和莫斯科其实只有大约300年属于同一个国家；第二也违反了俄罗斯过去曾经接受的许多国际法和条约，其中对于乌克兰独立的主权和边界都有规定；而最重要的第三点，它还忽略了几千万乌克兰人对自己的看法，难道他们竟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决定权？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说有些国家其实是“伪国”，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当然也会同意，只是对他们来说，该算伪国的绝不是乌克兰，而是在俄罗斯无端介入克里米亚之后，为了掩饰其行径所成立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uhansk People’s Republic）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不论你支持哪一方，看来我们都确实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后真相时代：被伪造的不只是某些特定的军事事件，就连整个历史和国家都可能被伪造。如果这真是后真相时代，那个曾经一度幸福美好的“真相时代”到底是什么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50年代，还是30年代？而且，是什么让我们走向了后真相时代？是互联网、社交媒体，还是普京和特朗普上台？

简单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政治宣传和假信息由来已久，甚至就连拒绝整个国家的存在、刻意创造“伪国”的习惯也源远流长。1931年，日军就是假装自己遭到攻击，以此为借口而侵略中国，接着又建立伪满洲国，以合理化自己的侵略。英国殖民澳大利亚，援引的法条是认定澳大利亚为terra nullius（拉丁文，意为“无主地”），等于把澳大利亚长达5万年的原住民历史一笔勾销。

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最爱谈的口号就是要让“没有土地的人民（犹太人）回到没有人民的土地上（巴勒斯坦）”。至于住在当地的阿拉伯人，那就不用太计较了。1969年，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有句名言，说巴勒斯坦人从来就不存在。就算到了今天，这种观点在以色列仍然非常普遍。但这样说来，过去几十年的武装冲突岂不就是为了击败一些“不存在”的对手？2016年2月，以色列国会议员阿娜特·伯科（Anat Berko）就在国会上公开质疑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和历史是不是真的。她有什么证据呢？她说，因为阿拉伯语根本没有“p”这个字母，所以怎么可能有“Palestinian”（巴勒斯坦人）？（可阿拉伯语的“f”就是“p”，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语中为“Falastin”。）

后真相物种

事实上，人类一直活在后真相时代。智人就是一种后真相物种，创造并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越高，就越能发挥更多的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是用不断自我强化的神话来团结合作的。事实上，智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地球，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创造并传播虚构故事的独特能力。人类是唯一能与众多陌生个体合作的哺乳动物，原因就在于只有人类能够创造虚构故事，并且把这些故事流传出去，让几百万人相信。只要每个人都相信同样的故事、遵守同样的法律，就能有效地彼此合作。

因此，如果你想指责脸谱网或那些政客开启了全新而恐怖的后真相时代，请提醒自己，不过几百年前，还有几百万的基督徒把自己锁在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神话泡泡里，从来不敢质疑《圣经》在各种事实上是否真实。几千年来，人类社群网络里许多的“新闻”和“事实”其实都是虚构的，讲述着奇迹、天使、恶魔和女巫的故事，是无畏的记者从地狱最深处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手报道。我们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出夏娃被蛇诱惑、所有异教徒死后的灵魂都在地狱燃烧，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如果婆罗门阶层与吠舍阶层的人通婚会令宇宙的创造者震怒。然而就是有几十亿人相信这些故事，一信就是几千年。有些假新闻，就是能够长长久久。

我知道，我把宗教等同于假新闻，可能会让许多人很不高兴，但关键正在于此。如果只有1000个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一个月，这是假新闻。但如果是10亿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1000年，这就成了宗教信仰，而且会警告所有其他人不准说这是“假新闻”，否则就会伤害了信徒的感情（或是引发他们的怒火）。但请注意，我并不否认宗教很有用，也不否认宗教可能带来正面影响，正好相反，我认为：无论好坏，虚构故事都是人类威力最强大的一个工具。例如宗教，通过信条将民众聚集在一起，从而让人类得以进行大规模合作。在宗教的启发之下，人类虽然组建了军队，盖起了监狱，但也建起了医院、学校和桥梁。亚当和夏娃从未真正存在，但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美丽依旧。虽然《圣经》的许多部分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能够给几十亿人带来喜乐，也仍然能够鼓励人类体贴、勇敢、有创意，一如所有的小说作品，例如《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以及《哈利·波特》。

同样，有些人可能因为我把《圣经》拿来和《哈利·波特》相提并论而感觉受到了冒犯。如果你是一个用科学思考的基督徒，可能会认为虽然《圣经》有各种错误和虚构，但《圣经》本来就不是纪实作品，而是一个藏有深刻智慧的隐喻故事。那么《哈利·波特》不也是如此吗？

如果你是基本教义派的基督徒，则可能坚持认为《圣经》的字字句句都绝对真实正确。让我们暂时假设确实如此，《圣经》就是上帝这个真神不可能出错的箴言，然而这样一来，面对《塔木德》、《摩门经》、《吠陀经》和埃及的《亡灵书》，又该怎么解释？难道你不觉得，这些文本就是有血有肉的人类精心写出的虚构故事？看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号称有神性，你又怎么想？罗马元老院声称自己有权力把人变成神，接着又要帝国的子民去崇拜这些神，那不是虚构的故事吗？事实上，历史上至少就有一个例子，让某个假神亲口承认自己是虚构的。前面曾提到，日本军国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十分依赖对天皇神性的狂热信仰，及至日本战败，裕仁天皇只好公开承认这并非事实，他终究是人，而非神。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箴言，也仍然有几十亿虔诚的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埃及人、罗马人和日本人，在千百年来都笃信不同的虚构故事。同样，这并不代表这些虚构的故事必然没有价值，甚至会造成伤害，它们仍然可能既美丽又鼓舞人心。

当然，并非所有宗教神话都是良善的。1255年8月29日，在英格兰林肯镇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位名叫休（Hugh）的9岁男孩的尸体。虽然当时没有脸谱网，也没有推特，但很快谣言就传了出去，说休是被当地犹太人所杀。故事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当时声名赫赫的历史学家马修·派瑞斯（Matthew Paris）还写了一篇血腥而详细的文章，说在英格兰各地，许多重要的犹太人士如何聚集到林肯镇诱拐了这个孩子，先把他养胖，再施以折磨，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这桩传说中的谋杀，19名犹太人受到审判并被处决。这种对犹太人横加污蔑的“血祭诽谤”（blood libel）在英格兰的其他城镇也流行起来，导致一系列集体迫害，有时整个犹太社群都遭到屠杀。到1290年，全英格兰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

故事还没结束。犹太人被英格兰逐出一个世纪之后，英国文学之父乔叟还在《坎特伯雷故事集》放了一篇《修女院院长的故事》，正是以林肯镇的休作为故事原型的血祭诽谤之文。在这篇故事里，最后是以犹太人被吊死告终。从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到现代的俄罗斯，每次出现反犹太人运动，类似的血祭诽谤都会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甚至到了2016年的假新闻故事，还有人盛传希拉里是某个儿童贩卖网络的首脑，将儿童作为性奴关在某个知名比萨店的地下室。有很多美国人相信了这个故事，从而对希拉里的选举造成影响，甚至还有一个人居然拿枪冲到这家比萨店，要求检查它的地下室（事实上，那家比萨店根本就没有地下室）。

至于林肯镇的休，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但他最后被安葬在林肯大教堂，被封为圣人。据称他已经施行过各种奇迹，而且在所有犹太人被逐出英格兰几个世纪过后，其坟墓仍然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朝圣者。一直到1955年（纳粹大屠杀发生10年之后），林肯大教堂才出面否认这桩血祭诽谤案，并在休的坟墓旁放上一则说明：

在中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犹太社群对基督教男孩进行“仪式性谋杀”的传言在整个欧洲甚嚣尘上。这些虚构的传言，让许多犹太人无辜丧命。林肯镇也有自己的一桩传说，传说中的受害者在1255年葬于本大教堂。这样的故事对全体基督教教徒而言并非荣耀。

也就是说，这则假新闻也不过为时短短的700多年罢了。

曾经的谎言，永远的真相

会用虚构故事来促进合作的，并非只有古代宗教。在更晚的时期，每个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神话，精心塑造出能够自我强化的种种信条。纳粹的政治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可能是现代把这套媒体戏法耍得最有模有样的人，他用一句话就讲出了自己的诀窍：“谎话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里，希特勒也写道：“即便政治宣传手段再出色，如果没把一项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也无法成功——宣传时必须只锁定几个重点，然后不断地一再重复。”就算是现代兜售假新闻的那些人，谁能说得比这更精辟呢？

苏联的政治宣传机器对真相的操弄也不在话下，大到整场战争，小到几张个人照片，历史都同样遭到重写。1936年6月29日，官方媒体《真理报》（Pravda）头版刊出一张照片，斯大林满脸微笑，抱着7岁的小女孩葛丽亚·玛克丽佐娃（Gelya Markizova）。这张照片成了斯大林主义的象征，将斯大林拥为国父，也大打“快乐的苏联童年”这个理想。全国各地印刷厂和工厂开始用这张照片制成数百万份的海报、雕塑和马赛克，从苏联的这头到那头都有相关展示品。当时，就像是所有俄罗斯东正教教堂都要有圣母抱子像才算完整，所有苏联学校也都有斯大林爸爸抱着小葛丽亚的画像。

但很遗憾，在斯大林的帝国里，名声往往会带来灾难。不到一年，葛丽亚的父亲就被诬指为日本间谍、托派分子，遭捕下狱。他在1938年被处死，成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几百万受害者之一。葛丽亚和母亲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母亲也很快就莫名过世。事已至此，但当时全国还是有数不清的画像，画着国父抱着“人民敌人”的女儿，到底该怎么办？那有什么问题。从那一刻起，葛丽亚·玛克丽佐娃就消失了。这个随处可见的“快乐苏联儿童”，身份变成来自塔吉克的13岁女孩玛穆拉卡·那坎葛娃（Mamlakat Nakhangova），因为在棉花田里辛勤采收而获颁列宁勋章（如果有人觉得画面里的女孩怎么看都不像13岁，可要知道，如果提出质疑，就等于是散布反革命的异端谣言）。

苏联政治宣传机器效率极高，对内成功掩盖灾祸，对外则粉饰太平。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方的左翼记者和知识分子还将苏联誉为理想社会；但在当时，苏联正因斯大林造成的人为饥荒而饿殍遍野。而到了脸谱网和推特的时代，虽然有时候很难决定要相信哪方的说法，但至少不会再有某个政权能够瞒着世界将几百万人屠杀。

除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就连一般企业也得编造故事、制造假新闻。仅是品牌塑造，常常就是把同一个虚假的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民众信以为真。想到可口可乐，你的脑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一群健康的年轻人一起快乐运动，还是一群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躺在病床上？大口灌下可口可乐并不会让你变年轻，不会让你变健康，也不会让你变得像运动员一样，反而只会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然而，可口可乐几十年来投入几十亿美元，把自己与年轻、健康和运动联系在一起，几十亿人潜意识里也就这么相信了。

事实上，智人从来就不是那么在意真相。很多人认为，如果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扭曲现实，追随者迟早会发现，因为其他更在意事实的对手终将胜出。只不过，恐怕这也只是另一个安慰人的神话。在实际运作上，人类合作的力量取决于真相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

过于扭曲现实，做起事来就会不切实际，于是力量会被削弱。例如，1905年，有一个叫作金吉卡提利（Kinjikitile Ngwale）的巫士，自称是蛇神洪果（Hongo）附身，要向德国东非殖民地的人民发出革命的信息：“团结起来，把德国人赶出去！”为了更加鼓动人心，金吉卡提利还为信众准备魔药，说能把迎面飞来的德国子弹都变成水（斯瓦希里语把水称为“maji”）。于是，“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就此展开，最终却失败了。因为在战场上，德国的子弹并没有变成水，而是无情地打在起义者缺少防备的身上。而在此2000年前，犹太人反抗罗马的犹太大起义（Jewish Great Revolt）也是因为一心相信上帝会为犹太人而战，帮助他们击败看似无敌的罗马帝国。这次起义同样失败了，让耶路撒冷遭毁，犹太人四处流亡。

但是，如果不依靠某些神话，也就无法有效组织群众。只依靠现实，并不会有太多追随者。没有神话，虽然无法组织起马及马及起义和犹太大起义这些失败的行动，但也不可能组织起马赫迪（Mahdi）或马加比（Maccabees）这些成功的起义。

事实上，如果讲到要团结人心，虚构的故事天生就比事实更具优势。如果想测试群众是否忠诚，与其要求他们相信某个事实，还不如要求他们相信某件荒谬的事。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就算属下对他没半点儿忠诚，也会鼓掌同意；但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只有真正效忠的属下才会愿意鼓掌。同样，如果你所有的邻居都相信这个荒谬的故事，大概在危机来临时也能团结一致；如果他们只愿意相信确确实实的事实，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依靠协商达成共识也可以有效组织人力，而不一定非要通过虚构的故事或神话。比如在经济领域，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金钱和企业只是人为的产物，但它们让众人合作的力量却远超所有神祇或神圣的典籍。如果是某宗教典籍，真正相信这个宗教的信徒会说“我相信这本书是神圣的”；但如果是美元，真正相信美元的人只会说“我相信其他人相信美元是有价值的”。显然，美元虽然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货币，但全球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人类不能放弃所有的神话和虚构故事，都用像美元这种协议而成的制度或体系来合作呢？

问题就在于，这些协议其实和虚构故事并没有多大差异。虽然宗教典籍和金钱乍看之下完全是两回事，但事实上概念却十分相似。大多数人看到美元钞票，并不会记得这只是一种人类协议而成的货币。虽然看到的只是一张绿色的纸、印着一个死去白人的头像，但他们觉得这张纸本身就有价值，而不会提醒自己“其实这只是一张没用的纸，只是因为别人觉得它有价值，所以我可以拿来用”。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人脑，会发现如果人看到装满百元美钞的手提箱，大脑中兴奋起来的部分并不是负责“怀疑”的区块（“只是别人认为这很有价值”），而是负责“贪婪”的区块（“我想要这个手提箱”）。如果是宗教典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是先长期接触那些认为《圣经》《吠陀经》《摩门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徒，自己才开始认为这些典籍确实神圣。所以，我们学会尊重宗教典籍的方式，其实与我们学会尊重钞票的方式完全相同。

这样说来，实际上“知道某事物只是人类制度”和“相信某事物本身有价值”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很多时候，人类对于这些区别就是不太在意，或十分健忘。例如，如果我们坐下来好好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公司”的概念也是人类创造的虚构故事。像微软这家公司之所以成为公司，并不在于它拥有的建筑、雇用的员工或服务的股东，而在于由立法者和律师所编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法律概念。但在99%的时间，我们并不会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觉得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就像一只老虎或一个人一样。

模糊虚拟和现实的界线，有助于达到许多目的，从单纯的好玩儿到严肃的生存都有可能。比如玩游戏或读小说，你至少得有一段时间先放下现实。要享受踢足球，就得接受比赛规则，至少在90分钟之内先忘记足球赛只是一项人类发明，否则，22个人莫名其妙追着一个球跑，岂不太荒谬？足球赛一开始可能只是一项消遣，但后来越变越严肃，这一点只要问问英国的足球流氓或阿根廷国家队的球迷就知道了。足球也有助于建立个人身份认同、巩固大规模的社群，甚至成为使用暴力的原因。国家和宗教，可以说就像是打了类固醇的足球俱乐部。

人类就是有这种了不起的能力，能够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人类如果真的好好思考，就能知道一些事情；但大多数时候，人类就是没去想，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些事。比如只要你专心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钱是虚构的，但通常你没去专心思考。当被问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足球只是一项人类发明，但比赛踢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谁又在意足球是什么呢？只要花点儿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就会发现国家也是精心制作的故事，但战火正炽的时候，谁又有这种精力和时间深思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追求的是终极的真相或真理，就会意识到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是一个神话，但我们有多少时候需要终极的真相或真理呢？

真相和权力，这两者虽然可以携手共度一小段时光，但迟早得分开。如果想要权力，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得开始传播虚构的故事；如果想要看清世界的真相，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只能放弃对权力的追寻，因为你得承认某些真相（例如自己手中权力的来源），而真相可能会让盟友愤怒，让追随者伤心，让社会和谐受到破坏。在真相与权力之间有一道鸿沟，这点实在算不上什么秘密。想看出这点，只要找一个典型的美国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问问他对种族的看法；找一个主流以色列人，问问他对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看法；或者找个普通的小伙子，问问他对于父权的看法，就很清楚了。

人类历史上，学者总会碰上这个问题：自己究竟是为当权者服务，还是为真相服务？学者的目标，究竟是要让所有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而团结起来，还是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就算因此成为一盘散沙也在所不惜？到目前为止，那些既有学术派头，手中又握有重要权力的人（如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都是先注重团结，后讲究真相。也正是因此，才让他们权威赫赫。

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喜欢权力过于真相。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努力控制世界，而非努力理解世界；而且就算我们努力理解世界，通常也是为了事后更容易地控制世界。所以，如果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以真相为上，无视各种虚构的神话，智人社群大概只会让你大失所望，还不如去黑猩猩社群碰碰运气呢。

走出洗脑机

以上种种，绝不代表假新闻不是个严重的问题，也不代表政客和神职人员可以光明正大地撒谎，更不代表世上一切都是假新闻。想找出真相只会是徒劳，认真的新闻和政治宣传都是一个样。在所有的假新闻之下，都有真正的事实，也有真实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常常来自相信了虚构的故事，但无论如何，痛苦本身仍然真实。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假新闻视为常态，而该把它看得比原本认为的更严重，我们也该更努力地区分虚构故事与真正的现实，但别期望完美。在所有的虚构故事中，名列前茅的一个就是否认世界有多复杂，一切只以绝对的纯洁和极端的邪恶来思考。没有任何政治人物绝无谎言、只说实话，但仍然有某些政治人物就是比别人好得多。例如，虽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会对事实加以修饰，但如果有的选，我还是会选择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同样，虽然没有任何报纸绝无偏见和错误，但就是有某些报纸确实致力于找出真相，而有某些报纸就是洗脑的机器。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希望我也有足够的理智，认定《纽约时报》就是比纳粹的《先锋报》（Der Stürmer）更可信。

所有人都该负起责任，花些时间和精力找出自己的偏见所在，验证自己的信息来源是否可信。如前几章所述，我们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调查，所以至少该仔细调查自己常用的信息来源，不管是报纸、网站、电视网络，还是某个人。在第20章，我们会再次深入探讨如何避免被洗脑、怎样分辨现实与虚构，但这里我想先提供两个重要的黄金法则。

第一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总是免费得到信息，有可能你才是整个商业世界的产品。假设有个神秘的亿万富翁向你提议：“我每个月给你30美元，而你要让我每天给你洗脑一小时，在你心中植入我想植入的各种政治和商业偏见。”理智的人大概都会拒绝。这个神秘的亿万富翁稍微改变了一下提议：“你让我每天给你洗脑一小时，而我为你提供的这项服务完全免费！”忽然之间，全球就有几亿人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我们可别把这些人当榜样。

第二条黄金法则：如果觉得某些问题似乎对你特别重要，就该真正努力阅读相关的科学文献。所谓的科学文献，指的是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由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以及知名教授的著作。科学当然有其局限性，也曾犯下许多错误。尽管如此，但在近几个世纪，科学界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知识来源。如果你觉得科学界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有误，这种可能性绝对存在，但你至少该去弄懂自己到底在否定怎样的科学理论，也要找出实证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至于科学家，应该更努力地加入目前的公共议题讨论。不论是医学还是历史学，只要相关讨论牵涉自己的专业领域，科学家就不该害怕发声。沉默不代表中立，只代表支持现状。当然，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把结果发表在只有少数专家阅读的科学期刊上，这件事仍然十分重要。然而，同样该受到重视的是通过科普书籍，甚至运用艺术和小说，向大众传播最新的科学理论。

这是否代表科学家该开始写科幻小说呢？事实上，这并不是个坏点子。在塑造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上，艺术的表达其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科幻小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学种类，塑造了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气候变化等的看法。我们需要好的科学，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一部好的科幻电影，价值绝对远超刊登在《科学》（Science）或《自然》（Nature）杂志上的论文。

1. [177]Julian Borger, ‘Putin Offers Ukraine Olive Branches Delivered by Russian Tanks’, Guardian, 4 March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04/putin-ukraine-olive-branches-russian-tanks, accessed 11 March 2018.

2. [178]Serhii Plokhy, Lost Kingdom: The Quest for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N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Snyder, The Road to Unfreedom, op.cit.

3. [179]Matthew Paris, Matthew Paris’ English History, trans.J.A.Gyles, vol.3 (London: Henry G.Bohn, 1854), 138–41; Patricia Healy Wasyliw, Martyrdom, Murder and Magic: Child Saints and Their Cults in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123–5.

4. [180]Cecilia Kang and Adam Goldman, ‘In Washington Pizzeria Attack, Fake News Brought Real Guns’, New York Times, 5 December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05/business/media/comet-ping-pong-pizza-shooting-fake-news-consequences.html,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5. [181]Leonard B.Glick, Abraham’s Heirs: Jews and Christians in Medieval Europ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8–9.

6. [182]Anthony Bale, ‘Afterword: Violence, Memory and the Traumatic Middle Ages’ in Sarah Rees Jones and Sethina Watson (ed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Angevin England: The York Massacre of 1190, Narrative and Contexts (York: York Medieval Press, 2013), 297.

7. [183]虽然常常有人说这句名言出自戈培尔，但不论是我本人还是我认真努力的研究助理，都找不到他说过或写过这句话的证据，倒也真是符合这句话的情形了。

8. [184]Hilmar Hoffman, The Triumph of Propaganda: Film and National Socialism,1933–1945 (Providence: Berghahn Books, 1997), 140.

9. [185]Lee Hockstader, ‘From A Ruler’s Embrace To A Life In Disgrace’, Washington Post, 10 March 1995, accessed 29 January 2018.

10. [186]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1), 616–17.

第18  章

未来不是科幻小说：无法逃离的母体

人类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是因为合作的能力高于任何其他动物，而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合作能力，是因为他们能够相信虚构的故事。这样说来，诗人、画家和剧作家的重要性绝对不在士兵和工程师之下。人之所以会去参战、建造大教堂，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之所以相信上帝，是因为读过关于上帝的诗，看过关于上帝的画像，而关于上帝的戏剧令他们深深着迷。同样，我们现在对于“资本主义”这个现代神话的信仰，也是由好莱坞和流行产业的艺术创作在支撑。我们相信买更多东西就会更开心，是因为在电视上亲眼见过资本主义的天堂。

21世纪初，最重要的艺术流派或许就是科幻小说。真会去读关于机器学习或基因工程最新文章的人寥寥无几，但很多人会去看《黑客帝国》（The Matrix）、《她》（Her）之类的电影，以及《西部世界》（Westworld）、《黑镜》（Black Mirror）之类的电视剧。正是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塑造了人们对于现今科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认识。这也意味着，科幻小说在描述科学现实的时候必须更负责，否则就可能让人产生错误的想法，或是把注意力浪费在错误的问题上。

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现代科幻小说最糟糕的问题，或许就在于混淆了“智能”（intelligence）和“意识”（consciousness）的概念。因此，这些小说常常过度担心机器人与人类之间可能开战，但事实上我们真正该担心的，是有一小群超人类精英凭借算法带来的力量，与大量底层的手无权力的智人之间发生冲突。真要思考人工智能的未来，比较值得参考的仍然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而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

事实上，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实在与科学现实过于脱节，让人觉得它们只是借人工智能之名，谈的却完全是别的议题。2015年的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表面上讲的是一位人工智能专家爱上一个女性机器人，却遭到她的欺瞒和玩弄的故事。但事实上，这部电影描绘的并不是人类对于智能机器人的恐惧，而是男性对于聪明女性的恐惧，特别是害怕女性解放可能造成女性统治的结果。任何讲人工智能的电影只要把人工智能设定为女性，把科学家设定为男性，这部电影真正讨论的就很可能是女权主义，而非对智能机器人的控制论（cybernetics）。到底为什么要让人工智能具有性别自认？性别是有机多细胞生物的特征，这对于非有机的受控体来说，有什么意义？

活在盒子里

科幻小说探索另一个主题（用科技操纵和控制人类所带来的危险）的时候，见解远远更为深入。在《黑客帝国》刻画的世界里，几乎所有人都被监禁在网络空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主算法控制。《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则是专讲一个人的故事，楚门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成了某个电视真人秀里的主角，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母亲、妻子和最要好的朋友）都是演员；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有精心设计的脚本；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被隐蔽的摄影机记录下来，热情观看的粉丝人数多达数百万。

然而，这两部电影虽然概念精妙，最后都还是缩了手，没让剧情设定发挥到极致。《黑客帝国》就仍然认为困在母体（Matrix）里的人还有真正的自我，能够不受任何科技操纵，而且在母体之外还有个真正的现实，只要主角足够努力，就能抵达。这样看来，母体只是个人造的障碍，它隔开了内在的真实自我与外在的真实世界。于是，经历过许多考验和磨难之后，两位主角（《黑客帝国》里的尼奥、《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都成功超越并逃离了整个操纵网络，找到了真实的自我，抵达了真正的应许之地。

奇怪的是，最后这个真正的应许之地，在很多层面上看还是和造出来的母体没什么不同。楚门最后离开摄影棚之后，一心想与大学时代曾经心仪但被导演安排离开节目的对象再相聚。但如果楚门这种浪漫幻想真的实现了，他的生活完全就会是《楚门的世界》卖给全球数百万观众的那个好莱坞美梦，再加上在斐济的假期。楚门走到现实世界后，到底会找到怎样不同的生活，这部电影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

同样，在尼奥吞下著名的红色药丸并逃出母体的时候，也发现外面的世界与里面的没有什么不同。里外都有各种暴力冲突，人类也同样受到恐惧、欲望、爱和嫉妒的驱动。这部电影的结局最好是这样：有人告诉尼奥，他所处的现实只是个更大的母体，如果真想再逃到“真实的世界”，必须再挑一次蓝色药丸或红色药丸。

从目前的技术和科学革命来看，我们该担心的不是算法和电视镜头控制了真实的个人和真正的现实，而是“真实”本身也是虚幻。人类害怕被困在盒子里，但没意识到自己早就被困在一个盒子里了（这个盒子就是人类的大脑），而且盒子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盒子，也就是充满各种虚构故事的人类社会。你逃离母体，来到了一个更大的母体。你想找出这个世界用哪些方式操纵你，最后也会发现自己的核心身份只是神经网络形成的复杂幻象。

人类担心，如果被困在某个盒子里，就可能错过世界上各处奇迹美景。如果尼奥继续困在母体里、楚门继续困在摄影棚里，就永远不会去到斐济、巴黎或马丘比丘。事实上，你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只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体里和你自己的头脑中。不管是逃出母体或是前往斐济，并没有任何区别。在你心里，并没有一个铁盒子上写着巨大的红字警告你“到斐济才能打开”！等你终于到了南太平洋，打开盒子，释放出只有在斐济才能拥有的各种感受。万一这辈子没能去斐济，就会永远错过这些特殊的感受。没有这种事！不管你在斐济有什么感受，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都能感受得到，就算在母体里也不例外。

或许，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模拟程序里，就像是《黑客帝国》中的母体。这样一来，我们所有关于国家、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故事都会被推翻，但我们的心理体验仍然是真实的。如果有一天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不过就是来自某个锆石行星的老鼠科学家在超级计算机上的精心模拟，那对经典学者与宗教领袖来说可真是颜面无光。但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这些老鼠科学家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何要有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为何会出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种模拟怎么会得到锆石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许可？即使毒气室只是硅芯片里的电子信号，所有人感受到的疼痛、恐惧和绝望并不会有分毫的减轻。

疼痛就是疼痛，恐惧就是恐惧，爱就是爱，就算在母体里也不例外。无论你感受到的恐惧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原子集合还是计算机操纵的电子信号，都无关紧要。那份恐惧就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想要探究你心智的真实，母体内或外并不会有任何差别。

大多数科幻电影其实讲的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心智胜过物质。这个故事会说，在3万年前，“心智想象出一把石刀，手工制造出一把石刀，人类杀死猛犸象”。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能够主宰世界，主要并不是因为发明了刀子、杀死了猛犸象，而是因为能够操控心智。心智并不是自由塑造历史行为和生物现实的主体，而是被历史和生物学塑造的客体。就算是我们最珍视的那些理想（自由、爱、创造力），也和石刀没什么不同，都是某个人为杀死某头猛犸象而打造的。看看目前最顶尖的科学理论和最先进的技术工具就知道，心智一直都受到各种操控。事实上，就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能够免于被操控。

你可知道，这些年来你看过多少电影，读过多少小说和诗歌？这些人工制品又如何塑造、磨炼了你的爱情观？浪漫喜剧之于爱情，正如色情片之于性爱，兰博    之于战争。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按下某个删除按钮，消除潜意识和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里所有的好莱坞痕迹，那么你已经在欺骗自己了。

我们喜欢那个制造石刀的故事，但不喜欢自己成了故事里的那把石刀。所以，把那个猛犸象的故事改编成母体版本会是这样：“心智想象出一个机器人；亲手制造出一个机器人；机器人杀死恐怖分子，但也想控制心智；心智杀死了机器人。”然而，这个故事是有问题的。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心智能否杀掉机器人，而在于一开始想象出机器人的那个心智，早就属于受各种操控所生成的产品。所以，杀掉机器人无法让我们得到自由。

迪士尼不再相信自由意志

2015年，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 Studios）和华特·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Pictures）推出了一部更符合现实，但也更令人不安的动画大作，掳获了男女老幼的心，票房一路飘红。这部动画大作就是《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故事是关于一个11岁的小女孩莱莉，她和父母一起从明尼苏达州搬到旧金山，但她想念自己的朋友和家乡，对新环境也不太适应，一心想回去。莱莉不知道的是，还有一出大戏正在上演。莱莉并不是电视真人秀里浑然未觉的主角，也不是身困于母体而不知情，相反，莱莉自己就是母体，有东西困在她的身体里面。

整个迪士尼帝国的建立，就是靠反复讲着同一个神话。在迪士尼电影中看到的，都是主角面临困难和危险，但最后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凭借自己的自由选择，最终获得胜利。《头脑特工队》则残酷地撕裂了这个神话，它采用了最新的人类神经生物学观点，带领观众参观莱莉的大脑，发现她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也从来不会做出什么自由的选择。事实上，莱莉就是个巨大的机器人，由一系列互相牵制的生化机制所操控。电影里，这些机制拟人化，变成一群可爱的卡通人物：开心的黄色乐乐（Joy）、忧郁的蓝色忧忧（Sadness）、愤怒的红色怒怒（Anger）等。这些角色在总部通过巨大的电视屏幕看着莱莉的一举一动，操控各式各样的按钮和控制杆，控制莱莉所有的情绪、决定和行动。

莱莉之所以没能适应在旧金山的新生活，是因为她的总部搞砸了，可能让莱莉的大脑完全失去平衡。为了改正错误，乐乐和忧忧在莱莉的大脑里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搭上思考的列车，探索潜意识的监狱，也到了莱莉内心的片场探班，看到一群艺术神经元正忙着制造梦境。我们跟着这些拟人的生化机制进入莱莉的大脑深处，却一直没遇到什么灵魂、真实的自我或是自由的意志。实际上，整部电影故事情节的关键，也就是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再也不是莱莉找到唯一且真实的自我，而是指出莱莉的身份绝不等同任何单一核心机制，莱莉的幸福快乐需要许多不同生化机制的相互作用。

一开始，电影让观众以为莱莉的主要身份就是开心的黄色乐乐。但最后发现大错特错，甚至可能会毁了莱莉的一生。正因为乐乐认为自己就是莱莉的真实本质，她会教训所有其他内在情绪，也就干扰了莱莉大脑里的微妙平衡。最后，等到乐乐发现自己的错误，所有情绪才终于得到宣泄，也让她（和观众）意识到莱莉不只是乐乐、忧忧或其他任何一个角色，而是所有生化角色在冲突和合作中共同产生的一个复杂故事。

真正让人意想不到的，不仅是迪士尼敢于推出一部概念如此激进的电影，而且这部影片在全球造成了轰动。成功的原因可能在于《头脑特工队》就是一部喜剧，有个快乐的结局，多数观众并未发现它在神经学上的意义，也没看出它藏着如此颠覆性的内涵。

但如果说到20世纪最具预言意义的科幻小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部小说明摆着就是要颠覆，虽然成书在将近一个世纪前，但是一年比一年更贴近现实。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成书于1931年，当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根深蒂固，纳粹主义在德国如日初升，日本军国主义挥师入侵中国，整个世界也陷入“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泥淖。但赫胥黎的火眼金睛看穿了这片密布的乌云，预想未来的社会没有战争、饥荒和瘟疫，只有永续的健康、繁荣与和平。那是个消费主义的世界，性、药物和摇滚毫无限制，只以幸福快乐为最高价值。《美丽新世界》的基本假设是：人类就是生化算法，而科学可以破解这套算法，再运用技术加以操控。

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世界政府（the World Government）运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确保每个人总是很满足，没有人有任何反抗的理由。这就像莱莉脑中的乐乐、忧忧和其他角色都成了忠诚的政府代理人，于是再也不用什么秘密警察、集中营或是奥威尔《一九八四》里面写到的友爱部（Ministry of Love）。确实，赫胥黎的天才之处就在于点出如果想要控制民众，利用“爱”和“快乐”会比利用“恐惧”和“暴力”更为可靠。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描述的世界显然就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走向这种可怕的状态？”读《美丽新世界》，其实既令人不安，也发人深省，因为你很难去指责把这一切变成反面乌托邦的因素。毕竟，世界繁荣和平，人人满意欢喜，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赫胥黎在小说的高潮直接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段内容由两个角色的对话展开：一个是穆斯塔法·蒙德（Mustapha Mond），西欧世界的控制者；另一个是野蛮人约翰，一辈子都住在新墨西哥州的原住民保留区，他是伦敦唯一一个仍然知道莎士比亚和上帝的人。

野蛮人约翰想要鼓动伦敦市民起身反抗控制他们的体制，市民的反应极度冷漠，但警方还是逮捕了他，把他带到蒙德面前。这位世界控制者与约翰聊得挺愉快，并告诉约翰如果坚持反社会，就该搬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当个隐士。约翰质疑隐藏在这种全球秩序背后的想法，指责世界政府在追求幸福快乐的时候，不但抹杀了真与美，也抹杀了生命中的一切英勇与高贵。

“我年轻的朋友，”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现在的文明世界是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的。因为这类东西不能带来什么政治效率。高贵或英勇只会表现在乱世中，像我们这种合理平和的社会里，人是没有机会来表现他的高贵或英勇的。因为高贵和英雄主义只有在战争或派别分化时，或者在抵制诱惑和保卫自己所爱时才会有它存在的意义。但现在我们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派别分化，人们更不会为自己所爱有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这儿不需要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让你愉悦地自然而然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也就不存在什么诱惑需要你去抵抗了。即使在出现意外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你也能用唆麻    来回避，它会让你远离现实，进入一种你想要的虚幻中，这样你就有足够的耐心来承受长期的痛苦，让你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你的敌人。这在以前，你得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可现在只需两三粒半克的唆麻就能带你实现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可变得高尚，那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你可以带着它去任何地方。没有眼泪的基督教——这就是唆麻。”

“但我觉得眼泪还是必需的。还记得《奥赛罗》里说过：和煦的阳光总在暴风雨之后，那就让狂风恣意吧，吹醒那死亡。还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跟我讲一个有关玛塔斯吉姑娘的故事。那些想娶她的小伙子必须到她的园子里去锄一上午地。这看似简单，但实际是园子里有很多很多带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人都会受不了，只有经得住考验的才能得到那姑娘。”

“这是个动人的故事！但在我们的文明世界，”控制者说，“你根本不用这样大费周折就能得到她，也不会有什么苍蝇蚊子，几个世纪以前就被我们彻底消灭了。”

野蛮人皱起了眉头。“你们只是消灭苍蝇蚊子，消灭所有不愉快的东西，而不是去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苦海，拿刀做个一了百了。’你们既不是‘默然忍受’，也不是‘一了百了’，而只是取消了命运的毒箭，这样未免太简单化了。”

“那里面确实包含很多东西，”控制者说，“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素需要定期地来刺激一下。”

“什么？”野蛮人听得有点莫名其妙。

……

“那是为身体健康所设的条件设置之一。我们把接受V.P.S.治疗规定为一种义务。”

“V.P.S.？”

“就是代猛烈情愫。每月一次，它可以让整个生理系统都弥漫肾上腺素。从生理上来说，它就完全等同于恐怖与狂怒。它让人感受到的效果跟杀死苔丝德蒙娜或被奥赛罗杀死是相同的，但你不会感到丝毫的不适。”

“但我却更喜欢那种不适。”

“我们可不喜欢，”控制者说，“我们喜欢一切都舒舒服服地进行。”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

“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随便你怎么说，”野蛮人挑衅地说，“就算我现在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吧。”

“那你是不是也需要衰老、丑陋、阳痿、梅毒、癌症、饥饿、伤病这些丑陋的东西，甚至你也希望总是在担心明天有不可预知的事发生，或者你还需要遭受种种难以描述痛苦的折磨呢。”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

“是的，这一切我都要。”野蛮人终于开口了。

穆斯塔法·蒙德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说：“那就随便吧。”

“事实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要求的是不快乐的权利。”

“可以这么说，”野蛮人挑衅地说，“我是在要求不快乐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有变老、变丑、变得性无能的权利，要有患上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有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有永远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权利，要有感染伤寒的权利，要有被一切无以言表的痛苦折磨的权利。”

说完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我要求这一切的权利。”野蛮人终于打破沉默。

野蛮人约翰最后去往无人居住的荒野，成为一名隐士。多年来他住在原住民保留区里，被莎士比亚和宗教洗脑，他受到了制约，拒绝了所有现代带来的恩惠。但是流言很快传开，说到有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有趣人物，于是众人蜂拥而至，观察、记录着他的一切，转眼间他声名大噪。这一切不请自来的关注令他真心感到作呕，于是野蛮人决定逃离这个文明的母体，但方式不是吞下红色药丸，而是上吊自杀。

不同于《黑客帝国》和《楚门的世界》，赫胥黎质疑的是究竟会不会有人真想逃离，也就是质疑了逃离的可能性。既然你的大脑和“自我”都是母体的一部分，想逃离母体，就必须要逃离自我。这个可能性一直值得探索。在21世纪，摆脱对自我的狭义定义也可能成为必需的生存技能。

1. [187]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London: Vintage, year?), ch.17.

2. [1] 兰博是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中主角的名字。该片讲述了退伍军人兰博在小镇上屡受警长欺凌，被逼逃入丛林，被迫对警察展开反击的故事。——编者注

3. [2] 《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一种兴奋剂。——编者注

第五部分

生存下去

在这个困惑的年代，旧的故事崩塌，新的故事还无以为继，我们该怎么生存下去？

第19  章

教育：改变是唯一不变的事

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变革，所有旧故事分崩离析，至今也还没有新故事足以接续。那么，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下一代，到底该做哪些准备，才能面对各种前所未见的转变，应付种种极端的不确定性？今天出生的婴儿，到2050年刚30出头。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婴儿可能到2100年还活着，甚至到22世纪还是个积极公民。我们到底该教这个婴儿什么，才能帮助他在2050年或者22世纪的世界里存活，甚至大展身手？他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才能找到工作，了解周围的一切，走出生命的迷宫？

很遗憾，正因为没人知道2050年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景象（2100年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从来都不准确，然而今天要做预测又比过去更为困难。一旦技术让我们能够设计人类的身体、大脑与心智，所有的肯定都会被推翻，就连过去以为永恒不变的事物也不例外。

让我们回到1000年前的1018年，当时的人对未来懂得不多，但相信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未来不会有什么不同。如果1018年你住在中国，会知道到1050年可能出现朝代更替，辽国可能从北方入侵，也可能发生瘟疫，让几百万人丧命。但你也很清楚，就算到了1050年，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民或织布工，皇帝还是要靠人来组建军队和朝廷，男人的地位还是比女人高，预期寿命还是大约40岁，而且人体构造也绝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在1018年的时候，宋朝的穷人家会教小孩如何种稻或织布，有钱人家则是教男孩读经写字、骑马射箭，教女孩三从四德，当个好妻子。毫无疑问，这些技能到了1050年还是很重要。

相较之下，对于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到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实在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那时人类如何谋生，不知道军队或政府会如何运作，也不知道两性关系会是什么模样。到那个时候，有些人的寿命可能会比今天长得多，而且因为有了生物工程和直接的脑机接口，就连人体本身也可能发生前所未见的改变。所以，现在孩子学的各种科目技能，到2050年绝大多数可能没有什么用了。

目前有太多学校的教学重点仍然在于灌输信息。这在过去说得通，因为过去信息量本来就不大，而且就连那一点信息，也不断受到各种审查制度的阻隔。比如，如果你住在1800年墨西哥的某个偏僻小镇，就很难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毕竟，那时既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也没有报纸或公共图书馆。就算你识字，也能进入某家私人图书馆，书架上多半也只有小说和传道小册子，因为西班牙帝国严格审查当地印刷的所有文本，而且也只允许极少数通过审查的出版作品由外界输入。如果你当时住在俄国、印度、土耳其的偏僻小镇，情况大致也是如此。现代学校出现，所有孩子都能学到读写技能，了解地理、历史和生物的基本事实，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进步。

但是，在21世纪，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而审查机构甚至都没有去阻挡信息的打算，反而忙于散布错误的信息，或是用不重要的事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你现在住在墨西哥的一个偏僻小镇，有一部智能手机，光是看维基百科、TED演讲、免费在线课程，就可以花掉大把的时间。一方面，现在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隐藏它们不喜欢的所有信息；另一方面，现在如果想用各种互相矛盾的报道、无关紧要的话题来影响大众，完全是轻而易举。比如，全球民众现在如果想知道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遭轰炸的情况，或是南极冰盖融化的最新情形，只要上网点一下就能得到信息。然而网络上众说纷纭，实在难以判断哪些内容可信。正是因为只要点一下就能得到无数其他信息，也就令人难以专注。如果政治或科学看起来太复杂，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转去看些可爱的猫猫狗狗、名人八卦。

在这样的世界里，老师最不需要教给学生的就是更多的信息。学生手上已经有太多信息，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理解信息，判断哪些信息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能够结合这点点滴滴的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的理想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但时至今日，甚至许多西方学校也从未实现这个理想。教师只是把资料硬塞给学生，再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出于对集权主义的恐惧，自由派的学校特别害怕教学生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认为只要给学生提供大量资料和一点自由，学生就会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就算这一代学生还没办法打造出一个有头有尾、有意义的故事，未来也总有时间让我们好好消化这一切。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在未来这几十年所做的决定，将会影响生命本身的未来，而我们只能依据自己目前的世界观来做出这些决定。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对宇宙有整体的认识，生命的未来就只能依赖随机的决定。

迫在眉睫

除了太强调提供信息，大多数学校也过于强调让学生学习一套既有的技能，例如解微积分方程式、用C++语言写计算机程序、识别试管中的化学物质或是要外国人学着讲中文。然而，我们并不知道2050年的世界和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模样，所以我们也不会知道人类需要哪些特定的技能。我们可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教孩子如何用C++语言编程、学说中文，但可能到了2050年，人工智能比人类更会写程序，谷歌翻译应用也能让只会说“你好”的外国人，近乎完美地用普通话、粤语或客家话来交谈。

那我们该教什么呢？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现在该教的就是“4C”，即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和创意（creativity）。说得宽泛一点儿，学校不应该太看重特定的工作技能，而要强调通用的生活技能。最重要的是能够随机应变，学习新事物，在不熟悉的环境里仍然保持心智平衡。想跟上2050年的世界，人类不只需要发明新的想法和产品，最重要的是得一次又一次地重塑自己。

这么做的原因在于，随着改变的步伐加速，除了经济会改变，就连“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也可能不同。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就声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只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讲的主要是社会和经济结构。而到2048年，物理和认知结构或许也会烟消云散，或是散成大量数字信息。

1848年，几百万人失去了乡间农场的工作，迁移到大城市去工厂里上班。但他们到了大城市之后，性别并不会改变，也不会忽然多个第六感。而且只要在某间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就能在这个行业待上一辈子。

但到2048年，人类可能要面临的就是迁移到网络空间、流动的性别认同，以及计算机植入装置所带来的新感官体验。就算他们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新工作，如为3D虚拟现实游戏设计最新的流行趋势，但可能短短10年内，不仅是这个职业，甚至是所有需要类似艺术创意的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所以，你在25岁的时候，交友网站上的自我介绍可能是“25岁的异性恋女生，住在伦敦，从事时尚业的工作”。但到了35岁，就变成“年龄调整中，非特定性别，新大脑皮层活动主要发生在‘新宇宙’虚拟世界，人生的使命是要前往其他时尚设计师未曾踏足的领域”。到了45岁，就连“约会”和“自我定义”都成了过时的概念，只要等待算法帮你找到（或创造）完美的另一半就行了。还想要从时尚设计中找到人生意义吗？现在算法的作品已经比你的作品强太多了，如果再去回顾你在10年前最满意的作品，只会让你无地自容，再也没有半点自豪的感受。而且，你也才45岁，后面还有好几个10年，等着你发生巨变。

上面这个例子当然只是个假设。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将如何变化，而且任何假设都可能与真正的未来相去甚远。如果某个人向你描述21世纪中叶的世界，听起来像是一部科幻小说，那么他很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某个人向你描述21世纪中叶的世界，听起来一点儿都没有科幻小说的意思，那他肯定是错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细节，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一切都会改变。

未来的重大改变，很有可能改变人生的基本架构，让“不连续性”成为最显著的特征。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你先在第一阶段累积各种信息，发展各种技能，建构起自己世界观的同时，也建立起稳定的身份认同。就算在15岁的时候没去上学，而是在自家田地里工作，你仍然是在“学习”：学习怎样让水稻长得更好，怎么和大城市贪婪的米商谈判，以及怎样解决和其他稻农之间抢水抢地的问题。在人生的第二阶段，你依靠累积下来的技能闯荡世界、谋取生计，贡献社会。当然，就算到了50岁，你还是会在种稻、谈判、处理冲突这些事情上学到新知，但都只是对已然千锤百炼的能力做点微调而已。

但到21世纪中叶，由于改变的速度加快、人的寿命延长，这种传统模式将无以为继。人一生之中的各个接缝处可能出现裂痕，不同时期的人生也不再紧紧相连。“我是谁”会变成一个比以往更加紧迫也更加复杂的问题。

这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压力。因为改变总是会造成压力，所以在一定年龄过后，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改变。15岁的时候，人生充满变化，你的身体在成长，心智在发展，关系也在深化。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如此新奇。你忙着自我重塑。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这有点儿吓人，但也令人兴奋。新的愿景在你面前展开，整个世界等着你去征服。

但到了50岁的时候，你不想改变了，大多数人也都放弃了征服世界的梦想。这辈子能看的、能做的、能买的，好像也就那样。这时的你更喜欢稳定。为了手上的这些技能、职业生涯、身份和世界观，你已经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并不想重新来过。为某件事费的心力越多，放下它、为新的事物挪出空间也就越困难。你虽然还是可能喜欢有些新的体验、做些小的调整，但对大多数50多岁的人而言，并没有准备好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及性格的深层架构。

这件事可以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解释。虽然成年人的大脑并不像我们过去以为的那么僵化，但和青少年的大脑相比，可塑性还是差了一截儿。要让神经元重新连接、突触重新排列，实在是难如登天。然而在21世纪，“稳定”会是个我们无福消受的奢侈品。如果还想死守着稳定的身份、工作或世界观，世界只会从你身边嗖的一声飞过，把你远远抛在后面。因为人类的预期寿命应该会更长，有可能你有几十年的时间，只能活得像一个无知的化石。想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点儿用（不只是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就需要不断学习、重塑自己，而且到时候，50岁可能还算年轻。

等到改变成为新常态，个体或人类整体过去经历的参考标准都只会慢慢降低。无论是作为个体或整体，人类都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事物，比如超高智能机器、基因工程改造的身体、能够精确操控自己情绪的神奇精妙的算法、急速袭来的人工气候灾难，以及每10年就得换个职业的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到底该怎么做才正确？现在被大量信息淹没，绝无可能全部吸收和分析，该如何应对？如果“不确定性”已经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又要怎么过下去？

想在这样的世界过得顺风顺水，需要心态非常灵活、情感极度平衡。人类将不得不一再放弃某些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并要学会与未知和平相处。但麻烦的是，教孩子拥抱未知、保持心态平衡，比教他们物理公式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要困难许多。人的韧性光靠读书听课是培养不出来的。现在的教师多半也是旧教育系统下的产物，通常他们自己的心态也都不够灵活。

工业革命让我们对教育的想法就像一条生产线。城镇的中心有一座大型混凝土建筑，里面分成许多大小相同的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几排桌椅。铃声响起，你就和另外30个一般大的孩子一起走进某个房间。每个小时都会有一个大人走进来说话，而且政府付钱叫他们这么做。有一个人会告诉你地球是什么形状，另一个人告诉你人类的过去如何，还有一个人告诉你人体是什么样的。我们很容易对这种模式嗤之以鼻，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就算这种教育模式在过去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也已经破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出可行的替代方案。至少，这种替代方案不能只适用于加州市郊富人区，而是要能够扩大规模，即使在墨西哥乡村也可以施行。

黑进人体

所以，如果有个15岁的孩子被困在墨西哥、印度或亚拉巴马州某所观念过时的学校，我能给他的最好建议就是：不要太依赖大人。多数大人都是一片好意，但他们不太懂现在这个世界。过去，听大人的话会是个相对安全的选项，因为在当时，他们确实懂那个世界，而且世界的变化并不快。但21世纪不一样。变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你永远无法知道，大人告诉你的到底是永恒的智慧，还是过时的偏见。

所以，到底你可以依赖什么呢？也许是技术？这个选项更冒险。技术可以带来许多帮助，但如果技术在你的生活里掌握太多权力，它就可能把你当作人质，走向它想达到的目标。几千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技术，但这只让一小群精英富了起来，大多数人反而沦为奴隶。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得顶着炎炎烈日拔草、浇水和收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也可能是你的命运。

技术本身并不坏。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技术能帮助你达成目标。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就很容易为你塑造目标，控制你的生活。特别是随着技术越来越了解人类，你可能会发现，好像是自己在为技术服务，而不是技术在服务你。有没有看过街上的行人像僵尸一样在游荡，脸几乎贴在手机屏幕上？你觉得是他们控制了技术，还是技术控制了他们呢？

那么，你该依赖自己吗？在《芝麻街》或是迪士尼以前的电影里，这听起来可能是个好主意，但这个选择在现实生活中的成效并不大。就连迪士尼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多数人就像《头脑特工队》里的莱莉，其实并不了解自己，打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时，很容易遭到外部的操控。我们大脑中的那些声音绝不值得信赖，因为这些声音反映的总是国家的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洗脑手段和商业广告的殷殷召唤，更别提人体生化机制本来就有缺陷。

随着生物技术和机器学习不断进步，要操控人类最深层的情绪和欲望只会变得更简单，于是“跟着感觉走”就会越来越危险。等到可口可乐、亚马逊、百度或政府知道怎样触动你的心弦，按下你大脑的开关，营销专家和你内心之间的区别是否还那么容易看清？

面对这项令人生畏的任务，你必须下定决心，了解自己这套操作系统，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希望在人生中达到什么目标。本书中所提出的诸多建议里，这绝对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条：认识你自己。几千年来，先知和哲人言者谆谆，要人们认识自己。而到了21世纪，这个建议的迫切性更是前所未见，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老子或苏格拉底的时代，人类已经有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可口可乐、亚马逊、百度和政府争先恐后，都想非法侵入你。不是侵入你的手机、你的计算机，也不是侵入你的银行账户，它们想黑进的就是“你”，以及你的生物操作系统。你可能听过，有人说这是个非法攻击计算机的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现在已经是非法攻击人类的时代。

算法现在正看着你，看着你去了哪里、买了什么、遇见了谁。再过不久，算法就会监视你走的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凭借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对你的了解只会越来越深。而等到这些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就能控制你、操纵你，而且你无力抵抗。你会住在母体里，或是活在楚门的世界里。到头来，这就是个简单的经验问题：如果算法确实比你更了解你身体内部发生的一切，决定权就会转到它们手上。

当然，也有可能你很高兴能把所有决定权都交给算法，相信它们会为你和世界做出最好的决定。如果真是这样，你只要轻轻松松享受安排好的旅程，什么事都不用做，交给算法就好。但是，如果你还想为自己的存在、为人生的未来保留一点儿控制权，就得跑得比算法、亚马逊和政府快，在它们之前就认识你自己。如果要跑得更快，就要轻装上阵，把过去的所有幻想都放下吧，它们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1. [188]Wayne A.Wiegand and Donald G.Davis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History (New York,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4), 432–3.

2. [189]Verity Smith (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42, 180.

3. [190]Cathy N.Davidson, The New Education: How to Revolutionize the University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World in Flux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Bernie Trilling, 21st Century Skills: Learning for Life in Our Tim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9); Charles Kivunja, ‘Teaching Students to Learn and to Work Well with 21st Century Skills: Unpacking the Career and Life Skills Domain of the New Learning Paradig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4:1 (2015).P21的网站请见：‘P21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http://www.p21. org/our-work/4cs-research-series,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想参考这种新教法的实例，请参见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出版的：‘Preparing 21st Century Students for a Global Society’, NEA, http://www.nea.org/assets/docs/A-Guide-to-Four-Cs.pdf, accessed 21 January 2018.

4. [191]Maddalaine Ansell, ‘Jobs for Life Are a Thing of the Past.Bring On Lifelong Learning’, Guardian, 31 May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higher-education-network/2016/may/31/jobs-for-life-are-a-thing-of-the-past-bring-on-lifelong-learning.

5. [192]Erik B.Bloss et al., ‘Evidence for Reduced Experience-Dependent Dendritic Spine Plasticity in the Aging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1:21 (2011): 7831–9;Miriam Matamales et al., ‘Aging-Related Dysfunction of Striatal Cholinergic Interneurons Produces Conflict in Action Selection’, Neuron 90:2 (2016), 362–72; Mo Costandi, ‘Does your brain produce new cells? A skeptical view of human adult neurogenesis’, Guardian, 23 February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neurophilosophy/2012/feb/23/brain-new-cells-adult-neurogenesis, accessed 17 August 2017; Gianluigi Mongillo, Simon Rumpel and Yonatan Loewenstein, ‘Intrinsic volatility of synaptic connections – a challenge to the synaptic trace theory of memory’,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46 (2017), 7–13.

第20  章

意义：人生不是虚构的故事

我是谁？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从远古时期开始，人类就一直在问这些问题。因为人类的已知和未知会不断变化，所以每个世代都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而到了今天，根据我们对科学、上帝、政治和宗教的所有已知和未知，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

人类到底想听到怎样的答案？如果有人问人生有什么意义，想听到的答案十有八九都是某个故事。智人是一种说故事的动物，用故事而非数字或图像来思考；智人也相信整个宇宙运作就像一个故事，有英雄和坏人，有冲突和解决冲突，也有高潮和最后的快乐结局。寻找人生有何意义的时候，我们想要有个故事来解释现实，告诉我们自己在这场宇宙大戏里扮演什么角色。知道自己的角色，就像是参与了某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于是过去的所有经验与选择也都有了意义。

例如有一个颇受欢迎的故事，数千年来一直安抚着几十亿人焦虑的心，这个故事讲的是所有人都属于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包容万物，让万物紧紧相连。在这个循环里，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功能和要达成的目的。所谓了解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了解自己有何功能；所谓过了美好的一生，就是达到了拥有那项功能的目的。

印度史诗《薄伽梵歌》（Bhagavadg tā）中谈道，在古印度的一场血腥内战中，王子阿朱那（Arjuna）本身是个英勇的战士，但看到许多亲友都在敌方，于是心中产生怀疑，无法痛下杀手。他开始思考善恶之别、该由谁来做出这个判断、人的一生又有何目的。奎师那（Krishna）神便向阿朱那解释：宇宙的循环自有其“正道”（dharma），也就是每个人必须遵行的道路、必须完成的任务；只要实现正道，不论过程如何艰难，都能得到心灵的平静、不受疑虑的困扰；而如果你拒绝实现正道，想走上别人的道路（甚至是完全不遵行任何道路），就会扰乱宇宙的平衡，永远无法寻得平静或喜悦。每个人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只要遵行即可。就算只是个洗衣妇，只要遵行妇道，就比不行王子之道的王子更为高贵。阿朱那了解了人生的意义之后，遵行他身为战士的道路，带领军队获得胜利，成为印度教深受尊敬及爱戴的一位英雄。

1994年，迪士尼推出的史诗电影《狮子王》（The Lion King）为现代观众重新包装了这个古老的故事，小狮子辛巴正是阿朱那的角色。辛巴想知道生存的意义，它的父亲，也就是狮王木法沙，告诉它这个世界有个伟大的“生命循环”。木法沙解释到，羚羊吃草，狮子吃羚羊，等狮子死后，遗体又会分解成为草的养分。生命就是这样代代相传，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一切环环相扣，互相依赖，哪怕只是某根草不履行自己的职责，都有可能让整个生命循环瓦解。木法沙说，辛巴该负的职责就是在木法沙死后统治狮子王国，并维护所有动物的秩序。

然而，木法沙被邪恶的弟弟刀疤谋杀而过早离世，小辛巴以为自己是罪魁祸首，于是离开了狮子王国，逃避了它该负起的王室职责，在荒野之中游荡。在那里，辛巴遇到了另外两只离群的动物：狐獴丁满和疣猪彭彭，与它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根据它们的反社会哲学，所有问题都可以用一个答案“哈库那玛塔塔”来解决，也就是“不用担心”。

然而，辛巴无法逃离它的正道。随着它日益成熟，它越来越感到烦恼，不知道自己是谁，这辈子该做什么。到了电影的高潮部分，木法沙向辛巴显灵，提醒辛巴生命的循环以及它的王室身份。辛巴也得知，在它不在的时候，邪恶的刀疤已经夺取了王位，整个王国动荡不安，甚至发生了饥荒。辛巴终于明白自己是谁、该做些什么。它回到狮子王国，杀死叔叔，继承王位，于是王国恢复了和谐与繁荣。电影的最后一幕是辛巴得意地将它刚出生的继承者介绍给群兽，于是生命的循环得以延续。

生命循环是将宇宙大戏视为一种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故事。对于辛巴和阿朱那来说，狮子吃羚羊、战士打仗，都是永远不变的事，会持续千秋万代。这种故事的力量就来自这种永恒的重复，仿佛说世界的自然规律就是如此，如果阿朱那逃避战斗，或者辛巴拒绝成为狮子王，就是在对抗自然法则。

生命循环可以有各种版本，如果我相信其中任何一种，就代表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固定、真实的身份，决定了我这一生有何职责。我可能多年以来一直怀疑这个身份，甚至对它一无所知，但总有一天，在某个伟大的时刻，这个身份会显露出来，我也会了解自己在这场宇宙大戏中的角色；就算可能面对诸多考验和磨难，我也不会有任何怀疑，不会有一丝绝望。

但也有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所相信的宇宙大戏是线性的，有明确的开始、一个不太长的中段以及某个一劳永逸的结局。比如在穆斯林的故事里，说是真主安拉创造了整个宇宙，制定出宇宙的法则，再通过《古兰经》告知所有世人。但不幸的是，有些无知且邪恶的人背叛了安拉，还企图违背或隐瞒这些法则，于是拥有美德并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就必须站出来，维护这些法则、传播相关知识。而到了最后的审判日，安拉会对每一个人的行为做出审判，奖励正义之人进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喜乐，并将恶人扔进地狱的火坑。

这个大叙事隐含的意思是：我这辈子渺小但重要的角色就是要遵行安拉的命令，传播他的法则，确保众人遵从他的旨意；如果我相信这则穆斯林的故事，我就会每天做五次礼拜，捐钱盖新的清真寺，并且与叛教徒和异教徒对抗；即使是最平凡的那些活动——洗手、喝酒、性行为，也充满了这个宇宙的意义。

民族主义也认同线性的故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就始于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种种冒险与成就，回顾这长达两千年的流亡和迫害，以纳粹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为高潮，最后期待某一天以色列得以享有和平与繁荣，成为全世界道德和精神的灯塔。如果我相信这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我就会认为自己这辈子的使命是增进犹太民族的利益，方法包括维护希伯来语的纯洁，夺回失去的犹太领土，或是生养忠诚的新世代以色列儿童。

在这种情境下，就连最单调无聊的举动，也可能充满意义。在以色列独立日，学童经常一起唱一首很受欢迎的希伯来歌曲，颂扬为祖国做的任何事。第一个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盖了一栋房子”，第二个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种了一棵树”，第三个孩子唱“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写了一首诗”，就这样一直唱下去，直到最后大合唱“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一棵树、一首诗（以及任何你想补充的东西）”。

共产主义讲了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故事。《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共产党宣言》继续解释道，在现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场斗争将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在地球上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社会，全民公有，而且每个人都享受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快乐。

如果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就会认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加速推进这场全球的革命，方法可能是撰写笔调激昂的小册子、组织罢工和示威，或是刺杀那些贪婪的资本家及其走狗。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再小的动作都有意义，比如抵制在孟加拉国剥削纺织工人的品牌，或者在圣诞节晚餐的时候与丑陋的资本家激烈争辩。

综观各种打算定义人们的身份、为各种行为赋予意义的故事，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故事的规模大小实在没什么影响。有些故事（比如辛巴的生命循环），看起来会持续到永恒，所以我是在整个宇宙的背景之下，才能知道自己的意义。但也有些故事（比如大多数民族主义和部落的神话），所谈到的规模简直小得微不足道。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这套故事在意的只有人类总人口的0.2%、地球总表面积的0.005%、历史总时间的须臾片刻。将这一套犹太复国主义的故事，放到不论是中国历朝历代、新几内亚的诸多部落、仙女座星系，还是早在摩西、亚伯拉罕生活的时代和猿猴演化之前的漫长岁月，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短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巴以和平协议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于以色列不愿意切分耶路撒冷。以色列认为这座城是“犹太人永恒的首都”，那么很显然，“永恒”怎么能妥协呢？而与永恒相比，死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所谓永恒，至少有138亿年，也就是宇宙迄今的年纪。至于地球这颗行星，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人类则已经存在了至少200万年。相较之下，耶路撒冷建立于5000年前，犹太人则顶多有3000年的历史。这要算是“永恒”，也实在过于勉强。

至于未来，根据物理学所说，大概在距今75亿年后，地球会因为太阳膨胀而遭到吞噬，而宇宙在那之后还有至少130亿年的寿命。难道真有人相信以色列或耶路撒冷必定会再存续1.3万年？130亿年就更不用提了。说要展望未来，犹太复国主义所想象的顶多也就几个世纪，但仅仅如此，就足以耗尽多数以色列人的想象力，认为这就是“永恒”。如果是为了“永恒之城”，人民愿意做出牺牲；但如果只是为了一片短时间存在的房舍，大概就没有这种说服力了。

在以色列，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曾被民族主义的承诺所迷惑，希望能参与某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我愿意相信，如果我为国家奉献生命，就会永远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心里。但我无法理解“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伟大，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还记得自己十三四岁时参加的一场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仪式。虽然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主要特色就是各种特卖会，但以色列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是非常庄严、非常重要的。学校在这一天举行纪念仪式，缅怀在以色列多次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孩子们都穿着白色衣服，朗诵诗歌，吟唱歌曲，摆放花圈，挥舞旗帜。我也不例外，在学校举办的仪式上穿着白色衣服，挥着旗，诵着诗，然后自然而然地觉得，等我长大了也去从军，为国家奉献生命。毕竟，如果我为以色列英勇地牺牲了生命，不就会有这么多的孩子背诵诗歌、挥舞旗帜来纪念我吗？

但后来我又想道：“等等，如果我死了，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孩子真的在诵诗纪念我？”于是我开始想象自己死后的情况，想象自己葬在某个整齐的军人墓园，躺在某块白色墓碑之下，听着地面传来的诗歌。但我又想道：“如果我死了，就不会有耳朵，不会有大脑，所以什么都听不到，也感受不到，当然就更听不到任何诗歌。这样一来，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更糟的是，我13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宇宙已有几十亿年的历史，而且大概还会再继续存在几十亿年。现实点儿说，我真的能期待以色列存在这么久吗？再过两亿年，还会有智人的小孩，穿着白色衣服，朗诵着诗歌吗？这整件事听起来难道不是大有问题吗？

如果你碰巧是巴勒斯坦人，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再过两亿年，大概也不会剩下任何巴勒斯坦人，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会剩下任何哺乳动物。其他国家运动也同样有这种短视的问题。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实在不在意侏罗纪发生过什么事，而朝鲜民族主义则认为自己这个在亚洲东部的半岛，是全宇宙事业绝对不能被忽视的部分。

当然，就算是辛巴，虽然全心相信生命循环永恒不变，但也从没想过狮子、羚羊和草地也并非真正永恒。辛巴没想过进化出哺乳动物之前的宇宙是什么模样，也没想过如果人类杀光所有狮子，用沥青和混凝土覆盖了整片草原，它心爱的非洲大草原命运又将如何。这会不会让辛巴的一生变得毫无意义？

所有的故事都不完整。但如果只是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行得通的身份认同，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我并不需要一个绝无盲点、毫无内部矛盾的完整故事，只要能符合两个条件就行。第一，我在这个故事里至少要扮演某种角色。新几内亚的部落原住民大概不会相信犹太复国主义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里根本没有新几内亚及其人民能上场的份儿。这就像电影明星接剧本一样，人类只会喜欢那些自己能出演重要角色的剧本。

第二，一个好的故事所讨论的范畴不一定要无穷无尽，但至少要能够延伸到超出我自己的视界。在这个故事里，必须要让我得到某种身份认同，并让我参与某种比我自己更重要的事物，好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但总还是有种风险：我开始怀疑，是什么赋予了那个“更重要的事物”意义？如果我的人生意义在于协助无产阶级或波兰民族，那么无产阶级或波兰民族的意义究竟又是从哪儿来的？有个故事，说有个男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一头巨大的大象用背撑着，才如此稳定。有人问他，那大象站在什么地方？他回答大象站在一只大乌龟的背上。那乌龟又站在哪儿？另一只更大的乌龟背上。那么，那只更大的乌龟呢？那个男人生气了，说：“别再问了，反正下面都是乌龟。”

大多数成功的故事都是开放式的。这些故事从来不需要解释意义最终的来源，因为它们很懂得如何抓住人的注意力，让人别去想更多其他的事。所以，要说世界是撑在某头巨大大象背上的时候，就该用些障眼法吸引注意力，免得听众问了不好回答的问题。比如可以开始细细地描述，如果这头大象扇动它的大耳朵，就会引发飓风；如果这头大象生气地抖了抖身子，就会造成地震。只要障眼法足够好，听众就不会在意大象站在什么地方。同样，民族主义也有障眼法，用各种英勇的故事令我们着迷，用各种过去的灾难令我们涕泣，再用国家遭受到的种种不公不义令我们愤怒不已。到最后，我们如此相信这个国家的史诗故事，于是无论看到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影响，压根儿就没想到要话说从头，讨论一下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这么有意义。

如果你相信某个特定的故事，就算最小的细节也会让你大感兴趣，但与此同时，任何不属于故事范围内的事物都很难引起你的注意。比如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花上几个小时，就是否该在革命的早期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结盟进行激辩；但他们很少会暂停一下，思考无产阶级对于地球哺乳动物进化有何意义，或是对全宇宙的有机生命有何意义。像这样的闲谈，会被认为是浪费口舌。

虽然有些故事也会辛苦地把规模扩大到整个时空，但其他许多故事就是靠操纵听众的注意力，虽然规模远远较小，但成效并不逊色。讲故事的一项关键法则就是讨论范畴只要已经超过观众的视界，真正的最终范畴大小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不管是为了某个只有千年历史的国家，或是为了某个号称有10亿岁的神，信众杀起人来的狂热有可能不相上下。数字大到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感觉都差不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耗尽我们的想象力实在比想象的要容易太多。

有鉴于我们对宇宙的一切认知，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以色列、德国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故事（或任何一般的民族主义故事）就是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最终真理。如果这个故事几乎完全不谈完整的时间、完整的空间、宇宙大爆炸、量子物理、生命进化，那么这个故事最多只是整个真理和真相的一小部分。然而，人们不知为何就是无法看穿。

确实，历史上也曾有几十亿人认为，就算自己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伟大的意识形态运动，自己的人生仍然可能有意义。只要自己能够“留下些什么”，让自己的故事能够超越自己的死亡，好像也就够了。这里留下的“什么”，最好是灵魂或个人本质。如果在目前的躯体死亡后，我还能重生于一个新的身体，那么死亡就不是终点，而是像两章之中的空白，过去章节的内容仍然会在下一章继续。对许多人来说，就算不以任何特定的神学为基础，对于这种说法也都多少有些相信。在这里，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教条，只是求个心安，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在死后延续。

人生如同一部永无止境的史诗，虽然是一种很普遍也很吸引人的说法，但有两大问题。第一，不管人生的故事可以延续多长，也不见得更有意义，只是比较长而已。印度教和佛教这两大宗教，都认为生死就是无穷的循环，但也都担心一切只是徒劳。就这样千百万次，我学会走路、长大成人、与婆婆吵嘴斗法，然后生病过世，就这样无限循环。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我每一辈子流过的泪水聚集起来，能汇成一个太平洋；如果把每一辈子掉的牙齿和头发聚集起来，会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但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难怪印度教和佛教大师殚精竭虑，都是一心想要摆脱这个旋转木马，而不是让它延续下去。

这种理论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缺乏证据支持。我哪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曾经是个中世纪的农民、尼安德特猎人、暴龙或阿米巴原虫？（如果我真的活了几百万辈子，而又是最近250万年才有人类，那我肯定当过恐龙和原虫吧？）谁又敢说我未来是会变成生化人、星际探险家，还是会变成一只青蛙？把自己的人生以这种承诺当基础，就像把房子卖了，换来一张云端银行开出的过期支票。

所以，有些人并不相信自己死后会留下什么灵魂，只希望能够留下一些更有形的东西。而所谓“有形的东西”有两种形式：文化的或生物的。例如我可以留下一首诗，或留下一些我珍贵的基因。于是，我这一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后人在100年后仍会阅读我的诗歌，或者是因为我还有儿孙继续存活下去。至于他们的人生有何意义？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了。这样一来，人生的意义就像是玩着已经拉开引信的手榴弹，传给别人，你就没事了。

但是，很遗憾，就连“留下一些什么”这种卑微的愿望也很少能够实现。绝大多数曾经存在的生物，都是没有留下基因便已然灭绝。例如几乎所有的恐龙都是如此；又如尼安德特人，在智人接手后就消失殆尽；再比如我外祖母的波兰家族。在1934年，我的外祖母范妮和父母及两位姐妹迁居耶路撒冷，但大部分亲戚还留在波兰的赫米尔尼克（Chmielnik）和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几年后，纳粹来犯，老弱妇孺一个不留，均未能幸存。

即使只是文化遗绪，也很少能够留下。外祖母的波兰家族留下的只有家庭相册里几张照片上褪色的面容，而我外祖母已经96岁高龄，现在连她也不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了。而且据我所知，这些人并未留下任何文字，没有诗，没有日记，就连买东西的清单都没有。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人毕竟曾是犹太人的一部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这几乎不会给他们的个人人生带来任何意义。此外，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每个人都爱做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搞不好，其中有一个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做了苏联的间谍而牺牲了自己；可能又有一个，一心希望能成为波兰社会的一分子，于是做了波兰的军官，最后在卡廷（Katyn）大屠杀中丧命；也许还有一个，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拒绝所有传统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身份；既然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要说他们所追求的人生意义是这个或那个，实在太容易了，而他们甚至连起身抗议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我们无法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例如基因或诗歌），或许只要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也就足够了。如果你帮了某个人，而他又去帮了其他人，这样下去就有助于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好，就像穿起一个“善的联结”，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或许你也可以好好教导某个聪慧但不善与人相处的孩子，而他最后会成为医生，拯救千百人的生命。又或许，你可以帮助一位老太太过马路，让她的人生有一小时开开心心。虽然这些做法确实有优点，但一串善意好像和一串海龟没有多大差异：我们还是不知道意义在哪儿。有位智者被问到人生的意义。他说：“我知道的是，我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但我不知道的是，究竟为什么其他人在这里？”

如果有些人不相信有什么连接，不相信有什么未来，也不相信有什么集体的动人史诗，或许最安全、最简单又能让他们相信的一套故事就是“爱”了。“爱”这套故事并没有打算要超越现在。诸多歌颂爱情的诗句都说过，当你沉浸在爱里的时候，整个宇宙就只剩下你爱人的耳垂、睫毛或乳头。就像罗密欧看着朱丽叶的脸颊斜倚在手上，便感叹道：“愿我化身那手上的手套，便可抚摸那脸颊！”只要与此时、此地的一个身体相连，就能让你觉得连接了整个宇宙。

事实上，你爱的只是一个人，而相较于其他每天在火车上或超市里擦肩而过的人，这个人的本质并无不同。但对你来说，这个人似乎就是无穷无尽的宇宙，而你也愿意在那无穷无尽的宇宙中失去自我。来自各种传统的诗人，都常说浪漫的爱情如同天人合一，神祇就是他的爱人。浪漫主义诗人也常把自己的爱人写得如同神祇一般。如果你真的和某人正陷入爱恋，永远不会担心人生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然而，如果你不在爱河里，又该怎么办？如果你还是相信这套“爱”的故事，只是自己不在爱里，至少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了：寻找真爱。而且你已经在无数的电影里看过爱，也在无数的著作中读过爱，你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个特别的人，在那双眼眸中你看到无限的光芒在闪烁，让你的人生突然充满意义，你所有曾有过的问题，都只要一再呼唤着一个名字，就能得到解答，一如《西区故事》里的托尼，或者看到朱丽叶正从阳台俯视自己的罗密欧。

屋顶的重量

前面说过，一个好的故事必须让人有可以扮演的角色，要能延伸到超出自我的视界；但与此同时，好的故事并不用真实。一套故事可以纯粹出于虚构，只要能让我们有身份认同，觉得人生有意义，就已足够。事实上，如果以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来判断，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文化、宗教和部落的千千万万个故事，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部只是人类的发明。如果你想问人生有何真正的意义，而对方是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你，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故事细节如何并不会有所区别，任何故事，都一定是错的。原因在于，宇宙绝不是以故事的方式运作。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相信这些虚构的故事呢？第一，我们的个人身份认同是以这些故事为基础的。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相信故事。早在智力和情感的独立都还不足以判断故事真假的时候，父母、师长、邻居和社会文化早已把这些故事说了又说。等到我们智力成熟，已经在这些故事中投入太多心血，所以不仅不想去推翻这些故事，反而更想把故事合理化。那些追求身份认同的人，就像要玩寻宝游戏的孩子，他们最后找到的，都只是父母事先为他们藏起来的东西。

第二，除了个人身份认同，就连人类整体的机构体制都是建立在故事上的。因此，仅仅是质疑故事真假，就让人胆战心惊。在许多社会中，想质疑故事的人都会遭到排挤甚至迫害。就算没有这种情形，说到要质疑社会最基本的结构，也实在需要很大的胆子。原因在于，如果真的驳倒了相关的故事，就代表我们所知的整个世界都没有意义。国家法律、社会规范、经济体制，可能全部面临崩溃。

多数故事之所以仍能屹立不倒，靠的并不是稳固的地基，而是屋顶的重量。以基督教的故事为例，这套故事的基础实在薄弱。到底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全宇宙创造者的儿子是在大约两千年前、在银河系的某个地方以碳基生命    形式诞生？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事发生在加利利，而且他的母亲还是个处女？虽然如此，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全球就是建立起了许多重要的机构与体制，而且单凭其重量就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使这个故事颠扑不破。曾有许多战争，起因只是为了改动这个故事里的某个字。例如西方基督教与东正教分裂千年的原因，近来又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人的相互屠杀中体现出来，一切都始于拉丁文的“filioque”（“和子说”）这个词。西方基督教想把这个词放进基督教信仰，而东正教强烈反对。（把这个词加进去的影响，在神学上有极其复杂、神秘的意义，这里不可能说得清楚。欲知详情，请查谷歌。）

如果个人身份认同和整个社会系统都是以某个故事为基础，就很难再去质疑这个故事。原因并不是这个故事证据齐全，而是因为一旦崩溃就会引发个人和社会的灾难。在历史上，屋顶有时比地基更重要。

“信”出来的产业

让人生有意义、让人有身份认同的故事，虽然都是虚构的，但人类还是得相信这些故事。那么，怎样才能让人感觉故事是真的呢？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想要相信故事的原因，现在我们得讨论一下让人相信故事的方法。早在几千年前，祭司和巫师就已经找到了答案：靠各种仪式。“仪式”是一种神奇的行为，能让抽象变得具体、虚构变得真实。至于仪式的精髓，可以说就在于它的咒语，中文念“天灵灵、地灵灵”，在西方则念“Hocus pocus”，似乎念了咒语，就能让A变成B。

想让基督在信众的眼中变得真实吗？在弥撒仪式中，神父拿起一块面包和一杯葡萄酒，说面包是基督的肉，葡萄酒是基督的血，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就是让信众与基督共融。基督都能在口中尝到了，哪有比这更真实的呢？传统上，神父是用拉丁文做出这些大胆宣示的，而拉丁文正是宗教、法律、各种人生秘密所使用的语言。农民群聚、露出着迷的眼神，神父再高高举起一块面包，大声说道：“Hoc est corpus!”（这是耶稣的身体！）理论上这面包就成了基督的肉。这群不懂拉丁文的农民把“Hoc est corpus”误听成“Hocus pocus”！结果就这样流传下来，在西方成了一句强大的咒语，可以把青蛙变成王子，把南瓜变成马车。

早在基督教诞生的千年之前，古代印度教也用过同样的技巧。《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had）曾把献祭一匹马的过程，解释成整个宇宙形成的故事。这里一样是遵照着“天灵灵，地灵灵，让A变成B”的架构，说道：“马头为黎明，眼睛为太阳，生命力为空气，张开的口为内火（Vaisvanara），马身为一年……四肢为季节，关节为月份和两周，马蹄为日夜，马骨为星星，血肉为云朵……哈欠为闪电，抖动为雷鸣，排尿为下雨，嘶鸣为声音。”就这样，一匹可怜的马就成了宇宙。

几乎任何事都能化为仪式，不论是点蜡烛、摇手铃或数珠子，任何再普通的动作，都能带来深刻的宗教意义。身体动作也是如此，比如鞠躬、匍匐或双手合十，都各有意义。而从锡克教的头巾到穆斯林的头巾，各种形式的头饰所承载的丰富意义在信众中引发的狂热持续了几个世纪。

就连食物所代表的精神意义也可能远超其营养价值，比如复活节彩蛋象征新的生命与基督复活，犹太人在逾越节吃的苦菜和无酵饼，纪念的则是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奴役以及神将他们救出埃及。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任何一道菜都有某种象征意义。比如在新年，虔诚的犹太人会吃蜂蜜，这样才会有甜蜜的一年；吃鱼头，才会像鱼一样多子多孙而且勇敢前进；吃石榴，让善行如石榴籽般繁荣兴盛。

政治上也会利用各种仪式。几千年来，王冠、王座和令牌代表着王国和帝国，许多残酷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王位”或“王冠”，让几百万人为之丧命。皇家宫廷发展出各种极度详密的规则礼节，与最细致讲究的宗教仪式不相上下。而讲到军事，纪律和仪式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古罗马到如今，士兵花上无数小时，练习着行进，敬礼，把靴子擦得锃亮。拿破仑有句名言，说他只要用一个勋章，就能让士兵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讲到仪式的重要性，或许最懂这件事的就是孔子了。对孔子来说，尊礼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关键。诸如《礼记》《周礼》《仪礼》等儒家经典，记载了各种国事场合需要怎样的仪式，甚至连礼器的数量、乐器的种类、礼服的颜色，诸多规范巨细无遗。而每当国家遭遇危机，儒家很快就会认为必定是哪里失了礼，就好像在打了一场败仗之后，长官认为败因在于士兵没有把靴子擦干净。

在现代西方，儒家对礼仪的执迷往往被认为是浅薄的和过时的，但事实上，由此或许正可看出孔子对人性有着怎样深刻和永恒的理解。儒家之所以能够从中国流传到韩国、越南和日本，并且形成源远流长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或许并非偶然。如果想知道生命的终极真相，礼仪和仪式会是个巨大的障碍。但如果你想知道的是如何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像孔子那样），真相往往只是一种负担，而礼仪和仪式反而是你最好的伙伴。

这件事情就算到了21世纪，重要性还是像在古代中国一样重要。就算到了现代工业世界，种种咒语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就算到了2018年，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两根木棍钉在一起就成了上帝，墙上一张五颜六色的海报就成了革命，而在风中飘扬的一块布就成了国家。你当然不可能看到或听到法国，因为法国只存在于人的想象当中，但你确实可以看到三色旗，听到《马赛曲》。于是，靠着挥舞国旗，咏唱国歌，国家就从一个抽象的故事变得现实且一触可及。

几千年前，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会用宝贵的马献祭；而今天，印度人会制作昂贵的国旗。印度国旗在当地被称为“Tiranga”（三色旗），由橙、白、绿三色条纹组成。印度2002年的《国旗法》规定，印度国旗“代表着印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是国家自豪的象征。在过去50年，包括武装部队在内的一些人，曾无畏地牺牲性命，让三色旗继续光荣地飘扬”。《国旗法》接着引用印度第二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的话解释道：

橙色代表献身与无私，我们的领导人必须不受物质利益诱惑，献身于工作；中间的白色代表光明，是指引我们行为的真理之路；绿色代表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也是与所有生命赖以为生的植物生命的关系。白色条纹的中间，则有阿育王时代的法轮。所有在这个旗下工作的人，都应以真理与道德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2017年，民族主义的印度政府在印巴边界的阿塔里（Attari）升起全世界最大的国旗，但想激发的情感不是献身，也不是无私，而是巴基斯坦的嫉妒。这面三色旗长36米、宽24米，飘扬在一根高110米的旗杆上（不知道弗洛伊德会有何感想）。就算是从巴基斯坦的大城市拉合尔（Lahore），也能看到这面国旗。但很不幸，强风一次又一次把这面国旗撕裂，而为了国家的骄傲，又得一次又一次地缝合，这给印度纳税人造成了庞大的负担。究竟为什么，印度政府要把资源拿来升起巨大的国旗，而不是在德里的贫民窟建造污水处理系统？原因就在于这面国旗可以让印度变得“真实”，而这是污水处理系统做不到的。

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旗所费不赀，反而让仪式更加有效。在所有的仪式中，献祭是最有力的一种，因为虽然世事百态，但痛苦这种感觉最为真实，无法忽视，不容怀疑。想让别人相信某个虚构的故事，就要引诱他们先为此做出牺牲。等到你因为某个故事而承受了痛苦，通常就足以让你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如果你之所以禁食，是因为上帝命令你这么做，那么这种再实际不过的饥饿感，会比任何雕像或画像更能让你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你为国征战而失去双腿，残肢和轮椅会比任何诗词或国歌更令你觉得国家是真实的。先别讲那么伟大的事，就算你只是决定选购某种质量较低的本国商品，而非质量较高的进口商品，也算得上是种小小的牺牲，让你在超市里感觉到自己的国家真是无比真实。

当然，这是一种逻辑谬误。就算你因为信仰上帝或相信国家的概念而受苦，并不能证明就真有上帝或真有国家。或许你只是因为自己太轻信谣言，所以得付出代价？但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承认自己是傻瓜。所以，他们为某种信念牺牲越多，这种信念就会越强烈。这正是牺牲献祭这件事神奇的魔力。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想让我们臣服于神威之下，并不需要给我们什么（无论是雨水、金钱，还是胜利），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取走一些东西。只要我们被说服并做出某些痛苦的牺牲，我们就会被困在这个概念里。

牺牲的概念也适用于商业世界。就算你只花一万多块钱就买到一台二手的菲亚特汽车，可能还是会一直向身边的人抱怨这辆二手车问题多多。但如果你是花了好几百万买下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肯定会对车赞誉有加、四处宣扬，并不见得是真的因为车好，而是因为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必须相信这是全世界最棒的车才行。就算是在爱情里，不管是罗密欧还是有着烦恼的少年维特，都知道如果没有牺牲就不是真爱。牺牲除了能让爱人相信你有多真情，还能让你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在恋爱。你认为女性为什么想要对方为自己戴上钻戒？对方一旦做出如此巨大的经济牺牲，就得说服自己，这一切一定有价值、有意义。

“牺牲自我”这件事不仅对烈士有说服力，就连对旁观者也极具说服力。要不是有那些烈士和殉道者，大概没有多少神明、国家或革命能够得以维系。如果你打算质疑某个宗教戏码、民族主义神话或革命传奇，立刻就会招来责骂：“那么多值得尊敬的殉道者为此献出了生命！你敢说他们的死都没有意义？你以为这些英雄都是笨蛋吗？”

对于什叶派穆斯林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阿舒拉节（Ashura）；当时是“希吉拉”（Hijrah）事件后的58年、穆哈拉姆月（Muharram）的第10天，也就是公历680年的10月10日。那天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邪恶篡位者叶齐德（Yazid）手下的士兵残杀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Ali）等一行人。对于什叶派来说，侯赛因的殉难从此象征着善恶之间、正义与压迫之间永恒的争斗。正如基督徒会一再重演钉十字架的情节，模仿基督的殉难；什叶派也会一再上演阿舒拉节的情节，模仿侯赛因的殉难。在卡尔巴拉，侯赛因殉难处建了一个圣坛，每年都有数百万什叶派教徒前来。而在阿舒拉节当天，全球什叶派教徒都有哀悼仪式，有些时候还会用尖锐的武器鞭打或割伤自己。

然而，阿舒拉节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特定地点，也不局限于特定时间。伊朗前最高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amenei）和许多什叶派领导人，都曾一再告诉追随者：“每天都是阿舒拉节，每地都是卡尔巴拉。”于是，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开始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事情都有了意义，即使再平凡无奇的决定，也可能会影响善恶在这个宇宙间的这场大争斗。如果你竟敢质疑这个故事，就会有人立刻提醒你在卡尔巴拉的事；至于去怀疑或嘲笑侯赛因的殉难，大概会是你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又或者，如果烈士难寻、信众不愿牺牲自己，主持献祭的神职人员也可以接受让他们牺牲别人。譬如，你可以把一个人献给充满复仇之心的巴力（Ba’al）神；可以把一个异端分子绑在柱上点燃，以荣耀耶稣；把一个淫妇处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一旦你这么做，牺牲献祭这件事所发挥的魔力会稍有不同。先前，如果你因某个故事之名给自己造成痛苦，你的选择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但如果你是因某个故事之名给别人造成痛苦，你的选择则是：“我要么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要么就是个残忍无情的坏蛋。”而因为我们既不想承认自己是傻瓜，也不想承认自己是坏蛋，只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1839年3月，在伊朗的马什哈德（Mashhad）市，一位犹太妇女患了皮肤病，一个江湖医生告诉她，解方就是杀一条狗，再用狗血洗手。马什哈德是个神圣的什叶派城市，而不巧那位妇女就是在神圣的阿舒拉节进行这项吓人的治疗。有些什叶派教徒看到了，相信（或声称相信）这位妇女之所以杀了这条狗，是在嘲讽卡尔巴拉殉难。发生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亵渎行径，消息很快传遍了马什哈德的大街小巷。在当地伊玛目的怂恿下，一群愤怒的暴徒冲入犹太区，焚烧犹太会堂，当场屠杀36名犹太人。至于所有幸存的马什哈德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立刻改信伊斯兰教，或是被杀。虽然发生此等可耻之事，但是几乎无损马什哈德作为“伊朗圣城”的美名。

说到人类献祭，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在迦南或阿兹特克的神庙里举行的诡异恐怖的仪式，而且一般认为在一神论之后，就没有这种可怕的做法了。但实际上，一神论所引发的人类献祭，比起大多数多神论引发的规模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以神之名杀害的人数，远多于以巴力神或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    之名杀害的人。在西班牙征服者禁止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所有人类献祭仪式的时候，宗主国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还在大批大批烧死异端分子。

牺牲的操作形式各异、规模大小不一，不一定都要有祭司挥着刀、现场血流成河。举例来说，在犹太教安息日（Sabbath，意为“静止”或“休息”）这神圣的日子，不得劳动或旅行。安息日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持续到星期六的日落结束，在此期间，正统派犹太教徒几乎不从事任何劳作，甚至从厕所的卷筒撕下卫生纸也不行。（关于这一点，有些最富学识的拉比已经有过一些讨论，结论认为撕卫生纸确实触犯了安息日的禁忌，因此虔诚的犹太人如果要在安息日擦屁股，可得先撕好卫生纸准备着。）

在以色列，虔诚的犹太人常常想逼迫世俗的犹太人甚至完全的无神论者一起遵守这些禁忌。由于正统派通常在以色列政治中握有权力，所以多年来也成功通过许多法律，禁止在安息日从事各种活动。虽然他们无法禁止在安息日开私家车，却成功禁止了公共交通车辆上路。于是，这项遍及全国的宗教献祭仪式，主要冲击到的就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劳工阶层的民众，星期六是他们一周之内唯一可以自由旅行、拜访远方亲友和造访旅游景点的一天。如果是个有钱的祖母，要开着全新的车到另一个城镇探望孙辈并不成问题；但如果是个贫穷的祖母，没了公交车或火车，便寸步难行。

靠着这样为难千千万万个国民，各宗教团体得以证明并巩固它们对犹太教坚定不移的信仰。虽然没有流血，却仍旧牺牲了许多人的幸福。如果犹太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却让祖母无法探望孙辈、贫穷的学生无法去海滩玩，这就是一种残忍、一种无情。虽然如此，宗教团体仍然告诉世界，也告诉自己，说它们真的相信这套犹太教的故事。什么？它们怎么可能毫无理由、单纯以伤人为乐呢？

有了牺牲，不仅能增强你对故事的信心，还常常能替代你对它的所有其他义务。人类绝大多数伟大的故事，都规定了一些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有多少基督徒真的能切实遵守十诫，从不说谎或贪恋别人的东西？又有多少佛教徒真能抵达“无我”的境界？

既然无法真正实现理想，人们只好用牺牲作为弥补。一个印度教徒可能逃税成性、偶尔嫖妓并且虐待年迈的双亲，但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因为他赞成在阿尤德亚（Ayodhya）将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拆毁的举动，甚至还捐了钱，支持在原地盖起印度教的庙宇。一如古代，就算到了21世纪，人类追求意义的时候往往造成一连串的牺牲。

身份认同的组合

古埃及人、迦南人和希腊人做出牺牲的时候，还懂得要有避险措施。他们有许多神灵可供选择，就算有一个不灵，还有许多其他神灵可以期待。所以，他们早上拜太阳神，中午拜大地女神，晚上则拜各种精灵和恶魔。但就算如此，情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人们相信的任何神祇或事物，不管是耶和华、玛门（Mammon），还是国家、革命，都并不完整，满是漏洞，充满矛盾。正因为如此，人类很少把所有的信念都投注在单一的故事上，而是有个“信念组合”，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故事、几个不同的身份认同，可以配合需求任意切换。几乎所有的社会和运动，都有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形。

以典型的“茶党”支持者为例，这种人可以一边坚决反对政府福利政策，一边坚定支持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还说自己虔诚地信仰耶稣基督。耶稣难道不是比较热衷帮助穷人，而不是把自己搞得全副武装吗？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彼此格格不入，但人脑就是好像有许多抽屉和隔间，而且有些神经元好像也不会经常彼此聊天。同样，你也可以找到许多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一边相信未来会出现革命，一边相信应该做出明智的投资。就算原本是在讨论现在的财富分配如何不公平，他们也可以轻轻松松忽然转向讨论他们在华尔街的投资表现。

人几乎不可能只有一种身份。人不会单纯只是穆斯林，单纯只是意大利人，或者单纯只是资本家。然而，时不时就会出现某种狂热的信条，坚称所有人只该相信某个故事、只能有某个身份认同。在最近的几个世代当中，法西斯主义大概是其中最狂热的信条代表。法西斯主义坚持认为，除了民族主义故事，人们不应该相信任何其他故事，除了国家认同，也不该有任何其他身份认同。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者都是法西斯分子，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虽然非常相信自己国家的故事，也很强调自己独特的优点，以及自己国家必须承担的独特义务，但还是承认世界上不是只有自己这个国家。就算我是个忠诚的意大利人，对意大利负有独特的义务，但还是可以有其他身份，例如同时是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丈夫、父亲、科学家、素食者，而每一种身份也分别有要承担的义务。有些时候，不同的身份认同会把我向不同的方向拉扯，不同的义务也会相互冲突。然而，谁说生活是件简单的事呢？

至于法西斯主义，起因就在于其民族主义想要否定所有其他身份和义务，好让自己更好过。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确切意义，近来出现许多混淆，好像只要是自己不喜欢的任何对象，都可以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一来，这个词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被滥用的通用词语。那么，这个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简言之，民族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独一无二，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不同于一般；而法西斯主义告诉我的，是我的国家比别人的更优越，而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应该排挤掉其他一切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都不应该超越我的国家的利益。就算我的国家会给远方土地上几百万个陌生人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换得的利益微不足道，我还是该无条件地支持我的国家，否则我就是个卑鄙的叛徒。我的国家要我杀几百万人，我就该杀几百万人。我的国家要我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我就该背叛真相、背叛美的事物。

法西斯主义怎么判断艺术？法西斯主义怎么知道一部电影是好还是坏？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标准。电影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好电影，不符合国家利益，就是一部坏电影。法西斯主义怎么决定学校该教孩子什么？一样的标准：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该教。真相？那不重要。

这种国家崇拜对人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让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最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大屠杀事件，就代表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带来的骇人结果。很遗憾，现在要批评法西斯主义究竟有何不好，常常成效不彰，原因在于只把法西斯主义讲得像头恐怖的怪兽，却没提法西斯主义有何诱人之处。于是，今天有些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念头。民众只会想：“人家说法西斯主义是丑陋的，但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这么美，怎么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呢？”

这也有些类似好莱坞电影里描绘坏人时所犯的错：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指环王》里的索伦，还是《星球大战》里的黑武士达斯·维德，总是丑陋又凶恶，就连对自己最忠心的支持者也是一派残暴阴险。每次看这些电影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跟着伏地魔这种讨人厌的怪胎？

真实世界中的邪恶不见得是丑陋的，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美丽。关于这一点，基督教比好莱坞专业多了，所以在基督教的艺术传统中，常常把撒旦描绘得高大英俊。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难以抵抗法西斯主义。如果看着一面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反映出的景象绝不丑陋。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看到的就是德国真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如果现在的俄罗斯人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就会看到俄罗斯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以色列人看着法西斯主义的镜子，就会看到以色列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接着，他们就会想要加入这个美丽的国家，迷失自我也在所不惜。

“法西斯主义”（fas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fascis”，意为“一捆棍子”。讲到世界史上可能最凶残、最致命的意识形态，“一捆棍子”这个形象听起来实在太不起眼，但这里有个深刻而又邪恶的意义：一根棍子很脆弱，轻松就能折断，但如果把许多棍子捆成“一捆棍子”（法西斯），就几乎不可能被折断。这意味着虽然个人力量微小，但只要聚成群体，力量就极为强大。因此，法西斯主义相信集体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并要求任何一根棍子都不得破坏集体的统一。

当然，到底该把哪些人算是“一捆棍子”，绝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为什么要把意大利当成我所属的一捆棍子？为什么不是我的家庭、佛罗伦萨这个城市、托斯卡尼这个省、整个欧洲大陆，或者干脆把全人类当成一捆棍子？有些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我确实对我的家庭、佛罗伦萨、欧洲和全人类有义务，同时也对意大利有一份不同于一般的义务。反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要求只能对意大利绝对忠诚。

虽然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党尽了最大努力，但大多数意大利人还是没那么愿意把意大利的重要性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在德国，纳粹的宣传机器做得更为彻底，可是就连希特勒也没能让国民心中只有法西斯，忘却其他所有故事。就算是在纳粹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除了官方故事之外，人民也还是会有些备用故事。情况在1945年变得再明显不过。有人可能会以为，经过12年纳粹洗脑，可能会有许多德国人无法适应战后的生活。毕竟他们曾把所有的信念只投注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故事中，但现在这个故事崩溃了，该如何是好？然而，大多数德国人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在他们的脑海某处，还留有这个世界的其他故事，希特勒举枪自尽没多久，在柏林、汉堡和慕尼黑的许多人就已经接受了新的身份认同，也为人生找到了新的意义。

确实，纳粹大约有20%的区长（gauleiter，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州长）、10%的将军决定自尽，但这也代表有80%的区长、90%的将军非常乐意继续活下去。至于绝大多数领有党证的纳粹党员，甚至盖世太保的成员，都既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后来成了很好的农夫、教师、医生或保险代理人。

而且，就算是自杀，也不见得真的代表完全只承认单一故事。2015年11月1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巴黎发动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余人死亡。“伊斯兰国”表示，这些攻击是为了报复法国空军轰炸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成员，并要求法国未来不得再进行此类轰炸。同时“伊斯兰国”也宣称，被法国空军炸死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殉教者，已经在天堂享有永恒的幸福。

这里有些事没有道理。如果那些遭法军空袭而死的殉教者都上了天堂，为什么要复仇呢？复的到底是什么仇？把人送上天堂吗？如果听说你的好兄弟买彩票中了100万美元，难道你会去自杀式攻击彩票投注站，说要复仇？那么，为什么法国空军让你的几个弟兄拿到去天堂的单程机票，你却要气呼呼的呢？而且，如果你真的让法国不再继续空袭叙利亚，能上天堂的穆斯林不就少了吗？这样岂不更糟？

所以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伊斯兰国”那些激进分子并不真正相信殉教者能上天堂。所以，当有人被炸死的时候，他们才会如此生气。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全身绑满炸弹、把自己炸成碎片？很有可能，答案就是他们同时坚信着两个根本互相矛盾的故事，但对于其中的不一致却浑然不觉。就像前面说过的，就是有些神经元彼此不经常聊天。

法军在2015年空袭“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据点，但早在8个世纪前，有另一支法国军队曾入侵中东，后人称之为“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在路易九世的领导下，这批十字军希望征服尼罗河河谷，把埃及变成基督教的堡垒，但在曼苏拉战役（Battle of Mansoura）中被击败，多半遭到俘虏。其中一名十字军骑士庄卫勒（Jean de Joinville）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势已去、众人决定投降之时，一位部下说：“我无法同意投降，我建议大家接受被处决，这样我们都会上天堂。”庄卫勒也把结果简单地一语带过：“没人听他的。”

庄卫勒并未解释到底大家为何拒绝。毕竟，这些人之所以离开在法国舒适的城堡，远征中东进行漫长又危险的冒险，主要原因不就是相信有个永恒的救赎吗？当时，距离天堂永恒的幸福就只差那么一小步，为什么他们忽然宁愿被穆斯林抓起来？显然，虽然十字军热切相信救赎与天堂，但到了真相大白的一刻，还是得想想该在哪边下注。

赫尔辛格的超市

在历史上，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时相信好几个故事，但也从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一个故事完全是真理。对大多数宗教来说，这样的不确定性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多半会强调“相信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而“怀疑信仰”则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罪；简直就像在说，就算你没有证据也愿意相信，这实在是件好事。然而，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情况有所不同了。相信信仰看起来越来越像让人当精神上的奴隶，而怀疑信仰则成了自由的前提。

1599—1602年，莎士比亚写下他那个版本的《狮子王》（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与辛巴不同的地方，在于哈姆雷特并未完成他的生命循环，直到最后仍然充满怀疑和矛盾，并未找出人生的意义，也从来没有下定决心到底是该生存还是该毁灭。在这方面，哈姆雷特可以说是典型的现代主角。现代并未推翻否认过去继承的诸多故事，反而简直像开了间故事超市。现代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尝试这些故事，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以选择和组合。

有些人受不了有这么多的自由和不确定。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就对这种充满可疑思想的超市做出激烈回应，程度甚至超越过去传统宗教要求信众绝对相信信仰的要求。然而，大多数现代人都爱超市。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不知道该相信哪个故事，该怎么办，就把“做选择”这件事给神圣化吧。想象自己站在超市的过道，拥有权力和自由，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检查眼前的种种产品，然后……画面停止。就这样，演到这里就好，赶紧上片尾工作人员字幕吧。

根据自由主义的神话，只要你在这个大超市里站的时间够长，自由迟早会为你带来顿悟，让你想出人生的真正意义。超市所陈列的所有故事都在骗你，人生的意义绝不是现成的产品，除了我自己之外，绝没有什么神圣的脚本能够为我的人生赋予意义。是我自己，通过自由选择和自己的感觉，为一切赋予意义。

乔治·卢卡斯有一部表现平平的奇幻电影《风云际会》（Willow），主人公威洛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矮人，但梦想成为伟大的魔法师，掌握存在的秘密。某一天，有一位这样的魔法师经过他所在的村子，想找学徒。威洛和另外两个矮人上前应征，魔法师提出一项简单的测验。他举起右手，伸出五指，用一种像尤达大师的声音问道：“控制世界的力量在哪根手指？”三个矮人各挑了一根，但都挑错了。尽管如此，魔法师注意到威洛选择的时候有些迟疑，便问他：“我伸出手指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想选哪一根？”威洛回答：“听起来很蠢，其实我想选自己的手指。”魔法师得意地说：“啊哈！那正是正确答案！你只是对自己缺乏信心罢了。”对于这个重要教训，自由主义神话总是一再重复，不厌其烦。

是人类自己的手指，写下了《圣经》、《古兰经》和《吠陀经》，也是我们的心灵，让这些故事拥有了力量。当然，这些都是很美的故事；但所谓的美，是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耶路撒冷、麦加、瓦拉纳西（Varanasi）和菩提伽耶（Bodh Gaya）都是圣地，但这些地方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去的人觉得神圣。宇宙其实就是一群原子组成的大杂烩，本身并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东西原本就是美丽、神圣或性感的，是人的感觉让它变得如此。红苹果如此诱人，粪便如此恶心，也只是出于人的感觉。如果不考虑人的感觉，一切都只是一堆分子而已。

我们都希望，如果能在某些关于宇宙的现成故事里找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就能找到自己的意义，但如果根据自由主义对世界的解释，事实却正好相反。不是宇宙给我意义，而是我为宇宙赋予意义。这正是我在宇宙里的任务，没有什么固定的命运或正道。如果我发现自己扮演的是辛巴或阿朱那的角色，也可以选择为王位而战，但这不是必须的，我还是可以加入巡回马戏团、去百老汇唱音乐剧，或者去硅谷创立一家公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创自己的正道。

所以，与其他的故事一样，自由主义故事也以“创造”作为开端。根据自由主义，创造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而我就是创造者。那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通过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去创造意义。任何事物只要限制了人类自由地去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的能力，就会限制宇宙的意义。所以，最高的理想就是有摆脱这些限制的自由。

实际上，相信这套自由主义故事的人信守两条诫命：一是创造，二是争取自由。创造的表现，可以是写首诗、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发明一个新的应用程序，也可以是发现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至于争取自由的表现，可以是用任何行为让人得以摆脱社会、生物和实体的限制，例如向残忍的独裁者示威抗议、教女孩读书识字、找到癌症的治疗方法，或者打造宇宙飞船。在自由主义的万神殿里，既会有推动黑人乘车权利的罗莎·帕克斯，也会有画家毕加索，旁边还有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与莱特兄弟并肩而坐。

理论上，这听起来实在是令人兴奋、意义深远。但很遗憾，人类的自由和创造力也不是这套自由主义故事所想象的那样。就目前的科学所知，人类的选择和创造力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魔法，单纯就是几十亿个神经元交换生化信号后的产物。

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让我追求表达自我、实现自我的自由。然而，“自我”和自由都只是从古代童话借来的妄想。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概念有些混淆不清。当然，人类有意志、有欲望，有时候也能自由地满足欲望。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但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人类有“选择欲望的自由”，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并没有自由意志。

如果我在性的方面喜欢男性，或许可以自由实现我的种种幻想，但并无法自由选择去喜欢女性。有些情况下，我可能会选择抑制我的性冲动，甚至尝试性取向扭转治疗；然而这种想要改变性取向的欲望是由神经元强加于我的，可能来自文化和宗教偏见。为什么某个人可能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羞耻，希望改变，而另一个人虽然有同样的性取向，却没有半点羞耻，还想让大家都知道？有人会说，是前者的宗教情感比后者强烈。然而宗教情感的强弱，难道是件可以自由选择的事吗？同样，人可以选择每周日都去教堂，有意识地增强自己的宗教情感；但为什么有人会希望变得更加虔诚，也有人很乐意继续相信无神论？这一切可能有许多文化和基因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没有任何原因是出于“自由意志”。

不只是性欲望，所有的欲望、感受和想法都是如此。让我们以你脑中跳出的下一个想法为例。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是你自由地选择要想到这个想法，然后才想到的吗？当然不是。人类自我探索的过程是从简单的事开始的，然后越来越难。一开始，我们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外在的世界，比如没办法控制什么时候下雨。接着，我们发现自己身体里的事也没办法控制，比如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血压。再后来，我们发现就连大脑也无法控制，比如我并没告诉神经元什么时候要发出信号。到头来我们就该认清，我们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无法控制对欲望的反应。

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不再那么执迷于自己的意见、感受和欲望。虽然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但可以稍微挣脱意志的暴政。人类通常太重视自己的欲望，想要依据自己的欲望来控制并塑造整个世界。人类为了满足欲望，飞向月球，掀起世界大战，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欲望并非出于什么神奇的自由选择，不过就是生化程序的产物（并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样非个人所能控制），或许就不会如此执迷。比较好的做法是设法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智，了解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每次脑子里浮现什么奇思妙想，就急着想要实现。

想要了解自己，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承认“自我”也是个虚构的故事，会通过心智思维的复杂机制，不断制造、更新和重写。我脑中有个讲故事的人，会解释我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以及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政府在解释近来的政治动荡，这位脑中的叙事者总是一再犯错，但很少承认。一如政府用旗帜、画像和游行来建立国家神话，我内心的宣传机器也会用珍贵的记忆、宝贵的创伤建立起个人神话，但这些记忆与创伤往往并不等同于真相。

在脸谱网和Instagram（一款图片分享应用程序）的时代，这个神话的制作过程有一部分已经从人脑外包到计算机上，比以前变得清楚可见。看到有人花上无数小时，不断打造并修饰一个完美的在线自我，为自己的创造而深深着迷，并误以为那就是自己，这一切令人赞叹，但也令人惊骇。原本全家出门度假，道路拥堵至极，路上小吵不停，中间几度冷战，但最后都化成网络上美丽的全景照、完美的晚餐照和一张张笑脸；我们真正的经历，有99%都不会成为这些自我故事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自我的理想故事常常是视觉的，而实际的体验却是肉体的。在理想故事里，我们会从心里或计算机屏幕上观察某个场景。看着自己站在热带海滩上，身后有蔚蓝的大海，脸上有迷人的笑容，一手举着鸡尾酒，另一手搂着情人的腰——好一派天堂景象。但这幅图片没显示的，是有讨厌的蚊虫正在你腿上叮咬，喝了馊掉的鱼汤而腹中正在翻搅，假笑令你下巴僵掉，你们可能5分钟前才刚刚大吵一架。要是能体会照片里的人当下真正的感受，真不知道会有多妙。

因此，如果你真想了解自己，并不该相信你的社交账号，或者内心告诉你的那个故事，而是要观察身体和心智的实际流动。你会发现，种种想法、情绪和欲望的来去没有理由，也由不得你命令，就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吹乱了你的头发。你既不是风，也不是你体验到的那些想法、情绪和欲望，当然更不是你心中以事后之明整理消毒过的那些故事。你只是经历了这一切，既无法控制，也不能拥有，你更不等同于这一切。当人类问“我是谁”的时候，希望能得到一个故事作为答案。其实，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并不是一个故事。

没有故事

自由主义跨出激进的一步，否定了其他所有的宇宙大戏，但又在人的心里重新打造一出戏：正因为宇宙没有情节，所以要由人类来创造情节，这正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人生的意义。早在自由主义兴起的几千年前，古代佛教还更进一步，不仅否定所有宇宙大戏，就连人类心里的这一出也加以否定。在古代佛教看来，宇宙没有意义，而人的感觉也同样没有意义，并不属于什么伟大的宇宙故事，不过就是短暂的振荡，没有理由地来去。这就是事实，接受吧。

《广林奥义书》写道：“马头为黎明，眼睛为太阳……四肢为季节，关节为月份和两周，马蹄为日夜，马骨为星星，血肉为云朵。”相较之下，佛教经典《大念处经》（Mahasatipatthana Sutta）则说比丘和比丘尼在禅修时，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看到的是“于此身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泪、皮脂、唾、涕、关节液、尿。如是，比丘安住于身……于是‘有身’之念现起”。而在这里的发、骨、尿所讲的并无任何其他延伸意义，只不过就是讲出事实。

这部经用了许多篇幅来解释，比丘和比丘尼在身体或心中观照到什么，其实就是什么。所以，禅修而观照自己的呼吸，“出息长时，了知：我出息长；入息长时，了知：我入息长。出息短时，了知：我出息短；入息短时，了知：我入息短”。呼吸得长，并不代表季节，呼吸得短，也不代表每天。一切只是身体的振动。

根据佛教的说法，宇宙有三个基本现实：一切事物都会不断改变（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的本质（诸法无我），没有什么能永远令人满意（诸漏皆苦）。就算你能够探索银河系、探索你的身体、探索你的心智，即使你探索得再远，也无法找到永不改变的东西、永恒固定的本质，更无法得到永远的满足。

人类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常常就是因为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总觉得在某个地方会有永恒的本质，而只要自己能找到，就能永远心满意足。这种永恒的本质有时称为上帝，有时称为国家，有时称为灵魂，有时称为真实的自我，有时则称为真爱；而人如果对此越执着，最后找不到的时候也就越失望、越痛苦。更糟糕的是，人越执着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人、团体或机构妨碍自己去追寻这些重要目标，所生出的仇恨心也越大。

根据佛教的说法，生命本来就没有意义，所以人类也不用去创造任何意义。人只要知道一切本来就没有意义，就能不再依恋，不再追求空的事物，于是得到解脱。所以，人如果问：“我该做什么？”佛会说：“什么都不要做。”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在做些什么。肉体层面或许还有可能什么都不做（毕竟我们可以闭着眼睛静坐几个小时），但在精神层面，我们总是忙着创造各种故事和身份，在脑中进行各种战争并赢得胜利。真正的不做什么，是要连心灵也休息，什么都不去创造。

不幸的是，就连这样，也很容易变成一套英雄故事。就算你只是闭眼静坐，观照自己的呼吸气息，也很可能开始构建一套关于呼吸的故事。“现在我的呼吸有些勉强，如果再平静一些，就能变得更健康”，或是“我只要继续观照自己的呼吸，什么都不做，最后就能开悟，成为全世界最聪明、最快乐的人”。接着这种故事就开始扩大，变得不仅要从自己的执着中解放自己，还想说服别人也跟着做。自己接受了生命没有意义之后，开始觉得这个概念实在太重要，于是有些事情就变得很有意义，比如要把这个概念告诉其他人，要与不相信这个概念的人争论，要好好教教那些怀疑的人，要捐钱修建寺庙。如此一来，连“没有故事”都很容易成了另一个故事。

佛教历史就有许多例子，让我们看到就算这些人相信虚无短暂、知道该放下执着，还是可能争吵着该怎么治理国家、某座建筑物该归谁所有，甚至只是争吵某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相信有个永恒的神，而为了他的荣耀，你与他人展开斗争，这件事虽然不幸，却不难理解；然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虚无，却又因此和他人展开斗争，这就实在太奇怪了——但这对人性来说也实属正常。

18世纪时，缅甸和邻国暹罗的王朝都以自己对佛陀的忠诚为荣，也都以保护佛教信仰取得其正统性。两国的国王都会捐助寺庙，修建佛塔，每周听高僧讲经及告诫他们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尽管如此，两国仍然激烈对立。1767年4月7日，缅甸国王辛标信（Hsinbyushin）的军队经过漫长的围城，终于攻下暹罗首都，残杀百姓、奸淫掳掠，很有可能也在各处醉酒狂欢了一番。接着，他们放火烧毁了大半个首都，宫殿、寺庙和佛塔都未能幸免，再掳回几千名奴隶，带走大量的黄金宝石，扬长归国。

并不是说辛标信轻视自己的佛教信仰。这场大胜的7年之后，辛标信还沿着伊洛瓦底江出巡，沿途参拜各个重要的佛塔寺庙，祈求庇佑军队赢得更多胜利。而辛标信抵达仰光后，更是重建并扩建了全缅甸最神圣的建筑物：大金寺（Shwedagon Pagoda）。接着，他用与自己同重的黄金为扩建的大金寺贴上金箔，并在佛塔顶端再加一座金色尖顶，镶嵌宝石（可能是从暹罗掠夺而来）。他也利用这个场合，处决了从勃固（Pegu）王国俘虏来的国王两兄弟和儿子。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甚至还异想天开，将佛教教义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全部结合起来。日本的激进佛教思想家如井上日召、北一辉、田中智学等人认为，想让人不再执着于利己，就该让人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天皇，斩除所有个人思想，并对国家完全忠诚。这种想法催生了许多超民族主义的组织，其中还出现一个有军方支持的狂热团体，意图以暗杀活动推翻日本的保守政治系统，遭暗杀的名单包括前财务大臣、三井财阀的总负责人，最后还包括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这一切让日本加速向军事独裁迈进。等到日本正式开战，佛教僧侣和禅宗大师也鼓吹要无私服从国家权威，并慷慨为国捐躯。相较之下，佛教教义虽然也有慈悲和非暴力，但在某种程度上遭到遗忘，而且对日军后来在南京、马尼拉或汉城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没发挥什么作用。

今天，缅甸佛教的人权记录是全球倒数，而在缅甸带头推动反伊斯兰运动的，就是一位佛教僧人阿欣·乌伊拉杜（Ashin Wirathu）。他声称自己只是希望保护缅甸和佛教，免受伊斯兰极端主义阴谋染指，但他的布道和文章极尽煽动，甚至连脸谱网也在2018年2月删除了他的粉丝专页，理由是禁止仇恨言论。

如果你期待全球近80亿人都开始固定冥想禅修，于是世界和平、全球和睦，那么机会大概小之又小。观察自己的真相就是如此困难！而且，就算能成功地让大多数人开始尝试冥想禅修，很多人还是会迅速把观照到的各种真相加以扭曲，变成各种善恶对立、邪不干正的故事，找到各种开战的借口。

现实的考验

虽然一切大故事都是由人类心智虚构出来的，但也无须感到绝望。毕竟，现实仍然存在。虽然我们并没有在什么虚构的宇宙大戏里扮演任何角色，但我们又何必扮演任何角色呢？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如何摆脱痛苦”。等到我们放下所有虚构的故事，对事物的观察就能远比过去清晰，而如果我们能真正了解关于自己、关于世界的真相，什么都无法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悲伤。当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人类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靠创造和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但也因此，人类特别拙于判断虚构和现实的差异。毕竟我们要无视两者的差异，才能得以生存，过于计较，就会受苦。因为，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痛苦。

面对某个动人的故事，如果想判断这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要问的关键问题就是故事主角是否可能受苦。举例来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一个波兰的故事，你就要想想波兰是否会受苦。波兰浪漫主义诗人暨革命家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把波兰称为“诸国的基督”。波兰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几十年之后，1830年曾一度起义，但遭到俄国残酷镇压，而密茨凯维奇就在1832年写道，波兰所遭受的巨大苦痛，正是为了全人类所做的牺牲，相当于基督的牺牲，而且波兰也必然如基督一般从死里复活。

在一个著名的段落，密茨凯维奇写道：

波兰（对欧洲人民）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因为我就是自由。”但各国国王听到这句话，心中惊恐万分，将波兰国钉上十字架、埋进坟墓里，高喊：“我们已经杀死了自由并将它埋葬。”但这些呼喊是愚蠢的……波兰国并未死去……到了第三天，灵魂就会回到身体；国家将会再次崛起，让欧洲所有人民摆脱奴役。

一个国家真的能受苦吗？国家真有眼睛、双手、五感、情意、情欲吗？如果你拿刀刺向国家，国家会流血吗？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如果国家打了败仗、割让了某个省份，甚至无法维持独立，仍然不会感觉到任何痛苦、悲伤或其他哀痛，因为国家没有身体、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等等。事实上，“国家”只是个隐喻。只是在某些人的想象中，波兰才是个能够受苦的实体。波兰之所以有各种感受，是因为人类把身体借给了它；不仅加入波兰军队作为士兵，更用肉身体现着这个国家的悲喜。1831年5月，波兰在奥斯特罗文卡（Ostrołęka）战败的消息传到华沙，是人类的胃因为哀痛而痉挛，人类的心因为悲伤而剧痛，人类的眼中泪水满溢。

当然，这一切并不代表俄国入侵是合理的，也不会有损波兰独立建国、决定本国法律和习俗的权利。但这确实表示波兰国的故事绝不是事实，因为所谓的波兰究竟存不存在，全凭人类脑中的想象。

相较之下，让我们看看华沙一名女子的命运。这名女子遭到入侵俄军抢劫、强奸。波兰国的受苦只是种隐喻，但这名女子受到的痛苦再真实不过。至于使她受到这些痛苦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出于各种虚构的人类信念，例如俄国民族主义、基督教东正教、要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主义，鼓动着俄国的政客与士兵。但不论原因是否虚构，造成的痛苦都是100%真实。

所以，只要政客的话语开始掺杂一些神秘的语词，就该提高警惕。面对真实的痛苦，这些人可能会用某些空泛难解的表达来加以包装，作为申辩。其中有四个词要特别小心：牺牲、永恒、纯净、恢复。只要听到其中任何一个，心中就该警铃大作。如果领导人常常说“他们的牺牲，将能恢复我们这个永恒国家的纯净”之类的话，你就该知道自己问题大了。想要维持理智，就要记得把这些空话转回现实：有士兵痛苦地哭泣，有妇女遭到殴打和残虐，有儿童恐惧地颤抖。

所以，如果真想知道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自己的身份，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开始观察痛苦、探索痛苦的本质。

答案永远不会是一个故事。

1. [193]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12), 34–5.

2. [194]Ibid., 35.

3. [195]Raoul Wootlif, ‘Netanyahu Welcomes Envoy Friedman to “Jerusalem, Our Eternal Capital”’, Times of Israel, 16 May 2017,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welcomes-envoy-friedman-to-jerusalem-our-eternal-capital/,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Peter Beaumont, ‘Israeli Minister’s Jerusalem Dress Proves Controversial in Cannes’, Guardian, 18 Ma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y/18/israeli-minister-miri-regev-jerusalem-dress-controversialcannes,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Lahav Harkov, ‘New 80–Majority Jerusalem Bill Has Loophole Enabling City to Be Divided’, Jerusalem Post, 2 January 2018, 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Right-wing-coalition-passes-law-allowing-Jerusalem-to-be-divided-522627, accessed 12 January 2018.

4. [196]K.P.Schroder and Robert Connon Smith, ‘Distant Future of the Sun and Earth Revisited’,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386:1 (2008), 155–63.

5. [197]参见：Roy A.Rappaport,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raham Harvey, Ritual and Religious Belief: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6. [198]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但也有其他版本，参见：Leslie K.Arnovick, Written Reliquar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250, n.30.

7. [199]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3), 235.

8. [200]Xinzhong Yao,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0–9.

9. [201]‘Flag Code of India, 2002’,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http://pib.nic.in/feature/feyr2002/fapr2002/f030420021.html, accessed 13 August 2017.

10. [202]http://pib.nic.in/feature/feyr2002/fapr2002/f030420021.html.

11. [203]https://www.thenews.com.pk/latest/195493-Heres-why-Indias-tallest-flag-cannot-be-hoisted-at-Pakistan-border.

12. [204]Stephen C.Poulson, Social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Iran: Culture,Ideology and Mobilizing Framework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44.

13. [205]Houman Sharshar (ed.), The Jews of Iran: The History, Religion and Culture of a Community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52–5; Houman M.Sarshar, Jewish Communities of Iran (New York: Encyclopedia Iranica Foundation, 2011), 158–60.

14. [206]Gersion Appel, The Concise Code of Jewish Law, 2nd edn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91), 191.

15. [207]参见：Robert O.Paxton, The Anatomy of Fasc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5).

16. [208]Richard Griffiths, Fascism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33.

17. [209]Christian Goeschel, Suicide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210]‘Paris attacks: What happened on the night’, BBC, 9 December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4818994, accessed 13 August 2017;Anna Cara, ‘ISIS expresses fury over French airstrikes in Syria; France says they will continue’, CTV News, 14 November 2015, http://www.ctvnews.ca/world/isis-expresses-fury-over-french-airstrikes-in-syria-france-says-they-willcontinue-1.2658642, accessed 13 August 2017.

19. [211]Jean de Joinville, The Life of Saint Louis in M.R.B.Shaw (ed.),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London: Penguin, 1963), 243; Jean de Joinville, Vie de saint Louis,ed.Jacques Monfrin (Paris, 1995), ch.319, p.156.

20. [212]Ray Williams, ‘How Facebook Can Amplify Low Self-Esteem/Narcissism/Anxiety’, Psychology Today, 20 May 2014,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wired-success/201405/how-facebook-can-amplify-low-selfesteemnarcissismanxiety, accessed 17 August 2017.

21. [213]Mahasatipatthana Sutta, ch.2, section 1, ed.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Igatpuri: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2006), 12–13.

22. [214]Ibid., 5.

23. [215]G.E.Harvey, History of Bur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0 March 1824(London: Frank Cass & Co.Ltd, 1925), 252–60.

24. [216]Brian Daizen Victoria, Zen at Wa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Buruma, Inventing Japan,op.cit.;Stephen S.Large, ‘Nationalist Extremism in Early Showa Japan: Inoue Nissho and the “Blood-Pledge Corps Incident”,1932’, Modern Asian Studies 35:3 (2001), 533–64; W.L.King, Zen and the Wayof the Sword: Arming the Samurai Psych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Danny Orbach, ‘A Japanese prophet: eschatology and epistemology in the thought of Kita Ikki’, Japan Forum 23:3 (2011), 339–61.

25. [217]‘Facebook removes Myanmar monk’s page for “inflammatory posts” about Muslims’, Scroll.in, 27 February 2018, https://amp.scroll.in/article/870245/facebook-removes-myanmar-monks-page-for-inflammatory-posts-aboutmuslims, accessed 4 March 2018; Marella Oppenheim, ‘“It only takes one terrorist”: The Buddhist monk who reviles Myanmar’s Muslims’, Guardian, 12 Ma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7/may/12/only-takes-one-terrorist-buddhist-monk-reviles-myanmar-muslims-rohingyarefugees-ashin-wirathu, accessed 4 March 2018.

26. [218]Jerzy Lukowski and Hubert Zawadzki,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3.

27. [1] 碳基生命，指以碳元素为有机物质基础的生物。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编者注

28. [2]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战神，墨西加人的部落神，铁诺奇蒂兰城的主神。——编者注

第21  章

重新认识自己：人类心智的奥秘

为了公平起见，在批评了这么多的故事、宗教和意识形态之后，我也得剖析一下自己：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怀疑一切的人，每天醒来还是可以如此开心。对于这件事我本来有点迟疑，因为一方面不想太过自我放纵，一方面也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让人误以为这套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人。毕竟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基因、神经元、个人经历和心中的“正道”绝不可能和别人一样。然而，如果读者至少可以知道我是用怎样的观点来看世界，知道我的视界和写作受了怎样的影响，或许是好事一桩。

我在青少年时期有许多烦恼，心静不下来，觉得整个世界莫名其妙，对于人生的种种大问题也都找不到答案。特别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诸多苦痛充斥着整个世界，充斥着我的生活，也不知道自己对此可以做些什么。不论是身边的人或是读到的书，讲的都是一些精心虚构的故事：关于神和天堂的宗教神话，关于祖国和历史使命的民族主义，关于爱情和冒险的浪漫神话，还有那套说着经济增长、消费能让我开心的资本主义神话。虽然我当时已经能够意识到这一切可能都是虚构的，但还是不知道怎样找出真相。

等到上了大学，原以为到了可以找出答案的好地方，但后来我很失望。学术世界有各种强大的工具，可以解构人类过去创造的所有神话，但还是无法针对人生的重大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相反，它要我把目光越缩越窄。到最后，我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时的研究主题是中世纪士兵的自传文本。出于喜好，我读了许多哲学书籍，也做过多次哲学辩论；虽然这能为智识带来无穷乐趣，却几乎无法提供任何真正的见解。这实在太叫人沮丧了。

到最后，我的好朋友罗恩建议我试试放下书本几天，也别动脑子做什么讨论，而是去上个内观（Vipassana，这是古印度巴利文，意为“内省”）禅修课程。我原本以为这大概就是什么新世纪（New Age）的玩意儿，而且也实在不想再听另一个神话，于是就拒绝了他的好意。但经过他一年的循循善诱，我在2000年4月参加了为期10天的内观禅修。以前我对禅修所知极少，以为这肯定牵扯了各种复杂神秘的理论，没想到禅修教学竟如此注重实际。当时，戈恩卡（S. N. Goenka）老师指导学生盘腿坐下闭上眼睛，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气息如何进出鼻孔。他一直提醒我们：“什么都别做，别去控制呼吸，也不要想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呼吸。只要观察现在的状况，不管状况如何。吸气的时候，你只是意识到，这股气进来了；呼气的时候，你只是意识到，这股气出去了。而等你不再专注，思绪开始在回忆和幻想中游荡的时候，你只是意识到：现在我的思绪不在呼吸上了。”这是别人跟我说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人会问些人生大问题，他们并不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吸气、什么时候呼气，而只是想知道人死之后会怎样。然而，人生真正的谜并不是发生在死后，而是在生前。想懂“死”，就得先懂“生”。

有人会问：“我死的时候，是完全消失吗？会去天堂吗？还是会在新的身体内重生？”这些问题背后的假设，是认为有个“我”从生到死都不会改变，于是想知道“死后这个不变的我会如何”。然而，真的有个“我”是从生到死都不会改变吗？身体随时都在变化，大脑随时都在变化，心智也随时都在变化。你观察自己观察得越仔细，就越会发现，就算只是从这一秒到下一秒，也没有什么是不变的。这样说来，人的一生如何连续统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不懂得“生”，当然也就没有机会懂得“死”。只要知道什么叫作连续统一，关于死亡的大问题也会有明确的答案。

有人说：“人从出生到死亡，灵魂一直不变，所以算是完整的一生。”但这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你真的看到过灵魂吗？我们不用到死的那一刻，也知道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只要了解自己在这个瞬间的结束、下个瞬间的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能知道在死亡的那个瞬间会发生什么事。只要好好观察自己如何完成一次呼吸，你就能理解这一切。

我从观察自己呼吸所学到的第一件事是：虽然我读了那么多书，在大学上了那么多课，但对自己的心智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根本没什么办法控制心智。无论我怎么努力，还是会想到别的事情，专心观察气息如何进出鼻孔的时间怎样也撑不过10秒。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我人生的主宰，是我个人品牌的首席执行官，但禅修不过短短几小时，就足以证明我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的能力。我非但不是首席执行官，就连当个看门的也不太够格。虽然我只是站在自己身体的大门（鼻孔）旁，观察一下有什么进来、有什么出去，但没一会儿我就擅离职守了。那真的是一次让我大开眼界的经历。

随着课程进行下去，学生除了要观察自己的呼吸，还要观察整个身体的感觉。这里说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幸福或狂喜，而是最普通、最一般的感觉，比如冷热、压力、疼痛等。内观技巧背后的道理，是认为心智的流动与身体的感觉密切相关。我和这个世界之间隔着的是身体的感觉。我真正反应的对象不是外界事件，而是自己身体的感觉。某种感觉不愉快，我的反应就是“厌恶”；某种感觉愉快，我的反应就是“想要更多”。即使我们以为自己的反应针对的是别人做的某件事（例如特朗普的最新推文）或是遥远的童年记忆，事实上我们做出的反应也是自己最直接的身体感觉。如果有人侮辱我们的国家或神，真正让我们难受的是胃部灼热、心头就像被捏住的感觉。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任何感觉，但我们的身体真的能够感觉到痛苦。

想知道“愤怒”究竟是什么吗？只要在自己生气的时候，观察自己身体上出现而最后消失的那些感觉。我第一次参加禅修是在24岁，在那之前大概已经生过一万次气，但从来没想到要观察自己愤怒时的真实感觉。每次生气，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愤怒的对象身上（某人的行为或言辞），而不是愤怒的真实感觉。

我认为，经过观察各种感觉的10天，我对自己和整个人类的了解可能要超过我先前所学。而且做到这点，无须接受任何故事、理论或神话，只要观察真正的现实就行了。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各种痛苦最深层的来源，就在于自己的心智。如果有什么是我想得却不可得，心智的反应就是产生痛苦。痛苦并非外部世界的客观情形，而是自己心智产生的心理反应。了解这一点就是跨出了第一步，让人不再产生痛苦。

自2000年第一次参加禅修之后，我每天都会冥想两个小时，每年也会参加一两个月的禅修课程。这不是逃离现实，而是接触现实。因为这样一来，我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能真正观察现实，另外22个小时则是被电子邮件、推文和可爱的小狗短片淹没。如果不是凭借禅修带给我的专注力和清晰的眼界，我不可能写出《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至少对我而言，冥想与科学研究并不冲突。特别是要了解人类心智的时候，冥想就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

大脑与心智的奥秘

科学之所以很难解开心智的奥秘，很大程度是因为缺少有效的工具。包括科学家在内，许多人都把心智与大脑混为一谈，但两者其实非常不同。大脑是由神经元、突触和生化物质组成的实体网络组织，心智则是痛苦、愉快、爱和愤怒等主观体验的流动。生物学家认为是大脑产生了心智，是数十亿神经元的生化反应产生了爱和痛苦之类的体验。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完全无法解释心智是如何从大脑里出现的。为什么数十亿神经元以某种模式发射电子信号，我会感觉到疼痛，而以另一种模式发射，我会感觉到爱？对此我们毫无头绪。所以，就算心智确实是在大脑中出现，至少在目前，研究心智和研究大脑仍然完全是两回事。

依靠显微镜、脑部扫描仪和运算能力强大的计算机，大脑研究正突飞猛进。然而，利用这些设备我们并不能看到心智。这些设备能让我们监测大脑中的生化和电子活动，但无法让我们碰触到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主观体验。时至2018年，我唯一能够直接接触的仍然只有自己的心智。如果想知道其他人有何体验，只能根据各种二手资料，但这其中会有各种局限和歪曲。

当然，我们可以收集关于许多人的二手资料，再用统计方法找出重复出现的模式。利用这些方法，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不仅比过去更了解心智，而且改善甚至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然而，光靠二手资料还是不能完成突破。科学上如果想研究某个特定现象，最好能够直接观察。比如，虽然人类学家大量使用二手数据，但如果真想了解萨摩亚（Samoa）文化，迟早还是得打包行李，亲自走一趟。

光是到了萨摩亚还不够。如果只是当背包客去萨摩亚旅行、写写博客，并不算是人类学科学研究，因为绝大多数背包客并不具备必要的研究工具，也未受过必要的研究训练。很多时候，他们的观察漫无章法，而且带有偏见。想成为值得信赖的人类学家，就得学习如何摆脱先入为主的想法和偏见，用系统的客观方式观察人类文化。这就是人类学专业要教的内容，也是拉近不同文化的距离，人类学家的角色会如此重要的原因。

然而，有关心智的科学研究很少遵照这种人类学的模式。人类学家常常是亲身前往遥远的岛屿和神秘的国度，再回来报告自己的访查结果；研究心智的学者却很少这样亲身前往心智的国度。原因在于，我们唯一能直接观察到的只有自己的心智。不带偏见地观察萨摩亚文化已经是件难事，想要客观观察自己的心智则更为困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今日的人类学家已经拥有许多强大的研究程序，用来做到客观观察。但相较之下，研究心智的学者虽然也有许多工具可以用来收集和分析二手资料，但要直接观察人类的心智，根本就是隔靴搔痒。

我们既然没有直接观察心智的现代方法，不妨尝试一下前现代化文化发展出的一些工具。有些古代文化对于心智研究早有关注，而且依靠的不是二手数据，而是有系统地训练如何观察自己的心智。过去发展出的这些方法，现在都归在“冥想”这一大类。虽然现在讲到冥想，常常是与宗教和神秘主义有关，但原则上，冥想就是直接观察自己心智的另一种方法。确实，许多宗教都在广泛应用各种冥想的技巧，但并不代表冥想就一定与宗教有关。这就像许多宗教也会广泛读书，但并不代表读书就是一种宗教习俗。

几千年来，人类已经发展出几百种冥想技巧，原则和效果也各不相同。我自己只试过“内观”这一种，因此也只有资格谈谈这一种。和许多其他冥想技巧一样，内观据说也是由佛陀在古印度发现的。几个世纪以来，许多理论和故事都号称源自佛陀，但往往并无根据。即使不相信这些故事，也不影响冥想。教我内观的戈恩卡老师，走的就是非常实际的路线，他会不断告诉学生：观察心智的时候，必须抛开所有二手信息、宗教教条和哲学猜想，一心专注于自己的体验和真正遇到的各种现实。每天都有许多学生去找他，希望得到指引、得到问题的解答。他房间门口写着：“不要讨论理论或哲学，请把问题集中在与你实际修行相关的事情上。”

所谓实际修行，就是要运用系统、持续及客观的方式，观察身体的感觉以及心智对这些感觉的反应，据此找出心智的基本模式。有些人会用冥想来追求幸福和狂喜之类的特殊体验。但事实上，意识是宇宙最大的谜团，就算是冷热或痒麻之类最一般的感觉，也和心醉神迷或宇宙合一之类的感觉同样神秘。内观禅修者都会被告诫，千万不要想追求什么特殊的体验，而是要专注于了解自己心智的真实状况，不论这个状况为何。

近年来，研究心智和大脑的学者对于冥想技巧越来越感兴趣，但多半只是间接使用这种工具。一般来说，科学家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自己冥想，而是请有经验的冥想者来到实验室，在他们的头上接上电极感应，再请他们开始冥想，科学家来观察冥想所产生的大脑活动。虽然这也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大脑的有趣信息，但如果实验目标是要了解心智，就抓错了重点。这种做法，就像是想要通过观察石头来了解物质结构，一个人本来是用放大镜来观察，而你给他一台显微镜，并告诉他说：“试试这个，可以让你看得更清楚。”他接过显微镜之后，拿起自己信赖已久的放大镜，开始仔细观察这台显微镜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冥想就是一种工具，让你直接观察自己的心智，如果不是自己去冥想，而是观察别人冥想时的脑电活动，其实并没有真正发挥冥想的潜力。

当然，我绝不是在建议放弃现有的大脑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冥想并不能代替这些工具，而是可以当作辅助工具。这有点像是工程师打算挖隧道打通一座大山，为什么只从一边挖呢？如果能同时从两边开挖，不是更好？如果大脑和心智确实同为一体，这两条隧道迟早都会连通。如果大脑和心智并非一体，那么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心智，而不是一心只研究大脑。

有些大学和实验室已经开始将冥想作为研究工具，而不只是大脑研究的观察对象。但这个过程才刚起步，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需要研究人员投入大量心力。认真的冥想需要严格的纪律，如果你想尝试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感觉，就会立刻注意到原来心智是如此不受控制、没有耐心。即使你专注于观察某种相对明显的感觉（例如呼吸时气息进出鼻孔），常常也只能专注几秒，接着就会分心，心智开始游荡于各种念头、回忆和梦想之中。

显微镜失焦的时候，只要转动调节手柄，就能调整焦距。就算是调节手柄有问题，也能找技师来修理。但如果心智失焦，就没有这么简单的解决办法了。我们通常需要大量的训练，才能冷静下来，让心智集中，接着才能开始系统客观地观察自己。或许在未来，只要服用一颗药丸，我们就能立刻达到专注。然而，如果冥想的目的是探索心智，而不只是集中心智，选用这种快捷方式就可能适得其反。虽然药物可能让我们极为警醒和专注，却也会妨碍我们观察到心智完整的层面。毕竟就算在今天，看一部拍得好的惊悚片，也能让人轻松集中心智。但心智在这种时候就是专注在电影上，无法观察自己的状态。

然而，即使现在没有技术工具可以依赖，也不代表我们就该放弃研究心智。我们可以学学人类学家、动物学家和航天员。人类学家和动物学家会在遥远的岛屿待上好几年，面对各式各样的疾病和危险。航天员也得花费好几年来接受艰苦的训练，好为危险的太空探索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愿意为了解异国文化、未知物种和遥远的星球付出这么多的心力，或许为了了解心智，也该付出同等的心力。而且，在算法为我们做出所有决定之前，人类最好尽快了解自己的心智。

观察自己从来不是件简单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难度还可能越来越大。历史上，人类为自己创造了种种复杂的故事，我们认识真正的自己变得越来越难。这些故事的本意，是让许多人团结起来、集合力量、维持社会和谐。这些故事，满足了几十亿人的温饱，使他们不至于互相残杀。人类观察自己的时候，常常发现的就是这些现成的故事。过去会认为开放式、不预设答案的探寻实在过于危险，有可能让整个社会秩序崩塌。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发生了两件事。第一，过去的燧石刀已经发展成现在的核武器，社会秩序崩塌的可能性更高。第二，过去洞穴里的壁画已经发展成现在的电视广播，要迷惑大众也变得更容易。在不远的未来，算法就可能为这一切发展画下句点，人类将再也无法观察到真正的自己，而是由算法为人类决定我们是谁、该知道关于自己的哪些事。

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还有选择。只要努力，我们还是能了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模样。但如果真要把握这个机会，最好从现在开始。

1. [219]www.dhamma.org.

2. [220]Britta K.Hölzel et al., ‘How Does Mindfulness Meditation Work? Proposing Mechanisms of Action from a Conceptual and Neural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6 (2011), 537–59; Adam Moore and Peter Malinowski, ‘Meditation, Mindfulness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8:1 (2009), 176–86; Alberto Chiesa, Raffaella Calati and Alessandro Serretti, ‘Does Mindfulness Training Improve Cognitive Abil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Neuropsychological Finding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1:3 (2011), 449–64; Antoine Lutz et al., ‘Attention Regulation and Monitoring in Medit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2:4 (2008), 163–9; Richard J.Davidson et al., ‘Alterations in Brain and Immune Function Produced by Mindfulness Medita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5:4 (2003), 564–70; Fadel Zeidan et al., ‘Mindfulness Meditation Improves Cognition: Evidence of Brief Mental Training’,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9:2 (2010), 597–605.

致谢

我要在此感谢所有帮助我写作，或是帮助我懂得取舍的人。

感谢米夏尔·沙维特（Michal Shavit），她是我在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的发行人，她最先提出了这本书的想法，也指引我完成了这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也要感谢整个企鹅兰登书屋团队的努力和支持。

感谢戴维·米尔纳（David Milner），一如往常，他展现了绝佳的编辑功力。有时候，我只要想想他可能会怎么说，就会写得更加投入。

感谢苏珊娜·迪安（Suzanne Dean），她是我在企鹅兰登书屋的创意总监，也是本书书封设计的幕后天才。

感谢普里那·盖德赫（Preena Gadher）和Riot Communications公关公司的同事，策划了精彩的公关活动。

感谢Spiegel＆Grau出版社的辛迪·施皮格尔（Cindy Spiegel），感谢她提供的意见，帮我处理北美洲的事情。

感谢全球各大洲（南极洲除外）出版本书的所有出版社，感谢它们的信任、用心和专业。

感谢我的研究助理伊詹·谢勒（Idan Sherer），他检查核对了从古代犹太教堂到人工智能的所有信息。

感谢什穆埃尔·罗斯纳（Shmuel Rosner）不断给我支持和好的建议。

感谢伊加尔·波罗乔夫斯基（Yigal Borochovsky）和萨莱伊·阿哈罗尼（Sarai Aharoni）阅读我的手稿，投入大量心力来纠正我的错误，为我注入了新的观点。

感谢丹尼·奥尔巴赫（Danny Orbach）、乌里·萨巴克（Uri Sabach）、约拉姆·尤瓦尔（Yoram Yovell）和罗恩·梅罗姆（Ron Merom），对神风特攻队、监视、心理学和算法提出了宝贵的见解。

感谢我投入的团队：伊多·阿亚尔（Ido Ayal）、玛雅·奥尔巴赫（Maya Orbach）、纳马·沃腾伯格（Naama Wartenburg）和艾罗娜·阿里尔（Eilona Ariel），他们花了好多天来处理我的电子邮件轰炸。

感谢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关爱。

感谢我的母亲普尼娜（Pnina）、岳母哈娜（Hannah），她们愿意花时间陪我。

感谢我的另一半兼经纪人伊茨克（Itzik），如果没有他，这一切都不可能成真。我只知道怎么写书，其他一切都是他的功劳。

最后，感谢我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愿意花时间，对我的书感兴趣，给出批评。如果一本书放在书架上没人去读，怎么可能产生影响力？

*

正如序里所指出的，这本书其实是在我与公众的对话过程中写成的，许多章节是针对读者、记者和同事提出的问题而撰写的。某些部分曾以论文或文章的形式发表过，这让我有机会听取意见、打磨观点。这些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或文章包括：

‘If We Know Meat Is Murder, Why Is It so Hard for us to Change and Become Moral?’, Haaretz, 21 June 2012.

‘The Theatre of Terror’, Guardian, 31 January 2015.

‘Judaism Is Not a Major Player in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Haaretz,31 July 2016.

‘Yuval Noah Harari on Big Data, Google and the End of Free Will’,FT.com, 26 August 2016.

‘Isis is as much an offshoot of our global civilisation as Google’,Guardian, 9 September 2016.

‘Salvation by Algorithm: God, Technology and New 21st Century Religion’, New Statesman, 9 September 2016.

‘Does Trump’s Rise Mean Liberalism’s End?’, New Yorker, 7 October 2016.

‘Yuval Noah Harari Challenges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Facebook’,Financial Times, 23 March 2017.

‘Humankind: The Post-Truth Species’, Bloomberg.com, 13 April 2017.

‘People Have Limited Knowledge.What’s the Remedy? Nobody Knows’,New York Times, 18 April 2017.

‘The Meaning of Life in a World Without Work’, Guardian, 8 May 2017.

‘In Big Data vs.Bach, Computers Might Win’, Bloomberg View, 13 May 2017.

‘Are We About to Witness the Most Unequal Societies in History?’,Guardian, 24 May 2017.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s Neither Universal Nor Basic’, Bloomberg View, 4 June 2017.

‘Why It’s No Longer Possible For Any Country to Win a War’, Time.com, 23 June 2017.

‘The Age of Disorder: Why Technology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Humankind’, New Statesman, 25 July 2017.

‘Reboot for the AI Revolution’, Nature News,17 October 2017.

Table of Contents

人类简史

第一部分 认知革命

第一章 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第二章 知善恶树

第三章 亚当和夏娃的一天

第四章 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

第二部分 农业革命

第五章 史上最大骗局

第六章 盖起金字塔

第七章 记忆过载

第八章 历史从无正义

第三部分 人类的融合统一

第九章 历史的方向

第十章 金钱的味道

第十一章 帝国的愿景

第十二章 宗教的法则

第十三章 成功的秘密

第四部分 科学革命

第十四章 发现自己的无知

第十五章 科学与帝国的联姻

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教条

第十七章 工业的巨轮

第十八章 一场永远的革命

第十九章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第二十章 智人末日

未来简史

第1章 人类的新议题

生物贫穷线

看不见的舰队

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死亡的末日

幸福快乐的权利

地球的神

可以请哪位踩个刹车吗？

知识的矛盾

一段关于草坪的历史

第一幕中出现的一把枪

第一部分 智人征服世界

第2章 人类世

蛇的孩子

祖先的需求

生物也是算法

农业交易

五百年孤寂

第3章 人类的特殊之处

谁怕达尔文？

为什么股票交易所没有意识？

生命的等式

实验室大鼠的抑郁生活

有自我意识的黑猩猩

聪明的马

革命万岁！

在色情与暴力之外

意义的网

大同世界

第二部分 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

第4章 说书人

纸上的生活

神圣的经文

但这就是有用

第5章 一对冤家

细菌和恶魔

如果遇见佛陀

伪造上帝

表1 《君士坦丁赠礼》的内容组成部分

表2 《利未记》中故事的内容组成部分

神圣教条

猎巫行动

第6章 与“现代”的契约

银行家与吸血蝙蝠有何不同？

奇迹般的大饼

方舟综合征

毫无意义的竞赛追逐

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

向内心探寻

踏上绿野仙踪的黄砖路

战争的真相

人文主义的分裂

贝多芬比查克·贝里更高级吗？

宗教的人文战争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第三部分 智人失去控制权

第8章 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

我是谁

生命的意义

第9章 大分离

无用的阶级

87%的可能性

从先知到君主

不平等的再升级

第10章 意识的海洋

心智的差距

我闻到恐惧的气味

宇宙依凭的钉子

第11章 信数据得永生

所有的权力都去了哪儿？

概括历史

信息渴求自由

记录、上传、分享！

认识你自己

数据流里的一片涟漪

图片来源

致谢

版权页

今日简史

扉页

序

第一部分 科技颠覆

第1章 理想的幻灭：从旧故事到新故事

第2章 就业：等你长大，可能没有工作

第3章 自由：数据霸权与社会公平

第4章 平等：谁该拥有数据

第二部分 政治挑战

第5章 社群：人类身体的价值

第6章 文明：世界的大同

第7章 民族主义：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

第8章 宗教：神祇只是为国家服务

第9章 文化认同：开放与宽容

第三部分 绝望与希望

第10章 恐怖主义：切忌反应过度

第11章 战争：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

第12章 谦逊：地球不是绕着你转

第13章 神：不要妄称神的名

第四部分 真相

第14章 世俗主义：面对你的不完美

第15章 无知：你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少

第16章 正义：人类的道德困境

第17章 后真相时代：谎言万世永存

第18章 未来不是科幻小说：无法逃离的母体

第五部分 生存下去

第19章 教育：改变是唯一不变的事

第20章 意义：人生不是虚构的故事

第21章 重新认识自己：人类心智的奥秘

致谢